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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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规模效应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产业集聚；集聚效应；企业成长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2－0027－02

目前，产业集聚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现实生活中，在各级政府的积极引导下，产业集聚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产业集聚的发展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作为区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一环，企业在产业集聚的集聚过程中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一、产业集聚概述

一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者对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从不同视角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了细致详尽的研究。产业集聚是集聚的一种，特指经营相同产业的一群企业的集聚。随着产业的不断集聚，在集聚区域内会慢慢形成一个或多个产业集群，即某个领域内相互关联的企业与公共或私人机构相互集中，形成上中下游结构完整、支持产业体系健全、具有灵活机动等特性的有机体系。

二、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

产业集聚效应是指特定产业经济活动及相关要素的空间集中从而引起的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本文主要从产业集聚的集聚经济方面展开论述，分析产业集聚效应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1.产业集聚的规模经济效益：降低生产成本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Marshall）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首先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规模经济效应是指由于产业集聚导致经济规模增加，从而给区域经济活动主体带来的利益影响。规模经济效应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

从产业集聚的集聚过程来看，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尤为重要。在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日趋加剧的情况下，市场需求的个性化与多样化特点愈来愈明显，一些原来依赖于批量生产的大企业将难以实现其内部规模经济。具有前、后向关联的企业在一定区域空间内的集聚，使企业的价值链向外部延伸或剥离，行业内企业的合作研发或生产销售等价值活动增加，从而提高了企业的市场份额，使企业获得更大利润。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专业化的协作和不断采用新技术等，行业内部的长期平均成本大幅度降低，实现了规模基础上的收益递增。在“产业区”内部的企业集聚、创新与发展，更多依赖于企业群体通过合作网络联结所实现的外部规模经济，而不仅仅是依靠单个企业通过内部规模扩张所实现的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涵盖的范围非常广，从知识的溢出效应、劳动力和中间投入的专门化到企业间的信任和合作，这些都属于外部规模效应。

2.产业集聚促进分工与协作，提高区域生产率

分工与专业化是导致产业集聚的直接原因。它使得与某种产品的生产相关的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密切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条密切关联的产业链，这种关联效应通过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得资源和相关企业集聚在一起，即特定的产业集聚。

集聚企业的联合需求可形成规模性、专业化的生产和服务，又为每个企业提供了丰富的外部规模经济。集聚内的企业可以通过分工的外部化而负责部分任务，节省生产成本，使生产更加专业化，企业利用资源的适应性增强，从而作为一个整体能比以前取得更高的集聚效应。正是因为这种分工，企业集聚才会具有无论是单个企业还是整个市场都无法具备的效率优势，集聚保证了分工与专业化的效率，同时还能将分工与专业化进一步深化，反过来促进产业集聚的发展。

3.产业集聚产生外部经济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从经济学上讲，外部经济效应是指生产者的一项经济活动给社会上其他成员带来好处，但他自己却不能由此得到补偿。这种性质的外部影响被称为“外部经济效应”，它是产业集聚最明显的特征。

产业集聚的外部经济效应可以分为货币外部经济和技术外部经济。货币外部性主要从三个方面发生作用。首先，集聚可以带来劳动力市场共享。企业的集聚不仅会对劳动力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而随着大量劳动力的聚集，也会给企业带来劳动力市场共享，可以使企业降低劳动力的搜寻时间和成本、培训时间和成本，节约劳动力要素成本。其次，集聚有助于产生专业化。集聚的产生会带来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形成社会化分工网络。通过深化专业分工，并在分工的基础上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可以使所有的企业竞争力得以提高，从而提升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最后，集聚还会带来公共设施的共享，降低企业公共物品的使用成本。

集聚的技术外部效应主要从技术外溢和“干中学”两个方面发挥作用。首先，企业扎堆会加快企业间信息的传递速度，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有很大一部分会外溢，最后被集群中的企业共用。根据阿罗的“干中学”模型，边干边学是经验的产品，经验具有递增的生产力。随着经验的积累，单位产品成本随生产总量递减。大多数情况下，受到企业实力等因素的影响，企业只能是技术创新的后进者，而企业集聚则可以使这些企业因为地缘优势而快速接触、掌握到新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这既节约了企业技术创新要素的投入，又节省了技术创新时间，从而达到企业自身的快速壮大。

4.产业集聚的市场效应

市场效应是指产业集聚给区域内的各个经济主体所带来的市场效率提高。产业集聚所带来的市场效率的提高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产业集聚于某一地区后，伴随着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的产生，人口与劳动力的集聚，必将导致相关产业、辅助产业、配套产业及服务性行业的产生和集聚，这使得市场空间范围内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经济联系增多。

其次，产业集聚导致了市场需求的增大。产业集聚所带动的区域大量人口的集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一方面表现为消费者个体的需求；另一方面，表现为企业为了保证其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对相关原材料、劳动力、能源和相关设备的需求。消费者和厂商数量的增多，导致了市场需求的增加。

最后，产业集聚导致了市场供给能力的增强，同类厂商的集聚，将直接导致某种产品市场供给量的增加，而不同类型厂商的集聚，将导致市场上供给产品种类的增多。数量和种类增多的直接结果就是市场供给能力的增强。

三、产业集聚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波特（2000） 在讨论产业集聚和竞争力关系时就指出，产业集聚效应可以在三个方面影响企业的成长发展：首先，产业集聚提升了企业或产业的生产力；其次，它增加了创新能力，并因此促进了企业生产力的提高；最后，产业集聚还有利于新企业的诞生，并扩大产业集聚规模。产业集聚的前两个影响与现有企业的成长有关，第三种影响与新企业创业有关。

