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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当美国经济学家多林杰和皮奥里(Doeringer P.and Piore M.),出版他们多年研究的成果《内部劳动市场和人力政策分析》一书时,曾经指出:“内部劳动市场是一个类似于制造业工厂这样的管理单位,其中劳动的定价和配置由一系列管理规则和程序来控制。由管理规则控制的内部劳动市场(intemal labor market)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外部劳动市场(external labor market)不同,在后者当中,定价、配置和培训都直接由经济因素控制。然而,这两个市场却是互相连通的,它们之间的运动发生在某一个构成内部劳动市场的进人口和退出口(ports of entry and exit)的工作种类上面。内部劳动市场中其余的工作,通过对那些已经获准进入的工人的提拔或调动来补充。结果,这些工作便避开了来自外部市场竞争力量的直接影响”。尽管内部劳动市场理论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但是,作为研究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可以利用它将传统劳动市场理论无法顺利整合的一系列因素联系起来。
二、对内部劳动市场起源的考察
对内部劳动市场的起源,研究者们提出了多种解释,主要包括:(1)工会化。作为工人的组织,工会被传统经济理论认为是劳动市场的垄断者,经常通过对劳动价格和数量的控制,来满足会员对福利和就业的需要。结果,工资高于劳动市场完全出清时的劳动价格,就业人数却少于完全竞争劳动市场可以提供的最多数量的就业岗位;借助工资刚性,劳动市场由此被分隔开来,加人工会的工人就业和收入得到了保障,没有加入工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和妇女则被排斥在外。(2)大企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工业转向了大批量生产,许多行业出现了寡头垄断。大批量生产需要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因此只有大量销售才能够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寡头垄断的存在使得企业对市场份额的争夺,既变得至关重要,也变得非常谨慎,因此,大企业首先追求产品销售市场的稳定,进而,这种对稳定性的追求泛化到生产要素市场的控制上,其中自然包括劳动市场。(3)专门化的人事管理。在工业化初期,西方许多国家一段时间普遍存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情况,因此企业的劳动用工并不像后来那样正式和规范,加之许多现代工厂是在以前的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场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社会上没有劳动立法,企业里也不存在专门管理人力资源的职能和相应的机构设置,大量的家长制作风和行会惯例导入都实际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管理。然而,随着企业的发展、竞争和社会约束的增强,将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独立出来,成立专门的机构,聘请专业人士来实施逐渐成为必要并最终变成现实。(4)特殊的历史和文化。雅各比(Jacoby S.1979)认为,日本企业中的长期雇佣、年功工资、内部晋升和福利项目等内部劳动市场特征,与日本工业化之前技术工人的以技艺为基础的雇佣体制移植到后来的寡头企业有关。企业规模的变化增加了管理稳定性的重要性。随着恶性竞争威胁的减轻和融资能力的增强,企业由此能够对经营进行长远规划,以充分利用已经发生的大量投资,这就需要相应的稳固和严密的管理控制。(5)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劳动市场的状况往往对应着产品市场的状况。如果企业长期面临合适的工人短缺的情况,就会从长计议,建立自己的劳动储备。而当经济不景气,劳动力供给过剩,则企业更多地采用灵活的用工策略,以充分利用外部低工资劳动力供给,降低生产成本。这样看来,内部劳动市场的兴衰不过是劳动力供给紧张和松弛状况的反映。
三、内部劳动市场的主要特点
(1)工作特定化(job specificity)。由于劳动是异质的,知识是会意的,人力资本是特殊的,竞争力是依赖于个人的且跨企业和跨职业不可转换的,因此,特定的工作只能由拥有特定技能的人来从事才是最有效率的。(2)在职培训(on-the-job training)。以干中学方式,暴露于工作环境,通过旁人的示范与指点、临时代工、作为助手工作一段时间等,形成与特定化的工作相匹配的技能。(3)工作阶梯(iob lad,ders)。在一个企业内部或某一职业,全部工作是分成工作系或工作群的。工作阶梯的纵向结构主要反映责任、技能和权力的变化。在更低层次上的工作经历对将来从事更高层次的工作是有帮助的。(4)进入口和退出口。进入口是特殊人力资本积累的起点,因此往往处于工作阶梯的底部。不过,这一点对蓝领工作来说较为突出和普遍。但对专业劳动市场的进入可能发生在各个工作层次。此外,对工匠劳动市场来说,几乎不存在特定的进入口或退出口。对内部劳动市场的退出是受一定规则限制的,这些规则主要用来约束非自愿流动,比如临时的或永久的解雇、带薪休假、因缺任务而导致的工作停止、伤残、违纪以及强制或提前退休等。(5)工资等级(earning hierarchy)。工资与工作挂钩,并不精确地对准个人的边际生产力,而是采用一些拇指法则来确定。工资增长往往反映资历增长。(6)内部晋升(internal promotion)。尽管提拔员工也考虑其个人能力和业绩,但资历常常是重要的参考因素。对工作表现的评估有时也是重要依据。(7)资历依赖(seniority reliability)。一个工作者的资历经常反映为其在一个企业或组织中的连续任期。(8)解雇限制(1ayoff restriction)。固定或准固定劳动成本(解雇费、招聘费、培训费、劳动者替换造成的生产率下降和损失增加等)的存在,加之工作场所的习惯,导致雇主不能任意雇佣/解雇工作者。
总之,内部劳动市场是竞争性劳动市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如果内部劳动市场是按管理者的意愿建立起来的,而且管理者追求劳动成本最小化,工作在成本合适和能力胜任的情况下才提供给工人,那么,除非参与求职竞争的工人得到的高价格由高的劳动生产率来予以补偿,否则,工作将给予要价最低的工人。自然地,在工人方面,他们则寻求将劳动服务出售给出价最高的雇主。此时,只有当其能够降低成本时,竞争性的市场过程才会被内部劳动市场所取代。这也就是说,之所以会出现内部劳动市场,主要是由于它比竞争性外部劳动市场有更低的运行成本。
四、经济学家对内部劳动市场的理论解释
(一)激进经济学派(the radical economics)
首先,内部劳动市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资本家要掌握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尽管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属于资本家的,但生产过程却直接掌握在劳动者手中,劳动者最了解生产的进度、劳动的强度、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劳动的主观态度,而这些因素最终反映为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换句话说,由于劳动者掌握了生产过程的关键信息,因此,对生产过程就有了实际的控制权。
其次,除了对生产的前提和生产的结果拥有法定的财产权利之外,资本家要实际控制生产过程,抵消劳动者在工作现场的控制力,通常采取的方式是,劳动分工、产品标准化、管理职能独立和机器生产。
然而,劳动分工、产品标准化、管理职能独立和机器生产是相对的,并且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们的显著变化取决于大的技术更新,而大的技术更新往往是随机发生,或者至少需要长期积累才能出现,因此,在很多时期和很多企业内,特别是在总体上面临劳动力供给相对紧张,政府或工会施加政治压力的时候,资本家就不得不忍受和设法改变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而旺销的产品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资本家向工人妥协的经济能力。
