高新科技企业税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高新科技企业税收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高新科技企业税收范文第1篇
一、引言
科技创新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党的十报告也明确指出现阶段“科技创新能力不强”，这要求我??着力自主创新，充分释放科技创新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国内外相关研究均表明税收政策是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有效手段之一，目前我国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主要体现在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方面，近年来科技税收政策在支持自主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高新技术企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利用税收政策提高其自主创新能力至关重要，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行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在系统性、针对性、优惠环节、优惠方式、激励力度和操作性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完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税收激励体系和税收优惠政策梳理
（一）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税收激励体系。我国立法机关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税收激励体系主要涵盖以下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法律，其中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层次为法规，其中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增值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等；第三层次为全国部门规章，内容众多，诸如《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国税发[2008]116号）、《关于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0]111号）、《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11]4号）、《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75号）等；第四层次为各省、市政府制定的地方性规章。
（二）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梳理。目前，促进自主创新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所得税优惠和流转税优惠两方面。
1.流转税优惠政策。流转税优惠涵盖了软件、动漫、集成电路、重大技术装备、IT、医药产品、科研设备、科技企业孵化器等，比如，对投资用于科学研究、科学实验以及教学的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免征增值税；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的软件产品或者将进口软件产品加工后再对外销售的，按17%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实际增值税负超过3%的部分即征即退，而且企业将退还的增值税用于研发新产品和扩大再生产的，不纳入企业应税收入，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等。
2.所得税优惠政策。所得税优惠则涉及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个税种，其中所得税优惠政策大体包含以下8个方面：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享受减免税；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的相关优惠；技术转让收入减免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加速折旧和超额扣除；环保节能企业的优惠政策，以及创业投资者的税收优惠政策等，其中具体政策不一一而具。
对高新技术企业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主要表现在：科研机构、高等学校转化职务科技成果，高新技术企业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奖励职工个人的，获奖人在取得股份、出资比例时，可以暂时不缴纳个人所得税，此后取得分红或者转让股权取得的所得，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三、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我国已实施了多种科技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开展研发活动，这些优惠政策或多或少地减轻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税负，降低了企业研发活动的成本，提升了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但这些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在制定和实施中依然存在不少问题。
（一）科技税收政策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由前文的陈述可以看出我国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的颁布主要是以暂行条例、通知、补充说明等“打补丁”形式，政出多门，缺乏全面、系统法律法规，且法律级次较低。法规出台仓促，政策简单罗列，缺乏总体规划，优惠政策散见于各税种之间，不统一且缺乏长期稳定性，加大了企业执行难度。此外，科技税收政策激励目标针对性不强，优惠针对对象为高新技术企业而非具体的科研项目，容易导致企业滥用税收政策或者因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而享受不到优惠，增加企业寻租的空间，进而影响税收优惠的实际效果，达不到促进企业形成较强的自我创新机制和提高创新能力的目的。
