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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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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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邵建芝.浅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新西部，2015.17.

[3]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4] 陈伟平，程承坪.礼仪制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J].光明日报，2014-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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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全球化；身心关系；天人关系；人际关系；现性

世界市场就此而形成，国际间的贸易、科技、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在当代社会，所有这些特征构成了我们所标榜的全球化时代，由此而造成了思维、生存和生产方式的显著变化：1思维方式上，由价值理性走向科技理性。2生活方式上，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的流行。3生产方式上，人与自然的对立。

所有这些变化最终影响的是人类的生活，瓦解了人对生活的意义的探寻，最终简化为物的诉求。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是在解决了社会“怎样发展”之后，更要回答“向何处发展”这一关乎人类命运的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思索从“轴心时代”就开始了，其影响力远未结束。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如何让古代的精神资源焕发出新的生机，寻找古代文明的现代意义，把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真正地引向深入。笔者拟从下列三个方面深入到传统文化的内核，以解决上述问题。

一、从修身到修心，寻求身心的协调统一

笛卡尔在其著作中，首先提出了心物二元论，即心理和身体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彼此互不干涉，这就为身心的分裂提供了哲学依据。或者说，这种学说恰是身心分裂这一现象在近代哲学上的反映。在当代，身心分裂的现象更为显著：都市的人们一方面寄身于繁荣富庶、交通拥挤的大城市，一方面又生活在想像的田园风光、自然山水中。对物质的追求与对山水、田园的向往，本身是对立的。小说《围城》中：城外人想进去，城内人想出来。彼此的安身之地与向往之地也揭示了身心的错位和矛盾。此岸的有限与彼岸世界的无限，也激发了有限个体对永恒存在的不竭追求，终极关怀本身就昭示了身心统一的艰难。应该看到，这种身心分裂状态自近代以来，随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呈加剧状态。原因在于人类在满足身体的需要（舒适）时，不断地向自然宣战，而最终忘记了自己的心灵归宿。

摆脱身心分裂状态无疑是一场自我救赎的过程，轴心期的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从苏格拉底开始，人类的目光开始由自然拉回到人间，“知道你自己”，构成了苏格拉底基本的哲学主张。但是，苏格拉底并没有将其引入心灵层面，而是将其导入了伦理道德领域，即我们所说的修身层次。苏格拉底对道德的定义是“美德即知识”。在他看来，有了知识，懂得了道德的本性，掌握了善的概念，就必然能够做出符合善的事情。在这里，修身的目的在于行为规范的确立，使一般社会成员的行为中规中矩。孔子毕生以恢复周礼为己任，所谓周礼即是指上下尊卑各安本分，不越成规，为此要“克己复礼”，《论语・泰伯》云：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由此可见孔子对行为规范的重视。他又表扬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孜孜以求的是人的道德修养的完善和日常行为的合乎法度。

这些先哲们试图通过修身的训练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从而指向于更为高远的“治国平天下”或“理想国”之事功。比照当今的社会现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了道德伦丧、欲壑难平的社会现象，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是当务之急，而其便捷之门路当是回归经典。

但是，在经济、政治秩序大变革和文化大碰撞的时代，单纯地建立伦理秩序规范是不足的，如何避免精神的纷挠和灵魂的痛苦，是在修身之后又一重要的问题：修心。

希腊晚期的哲学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从伊壁鸠鲁和皮浪开始，希腊哲学致力于人的幸福和快乐的研究。伊壁鸠鲁认为，除了物质的快乐外，还应有精神的快乐。这种快乐既反对了禁欲主义，又不同于无休止地追求感官享受的主义，而是要保持身体健康和灵魂的宁静。而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研究自然，掌握知识，才能克服对神和死亡的恐惧，从而获得身心的快乐和幸福。而皮浪认为，在事物之间寻找真假、对错，是灵魂的纷扰和烦闷的根源。只有不下结论，不怀追求，才不至于引起困惑。在中国哲学中，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寻找不动心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否定主体。庄子在《逍遥游》中说，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至人无己。庄子眼中的至人是没有自己的，消灭了自我的主体地位，也就消灭了欲望，从而达到了心灵的宁静、灵魂的无痛苦。道家在妥善安置了人的灵魂之后，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虚无主义。相对于这种否定主体的做法，王阳明的心学则走向了否定客体的道路，“心外无物”，“人心即是宇宙”，从而把主体凌驾于客体之上，一切听命于心，世界的纷绘复杂都在人心之中。

总的来看，道德关乎人际和谐和社会秩序，而心灵宁静则与个体生活、心理健康相攸关。因此，修身与修心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不能割裂开来单独发展，由此才能达到个体行为与心灵完善的有机统一，社会整体与个体的有机统一，社会秩序和社会心理的有机统一。

二、义与利的辩证统一及德性人生的追求

市场经济是讲究利益分配、自由竞争的社会调节方式，这必然促进了人对财富的渴求，展现了人性本身的物质欲望。另一方面，人性本身的复杂性挤压了道德的底线，义与利的关系再次暴露在人们面前。见利忘义和舍生取义的方式都是不妥当的。市场经济下的义利观涉及到利己和利他的双重要求，必须从学理上对其作进一步的发挥。