(二)制度经济学派(the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首先,在企业经营特别是对劳动的定价和配置过程中,起作用的并非仅有经济因素,其他例如习惯等非经济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里,习惯就是一种有定势的心理活动,表现为当事人稳定的预期和重复的行为。实际上,习惯本身是重复行为的结果,是一种在刺激一反应的互动中适应环境的过程,尤其是群体习惯,它会超越个人的意识阈限,并靠群体的赞赏和报复等来强化。面对超量信息,惯例不过是处理事情的“拇指法则”,即粗糙的、凭经验的、约莫估计的方法原则。在制度学派看来,企业或机构中的各种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讲,就是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习惯,它们仿佛是企业或机构机体的基因,将其生命特征从过去延续到未来。如果说各个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那么,正是因为它们特定的习惯有差别。就内部劳动市场而言,劳动分工到什么程度,工作阶梯如何分等分级,工资级差如何确定,技能传授的方式和途径,招聘、审查、培训、晋升、解雇的标准和程序等,通常都不采取工作设计、动作分析、生产效率评估等的方式来进行,而是大量依照惯例来执行。
其次,就在职培训来看,老工人之所以愿意将技术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授给新工人,一个重要的预期,就是意识到这样一来新工人在得到技能之后,并不会对老工人的收入和就业构成威胁。因此,老工人向新工人暴露操作技巧的前提之一,是存在资历承认、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等惯例。另一方面,新工人在就业和接受培训之初,之所以愿意忍受较低的或不反映其边际生产力的工资,乃是因为惯例告诉他有朝一日他会上升到老工人的地位,从而将获得更高的或超过其边际生产力的报酬。可见,薪酬与工作职位挂钩,而不是根据对个人边际生产力的测定来给付,这样的工资结构,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种惯例。
(三)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理论(firm-specific human capital theory)
贝克尔(Becker R.,1964)提出,企业中使用的人力资本分通用性和专用性两类。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可以定义为一种一旦离开了其由以形成的企业,在别处就毫无价值的人力资本。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往往是在特定的工作场合、针对特定工作任务、以意会形式存在的知识和技能,需要通过干中学和在职培训的方式并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积累起来。而一旦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在员工身上积累起来,他在该企业的价值就与在另一家企业的价值不同,并由此与雇主对物质资本的垄断一起,形成企业内部劳动市场的双边垄断。因此,可行的制度安排,一方面,是承诺给长期雇佣的员工提供随任期递增的报酬,以激励他们对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另一方面,让新员工从较低的工作岗位干起,然后,再沿着工作阶梯逐步上升,给新老工人稳定的预期和竞争的秩序。
后来,拉齐尔(Lazear E.,1979)进一步提出了向上倾斜的经验一收入曲线,表明企业延期支付报酬的方式会诱使员工一生都努力工作。如果工人接受这样的承诺(隐含合同),就会认为只有当他变成资深员工时,才能拿回他早期以低收入的形式给予企业的“信贷”,这样,就非有内部劳动市场不可。企业通过内部劳动市场降低员工的跳槽率(rate of turnover),得到的是员工对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由此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员工的忠诚、活力和团队高昂的士气等。
(四)竞赛理论(tournament theory)
拉齐尔和罗森(Lazear E.and Rosen s.,1981)曾经提出一个“竞赛理论(tournament theory)”来解释内部劳动市场:企业内的各个工作岗位,主要是按照工资档次所划分出来的阶梯。雇员总是从某个层次上的某一点受雇进入企业,并立即与同伴展开竞赛,当他赢得竞赛以后,就会被提拔到另一个更高层次的职位上去;输掉竞赛的人则继续留在原来的工作岗位(层次)上。在这里,两个不同层次的岗位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可能是一样的,就是说,报酬只与在竞赛中的地位有关,很少与工作性质有关,向更高层次晋升本身构成对员工的激励。与之相应,总是需要有一些员工从较低的层次进入,由此才能保证竞赛的持续。这个模型字面上的意义似乎是:在企业的高层职位上大多是从内部提拔上来的人,工作阶梯的安排,除了激励更低层次的员工做出努力而外,没有别的用意。这就解释了内部劳动市场中常见的工资与产出脱钩以及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现象。
(五)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
威廉姆森(Williamson O.,1975)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分析包含两条对经济当事人行为的基本假定:首先,个人只拥有“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尽管个人想要做出最大化决策,但他只有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这就使得在缺乏某种治理结构的条件下,订立覆盖所有偶然性的复杂的合同成为不可能。其次,个人是“机会主义的(opportunistic)”,当存在不对称信息分布的情况下,个人不会诚实地透露他所掌握的全部信息。由此,当任务是充分分解和特定化的时候,个人将获得有关他负责的工作信息的垄断地位。进而,便与企业一起构成了双边垄断的讨价还价局面。由此,某种替代市场即时缔约过程的方案成为必要。因此,一系列管理规则、组织结构和合同形式(内部劳动市场)不过是同时节制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一种制度安排。
具体说来,工资与职位挂钩而不与个人贡献相连,这样,就不再需要根据个人差异对工资进行商议和微调;使用低级职位作为雇员进入企业进入口(ports of entry),实际上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筛选员工的手段,有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内部晋升鼓励员工与工作相匹配以及员工之间的合作,否则会引起职业生涯的中断以致无法享受资历优惠;延后支付报酬促使员工长期依附于企业,同时产生了刚性的工作阶梯或职业生涯顶点(退出点)的强制性退休(compulsory retirement)必要,极大地减少了劳动定价和配置的不确定性。总之,内部劳动市场可以使交易成本最小化。
(六)信息搜寻理论(information research theory)
针对劳动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萨洛普和萨洛普(Salop D.and Salop s.,1976)提出了有关劳动信息搜寻的自我选择过程理论(self-selection processes)。他们认为,一般说来,商品的出售者比其潜在
买者对商品的品质拥有更多的信息,因此,卖者就要选择适当的方式透露商品的信息,这是一种信号行为。另一方面,买者也会密切关往卖者的信号行为,以甄别商品的品质。就内部劳动市场而言,如果企业为员工提供递增的收入边际,那么,就可以设想,只有较低退出倾向的人才会想要进入和留在该企业工作,这样,求职者和聘用者的双向选择就造成了员工和企业的良好搭配。
后来,麦卡森(Malcomson J.1984)提出了一种两阶段劳动合同模型。就是说,合同约定,在企业招募的新员工当中,只有一部分人可以进入第二阶段,并且在第二阶段会得到更高的报酬;这种“提拔”的依据,是企业对员工在第一阶段表现进行评估而得出的员工的排名。由于这种安排可以激励员工在第一阶段就努力工作,因此,企业采用试用期等安排不过是让其充当识别求职者素质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对劳动者来说,当他可能找到的工作和由此获得的报酬的分布取决于他搜寻市场的成本时,企业的工作阶梯和内部晋升的存在,使他在进入之后一般不会自动选择离开,也就是说,使他具有了稳定雇佣关系的倾向。