（二）税收优惠环节和优惠方式选择不合理。科技税收优惠侧重于自主创新成功的企业终端环节，发挥的是“锦上添花”的作用，对于当前技术创新最为艰难的研发起步阶段，特别是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企业孵化器、技术研究开发这些重要环节缺乏有力的税收支持，未能发挥积极有效的“雪中送炭”作用，所以对于引导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效用有限。此外，税收优惠方式的选择也不尽合理，我国目前主要使用定期减免、设定优惠区域、针对企业的税率式优惠等直接优惠手段，而在加计扣除、加速折旧、特别准备金、税收还贷和延期纳税等间接优惠方面动力不足，直接优惠影响企业的收益，间接优惠影响企业的成本。这种直接优惠为主间接优惠为辅的方式很可能导致企业为了享受税收优惠而“创新”，为了享受优惠税率而“伪高新”，这一局面对于引导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三）科技税收政策对人的激励力度不足。科技创新，人是第一要素。长期以来，我国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对研发人员的创新发明、技术入股、技术成果转让、高科技人才研发费用扣除等方面一直激励不足甚至缺失，且个人所得税的减免基本集中在院士、特聘教授、外籍专家以及获得省级以上政府奖金津贴的科技人员，认定条件狭窄且门槛较高，普通研发人员难以惠及。企业所得税政策中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人力成本的优惠较于国外水平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总体而言，现行科技税收政策中相关制度尚未充分体现对人力资本的足够补偿和有效激励，对人力资本激励措施存在着缺陷与不足，缺乏完善的对科技人才的税收激励机制。
（四）科技优惠政策操作复杂且缺少有效后续管理机制。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审批链条较长，标准高，适用范围较窄，纳税人很难准确评估和利用，申请和办理程序繁琐、手续复杂，等待时间较长，许多设计很好的激励政策落实较难，政策红利无法凸显。此外，受到人力资源、自身技术水平等的限制，在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的继续管理方面，税务及相关管理机关存在核实不及时、认定不规范等问题。总体而言，科技税收政策缺乏具体的操作细节、操作规程要求以及后续有效的管理机制。
四、完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
针对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的科技税收激励政策中存在的不足，通过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本国国情，提出了以下改进和完善我国税收激励政策的建议。
（一）完善科技税收法律体系，建立“普惠性”税收激励机制。统筹不同税种之间的法规，建立系统规范的科技税收优惠体系。比如制定《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活动促进法》，以“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为一级项目，“高新技术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为二级项目、“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为三级项目的、层次分明的税收优惠政策法案，增强相关法制的全面性和权威性。
调整税收优惠政策的定位，建立“普惠性”税收激励机制。综合考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不同税种优惠的要求，以高新技术项目或行为为优惠对象，明确其可享受优惠的范围，即“以产业优惠为导向，以项目优惠为主”。此外，制定分担研发风险的税收激励政策，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从研发到最终进入市场各环节的“一条龙”税收激励体系，从项目开发直至最后市场化，且可以消除税收法律、法规之间的重复问题，增强科技税收法规的系统性和稳定性。
（二）扩大间接优惠范围，加大间接优惠力度。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应以间接优惠为主，直接优惠为辅。间接优惠具有较好的政策引导性，有利于形成“政策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有效优惠机制，因此国外大部分国家都采用了包括加计扣除、加速折旧、税收递延、税收饶让、提取风险准备金等间接手段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政府推行的利于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间接优惠方式应该考虑如下因素：利于企业设备投入和资金收回的折旧政策，利于企业科研经费投入的税前抵扣政策以及技术开发基金政策。对当前已经存在的政策我们要加大政策作用力度，扩展优惠范围，延长优惠时间；对于我国还未建立的税收政策，我们要根据国情具体分析，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优惠政策。这种转变，将显著加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的投入，加快企业生产设备的更新换代，显著提高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
（三）降低企业研发人力成本，优化人力资本税收激励制度。加大企业所得税对企业研发人力成本的优惠力度，降低企业研发人力成本。应当提高职工教育经费扣除比例，以鼓励企业对自主创新人才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对符合条件的创新性技术人员的工资，允许全额扣除，并鼓励企业设立科研奖励基金，以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加大研发活动的人力投入，激励企业增加研发人员的数量和支出金额，鼓励短期内还不能盈利的企业利用该政策开展研发活动。
完善个人所得税对创新性人才的税收优惠政策，优化人力资本税收激励制度。建议政府采取降低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人员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放宽这部分人员的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对个人技术成果转让所得、提供技术服务所得以及获得的科技奖励等给予个人所得税的减税或免税优惠等激励措施，以调动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另外，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科技人员个人的有关奖励，予以免征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鼓励和提高各类科技开发人才参与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高新科技企业税收范文第2篇
关键词：长沙 高新区 人力资源管理 外包
一、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
