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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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形成范文第1篇

关键词：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自然环境生产方式思维方式

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当我们改革旧有的法律制度，总会遇到无形的阻力顽强抵抗；当我们借鉴先进的法律制度，总需要有艰难曲折的本土化过程；当理论上完美的新法律制度被设计出来运用于实际生活，原有的习惯往往将其改头换面得千疮百孔……主要缘由是法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因为“传统不仅仅过去了，它还确确实实地现存着。它积淀在每个现代人的心灵深处，流贯于每个人的周身血液，外现于人的各种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并物化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习俗、规范以及形形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里。当代人无时无刻不置身于文化传统的强大氛围之中，感受着它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以致于历史每迈出一步，都必须跟这种传统势力发生纠葛，时而以之为前进、发展的凭藉，时而又力图摆脱它的羁绊。传统和当代是一对相生相克的范畴：传统制约着当代的进程，当代反过来改造和消融传统……”［1］

与今日中国法制建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法文化传统虽历经几千年的洗刷、积淀，依然仍保留着其独特的品质，它的尚“礼”，鄙“诉”，重“刑”，轻“民”等等，仍在隐隐影响着当代人的法制心理。这些特质在法文化产生之时便初见端倪。可以这样说，是中国法文化产生之源，决定了它日后的走向，正如人的性格在初生婴儿身上便可窥见一斑一样。决定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的基础因素是什么呢？

一、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基础探析

最初的法由习惯演变而来，据《左传》载，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的《禹刑》，便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的习俗陆续积累起来的习惯法。［2］在国家产生之前，氏族内部的人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为适应调整人们相互间关系的需要产生了习惯。不同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习惯。又是什么导致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呢？

（一）自然环境因素

中国的地貌结构由西向东，依次为草原、荒漠，河谷平原（间以丘陵）及东南狭长的沿海地带。上古时期的先民无力对抗东南部的大海，这里没有留下多少先人的足迹；西部、北部辽阔的草原孕育了游牧民族，带给他们逐水草而居漂泊不定的生活。散居与不断的迁徙决定了这里产生不了相对稳定的、主流的法文化传统。再看中原以至江南河谷平原，这里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气候适宜，优厚的自然环境很适于人的生产、生活。中国古代文明理所当然率先在黄河、长江流域绽放出灿烂的花朵。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文明的主体在河谷平原中产生。但这块被东南的大海，西北的荒漠，西南边的崇山峻岭包围的土地，与外界几乎隔离开来，是相对封闭的独立个体，使得中原文明一产生便带有地域上的封闭性。

（二）生产活动因素

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条件使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必然选择。此时的农业生产有如下特色：

特色一：生产力低下，面对自然界的种种突变，人显得苍白无力。先人们只能靠天吃饭，乞求风调雨顺。夏人乞求“天”，商人乞求“神”，实际上神即是天，是“人”化了的天，并且商时的神与逝去的祖先合而为一称为“祖先神”。“天”是先人们认为的独立于人之外的超于人的主宰一切的力量，人们心中对它充满畏惧，心甘情愿地服从它的支配，顺从“天命”。

特色二：尽管自然界有许多突变，但四季的更替相对稳定，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人们的生活相对有规律地循环着。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周而复始的封闭循环的生活方式。

特色三：常年耕作让其中一些人总结出种植农作物的宝贵经验，大大改善人们的生活，这些人获得人们的崇敬，享有崇高的威望。并且“耕作在平原，则有平水土驱蛇龙的必要”［3］,克服水患，获得水利也是生产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这使类似“大禹治水”的事成为历史美谈。从史料记载中看治水似乎是禹一人的事，可我们清楚在当时的条件下，全民一齐与水斗争都未必有效，一人治水哪能成功？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大禹治水有功，取得大众的尊敬爱戴与崇拜，进而被神化了。

特色四：农业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有肥有瘦，不同地域的土地适宜种植不同的农作物，辛苦劳作的农民等待着收获，也等待着把这一年积累的经验在来年中更好地适用。结果他们世世代代在一块土地上生活，安土重迁。人最初的由血缘集合群体的本能因农业生产而变得更加稳固和发展。

（三）思维方式因素

对法文化传统形成有最直接影响的是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以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地理环境及随之而来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活动，使中国人呈现出温和、持中，思维方式较封闭、保守，易顺从、盲从，也更务实和守成的特点。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