企业成长不仅取决于企业的内部资源，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所处网络所蕴含资源的影响，由于企业所处的网络特征不同，企业可摄取的网络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也不一样，导致内部资源差异不大的企业也会具有显著不同的成长能力和机会。实际上，企业集聚所形成的产业集群就是一种企业网络，其所产生的集聚经济有助于企业获得各种成长所需的资源，提高内部企业的生产率，从而促进了企业成长，是企业外部成长机制的重要内容。

产业集聚效应所产生的集聚经济在促进企业成长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

1.知识外溢效应

同行业企业在空间上的邻近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组织之间的信息传递，而互补的、有差异的行业相互“孕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知识平台，促进了产业间交流，在更大范围内产生了技术外部性，这些都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有助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

2.中间投入品关联效应

中间投入品共享的地区规模经济，不仅包括相似的竞争性产品供应方的规模经济，还包括提供互补产品、准公共产品和公共产品供应方的规模经济。产业关联效应已由产业内部延伸到互补的产业之间，企业网络的边界跨越了多个行业，网络资源的数量和异质性得以提高。

3.市场规模效应

在消费者多样性偏好和正的运输成本的前提下，一个区域集聚的厂商越多，本地产品的种类越多，该地区工业品价格指数就越低，这样就会导致更多的人被吸引到该区域。随着工人数量的增加，市场对差异化产品的需求扩大，从而吸引更多的厂商迁移到该地区生产，导致本地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为企业的大规模生产创造了市场需求条件。

4.劳动力市场共享效应

产业集聚可以形成地方劳动力池效应，减少了雇主和雇员双方的市场搜寻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的匹配效率。同时，城市化经济的发展导致工资水平上升，地区生活水平提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高素质劳动力，居民的聚集所引起的相互交流促进了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企业可以更容易地招募到高素质的人力资源。

5.基础设施共享效应

城市化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地方基础设施共享的水平，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扩大降低了企业的贸易成本。

6.集体行动效应

同类产业的地方化集聚使得企业分享了共同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体系，这有助于维持企业网络中的信任和承诺，提高了企业合作和集体行动的效率。

综上所述，产业集聚通过将区域经济增长所需的人力、资本、技术以及市场环境等因素的集中和优化，并在集聚效应的相互作用下，推动着区域经济的增长。产业集聚的发展有利于企业获取关键资源，同时，又降低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使企业的竞争力得到了提高，最终导致企业市场份额和经营规模的扩大，促进了企业的快速成长发展。

参考文献：

[1] 陶守强.依托产业集群的企业成长机制研究[J].商业研究，2006，（10）.

[2] 翟星.上海制造业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J].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09，（4）.

劳动经济学规模效应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地理经济学；规模报酬递增；路径依赖

一、新地理经济学的提出

建立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理论之上的传统经济学理论，预测经济活动在相似或基本不存在差异的地区之间最终形成空间上的均匀分布。而现实生活中，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高度集聚却是常态。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促使经济学家们去探索新的研究方法，“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被引入新的经济学研究理论中。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虽然为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但它们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新贸易理论描述的工业发展是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同时且渐进的进行的，而现实社会却表现为工业化波浪式的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扩散；新增长理论在投资促进长期增长的只给出了时间上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不涉及要素的流动，缺乏空间上的考虑。直到1977年狄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将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概念用数学模型形式化，解决资源有限性导致的规模经济和消费多样化之间的两难冲突，自此，关于报酬递增的研究才真正在经济学界掀起一场实质性的革命。应运而生的是，在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之下，吸收了传统的空间经济思想和产业组织理论，以解释经济活动和和经济增长的高度的空间集聚现象的新经济地理理论。

二、新地理经济学概述

新经济地理学是当代西方经济学领域中继新产业组织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之后出现的第四次“新经济学”研究浪潮。新地理经济学认为相互关联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相互接近会带来成本的节约以及生产规模扩大导致的规模经济，所以报酬递增是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根本原因，经济活动空间上的集聚只是报酬递增的外在表现形式。新地理经济学以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把经济活动的地理集聚现象解释为集聚吸引力和离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当集聚的向心力大于集聚的离心力时，经济活动将表现出在某一地区高度集聚的现象；当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相等是经济活动在各地区均匀分布。集聚的向心力主要表现为：市场规模效应、充裕的劳动力市场、纯粹的外部经济。把集聚的离心力归结为：不可移动要素、地租、纯粹的外部不经济（如城市的拥挤）。

新地理经济学把经济活动初始集聚的原因归结为一种历史的偶然，技术创新也属于历史的偶然。历史的偶然造就某一地区的在某种初始优势，这种初始的优势通过“循环积累因果关系”不断被放大，最终产生经济活动的高度集聚现象。在存在足够强的规模经济的情况下，任何厂商都会选择一个单个的区位来为一国的市场提供服务。为使运输成本最小，厂商无疑会选择一个有较大的当地需求的区位。大多数厂商都选择在这儿组织经营生产，反过来进一步扩大了当地需求。外部经济诱使更多的企业携带资本、技术等资源加入这个集群中。随着集聚程度的加深，集聚的离心力（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集聚的外部不经济、地租的提升）加大，最终超过向心力，形成集聚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的扩散。此外，新地理经济学认为，城市增长动力机制在于，城市里较高工资和多样化的产品吸引人们向城市集中，城市较大的产品市场需求吸引工厂在城市集中。新经济地理学者认为，空间聚集是导致城市形成和不断扩大以及区域发展的基本因素。