五、有关内部劳动市场的反思和争论
奥特曼(Osterman P.1984)指出,从理论上讲,当劳动由一个完全变动的要素,也就是说,可以随经济波动而随意雇用和解雇的要素,变成一种准固定要素的时候,企业就倾向于用长期的合同来维持雇佣关系。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压力,迫使企业在内部劳动市场规则之外寻找增加利润的途径。导致了大量利用临时辅劳动和分包合同的趋势。此外,对经济困难的另一个反应,是非工会化的侵略性增长,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又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内部劳动市场理论。如果把内部劳动市场当作短期甚至是随机现象,与在现实中所观察到的工作规则缓慢变化的情况不符。但是,决定和构成内部劳动市场的因素很多,其相互关系也十分复杂,因此,迄今理论家对它的大多数的解释都是某种折衷主义性质的,“充其量不过是一张似是而非的因素的清单”。实际上,具体的内部劳动市场不仅是多样的,而且是易变的。
库塞拉(Cucera D.1998)对比分析了欧洲、日本和美国企业的内部劳动市场情况发现:制造业比其他产业的内部劳动市场现象更为普遍;大企业比中小企业的内部劳动市场现象更为普遍;地处经济中心区和有人事管理部门的内部劳动市场更为普遍;存在工会的企业不一定存在强劲的内部劳动市场;岗前培训和脱产培训对内部劳动市场的影响不明显;培训内容越是企业专用性的内部劳动市场越明显。尤其是妇女,作为缓冲就业队伍(bufferworkforee)的存在,是日本企业维持内部劳动市场的重要条件,由她们所担任的工作通常都不在内部晋升的序列当中。在引起内部劳动市场的成因上,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雇主对稀缺的、非常熟练的、可替换的劳动力的需求。换句话说,如果熟练的、合格的劳动力在本地劳动市场是唾手可得的,那么,内部劳动市场的规则就会变得无足轻重了。
格里姆肖和鲁伯里(Grimshaw D.and Rubbery G.1998)认为,20世纪最后10年,由于持续的高失业率、工会势力消退、保守政党放松管制、工资决定的分散化、绩效评估的个人特色和非典型雇佣合同的大量使用,不仅蓝领工人,许多白领雇员甚至管理层人员也得不到长期的就业保障,这使得企业管理中社会习俗、资历承认、工作伦理、长期雇佣关系以及工资集体谈判决定等,曾经是内部劳动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规则和惯例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整个劳动市场转向分裂成原子式的关系,个人要更多地承担经济波动造成的损失和负担,哪怕工人拥有企业专用型人力资本,或会影响企业声誉从而损害其长期招聘和留住人才的能力,雇主也倾向于将内部劳动市场从谈判能力已经下降的工人身边移开。因此,传统的内部劳动市场理论过于简单化了,应该考虑根据企业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动态地分析雇主的雇佣策略和雇员在劳动市场上的地位。考虑种种因素,企业可以一方面在劳动市场的顶部采取与业绩挂钩的方式决定工资,另一方面,在劳动市场的底部则引入劳务或服务转包的方式,将内部劳动市场与外部劳动市场结合在一起。因此,内部劳动市场应该是多样化的。
2002年,当内部劳动市场概念提出30年以后,皮奥里回顾说,当时他和多林杰提出内部劳动市场这个概念,是为了弥补劳动经济学理论和现实的脱节,并且将内部劳动市场局限在一个企业或组织内部,“如果我今天给出定义,我将更宽泛地定义它(内部劳动市场――引者注),不光包含简单的管理规则,也包含社会实践和习惯,而且我也会考虑其社会性的边界,而不必与正规组织的边界重合在一起。”
皮奥里认为,内部劳动市场的衰退可以理解为企业或组织转向更为柔性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反应。这种转折反过来加剧了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柔性技术使生产过程重组。现在的工程需要结合不同的专业技能,但其中许多技能都是标准化的。为了完成工作经常要组织团队,于是沟通和协调成为个人参与合作必需的重要能力,并且组织者和参与者需要多种专业背景知识,而不是仅仅求助于程序工程师。团队工作实际上成为一个不同专业成员之间寻求密切配合的过程。此时,利用临时辅助服务来挑选工人,便愈益成为企业或组织正式雇佣前的考察途径。并且,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特别是在组建和分拆特定工作项目的前后时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卡萝莉(CaroliE.2007)从企业竞争力视角分析了一段时期以来内部劳动市场所呈现出来的不稳定性,认为由于信息和通讯技术(ICTs,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的扩散所导致的知识程式化(knowledge codification)的增强,已经使得竞争力更少地依赖于个人。知识越来越内嵌于企业自身,这对于降低建立在外部劳动市场弹性基础上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的相对成本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此,对外部劳动市场的借用兴盛起来,但却有可能损害企业的长期竞争力。
一、劳动经济学理论解析
劳动经济学理论主要是以劳动关系为研究对象,对劳动经济的发展规律进行总结。分析如何在投入最少的劳动费用的情况下,创造出最高的经济效益。然而我国对此理论的研究相对较晚,与国际上先进的发达国家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国内从事此方面的研究机构相对较少,无法适应经济的发展要求。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就业情况还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因此应当对当代劳动经济学理论进行深入的解析,积极学习外国的先进理论成果,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二、劳动经济学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关联
劳动经济学是经济学领域的知识,人力资源则属于管理学领域的知识。从表面上分析,两者关联不大,但在实践中两者关联密切。实际上,两者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分析劳动经济学后发现,其与人力资源管理在根本上存在相近之处,但也有较大区别。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劳资关系,人力资源管理则主要对雇佣关系进行解读,研究对象都属于劳动关系,因而有相近之处。但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侧重于研究企业内部的劳动关系,目的是对市场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没有交易成本,而且有竞争性。对人力资源管理而言,雇佣关系则是管理层对员工进行管理,只要在实践中有行动,就会付出交易成本。尽管两者在研究范围上不尽相同,但研究内容和方向都存在一致性,均是为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改进人力和市场的彼此作用。因此,寻找两者中能对彼此产生积极作用的部分,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事业意义重大。
三、人力资源管理现状
1.员工招聘未按理论进行。当前,一些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并未参照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对招聘进行限定,仅依据经验对员工人数和投入成本进行判定,招聘的中出现的偏差造成企业获得的利润受到影响。在短期内,要结合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在劳动力边际收益与边际费用保持一致时,劳动力人数达到最优状态。从长远发展进行分析,企业的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能得到较为合理的控制,此方面工作能会对企业的产品产量产生影响。因此,企业招聘人数不能随意变化,要利用理论指导实际。