其一，温和、持中。在天命、王命主宰一切的年代，作为社会的一员，人们相信命运天定；作为家庭的一员，所有家庭内部事务由家长决定。个体一出生，便有特定的身份与地位，有特定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道路。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无需努力，无需担忧，坐享其成，享受着血缘带给他们的安逸与舒适；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努力无门，血缘决定了他们世世代代都将是被统治者。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不能一意孤行，必须与群体认同便是社会对人的要求，人因此温和而持中。

其二，封闭、保守。在生产力低下的上古社会，农业生产靠经验。很少有人会以一年的收成为代价去冒险种植新的作物或尝试新的种植技术。并且自身的农业生产已能基本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人们没有必要与外界交流。常年累月，人把自己禁锢于一定区域，思维自然就封闭且保守。这与游牧民族与海洋民族人随时准备应付大自然的挑战，不断面对新的社会群体，人充满斗志与锐气不同。

其三，顺从、盲从。农业生产凭借经验，有经验的人理所当然地获得人们的崇敬，成为氏族的首领。同时积累丰富生产经验的只能是年长者，这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依靠血缘维系的宗法制度的巩固。既然是权威，其他的人则必须尊从。在社会上听从国家，在家庭中听从尊长，从整体上讲二者又是一致的。顺从成了中国人的又一特色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顺从也带来盲从，俯首贴耳、察言观色便是顺从带来的负面效应，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中劣根性的重要一面，导致我们的民族缺少创新，个性缺乏伸张。

其四，务实、守成。由于命运与生俱来的，对于未来人无太多的期盼，大多数人只把注意力集中于眼前事物，守着已有的业绩；农业生产，耕种多少收成多少，半点都偷懒不得，人只能实实在在，不能像商人那样去投机钻营。思维因而务实。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中国传统法文化表现出法自君出、以礼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法律内容带有强烈的宗法色彩及司法上的行政司法合一等显著特点。

二、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三因素关系探析

可见，对中国法文化传统的形成而言，直接因素是思维方式，中级因素是生产、生活方式；终级的根源是自然地理条件。但法文化传统是动态延续的，在法文化发展过程中，三因素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

首先，自然环境因素是三因素中相对最稳定的。一方面，地域范围扩大的结果是中原文明吸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文明。宗法色彩浓烈的中华文明在近代以前一直是较先进的，所以不论作为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最终的结果都是中原文明得以生存下来，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居住地，至今聚集于此的人还占全国的大多数。再则，气候条件在过去几千年里的变化也无法改变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中国法文化传统在过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自然环境因素决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清朝末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外部列强的入侵，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闭的、封建式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体制，中西法文化开始了第一次较量。……苏联法学模式的影响和指导是对中国法制的第二次冲击。……的改革开放，给中国法制的发展与繁荣带来了生机，法律在开放的姿态中获得逢勃的生命力，中国法制又面临着第三次冲击。”［4］综观历史，这三次的确是中国的法文化传统经历的重大变化，但结果如何呢？清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冲击的结果只能是使中国法形式上披上西方的外衣，而实际上仍是走封建的老路子，封建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没有得到根本的动摇与破坏。建国初期对六法全书的全部废除，苏联法学的全面引入，照样无法使“社会主义的法”融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反而给法制造成极大的破坏，法律留于纸上，现实生活中充斥着法律虚无主义的观点。其原因在于中外法的观念形态、价值判断、行为模式上的明显对立与差距，使舶来的法律与中国传统法文化难以协调，在社会生活中难以找到有力的支点使其扎根。建构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法”是无法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中生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也不可能通过社会革命而完全割断，社会形态的变化对文化会产生影响，但无法更改传统文化［5］。

最后，思维方式因素对立法有着立竿见影的功效，它直接指导、设计着一国法律制度。在一定时期确实存在着具有远见卓识的先知先觉，可他们对未来的预见与超前思维，是脱离不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的。思维方式是受人所生活的特殊环境制约的，它不可能成为法文化发展变化的终极因素。

所以，生产方式因素，即经济基础作用，在法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引起法文化变革的终极因素。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我们便可想象中国的法文化传统有多么巨大的稳定性。正如亚当·斯密曾所说：“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的马可·波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可·波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6］那的后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对法文化传统带来哪些影响呢？

三、对今日中国法文化传统处境的思考

二十余年的改革与开放使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单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初期计划经济仍是社会生活的主导，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均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决定，分配什么分配多少也由政府划定。实际上是政府化了的自然经济，经济基础未有根本性的改变，法文化变革并未到来。直到1992年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了几千年的法文化传统开始面临全面挑战。

其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不再被局限于身体所能到达的地域范围，网络使人们可以在几秒钟内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最新信息。全球化趋势在不可阻挡地加强，地域因素的影响在变小，全世界的人们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成为一个共同体，彼此的命运休戚相关。地域因素正经历一次空前变革。

