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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结 结文化 现代广告 运用
一、引言
广告不仅是一种宣传媒介,而且是一种文化载体,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外来优秀广告的不断涌入,广告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呼吁将传统的文化元素与现代广告创意相结合。中国结是人类原始文化的产物,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本文通过追溯中国结的历史渊源,分析其蕴含的文化内涵,论述中国结在现代广告中的运用。
二、中国结的文化内涵
1.中国结的历史
“中国结”全称为“中国传统装饰结”,始于先民的结绳记事。据《周易·系辞》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目契。”东汉郑玄在《周易注》中道:“结绳为记,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1]可见在远古的华夏土地上,“结”被先民赋予了“契”和“约”的法律表意功能,同时还有记载历史事件的作用,“结”因此备受人们的尊重。
2.中国结的文化
中国结由于年代久远,漫长的文化沉淀使得其渗透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精髓,富含浓厚的文化底蕴,体现了中国广大民众的风俗习惯、信仰等。
中国结的“结”在向心凝聚的文化涵义中更是表示力量、团结、和谐与圆满吉祥的文化精神,无论是结合、结交、结缘、团结、结果,还是结发夫妻、永结同心,这种“结”都给人的一种团圆、亲密、温馨的美感。“结”就是中国人生命永恒的追求主题幻想,“绳结”这种具有生命力的、永恒的物质与精神形式就自然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折射[2]。
三、中国结在现代广告中的运用
1.“结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体现
结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被多愁善感的人们赋予了各种情感愿望。如:结义、结交、结拜、结盟、结合、团结、结发夫妻、永结同心,等等。中国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会标设计运用奥运五环色组成五角星,相互环扣,它象征着世界五大洲的团结、协作、交流、发展,携手共创新世纪。日常生活中,在新婚的帐钩上,装饰一个盘长结,寓意一对相爱的人永远相随相依:在烟袋上装饰一个蝴蝶结,“蝴”与“福”谐音,寓意福在眼前:在佩玉上装饰一个如意结,引申为事事称心,万事如意[3]。
2.中国结在广告领域中的运用
中国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实体,同时又是世界文化系统的组成之一。今天的中国结,既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制品的发展,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延续。中国结作为传统元素的代表,人们对其都有一种“中国情结”。所以,很多企业的广告钟情于中国元素。一是可博得目标消费群体的青睐;二是可以提升品牌形象,丰富企业的文化内涵。因此,中国结作为传统元素的代表,在平面广告或影视广告中的运用很广泛。
(1)结在平面广告中的运用及寓意分析
近年来,“中国结艺术”不仅仅局限于服饰文化中的中国结,而是研究在现代广告设计领域中,所涉及的各种艺术存在形态,包括平面设计、雕塑、工业设计、景观小品及其珠宝设计、家庭装饰等领域[4]。
中国结不仅具有造型、色彩之美,而且皆因其形意而得名,形的各式各样就注定了其寓意的广泛、渊博。如:双喜结:喜上加喜,双喜临门;同心结:恩爱情深,永结同心;寿字结:人寿年丰,寿比南山;戟结:前程似锦,升官晋级[3]等。在现代广告设计中,对中国结艺术形式的借鉴应建立在对其文化寓意理解的基础上。按照现代人的审美对中国结的元素加以改造、提炼和运用,让其包含的“吉祥福瑞”的美好寓意得到延伸,让其“圆通中和之美”的传统文化得到传承。
(2)中国结在影视广告中的运用及寓意分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使人和自然失去了和谐。生存与毁灭,人类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理智的一面,于是当今世界又重新掀起了回归自然崇尚传统的潮流,追求自然美,返璞归真成为一种时尚。
申奥标志的成功就是最好的典范,在我国申请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经过陈绍华等几位著名的设计师的共同合作,“太极人”申奥标志被定为与“结”神似的图案,同时成为申奥的吉祥物,象形的中国结,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太极拳结合,使得标志如行云流水般生动和谐。作品在展现现代设计观念的同时,也折射出了本民族的审美价值观与历史文化特征,充分展示了传统文化理念(尤其是中国结元素“结文化”寓意)与现代标志设计紧密相结合的艺术魅力。
3.中国结在广告创意中的运用特点分析
中国结这一古老的艺术形态,传达着久远的文化内涵和人类历史的无穷记忆,它应该也可以作为现代人精神需求的极大补偿。因此,在广告创意中,设计者就充分抓住人们对美好事物心存向往的这一特点,把这些含有吉祥寓意的传统图形应用到现代设计之中,使作品多了一些文化气息和亲和力。
例如:由天大星辰设计公司励忠发设计的中国联通标志便是一个提炼过的红色的中国结图案,中国结是结绳盘曲环绕,环绕穿插之后,首尾两端相连而成,给人以联通贯穿,永无止境的感觉。另外,一个由彩石大方艺术设计有限公司设计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标志是借鉴与中国结的艺术形式及其寓意特点。从这些成功的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结在广告创意中的运用是极其广泛的,也充分体现了中国结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的独特魅力。
四、结语
将中国结艺术与现代广告设计相结合,既能实现双赢,又是时展的要求。要达到这个目标,不仅要将中国结美轮美奂的形式运用到设计中,更重要的是由外而内,将中国结这种古老的精美艺术所蕴含的深刻的文化积淀、文化内涵同现代广告设计紧密结合。中国结艺术同现代广告设计相结合时,切莫依葫芦画瓢,流于形式,要掌握其精神实质,避免落入俗套,将内涵化为修养,争取做到在设计中自然流露。只有这样,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才是有意义的,而中国结这门古老的艺术必将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力。总之,将中国结的传统文化元素完美地融入到现代广告设计之中,对中国结的文化艺术形式进行借鉴,对其美好寓意进行延伸,对其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形成既继续传承又具有时代特色的设计。
参考文献:
[1]徐恒醇.设计美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23-125.