三、新地理经济学的发展

1.1991年，克罗格曼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把运输成本、要素流动和路径依赖等因素引入D-S分析框架中，分析原本不存在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的两个基本相似地区内，均匀分布的某种产业如何集聚于某个地区的现象，即“核心-边缘”模型（C-P），这篇文章也被认为是新地理经济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该模型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为其前提假设；并假设只有一个含有两个区域的经济体；两个部门――生产同质产品且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和生产非同质产品且具有规模经济的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农民和工人）是各部门的唯一投入要素；农民在区域间不可以流动，工人可以自由流动；农产品在区域间的流动没有运输成本或者说不考虑运输成本，制造业产品运输成本遵循萨缪尔森（1952）的“冰山”形式。农民的非流行形成集聚的离心力，足够低的运输成本、繁多的制造产品的种类以及足够大的制造产品市场需求所带来的前后相联系形成集聚的向心力，当向心力大于离心力时，产业集聚现象产生，形成“中心-边缘模式”。该模式的意思不仅在于解释了产业集聚的原因，更为区域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思路。

2.劳动力由于语言文化的障碍在国家间难以流动，为研究国家层面上的产业集聚现象，1996年，沃纳斯伯尔把行业内垂直上下游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引入到地理集聚现象的分析中，假设各国初始要素禀赋和生产技术都相同，都拥有完全竞争的农业部门和不完全竞争的制造业部门，劳动是唯一投入，制造业的投入为劳动和中间产品。得出了国际间的集聚现象是由制造业中间产品的前后向联系促成的。其作用机理和要素流动促成空间集聚的原理是一样的，拥有较多下游企业的国家，能够为中间产品制造商提供较大的市场需求，诱使中间产品制造商在该地区的集聚，从而实现规模经济、造就外部经济，降低下游厂商的生产成本，生产成本的降低反过来又吸引更多的下游企业在该地区的集聚，最终在该国实现了产业的集聚。前后向联系在劳动力不可流动的条件下，促成的是特定产业在一国或几个国家内的集聚，即导致了国际专业化。该模型揭示的是贸易成本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在贸易成本较高时，厂商将均匀的分布于要素禀赋相同的地区；在贸易成本居中时，厂商在区域间分布不均衡，区域差异产生；在贸易成本较低时，集聚随着低工资区域的产业份额上升而溃散。

3.2001年，马丁和奥特维埃诺内生增长理论引入新地理经济学，研究了技术外溢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溢出效应的扩散范围不同时，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只有技术外溢的效应在局部地区扩散，才能引发产业集聚的产生，进而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

4.2001年，拉那斯帕等人将政府部门引入新地理经济学，考查政府的税收政策和投资活动对产业集聚的影响，该模型还说明了，在税收负担相同时，政府的工作效率也是影响产业空间集聚的因素。

5.2003年Murat的研究表明，劳动力偏好的异质性属于集聚的一种离心力；2006年，鲍德温和大久保把企业的异质性引入新地理经济学，强调某种特殊劳动投入的协同因素对于促进集聚的影响，协同作用越强，产业越容易集聚。

四、新地理经济学的简单评价及未来发展趋势

新地理经济学以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将比较优势和外部经济内生化，揭示了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的根本原因在于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的非线性变化。是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产业空间集聚的进程，以便各地区、各经济体更好的应对和制定产业政策，最终实现经济的增长。然而，一个理论不可能尽善尽美，它总是需要不断充实和完善的，在新地理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中缺乏对相关产业政策对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具体影响效果的深入研究，过多的强调历史的偶然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同时，由于实证分析中，由于地区的文化、制度难以量化，新地理经济学的研究是把这些因素排除在模型在外的。而它们同样是影响经济活动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不可忽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和技术的跨区域流动已是常态，如何制定配套的产业政策以促进地区更好的发展以及防范要素流动可能带来的相关风险是新地理经济学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Dixit，A.K.and Stiglitz，J.E.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7（67）.

[2]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

[3]刘友金.基于新地理经济学的产业集群理论综述[D].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劳动经济学规模效应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 集聚 劳动力流动 收入差距

克鲁格曼发表于1991年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被视为空间经济学向主流经济学回归的标志，也是新经济地理学发展的开端。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解释经济活动在空间集聚的原因与形成机理，并通过这种原因与机理的解释，探讨某一地区经济发展问题。本文对国内近年来涉及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文献进行梳理，试图探寻出我国对新经济地理学的最近研究进展。

1 集聚经济与产业集聚

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家将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哈里斯的市场势理论、缪尔达尔的因果循环积累效应纳入到了一个统一的框架，通过厂商层次上的报酬递增、运输费用、要素流动和相互作用分析，为传统的空间分析和区域科学分析产业空间集散提供了新的启发。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集聚经济是指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而造成的对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效应。产业集聚是指同类型或不同类型的 相关产业在一定地域的集中。

潘文卿研究表明存在随时间推移而增大的全域方位的正空间自相关性，且中国局域性的空间集聚将趋于明显。王晓轩，张璞，李文龙阐述了产业区聚集和扩散的历史形态，并分析了聚集的原因及其理论发展。郝寿义，范晓莉在FE 模型基础上引入企业异质性因素，研究不同经济主体的区位决策到空间集聚的内在机制，并用中国的经验数据验证了理论假说。

