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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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治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

新制度经济学在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时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批判新古典理论过于抽象，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借助于新古典的研究方法。这使得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面临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现实性与理论性的矛盾，即如果放松在信息、理性和认知方面的假设条件，可以更贴近现实世界，但会导致新古典理性选择范式的失效，难以形成一般性的理论；如果坚持较为严格的假设条件，又不能很好地解释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二是研究缺乏历史性与社会性，即新制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抽象掉了行为人所处的历史情景和受到的社会约束。这两大问题阻碍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反思，新制度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了将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认知模式纳入制度研究的工作，也进行了一些降低历史和社会约束方面的抽象程度的尝试，其中以青木和格雷夫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analysis，简称为cia)在这方面的工作最为引人注目。

无独有偶，政治学家们也遇到了与新制度经济学家类似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也因其反现实、反历史和反社会而受到批评。“反现实”，即假设前提(完全理性和外生偏好)过于简化，具有hall(1996)所说的“无情的优雅”；“反历史”，即忽视过去的制度对现在制度选择的影响，认为有效率的历史过程是迅速地走向某种最佳解决办法的过程；“反社会”，即忽视个人身处其中的社会关系对制度产生和变迁的影响。这些问题使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解释现实政治世界时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无法解释无效率制度的存在、对不同制度之间的共时互动和历时互动也无力驾驭等等。面对这些与新制度制度学相似的问题，政治学领域兴起了历史制度主义(hi)和社会学制度主义(si)。

本文将从什么是制度、制度如何影响行为、制度如何变迁、过去的制度对现在制度的影响、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在制度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发展(cia)与政治学领域兴起的hi和si进行比较，希望通过这种学科间的对话与交流思考如何推动制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制度及其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一)各具特色的制度观

在cia中，青木将制度概括为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其中“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可以等同为博弈规则；格雷夫认为制度是由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构成的系统。虽然表述形式有差异，但从本质上讲，他们都将制度看作是平等的参与人相互博弈所达成的均衡。他们认为任何一项制度都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要素，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互契合。格雷夫指出只有与信念和规范相一致的规则，才是当事人有激励遵守的规则，才能成为制度系统的一部分；同样地，只有与行为协调一致的信念和规范才是制度系统的组成部分。

hi和si也强调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还包括文化、规范和惯例等非正式规则。其中，si的制度定义更加宽泛，他们将制度基本上等同于文化，不仅包括正式的规则、程序或规范，而且还包括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与cia将任何一项制度都看作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要素构成的系统不同，hi和si用“两分法”的眼光来看待制度，人为地将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他们在研究时各有侧重，前者主要研究正式制度，后者主要关注非正式制度。另外，与cia将制度看作平等参与人博弈的结果不同，hi特别强调权力和资源的不平衡分配，将制度视为不平等的政治集团之间斗争的产品。同时强调制度在各社会集团间不平等地分配权力的方式，认为制度给予不同集团的接近决策过程的机会大小是不一样的。si则忽略了各方行为者之间可能存在的权力冲突。

(二)制度如何影响行为

在cia看来，参与人的偏好是外生于制度的，制度通过既协助又制约的方式影响参与人的行为以实现其外生偏好。一方面，在一个信息不完全的世界里，制度可以帮助理性有限的参与人节约决策所需的信息加工成本；另一方面，制度通过为参与人提供关于制度均衡的信息协调他们的信念，从而控制着参与人的行为决策规则。在多种可能性中，共有信念引导着参与人朝着某一特定的方向行动。格雷夫还进一步指出不同的制度要素在影响行为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规则”提供共享信息并协调行为，“信念”和“规范”提供遵循规则的激励，“组织”产生并传播规则。

si和hi则认为制度首先塑造的是参与人的偏好。在他们看来，制度不仅提供信息和认知模板，还影响着行为者的身份认同、自我印象和偏好，行为人的策略本身也是经过制度过滤后才被构建出来的。“通过创造新的行为者及身份感，通过给行为者提供成功与失败的标准，通过构建关于恰当行为的规则”，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个人的偏好并构建了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在hi看来，个人行动遵循的是“最优标准”还是“满意标准”，是受理性驱使还是受特定的文化模式所驱使，要视特定的制度背景而定。制度构造了政治的情境，决定了行动者的偏好、策略和利益。

