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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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发展趋势范文第1篇

关键词：移动互联网 产业发展 移动通信

从当前来看，移动互联网具有更强的个人属性，运营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具备了更大的发展优势。如今移动互联网的接入终端呈现出了智能化、多样化、普及化与个人化的发展趋势。

1 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

1.1 用户增长迅速，智能终端快速普及，移动互联网内容、应用与服务快速增长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数据，截止2013年6月底我国的手机网民规模达到4.64亿。国内的智能手机用户在快速增加，根据艾媒咨询所的报告显示，在2013年第一季度时中国的智能手机用户达到4.2亿，IDC预测在2013年年底智能手机用户将会达到5亿。智能终端的普及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国内外互联网公司都纷纷在移动互联网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同时传统媒体也开始逐步的向移动互联网媒体转型。例如谷歌公司开发出了开源的系统安卓，腾讯、新浪等也围绕移动平台开发出了多元化的产品。手机应用变得越来越丰富，2012年11月时苹果应用商店总计有100万款应用产。在谷歌的应用商店play store中拥有大约67.5万款的应用，下载量达到了250亿次以上。

1.2 消费与电子商务应用逐步增多

智能终端普及速度想到快速，功能变得越来越强大，同时各种应用也变得越来越丰富，使得移动互联网的应用领域快速拓展。如今与消费与电子商务相关的各种应用快速增加，使得用户在使用移动终端进行娱乐与沟通之外，还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的终端进行购物、订票、手机支付等各种消费与电子商务活动，同时这一趋势正在逐步的普及。

1.3 促进了不同产业间的跨界竞争，加速产业之间的融合

移动互联网产业链涉及到多个产业，主要有移动设备供应商、网络运营平台、服务提供商、终端设备生产商等等。整个价值链都变得更加的细化与开放，呈现出了一种多元化与跨界竞争的特点。如今，移动互联网产业链中的全球产业巨头都在积极的从多个环节上进行布局，并不断的在产业链的上下进行积极的延伸，同时都将竞争的焦点放在对用户的第一接触点的把控上。从发展策略上来看，各个运营商都在积极的对产业链资源进行整合以便于将最好的互联网资源引入到移动互联网中来，让用户能够通过移动终端访问这些优秀资源。例如沃达丰所提出的Mobile plus战略。

2 移动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2.1 加强基础建设，应对不断激增的移动互联网服务需求

随着3G的普及与移动技术的快发展，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各种服务应运而生，使得人们能够更加有效的对移动终端进行使用。随着智能终端与3G网络的快速普及，让移动互联网服务与用户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移动用户的不断增加与移动技术的发展，促使移动网络需要提供更大的带宽，使得移动用户可以通过移动网络来完成更多的事，并促使移动用户对移动互联网提出更多的移动互联网服务需求。面对这样的情况，只有不断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提供高品质的移动互联网服务。同时需要对移动用户的需求进行实时的跟踪以此来更好的、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

2.2 加强业务上的合作与创新，对用户使用门槛进行降低

要加强移动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就需要加强业务上的合作与创新，降低用户的使用门槛，并要使得无线网络得到优化，让客户能够在使用移动互联网时更加的舒心。对于3G、WIFI等覆盖需要继续增强，同时还必须要加快4G的试点工作，争取4G能够快速进行普及，为用户带来高品质的无线宽带体验；对于无线宽带的资费门槛进行降低，同时对于流量以及应用服务的消费进行大力的改善；通过终端定制以及合理的补贴方式，对智能手机与上网用户进行大力鼓励与引导。同进行积极的创新，加强产业链中不同节点之间的合作，对优质的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加强对自营业务与合作业务的开发与创新。

2.3 注重移动安全

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移动用户需要面临的安全风险也是在不断的提高。移动安全软件市场增长相当迅速。国内有相当庞大的用户群与相当广阔的应用程序市场，为移动安全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必须要加强信息安全工作，以保证移动互联网可以健康的发展，并为移动终端用户的信息安全提供有效的保证。相对而言，移动互联网不仅仅是具有互联网的开放性，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实名性，从当前世界范围的移动互联网发展情况来看，我们不仅仅是需要做好移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需要从技术、机制以及体系等多个方面对移动互联网的信息安全进行重视，并做好信息安全工作，以能够确保移动互联网能够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

3 结语

无论是从移动终端来看，还是从移动网络用户来看，移动互联网都拥有非常良好的发展前景。面对广阔的市场前景，通信运营商需要能够准确的把握住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并根据趋势来采取合理的措施，这样才能够使得移动互联网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产业链发展趋势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互联网+；支付清算；卡基支付；虚拟账户；银联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02-0063-06