[2]李立方.结绳艺术[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9:86-88.
[3]刘可为,王金瑞.中国结艺术与吉祥文化[J].安徽文学,2006(3):23-25.
尚长荣民族戏曲是可以通过电视,通过现代的传媒手段,把各种消极因素转变成积极因素的。戏曲可以通过媒体这个“窗口”进入千家万户。
魏明伦应该让时尚来托举古典,让古典来优化时尚,这一点,上海做得最好了。
罗怀臻作为一个新上海人,我对这个城市有着深厚的感情和不离不弃的依恋,很大原因是在这个城市中从事古典戏曲、地方戏曲职业的人还是有一份尊严的。
王文娟现在有一个媚俗的想法,觉得新的是好的,古老的都是一种陈旧的、不好的东西,其实这种矛盾根本不存在。
汪灏对于戏曲这门古老艺术,我们既要充分展示其传统之美,也要把它放到一个和世界先进文化同平台的位置上去考虑。
壹
时尚托举古典,古典优化时尚
自从1983年第一个以介绍戏曲为主的电视栏目《大舞台》登录上海电视荧屏以来,30年过去了,当年同时走进观众视野的《大世界》、《大看台》早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出,而《大舞台》依旧伴随着时代的步伐,常办常新。从《大舞台》到《东方戏剧大舞台》再到今天的《戏剧大舞台》,栏目名虽有微调,但以传统戏曲为主要内容载体的栏目特色却是一以贯之的。纵观整个中国电视,一档能历经30年而始终受观众欢迎、经得起荧屏检验的栏目,不说只此一家,至少也是屈指可数了。可以说,上海是座对艺术非常尊重的城市,上海电视人也一直在积极寻找一条传承与发扬古老艺术的道路。所以,从1983年创立的《戏剧大舞台》,到之后的《越女争锋》、《非常有戏》,再到三网合一后有了上海电视史上第一个全天候播出的数字化戏剧频道“七彩戏剧”,电视人的努力在让老观众看到传统戏曲发展的同时,也让年轻观众看到了古老文化的底蕴。而随着节目内容在全国的播出,上海电视戏曲也终于跨过了长江,走向了全国,一些外地观众纷纷通过来电来函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在当地收看到“七彩戏剧”节目时那种欣喜的心情。一位北京观众在来电中戏称“七彩戏剧改变了央视11套在北京地区一统天下的局面,让戏剧爱好者有了更多的选择。”对此,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著名剧作家魏明伦等表示,就是冲着上海这份对戏曲艺术的执著爱护,“我们就愿意在这里工作”。
其实上海比起全国的很多“历史名城”,应该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也是一个既时尚又国际化的城市,照理说这样的城市特质是与戏曲的古老与传统不匹配的,可是为什么这些古典行业中的楚翘人物都反倒更愿意选择上海呢?对此,魏明伦表示,时代不同了,当今的时代如果要想继续更好地、活体地传承古典,“就是应该让时尚来托举古典,让古典来优化时尚,这一点,上海做得最好了。”魏明伦对记者说,中国有四大“特产”:中国的音乐、围棋、书法、戏曲。其中,书法和戏曲属于古老艺术范畴,一个叫翰墨,一个称粉墨。“在过去,书法是小众艺术,是文人的专属;而戏曲是大众艺术,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很多地方戏,在当地可能除了人人是戏迷之外,人人都还是票友,都能唱得上。”但当代,特别是进入了网络时代之后,翰墨和粉墨错位了。“因为书法的商品属性太强,与商品社会一拍即合,马上成为商品社会的宠儿,成为了大众艺术;而戏曲舞台艺术的商品味并不浓,于是中国的戏曲被边缘化了,成为了小众艺术。”对于现状,魏明伦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现在的翰墨是‘墨多翰少’,很多书法家写不出一首旧体诗;而粉墨则正好相反,处于‘有墨无粉’,有着厚重的积淀,但是没有粉丝――当然戏迷还是有的,可是和黄金时代相比就少得可怜了。”翰墨是墨多翰少,粉墨是有墨无粉,这样的情况不容乐观,有没有好的解决途径呢?魏明伦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非常需要运用电视传媒这个年轻的技术来托举我们古老的戏剧。魏明伦戏称:“翰墨不需要用年轻的方式传播了,它已经用金钱的方式传播了,而且传播得很好;但戏曲即使梅兰芳的时代都没有出现过‘戏剧资本家’,最多只有‘戏剧小业主’,戏剧这个行当不可能产生大的再生产。让它用自身换取金钱,或者用金钱的方式传播很难。我们只有另辟蹊径。”
然而魏明伦又强调,我们古老的艺术反过来也要用古典来优化时尚。“怎么说呢?前面我们说要用时尚来托举古典,但是古典当中的很多东西也是可以优化时尚的,在我们时尚当中应该有优良的古典艺术,而且古典的艺术在时尚当中传播自然会把时尚优化。所以这两者是有这样的关系,可惜我们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一点,没有做,但是上海做得很好。”对此,中国剧协副主席、著名剧作家罗怀臻表示赞同。他说,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今天我们的传统艺术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有一种整体复苏的迹象。我们这么多年来习惯地说传统艺术、民族戏曲被边缘化,现在是时候要对这种言论拨乱反正一下了。因为事实上,尤其在近年,传统戏曲有由边缘走向中心的趋势,甚至可以说复苏已经摆在面前。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到,现在无论是当代的哪个方面――文学艺术创作、服饰、建筑……方方面面的视觉和听觉都已经很自觉地在运用我们传统文化的资源来解决当代文化发展的问题。