1990年，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和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题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文章，首次提出了“外包”（outsourciing）这个词汇，英文直译为“外部寻源”，指企业整合利用外部最优秀的专业化资源，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发挥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增强企业对环境的应变能力的一种管理模式。其核心思想是：企业在内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仅保留其最具竞争优势的业务，而将其他业务委托给比自己更具成本优势和专业知识的企业。根据外包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属于bpo中的企业内部管理数据库服务。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企业招聘人员规模、地域范围不断扩大，企业一方面希望能够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生产管理效率；另一方面，对内部人力资源管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主要是由于不同的地方在劳动合同关系、保险等很多政策方面有着巨大差异性，单纯依靠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不可能完全处理，特别是现在很多企业在中国各地甚至国外都有分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着巨大挑战。因此，人力资源管理这个原本属于企业内部的管理部门，被切割出来成为一门专业的生意。人力资源管理外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人力资源管理外包就是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将与人力资源管理有关的业务有选择性的外包给有更优资质的以从事人力资源管理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型公司，以达到优化成本，提高效率，激发企业的核心业务，使企业具有更强大的竞争力的目的。
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概念及使命
高新技术开发区是指我国在一些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建立的发展高新技术的产业开发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智力密集和开放环境条件为依托，主要依靠国内的科技和经济实力，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科技资源、资金和管理手段，通过实施高新技术产业的优惠政策和各项改革措施，实现软硬环境的局部优化，最大限度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建立起来的集中区域。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中国经济和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有效途径。
三、长沙高新区的具体情况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建于1988年10月，1991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为首批27个国家级高新区之一。经过多年发展，长沙高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105个国家级高新区中排名16位，综合创新能力名列第9位，在中部11个国家级高新区中综合经济实力名列第2位，连续7次被评为全国先进高新区。2009年以来，长沙高新区先后获批国家级首批9个创新型科技园区之一，国家三个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高新区之一，国家15个科技服务体系试点园区之一和湖南省首个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目前，长沙高新区已成为长株潭两型社会和长沙创新型城市建设核心区。
“十一五”期间，园区基本保持技工贸总收入三年翻一番、财税收入两年翻一番的发展速度。截止2012年底，入园企业共5000多家。2012年长沙高新区最新财报显示，麓谷全年技工贸总收入达到1760亿元，同比增长16%；规模工业总产值达到1238亿元，同比增长13%；财政总收入突破60亿元，同比增长20%；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0.88亿元，同比增长21%。“十一五”期间，长沙高新区各主导产业规模工业产值最高保持了50%以上的增长，累计完成高新技术总产值2855亿元，实现利税332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到690亿元，占全市90%以上，全省30%以上。
四、长沙高新区企业实行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的条件分析
1.高新区的使命决定了企业必须降低成本。国家兴建高新区的目的是为了让部分企业在财政、税收的优惠措施下，能够集
优势资源，甩掉包袱，在某一项目或领域取得突破性的成功，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对于高新区的任何一家企业来说，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都是他们必须具备的部门，但是相关的人力资源管理的业务却并非他们所擅长，如果动用企业太多的资源保障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运行则会得不偿失。反之，如果企业将部分不熟悉的人力资源管理业务实施外包，一方面能够保障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高效运行，由专业的人员做专业的事；另一方面在外包公司选择得当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节约成本，尤其在外包市场成熟的地方，这样企业能够集中优势资源发展自己的核心业务。
2.高新科技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实施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的必然行。高新区的企业群主要由高新科技企业组成，管委会只提供政策方面的扶持，具体的业务还需要由企业自己解决，高新科技企业面临的环境是资源有限，时间有限，市场变化快，创新压力大，企业只有在短期、高效的情况下迅速打破常规，项目获得决定性的突破，企业才能生存与发展，否则会被迅速淘汰。而人力资源管理部分业务的外包，一方面能减少常规业务对企业精力的消耗，使企业能够集中精力办好某一件事；另一方面为企业的发展提供高效的人力资源支持，毕竟，今天的人力资源部门已经是企业战略实现不可或缺的环节。
3.区域集中是发展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的可行性条件。第一，高新区企业群数量庞大，就以长沙高新区来说，截止2012年底，入园企业达到5000家，这样大的企业群，人力资源管理的常规业务量必然是庞大的，在这样的地方实施人力资源外包是有市场的；第二，企业办公地点相对集中，都聚集于政府划定的相对范围之内，这一条件为外包商实施外包项目管理提供了便利条件，节约了运营成本，更有利于企业与外包商的沟通交流，有利于企业对外包项目的监督。 4.长沙高新区具有较好的外包氛围与条件。长沙高新区是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核心示范区，服务外包产业起步较早，依托政策、人才、环境和软件产业等各个方面的优势，已经聚集了一批从事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200余家。为提升整体形象、扩大园区影响力，长沙高新区兴建了服务外包示范基地，项目位于长沙高新区麓谷科技新城中心区域，面积约10万平方米，建设成为服务外包产业专业园区，聚集一批从事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主要体现在信息技术外包（ito），及业务流程外包（bpo）方面，在前面的论证中，我们已经提到人力资源管理外包隶属于业务流程外包，这为人力资源外包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