2012年，我国专家学者分别从吸引FDI、生产业专业化、多样化（王、市场潜能对服务业的集聚进行了研究，得出城市服务业集聚有利于吸引FDI、生产业专业化、多样化和集聚规模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市场潜能与城市服务业聚集程度呈正相关，城市市场潜能提高1% ，其服务业集聚程度提高0. 2% 左右等结论；

同时，丘兆逸分析并验证了国际垂直专业化集聚影响中国环境污染之间存在U 型关系，指出当前的国际垂直专业化集聚指数已经超过了拐点。何雄浪发展了多地区的资本创造模型，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地区资本收益、资本创造与产业空间分异的关系并解释了产业空间分异的产生机理。

2 区域经济差距

学者从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的非均质性出发，探究了区域经济差距产生的原因：赵祥认为从市场一体化的程度看区域经济差距在长期内会经历四个阶段性变化，这些阶段性变化特征体现了产业集聚、扩散与区域经济差距变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许德友指出在控制了人力资本、市场化水平等因素后，市场获得是我国区域间城市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李鼎，赵文哲尝试从公共支出的"需求效应"和"生产效应"两个角度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做出解释。

针对区域发展差距，郑长德认为降低创新成本的政策可以实现总体经济效率和空间公平。陈健生，李文宇指出本地市场效应在市场规模对空间经济结构的影响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缩减经济距离，促进集聚经济，达到区域内趋同，将有助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3 城市经济集聚

经典的新经济地理框架是只包含居民（家庭）和企业的两主体模型，以往作为外生的（地方）政府的行为，也慢慢被学者纳入研究范围。

覃一冬研究发现中间产品投入、劳动里市场共享和技术溢出都显著影响我国城市经济集聚，但后两者则呈现离心力作用。钱学锋，黄玖立等检验了城市集聚经济和产业集聚经济与企业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认为通过集聚经济创造的集聚租来引导地方政府实现自发的税收协调机制在中国并不存在，提出应通过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使这种自发的协调机制成为中央政府通过地区间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协调之外的一种有益补充。

覃一冬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经济集聚机制，构建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的计量模型，通过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实证检验发现，经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与经济政策因素均显著影响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柯善咨，赵曜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资本流动模型分析了城市规模对资本积累的影响，通过检验得出结果：集聚效应导致大城市以更高的效率吸收资本，城市规模增长促进了资本深化。

4 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

张文武将异质性劳动力及地区内和地区间的多样化贸易成本同时引入空间经济模型，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低成本约束的人力资本比高成本约束的普通劳动力流动更容易打破空间经济集聚和扩散的对称均衡，促使产业空间结构稳定地向人力资本丰富的地区集聚。

研究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两种研究范式在劳动力流动影响区域收入差距的内生作用机理、劳动力流动对区域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方面也各异，对待劳动力与区域之间的内在关系也不同。流入地的经济收入、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度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动力，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发展是相互作用的，从而引起劳动力在东部的聚集效应和在中西部的分散效应。地区间消费者偏好水平及区域房价差异决定了企业与劳动力的转移方向，进而诱发产业转移。

学者认为，地区间实际收入差距的形成是区域效应和集聚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后者起主要作用。贸易自由化可能扩大或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这主要取决于地区相对产业份额以及本地与国外市场接近程度。同时，地区工资对市场潜力的弹性系数在0.75-0.77之间，临近高市场潜力的地区，工资水平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提高，但这种影响在地理范围上比较有限。谢长青，范剑勇通过实证分析说明外来人口变量对区域城市工资存在正向影响，即外来人口引致市场潜能增加并导致区域工资上升的价格效应。

5 企业与创新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主体，而现实经济活动中企业之间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标准新经济地理学的假定忽略了企业的异质性，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引入企业异质性是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标志之一。

2012年以何雄浪为代表的学者在考虑异质效应的基础上，分析了企业生产规模、劳动生产率与本地市场需求的关系；影响地区企业效益的系列因素；从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两个层面对企业异质性、规模报酬与劳动力空间流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究表明：全国范围内，影响企业规模的因素依次为本地市场需求、劳动生产率、工业品价格指数与进出口总额，且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规模呈负相关。认为资本收益率、市场环境的完善、企业技术的进步和创新的增加、本地市场规模的扩大是影响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地区间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不同决定了企业与劳动力的转移方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与固定成本呈正向变动关系。

劳动经济学规模效应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技术内生化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1)03-0072-05

一、引言

很长一段时期，国际贸易理论对于技术和技术进步的处理远落后于现实世界经济的发展。随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扩散在决定世界贸易模式的变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令人吃惊的是，很少有人把技术进步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中去(克鲁格曼，1990)。国际贸易理论对于技术因素的忽略或不恰当处理不仅导致正统理论对于贸易利益的解释偏于狭隘，即使对于正统理论本身也产生了不少的争议与误读。因此，系统梳理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角色演变的轨迹，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的重要前提。一定意义上讲，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恰恰是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内生化的过程。由此，笔者将系统分析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中角色演变的过程，将贸易理论应用于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

二、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技术

国际贸易理论作为经济学最古老的研究领域之一，它从一开始就把贸易问题与增长问题研究相结合，从技术差异的角度回答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分析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一国财富创造的影响，这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研究的基点，也代表着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起点。古典贸易理论对于贸易动因的分析可以用比较成本理论来概括，虽然众多古典经济学家对其完善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斯密和李嘉图是该理论的主要构建者。