二、行为假设与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一)行为假设：薄弱的理性还是厚重的理性

cia承认理性是有限的，在他们看来有限理性不仅包括有限信息，还包括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如青木认为个体参与人不可能具备关于博弈规则的完全知识，也不可能对其他人的策略决策和所处的情景做出完备的推断。相反，他假定每个参与人只拥有关于博弈结构的有限的主观认知，这些认知来自过去的经验，只有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认知出现内部危机时才被修改。格雷夫原则上承认无论是信息还是认知都是有限的，但在实际研究中，为了能够运用古典博弈论(该分析框架假设参与人的决策集合是事先固定的)研究制度，他保留了参与人拥有信息的有限性，认为社会规则能够为参与人提供信息和协调，帮助他形成关于他人行为的预期，回避了参与人认知能力的有限性。

cia与以往的新制度经济学将有限理性等同为有限信息相比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但在hi和si看来，他们所持的是仍然是一种薄弱(weak)的理性观。所谓薄弱的理性观，是指他们忽视了制度在塑造个人理性过程中的作用，把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研究的先验性前提。与薄弱理性观相对应，hi和si提出了自己厚重(sick)的理性观，即认为制度塑造了参与人的理性(不仅包括信息和认知，还包括追

求的目标)。如si认为个体的理性本身是在特定的情景中由制度建构出来的。他们不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下去谈理性选择，而是在选择行为是有目的和有意识的意义上来讨论它。在hi看来，除非已知相关情境，否则任何关于“自利行为”的广泛假设都是无意义的。我们需要一个基于历史的分析去澄清什么是他们力图最大化的东西，以及为什么他们强调特定的目标甚于其他的目标。

(二)研究方法：均衡的还是非均衡的

在对制度变迁的研究中，青木和格雷夫的侧重点有差异：前者强调制度之间共时性和历时性关联，致力于提供一个分析经济整体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统一框架；后者更倾向于比较不同经济体中具体制度安排的差异，或研究某项具体的制度安排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迁。但是，cia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在他们看来制度变迁就是从一个博弈均衡到另一个博弈均衡，是“沿着均衡点的演进”。他们致力于解释从新均衡到旧均衡的过程，努力把一系列的博弈均衡连接起来。即使在分析整体性制度安排时，青木也坚持均衡观，他认为各个博弈域的制度之间相互耦合、相互嵌入，形成有机的制度系统；整体性制度的变迁，是各种不同制度之间相互关联方式的变迁。

hi和si强调制度变迁是多项制度共同演化的过程，分析各种组织和制度如何相互关联塑造制度变迁的过程乃至结果。其中hi特别强调多项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质疑将某一项制度安排从整个制度结构中分离出来单独研究的方法，认为必须将其放在更广阔的情景(制度结构)中。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与青木相似。与青木不同的是，hi并不假设这些相互作用(交叉)的制度能够互相适应，形成彼此一致的整体。制度之间可能存在矛盾，为行为人提供多元化的行为逻辑。同时，他们也不赞成用均衡观来看待制度及其变迁，认为“制度本身是政治冲突和选择的有意或无意的结果”，相应地，制度变迁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充满了偶然性和无效率现象的历史过程。历史过程不会产生均衡，它会产生独特的、但是次优的结果。

(三)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在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这一问题上，cia强调制度自身发展的累积性影响，给出了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解释。如青木指出在一定的外生和内生规则下，重复博弈的累积性后果可能导致资产、权力和社会角色分配的不平等，当不平等累积到临界规模时，就会引发内生的制度变迁。在对制度变迁机制的具体研究方面，cia内部存在差异。青木对制度变迁机制的研究演化色彩更浓，特别强调认知能力有限的个体与制度之间的正负反馈：制度为个体行为提供信息，同时又对个人的行动决策施加“人为约束”；参与人相互作用共同再生和印证着制度，或在外部冲击和内部累积性影响下调整主观认知寻求新的行动可能性，使原有制度陷入危机。在格雷夫看来，制度变迁机制是多样化的，可能有较强的理性选择色彩，也可能有较强的演化色彩，取决于准参数(受现存制度影响而逐渐改变，如人口数量、贸易规模等)的性质：(1)如果准参数可被观察到，它们的重要性能被很好地理解，决策者可能意识到过去的行为不再是自我实施的，从而有意识地改变制度。通过公共决策有意识地选择替代性行为、建立新规则，是制度变迁机制的常见表现。(2)如果准参数是不可观察的、不确定的、不可识别的，制度变迁机制可能反映了个体愿意试验和冒险偏离过去的行为，或拥有更多知识的个人出现，指出新的制度均衡。