2.薪酬管理存在不足。薪酬管理企业的工作效率、员工工作效率均会产生较大影响。良好的薪酬管理,不仅能促进企业成本控制,也能帮助企业利润达到最大化。现在企业虽然认识到此项工作会对企业产生较大影响,但并未有一套与其相匹配的管理方案。工资水平长期没有变化,造成劳动效率降低。工作效率对较差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大,不仅无法实现发展目标,也让员工失去奋斗动力。如果工资涨幅过高,虽然能提升员工工作动力,但让企业承受沉重的负担。依据企业发展实际情况,制定出有实际意义的薪酬管理制度,是企业开展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倚仗。
3.重要员工流失。企业中的一些核心人才对企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这些人才的流失,造成的损失较大,一些核心人才的流失会带走企业的部分技术,乃至一些重要资料,还会导致企业之前开展的培训和管理没能发挥全部作用。一些关键职位的空缺,会对整个企业的流程产生负面影响,让企业的发展受到阻碍。如果管理人才流失,会削弱团队影响力,影响团队的合作精神,甚至会造成更多员工的流失。
四、利用劳动经济学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增强的对策
人力资源管理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距今已有数十年,理论日趋完善、成熟,为企业发展起到较大的支持作用。但是,社会发展速度过快,人力资源的发展难以跟上步伐。从全社会范围内进行观察,人力资源的理论、方法和实践均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要对人力资源管理重新进行分析,从新的角度对其内容进行拓展、更新。
1.加深企业员工对劳动经济学的重视。要定期在企业内部展开劳动经济学的培训活动,让员工学习劳动经济学的理论知识,让此理论观念深入人心,对企业的经济行为进行控制,使企业的发展能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全面学习经济管理理念,让劳动经济学理论渗透到各个发展环节中。管理人员也要学习理论知识,加强对员工的管理水平,促使此理论能对人力资源管理形成较强的推动作用。也要在每月邀请专家开展专题讲座,召集全体员工参加,对劳动经济学理论进行深入理解,进行专门讨论,员工之间交换看法,通过交流知晓他人对劳动经济学的理解,丰富自身的知识储备。
2.利用劳动经济学理论指导招聘。人力资源管理的最初环节就是员工的招聘和选任,作为此项管理工作的首个环节,要谨慎处理各项事务。在考虑利润时,企业在招聘员工时,通常要结合雇佣成本。因此,要妥当处理员工雇佣问题,让员工能与企业的发展相符。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要学习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在招聘中使用这些理论解决现实问题。劳动经济学中存在替代效应,指的是在工资率上升的情况下,单位时间获得的收益更多,劳动者为赚取更多酬劳,会不惜牺牲闲暇时间增加工作量,以期获得更高收入。可以灵活运用此理论中的方法,调动员工积极性,合理安排员工的工作情况,让员工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在短时间内,企业投入的资本难以发生较大变化,但在劳动力方面的投入则会可能发生变化。因此,企业可在发展过程中进行灵活变通,在当前的经济效益比劳动投资大时,企业就要适度增加在劳动力方面的投入,让这些劳动力能创造更大价值。
3.利用劳动经济学理论展开培训。人才培训是提升员工觉悟和工作技能的重要途径。培训活动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实际培训中,要以劳动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利用其中与培训有关的方法让培训更合理。在实际培训中,要对员工的培训强度进行控制,让员工的职业技能水平得到提升。同时,人力资源管理人员要对员工培训进行合理规划,让员工能合理利用培训时间,在有限的培训时间内能培养出更高能力。在培训过程中,要组织专项的实践模拟活动,让工作人员在实践中认知所学理论,切实加深对理论的理解。企业借此机会检验培训成果,判定利用劳动经济学理论进行培训能否起到较佳效果。
关键词: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5-0014-06
作为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经济学必然会随着中国化而出现中国化问题。不过,经济学的中国化与哲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有不同之处。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可以结合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而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但经济学有着自身内在的逻辑与结构,还面临着西方经济学的挑战,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远远大于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中国化需要解决其与一般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及中国实践等的关系问题。只有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才能实现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价值。
一、一般经济理论与经济学
中国的经济建设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那么有没有一般性的指导具体经济活动的经济理论呢?如果有,经济学与一般经济理论是什么关系?如果没有,经济学可以成为一般经济理论或经济学基础理论吗?从应用经济学的角度看,存在着一般性的企业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等理论,因为应用经济学不存在阶级性的问题。当然,研究者对应用经济学涉及的一些基本经济概念可能还存在争议,但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否则应用经济学就无法得以教学和研究。这说明,存在着不同层次的经济学理论,具体应用领域的经济理论存在普遍性,不区分为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理论,这些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的经济活动。但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领域,对于是否存在普遍性理论的问题,各界对此争议很大。不仅者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看法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就是西方经济学内部也有不同看法。这种情况并不限于经济学领域,其他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也都面临着同样问题,越是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越是有争议。但不管如何争议,人们在一定时期和阶段里还是大致接受了某些基本概念和理论,并用这些概念、理论和方法观察和指导社会实践活动,形成了一定的范式。范式不是永恒的,范式中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和研究的深入而出现突破,最终被新的范式所取代。但在旧范式还没有被取代之前,虽然存在各种争议,人们还是基本遵循了旧范式的基本规定。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在一定时期里也会有一定的范式,这些范式不是人为规定的,而是取决于社会对某种理论的接受程度,范式形成后就会成为各种活动的研究基础。