5.人力资源优势。长沙市是中国重点高等教育及科研基地之一，有以“211工程”重点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49所和76家专业培训机构。在2009年度“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最佳排行榜”上，长沙的劳动力素质获得该排行榜“单项冠军”，这也是从2004年到2009年第六次连续获得该项排名第一，而对于高级人才指数的评比，长沙也位居排名第三位，仅次于北京、南京。这样的评比，无论是对于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来说还是对于人力资源外包商来说，都是获得优质人力资源的有效保障。
6.人力资源外包公司与人力资源外包业务量不成正比，发展潜力大。根据外部调查资料结果显示，2008年全球人力资源外包市场规模达到800亿美元，2009年为1134亿美元，从2004年到2009年期间，这个市场年复合增长率为9.6%。此外，欧美企业中大约有60%-80%的企业将人力资源外包，从事人力资源外包的公司仅上市的就有8家，包括知名的adp、paychex等。而中国人力资源外包市场则与欧美差距巨大，规模相对较小，2010年中国的人力资源外包市场市值达到15亿美元，年增长20%。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对人力外包服务的认可，相应需求也日益增长，而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真正进行人力资源外包的还不到10%，未来中国本土的人力资源外包市场必将呈现几何级的增长。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缩影的长沙高新区，目前运营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机构只有长沙高新区人才服务中心，该机构成立于2000年，是隶属于长沙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的事业单位，是湖南省、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批准的人才公共服务机构，是长沙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他所取得的业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如果仅有该公司一家，就想要承揽高新区的5000
0家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常规业务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理的，一方面外包商太少，不利于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只有一家企业，面对如此庞大的企业群只能做很浅层次的工作，不能有效的开发更多专业性的业务，如此则不能对高新科技企业有太大的帮助，不能为其核心业务的发展施加推力。
高新科技企业税收范文第3篇
为促进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刺激企业增加科技投入，国务院也颁布与实施了一些财政税收政策。如在企业所得税方面，规定国务院批准的高科技产业开发区的高科技企业，按15%的税率征税；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两年；同时对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服务于企业的技术成果、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承包所取得的技术收入暂免征所得税；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高新技术产业区的外商投资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按15%的税率征税；从获利年度起，第1—2年免税；减免期满后，仍为先进企业的，可延长3年减半征税。并且，我国的《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和“关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有关财务税收问题的通知”（财工字[1996]41号）中明确规定企业用于技术开发的经费可入成本，增长超过10%时，另加50%税前扣除的优惠。这些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刺激了企业进行科技投入的积极性。但就目前来看，现行优惠政策基本属于税收优惠，体现在税率降低和税额的定期减免，其他相关措施不足，没有形成一系列多角度、多渠道的优惠政策。
一、现行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第一、税收优惠对象选择上不尽科学。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一种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即只是针对高科技产业区、经济开发区。这种做法有悖于平等竞争原则，区内、区外的企业享受的政策优惠差异较大，在同等技术条件下区外企业享受的优惠较少，不利于企业间公平竞争。同时这也给企业避税创造了条件，区内外政策不同导致区内注册、区外经营现象普遍存在，不利于税收征收管理。
第二、现行所得税制在鼓励科技进步方面存在着一些限制性因素。主要表现在直接性优惠过多、间接性优惠不足，特别是内、外资企业适用的两套不同企业所得税制与高科技企业所得税优惠产生交叉，并且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总体上多于内资企业，存在着技术水平相当条件下的内外资企业的非公平竞争问题。
第三、我国流转税体制方面也存着不利于鼓励企业科技进步的因素。由于我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实施“生产型”增值税的两个国家之一（中国与印尼），增值税的进项税额中不得抵扣购进的固定资产价款，这对于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高科技企业而言，是一部分额外的税负，相当于多付了一笔“投资税”，从而影响了企业科技投入和技术改造的进行。另外，由于现代科研的前期投入资金量大，但“无形资产”、“特许权使用费”等不得在进项税额中抵扣，这又进一步加重了企业的税负。
第四、现行税收征管工作的滞后不适应促进高科技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需要。如我国对高科技企业税收征管大多专门设立税务机构进行属地管理，这固然有利于对高新产业区的企业统一管理，但对于其它非产业区的高科技企业而言，则带来了税收征管上的困难。同时税务机关在具体征管过程中把关不够，一些名义上的“高新科技企业”也在科技工业园注册、经营，这实际上只会带来国家税款的流失。因而，对于高科技企业的认定及完善其相关认定标准，是税务机关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国际上科技税收优惠的一般做法
经济发展需要科技支持，为鼓励企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刺激企业增加科技投入，世界各国都采取了相应的税收优惠措施，主要有：