hi用权力不平等的参与人之间的冲突来解释制度变迁机制。他们将制度演变过程分成制度存续的“正常时期”和制度断裂的“关键时刻”。正常时期的制度变迁遵循着路径依赖规律，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保持着某种平衡；但是在“关键时刻”，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冲突结果凝固形成新的制度。hi一方面强调制度变化是多种政治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结果，否认制度的可设计性，另一方面强调可能的新制度往往不是唯一的，最终形成哪一种取决于政治冲突各方的力量对比，也会受到其它“干扰”因素(如观念、信仰)的影响。在si看来，制度可以等同于文化，其变迁是非常困难的。他们用“价值的冲突”来解释制度变化，即制度本身所宣示的价值与周围社会价值之间的冲突。但是，制度的变化又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环境的变化，因为“制度不是现在外部力量或者微观行为和动机的简单反映，它们把历史经验也嵌入了规则、惯例和形式之中”。制度通过学习过程来确认和适应变化的环境，忽略了制度变化过程中所必然包含的各方行动者之间存在的权力冲突。总之，si眼中的制度变迁是学习、适应、演化的结果，而不是有意识设计的结果。

三、历史、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

(一)历史为什么是重要的

“历史是重要的”，这已成为各流派制度主义者的共识。但在历史为什么是重要的问题上，他们之间的意见就不完全相同了。

cia认为历史是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历史有助于精炼博弈均衡。如青木指出，当现存制度由于外部冲击或内部累积性因素陷入危机，参与人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主观认知，修正对其他参与人行为方式的预期。伴随着参与人在制度危机下寻求新出路的过程，至少有几个潜在的制度有可能逐渐演化出来，相互竞争。究竟哪一种潜在制度最终成为预期收敛的聚集点，进而成为一种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去的制度即历史。格雷夫则认为历史不仅有助于精炼博弈均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待精炼的潜在制度的集合。他指出过去的制度影响着新制度的学习和试验过程，影响引入新要素的成本和收益，使潜在的新制度倾向于与过去的制度相互关联而不是严重地偏离它们。

hi则认为个体的偏好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是需要加以解释的变量。历史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不仅塑造了行为者的策略，而且还塑造了他们的目标和利益，通过建构政治情景影响政治结果。在hi看来，cia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他们研究中的个人是抽象掉了时间和空间的理性人，其偏好是先验给定的。虽然格雷夫也提出了历史情景分析方法，但历史情景的作用也仅限于使理论模型的构建更符合史实，至于参与人，不管处于中世纪的穆斯林社会还是处于正走在通向“西方兴起”道路上的欧洲，都被先验地假定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二)历史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

诺思认为历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路径依赖上，即规模经济、技术互补性和网络外部性使制度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该路径的依赖。实际上，过去的制度对现在的制度变迁的影响要复杂、深刻得多。格雷夫强调过去的制度影响现在制度的认知基础，认为个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进行选择时会从过去的制度要素中汲取认知的、信息的、协调的和规范的内容。其具体机制包括：(1)环境效应，指过去的制度构成新博弈的外生规则的一部分；(2)协调效应，指过去的制度为当事人在多重可能的制度之间进行选择提供指导；(3)包含效应，指新制度很可能包括了过去已经存在的制度要素。格雷夫还指出以“群”形式存在的过去制度，其细节会影响制度变迁的性质：强互补的“群”，制度变迁很难发生，一旦发生更可能是全面的变迁；多个制度共享相同制度要素的

“群”，变迁也很难发生，一旦发生将是革命性的；制度间联系较弱的“群”，变迁更可能是渐进的、局部的。

hi将历史看作一个过程，通过追溯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考察过去对现在的影响。“过程追踪”是hi研究制度变迁的核心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hi对长时间的、大规模但进程缓慢的制度变迁的关注，比如民主化、工业化、国家建立或福利政策的发展等。如果在短时期内研究，一些变化缓慢的关键性变量很容易被看作是固定的，从而被忽略掉。还有一些因果过程涉及多方面因素，其中的关联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充分显现，需要研究者在较大的时间跨度内进行研究。在历史影响制度变迁的机制上，hi主要强调路径依赖、时间序列和关键枝节点(critical junctures)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诺思所说的路径依赖现象在政治过程中也广泛存在，因为一旦某种制度固定下来之后，学习效应、协同效应、适应性预期和退出成本的增大使制度的改变越来越困难。而且，由于政治领域制度高度密集性、政治权力的非对称性、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等，都使政治领域的制度变迁显示出更强的路径依赖性。时间序列之所以重要往往是建立在路径依赖的基础之上的，自增强机制将某些选择从政治选择菜单上删除掉了。关键枝节点，就是原有制度陷入危机、多种潜在制度竞争的时期，最终哪一种潜在制度胜出将显著影响随后的制度变迁。hi认为抽象地讨论多重均衡的精炼意义不大，重要的是识别、探究这些关键枝节点，将其放在所处的历史情景中加以研究，这也是hi更为宏观的研究视角的一大优势。