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意识到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考察了技术变化对比较优势模式、贸易条件、贸易量变动的影响，并论及贸易对增长的影响。Bloomfield(1978)认为Torrens等人较早就注意到技术在国际间传播的事实，Mill甚至明确分析了技术变化的贸易条件效应，Longfield等人则指出了技术变化导致比较优势变化的情况，甚至技术差距理论的所有要素在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古典经济学家讨论了一般技术变化的不同侧面，对于贸易与增长关系的论述零散地分布在他们著作的不同角落，虽然这些不同的观点很少系统地发展起来并结合进古典贸易理论的主体，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兴趣要比一般贸易理论家认为的要高得多。

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技术的理解与现代经济学有着巨大的差异，技术的内涵相对较为狭窄，一般是与劳动者的具体的技能或者机器的性能相联系，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通过劳动者技艺的改善或机器的改良促进劳动者生产率的提高。虽然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注意并论及了技术在贸易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古典贸易理论在发展进程中对于技术进步的处理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这主要发生在李嘉图和斯密之间。在斯密看来，劳动分工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内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动因在于劳动分工的发展(胡乃武等，1990)。分工可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能力的增加，技术进步成为内生于劳动分工的副产品。狭隘的国内市场会限制分工的发展，阻碍财富生产的增加，对外贸易会通过扩大市场促进分工的发展，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会对一国比较成本和贸易模式产生正向影响。因此在斯密的贸易理论模型中，技术进步内生于分工的发展，并且成为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李嘉图在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国际贸易动因的比较优势成本理论，但却未对斯密的分工理论给予重视，而把产生比较优势的基础归于自然条件与外生的技术差异。虽然李嘉图也注意到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并且多次提到技术进步对于一国贸易模式变动的影响，但是技术在李嘉图模型中纯粹被视作一个外生变量对待。虽然穆勒在对李嘉图比较成本模型进行形式化表述的过程中，重新注意到对外贸易通过市场扩大效应对于深化分工进而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但是穆勒之后的贸易理论家越来越倾向于资源给定情况下的静态效率配置的分析(Myint，1977)。在Taussig(1927)、Haberler(1936)对比较成本理论进行了标准的教科书式阐释之后，技术因素彻底被当作比较优势理论模型中的外生变量看待，虽然国际贸易静态的资源配置效应的分析仍然能够推出自由贸易政策的结论，但是比较成本理论南此受到缺少动态分析的批评。

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但是对于技术本身仍缺少一个严格的界定，技术因素在经济发展或者说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没有独立出来进行系统的分析，这使古典贸易理论家在贸易动因的分析中，缺乏对技术的系统论述，导致技术在比较成本理论的标准化表述中，蜕变为纯粹的外生变量，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技术在贸易与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是经济学和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事实。

三、技术在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迷失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并未严格遵循技术研究的路径向前推进，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的背景下，H-O贸易模型产生，由此开创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古典发展阶段。H-O模型对国际贸易动因的分析放弃了古典贸易理论中技术差异因素的考虑，而以国家间生产方式即技术相同为基础，研究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对一国生产和贸易模式的影响。新古典贸易理论学家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国家要素禀赋构成与国际贸易模式的关系上，并关注自由贸易在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功能。H-O模型的4个核心理论以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它在把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一般化的同时，从理论上论证了国家间以要素禀赋为基础进行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会使资源的配置实现单个国家和整个世界范围的最优化，这为自由贸易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是H-0模型对于国际贸易利益的分析仅限于贸易的静态水平效应，而古典经济学侧重于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传统在新古典理论中完全消失了，贸易可能提供的动态潜能被边际主义所忽略，这在Samuelson(1939)、Kemp(1962)对贸易利益的分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所以连Kemp本人也认为他们的研究忽略了贸易对于技术知识状态和积累速度的分析。在古典时期，贸易理论和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两个不可分割的分支，但是在新古典时期，贸易和增长成为两个彼此独立的研究领域，新古典贸易

理论忽略贸易增长效应的研究，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长时期内退出了国际贸易理论家的视野，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重新引起学者们的研究兴趣。而Baldwin(1984)通过对一些实证研究的综合分析发现，发达国家得自贸易自由化的静态损益是相当小的，而贸易自由化产生的动态收益则相对要大得多，H-0模型对于贸易利益的分析仅限于国际贸易的静态水平效应则明显过于狭隘。

H-O模型集中考察要素差异作为比较优势的来源，忽略了国家间技术差异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考虑技术差异的影响，H-O模型中要素禀赋导致的比较优势可能会发生逆转，自由贸易所引起的要素价格均等化也会消失。新古典贸易理论对于贸易动因和贸易影响的研究没有遵循古典贸易理论技术研究的思路向前推进，在边际主义和一般均衡理论思想的影响下，它忽略技术在解释贸易模式和贸易效应中的作用，以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作为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贸易利益的研究彻底蜕变到资源配置水平效应的分析，贸易通过技术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也由此中断，经济增长似乎成为资源最优配置后不言而喻的结果，但实质上这是把经济增长问题排除在贸易理论研究的范畴之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H-O模型对于贸易模式的分析忽略技术因素的影响，导致技术因素在贸易理论研究中的迷失，这代表着从早期李嘉图传统的倒退(Jones，1970)。

四、技术在贸易理论发展中的回归

要素禀赋理论在诞生后的30多年内主导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成为解释国际贸易模式的基础性理论，但是不断涌现的国际经济新现象使贸易理论家逐渐意识到H-O模型的局限。20世纪中期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诞生及对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深入使贸易理论家无法对经济增长的事实视而不见，经济增长的贸易条件效应开始引起学者的兴趣，技术重新回归至贸易理论模型研究当中，外生的技术进步在决定和影响贸易模型及其变动中的作用受到重视。