一、引言：支付创新顺应了“互联网+”商业形态的发展变化

“有贸易必有支付”，自从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诞生以来，以货币为载体的支付工具在不断变化，无论是代用货币、信用货币还是虚拟货币，其存在形式随贸易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演进，因此可以说：贸易推动了支付工具的不断创新。随着现代服务业和金融业的发展，社群和个人需求的差异必然需要一个多层次的商业环境，支付不单是以商品贸易为基础的，而更多转向服务和金融产品的购买。在“互联网+”时代，伴随蓬勃发展的电商引领的支付需求，通过柜面办理支付的传统交易模式，显然不能满足人们的支付需求，依托互联网发展的新型支付工具不断涌现并得以快速发展，基于银行体系的支付交易规则也处于不断更新与迭代中。

毫无疑问，近年来电商经济推升了中国商业流通效率，推动了市场价格公平，自由的购物体验和良好的支付体验尤其使青年人淡化了刷卡支付的概念。平台电商和虚拟账户交易与支付的闭环使用结合得似乎非常完美，甚至没有第三方平台介入的机会。在新兴商业领域（订单消费、对称消费），其使用的便利性也超过了传统货币支付形式，借助于O2O商业模式抢滩，代表虚拟账户的电商支付平台开始积极布局线下，进入传统银行卡市场结算领域。数字显示，2015年三季度，非银金融机构处理网上支付业务交易额12.8万亿元，移动支付金额5057亿元，而同期银行卡跨行交易额为11.01万亿元。非银机构线上与银联线下交易总额已各占半壁江山。

从全球范围看，2015年全球电子商务市场预计增长至1.7兆亿美元，到2017年将达到2兆亿美元。在此期间，跨国电子商务预计增长21%，而国内电子商务增长9%。由于各国的商业环境和监管政策不同，各国不同网上支付工具交易占比有很大的差异，银行卡网上交易和本土虚拟账户支付并存依然是支付主流，但从消费习惯改善的角度看，电子商务发展趋势不容置疑，网络支付未来发展空间依然巨大。

互联网金融企业资本利得的融资优势和快速的“烧钱”营销方式极具市场竞争力，而传统金融企业则受到国家财税政策和审计的严格约束，金融监管的不对称也一定程度限制了其快速应变能力和驱动创新能力。业界普遍开始有这样的疑问：银行卡支付时代过时了吗？从金融改革的角度看，金融体系顶层设计的变革必将引导支付产业顶层设计变革，银行由传统“存、放、汇”向“理财、投融资、综合支付”的现代银行转型，由传统金融信贷供给向供应链金融供给变革。银行卡业务因其天然的合法性及多年发展的成熟性，在世界各国一直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当下，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跨境离岸人民币结算和个人支付业务需求上升空间广泛；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化，境内支付需求市场还有巨大发展空间，农村支付环境建设刚刚起步。同时，从维护国家金融信息安全、防止输入性支付产业风险的角度出发，银行卡产业尤其是民族品牌责无旁贷，仍有巨大的存在价值与拓展空间。

本文拟从三个方面阐述银行卡产业适应整个金融体系变化、进行市场化变革、满足和顺应互联网“沟通自由、消费自由、支付自由”的发展理念及其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二、银行卡产业有能力顺应支付市场变革

（一）自主品牌的银行卡产业成熟度高，有着浓厚的市场积淀

1985年3月，中国银行发行第一张信用卡，2002年，中国银联成立，三十多年时间里，我国银行卡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截至2014年底，银行卡跨行交易笔数达到186.7亿元，金额达到41.1亿元，较银联成立初期的2002年交易笔数和金额分别提升了29.6倍和229.23倍。发展至今，我国银行卡产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网络系统和相应产业链，交易对象和范围覆盖传统制造业、金融业、信息产业、服务业的约70个环节，产业商业模式日趋完善。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支付产业也加强了与沿线国家的合作，目前有近50个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了银联卡业务。随着老挝国家银行卡支付系统上线，银联卡支付的输出已经由传统的品牌输出上升到技术标准输出，银联芯片标准成为泰国银行业的行业标准是另一个典型案例。这些均说明，银联标准已初步具有全球影响力。据央行《2015年第三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报告，截止到三季度末，银行卡跨行支付系统联网特约商户1513.50万户，POS机具1989.30万台，ATM机具84.08万台，全国银行卡在用发卡数量52.52亿张，银行卡渗透率已达到48.01%，交易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银行卡已在社会零售领域广泛渗透，并向生产领域、流通领域渗透，提高了交易效率和结算安全，已形成广泛的用户基础，成为最常用的非现金支付方式。

（二）央行支付产业政策指明了支付产业发展方向

2012年以来，央行出台了一系列支付产业政策，包括发放非金融机构支付牌照、会同发改委改革手续费定价机制、开放银行卡支付清算市场等，给银行卡产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政策给支付市场带来的具体影响表现在：转接清算和定价机制市场化，银行卡收单市场参与主体多元化，在线支付、移动支付等新兴支付产品快速发展，POS终端的智能化升级丰富了收单场景，基于芯片卡（IC卡）的综合支付应用提升了支付的便利性和安全性，消费支付进化到个人综合支付的增值服务等等。从支付政策驱动的角度看，支付产业未来开放的发展趋势更为清晰。而从支付市场开放的角度看，随着支付参与主体的多元化，银行卡产业生态化趋势成为必然。