从经济学研究和指导社会实践的角度看,现代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范式。虽然这一范式的表述并不完全明确,许多基本问题还有争议,但是经济研究和经济决策依据的基本概念、原则和方法是存在的。这是经济决策的需要,也是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需要。存在着一定的范式,也就等同于存在着被广泛接受的具有一般性的基本理论。在这一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经济学的地位、作用和价值是什么?经济学中国化的目的是不是要增强经济学在这一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地位,或是由经济学为主导创立一个新的范式?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不过,从现实和理论上看,马克思经济学只能说是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流派,难以成为一个基础性的理论。一方面,社会接受经济学的程度有限,只有一部分人接受和运用经济学理论去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另一方面,传统的经济学只是在经济学理论的部分领域作了分析和探讨,没有形成指导经济活动的系统理论体系;此外,传统经济学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虽然对资本主义的制度分析有意义,但难以实现对经济决策的具体指导。
事实上,经济学不是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尚未成为主流经济学,经济学的历史定位和自身逻辑也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现代经济学的范式。但是,这些并不影响经济学的理论价值。经济学作为应用性学科的主要任务是解释经济现象而不是批判经济现象,况且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主要是在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众多的资料和条件。经济学应该坚守一些领域,但不等于要占领所有领域。如果要求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学,成为一般性的经济理论,经济学就要吸纳各种经济思想和理论,最终既可能失去经济学的理论本色,也可能在思想和内容上产生诸多矛盾和问题。经济学不可能摆脱现有的经济学概念体系,在现有概念体系下要独创一套思想理论体系是十分困难的。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得到重视,但这不等于说要用经济学取代一般性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由其理论贡献和社会影响决定的。只有科学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学,才能充分发挥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最终形成真正在理论上有说服力的中国化的经济学创新思想。
二、西方经济学与经济学
在经济学中国化或经济学的创新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其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是一个核心问题。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许多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上都存在明显的分歧,但不能因存在这些分歧而否定对方。从理论层面上看,不管是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当前还没有哪一种经济学理论已经穷尽了经济问题而成为真正完整的理论体系,各种经济学说和流派存在观点不一致是正常的科学研究现象。即便经济学在方法上有科学性,在经济问题的本质分析上更深刻,也不等于说西方经济学侧重经济现象的研究就没有价值。从实践上看,经济活动十分丰富,不同研究者的角度不同,运用的方法和手段不同,得出相悖的结论也是正常的,科学的研究正是需要从不同角度去探寻真理。此外,不能把西方经济学中从现实经济运行合理性的角度形成的经济学理论,都一味地称之为庸俗经济学理论并加以批判。由于发达国家经历了长时期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所以应用层面的经济理论来自发达国家并不奇怪,而且很多应用性理论并没有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对于一些与资本主义制度直接关联的、有意识形态内容的、来自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也不能单纯地将其与政治立场挂钩。西方经济学中许多内容只是对西方社会的现象描述,可能不深刻,但在现象层面上又是西方社会实际存在的。西方经济学没有对西方经济社会作过多的分析和批判,而这正是经济学的任务。
如果把西方经济学理论都作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加以否定和批判,那么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要借鉴的经验与教训就无从获得,对市场经济一般性规律更是只能通过自己的长期摸索才能把握。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基础也许是资产阶级,但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总是要面对经济现实。经济理论是用来解决经济问题并指导经济决策的。西方经济学不是单纯为了对抗经济学而产生的一种学说,而是为了其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西方经济学在发展中确实有为其社会制度辩护的一面,包括为其自身思想的价值进行辩护,但不等于说西方经济学就可以漠视经济实践的需要而成为纯粹的制度辩护理论。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和存在的问题正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也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动力。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如果没有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和借鉴,就无法较快地掌握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依旧是中国加快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实践中,虽然也可以逐步总结和归纳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但这是一个非常漫长而且可能存在许多曲折的过程。因此,在对待西方经济学上也应该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否定在前,而是应该实事求是,学习和借鉴在前。当然,在所有理论面前都不能盲从,而是要根据实践情况和需要加以分析和判断,这才是对待理论的科学态度。这种态度对所有的理论都适用。
经济学要发展和创新,其动力既来自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也来自于各种思想和理论的交锋与碰撞。坚持,不能固步自封,而是要定位好自己的理论,在学习和借鉴其他理论中发展自身。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根本问题的看法上是对立的,经济学正是要在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阐发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这更需要对西方经济学采取科学的态度。经济学批判西方经济学,不等于彻底否定和取代西方经济学。在具体的微观领域,经济学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创造出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的新体系。西方经济学在微观领域所做的研究要早于经济学,总结的内容要比经济学更全面,不能因为这些结论是西方经济学做出的就要另外创立一套不同的理论来代替它们。
三、中国实践与经济学
经济学之所以要中国化,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提出了许多新课题,而传统的经济学不能解决这些新课题,这就要求创新经济学,从而必然会使经济学实现中国化。但是,中国的实践有没有提出一些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否用传统经济学和经济理论都无法解决,必须要在理论上进行变革和创新呢?