二战后，国际贸易中新产品种类不断增加，发达国家之间制造业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步提高；技术在工业化国家之间的传递异常迅速，并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产生了重要影响；以拉美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民族经济的独立，摆脱旧的分工贸易体系的束缚，质疑自由贸易的利益分配模式，试行进口替代贸易发展战略，这使贸易理论家必须正视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H-O模型对此解释乏力，因此，技术因素重新回归至贸易理论家的研究视野，作为重要变量以加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

20世纪中期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学中开始复兴，这使贸易理论的发展更加关注经济增长问题，贸易理论家对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日增。但是受当时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要素禀赋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影响，Johnson(1955)、Bhagwati(1958)都只是单向地考察了经济增长的贸易条件效应及对贸易国的福利影响，而没有研究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以及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古典增长理论对于外生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的开创性研究虽然使贸易理论开始关注技术因素对贸易模式和效应变动的影响，但这也仅限于外生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变动的考察，着眼于对贸易国外生经济增长的比较静态福利分析(John-son，1958)，却不能对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做出解释，也无法直接用技术的变动对现实的国际贸易模式做出合理的说明。随着国际市场上新产品种类的不断增加，技术的革新变化显然比技术差异更加重要，构成了除要素禀赋之外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这诱使贸易理论家开始从单纯的技术变化探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和贸易模式的变化，从而产生了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

Posner(1961)和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技术创新和技术国际传播的角度解释了新产品贸易的产生以及国际贸易模式的动态变动，并对要素禀赋相似发达国家间贸易作出了有力的理论说明。新产品在从开发到生产再到销售的过程中，各环节投入的性质各不相同，其相对重要性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各个国家在特定投入环节上的相对优势差异显著，因此在产品发展的各个阶段，各国的贸易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通过把技术创新、技术传播引入到贸易理论研究的视域，实现了对国际贸易模式的动态分析，并为技术在贸易理论中的内生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Pos-ner和Vernon充分意识到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内生性，却把技术进步的原因归于外生的国家间市场特征的差异，因而没有把技术进步内生到贸易理论中来，但将技术引进贸易模型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克鲁格曼，1990)。

技术进入贸易模型表明贸易理论的发展更加关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现实，虽然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处理依然缺少有效的分析框架，而被视作一种外生现象，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也还未得到充分研究，但对技术进步的关注至少标志着贸易理论的发展在朝着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五、技术在新贸易理论中的内生化

技术和技术进步对于贸易模式和贸易利益的影响虽然自斯密以来就开始进入贸易理论家的视野，但却迟迟没有被结合到正统的贸易理论模型当中，主要由理论和技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从理论发展来看。以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排除了技术进步分析的可能，因为完全竞争的企业同质分析，意味着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会在所有企业间迅速无成本扩散，成为所有企业共享的公共物品，而现实的企业创新要通过市场垄断弥补前期技术开发的投资成本，这会产生动态规模经济，导致不完全竞争，因此传统贸易理论框架内技术变动与一般均衡的静态配置效应分析无法兼容。从技术上看，在Dixit-Stiglitz(1977)垄断竞争模型(以下用D-S模型)提出之前，贸易理论领域缺少一个处理递增收益和产品差异的有效分析工具，虽然张伯伦依赖于语言文字说明和几何推理的垄断竞争模型提供了一些原则性框架，但未对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引入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技术在贸易理论模型中内生化的突破性进展是建立在D-S模型和Krug-man等人(1980)新贸易理论基础之上的。

20世纪70年代，Krugman等人新贸易理论的兴起，开始突破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以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和影响，这为技术进步引起的报酬递增提供了一个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内生技术进步成为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这使贸易理论与现实经济分析的结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国家间动态贸易模式及福利变动的分析有了牢固的理论基础。Krugman等人的新贸易理论对贸易动因的分析是建立在静态规模经济之上的，没有研究动态规模经济

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因此对贸易利益的分析也主要体现为静态贸易利益，没有考察国际贸易的动态经济增长效应。Krugman(1979)较早意识到新贸易理论的这一不足，因此开始尝试把技术引进到贸易理论模型中研究动态规模经济的贸易效应，以此作为对新贸易理论的重要补充。

Krugman利用新贸易理论的技术，在产品周期理论和技术差距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技术创新对于国际贸易的动态影响以及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对这两个模型的扩展，贸易理论首次以形式化的方式把技术引入到贸易模型当中，但是在这两个扩展的模型中，技术创新和技术传播都是外生的，这虽然可以考察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的贸易效应，但是无法对它们产生的原因做出解释。新增长理论对内生技术创新和国际贸易的关注对克鲁格曼产生了重要启示，使其认识到把内生技术创新引入到新贸易理论模型的重要性，从而促使其构建了一个把技术和贸易的分析与新贸易理论相联系的简单内生技术创新模型(克鲁格曼，1990)。在这个模型中，企业为获得垄断利润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相似国家间即使不存在静态规模经济，技术创新所产生的动态递增收益和技术外部性，也会使开放经济获得高于封闭情况下的经济增长，这在贸易理论中首次把贸易通过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相联系。