四、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和非正式制度

诺思在运用新古典框架研究制度变迁时，遇到了以下主要问题：为什么多数国家没有像西欧那样产生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为什么无效率的制度能够持续存在?作为对上述问题思考的结果，他在《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引入了意识形态，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提出了路径依赖理论，力图解释人类经济制度的演变与停滞和无效率制度的存在。其中，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强调过去的制度对现在制度的影响；引入意识形态则体现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

一旦我们承认非正式制度(如习俗、惯例等)是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不可避免地将意识形态(指行为人的主观认知模式)和文化观念(指共享的价值观念)这些被新古典理论看作外生的变量带人了制度研究的视野。这是因为非正式制度(或者称为“规范”)根植于特定社会的文化观念之中，深刻地影响到了行为人的意识形态。当我们沿着“非正式制度是重要的”再前进一步，追问非正式制度如何形成和演化、它通过什么机制影响行为人的选择，就不能不关注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否则就无法回答上述问题。现实中制度理论的发展体现了这一趋势，除了诺思在20世纪90年代后转向研究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演化之外，青木和格雷夫也在将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纳入制度分析框架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cia将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纳入分析框架的方式与他们的制度观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制度本身就是包含了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要素的系统。其中，非正式的制度要素就体现为支持博弈均衡的共有信念。在共有信念形成和演化过程中，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或者说，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正是通过影响共有信念的形成和演化进入制度分析框架的。那么，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呢?cia通常将文化观念看作是外生的，用参与人协同修正意识形态来解释制度变迁，将作为非正式制度要素的共有信念看作参与人之间策略性互动的内生性结果。具体的机制如下：每个参与人对于博弈结构都有自己的主观认知，当他们基于自己的主观认知选择的行为相互一致(即均衡化)时，他们的主观认知将被行动共同决定的可观察的事实证实，并作为未来行为决策的指南而不断再生产出来。如果基于参与人主观认知的行为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一种普遍的认知危机随之出现，并引发人们寻找新的认知模式。在多样化的新认知模式中，究竟哪一种能成为所有参与人的共有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人身处其中的文化观念。文化观念协调了众多参与人的意识形态，为新均衡的实现提供了聚焦点。

hi和si都强调文化观念的重要性，这体现在他们宽泛的制度定义上。在他们看来，文化进入制度分析的方式反映了他们“两分法”的制度观，即人为地将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其中，hi主要关注各种正式的制度在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很少有历史制度主义者坚持(正式)制度是产生政治结果的唯一因素，文化观念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等也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因素，他们尤其关注制度与文化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hi的中观和宏观视角，他们缺少像cia那样基于个人认知模式的微观分析，微观基础的缺乏使hi不能够提供文化观念如何影响行为的更详尽的描述。si主要研究非正式制度，他们将文化本身也界定为制度，从仅仅将文化看成是共享的态度和价值，转向了将文化看成是为行为提供模板的规范、象征或剧本的网络。通过将文化直接等同于非正式制度，si眼中文化的影响远不止cia所认为的协调参与人的意识形态、提供聚焦点那么简单。他们认为人首先是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该社会的文化观念指明了某人在既定的背景下能够把自己想像成什么样的。也就是说，文化不仅影响个体的策略性算计，还影响着他们的基本偏好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如果用博弈论的语言来描述的话(虽然si并没有这么做)，文化塑造了参与人本身(偏好、利益和策略集合)，提供了博弈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博弈的结果。与cia相似，si也注重从微观层面分析文化与行为的关系(虽然两者的行为标准不同)。他们强调文化与个体行动之间高度互动和同构性的特征：当按照文化所提供的规范展开行动时，个体会自然而然地将自己建构成为社会行动者，参与有社会意义的行动，并不断地强化他所遵循的规范。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经济学领域内制度研究的最新进展(cia)和政治学领域内最近兴起的hi和si进行了比较。这些研究是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面对相似的问题——缺乏现实性、历史性和社会性——做出的不尽相同的反应。他们或多或少都在原有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减轻了研究的抽象程度，包括对不确定性、无知和错误预期的抽象和对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抽象。这也体现了整个社会科学界共同关注的制度问题的最新研究趋势。由于不同流派拥有各自的理论渊源，当面对相似的问题，他们所做出的反应很自然地呈现出了路径差异。一方面，cia坚持偏好外生和均衡观，始终把研究的理论性放在首位，强调对自己的命题提供“微观的诠释”；而hi和si则坚持偏好内生和非均衡观，注重研究的现实性，理论构建上相应薄弱，缺乏微观基础。另一方面，cia所做的工作更多地是将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其研究在本质上仍然是演绎的，而不是经验的和历史的；而hi和si扬弃了政治学和社会学组织理论的传统研究方法，主张用社会一历史方法取代建立在先验假设基础上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演绎方法，他们的研究在现实性、历史性和社会性方面都更强。除了上述差异之外，通过比较也可以看到各个流派在多个方面表现出了趋同性。如cia更加关注各种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演化，hi和si则更加强调为制度分析提供一种微观行为理论；cia认识到行为人在做出选择时受到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和从前的选择的约束，hi和si也意识到通过引入厚重的理性观有可能实现与理性选择理论的融合。