其二，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在中国刚刚起步，不足十年的建设与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体制的较量十分艰难，不时有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甚至于是政府行为）出现。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我们在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体制立即就得融入国际大环境中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场竞争，并要在竞争中求得自身的生存，难度之大，要求之高，变革之剧可想而知。

其三，伴随地域因素与生产方式因素根本性变革而来的便是对人的思维方式提出的巨变要求。一种世界性的意识被要求植入我们的思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即将成为现实，入世后，“法律不仅是某一国家意志的表达，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相互利益和各自需求的协调”。［7］需要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意识，创建一种基于世界意识之上的法理学。这是有别于过去的全新的法律理念。

我们面临的法文化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它发生在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的三因素同时剧变的情况下，它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全面的、带根本性的、难度最大也最具挑战性的变革。

(华东政法学院2000级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

［1］陈伯海：《中国文化之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2］参见叶孝信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第14页。

［3］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

［4］田成有：《中西法文化的较量与出路》，《法学》1995年第2期，第44页。

［5］这里对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略作区分。笔者认为凡是某一代人之前的所有的文化可以统称为传统文化；而文化传统则包括现时的文化，是对当时以至将来产生影响的文化。

［6］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9页。

传统文化的形成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地域文化；象征与隐喻

符号学，简言之就是研究符号理论的科学，它研究事物符号的本质、符号的变化、发展规律及符号的各种意义。基督神学时期的圣・奥古斯汀将符号定义为“使思考超出对事物感官印象的东西”。生活中存在着各种符号，如一般符号中的图像符号，语言符号中的声音符号，设计符号中的建筑符号等。通过建筑符号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的再表达，可以使我们重新树立建筑文化中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探寻一条保护历史文化与现实城市发展的新路子。

1 建筑符号的定义

建筑本身的形式就具有其自身的符号意义，建筑符号在符号体系中属于最复杂，含义最丰富的符号之一。总的说来，建筑符号就是将主观领域中难以把握的经验加以客观化、形式化，使这种经验可以被人们直接掌握、理解和接受。并且建筑在为人提供空间的同时，也传达着一种场所感，使置身其中者产生独特的感知。建筑符号的独特之处在于建筑所提供的空间和功能性可以引导受众的一定行为。然而，这种行为的产生也时刻受到历史环境、背景的影响。在不同的时代，建筑所面对的人群具有不同时代特定的生活状态和价值观。受众的改变、行为方式的改变都会推动着建筑功能乃至形象所传达符号意义的改变。

2 符号的象征与隐喻

在建筑外观所传达的视觉刺激中，符号意义一般存在于其原始意义即外延意义。如中国古建筑的屋顶、柱造、台基和游廊等。这些具体的符号具有鲜明的传统意味和象征性，其内涵意义一般来自于其色彩、大小、地域所带来的视觉感受。如厚重的重檐庑殿顶象征着皇家的高贵；而粉墙黛瓦则描绘着一副江南风情[1]。

建筑的空间所产生的场所感则带来更深层次的象征与隐喻。中国传统的围合式外部院落空间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深源文化背景，它暗含着中国人内敛、保守内收型的文化性格。其中由建筑外壁与周边环境共同围合而成的外部空间是中国传统建筑不同于西方建筑的特色之处。在宫殿建筑中，建筑沿中心轴线排列形成充满序列感的院落空间，给人威严、规整的感受；而在江南苏州的文人园林中，采用朴素的自然轴随意放置，产生轻松、惬意的庭院空间。不同于西方开放式的园林所传达的信息，中国式的空间处理具有独特的东方魅力，并显现出独特的中国式传统空间文化符号。

建筑本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中人造符的一种就具有鲜明的符号特征。不仅在于传统文化符号所包括的古建筑、园林中，在当代建筑也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从约会碰头的标志到一个城市的象征，再到一个国家的形象，建筑在现代生活中的符号属性也逐渐为人所认知和接受。

作为一种产品艺术，建筑的形状、色彩、材质、空间等等元素在实现了自身功能的同时也传达着其符号象征意义。而这种意义，通过环境和文化背景、历史背景来传达。如理解宗教建筑就需要宗教文化背景，哥特式建筑的尖顶只有具有天主教信仰的信徒才能体会其救世主升天的宗教含义。同样是门，在中国的宫殿建筑中却具有不同的等级含义，其与中国传统的君权神授的思想和儒家的等级观念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所以，进行地域性的设计必须对其所在地区的文化背景进行深入的了解，只有真正的理解外界的文化环境才能得到适合的建筑设计。