20世纪80年代后期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极大地拓展了国际贸易研究的领域，推动了贸易理论的快速发展，内生增长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在发展中的融合成为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Grossman et al，1991)，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开始超越静态贸易利益的解释范畴，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技术是贸易和增长相联系的重要纽带，是解释动态贸易模式发展的理论切入点，技术进步内生化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新贸易理论研究开放条件下增长问题的一个重要支点。开放条件下的内生创新理论在把贸易和经济增长相联系的过程中实现了对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内生化分析，逐渐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生创新理论把技术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和技术扩散(模仿)视作理性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活动的结果，技术发达国家以产品创新或过程创新为目的，投入一定的资源进行研究和开发，技术落后国家根据自身的优势对先发国家的产品和技术进行模仿，两种类型国家分别获得在不同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内生技术能力的差别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国家间贸易模式在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过程中将发生动态的变化。内生创新理论对国际贸易中技术创新和技术传播的内生分析，为后发国家通过研发补贴等政策提升本国技术进步速度提供了很强的理论支持。

进入21世纪，贸易理论的发展进一步向前推进，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是贸易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它不仅使行业的生产率在贸易模型中实现了内生，而且为企业角度研究创新、增长和贸易模式的决定与变动提供了一个微观理论基础，成为研究众多现实国际经济现象的重要框架，使贸易理论的发展更加贴近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Melitz(2003)生产率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揭开了企业层面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序曲，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Melitz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对行业内不同生产率企业间资源配置效应的影响，整个行业的生产率内生于个体企业的出口经济活动。贸易开放度的增加或贸易成本的下降会使产业内高生产率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同时，产业内资源由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高生产率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增加，即使单个企业生产率不变，整个产业的生产率增长效应也会带来整体经济的福利增加。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发展为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很强包容性的微观基础框架，使得行业的平均生产率在贸易模型中实现了内生，为企业异质性条件下贸易品种类、产品创新、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等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分析模型。

劳动经济学规模效应范文第5篇

关键词：分工；交易效率；温州模式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6-0024-02

1 引言

20世纪80年代末，温州率先打破计划体制试水市场，以家庭小作坊工业形式发家致富，速度惊人，而温州经济发展的路径也被冠之以“温州模式”之名。直到本世纪初温州经济增速减慢，学界关于“温州模式”的讨论才从狂热追捧转为冷静思考乃至批判。

2 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基本观点

杨格发展了斯密视分工为内生变量的观点，指出：“报酬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发展，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经济进步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进一步发展了杨格定理，认为分工的演进是专业化的收益和交易费用两难冲突折中的结果。新兴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杨小凯认为，劳动分工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交易效率是交易规模的增函数。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能支付一定的交易费用，从而可以选择较高的专业化水平，通过市场的择业自由和自由价格等自利决策的交互作用，使得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上升，市场也因此出现。另一方面，升高的专业化水过来加速了人力资本或经验的积累，使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形成一个良性自我循环机制。而当分工演进的潜力因人口规模或者制度限制等耗尽时，分工演进缓慢甚至停止，这时社会经济增长进入成熟阶段。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报酬递增机制与竞争的市场具有相容性，存在着竞争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每个角点均衡意味着局部的帕累托最优，全部均衡是众多角点均衡中效用最大的那个。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不仅解决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社会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的问题，它还给出了在各种经济组织结构中选择最有效率的分工结构的解，将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展了。

3 温州模式概述

温州模式是指改革开放以后，以浙江温州地区为代表，涵盖台州地区之内的一种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而政府在其中“无为而治”的经济发展模式。温州模式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试探阶段：以数量巨大而规模较小的“前店后坊”式家庭作坊为主要特点。温州商品迅速打开市场销往各地，温州经济出现明显增幅。但是该阶段出现了仿造、假冒外地名牌产品等问题。

（2）黄金阶段：以大规模专业分工生产为主要特征。温州民营企业从小型家庭工业发展为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制造企业集群，为企业获得技术外溢、规模经济等提供了便利。在该阶段，温州已走出了假冒伪劣的阴影，皮鞋制造等企业集群闻名世界，但大部分温州生产的商品仍然不敢标注产地为温州。

（3）问题阶段：以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环境污染、城乡差距等突出问题为主要特征。

史晋川2003年预言“现在的‘温州模式’将在25―30年后消失”，他从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不同层面提炼出以下三个现象：①温州的制造业结构演变缓慢；②温州的外资引进步伐缓慢；③温州人把生意网撒向世界各地。三大现象引发三大问题：温州制造业结构是否存在“代际锁定”？温州为何没有“外企”？温州人为何要通过大规模移民的方式来撒开生意网？

光认为相较于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温州经济的产业结构转变是在传统产业范围内的技术、加工度和附加价值上的发展，而后者更适合温州发展路径；同时，他提出简单地比较人均GDP和资本外流就判断温州模式衰落和“产业空洞化”是有问题的。

张仁寿认为温州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反映的是地区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的客观变化，因温州在体制上的先发优势逐渐弱化了；同时，温州经济特殊之处在于“温州人经济”的增长速度远大于“温州经济”；最后，温州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制度创新陷于式微。

4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框架内解释温州模式的产生及发展

（1）温州的起步。

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一方面计划经济仍占绝对主导，经济发展受制于制度限制和观念束缚；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推行的违背资源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型赶超战略使得计划资源向重工业倾斜，造成产业结构畸形化，资源配置效率低，社会生产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进行的分工模式。（记为模式Ⅰ。）