各流派之间存在的差异为将来的制度研究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考，它们之间的趋同则或多或少预示了制度研究未来发展的方向。本文认为：

(1)未来的制度研究将是跨学科的，不可能在任何一个学科的内部完成。

(2)未来的制度研究不能单纯地地依赖演绎法或归纳法，将演绎法和归纳法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一历史分析可能成为未来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

(3)未来的制度研究将着力在微观行为基础和宏观制度结构之间建立起关联。

经济政治学范文第2篇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在《宏调的逻辑》一书中，对处于改革、转型、发展关键时刻的中国经济形势与宏观政策，以及新世纪15年来宏观调控进行观察思考，以期“对未来政策选择提供有益的启示”。

在卢锋教授看来，当代经济史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史，基本可用三句话描述：宏观经济运行“易热不易冷”；宏观政策运用“治冷难治热”；宏调工具选择“偏于宽泛化”。过去十年中国的房价乱象，以及实际汇率升值、货币过度扩张、宏调政策托市、供地垄断体制影响等房价增长的四大动因，只不过是中国转型环境下宏观经济调控矛盾与问题的剪影之一。

按照卢锋教授的说法，中国参与宏观调控的部门有十多个，堪称“九龙治水”。

宏调工具和手段多达30多种，在设计原理、目标对象、使用频率上多有差异，可分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总量参数型工具”，货币信贷数量扩张的“银根”管理、城市建设用地供地的“地根”控制、对特定行业投资进行准入限制等“准入数量型工具”，主要针对通胀背景下农产品和房地产价格较快上涨采取的“产业调控型工具”，以及直接诉诸国家行政力量调控宏观经济的“行政干预型工具”等四类。

可以说，30多年改革实践持续探索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通过宏观金融改革，建立新的以总量和价格调节为主要手段的宏调政策架构。而在上述“宏调目标过宽、宏调工具过泛、宏调部门过多”的模式下，与市场经济原则兼容度较高的参数性、总量性、间接性调节工具利用受到限制，导致汇率弹性不足和利率相对呆滞；准入性、数量性、行政性手段采用偏多，不同程度带来“宏观调控微观化”问题；更主要的是，宏调宽泛化、产业化、微观化延续时间过长，固化甚至强化转型期体制内残存的非市场性因素，反转制约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的实现程度。

限制公权力早应成为市场体制的内在要求，但改革调整深化带来的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寻租空间收窄以及利益之间的角力博弈。

“一些行政部门干预之手反倒越伸越长”，从自己部门利益出发，差异性与歧视性准入管制层出不穷并逐步蚕食微观产权与市场领域，这难免会抑制市场经济内在活力，妨碍充分发挥竞争机制作用，“由此产生体制转型不进则退的效应，会对市场主体的长期稳定预期产生不利影响”，也有可能造成宏观调控本身的混乱。

仍具较强集中性的转型期行政体制，存在正反馈效应的政策信号，再加上干部选用体制与地方竞争机制、城乡分割土地制度和“土地财政”等中国体制转型环境下某些特有的扭曲因素，使得宏观经济运行容易过度扩张，在改革开放前期20余年就至少三次发生。另一方面，识别判断经济形势和调控效果需要一定时间，还受到各类市场主体利益关系的微妙作用，对政策传导的途径和机理也尚未有清晰准确的认识。