3 传统文化与建筑符号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建筑符在中国当代建筑设计中的广泛运用，证明了传统文化符号与建筑设计之间的密切关系，也说明了建筑的符号性表达。建筑作为一种具有使用功能的艺术创作，因其内部的使用性质往往具有更强的象征意义。比如天安门、太和殿就代表了皇家的权利；天坛、地坛等祭祀建筑象征了神圣与庄严；苏州园林代表了中国的文化气质等等。所以，一座建筑所在的地域、文化背景、使用功能都成为了它的表意符号。现代的符号设计就要理解传统建筑的符号特性来表达自己的主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就运用了天安门这一建筑符号

靳埭强先生曾说“我们不一定要画上京剧脸谱,穿上龙袍,才能让人认出是中国人。要在充分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延其意传其神,让传统文化在现代标志设计中得到更新和拓展”。中国传统的文化符号为现代的标志设计提供的源源不断的思想养料，同时也需要时代的更新来延长它的生命力，传统文化符号中的建筑符也不例外。只有深刻理解传统建筑符的内涵，并且贴切的进行时代的创新，才能使中国的设计不断发展。

4 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在建筑设计中的传承应用

传统文化符号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经过时代、环境、条件的更迭往往其原始意义已经逐渐弱化，而其象征意义被保留并得到强化。在象征符号的表达过程中，中介是必要条件。相似性、传承文化或文化解释又是中介的必要条件。建筑作为象征符号表达的中介之一，其自身具有复杂的结构特性。勃罗德彭特将建筑深层结构概括为四点：

4.1 建筑是人类活动的容器；

4.2 建筑是既存环境气候的调节器；

4.3 建筑可作为文化的象征，它从属于一定时代、地域；

4.4 建筑是各种资源的消费者，它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

可见任何一座建筑都必然将生活形式颇为基本的某些文化客体象征表现出来， 若想做出既传承地域传统文化又符合当代审美理解的建筑就必须准确认识传统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对于传统文化符号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式层上；不仅要认识传统文化符号的原始意义，更要把握符号的象征意义。在现代社会中，现代人的知识结构、生活方式、生存环境、价值标准都发生了进步与变化，对于传统文化符号的理解也必然后产生相应的变化。梁思成先生早就提出，历史上每个民族的文化都产生了它自己的建筑，随着文化而兴盛、衰亡。任何新的文化、包括建筑文化，都离不开历史的沉淀和积累，只是我们怎样去把握和传承的问题。

2008北京奥运会为世界所关注，位于北京中心轴线两侧的“鸟巢”和水立方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而在它们的身边矗立的一栋龙形的建筑更是夺人眼球，光彩不逊于前者。这栋龙形建筑就是北京大观。大观的建设者，将龙形这一艺术符号付诸于建筑之上，在大观站起来的中国龙的造型中，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

“龙”是极具中国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中国人自古将自己称之为“龙的传人”。龙在中国人的心中具有崇高的精神意义，它代表着威严与神圣，吉祥和幸福。在古代，龙是君权的代表代表的了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是一个集商业、办公、旅馆、居住于一身的综合性建筑。如此复杂的功能就要求建筑外观的大气统一。建筑抽象的龙的造型，即气韵古雅又线条流畅简约，将传统文化和现代审美和谐的组合。大观正是用最简单的线条、颜色和材质，成功地彰显出东方文化隽永悠长的质感。

5 结语

一个时代的建筑，反映着这个时代人的审美，更深层次的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当今的社会，全球已经逐步在向“世界村”的概念迈进。经济的互通，文化的交流，技术的覆盖，信息的共享，使全世界的文化日趋同化。这是时代的必然，也是所有地域性文化的强大挑战。谁能够在跟上世界发展脚步的同时保持自身传统文化的良性发展，谁就能使自身的文化永远保持活力。而这就需要每一个设计师都对于传统文化和现代建筑设计都有全面深入的理解。对于传统文化符号在建筑中的应用应该充分注重实际，尊重地域文化，使用恰当的文化符号。应深入的理解建筑的功能性质，以及建筑的内涵，从而把握使用符号的方向。在选择文化符号时，应全面了解符号的自身内涵和属性，避免符号使用不当带来的影响。同时，也要把握时代的脉搏，在运用的时候注意与现代审美意象的结合，推动符号语义的发展。

传统文化的形成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华文明；儒家文化；中医诊疗观；形成；发展

[作者简介]唐乾利，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教授、主任医师，供职于广西中医学院；陈小平，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覃文玺，广西中医学院主治医师，医学硕士；何清湖(本文通讯作者)，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208