应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确实给经济学提出了许多根本性的课题,如,社会主义制度下能不能实行市场经济、公有制与其他所有制的关系、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里的性质和作用、股份制的公有性、按劳分配如何实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融入全球市场带来的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这些问题在经济学的传统体系中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对经济学进行创新和发展,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才能很好地解释并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但是,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上看,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能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经济理论和创新呢?学界对此并没有共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到底是一种理论创新还是一种体制转型的模式,在经济理论上有没有独特意义,或者独特性能否促使一种新的理论诞生?当前理论界也没有充分解决这一问题。
如果在经济学理论上没有重大意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在传统经济理论内还可以解释,那么这种实践的创新意义可能更多地是对经济学而言的。依据西方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看,中国在经济建设上的成就是一种后发优势的表现,并没有突破前人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总结,只不过中国在经济手段和资源使用上更加充分和灵活而已。在转型过程中,中国确实具有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所没有的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能力,这在起飞阶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很难说这是一个可以持久运用的超阶段性的手段。中国在转型中有许多特殊性和复杂性的一面,但这些特殊的一面并不必然指向一种新理论的诞生。创新理论必须要有实践验证,还要有逻辑证明。
中国实践加上经济学的主导影响下,中国经济理论确实会有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内容和研究方法,也可能会形成经济学中的中国流派或学派,但是中国流派或学派的经济学即便存在,也不能说就可以取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而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唯一指导思想。一种思想唯一化也就走向了绝对化,失去了创新和发展的动力。中国的实践再特殊,也依旧要遵循经济规律;西方主流经济学再有问题,也是人类长期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成果。中国的经济学可以吸收三者的营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中国实践,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或流派,但不等于说可以抛弃西方经济学而成为完全创新的理论体系。正如杨瑞龙所言,“经济学的现代化既不是纯粹的国际化,也不是纯粹的本土化,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
四、经济学中国化的体系与价值
经济学在中国承担的任务有两项:一是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二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二者应该是经济学中国化理论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材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部分是合在一起的,后来由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教材中的两部分之间观点发生了矛盾:资本主义部分是批判市场经济的,而社会主义部分又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所以最后导致两部分分开写作。但从经济学的统一性来看,政治经济学教材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部分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果在对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二者观点不同,可能导致经济学的两难境地。
传统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而资本主义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要用批判市场经济的经济学传统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传统经济学理论是难以承担这一任务的,而要创新和发展经济学,首先是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相对成熟的经济理论。有些内容并不是西方经济学讲过了经济学就不能讲,因为市场经济在具体操作层面是相似的,理论不过是经济实践的总结。西方经济学可以研究,而且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践加以深入挖掘,不能有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当前国内编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教材就试图把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实践经验结合市场经济理论加以阐释,较好地发挥了经济学对中国现实经济的理论指导作用。当前许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教材也是从微观个体和企业讲起,分析市场交换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社会主义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在市场体制下的运行机制,并且对宏观调控和国际经济关系作了较全面的分析。这样的教材虽然有模仿西方经济学教材形式和内容之嫌,但是结合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角度对现实经济问题作了理论分析,提高了理论解释现实的能力,对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入宣传与研究是有价值的。
当然,许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教材还没有很好地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思想加以转换,这些教材往往直接借用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而对《资本论》等经济学经典著作中对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分析没有提炼和概括,没有从经典著作中吸收营养,这样就很难保证在的立场和方法下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进行全面理解和阐发,也就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把握和运用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因此,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否定性论述中提炼、转换适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理论,是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任务。
同时,我们不仅要挖掘马克思的市场经济思想,还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经济思想中与现代经济发展存在矛盾的内容,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科学地理解和运用这些思想。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要从对资本主义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方面的统一需要角度加以转换,克服经济学体系中的矛盾,重新构建经济学体系的新框架,体现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价值。如,对于我国政治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创造与价格形成的矛盾问题,应该承认传统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解释现实商品交换中的价格形成存在着与经验相矛盾的地方,过于教条地坚持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就很难使学生理解现实市场中价格形成中的供求关系,这会使劳动价值论思想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小。我们只有把劳动价值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才能深入认识劳动价值论的意义和作用,认识其科学性。劳动价值论在具体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正是反映了社会变化的复杂性,而不能说明劳动价值论失败了。劳动价值论作为一种理论抽象,是舍弃现象的波动,发现事物变化的规律。劳动价值论虽然对商品生产中劳动耗费量的判断十分困难,因为对劳动耗费量的评介不是简单地用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劳动耗费量的价值评价与社会习惯有关,也与劳动的历史变动有关,但是依旧可以得出:在商品交换中等价交换的基础是劳动耗费相等。
马克思在论证资本占有剩余价值时,列举了许多计算事例来说明资本收益完全来源于对这个企业的工人的剥削,但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又通过对平均利润的分析说明,不仅借贷资本、商业资本,甚至生产资本的收益都与企业的工人创造的价值没有直接关系。工人和所有劳动者为社会创造价值,而资本家和地主则瓜分剩余价值,是整个资产阶级对整个无产阶级的剥削。扩大对创造价值的劳动范围的认识可以更有力地证明,单个企业的资本利润不是完全来源于这个企业的直接劳动的工人。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可以看出资本家对工人的直接剥削,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商品生产劳动是一种社会劳动,劳动的社会性不仅体现在劳动成果是为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且体现在个体劳动是社会劳动整体的一部分。只从个别企业劳动耗费来分析商品价值量就会发现,商品实际销售价格中所含有的价值量与生产过程中的直接劳动耗费有很大差异。虽然不能用商品价值量减去工人工资和生产资料耗费而得出资本收益,但正是这样的现象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利益对立是阶级性的,而不是个体性的,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具体表现的就是阶级矛盾。
关键词: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西方经济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5-0015-02
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庞大,然而庞大的理论体系中也会存在内在的联系和区别。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是用来分析理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很好方法。因此本文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视角来比较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得出对理论体系发展有利的经验。