（三）银行卡支付本身是高新技术产物，适应互联网金融发展

银行卡产业以现代电子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塑料卡片为卡基，通过以银行、银行卡清算组织、第三方专业化的服务机构、非金融支付机构、银行卡受理商户组成的企业群体，为持卡人提供电子支付和消费信贷的服务。银行卡产业属于典型的网络经济，是建立在高新技术基础之上的现代个人支付结算系统。客观来讲，在互联网经济还没有形成的时代，银行卡在技术上和形态上已经实质进入了互联互通的网络时代，具体表现在：银行卡诞生时的信用卡压卡（离线交易）时代早已经进化到高度联网通用的在线交易时代。银行卡的安全性由单纯的磁条卡时代进入到更为安全高效的芯片卡（IC卡）时代――适应小额快速结算的银行卡闪付（Quickpass）、从刷卡支付到移动智能终端时代的无卡支付（手机NFC近场支付）、从现场到非现场的发卡（TSM可信技术）、更为安全的在线支付安全技术（Token）和移动云支付技术（HCE），均能够高效防止伪卡和盗刷风险。国际化的智能终端支付合作（如Apple pay、Samsung pay）也将于近期开展。尤其是近年来，银联与各发卡行及网络运营商合作建立了适应互联网金融的从柜面到移动的全渠道发卡和收单体系，快速顺应了科技进步和商业模式的演变趋势。可见，无论在支付形态、安全性和体验性方面，银行卡都与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密切关联，其发展完全嵌入了现代商业模式的价值链中。

（四）“线上＼线下”的双向渗透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线上＼线下”的分类是按照支付的受理通道来区分的，两者双向渗透是一个商业模式不断创新的过程。从支付工具的层面看，目前国内个人支付领域的支付工具主要包括：虚拟账户、电子货币账户（银行卡）、现金。从支付的角度看，除去实体货币（现金），支付工具本身没有“线上＼线下”的直接划分。但从产品的角度看，线上支付产品（账户支付）本身对新兴商业模式的融入性较好，有些甚至是封装应用（淘宝―支付宝），但对线下传统支付通道（柜面受理）而言，却没有比使用银行卡体现出明显的优势和操作的便利性。从长远的发展角度看，两类支付工具有功能衍生和融合的趋势，即线下支付工具（银行卡）不断衍生出线上支付产品，如“银联钱包”、“银联在线”、手机银行、移动金融等等，线上产品则需要叠加线下支付的交易验证环节，比如扫码支付（二维码），而在闭环应用领域，双方都要符合及时支付的要求。短期看，账户支付与卡基支付在支付渠道上是互补的，不具有完全的替代性趋势，银行卡线下优势和虚拟账户的线上优势会各自逐渐发展，交易规模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但双方在各自领域的主导优势不会改变。从长远看，分散支付产业成本投入、显著降低市场发展成本、满足消费者支付喜好、培育对支付产品的忠诚度，从而扩大各自的支付份额是支付产品竞争方向，而从支付标准和支付安全层面看，银行卡依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三、银行卡具有良好的产业生态优势

（一）多种支付工具并存符合商业发展的交易要求

在新兴市场领域，电子商务提高了信息透明度，促进了交易公平。购物网站在信息基本对称的环境下，给买卖双方提供了更便利的沟通途径，用户有了更好的交易体验。但互联网企业的草根扩张要与传统社会商业规则的改变产生良性互动还需要持续摸索与融合。从支付领域看，闭环支付应用商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行业支付壁垒，而且由于非金融机构缺乏严格的金融产品流程管理和风控意识，蕴含金融风险。同时，相对传统商业，政府对电商在完善交易监管、税收等方面也亟待加强管理。当下，电商自律、分离商业模式和支付模式、开放支付通道是对电商平台生态健康化的要求，便利的传统商业体系与电商平台共同满足不同消费者购物差异化需求的趋势应该是现在包括未来商业发展的主流，因此，多种支付工具并存符合商业发展逻辑的要求。

（二）银行卡产业具有良好的社会参与性

在社保、公交等领域，由于各自行业标准的制定，造成了一定的行业进入壁垒。理论上，在账户监管有效、风险可控、支付便利的前提下，银行卡完全可以加载社保、公交支付功能，非银虚拟账户在技术上也可以实现同等功能，但由于银行卡承担的社会责任要高于非银机构（国家体制决定），账户管理效率和安全性也优于非银机构，而且会显著降低社会成本，因此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目前，已经投入运营的银行承担发行的“社保卡”、“医保卡”、“城市一卡通”等大大降低了公共服务的社会成本，同时提高了安全支付保障，加载IC卡闪付和NFC近场支付的收单应用场景则增强了用户体验。银行卡大数据服务衍生出的POS流水贷服务，满足了中小企业融资的补充需求，符合国家中小企业发展扶植战略。农村支付环境建设便于农民使用银行卡实现农资订购和农产品采购支付，避免了“白条”和挤占挪用涉农资金现象的发生，是银行卡（此处特指银联卡）支付本身具有社会责任的体现。同样，在新兴行业（P2P）、投资理财、现代农业、医疗、健康、出行、保险赔付、商户营销等领域，银行卡应用已经形成了完备的支付产品和服务体系，介入新兴产业的优势更加明显。