第一、准备金制度（ReserveFundSystem）。所谓准备金，系为减少企业投资风险而设立的资金准备，主要有技术开发准备金、呆帐准备金、退休准备金等。这是税式支出的一种形式，即企业所得中用于一定用途的所得可作为准备金处理而不纳税。这其中以韩国的“技术开发准备金”较为有影响。它规定企业为解决技术开发和创新的资金需要，可按收入总额的3%（技术密集型产业4%，生产资料产业5%）提取技术开发准备金，在投资发生前作为损耗计算。这种做法适用的行业很广，并且该制度对资金使用范围和未用资金的处理有一定的限制：准备金必须有提留之日起3年内使用，主要用于技术开发、引进技术的消化改造、技术信息及技术培训和研究设施等方面。
第二、加速折旧（AcceleratedDepreciation）。即在固定资产使用年限的初期提取较多的折旧，以后逐年减少，税负相对于后期较轻；尽管总税负不变，但相对于“直线法”折旧，企业享有递延纳税的好处，这就相当于给予企业一笔无息贷款。
第三、盈亏相抵（LossCarryoverandCarryback）。系指准许企业以某年度的亏损抵销以后年度的盈利，以减少其以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或者冲抵以前年度的盈余，申请退还以前年度已纳税的部分税款。一般而言，冲抵或抵销前后年度的盈余，都有一定年限。如日本是前1年，后5年；英国则是前3年，后无限。由于现行高科技企业投资风险大、市场变化迅速，这种盈亏相抵的作法有对其有极大的刺激作用。因为企业发生亏损时，其亏损额可以从以前或以后年度的盈余中补偿。因而，这种作法受到一些新兴高科技企业的极大欢迎。
第四、投资抵免（TaxCreditforInvestment）。即对购进生产性固定资产设备的企业，允许其在税前扣除设备价款一定比例的金额，以减轻其税负。这种抵免有利于鼓励企业更新固定资产和进行技术改造。如英国税法规定，企业用于科技开发的资本性支出可以100%从税前的营业收入中扣除，并且购买知识产权和技术秘诀（Know－how）的投资，按递减余额的25%从税前扣除。美国税法也规定，公司可以将当年的研究试验费用“资本化”，通过待摊费用的方式逐年计入成本。这样通过开发费用的税前列支，减少了应纳税所得额，降低了企业的所得税负。
三、对我国科技税收政策的若干建议
我国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应在吸收借鉴国际上的通行作法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直接性优惠与间接性优惠并重；通过完善相应税制，制定以税收、投资、金融为主的多渠道、多角度的优惠措施，使企业充分享受税收优惠，促进企业增加科技投入和进行技术改造。为此，针对前文中提到的有关问题，笔者提出以下若干建议：
首先，科技进步离不开科技投入的支持。没有科技投入的增加，科技进步只能是一句空话。因而要把增加科技投入、加强研究开发作为国家产业发展战略来抓。我国企业投入能力弱、投入水平低、自有投资资金严重不足。发达国家企业R&D投入占整个投入的比例大多为50%—70%，日本为80%，韩国也为80%，而我国企业R&D投入比例不足30%.因而，借鉴国外的“技术准备金”制度，运用政策杠杆，促使企业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是一项具有重要推动和激励作用的政策措施。韩国政府在振兴经济、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广泛采用了这一制度。这一政策取得了极大成功，使韩国经济发展实现了腾飞。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七八十年代的韩国比较相似，因而我们可以吸收借鉴这一做法，规定企业可以从其税前营业收入总额中提取一定比例的技术开发准备金在税前作为损耗计入成本费用列支。同时严格规定这笔资金的使用范围，并规定其在一定年限内使用（3—5年），否则对年限到期仍未使用的准备金，计入企业应税所得，并加收一定利息。这样，促使企业积极使用这笔技术开发准备金，并在规定年限、指定用途内使用，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其次，税收优惠要扩大其范围，特别是向一些高科技中小企业倾斜。因为新兴的高新科技企业在初期一般规模较小、自有资金不足。另外，以前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针对较具规模的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可谓少之又少。因而，可以考虑给技术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一定期间的税收减免。同时也可借鉴国外的风险投资机制，设立“创业板”市场，并对购买高科技企业风险基金的所得减免税款，支持中小企业投资、融资。最近，我国台湾省出台了“促进产业升级条例”，将租税奖励的范围扩大到一般公司和中小企业。其中，列举了一些人才培训支出抵减。建立国际品牌支出抵减等措施。为此，我们可以考虑在如今的知识竞争条件下，对企业的无形资产投入予以一定数额的退税。这样，对于固定资产较少，享受不到加速折旧好处的新兴高科技中小企业而言，无疑打了一针“强心剂”，有利于其壮大发展。
最后，结合我国目前税制存在的问题，可以尝试对有关税种进行改革，这主要有：
1、企业所得税方面。由于所得税不易转嫁，因而可以选择对企业成本费用的扣除标准、范围作出相应规定来实施税收优惠，这可视为一种事前鼓励。针对我国目前企业所得税制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应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适时地取消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措施，在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制中明确对高科技企业的优惠政策。其次，税收优惠要趋向于间接性。直接性优惠主要体现在对凡被认定为高科技企业的，自开办之日起实行“二免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政策。同时可考虑对一些生产水平的高科技企业，在规定的减免期满后，再延长若干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填补我国高新科技空白项目的高新科技企业可实行“五年全免”的税收政策。间接性优惠主要体现在允许企业在税前按期扣除当期营业收入若干比例的费用。可考虑按费用总额的一定比例（中小企业可适当提高）扣除技术及人才开发费用。同时对其购置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按购置价款的一定百分比（国产设备可适当提高）实行加速折旧。另外，考虑到科技开发风险较大、外部性强，对于企业的中间试验费用，可以对其按一定比例在税前列支。这样增强企业进行科研开发的积极性，降低其失败的风险损失。
2、增值税方面。由于现行生产型增值税范围仍未覆盖到全部商品与劳务，加之不少的减免税条款，并不能保证增值税“链条”环环相扣，存在着重复课税因素。因而，我国增值税收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化已是必然的趋势。在此之前，可采取一些过渡性措施，对高科技企业购进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所含税金可作为进项税额扣除，同时可将自行研发或购买的“特许使用费”、“技术转让费”等所含税金按一定比例予以扣除。这样地消除了重复征税因素，有利于企业投资购买专用设备进行技术改造。
高新科技企业税收范文第4篇
关键词：风险投资法；风险投资机构；税收政策法规；激励风险投资