1 文献综述及评论
国内外相关学者对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已经做了一定量的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有以下几个:
(1)着重于阐述其方法论的思想内容:Carl Matheson(1996)系统地从历史主义的研究共识――库恩的科学革命结构中的范式到研究方案――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再到研究传统――劳丹的科学进步理论三个方面阐述了历史主义的思想源流和历史沿革,其中包括理性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Richard Harter(1998)则从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科学的历史及其合理重建、波普尔的划界和归纳、哥白尼与托勒密的实例、牛顿对科学标准的影响五个方面阐述其思想。张高荣(2004)认为科学哲学的每一步发展都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产生了影响,而拉卡托斯则是在当代经济学家中曾经最受欢迎的哲学家。卢旺林(2006)则通过比较拉卡托斯和波普尔的理论形象地科学研究纲领比喻为一部温情的“达尔文式”进化论。
(2)其方法论在各领域的应用:在经济学领域中,Spiro Latsis主编的《Method and Appraisal in Economics》(1976)是这一方法在经济学中的最早应用。随后马克・布劳格也在《经济学方法论》(1980)一书中,利用研究纲领这一分析工具对经济学理论史作了更为详尽的考察和评估。任静静(2008)通过对库恩和拉卡托斯的基本观点和理论的比较,以及应用其理论解释西方经济学说中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关系,得出拉卡托斯的理论在解释有继承性的学派时更有说服力。对于其他领域的应用研究有波动说和微粒说两个纲领竞争的历史,爱因斯坦纲领和洛伦兹纲领的竞争历史问题等等。
(3)对其方法论的批判和肯定,库恩(1982)认为拉卡托斯所要求的“实际历史”只是一种神话,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实际历史只不过是实际被写出来的历史,改进它的办法就是使之适应更多的经过解释而已被人承认的事实,其它的改进办法就是重新解释现有的材料基础或加以扩充。那种要按哲学理论去重建历史的作法有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林定夷(2008)批判了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所体现的“混沌的整体主义”,认为拉卡托斯过于强调研究纲领的硬核不受检验,使得科学理论的检验活动失去了它的大部分意义。杨玉成(2003)则认为拉卡托斯的方法论作为经济学研究纲领的工具,面临许多分歧和困境,但它确实有助于理解经济学或特定经济理论的结构。
在进行文献综述的过程中还发现关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一般集中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的比较、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的演变和研究方法、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及其政策主张、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用理论和均衡理论等等。如罗嗣红(1996)在比较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均衡理论时得出两个理论的研究目标都是社会总供给等于总需求,但是两种理论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前者强调动态均衡,总量均衡与结构均衡并重,适用于各种体制;而后者则侧重于总体经济均衡,讨论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市场的均衡,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谭加劲、金剑峰(2006)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哲学与经济学、自然科学与经济学、假设前提的逐步放宽、国家与市场等方面研究了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叶航(2003)在研究效用理论时从两方面分析了“序数效用论”和“显示偏好论”对“基数效用论”的替代存在的逻辑缺陷,并认为如果效用无法计量,那么支撑整个现代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假设――“效用最大化”就将失去科学的根基。
通过以上综述不难发现,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的视角理清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内在联系和区别,无论是对于更好的理解科学研究纲领还是对于更好地把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是必要的。
2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简述
拉卡托斯在批判吸收波普尔、库恩的科学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试图把证伪主义和历史主义融合在一起,从而抚平历史主义和科学哲学之间的裂缝。在其方法论中对于科学和伪科学的划界问题十分重视,并积极主张理论的竞争。
2.1 对归纳主义方法论的批判
归纳主义主张把知识的获得、科学理论的形成等都唯一地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只有通过感性认识和经验得到的知识才是可靠的。要求在观察时摒除头脑中一切先入为主的见解,未经事实证明的命题不能成为科学的理论。拉卡托斯则批判了这种偏激的论述,他认为任何外部影响都会对科学的认识产生不正确的影响,无法说明人们为什么选择某一事实进行认识和观察。
2.2 对证伪主义方法论的批判
证伪主义方法论否定了归纳主义的理论来自观察事实的累积的观点,认为科学是一种猜想或假设。在证伪主义看来,衡量一项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时看它是否提出了“可资利用的实验和数学的技术来指定某些陈述为潜在的证伪者”。然而拉卡托斯对其标准提出了质疑,认为通常遭到反驳的不是整个理论,而只是理论的某一个条件或方面。
2.3 对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的批判
库恩范式将科学革命理解为从一种范式指导下的常规科学向另一种范式指导下的常规科学的转变。在已有的范式下会存在反常,当反常越来越多时原有的范式就面临着危机,就可能发生科学革命。拉卡托斯认为在库恩的理论中,常规时期的一种范式占据统治地位排斥了理论的竞争,有可能导致强权即真理。因此拉卡托斯的理论强调理论间的竞争,反对一种理论统治一切。
2.4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核心
为了解决波普尔和库恩所未能解决的问题,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该研究纲领由一个“硬核”、一系列“保护带”和“正面启发和反面启发”构成,其中“硬核”代表着一项研究纲领的理论的根本特征,是不同理论的根本区别。硬核的存在决定着一个理论体系的存在,因此如果接受一个理论,那么该理论的硬核是不容许怀疑的。“保护带”是围绕硬核而提出的一系列辅假说与前提条件,保护硬核不受到经验事实的否定。当反常出现时,人们通过调整和改变保护带的内容,使理论与事实重新相符合。“正面启发”是指导研究者应当怎样做,起积极推动作用。“反面启发”是告诉研究者不应当这样做,起保护作用。此外,该方法论认为一种研究纲领理论通常是指带有某种共同思想的理论集合体,而不是个别理论。
拉卡托斯认为进步的代替停滞或退化的研究纲领,然而判断进步与否的标志是这一研究纲领是否预见到了新的事实。也就是说“在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导致发现迄今为止不为人们所知的新颖事实,相反,在退化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只是为了适应已知的事实才构造出来的”。
3 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视角比较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理论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存在着许多分支,笔者将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综合派、新制度经济学再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演变。
在最早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厂商具有一个在成本约束下的生产函数,其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按照其理论,在MC=MR时,产量达到均衡产量,此时平均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并且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但是此时的新古典理论是在完全竞争市场这一假定前提下做出的,完全竞争就成了市场资源能够有效配置这一命题的保护带。然而随着市场的复杂化,垄断问题日趋明显,这一命题在预见新的事实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因此需要对该命题的保护带进行重新调整。张伯伦和罗宾逊等人针对市场上存在的垄断问题,提出了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厂商行为理论。他们认为,厂商的垄断地位使他们能够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在原来的得出的产量的基础上,如果厂商继续扩大产量,平均成本仍可以进一步降低,但此时已达到均衡产量,很明显厂商不会在平均成本最低的水平上进行生产,也就是说,资源没有达到最优配置。仔细比较可以发现这一命题并没有否定新古典研究纲领,而是修改了完全竞争的保护带,引导其一步步吸收各种新的经济事实,向前进步。后来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派”,也没有改变新古典经济学的硬核部分,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了假定条件。因此依旧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中。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硬核及其保护带的看法有多种,总的来说硬核是存在于该理论中恒定不变的内容,使它成为与其他理论系不同的理论。
其后科斯、诺斯等人提出的新制度经济学虽与新古典经济学从表面上看,具有不同的内容,但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人的硬核部分还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中的各种制度做了重新考察,并把理论的正面启发引向了制度形成和效率等研究中。因此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讲,制度经济学并没有否定新古典经济学,也没有与之形成竞争,或者说他们是同属于一个总的研究纲领的。
通过同样的比较,也不难发现凯恩斯主义的研究纲领也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纲领有着基本相同的硬核,如完全竞争、一般均衡等等。所不同的依旧是其保护带以及由此引出的正面启发。不难发现凯恩斯把乘数、消费函数、货币投机需求等作为保护带,引导人们研究有效需求、国民收入等问题。
由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理论这一总的研究纲领,由于保护带的不同可以产生出不同的正面启发,从而形成不同的理论学派,适用于不同的研究方向。这样更加说明了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需要不断地根据内外部的因素对自身的保护带以及正面启发部分进行调整,以产生出更多的分支理论,扩大理论的适用范围,保证理论不会停滞或退化。
4 结语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虽然能够很好地解释不同理论学派的相互联系和区别,并提出了在理论竞争中发展前进,但其方法论仍然存在很多缺陷,因此对于其方法论的缺陷的研究将是以后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Carl Matheson.Historicist Theories of Rationality.The Stand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1996.