信用支付是金融社会的显著支付特征，凭借银行体系庞大的授信结算能力，信用支付在社会个人融资消费总规模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我国由商品社会进化到金融社会进程中，信用卡的推广使用无疑推升了人们对社会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能力，而以卡基为载体的个人金融服务几乎涵盖了衣食住行、教育、投资等各个生活领域，其强大的社会金融服务能力是互联网金融公司（第三方支付）难以超越和替代的。而且，虽然在个人支付领域，虚拟账户支付与银行卡支付已经开始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竞争，但应该认识到，银行卡账户余额或授信额度，是标准的法定货币形式，受法律法规的严格监管和保护，账户安全性高，是符合国家货币政策的支付工具。而虚拟账户只是用于支付的预存货币管理账户，并受法定货币规模和规则控制，该账户存储的虚拟货币也应纳入监管，其使用规模和渠道也应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其法定货币身份尤其值得商榷。

（三）银行卡体系安全优势和生态优势突出

银行卡账户是依托制度设计和法律保障的、以银行强大后台信息系统和一系列银行卡标准规则支撑的个人账户体系的组成部分，从IT系统架构设计到流程设计，从应用研发到工业化运营维护，保障了银行卡系统的高可用性和安全性，账户交易的关联性也便于管理机构进行有效监管和开展反洗钱活动。通过银联网络的互联互通，银行卡使用体现了更高的通用性和便利性。因此，相对于非银金融机构（第三方支付），银联（银行）的结算通道更具有清算的稳定优势和服务的持续能力。

多年来，中国银联牵头组织各家银行建立了机构发卡、收单、风险控制较为完善的支持服务体系，建立了以商户回佣为基础的商业模式，实现了银行卡支付的产业化。自主品牌“银联卡”在国内市场优势明显，而且境外使用还可免除货币转换费，丰富多样的营销和持卡人权益给消费者带来了便利和实惠，而PBOC3.0标准的制定则进一步巩固了银联芯片卡的市场地位。银行卡支付本身是开放的、不带侵入性的、有产业自身特色的商业模式，有社会认同的价值体系，其支付平台的开放性便于给商户全渠道一致的结算体验，而且无论线上还是线下，与商户的商业行为不构成直接竞争，其营销平台和大数据服务还能够给客户带来新的增值服务，提升客户商业价值。

按照商业生态系统理论概念，商业生态系统本身是价值生态系统，其最终目的是满足客户的（现在的和潜在的）价值。综上所述，银行卡产业具有自组织、协同进化、适应性等基本商业生态系统特征，并具有显著的网络化特征，易于形成以银行卡账户为支付核心的价值网络，因此具有良好的生态优势。

四、“银行卡+”的时代正在到来

（一）宏观经济改革是支付变革的原动力

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层面看，当前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如人民币国际化、消费升级（供给侧改革）、新能源、大健康、服务业升级必将带来新的经济活力，对外破除货币垄断（美元）、对内破除行业垄断是大势所趋，因此，与经济转型配套的金融变革势在必行。对外经济的“一带一路”建设、自贸区设立、亚投行的战略布局，迫切需要完备的离岸人民币结算体系，需要完善的跨境个人支付网络，迫切需要加快银联卡网络的国际化延伸。从国内支付市场看，随着国内银行卡转接清算市场的开放，支付市场进入多个卡组织并存、多种支付机构共存、品牌竞争和支付渠道竞争并存的时代。支付产品由原来的卡品类之争、机构竞争最终转向卡品牌之争、账户竞争。从银联层面看，是自主品牌和国际卡组织品牌的竞争；从银行的角度看，则是银行卡支付和虚拟账户支付的整体竞争。因此，如何引领银行卡产业升级，是“互联网+”在个人支付领域的实践，“互联网+” 呼唤“银行卡+”产业时代的到来。

（二）“银行卡+” 是互联网思维在个人支付产业的具体运用

互联网思维本质上是信息对称的思维，其核心是信息快速传播和价值快速发现。移动互联时代使分享经济、社交经济的理念深入到社会日常生活之中，敏捷的移动应用系统更容易在平台和客户间产生紧密互动，移动金融势不可挡。“银行卡+”就是以生态思维经营银行卡产业，淡化柜面、淡化介质、淡化平台观念，强化账户支付功能，银行卡支付重心由贸易结算支付（消费支付）向个人综合支付（生活支付）转变，具有更典型的移动金融和快速金融的支付特征。