目前国内外比较通用的概念是，向具备发展壮大潜在能力、但仍处于未上市阶段的高新技术企业，以股权参与方式注入资本，并为其提升经营管理方面的服务，从而在被投资企业(风险企业)成长、发展、壮大后，获取资本增值收益的投资方式，本身具有非典型投融资、投资风险大和投资收益高三大特征。风险投资法律制度作为科技法的重要板块之一，充分体现了科技法律制度作为一个新兴独立法律部门的“交叉性、融合性”法律特征。与生物安全、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基因技术、人体器官移植、安乐死、可再生能源等其他科技法律规范相比，风险投资法的交叉性更多地体现在与经济法律制度、商事法律制度千丝万缕的天然联系上，特别是与作为经济法下位法的税收法律制度密不可分。
一、国内外情况概述
从国际国内风险投资法律规范的建立完善历程来看，税收政策法规无一例外都是各国风险投资法律渊源中的关键性内容，这一点从中美英三国的风险投资法律规范体系对税收法规的重视中可见一斑：
（一）中国
我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的前10年，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和促进风险创业投资成长的政策规定，内容主要可以归纳为各类风险投资机构设立、税收优惠、专项引导基金三大类。其中在税收政策规定方面，2003年颁布了“外商投资创业投资公司所得税有关税收问题的意见”，2007年颁布了“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以及2009年颁布的“实施创业投资企业所得优惠问题的通知”等，极大地完善了国内风险投资政策规范的系统构成。
（二）英国
作为世界第三大风险投资业中心，英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实施了促进本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三大措施”，即PTP(税收优惠政策)、LGS(政府贷款担保计划)、BES(企业扩张计划)。其中税收优惠政策是撒切尔政府直接颁布一系列税收减让措施，对公民投资新公司实行税收减免，以鼓励英国风险投资业发展。而企业扩张计划，核心内容也是针对那些注资英国本土的、未能上市的公司的个人投资人，给予所得税抵减优惠，来刺激其初次或不断投资。
（三）美国
20世纪40年代中期，全球首家现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机构ARDC，即“全美研究和开发公司”在马萨诸塞州诞生。美国最早在1958年出台的《小企业投资法》中，就规定“以风险投资为主营业务的小企业投资公司”享受税收优惠。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美国国内两次风险投资运行主体——小企业投资公司的规模大幅波动，都是由税收政策法规的变化引起的。第一次是国家把风险投资的资本利得税税率由29%增至49%，造成市场上风投资金的大幅度锐减少，小企业投资公司从之前超过700余家直降至250家左右；第二次是把资本利得税由49%降回到了28%，1981年进而又下降至20%，掀起了风险投资的。其他如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也概莫能外。而且从美国的案例中还可以看出，税收政策法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风险投资法律关系主体，决定着风投法律关系的活跃度，对风投社会关系发挥着显著的引导、支持、保障作用。
二、关于风险投资税收激励的政策法规
风险投资法律关系主要涵盖三类主体，即风险投资人、风险投资机构、风险企业。其中在风险投资流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风险投资机构”，它同时也是税收激励政策法规指向的纳税和享受减免税的核心主体，所以以下重点围绕涉及风险投资机构的税收法规进行阐述和分析。
（一）基本概念
所谓风险投资机构，是通过向风险投资人募集风险资金并投向风险企业，扶持风险企业成长和扩张，并依约定从风险企业获得高收益的企业。风投机构一般采用“股份有限或有限责任”的公司形式，以及有限合伙企业或信托基金等多种形态。实践里面，公司形式的风投机构主要经营活动是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小巨人”、科技型中小企业，其本质是一类围绕风险投资开展主营业务的非纯金融性、但类金融性的企业。我国大陆地区支持“外商投资企业、民营等非国有企业、自然人以及其他机构，以入股方式投资风险投资公司。而英美和亚洲的韩国等国家的风投机构，则更多地采用有限合伙企业形式。
（二）税收激励政策法规内容
国内还没有制定出台专门调险投资税收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相关税收激励政策法规，主要集中在国务院行政法规，以及科技部、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指导和促进风险投资、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部门规章中。“营改增”前，税种主要涉及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一方面，关于风险投资机构的企业所得税激励政策法规规定。一是风投机构对权益性投资如股息、红利等收益，也就是股权投资的所得，实行免税；二是风投机构通过股权投资方式，投资未上市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且持股两年及以上，该项投资收益缴纳所得税时，按照投资额70%的比例抵扣应当纳税的所得额。另一方面，关于风险投资机构的营业税激励政策法规规定。主要是对于风投机构让渡股权取得的收入，免收营业税。而对风投机构其他业务收入，如提供风险投资管理、对外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咨询等服务收取的服务费等等，则仍然按照5%的营业税率征税。
（三）当前税收激励政策法规的局限性
一是将风险投资机构的主项收入——投资后取得的财产转让收入，也即美国风投法律制度中的“资本利得”，看作成为企业一般性生产和经营活动所得进行企业所得税核算收缴，并没有规定一定比例的税收减免激励。二是像上文提及的那样，国内风投机构的组织构架形式大都采取公司制。公司制下的纳税主体为风险投资企业，风投企业依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后，相关收益计入风险投资。但如果其风险投资人为公司法人，仍需要再次缴纳企业所得税，无疑形成了重复征税，加重了风险投资业的税负。三是关于对中小型高新科技企业投资期限为两年的规定弹性不足。既容易导致部分风投机构为了实现多轮次缴纳所得额抵免，在两年期满时匆忙启动风投资金退出程序，然后再投资两年；也不利于保护风投资金投向那些处于创业种子期、投资周期3年、5年或以上创新项目的积极性。
三、“营改增”后完善风险投资税收激励政策法规的建议
从今年5月1日开始，我国已经全面推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下文中简称“营改增”)试点，将建筑、房地产、金融、生活服务四大行业全部吸纳进试点。未来2-3年过渡期后，增值税制度将更加规范，营业税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营改增”是将之前缴纳营业税的四大行业应税项目，改为缴纳增值税。由于只是针对产品或服务的“增值部分”纳税，减少了纳税主体重复缴税环节，有利于减轻企业税负，促进科技等高端服务业加快发展。
（一）原营业税方面激励空间收窄
按照“营改增”试点行业分类，风险投资机构应当归入金融保险项下的资产、信托和基金管理项目，从缴纳营业税调整为缴纳增值税。之前，风投机构股权转让收入营业税实行免税制，在“营改增”过渡期内应当修订相关政策规定，明确继续执行税收减免方面的制度规定，保护风险资金以参股方式进入高新技术产业的积极性。而对于风投机构其他业务收入，则需要依据6%的税率缴纳增值税。当前“营改增”还处于试点阶段，直接以降低风投机构增值税税率为突破点研究出台税收激励政策，时机并不成熟。但风投机构仍然可以利用增值税进项低扣的政策规定，实现税负最终减少。
（二）企业所得税应当是完善风投税收激励政策法规的重点