事实上，在“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国情制约下，观察2001年至2011年间统计部门初始与随后修正的特定年份GDP增长率数据，可以发现历年都是最初数据被低估，随后的确定值与普查数据调整数通常会提升调高，误差简单加总值达11.1个百分点。这种关键宏观统计数据“最初低估、后来调高”的“系统”误差，无疑会对识别与研判宏观形势引入系统偏差。

经济政治学范文第3篇

 

一、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逐步加快，各类市场主体日趋成熟壮大，主体之间的“所有制边界”越来越模糊，体制内的矛盾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经济主体的行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受到微观利益冲突的影响，人们对经济制度的关注程度正在逐渐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得不大量增加对体制与机制的解读，进而推演经济制度的量变与质变。尽管说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方法符合理论认知的一般逻辑，但是，过多的现象解读很可能误导或弱化学生对“经济制度”这一核心理论的掌握。比如，在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时，学生的兴奋点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会保障、公平效率、价格机制等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的命题上，而对于这些体制机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热情。这种现象经常导致教学过程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先讲制度后讲体制，把体制看作是制度的实现形式，很少有教师能够在讲解体制问题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受到课时量和教学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师都安排了较多的课时解读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问题，相对而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量变与质变，以及对市场经济造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变化等重要理论命题则“没有足够的时间”予以解读。在一些经济学科排名较高的“211学校”中，由于课时充足，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困境稍显缓和，但是也同样面临着“体制重于制度，现象多于本质”的教学难题。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国内外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以及各高校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定位等，但是从教学角度看，最直接的问题还是教学的方式与方法。面对“有限的课时、复杂的背景和庞大的理论体系”，讲好这门课的关键在于：凝练教学目标，归纳内容体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体”教学法，即确立“意识形态教育、方法论教育和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并以此为导向确立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意识形态定位

 

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学目标?这不仅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还要取决于社会需求以及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从学科地位来看，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殊的地位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必须承担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对此目标，部分教师认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应归口于思想政治学科，而不应该放在经济学科。这种认识最主要的误区在于对意识形态教育的界定过于狭窄。意识形态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学科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任务，这一界定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要求，而且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制度同样适用。以西方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中国学生和西方经济学的学者都很推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西方经济学注重分析工具的运用，而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说教。其实，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是效用价值论和功利主义哲学观的结合体，其解释力集中表现为：以稀缺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配置为核心，进而说明按资分配的合理性。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确实没有意识形态教育的痕迹，但是整个理论体系无一不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结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识形态教育，正相反，社会科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否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这一点正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应该借鉴和学习的。由此，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不仅不能忽视意识形态教育，而且应该把意识形态教育作为首要目标，科学地凝练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增强对劳动价值论、阶级性和经济制度的专业解读。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中的方法论定位

 

政治经济学是国内大部分财经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开课。作为基础课，传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学目标的重中之重。对于应该讲什么样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现有的教材版本来看，大部分教材倾向于对马克思科学抽想法的解读，而对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带而过的方式。科学抽想法固然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却不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方法在内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释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认识社会实践活动方面都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课程的开篇增加对研究方法的介绍，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基础地位。此外，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传授分析工具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育的重心。从根本上讲，这种理解没有错，但却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整体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各部分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性，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对分析工具)的解读必须联系整体认识局部，不能断章取义。这就要求在讲授过程中，首先要给学生建立前后关联的整体思维方法，让学生在整个逻辑体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运用和作用。为此目的，在方法论教育方面，既要注意专业术语和分析工具的讲解，还要注意思维方法的传授。

 

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中的理论知识定位

 

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教学目标是理论知识教育。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的基础和载体。没有理论知识教育，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就是空中楼阁。同时，所谓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方法论教育都要融于理论知识教育当中，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课时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只能通过精选凝练，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结合社会经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地解读马克思的部分理论内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论发展，这种方式已为国内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经济思想的升华。马克思经济理论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除了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之外，还有其立意深远的经济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理论知识升华经济思想，则很容易陷入“解释力困境”。可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教育不仅要包括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还必须包括经济思想。

 

五、化解教学困境的几点建议

 

1.内化意识形态教育。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中，对资本主义部分的解读基本贯彻了马克思的研究逻辑，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分的解读则缺少对劳动价值论的贯彻。基于此，解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特别是经济制度问题)，有必要首先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劳动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分析公有制条件下的价值创造、价值增值，以及价值分配问题。进而突出劳动在公有制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凸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差别和创造性发展。