“银行卡+”时代的银行卡在产品功能和应用上应该更加完善，具体表现在：完备的现代金融社会个人金融投资理财和授信结算功能（投资、结算、授信、理财）、满足持卡人全渠道一致的交易体验（线上、线下、代收、代付）、对持卡人全生命周期的贴心服务支持（发卡、风险控制、权益、综合支付）与快速响应、收单与支付一体化的紧密互动（清算多元化）与敏捷的移动应用系统（分享、体验）、叠加支付功能的可穿戴设备和自助销售设备主导近场快捷支付、Pos终端的智能化实现从人找场景到场景找人的支付体验、适应基于主动支付和主动收单的碎片化商业应用（智慧支付）、跨界合作的商户增值服务体系（大数据应用）。以卡基为载体，支付市场的参与主体在各自的细分领域更贴切地满足持卡人多样化支付结算需求，是“银行卡+”赖以发展的市场基础。在“银行卡+”时代，“得智能终端者得天下”的支付理念应该成为支付市场参与各方的共识。

在银行卡智能化支付的时代，联网通用时代靠行政手段推动的支付产业平台发展模式已成为历史，传统POS产业的商业盈利模式随着受理市场的轻资产化趋势而改变，以平台为基础的银行卡双边市场理论已经不适应支付市场的发展变化，取而代之的是场景推动型的支付产业生态发展思维。新的支付产业发展逻辑要求在每一个细分行业产生的微小生态系统共同繁荣支付市场，构建多层次、多场景的支付结算服务体系，更贴切地满足持卡人碎片化消费需求。

（三）境内支付市场开放给银联带来了国际化的机遇

伴随人民币清算市场的开放，卡组织间的（银联与Visa、Mastercard等）直接竞争是在发卡和ATM受理方面（即银联卡走银联转接通道，而其他品牌卡走其他卡组织通道），潜在竞争层面是在POS收单市场（收单机构的倾向性和商户喜好），国内新设立清算组织与银联竞争主要在POS受理渠道方面（因为其卡品牌短期内不可能有量的突破，因此不存在卡品牌竞争）。因此，从不利的因素看，开放给银联直接带来国内转接清算市场业务的分流，竞争导致交易费率下降、机构和持卡人维护成本提高等等，而国际卡组织通过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提升，最终会影响国内持卡人的品牌喜好，从而与银联争夺个人人民币支付市场的支配权。从中性的角度看，多个支付机构并存将更好地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支付市场的产品更加丰富，服务更加人性化，而商业交易成本下降最终使持卡人和商户获得双赢，进而有利于进一步活跃交易气氛。但市场开放，首先推动了银联发展思维的战略变化：即由支付平台思维过渡到支付生态思维，由执行央行货币政策的支付工具思维转化为支付产品供给思维。思维的转变是去行政化和市场化的开端，是卡组织机构改革趋于国际化的环境要求。开放既给了国际卡组织境内市场机会，同样也给了银联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的机会，而银联的市场化转型，由单纯的渠道竞争提升到技术标准和产品服务竞争的实力，是银联成为真正的公司化组织、国际化卡组织的重要基石。

（四）在“银行卡+”时代银联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前，“线上+线下”并存的商业模式呈现出成熟的立体化商业特征，完善的城市社区供给和服务、衣食住行的消费体验升级、社会财富的金融化特征、亟待提升的农村支付环境建设等对支付体系提出了多元化的要求。而银联作为人民币卡标准的制定者，应该继续引领银行卡产业发展方向，降低产业参与各方成本，通过制度和规则制定，防控产业风险，提供全球化的安全、高效、便捷的支付和转接清算服务，通过支付创新，加快银行卡产业链价值流动，推动个人支付产业升级。

支付产业由平台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型是支付产业市场化的趋势，支付产业的商业化程度越高，银行卡的电子货币支付功能和衍生服务会越丰富。从国内唯一的卡组织银联的角度看，开放平台是直面竞争的最好手段。彻底放弃行政化思维，明晰创新产品战略定位，将产业思维融入产品逻辑中，创建适应“互联网+”的产业发展理论，建立与银行业供应链金融改革配套的行业链收单清算服务体系，对外的品牌国际化战略和对内的支付产品营销战略相配套，是产业升级的环境要求，也是银联转型的外在要求。通过国际化巩固自己的品牌地位、通过创新和规则改变改善发卡和收单主体的参与方式、通过收单市场升级（提升产业链收单服务能力）提升自己的市场地位、通过建立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向跨界发展、通过平台服务为成员机构量身打造差异化的发卡和收单服务、通过数据模型分析为持卡人防控支付风险、通过打造社区支付产品完善自己的产品体验、通过完善农村支付环境推动产业链纵向发展，从而最终完善银联服务社会的能力，完成银联自身由清算向支付、由服务型向产品型的卡组织升级的必由之路。