既然“营改增”后，原营业税、现增值税方面很难在短时间内制定新的激励政策法规，所得税就顺理成章成为相关规定突破的主要方向。建议对财税[2007]31号文，即《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中规定的：对未上市的中小型高新科技企业股权投资收入所得税，享受“申报应纳税所得”抵扣额度的投资期限为2年以上(含)，进行修订。应当制定阶梯抵扣额度比例的规定，以目前规定的70%为起点，对应2年、3年、5年三档投资，抵扣比例可以依次规范为70%、50%、30%。这样将投资年限与抵扣额比例挂钩，以解决当前部分风投机构盲目选择2年就可以退出的投资项目，并促进风险资金投入发展种子期需3-5年的科技企业，与英国3年、韩国5年等国际通行规则接轨。
（三）修订研发费用抵扣规定间接形成税收激励
高新科技企业税收范文第5篇
关键词：技术进步；税收优惠政策；财政政策
一、发达国家财税优惠政策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经济信息化、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下，美、日、欧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竞相凭借自身在技术方面的优势，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力度。在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下，信息产业、生物医药工业、金融服务业等新兴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通过科技进步基础上的产业结构转型，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作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市场力量的推动，但政府财政在科技进步方面的作用也是极其重要的。在发达国家，在每一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政府都有一个明确的产业技术政策，并通过研发补助金、委托费和政策性融资等财政手段确保产业技术政策的贯彻落实。为了推动本国的科技进步，西方发达国家都特别注重加大对科技进步的投入力度。如美国、日本于1999年政府用于R＆D财政投入占当年全国R＆D总投入的比重分别为27%和22%。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用于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经费每年都维持在10多亿美元的水平。根据经济成长、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所处阶段的不同，西方国家财政对科技进步的支持的范围和手段也会有所不同。在经济发展初期，财政一般主要通过补助金、开发委托费、政策性贷款和优惠税收政策等形式重点支持主导产业的技术开发。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政府财政政策的重点主要转向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政府通过资助各种基金会、研究院所和产学研联合体等进行产业技术开发，并通过知识产权的转让，实现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在技术进步的产业化和规模化环节上，西方国家一般通过政策性融资和税收优惠政策予以扶持和引导。如日本政策性投资银行根据政府有关政策意向，向民间企业提供低息贷款、担保、购买企业债券，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补充融资和奖励。在西方国家，财政对技术进步的扶持和引导,一般都是以项目为核心，以客观标准为尺度，实施非专向性补贴政策。
二、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具体优惠政策
在对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支持方面，美、日等西方国家都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政策、法律和政府职能部门。美国政府通过政府采购等手段对中小企业予以扶持。具体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在对高新技术产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环节与方式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支持科技进步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为事前扶持与事后鼓励相结合，将对科技开发的重视与对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视有机地结合起来。基本的做法是：
一是对企业投入的研究开发经费给予优惠允许企业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或全部抵缴所得税。如法国政府规定，凡研究开发投资比上年增加的企业，均可以申请按增加额的50%抵免所得税。
二是普遍实施加速折旧政策。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固定资产的平均折旧年限仅10年左右，年折旧率为11%~12%。通过加速折旧政策的实施，以加快技术设备的更新。
三是建立科技发展准备金制度，即允许企业按照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科技发展准备金。如韩国税法规定企业可按销售收入的3%（技术密集型企业为4%，生产资料产业为5%）提取技术开发准备金，并允许在3年内用于技术开发费、技术信息和培训费及有关技术革新计划资金等方面。
四是注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如美国税法规定公司委托大学或科研机构进行基础研究，所支付的研究费用的65%可以从所得税中予以抵免，并对新产品的中间实验产品给予免税优惠政策。在科技税收优惠的税种选择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三大税种上。发达国家一般都将公司所得税作为科技优惠的重点。在增值税类型的选择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选择消费型增值税。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对个人获得的科技奖励、特许权使用费收入都实施优惠措施。