[2]Richard Harter.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3]任静静.库恩与拉卡托斯哲学比较及在经济学说史中的应用[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8,(4).
[4]托马斯・库恩,金吾伦.跛子与瞎子:哲学和科学史[J].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2,(2).
[5]罗嗣红.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均衡理论与凯恩斯总体经济均衡理论的比较[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6,(5).
[6]谭加劲、金剑峰.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J].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学报,2006,(3).
[7]张俊山.经济学方法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8).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逻辑起点;抽象劳动;人的本质
中图分类号:FO-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460(2012)03-0026-08
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两大理论体系的对立,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差别,两种理论体系的差别充分体现在经济学逻辑起点的分歧。只有深入分析这两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分歧点,充分吸收容纳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合理的基本内容,才能够在西方经济学本土化的重建中寻找到新的研究对象和新的方法论体系,经济学研究才能解决时代所赋予的新问题。
一、经济学逻辑起点的特性:抽象特征和唯一性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理论体系,每一种体系都有各自的逻辑结构,因而必有一个逻辑起点。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等共同构建的完整的结构性知识,逻辑起点作为理论体系中的“元概念”,它不但构成了研究对象中最基本、最抽象的范畴,而且也包含了整个理论体系中最核心的矛盾,对于该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和基本的制约作用。
关于逻辑起点的特征,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曾提出三条质的规定性:
第一,逻辑起点应是一门学科中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
黑格尔把最简单、最抽象的“纯有”作为逻辑的开端,所谓“纯有”就是对一切事物的高度抽象和概括,它是最简单、最一般的概念,也是最抽象的概念。他指出,“这个概念可以看做是绝对物最初的、最纯粹的,即最抽象的定义”。(1966:59)黑格尔以“纯有”作为逻辑的开端是与他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所分不开的。为了适合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方法的要求,开端必须是最单纯、最抽象的东西。
第二,逻辑起点应揭示对象的最本质规定,以此作为整个学科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而理论体系的全部发展都包含在这个胚芽中。
黑格尔论述了逻辑学开端所包含的有与无的对立统一性,指出“纯有”是有和无的统一。黑格尔说“开端包含有与无两者,是有与无的统一;——或者说,开端是(同时是有的)非有和(同时是非有的)有”(1966:59)。矛盾在逻辑体系的开端中就已经存在,尽管还处于隐含的、未充分表露的原初状态,但是已经蕴含了整个进程发展的全部基因。
第三,逻辑起点应与它所反映的研究对象在历史上的起点相符合(即逻辑起点应与历史起点相同)。
黑格尔在逻辑史上第一个提出了逻辑和历史一致的思想,他说:“在哲学历史上所表述的思维进展的过程,也同样是在哲学本身里所表述的思维进展的过程,不过在哲学本身里,它是摆脱了那历史的外在性或偶然性,而纯粹从思维的本质去发挥思维进展的逻辑过程罢了。”(1980:55)黑格尔在论述了他的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思想后,接着特别提到了逻辑的开端,他说:“但这里须首先提出的,就是逻辑开始之处实即真正的哲学史开始之处。”(1980:191)
黑格尔认为必须同时满足这三条规定性的范畴才能作为逻辑起点,这也是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要求。
对比分析黑格尔所提出的关于逻辑起点的三条规定性特征,可以看出,第一条论述的是逻辑起点在学科体系中所处的抽象层次;第二条论述了逻辑起点与研究对象关系的本质抽象一致性,即逻辑起点的抽象性应受它所反映的研究对象的限制——既不可抽象不足,也不应抽象过度;第三条则论述了逻辑起点与研究对象历史的社会关系的一致性,即逻辑起点应与历史起点相同。
应该看到,黑格尔关于逻辑起点的质的规定性的要求,是基于自身的逻辑学、哲学体系构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是关于理论体系中逻辑起点的一般性特征的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众所周知,马克思就是从“商品”这个最简单、最抽象的逻辑起点出发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利用商品作为逻辑起点展开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论述,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多样性都以胚芽的形式存在于商品之中,进而建构起经济学全新的理论体系。置于经济学研究的学科体系之下,关于经济学逻辑起点的质的规定性,应该在黑格尔论述的基础上,结合考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商品”作为逻辑起点进行理论建构的过程及经验,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表述。
关于逻辑起点的确立,马克思认为,学科研究与叙述总体上应遵从“具体——抽象——具体”的逻辑结构。在具体研究中,马克思分别采用了以本质抽象为特征的研究方法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