 

2.推动方法教育与理论体系的融合。对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理论课程，还应该是一门方法论课程，学生希望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识”意义的认识方法。基于这样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应该强调“专业术语”、“分析工具”与“思维方法”三位一体的方法论教育。为此目标，一方面必须强调政治经济学专业术语的规范性，既要反映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又要反映相关应用学科的时代性。另一方面必须要求学生增强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矛盾运动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演变，让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3.强化理论知识教育与经济实践的结合。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要求经济理论既来源于经济实践，又能够回到经济实践。这要求主讲教师：一方面把握历史资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认识经济理论，并运用经济理论分析历史事件。另一方面紧跟经济时事，运用经济理论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并在经济发展中推进理论创新。再一方面注意经济思想的解读，基于理论又不局限于理论，让学生掌握知识的同时，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思想，从而实现理论知识教育与意识形态教育相结合的目的。

 

综上几个方面，意识形态、方法论于理论知识教育“三位一体”教学法不仅对现有的教材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也对主讲教师提出新的任务。具体来说，一是主讲教师需要具有更高的理论素养和更加全面的知识储备。二是教材内容在理论逻辑上要更加严格遵循规范，但在内容体系上要更加能够体现时代需要。三是统一规范各类高校和专业的课时安排。四是凸显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氛围。

经济政治学范文第4篇

公务接待对发展我国的社会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是树立国家公关形象，公务接待的过程不仅是各个行政部门协调公务关系的过程，也是向民众展示自身形象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公务接待可以间接的反映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第二是进行信息交流，公务接待的过程中，各个行政部门之间要进行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信息的全面交流，交流结果可以作为国家做出各项决策的基本依据；第三是促进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公务接待是实现公共管理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招商引资为例，公务接待活动能够直接促成经济合作，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基于公务接待的政治学分析

（一）公务接待中体现政府职能

政府在发挥公共管理职能的过程中获取公共资源，并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对这些资源进行重新配置，落实各项职能，从而更好的管理社会、服务社会。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体现在以下六方面：其一维持社会秩序，其二是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对社会活动进行监督，其三是通过各种方式对经济进行调控，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其四是对公共服务事业进行有效管理，实现公共服务的目标，其五是维护国家完整，抵御外来侵略；其六是与各国之间进行整治、经济以及文化交流。公务接待使用的是公共资源，其目的是为了政府更好的发挥自身公共职能，因此公务接待不是独立存在的，是为了政府履行职能服务的。

（二）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实现“善治”

在建设中国特社会主义过程中，我国政府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政治理论逐渐走向成熟。所谓的治理国家，就是对国家的政治进行管理，政府运用自身的权威维护公共秩序，满足人民的需要。政府在改革过程中提出了“善治”这一理念，所谓善治，就是在管理社会的过程中不仅仅依靠权威，而是使权利向度向着相互化方向发展，政府与人民共同对国家社会进行管理，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要想实现善治，首先就要公开政府信息，而公务接待信息又是政府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信息公开以后，民众能够及时了解国家的政策走向、各项开支等，促使民众对政府的管理进行有效监督，同时还能够激发民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兴趣。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公务接待开始出现异化现象，因此政府需要继续完善规章制度，对公务接待行为进行约束，鼓励各个地区公开活动经费，促使公务接待健康发展。事实表明，将政府信息公开，有助于规范公务接待行为，提高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有利于“善治”的实现。

三、基于公务接待的经济学分析

（一）公务接待成本与收益间的关系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公务接待属于公共经济活动，其中涉及到了投入和产出，或者说涉及到了成本和收益。成本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个人成本，参与接待活动的公务人员要花费时间精力，付出劳动；另一方面是组织成本，公务接待活动的开展需要政府部门提供设施以及财政。收益也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正常收益，是指公务接待活动对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是异化收益，接待人员与被接待人员通过接待活动建立私人关系，双方获得私人收益。异化收益的产生是公务接待异化的主要原因，也是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实际上公务接待收益很难被量化，很多时候我们能够计算出公务接待的成本，但是无法计算出公务接待的具体收益，因此，要想使公务接待发挥价值，一方面我们要对其进行保护，使其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又要加强监督，避免公务接待异化的产生和扩大，减少不必要的成本，维护公共利益。