西方发达国家科技财税优惠政策的具体做法，对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的中国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近年来，随着国内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将中、低技术向我国转移，在部分领域，高端技术也开始向我国转移，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将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从我国国内企业的现状来看，整体技术水平还较为低下，受技术开发力量、技术开发经费等的制约，企业技术开发能力还相对弱小，技术创新严重不足。在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三、发达国家财税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1．要充分利用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有关规定，在3年过渡期内继续保持原有的有关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的同时，应逐步建立一个以政策性银行的低息贷款、向研究型机构的R＆D活动提供财政资助和特别财税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模式。3年过渡期满后，政府贷款利率或贴息水平必须控制在WTO相关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财政的资助必须是非专向性的，并不超过工业研究成本的75%或部分前技术开发活动成本的50%。2．进一步加大对技术进步的投入力度。鉴于长期以来政府研究与开发投入的严重不足，可以考虑规定一些硬性的指标，要求政府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及财政收入的比重必须达到规定的目标值。安排的科技经费要集中用于加快发展高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以推动新兴产业的崛起，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要用于我国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使传统产业能够焕发出新的活力。在科研经费的使用方面，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严格的招投标制和课题负责制，确保政府科技经费的有效使用。同时，政府科技经费的使用应坚持有偿使用与无偿使用相结合的原则，凡基础性研究，政府应实行无偿投入，应用研究及实验发展方面的经费投入以坚持有偿使用为原则，政府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以贷款的方式向科研机构、大学、企业及其他机构提供资金，这些相应机构必须用自身的科研成果转化的收入来还本付息。
3．财政扶持项目应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在政府财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运用财政扶持和引导技术进步必须要突出重点，讲求效率，而不能遍地开花。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技术改造项目应重点选择关系国家安全的产业、公益性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竞争性产业。
4．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的扶持力度。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为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提供支持的制度体系，建立和完善促进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法律法规，为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制度保证。政府财政可通过税收优惠、财政投融资及政府采购等手段，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的扶持力度。为促进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还可从信息、技术人员培训及其他服务等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支持。
5．必须通过各种财税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在财政政策手段的运用方面，首先必须充分运用好财政贴息这一手段。高新科技产业是高投入、高风险的投资领域，对这一领域，除国家进行少量的直接投资外，可以借助于财政贴息杠杆引导社会资金投向该领域。财政贴息向高新科技产业适度倾斜，加大对该产业的政策扶持，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推动该产业的发展，并相应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使整个产业结构能从低级化状态向高级化状态转化。在传统产业部门，通过财政贴息手段的运用，使企业在技术改造缺乏资金的情况下，能够以国家信用作支撑，获取金融机构的贷款，充分调动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积极性。
6．必须改变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实现税收优惠由区域倾斜转变为向产业倾斜。税收优惠政策措施要能体现和贯彻落实国家产业政策的基本要求，对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及其他需要积极鼓励发展的产业，应根据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在流转税方面,除实现增值税的转型外，应对高科技产业在增值税政策方面实行适度倾斜，使高科技产业增值税整体负担率能大幅度降低。对进出口税收政策要做出适当的调整，改变目前进出口环节大面积实施税收优惠的做法，应只局限于对高新技术及设备的进口，视不同的情况给予税收上的优惠。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应按照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特别是在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上要尽快统一。统一后的税收优惠政策，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充分体现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可实行减免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在运用减税、免税、低税率和零税率等直接税做优惠的同时，更要特别关注加速折旧、纳税扣除、税收低免、投资抵免、税收饶让等间接税收优惠方式的运用，实现科技税收优惠方式的多元化。:
7．要充分发挥政府采购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作用。随着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推广实施，政府采购规模将越来越大，政府采购的范围也将日益扩大，相应地政府采购活动对国民经济总量及国民经济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将越来越大。为了扶持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企业技术进步，在政府采购方面，必须尽可能地多采购本国产品，对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实行倾斜。只有在国内不能提供或技术性能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下，才可考虑采购外国生产的产品。
参考文献：
1．刘群，李倩．发达国家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经济日报，2002-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