罗怀臻说:“我们从事古典戏曲、民族文化创作的艺术家们,现在可以感觉到自己越来越受到尊重。特别是上海这个城市,没有因为城市飞速的现代化和都市化的变化而消减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在这个城市中的传播。所以作为一个新上海人,我对这个城市有着深厚的感情和不离不弃的依恋,很大原因是在这个城市中从事古典戏曲、地方戏曲职业的人还是有一份尊严的。”这个城市能够维护这样一种文化均衡和平衡,是与上海历届文化领导对文化治理的方略、策略正确有关的,与此同时和上海各个门类的民族文化、地方戏曲艺术家应对时代变化的姿态选择的正确也有关系。比如上海电视行业近30年孜孜不倦地、永不放弃地为传统戏曲建立电视平台,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连续三年担任由市政协主办的“上海市各界人士元宵(中秋)联欢晚会”总导演的上海新娱乐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汪灏在谈到这一点时深表赞同,说自己虽然带领了一支年轻的团队,但团队中的所有人,首先都是抱有一颗敬畏传统之心的。然而另一方面,汪灏说:“中国戏曲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园地或是可以说整个文化园地当中非常美的一朵。你不希望它生存得更好、走得更远吗?但是要想让花传播得更远,要让它的将来更繁荣茂盛,你就必须借助蝴蝶的力量来传播花粉,这个蝴蝶就是我们新媒体,这就是当代传播的重要性。”怀着这样的理念,汪灏和他的团队在这条“用年轻的方式传播古老的文化”之路上做出了越来越多的成绩:2006年的《跨越百年韵华章――越剧百年双向直播》开创了电视史上的许多个“第一”同时也是“唯一”――第一次采用双向直播的方式播出戏曲类晚会;戏曲艺术家第一次走红地毯;第一次利用网络直播戏曲晚会……2010年12月23日、25日,上海广播电视台承担了由文化部,全国政协京昆室,北京、天津、上海市人大、政协共同主办的“京津沪京剧流派对流演唱会”的具体工作,演出当天由七彩戏剧频道和央视并机直播,开创了数字电视直播的先河。2011年2月19日,为缅怀艺术大师袁雪芬,七彩戏剧推出了连续14小时不间断的特别节目追忆大师的艺术人生,被专家誉为“开创先河的上海文化事件”。此外、《白玉兰颁奖典礼》《东方戏剧之星》《越女争锋》《评弹金榜》等形式新颖的戏曲节目也都大获成功,不仅受到了观众的欢迎,甚至得到了老一辈戏曲艺术家的认可。
著名评弹表演艺术家余红仙直言不讳:虽然自己很热爱戏曲,喜欢京剧、越剧等多种戏种,“但是以前我看到电视上播出戏曲节目,也会换台,因为好的东西很少,吸引不了我们,放的东西太陈旧了。但现在我就很爱看‘七彩戏剧’,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是越办越好了,如果这样做下去的话,真的是会‘非常有戏’。”曾在2010年“元宵晚会”上亮相,与秦怡等老艺术家一起表演的京剧大师尚长荣也对那次与世博主题契合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演出念念不忘,“整台晚会务实而不保守,超越而不冒进,顺应当代观众的审美趋势,又充分展示了传统艺术的魅力。民族戏曲是可以通过电视,通过现代的传媒手段,把各种消极因素转变成积极因素的。戏曲可以通过媒体这个‘窗口’进入千家万户。”而92岁高龄的著名戏剧史家、文艺理论家蒋星煜也激动地表示:“纵观戏曲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汤显祖、梅兰芳、周信芳等大艺术家之所以成功,归根结底都是用了就当时而言的年轻方式来传播古老的艺术。由于时展的关系,地域、方言的变化,可能戏种在数目上会有减少,但是我相信,就艺术含量上而言,一定会增加。而用年轻的方式来传播古老的艺术,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艺术。”青年京剧演员王瑜也非常赞同上海电视人这些“年轻化”的尝试,1978年出生的她,孤单单一个人坐在一群平均年龄六七十岁的戏曲同行中间,被所有人叫做“小朋友”,只好也自我调侃说,“我这个小朋友今天坐在这里,不说话也等于是对研讨会的主题做呼应了吧。”可是1978年的“小朋友”今年也三十好几了,这个年龄恐怕在其他任何行业都应该是中流砥柱的人群了,可是在戏曲界,她却是个又“小”又“少”的存在――对于“用年轻的方式传播古老的艺术”,这样的存在恐怕既是一个正面的典型,亦要让我们多少有一点忧虑的反思吧,在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发扬方面,年龄断层的问题已经不容忽视了。所以说当我们强调“年轻的方式”,我们在强调的不仅仅是一种理想中的乌托邦,而必须是一些务实的有作为。这一点上,专家和学者们普遍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实践。