[中图分类号]G03：R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10-0086-04

《黄帝内经》的成书，标志着中医学从巫医一体的理论体系中独立出来，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也同时直接指导着中医诊疗观的建立。在统治者推崇儒家文化的年代里，随其重点的变化，中医的诊疗观或多或少的发生了演变，本文就其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作一初探，并就中医学发展思路作一些初步思考，以期抛砖引玉。

一、原始儒学时期

先秦时期是以孔孟为主的原始儒学时期。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其中对周易的整理对后世儒家学者的影响极其深远。儒家与易学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儒家是以《易经》为宗典、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思想学术派别。

《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成熟的标志，其成书时间与孔子的年代相差不远，作为医学理论的文字表述，其中的阴阳五行理念并非来自于儒家思想，相比之下，与阴阳家的理念更加接近，可惜阴阳家的典籍已全部失传，无从考证。这些理念直接构筑着传统中医的阴阳五行诊疗观念，故在先秦时期，儒家对中医诊疗观的影响并不非常明显。

二、经学时期

(一)汉儒经学的建立及其主要思想

汉以后，依靠秦时耆老耳传重写经书。汉武帝即位后，采纳了当时儒家董仲舒的意见，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变博士原有制度，增设弟子员，有五经博士之说，凡不尊六艺、习孔子之术者悉去之，从此儒学独尊，《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崇高的法定经典，也是士子必读的经典。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重于在经典的字词句中探求微言大义，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

汉代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著书十余万字，奠定了经学在中国2000年历史上作为主流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核心的地位。其主要哲学思想既承传了汉以前儒家的重视生命、以人为本的益生主题思想，又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农等各家学说，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董仲舒比较系统地发展和糅合了先秦儒家的“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中和”平衡思想和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这些思想不仅渗透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实践。使天人之学具有了理论和实践的功能。而且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儒学与中医阴阳观念的差别及儒医形成的基础

董仲舒整理的阴阳学说主要来自于《易经》，易经的阴阳主要以二的倍数增长，以一分为二为主体。《易经・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道明了天地阴阳变化之理，但是《易经》的阴阳与《黄帝内经》里的阴阳并不完全一样。

《黄帝内经・阴阳离合论》：“黄帝问日：余闻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今三阴三阳不应阴阳，其故何也?岐伯对日：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可以看到，在中医诊疗体系中，阴阳的三阴三阳理论是非常独到的创造，不与其他体系雷同，这在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所用的主要辨证论治体系就是三阴三阳体系中就可以得到证明。按照《易经》阴阳分法固然合于天道，但是因为取类的不同，对三阴三阳的诊疗观还是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医的诊疗观开始出现了分歧。

由于儒家官学地位的确立，对于医疗体系乃至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医疗队伍的组成结构也造成了新的变化，给后世一种医疗群体――儒医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儒医这个群体是最终导致中医学诊疗观分裂的重要人群。汉以后的执业中医的人群结构数据表明，两汉至唐代52位著名医家中，儒者多见。

(三)经学后遗症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学说、祥瑞灾异说后来演变成为流行于西汉末并兴盛于整个东汉时代的谶纬应该是董仲舒始料未及的。由于其理论中提供了谶纬之术的发展空间，同时在对政治措施的影响方式上，逐渐与谶纬神学合汇，尤其是王莽与刘秀在夺取政权之际公开利用，将若干谶语编为官书明白昭告；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又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定为功令的必读书，“言五经者，皆凭谶纬说”。儒生为了利禄都兼习谶纬，称“七经纬”为“内学”，而原来的经书反称为“外学”。使得谶纬的地位实际上凌驾于经书之上，从而让谶纬之术发达起来。

谶纬的兴盛对中医诊疗观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本来《黄帝内经》理论体系构建的传统中医诊疗观已经脱离了传统巫术鬼神占卜的概念，谶纬的兴起直接通过官方把这些理念重新打回到中医的诊疗观中。这在后来的很多医书记述中可以得到证明，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到孙恩邈的《千金方》里都有很多谶纬术的记载。

延至东汉末年，人们得病不是先找医生，而是找巫师，谶纬学泛滥极其严重。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记载当时的人：“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张仲景对此情况痛心疾首，撰著《伤寒杂病论》正本清源，奠定构造了正统的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使中医的诊疗观在文字上规范下来，让中医学独立于谶纬学之外，并显现出不可比拟的临床效果，这是张仲景至今仍被尊为“医圣”的原因。