儒学对义和利的看法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解释。《论语・述而》云：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子罕》中又说：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从此可见，在当时文本环境下，义大于利，先义后利。而《周易》云：崇高莫大乎宝贵。《论语・述而》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使得儒学的道德至上主义又滑向了功利主义，呈现出两种相互对立的态度。后人应该看到儒家在塑造道德楷模的同时，也彰显了一定的利益欲望。总的来看，儒家并没有简单地将其割裂开来，而是寻求二者的有机统一。《论语・述而》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周易》也认为：利者，义之和也。儒家始终把义看作至关重要的价值追求，以义驱利，以义驭利，完成了其道德至上的功利主义人生诉求。

倡导快乐主义的伊壁鸠鲁则不同，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追求快乐、避免痛苦。当人们有了快乐和幸福，便拥有一切。当失去快乐和幸福，便努力去谋求它。快乐和幸福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为此，人首先要以一定的物质欲望的满足为条件。他同时强调这里所满足的只是保持生命和健康的必要的欲望。有些欲望是虚浮的，最终会转为更大的痛苦。另外，伊壁鸠鲁旗帜鲜明地对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作了定性和定量，既肯定了物质利益的第一性，又肯定了精神利益在量上大于物质利益，代表西方哲人对义利问题的看法。

市场经济下的义利观不能简单地照搬原有的思想资源，而应在其基础之上，有所扬弃。（未完成）

三、以和谐为导向的天人关系、人际关系

当代社会过分地地依赖科学技术，以便更加有效地控制自然为人类服务，这必然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最终带来了生态的危机，资源的枯竭，危害到人的生存。科学技术的广泛使用也加剧了人的异化和物化，人际关系的商品化，把人演变成官僚机器的齿轮，从而弱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所以，现代化的过程一方面是物质财富激增的过程，同时也是精神价值失落的过程，人类社会不可能永远跛足而行，重建价值理性，恢复传统社会中的天人关系和人际关系，也涉及到回归古代经典的问题。

天人关系最早是由庄子提出来的，《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就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天有天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有人道，人之道在于成万物。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正如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表明了人天地的一致关系。同时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儒家对天人关系亦有类似的表述，《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人只要发扬诚的德性，即可与天一致。汉儒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成为两千年来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总之，儒道两家孜孜以求的正是天人之间的和谐统一。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交相融的统一关系。西方自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以后，人与自然逐渐分野，自然成为科技征服和奴役的对象，逐渐转化成人的对立面。在此之前，自然一直偎依在神的庇护之下，而没有独立发展的机会。人对神的敬畏使人对自然保有神秘感。苏格拉底就认为人只应该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因为自然界是神创造的，充满了神的特殊旨意和目的，是人无法认识的。神创论的观念在此后的西方文化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尤其是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直到斯宾诺莎，神与自然才合为一体：神即自然。在轴心文明时代，自然是超越人的力量的客观存在，人依附于自然。

在和谐的天人关系下，哲学寻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亦在情理之中。《论语・宪问》中，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见孔子对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视。伊壁鸠鲁为了消除对他人的恐惧，处理好人际关系，倡导人们通过约定来建立一种自然的公正，它的目的在于防范人们相互伤害。他说：“公正没有独立的存在，而是由相互约定而来。只要有一个防范彼此伤害的相互约定，公正就成立了。”相比较而言，儒家侧重于从内在修为上寻求人际和谐，而西人则注重契约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于物化以后的人类社会，资本化进程中的金钱关系被排斥在了古代文明之外。

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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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晓琴，王一民.“营改增”对财税体制的影响及对策[J].税收经济研究，2013，（5）.

[3]朱敏，喻子近等.“营改增”对江西地税收入的影响及对策建议[N].中国税务报，2015-03-03.

[4]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简介[E].http：///Item/993.aspx，2016-05 -10.

[5]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强卫同志在全省降低企业成本、优化发展环境专项行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E].http：///Item.aspx？id=43154，2016-06-06.

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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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蔡振绅.德育课本（第一集）[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10.32.264.

[5] 教育之伤？名牌大学生变“不孝子”谁该买单？.2016-04-27.

[6] 济南高校惊现“教室门”，情侣不雅视频遭疯传..2016-4-14.

[7][8] 王政军.大学生儒家孝道观及孝行调查与分析[J].青少年学刊，2015.6.17-20.