第一是要有年轻的眼睛。用年轻的方式传播古老的艺术首先要有年轻的眼睛,年轻的眼睛也是年轻的情感和年轻的心灵。如果没有一双年轻的眼睛来看古老的艺术,很可能就是把古老的艺术看作是包袱,看作是古董。有了年轻的眼睛,我们就会把古老的艺术看作是再生资源。我们可以在古老中看到年轻,看到感动,看到魅力。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传播者要有年轻的眼睛,去看见、去选择呈现出来的东西,同时传播者也要有意识地去寻找受众里那些年轻的眼睛。任何时代任何城市都不缺年轻的眼睛,但往往因为年轻,他们的注意力很容易散射到各种凌乱的目标上去,我们应该有效地把这些注视都集中起来。在这一点上,光明中学校长穆晓炯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实践。穆校长说:“我们现在的国情就是,重点中学的教育不可避免的应试成份相当多,我们自己也觉得很困惑。我们每个教育人和校长都非常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除了教会学生要达到这些分数以外,还有很多是分数不能涵盖的,尤其是一些艺术修养。这个方面我们很想做很多事情,但是主观上确实比较困难,所以我很关注把握一些客观上的时机,给孩子们一些考分以外的文化影响。比如我就注意到汪灏这个团队的《非常有戏》,通过新式的革新,让戏曲的形象在我们青年当中、尤其学生层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因为在这个节目里,他们的很多偶像都来学传统戏曲了。这些孩子们很多都是小粉丝,他们的偶像喜欢什么,他们也会跟着喜欢什么,如果不了解就会马上去钻研。我觉得通过这样的形式让学生能够进入、了解古老的艺术,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途径。”
在肯定的同时,穆校长也建议以后电视上做的节目,资源共享性方面是不是可以更多地考虑和中学生的结合点。现在戏曲院团搞的一些高雅艺术进校园主要是进大学,另一方面中小学负担比较重,也很少有校长敢于让学生跑到剧场看戏,家长可能会提意见,所以电视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介,电视里面的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在学校里面进行,也可以让学生在家里进行。“每一个青年学生都有一双年轻的眼睛,我们教育工作者希望也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让这些年轻的眼睛看到更多优美的传统文化。”
第二是要有年轻的构思。上海的电视台、电视人最初拿出了平台,拿出了播出时段,把古老艺术放到了新的媒体中的表现,他们以为是一定会受到欢迎的。然而事实上毋庸讳言,上海戏剧频道开播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所做的几乎就是传统舞台的被动延伸,观众甚至是戏迷都觉得电视里看舞台的作品总是黑糊糊的,没有在现场看的那么亲切、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事实总是既残酷又清醒,并不会因为我们的电视人有了这颗公益心这份感情,我们的政府拿出了频道,我们就能够实现对古老艺术扩大传播的愿望。但是一旦电视台转变了方式,比如用《非常有戏》的方式,用《越女争锋》的方式,用《梨园春》打擂的方式,用《花戏楼》寻找七仙女比赛的方式……给小众的艺术穿上大众审美的外包装,这样一种构思和创意马上就取得了成效,节目收视率马上飘红。《非常有戏》播出的时候,制作方经常接到来自于甘肃、陕西、新疆的观众电话,说他们每次都提前守着,把频道调好,就在等着这档节目;元宵晚会每一次播出以后都几乎成为话题,连中央电视台也派遣了小组来上海了解他们是怎么做的、谁在做,是不是可以让这个导演到北京来导演一个晚会?在今年的元宵晚会上,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被安排与主持人倪琳一起演唱了一曲《追鱼》,节目很成功,王文娟也很高兴,连连称赞节目安排上中西结合、融汇出新:“在西洋乐器的伴奏下,蔡正仁、蔡静娴带来昆曲《携手向花间》;古筝和竖琴也有美妙的‘对话’;专业和业余结合得也很好,茅善玉和戏迷们一起带来的沪剧《鸡毛飞上天》很精彩,我和倪琳的《追鱼》也很尽兴。”已86岁高龄的王文娟还特别认真地强调:“我积极响应国家广电总局的规定,我是真唱的。”
可能有部分戏迷会担心,这样是不是会把古典的戏剧艺术泛娱乐化了,会造成一种异化或者说退化。但汪灏不认同,他说:“中国戏曲产生几千年以来,首要的功能就是娱乐大众的。没有娱乐功能,怎么可能在中国千年历史中薪火传递、日益兴旺?我们不能一提娱乐一提消费就觉得它低端,事实上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从来离不开市场。洛阳纸贵,说的就是文化和经济双向互动、共同促进的关系。”说到“经济”这个话题,罗怀臻更是进一步提出建言――在弘扬传统戏曲这一块,上海的电视领域已经做到了很大的公益性,但为什么这么好的用心观众却并不欢迎?罗怀臻说:“我们现在应该尝试开拓一个文化频道,这个文化频道是用一个公司化、商业化和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我相信它会比我们公益性的那种方式收到的效果更好。我就想到我们的《越女争锋》,我们的奖励是十块钱的一张证书,可是河南电视台的《梨园春》,奖品是一辆车,很受关注。因为他们是盈利的,他们已经成为产业并进入良性循环。其实适当的‘产业化’没什么不好,凤凰卫视也是商业台,还有我们阳光卫视,都是商业台,而且在海外很多商业台基本上都以中国的民族文化作为它的资源。我们上海是不是可以带个头做一个民族文化的专业频道呢?”