（二）财政对公务接待的约束力

我国财政管理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财政具有公共性，进行财政分配的目的就是满足公众需要；其次，满足公众需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提供公共产品，另一种是提供公共服务；第三，通过法律对财政管理过程进行约束，保证公民的平等权利；最后，财政管理具有公开性和问责性的特征，公众有权了解国家的财政花销，一旦出现问题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即“谁管理、谁负责”。公务接待是国家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务接待过程的经费来源就是国家财政，因此必须按照财政管理的准则对公务接待活动进行管理，保证活动的公共性，禁止出现公钱私用的行为。

四、总结

经济政治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职；经济政治与社会；教学现状；对策

《经济政治与社会》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德育课，教师在进行此课程的教学时，要着重将思想道德教育与学生的学习生活、未来的职业发展以及社会服务等环节相融合，以帮助学生进一步提高对社会现象的辨析能力及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因此，中职学校《经济政治与社会》课程应当按照《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改变传统的德育教育模式，在充分钻研和挖掘教材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教学，调动起学生学习该课程的积极性，从而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和效果。

一、中职《经济政治与社会》教学现状分析

1. 课程重视程度不足。

长期以来，中职学校过于重视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教学，而忽视了德育教育的重要性。在传统的教学观念下，《经济政治与社会》课程仍旧沿袭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导致课堂教学枯燥、乏味，使学生处于被动的学习地位，加之教材中的部分理论教学内容抽象、难以理解，致使学生的学习兴趣普遍不高，甚至对该课程产生反感。实践表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已经遏制了学生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和思维独立性的发挥。

2. 教学内容脱离学生实际。

中职学校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教学应遵循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教学原则，但是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并未真正以中职生的思想、心理特征为出发点开展教学活动，也未能考虑到学生的情感需求和心理需求。教师多采用照本宣科式的教学方式，缺乏对教材内容的拓展和延伸，没有将学生的思想实际视为该课程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经济政治与社会》课程教学与学生生活实践相脱节，所以导致学生缺乏运用理论知识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极大地降低了中职德育教育的实效。

3. 教学方法单一。

《经济政治与社会》课程应充分发挥德育教育的作用，培养学生形成诚实守信、热爱国家、关注社会的良好品质，并逐步渗透职业道德教育，为其今后参与社会建设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然而，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往往只重视理论知识的讲解，而没有利用有效的教学方法和多样化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对社会现象进行正确的分析和讨论。同时，由于课程学时有限，教师在课堂上用了绝大部分时间讲解教材内容，而忽略了给予学生主动思考问题的时间，造成课堂教学呈现出灌输多、引导少，讲解多、思考少，抽象道理多、行为指导少的现状，不利于课程教学效果的提高。

4. 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

中职《经济政治与社会》课程仍然沿袭传统的闭卷考试方式来评价学生的学习状况和水平。在这种考核模式下，相当于认同考试分数高就意味着学生思想道德水平高的错误观念。其实，考试分数只能考查学生的考试能力，而不能全面反映学生学习《经济政治与社会》课程的成效。所以，现行的课程考核评价体系不但难以切实发挥德育考评的引导作用，还会歪曲了学生学习《经济政治与社会》课程的目的。

二、改进中职《经济政治与社会》教学现状的对策

1. 改革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

当前，中职学校必须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改革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首先，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当从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转变为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提高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情感。例如，在讲授商品的交换与消费内容时，教师可以在原有的教材内容基础上进行提炼和拓展，将教学重点定位于如何引导学生联系实际解决问题，以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其次，在教学过程中构建师生平等的和谐关系，贯穿“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学生实际情况为出发点，积极开展有益的教学活动。教师应为学生营造一个民主、宽松、和谐的教学氛围，消除学生接受德育教育的抵触心理、逆反心理，多听取学生对教学的建议，以促进师生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交流。

2. 不断丰富教学内容。

中职学校应当从完善《经济政治与社会》课程的教学内容着手，使教学内容紧密结合学生实际，以提高课程教学效果，激发学生主动接受德育教育的积极性，并在学习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因此，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要进一步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按照学生的实际生活经历及其认知水平来设计教学情境，并多引入一些生活案例，以最为直观形象的方式进行教学。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着大量与政治学科相关的知识及情境，教师若对其进行合理运用，不仅能够有效地激发出学生的求知欲，而且还可以使原本枯燥乏味的课堂变得丰富多彩。例如，在讲授到“价格”这一内容时，教师可以给学生布置一项到超市调查商品价格及供求情况的任务。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能够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增强他们参与经济生活的能力。

3. 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