不可否认，随着支付市场的放开，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发展给支付市场注入了活力，但其迅速膨胀的发展模式也给支付市场造成了巨大混乱：既有破坏规则和秩序的价格竞争，也有滥用支付通道造成账户信息泄露的风险，清算通道的多头接入造成了风险责任主体混乱。2015年股市的跌宕起伏给整个金融体系敲响了警钟，虚拟账户电子交易“阅后即焚”的交易机制极易绕开金融监管，一旦达到足够的规模（出现道德风险）势必引发巨大风险。因此，为确保支付市场的有序发展，政府的监管机构需要进一步明确监管规则，明确金融创新的政策底线，并不断完善电子交易监控系统建设，使监管水平与科技进步“与时俱进”。同时，对互联网金融企业和传统金融业也应有对称监管的思维，应制定公平、公开、透明的监管政策，适度允许传统金融业有等同于互联网企业的创新空间。

社会发展的人性化思维――“更有序、更自由、更舒适”引导着科技进步的方向，“互联网+”从改变生活方式入手，“支付宝”、“微信钱包”、“银联在线”的快速响应提升了金融服务的用户体验。对传统支付产业而言，科技进步使普惠金融的快速商业化成为可能，外力推动的流程变革不再受传统体制的束缚，降低了改革成本。因此，“银行卡+”有良好的产业背景和生态价值基础。只要一以贯之地运用开放共赢的思维，始终把消费者支付安全放在首位，不断强化责任意识，形成支付产业各参与方良性互动、大众创新，有序竞争的局面，无疑会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商业价值，让消费者享受更丰富的权益和更便捷的支付体验，让商户享受支付行业健康发展带来的普惠金融成果。

支付的最大价值应该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支付结算需求，在中国金融开放的时代，国内转接清算市场由一极走向多极，卡组织由对标时代走向市场开放竞争时代，非金融第三方支付机构间的产品竞争也会愈加激烈，支付市场如何监管也充满了挑战。站在人民币支付的角度看，银联应继续发挥产业优势，更好地发挥其在传统银行卡产业的政策推动作用，协同各家成员银行和非银金融支付机构，加快实现账户支付升级，成为新兴支付产业的生态核心，实现支付产业共赢。

Exploration into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the Bank Card Industry in the Era of "Internet Plus"

Zhong Wei Zhao Baojun

（Shandong Branch of China UnionPay，Shandong Jinan 250101）

产业链发展趋势范文第3篇

［关键词］物联网；产业发展；需求驱动；模式

［中图分类号］F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41-0023-02

物联网通过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体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使人们能够通过互联网监控处于庞大网络中的物品运行情况,从而实现对物的智能化、精确化管理与操作。物联网巨大的应用前景,引起各国政府和商业界的极大关注,被誉为下一个“万亿级”产业。但由于标准化问题、成本问题、商业模式问题、信息安全问题、关键技术问题、行业壁垒问题,使得全球物联网产业发展仍然停留在初级阶段,大多是特定企业或科研机构针对特定问题进行的局部尝试。本文研究从具备相关条件的特定行业应用出发,积累技术、标准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再广泛推广的需求驱动发展模式。

1 需求驱动发展模式

产业发展理论主要研究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发展规律、发展周期、影响因素、产业转移、资源配置、发展政策等问题。产业发展是指产业的产生、成长和进化过程。进化过程既包括产业中企业数量、产品或者服务产量等量的变化,也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更替和产业主导位置等质的变化。产业发展模式就是指产业在特定的发展阶段、特定国家或地区具有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方略,包括产业组织形式、资源配置方式、产业发展策略、产业政策措施等。

行业应用形成的市场需求,是物联网发展的基本动力。按照波特的钻石理论,产业竞争优势的获取,关键在于要素条件、需求因素、支持性产业和相关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等基本要素,以及机遇和政府两个辅助要素的整合。波特认为,国内需求条件是产业发展的动力,“本土的预期型需求可能催生产业的国家竞争力,而市场规模和成长模式则有强化竞争力的效果”。

行业应用有利于促进适用技术标准的快速形成。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有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运营模式作为支撑,技术标准的统一要靠强有力的主导力量,形成主导力量的关键在于核心技术应用的广度和深度。美国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起极力推广使用TCP/IP协议连接因特网,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人电脑通过TCP/IP协议接入因特网,以及越来越多的商业信息通过因特网传递,TCP/IP协议的不可替代性也不断增强,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国家热衷于接入因特网,并逐步成为全球用户普遍遵循的网络协议。结果尽管TCP/IP协议与国际标准并不完全一致,但它却比国际标准更有影响力、更有市场价值。

需求驱动发展模式是从产业政策的角度出发,促进产业发展的政策以刺激需求为主,以需求拉动引导资源配置。新兴产业的最终发展,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应用,以较大的市场需求为支撑。

2 从供给驱动到需求驱动的转变

当前,国家支持物联网产业发展更多地是从供给角度出发,通过提供公共研发支出和促进产学研合作,以期加快由研究到产品商业化的周期。政府通常制定向企业和科研机构提供公共资金资助的政策工具,包括资助高校的基础性研究以增加对企业基础性知识的供给,资助国家实验室的定向研究以增强面向民用目标的技术溢出,通过资金补助、奖励、贴息等方式加大对物联网核心技术的研发、重点骨干企业的培育、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以及制定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等。在供给驱动模式下,虽然政府进行了大量的财政投入,实施结果却并不十分理想。尽管也有一些基于需求角度的政策,如政府采购、补贴厂商等,但由于政策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所带来的市场效果并不明显。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具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具备通过本土市场培育,进而推动物联网产业发展的基础。