第三是要有现代化的高端技术,要善于运用时新的科技手段表现古老的艺术。在2010年的联欢晚会上,李海燕用京剧声腔演唱了辛弃疾的词《青玉案・元夕》,与此同时,背景布幕上与歌声同步出现了词句的书法;在《神猴戏海》的节目中,出现了海底世界的舞美,等等。这些科技手段的运用,使得戏曲这一古老的民族艺术有了崭新的面貌、生动的气韵,焕发出新的光彩。
魏明伦从时尚托举古典说回古典也能优化时尚,罗怀臻又从传统文化能解决当下问题说回传统文化亦要应对当下变化,其实在文化领域,“新”与“旧”这两者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它们虽然看起来一黑一白,但始终相辅相成相应相融,就像中华古老文化中的那一轮太极之圆,有自己的平衡与和谐。
贰
电视和戏曲是“欢喜冤家”
一出《盛世花灯》汇聚沪、淮、甬、锡、评弹等多个戏种;一曲《红梅礼赞》,歌唱家魏松与著名京剧青衣史依弘合唱;一段《鸡毛飞上天》,沪剧表演艺术家茅善玉和本市热爱沪剧的戏迷们一应一和……经过三年的累积,“上海市各界人士元宵联欢晚会”已然成为一个文化品牌,它传承与创新并进,也为电视与戏曲如何更好地结合给出了一个回答。
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翁思再说,自己是偶尔看到元宵晚会的,看到以后非常激动,马上给汪灏导演打了一个电话,非常高兴他能把很多戏剧界人士的困惑用一个肯定的答案响亮地回答。翁思再说:“电视介入戏曲传播后,很多戏曲界人士曾经担心,它会把观众从剧场中抢走。”这样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相比于舞台戏曲对观赏者场所、行程乃至经济水平都有所要求,电视戏曲则自由和方便得多:你不用早早查好演出场次和座位表、不用提前去排队买票、不用长途跋涉去某个距离住所千里之遥的剧院看戏,你要做的就只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按一按遥控器,几十种剧目就轮番呈现在你的眼前了――嗯,你甚至还可以跟着特写镜头看清楚名角儿的水袖上绣了几朵花呢。
有这样的问题存在,但是电视台又不能没有戏曲节目,那怎么办?于是上海电视台用了30年的实践和进步,用汪灏的这一组节目,给出了一个样式,一种可能,以及一个品牌。这种样式的第一个特色就是“杂交性”:有戏曲内部的杂交,比如说戏曲联唱,里边一定有一个连贯的因素,把几个剧种结合了。同样一出《穆桂英挂帅》,让梅葆玖和马金凤同台。不仅戏曲内部有杂交,戏曲之外也杂交。比如说唱《红梅赞》,让歌唱家和京剧演员唱,让评弹和一个外国人弹的竖琴结合。比如说一个宋词,宋词舞台背后是青花瓷,用蓝调音乐节奏做衬托。这么密集的信息让人目不暇接,更重要的是,它不是简单和被动地去拼接节目。第二个特色是游戏性。找一大批上海农村沪剧表演队在那表演。让三位领导――原政协主席、副主席唱花脸,三个人在台上的表演充满游戏精神,把专业和业余结合得十分“有戏”。第三个特色是视觉性。这种样式的风格非常注重镜头性:用60公斤重的大毛笔写一个字,但是还不满足这个动作,旁边配着杂技表演,有武术,有舞蹈的配合。还有一个大箱子里面在变孙悟空,72变变来变去,里面还有闹龙宫,但是戏曲本质的元素都在里面,一样不少。然而旁边就是花样滑冰,空中飞人,孙悟空就这么一下子飞到空中去了,这一个组合表演的视觉效果就非常好。还有刚才说的宋词,唱着唱着表演者升高了,就像变魔术一样。这样的“电视戏曲”,戏曲的必要元素都没有缺乏,而节目的兴奋点则一个接一个,观众能不耳目一新么。
电视艺术跟舞台艺术不一样,观众可以随时换台,轻易选择,这样的便利点我们刚才是拿作优势来说的,可是同样这也是它的劣势――如果内容不能持续的吸引观众,几分钟以后他可能就换台了。如何扬长避短,翁思再给出了这样的见解:“电视和舞台是不一样的,电视有特写的功能,可以用镜头强迫观众必须看这个特写,而舞台上则是观众看哪个演员都可以。这是电视的优势,也是电视戏曲的优势,这样的话就容易提升它的主题。比如说,有一出表现抗震救灾的川剧,节目最后的时候演员对全国人民支持抗震救灾表达了感谢,这个时候谢春彦和两个主持人说,我们一定继续做好抗震救灾工作。于是一个特写,镜头拉近,是两个演员的手紧握在一起,马上就提升了主题。这个就是剧场里面很难做到的效果。”
对于电视和戏曲相加会得正还是得负,戏剧评论家季国平打了一个很有趣的比方,他说,电视和戏曲是一对冤家,但“冤家”不一定是“仇人”,“我们民间不是常把两口子叫做冤家嘛,这个冤家是欢喜冤家。”季国平认为,戏曲既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又是一门面向未来的艺术,甚至可以说它是永恒的。因为戏曲历经了千年的流传,沉淀着中国人的心灵世界,而地方戏更是凝聚着千姿百态的地方文化。在全球化大趋势下,文化的多样化需要民族文艺的坚守和创新,所以戏曲在当代的发展就具有了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民族特性、弘扬民族精神不可取代的重要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讲,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戏曲艺术不仅要传承,更要传扬。而广泛传扬的最佳途径,可以说就是电视了。这一点,上海元宵戏曲晚会也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我们完全可以用年轻的方式传播古老的艺术,给传统的戏曲插上电视和时尚的翅膀。季国平强调说:“戏曲的未来在于年轻人,我们通过电视去普及,去培养,肯定是个有效的途径。当然我在这里还要说非常关键的一点――电视和戏曲在一块的时候,戏曲绝不是弱者,戏曲还是强者。所以说电视和戏曲是双赢的,不是说要借助于电视来拯救。”这一点与导演汪灏的理念不谋而合,汪灏一直强调的就是,自己的理想是把上海的电视戏曲发扬光大,然而他更强调的是,他所谓的“电视戏曲”,并不是简单的电视形式+戏曲内容,他说,“我心中的电视戏曲不是一个简单的叠加产物,而是一个新生儿,它的身上有电视的当代基因,也有戏曲的传统基因,但它是一个全新的个体。”