在本文分析中交易效率E影响因素有：市场规模M、融资效率C、制度因素R、其他因素O，记E=f（M，C，R，O），且E是M、C的增函数。由此可得当时中国私营企业发展环境并不理想：第一，M很小以致可忽略不计，同时分工结构给定，市场进入壁垒很高；第二，由于资本向重工业倾斜，而个体融资渠道较窄，C不高；第三，制度上对非公有制经济有很大限制；第四，其他因素包括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交通运输等技术方面的影响等。

在模式Ⅰ中由于E很低，分工产生的总交易费用超过专业化经济的好处，人们并没有动力打破该种分工结构，而温州却走出了第一步，因温州模式起步于家庭作坊，而家庭作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费用，提高了E：①M――计划体制下短缺必然存在，潜在需求巨大；②C――家庭作坊启动资金可通过家族内部成员募集；③R――当时的温州政府对温州萌芽的私营经济持“无为”态度；④O――家庭不存在委托成本，市场尚未打开时运输方面带来的交易费用可以降低。

综合以上四种因素分析，家庭作坊式的个体加工经营企业的分工模式（记为模式Ⅱ）交易效率E1要比模式Ⅰ的交易效率E2高，而专业化后所得的收益又提高了，自此温州模式进入一个正反馈机制。

（2）温州的发展。

温州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伴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生产规模并市场规模的扩大。在该阶段，影响E的四大因素有了明显的改善：①M――温州的产品在这个阶段销往全国各地，因其价格低廉而拥有广泛的市场；②R――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束缚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区蜂拥前来考察，这体现了政策上放宽使经营环境改善，也为温州带来了新的商机。

分工水平的提高分为两个层次：

①迂回生产链条拉长，分工进一步细化、专业化。

所谓迂回生产链条拉长，是指交易效率的改进会产生一些与工业化过程有关的共生现象：专业化水平上升、迂回生产链条加长、每个链条上中间产品数增加、生产率上升、新机器出现、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市场容量、生产集中度等都上升。

温州模式起步之初，“前店后坊”式的家庭企业小而专，不存在迂回生产链条；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的细化，对原材料、新的机器设备及中间产品等的需求产生，迂回生产链条不断拉长。在分工细化的基础上，由于区域性的产业集中使交易费用降低；同时，用外部交易关系代替内部的投资和企业管理关系，有利于形成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产品成本下降；最后，这种区域产业集群能够与温州地区的家族企业体制结合在一起。

上述验证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的网络效应和集中交易对提高交易效率的效应：分工网络的大小取决于交易效率，而交易效率又取决于交易的地理布局；集中交易提高交易效率的效应，反过来又取决于分工的水平。而在市场竞争中人们会尽量减少交易费用，这类集中所有交易的产业集群就会自发形成。

温州在该阶段发展极为迅速。以温州制鞋业为例，1978年，温州市区鞋厂仅19家，皮鞋产量49.68万双。而1981年底，光是温州鹿城区个体制鞋户就达到了99家。其后，随着专业化分工和各类专业市场的建立，温州鞋业企业的数量快速增加，1994年达到了6000多家，这还不包括上千家配套企业。而2009年温州市年产鞋量为12.86亿双，占全国年产鞋的11.7%。

②分层组织结构复杂化，在企业管理上出现更多层次。

当交易效率不断改进时，分工在迂回生产中会越来越深，因而使企业内的分层结构和市场上企业之间的分层结构同时发展。而劳动交易效率相对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越高时，市场上企业之间的分层结构与企业内的分层结构之间的分界线，就会越来越朝着增加企业内分层结构层次的方向发展。温州最初简单的家族式企业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一点将在接下来的内容详细讨论。

（3）温州模式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进入21世纪后，面对日益严峻的要素、资源和环境等问题约束，温州经济开始遭遇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压力，自2003年开始出现经济增幅在浙江省内处于倒数的局面，并不断出现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部分或者整体向域外迁移。在企业外迁的同时，温州民间资本大量向输出，投入到房地产、能源矿山等领域，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温州街、温州城兴起，形成了独特的“温州人经济”现象。

由图1可以看出，温州的经济增长幅度在1993年达到最大，为54.6%；1999年温州市经济增幅到达一个极小值，仅为8.5%；并且自2007年起，温州经济增幅下降趋势越发明显，2009年仅比上年度增长了4.3个百分点。由经济指标排名来看，2002年温州经济的排名掉到了全省第七，2003年上半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排在全省倒数第二，随后两个月排名全省倒数第一。本文简要分析其中三个原因：

①家族式企业发展瓶颈：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达到一定层次，企业分层结构组织也随之复杂化，家族式企业开始限制企业的进一步扩大规模，主要体现在：一是文化上的排他性使得家族式企业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从制度上限制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二是亲情关系替代企业管理，曾起到过积极作用，但随着市场的放开，市场规模的扩大，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降低，模式Ⅱ相对比较低的交易效率限制了企业的发展。

②过剩的产业资本外流：温州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该类产业内竞争激烈、利润下降，使得产业升级受到重重阻力，温州本地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无法吸收前期积累的大量过剩的产业资本，导致资本外流出现大量的“温州炒团”。

③制度创新式微：政府因素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降低交通运输成本、改善融资环境等方面都可以提高交易效率E，进而促进专业化经济，而温州缺乏这方面的改进。

5 结论

温州模式是中国市场化的标本，从地域覆盖上虽无太大份量，但是其逻辑与理路演进具有一定的标本意义。温州模式现在遭遇的问题，也是中国市场改革深化中遭遇问题的先发征兆，认真分析研究温州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可作为我国市场经济改革深化过程中的典型案例。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阿林•杨格著，贾根良译．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