3 物联网的行业应用实践

从行业应用角度看,可以选择具备一定条件的行业,利用现有的技术,构建行业内的物联网应用模式。中国烟草物联网的实践就展示了物联网行业应用发展的良好前景。烟草行业物联网建设的目标是建设完整统一、先进实用、具有鲜明行业特色的烟草物联网。

从烟叶种植到卷烟仓储运输的整个烟草供应链,都应用了相应的物联网技术。在烟叶种植环节,湖南郴州烟草建立了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示范基地,通过识别装置、传感器、自动剪叶机等设备,使烟叶生产实现了监控集成化、智能化。物联网技术还被运用在烟叶工厂远程监控管理领域,实现了实时传感采集、历史数据存储、智能分析与远程联动控制等功能,对烟叶生长实施精确干预、人工调节,及时精准地满足烤烟生长对各项环境指标的要求。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发送手机短信的方式,采集基地内湿度、光照、土壤养分等烤烟生长环境的数据；通过电脑或3G手机操作,可以远程指挥基地内的灌溉、通风等设施。

在仓储管理环节,北京烟草物流中心实行 “一库式仓储分拣、接力配送、低成本和高效率运行”的管理模式,通过采用国内第一套具有完全自主产权的卷烟自动分拣系统,使北京烟草物流中心实现了作业的现代化、管理的数字化及全市范围内集中统一管理下的仓储、分拣和配送的自动化。

在物流配送环节,江苏烟草应用高清摄像头、温控器等感知、识别设备,对卷烟生产打码、传输、仓储等各环节进行全程监控和对卷烟仓库环境的温度、湿度等指标进行识别；建立生产仓储监控系统、工商卷烟物流在途信息系统、工商卷烟运输托盘系统和工商仓储信息共享系统等四个互相关联的信息化系统,实现了信息的可靠传递。

烟草商业企业物流配送中心建设了数字仓储管理系统,对烟草商业企业卷烟仓储进销存和分拣配送信息进行全面采集,并采用电子标识、电子标签等技术进行准确数字化货位定位管理,同时,应用RFID托盘有效地实现了同城卷烟物流的信息共享和系统无缝对接。在烟草商业物流配送中普遍应用了GPS技术实现线路优化和车辆实时调度等功能；在仓储监控等方面也应用传感技术。

烟草行业在产业链各个环节进行物联网技术的实践和试点,再利用行业的体制优势将各试点的经验向全行业推广开来,通过行业的统筹安排和有力组织,形成封闭运行、标准统一、实用先进、完整的物联网体系。根据《烟草行业物联网总体框架与卷烟物流物联网规划》,到2013年,中国烟草基本完成卷烟物流物联网建设,实现对卷烟物流资源的全面感知，确保卷烟物流资源始终处于可知、可控、可信状态；实现对卷烟物流作业流程的全面优化,确保工作效率不断提高；实现卷烟物流基础管理的精细化,确保卷烟物流的经济实用性和高效性,最终达到卷烟成品物流作业可视化、流程最优化和管理智能化目标。到2014年,基本完成烟草行业资产和烟叶物联网建设,实现对行业重要资源和烟叶生产、初烤、复烤过程的全面感知和互联互通。到2015年,基本建成全行业全面感知、互联互通、先进实用、具有鲜明行业特色的中国烟草物联网。实现对整个烟草产业链的全面贯穿,实现烟草行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高度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基本建设成 “全面感知、全面覆盖、全程控制、全面提升”的中国烟草物联网。

4 基于需求驱动的发展建议

4.1 物联网优先应用产业的选择条件

物联网优先应用的产业应该按照一定的条件进行选择。烟草行业之所以可以率先打造一个相对完整的物联网,其优势在于：一是有完整的产业供应链。烟草行业整个产业链都集中在国家烟草专卖局的管理下,便于统一技术标准以及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同时,由于技术应用于整个行业,研发和使用的单位成本将大大降低。二是有扎实的信息化基础。全行业地面通信骨干网已建成并全网投入运行,国家烟草专卖局与各直属单位及所属卷烟厂、分公司、烟机厂和进出口公司之间有600多个节点之间的互联互通,入网率达到100%；各直属单位与所属单位的联网率达到96%。三是有闭环运作的特点。烟草行业采取行业内封闭式的运作模式,网络模块结构比较清晰,便于统一规划。同时,烟草行业安全认证体系建设逐步完善,网络与信息安全体系初步形成。

4.2 积极鼓励产业链比较完整的行业先行试点

政府应采取“试点先行、各个击破”的方式,对产业链比较完整的行业实行试点,实行优先发展战略。试点的对象主要针对有条件的大型国有企业或以国有控股为主的行业,充分利用这些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主导力量,对它们的物联网进行优先开发应用。