在大多数人对“年轻的方式”和“古老的艺术”各抒己见的时候,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荣广润独独对议题中的“传播”二字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果说年轻的方式是指我们强势的大众传播媒介,那么戏曲这种传统文化和它之间是有根本性的矛盾的。因为中国戏曲跟今天的后工业时代、跟我们的都市有着天然的矛盾,它本身农耕时代的特质跟今天的时代有距离,但是它又包括那么丰富的内涵,我们民族的文化精华在里面,所以要想真正了解我们中国民族文化的精华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里面不是一个传播方式就能够解决――电视多播一点戏曲,戏曲就受到重视了,或者就得到传播了?绝对不是这样的。”荣广润觉得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如何把戏曲更好地传播给观众的问题,这才是核心的问题,用电视传播戏曲也好,用年轻的方式传播古老的艺术也好,最终的核心在于一定要把古老艺术的真正的精华――这个艺术最美的那一部分――用最合适的方式传达出来。这其实也正是汪灏团队这个成功案例中最值得借鉴的部分,上海电视戏曲所做的种种工作,正是把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最精华的东西提出来,做了视觉强调和放大。
荣广润的这个观点从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原来论题的局限,一直以来我们提到对传统艺术乃至传统文化的传承都喜欢用到两个词:继承和发扬,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何才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用汪灏的话说,叫做活体保存。在活体保存的过程中,当遇到生命力已然将失的文化或者已经完全与当代社会不兼容的文化时,我们也不排斥把这种文化中的某一个最精华最有生命力的元素提炼出来,作为父本或者母本植入到下一轮全新的艺术形式的创造当中去,它将产生一个新的艺术成果。所以,同理,当今时代各种新技术传播手段的介入是将受众的疆域无限扩大了的,于是有时候我们难免会因此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这就是受众面广了,小众艺术就变成大众艺术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小众艺术在大众视野中的呈现,不是简单地转换传播方式,而是要用大众的趣味重新创作、编排、制作这些所谓的小众艺术,使它成为大众艺术的一个新的资源。与此同时,把一些古老的传统艺术放在现代的审美背景中、放在现代的时代话题里来呈现。
寻根文学致力于展现传统文化,因而,许多作品就植根于传统的文化背景之下,或是放在当地的乡土文化中来塑造人物形象,展开故事情节,表现当时当地的民族地域风情和乡土文化风貌,来表现当地的文化特色。或是放在古老的传统文化意识形态中,塑造人物形象,表现其传统意识和在传统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人生态度。阿城的的倾心力作《棋王》就是寻根文学的典型代表。很明显,阿城将王一生这一人物形象植于古老的纯净的传统文化中,用传统文化的精神来建构这一人物形象,使其不因生不逢时而怨天尤人,相反,能在这样一个纷繁芜杂的世界仍能保持一颗淳朴、淡然的心,大有道家学说的意味。这大抵应该就是《棋王》之所以被称为寻根小说的原因。
王一生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是从“棋”和“吃”这两个字上来展开。小说名为“棋王”自然少不了“棋”字,对于“吃”字作者也花了大量的笔墨去写,“下棋”和“吃饭”是作为人生存的两种追求来写的,一个是精神追求,一个是物质追求,两者有机统一从而成功地塑造出王一生这一形象,可以说王一生是不一般的普通人。不一般在他能在动乱、艰苦、贫困的年代找到这两者的平衡点,并能乐在其中。下棋就是为了自己高兴,自己乐意,不求名,不为利,只是单纯的下棋,挑战棋艺,吃饭就是为了免受饥饿之苦,只求有饭吃,能填饱肚子。这种纯粹的追求表现了一种禁欲,无为的清高,但正是这样的人生态度才能真正享受到人生本真的乐趣。
“棋”之高妙境界
王一生爱棋,对象棋的喜爱和痴迷达到了无人能比无人能及的程度。“何以解忧,唯有象棋”这是他反反复复说的一句名言。他把下棋当作是人生中最快乐最享受的一件事,只要下棋,所有的忧虑、烦恼都能烟消云散。沉浸在棋中,没有对未来的任何奢望,只为下棋而下棋。棋王下棋并不是将其作为他的谋生手段来赢取相应的物质需求,相反,他只是单纯的追求棋艺的精湛而且恪守棋规,把下棋看作是神圣不可玷污的。
在棋道上,他是一专人。就是在这动乱的年代,面对着生活的艰难,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匮乏,他仍能知足常乐,心平气和,寄情于棋道。在他下乡插队期间,一日三餐都成问题,但他仍然要下棋,更为甚之,他苦于周边找不到对手,请假外出走上几里十几里地找棋艺高人对弈。无论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中,只要是在下棋,他的心灵就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并获得了广泛的自由。借助于下棋,王一生忘却了生活的烦恼,并渐渐在对弈中找到了灵魂的创造,心灵的超脱和生命的自由,在对弈界驰骋疆场,挥洒自如,找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王一生的棋品极高,他宁愿对一位棋艺高深的拣破烂的老头顶礼膜拜也不去拜一个连古人留下的残棋都走不通的“国内名手”为师:在他知道倪斌是用祖传的乌木象棋来换得其参加地区比赛的资格之后,他断然放弃;在与九位高手的连环大战中取得下盲棋的胜利后,他哭着说:“妈,儿今天明白事儿了,人活着还要有点东西,才叫活着。”就是这样,他借着象棋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人总要有点追求,有点精神,才有意义才叫活着。