谶纬之学虽经魏晋以后屡被禁止，但仍然在民间流传，明清时期还有很多医书存在着这些记述。只是到了“”以后兴起，传

统学术退位，谶纬之学才开始真正敛藏起来。

三、理学时期

(一)儒学思想的分野

宋以后。以五经为主干的章句训经学因自身僵化而陷入绝境，熙宁变法失败后社会矛盾激化，佛学南禅宗改革运动的思想浪潮冲击，使得教条经学的专治局面开始发生振荡。疑经之风逐渐兴盛，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尚书》。儒家文化随之发展成为一种以儒学为宗，吸收佛、道思想。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走向政治哲学化，为统治者提供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以适应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的学说，也因此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

儒学这时主要分化出两支，一支是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程朱理学坚持“性即理”的根本观念，主张“宇宙之间，一理而已”，以“理”为本体、以“穷理尽性”为方法。朱熹则是儒家理学集大成者，其所著的《四书集注》也成为元明以后中国科举考试的教材。另一支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陆王心学则坚持“心即理”，主张心外无物，是以“心”为本体、以“发明本心”或“致良知”为方法。《四库全书简明录》记载：“朱子无极之辨，陆九渊攻于前，格物之说，王守仁轧之于后，诸儒各争门户，垂数百年。”

儒学的内部争端体现出明显的思辨性，引经据典皆为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不固守经文本义，这些思想上的变动对中医学的诊疗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中医诊疗观上的分裂，形成中医的学术分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小叙》：“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不仅概括儒与医各自学派分立时间，也暗指了儒之门户分于宋，与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二)儒医大量产生。改变了原有的医疗队伍结构

宋朝时候，国家对医学非常关注，不仅帝王本身熟悉医学，而且还不断下诏书指导全国的医事活动。《宋会要辑稿・崇儒》：“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甚大惠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儒医在官方的提倡下正式形成潮流，不少士大夫亲自整理收集验方、家藏方，如陆游的《集验方》、苏轼和沈括的《苏沈良方》、司马光的《医问》，高若讷的《素问误文阙义》及《伤寒类要》等书。名儒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名言对此更是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促使大批儒生加入到医学领域之中。由于儒医本身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在中医群体中占比例增大后，其学术观点直接影响到中医学界的观点，中医诊疗观的蜕变亦因此而生。

(三)金元四大家的产生标志着传统医学诊疗观的分化

金元时候。中医的诊疗观开始出现明显的分野，出现了“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震亨，他们对《黄帝内经》各执一义，先是河间学派刘完素以“火热论”病机创立了“寒凉派”：张从正师刘完素发展出“以血气流通为贵”的“攻下派”，李东垣尤其重视脾胃成“补土派”；朱震亨倡导“阳有余阴不足”建“滋阴派”。4人中至少有3人和儒家扯得上关系。张从正著书叫《儒门事亲》，李东垣曾从师于当时名儒翰林学士王若虚、冯叔献，朱震亨则是师从朱熹的四传弟子许谦学儒门理学，其书《格致余论》亦含有“格物致知”之意。他们都反对“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这些都是受宋儒疑经和部分理学思想影响而生的。由此可知，中医诊疗观的分野与宋朝儒学的门户分别有直接的相关性。

(四)理学后遗症

随着儒家理学的“穷理”深入，逐渐出现了空谈理论，不尚实际的风气，这也对中医诊疗也影响很大。到了现在，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社会大生产分工的深化，出现了只谈理论不会临床的中医理论家，也许或多或少的还是和理学的遗风有一点关系的。

心学的修习方法必须是德才兼备。智慧过人者方能成功。其发展到最后竟然成了“小人无忌惮”，尤其是把“医者意也”发挥到极致之时，其流弊更是直接导致了诊疗的随意性，没有规范。没有章法，诊断上没有精准的判定，疗效上没有确切的估计，中医至此便逐渐衰弱，使西医学乘虚而入占据了主流医学地位。

四、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长期占据官方的统治地位，对中医的诊疗观念有着极深的影响。儒学的几个重要时期的思想演变造成了中医诊疗观的变化，尤其是宋以后儒家分野，造成金元时期中医诊疗观的分野。但最终医学仍是医学，既不是哲学也不全是文化。中医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在儒家文化的变化中伴生发展的一门经验实用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说。唯一检验医学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就是临床疗效，不论诊疗观如何发展变化，能指导临床治愈疾病的理论才是唯一正确的理论。