[9] 沈贵鹏，刘蓉.“90后”大学生“耻感现象”探析[J].教育探索，2012.4.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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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范文第5篇

关键词：核心价值体系；传统文化；渊源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2-0047-0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无比深厚的渊源。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民族根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同现代文明结合的独特体现，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指出：“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正如李长春同志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四个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坚持指导地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树立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基础。”因此，学习、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当从宏观到微观把握这四个方面的丰富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项内容，可以说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

（一）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之上的价值认同系统，，它既有社会主义的共性，又有中国的个性，还具有时代性。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型价值观可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即指劳动的个体人和群体人不断摆脱消极的物质枷锁和精神枷锁，不断克服由分工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发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领域全面发展。具体来说，就是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是“和谐”，意指“事物之间配合得适当和匀称”。事物之间的搭配恰到好处。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相融合，可以概括为“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全面而和谐发展”，即“以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自我和谐”为宗旨，“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人的自由与和谐相融合，可以引导个人自由与群体自由的和谐统一。承认“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实现个体人和群体人的自由。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同中国传统文化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的确是一个无比重要的问题。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八十多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探索，终于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对这一重大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理论概括，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句话，实际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出了科学回答，也透射出与中华文化的密切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吸取了中国古代和谐文化的积极成果。“和”也可称为“中和”，这是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最古老、最持久、最本质的思想传统。“中和”一词的含义，是指按“中庸”的标准去做事、去处理一切关系，就会达到处处“和谐”的状态。《礼记》中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也。”我们的祖，就是用“中和”这两个字，很好地处理了人类古往今来普遍面临的三大关系，也可以说是三大矛盾，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毫无疑义，我们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是对中华和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其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一目了然。

（三）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同中国传统文化

既然，“”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就更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无比深厚的渊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始终把家、国视为一体，始终把族群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萌生发展出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从《礼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到《左传》的“公家之利，知无不为”；从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从岳飞的“精忠报国”，到秋瑾的“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都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鲜明写照。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和每个炎黄子孙的共识。曾有学者在文章中概括：“儒家先哲所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宽厚包容精神、‘居安思危’的民族忧患精神、‘革故鼎新’的改革变通精神、‘克勤克俭’的勤劳俭朴精神，以及‘致中和’的尚中贵和精神、‘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勇献身精神等等，都是儒家先哲创造出来的高尚道德精神”。从儒家所倡导的民族精神，不难看出，这些都是祖先们高尚的价值取向，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的标志，因而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直接成果，是符合实际的。

（四）社会主义荣辱观同中国传统文化

“社会主义荣辱观”也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即“八荣八耻”，它从文化深层的角度，帮助人们矫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展的路向，提醒人们要明荣知耻；应当坚持、倡导什么，反对、抵制什么；以便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时，能分清是非、善恶、美丑，能自觉地维护社会正义，抵制精神污染，使自己的心中有一个正确的“道德座标”。这有利于发挥和谐文化“在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授知识、鼓舞人心”方面的积极作用。儒家文化认为人生应“志于道”，而不应该只看眼前私利。孔子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其意是说，用政治的手段来引导老百姓，用法制刑罚来治理老百姓，其后果是“民免而”，即老百姓可以免除犯罪，却落下“”的后遗症，而“”是最坏的结局；相反，若用道德教育来引导老百姓，用礼义来规范老百姓的言行，那就会收到“有耻且格”的功效，即老百姓既具备了羞耻感，行为上又不出格。孔子的论述，表达了儒家倡导“明荣知耻”的价值追求。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不降其志，不夺其身”，人的志向和理想是不可随便动摇的。人生有了远大理想，有了为社会作贡献的抱负，就会朝惕夕砺，就会自强不息，就会有浩然之气，就会“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我们自觉地把个人理想融入共同理想之中，不计得失，甘于奉献，兢兢业业，勇往直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和价值。因此，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我们民族传统荣辱观的继承和发展。它既符合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价值取向，又把我国传统的荣辱观推向了新的高度。

二、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互的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紧密，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行不悖、互相促进。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是在特定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在看来，任何时代的社会意识，都和以前时代的社会意识有着联系，它的产生和发展都要以前人所积累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儒家经学中我们可以看到，由孔子开启的，以探讨“人”为中心的所谓“人学”试图在社会尊卑贵贱中找到一些共同点，，以促进社会稳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经书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当然，不仅是儒学，还有道家、佛家等，也有其自身的价值观。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研究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它是民族的精神遗传基因，是国家的“软实力”，体现了民族的内在特质和精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没有文化复兴。这种文化复兴，不仅包括移植和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尤为重要的是首先要正确理解民族优秀文化，实现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合。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中华民族一直以来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有保守的一面，但从来也不缺乏“敢为天下先”的革新的一面。儒家经典《大学》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平治天下为己任，高扬爱国情感。班固的《汉书・苏武传》记载：“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坚毅的民族气节令人感慨；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发了多少人的爱国情怀；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无人不知；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体现了个人应该对国家承担责任的爱国主义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也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有重视继承、和谐和保守的一面，但革新求变的思想无疑是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并推动着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和前进。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作用巨大。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五千年未曾断绝，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系统，这足以表明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同时也表明中华民族具有较强的文化自豪感，拥有较强的文化传承的使命意识，也正是如此，中华文明的命脉延续至今。传统文化深深融入到中国人的骨血里，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的言行中，引导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实际的建设中，高度重视并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瑰宝。它历史悠远、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如“和合”、“民本”、“天人合一”、“制天命而用之”、“民胞物与”、“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知行合一”等命题和认识，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值得更好地挖掘。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精华之处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通。为此，我们既要对传统文化中有益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合理成分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同时，我们又要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把传统文化的主导价值观与当代中国的现实价值导向、价值理想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观，以此来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更好地构建出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发挥其引领社会思潮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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