许多评论家指出,王一生的棋是道家之棋,无为而无不为。的确,一方面,棋王淡泊名利,不为世事所困,沉溺于棋的神圣道义中,达到了生命的超脱性的自由。另一方面,棋王单纯追求棋艺的精湛,达到了游刃有余的高度,的确是要下很多功夫的,也就是说,要达到超乎常人的棋艺水平,并能达到在对弈中逍遥自在的境界光有一颗淡然的心是不够的,(当然,这种超乎世外的心态是首要的)还要有能保持这种心态的资本——高超的棋艺。两者的完美结合才达到了道家的逍遥自由的高度,这是作者阿城极力要表现给读者的传统文化之根。
“吃”之淳朴心态
王一生爱吃,不是要吃遍天下美食,相反,顿顿能吃饱就是最大的幸福。吃饭是王一生物质追求,不管吃什么,只要是饭只要能填饱肚子他都乐意都知足。作者花大量的笔墨来写王一生的“吃”,对他的吃描写的很精细。他“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结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拇指抹进嘴里。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吃完以后,他把两只筷子吮净,拿水把饭盒冲满,先将上面一层油花吸净,然后就带着安全到达彼岸的神色小口小口的抿。”由此可以看出,王一生对吃是虔诚的,生怕浪费一粒米,一滴汤。表面上看,吃饱是一种幸福,但是,王一生的吃有所不同,他对吃的专注与重视也只是为了能够有充足的体力来维持生命,来实现其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并不是沉迷于吃的享乐中。他不像其他知青那样因为菜里没有油水而愤愤不平,“人要知足,顿顿饱就是福。”这是他所信奉的,简单、朴实而又乐在其中。
人要知足常乐。王一生对吃的态度正是体现了道家的清心寡欲的思想。《老子》第46章有言:“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是强调人要懂得知足,要懂得禁欲,要的东西太多,反而成为祸害。简简单单,平平凡凡就是最大的不简单、不平凡。保持虚静恬淡的心境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这就体现了道家追求的对世俗和生命的超脱。
一“吃”字、一“棋”字,将王一生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出神入化,栩栩如生。“吃”只为身体之必需,“棋”只为精神之超脱。在人的这两大欲求中寻得一个平衡点,既不为物质享乐所诱惑,又不因精神追求而迷失自我,在这两者的和谐统一中达到人生的极乐。“从王一生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老庄思想影响下的一种文化人格,既顺乎自然,又自强不息;既淡泊自守,又积极进取。这恐怕正是作家要寻觅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某种‘根’吧。”2整部小说,作者阿城将王一生植根于中国古老的道家文化中,来写他无为而无不为的淡然人生。通过对这一人物形象的着力刻画,深刻表明了作者对老庄哲学中人生态度的推崇以及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认识。(作者单位:济南大学)
参考文献
随着经济的发展,全世界都在向我们走来,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但也带来了许多弊端,其中包括民族感的缺失。民族感的培养应该从儿童时期做起,从小形成一种民族归属感,而儿童家具就是很好的载体之一,儿童家具始终伴随在儿童左右,让儿童家具带有传统文化的气息具有中国特色,使儿童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从而了解中国文化,接受中国文化,树立民族自豪感。研究表明,儿童在4~9岁这个阶段是对周遭事物富有意识的,处于觉醒期。在这一时期,他们通过对周围环境、事物的观察、模仿和学习,并且根据其生存环境中的元素和特征符号区别不同的事物,建立自己对于外界环境的认知和适应环境的应变能力[2]。因此儿童在此期间使用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印记的家具,对于儿童文化意识的培养和熏陶是富有意义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中国传统文化在儿童家具设计中的运用
中国传统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沉积下来的一颗颗璀璨的明珠,要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式对其进行传承和发扬,以往我们秉承着这样的方式在各种设计作品中传播和再现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使其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3]。儿童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是要被教育和熏陶的一代,具有传统文化因素的儿童家具可以在无声无息中向儿童传递知识和文化,是非常好的教育方式。由于儿童具有独特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他们的天性是好奇心强,喜欢色彩鲜艳的事物,注意力容易被吸引但持久力不强,所以在进行儿童家具设计的时候不能将传统文化的元素生搬硬套,要讲究一定的方法和策略。