中医独特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其独特的学科属性。中医学对人体本身和人体科学本身以及防病治病都具有独特和卓越的见解，是一门符合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医学科学。没有古代的中国哲学，就没有现有形态的中医学理论；没有儒家文化，就没有不断发展的中医诊疗观。可以说，中医学是在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在儒家文化影响下，通过历代医家长期的医疗实践与不断的积累，反复总结而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传统医学科学。中医既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属于哲学和文化的范畴。因此，在中医的发展过程中，还需要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审视和研究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必须进行方法论及诊疗观的变革。

由于儒家文化占据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毫无疑问儒家文化影响着中医学的发展，而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属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范畴，又以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即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来建构理论体系。并建立了中医学的元气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等，并使之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中国传统自然观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万物始基的元气本体论；另一方面则是宇宙形式的天人合一论。正是这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元气本体论和天人合一论，才使中医学形成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方式和理法方药的独特体系，尤其在中医诊治方法上，也无不富有传统自然观的特质。元气论以及阴阳学说等哲学思想给予了中医发展强大的指导武器。在这种思潮下，中医学形成了一套整体的理论体系，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宇宙息息相关，人体无时不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主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传统文化的形成范文第4篇

首先，培训围绕“孝悌”，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从心开始，从家庭开始”的口号，培训的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内容都围绕这一主题。的确，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每个家庭健康了，何愁社会不健康呢？正如人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组织健康了，身体能不健康吗？培训内容讲到“家和万事兴”，而家庭和谐的首要标准是“孝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礼仪之邦”，历代王朝都很重视“举孝廉”，人们心目当中也是以“孝敬”为荣，以“不孝”为奇耻，这次的每个培训内容都与“家庭”和“孝悌”有关，契合了人类最基本的感情，使大孝者更加自励，中孝者愈益自勉，小孝者猛然自省，不孝者幡然醒悟，大不孝者无地自容。所以“孝悌”培训紧扣人们心灵深处的老弦，触动人们最敏感也最脆弱的神经，提起了一个近几年被社会冷淡、被大家遗忘又热切盼望找回来的感觉。所以这样的培训是大家热切期盼和急切需要的。

其次，这个培训的组织者、倡导者和老师们都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这个培训的发源地“安徽省庐江县汤池镇”，是中华传统文化培训的起源地，这个镇子经过三年中华传统文化的教化使犯罪率为零，基本达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程度，可见其神奇的魅力。任教者有世界著名的佛教大师、国内外知名学者、部分一流大学博士和全国部分成功的教育工作者。这些教师的培训都是“无偿”传授，几次培训都是一些做慈善事业的企业提供赞助，还为培训者免费提供食宿，不带任何政治目的和经济企图。他们是真正的奉献者。一些青年和中老年中医为培训者免费推拿针灸，现场传授健身、养生方法，这些“义工们”为你端饭盛汤，为你扫地整床，为你指引带路，你的疑惑和困难人家都提前了如指掌，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全是“免费的午餐”，我觉得即使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感动的，何况我们这些即将迷途的羔羊？真是“以身示范、善莫大矣”，因此，最好的老师是做得比说的还好的人，最好的领导是做的比说的多得多的领导。

第三，学会“孝悌”就会提高了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 “孝”就是尊敬父母长辈，并且“视诸父，如己父”，“悌”就是尊敬兄长，并且“视诸兄，如己兄”。 一个孝敬自己父母的人那他必定也会尊敬别人的父母和其它长辈，敬老爱老的晚辈，必定会按照父母的教诲做人做事，古人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听了老人言”，掌握前一辈人的生活劳动经验为我所用，必定会少走弯路，甚至像牛顿一样“站在前人的肩上看得更远、走的更快。”听从父母兄长的话，家庭必定长幼有序、其乐融融，不会搞得“兄弟相残、父子相欺”，以至于尔虞我诈、乌烟瘴气。像“孔融让梨”一样，“本子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事情也就会少之又少，社会不就和谐了吗？一个尊敬父母和兄长的人，他走向学校就会尊敬老师，听从老师的教诲、知道父母的辛苦，必定会勤奋学习回报父母和老师，成为一个积极向上、品德高尚的学生。走向社会，他也必定会成为一个遵纪守法的人，服从单位而后服从领导的人。这样的人多了单位也就和谐了，这样的单位多了，社会就和谐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达到这样的境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一定会大踏步迈进。

第四、在当前经济社会推进“中华传统文化”，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必须稳步推进。近日，沙雅县第三小学启动“传唱感恩歌曲，诵读圣人经典”活动，师生兴味盎然。这是全校师生学习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政协十一届四中全会报告中关于“中、小学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论述的具体行动。