2.1对于有形的图案、物体等———延续和改造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晚期,每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语言,包含民族图腾、民族信仰、传统符号、传统图案、民间艺术形态、各种造物形态等,对于这些有形的具象的图案、物体等,在设计中我们应该采用延续、提炼、创新的方式,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特色,完成对传统造型的再创造和设计,以往的各类设计中都有这种很好的表达和诠释。例如2013年获得德国红点设计概念奖,由中国美术学院教师高凤麟与其微客设计机构设计的“Medi-tationSeatWare”(如图1),它是一款用于冥想的打坐器具。盘腿作为一种古老的坐姿,是古人的一种生活行为方式,其优点在于能将人体团圆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便于集中思维。古人常借打坐以冥想修身,佛教禅坐又是佛教弟子修身的一种方式,静心、养性使自己的身心得到净化、升华。这种古老的方式,不正是当今匆匆忙忙、忙忙碌碌的人们所需要的吗?设计师就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样一种坐具的设计传承东方古老的行为习惯与文化传统,并试图说服当今浮躁的人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放慢前进的脚步,找到自我,这也就是它在当下设计中的新语义。在现代设计中,像上面那样的家具设计很多,但真正把传统文化运用到儿童家具设计中的非常少。由于儿童的特征是天真、活泼,充满童真,喜欢色彩艳丽丰富、造型可爱、卡通的形象。而传统文化多儒雅、平和,所以在运用上,要对传统文化符号进行变形创新。对于传统的图形、物体的形态进行简化、抽象,使之简洁,易于儿童识别接受,还可使用拟人拟物的手法,使形态活泼可爱、生动有趣。例如中国的传统吉祥图案,多是寓意吉祥如意、福禄寿喜,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4]。这些有积极寓意的图案经过变形、再设计运用到儿童家具中,可以表达对儿童的美好祝愿,也让儿童了解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选取符合儿童特点的传统元素,用现代的审美观念对其进行提炼、改造,并运用到儿童家具设计中,使其富有时代特色并表达某种设计理念,让传统造型语言在儿童家具中得到继承和延续。
2.2对于无形的思想、精神、寓意等———使其图像化、直观化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民族精神、民间典故等,对儿童的教育、身心的成长和传统文化意识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们很多都是通过文字、文学的方式记载和传播的,而这种方式对于儿童的吸引力不够大(特别是低龄儿童),所以要改变其传播形式,经过概括加工使其图形化、直观化,再根据儿童家具的特点,把直观化的图形恰当地运用到儿童家具设计中[5]。例如中国的传统节日九月九重阳节,这个许多儿童不知道的节日,可以以之为素材绘制尊敬老人、孝敬老人的卡通图像用在儿童家具的某个局部;或者通过儿童家具的整体造型体现老人、孩子的形象,用家具表达尊敬爱戴老人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让儿童在周边的家具中自然而然地学习传统美德,树立美好的品格。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对儿童有教育意义的太多了。孔子的“仁者爱人”“行己有耻”,荀子提出的“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出自《诸葛亮集》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等。如果设计师能把这些美好的思想和文化通过提炼再设计使其图像化、直观化,易于儿童理解接受,并恰当运用到儿童家具的设计之中,使儿童家具具有一定的启发教育意义,潜移默化地培养儿童的传统美德和民族意识。
3结语
1.学好吴语为基础,方言朗诵进课堂
吴语,中国七大方言之一,自周朝以来,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可谓是底蕴深厚。然而,古老的语言就像古老的传统艺术一样,也面临着消亡。今日的苏州人,能说一口地道“苏州闲话”的,已是少之又少,也只在苏州评弹和老一辈苏州人中,才能一窥一二。所以,学好苏州话,是接近评弹的第一步。吴语的发音方法,主要有三种:尖音、团音和入声。为提高学习兴趣,笔者加入了方言朗诵这个环节。因吴语中遗留了大量的隋唐南宋旧音(如唐杜牧《山行》中第一句“远上寒山石径斜(xia 第二声)”斜字发音和苏州方言如出一辙),从吴地童谣和唐诗宋词入手,是最能贴近吴语古韵的一种教学手段:较古老的《卖糖粥》《杠铃杠铃马来哉》《外婆桥》,最近流行的新童谣《上学歌》等;古诗词《枫桥夜泊》《忆江南》之类,再加入现代经典诗词诵读《再别康桥》《记江南》《乡愁》等作品。说上一口清丽糯软的苏州闲话,让孩子们信心倍增,同时也打开了他们对苏州传统艺术文化的探索之门。
2.姑苏小调唱新声,通俗音乐来助阵
(1)从本地民歌中汲取营养。苏州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里的山歌小调滋养了一代代的吴郡后人。从本土的民族民间音乐最深层的土壤中汲取养料,对孩子们来说,是行之有效的学习方式。具有代表性的吴歌有:《姑苏好风光》《太湖美》《茉莉花》等,还有根据《姑苏好风光》改编而成的《苏州好风光》等新民歌。如果忽略评弹本身的艺术文化,只追寻表面上的点点乐趣是远远不够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笔者开始尝试寻找过渡点,通过通俗音乐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作品,让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开始熟悉并喜爱评弹的曲调和表演方式。
(2)通俗音乐中的评弹元素。通俗音乐中也经常会融入戏曲曲艺民歌方言等创作手法,被称为具有中国元素的古风曲调,比如王力宏的《在梅边》就融入了昆曲的曲调,还有网络爆红的苏州方言原创歌曲《姑苏城》等。特别推荐音乐大师范宗沛的专辑《水色》,其中的《摆渡人之歌》《水色》《青石的街道向晚》《十三月》等乐曲,是四百多年的苏州评弹与西方交响乐的一次奇遇,美轮美奂、妙不可言。
3.雅俗共赏添情趣,一朵“小云”入室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