传统文化的形成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中国；室内设计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积累而成的宝贵财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在现代室内设计中融入传统文化，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满足了人们对民族传统的情感依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实践意义。室内设计工作者在把握传统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研究和发展，结合现代设计理念，从传统文化思维、神韵、文化符号等方面进行借鉴，实现对传统文化精神和内涵的传承，提升现代化室内设计水平。

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及其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一）儒家的文化思想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在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学说，成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主体，一直影响并主导着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庸之道是儒家的核心思想，是在实施仁学、推行礼乐进程中形成的，指处理任何事情时都要坚持中正的法则，应用到室内设计中体现在，对居住室内空间装饰设计时，过多的装饰会显得俗腻，不做任何的装饰又显得消沉，而恰如其分的装饰就会令人赏心悦目，这构成了中国传统室内设计的基本哲学内涵。“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学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例如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建筑，古典园林中亭、台、楼、榭等均体现了这一点，在室内设计引入自然景物，注重室内外环境和空间的联系，与自然环境融合，达到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

（二）道家的文化思想

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家文化是中国文化主流之一，道家文化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在老子《道德经》中提到的”道法自然”是道家文化思想的精髓，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道家文化思想渗透到文学、美学与艺术等领域，对室内设计也有深远影响，改变了室内空间设计所表达的内涵，成为了现代室内设计领域的重要思想，例如在室内空间上运用隔断，将不同空间的装饰互相引入、渗透，创造出虚实相结合的意境美；利用建筑的门窗，将室外大自然的景色引入室内，使室内空间能映入自然风光；在装饰材质上综合利用原始、本色、质朴的材料，给人一种回归自然的美感。

（三）佛教的文化思想

佛教文化与儒、道并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倡导通过个体的直观体验和深思熟虑的思维方式达到精神上的一种超脱和自由。佛教思想崇尚自由，超越本身局限，充分挖掘自身潜能、不断丰富自我，摆脱世俗，最终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我国的佛教文化思想，渗透了浓郁的佛教审美因素，具有浓厚的审美追求的内涵，成为审美追求的目标。在室内设计中，佛教文化思想所倡导的审美是简约之美，如室内设计中色彩的处理多以沉静色彩或接近自然材质的原色，再结合白色来呈现，同时在家具与陈设上，力求简约、利落的组合，营造出“闲寂、幽雅、简朴”意境的禅意室内空间环境，给人以心境平静的精神享受。

二、现代室内设计对传统文化的借鉴

（一）从传统文化思维方面借鉴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的文化思想，强调事物的辩证统一，以及自然观上的“天人合一”，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整体与辩证的思维方式。将这种思维方式转化到室内设计上，通常会促进创意的形成，一个好的思维创意能够加强人类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应用。例如，我国民居建筑布局上讲究“对称”格局，现代室内设计注重运用各种“隔断”造型等，均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统一、彼此关联的思维方式。在室内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应将自己的创作思维和中华民族传统的自然观、哲学、思维方式等方面紧密联系，融会贯通，从而创作出具有传统文化内涵，符合现代人审美取向的室内设计作品。

（二）从传统文化神韵方面借鉴

纵观中国传统艺术发展史，意境的创造十分重要，不论是绘画、雕刻等艺术，还是建筑、园林等艺术，都蕴含着对“意境”的追求。“在室内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应立足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深入研究和提炼其精神、思想观念、审美习惯等方面的内涵，领悟其艺术神韵，创造出符合现代人审美观念的室内设计作品。特别是当下，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呈现多元文化现象，更需要对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进行借鉴与运用，延其“意”，传其“神”，注重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室内设计。

（三）从传统文化符号方面借鉴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具有典型文化内涵的图形和纹饰，包括象征性图案、古代传统图腾、传统宗教纹饰等。这些传统文化符号经过历史的沉淀，具有极强的文化内涵，将其作为设计元素融入现代室内设计中，运用现代的设计语言来诠释其文化内涵，创造出具有传统文化内涵的现代室内空间环境。在现代室内设计中借鉴和应用传统文化符号，注重功能与形式的完美结合，结合现代的科学技术，运用新材料、新工艺，使其内涵具有延伸、拓展与新的突破，从而使新与旧、古与今形成密切的联系，创作出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室内设计作品。

三、结束语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是中国现代室内设计所要传承与创新运用的坚实基础和独特法宝。从传统文化探讨现代设计的发展方向，要求设计师从传统文化思维、传统文化神韵以及传统文化符号等方面进行借鉴与传承，创造性的运用传统文化来开辟中国现代室内设计文化艺术之路，形成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室内设计。

参考文献：

[1]谭秋华.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传承[D].南京师范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