4.3 加大对试点行业或企业的扶持力度

国家物联网产业发展机构应当将技术、项目和资金向试点行业进行适度的倾斜,使各试点行业的物联网体系具有完整性、统一性、先进性的特点。同时,要协调主要网络运营商、软件开发商组织好应用型技术的攻关。对试点行业的技术需求建立帮扶机制,为试点行业解决在实践过程中面临的技术问题。

4.4 整合各试点行业或企业的物联网资源

建立数据库,及时掌握各行业或企业物联网发展的动态。发挥好国家“物联网”标准工作组的作用,在试点行业或企业的物联网技术研发和运用过程中确保技术标准全面统一,切实提升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标准的市场价值。

参考文献:

［1］郝凤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模式与市场驱动效应［J］.重庆社会科学,2011（2）

［2］柳捷烟草行业物联网建设初探［J］.物流技术与应用,2011（2）

产业链发展趋势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绿色食品；区域差异；泰尔指数；收敛性

[中图分类号]F062.1；F26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10-0071-08

我国绿色食品产业起步于1990年，绿色食品产业从起步、成长到日益发展成熟，已经历20多个岁月。目前，我国绿色食品市场需求持续扩大，出口额呈现大幅增长，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特别是2003年后，我国绿色食品销售额和出口额实现快速增长。2003年我国绿色食品实现年销售额725亿元，而到2013年绿色食品销售额已增长至3 625.2亿元，2014年又猛增至5 480.5亿元。2003～2014年间绿色食品销售额增长了5倍，2014年实现增加额1 855.3亿元。2003年至今，我国绿色食品年销售额实现了年均21.45%的增长率。绿色食品销售额实现快速增长的同时，绿色食品对外贸易也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在2003年我国绿色食品出口额仅为1.08亿美元，到2014年，主要绿色食品出口额已增长为24.80亿美元，2003～2014年间，绿色食品出口额增长了22.96倍。

绿色食品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具体表现为有些区域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程度较高，这些地区无论是从绿色食品认证企业数、认证产品数还是绿色食品产出量均呈现较大规模，绿色食品供应充足，甚至由于区域性过剩，而出现价格下跌和产品滞销局面；有些地区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程度低，认证企业数、认证产品数和产出数量均处于较低水平，不能很好地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供需矛盾较为突出。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区域差异，是各地区绿色食品供需失衡的重要原因。因此，开展对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区域差异问题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比较遗憾的是国内现有的文献较少对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在此背景下，本文利用泰尔指数对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区域差异进行测度，并实证检验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差异的收敛性，以期为更好地促进我国各区域绿色食品产业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一、相关文献回顾

国内外关于区域差异收敛研究文献较为丰富。潘文卿（2010）在经典的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的分析框架内，引入地理空间因素，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省区间增长收敛的地理空间效应[1]。赵峥（2013）利用σ收敛模型和β收敛模型检验了区域创新效率的收敛性[2]。张陶新（2013）通过构建碳排放的σ收敛模型和β收敛模型，对全球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进行实证研究[3]。高毅蓉（2014）利用泰尔指数和σ收敛检验，分析了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问题[4]。杨翔（2015）利用σ收敛模型和β收敛模型对中国制造业碳生产率差异进行收敛性检验[5]。陈志建（2015）利用空间滞后绝度β收敛模型对中国区域人均碳排放的收敛性进行检验[6]。卡布拉尔（Cabral R，2012）利用动态面板方法，考察了墨西哥产出的绝对收敛趋势，认为墨西哥北部地区产出的绝对收敛速度较快，而南部地区绝对收敛速度呈现递减趋势[7]。穆格勒（Mugera， 2012）研究了农业部门生产率趋同问题[8]。宋德曼（Sondermann， 2014）对欧盟国家间生产率收敛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虽然从总体来看，欧盟国家间生产率并没有呈现收敛，但是某些服务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生产率呈现收敛特征[9]。国内外有关区域差异收敛研究文献，为进行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差异收敛研究提供了借鉴。考察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区域差异收敛，对实现绿色食品产业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对我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区域差异收敛进行实证考察，以期为更好地进行绿色食品产业规划提供参考。

二、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区域差异现状分析

（一）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区域比较

近年来，绿色食品认证企业数大幅提高，2014年全国绿色食品有效认证企业数达到8 700家。从绿色食品认证企业的区域分布上看，山东省有效使用绿色食品标志企业数量最多，为1 235家，其次为江苏922家，另外浙江、黑龙江、安徽、湖北等省份绿色食品标志企业数量均在400家以上。图1可视化分布图所示的是2014年有效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绿色食品企业数区域分布情况。①图中颜色较深部分的省份绿色食品认证企业数较多，较浅区域绿色食品认证企业数较少。可以看出，有效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企业数量较多的省份大多位于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或农业基础较好省份。2014年全国有效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产品数达到21 153个。图2所示的是绿色食品认证产品数的区域分布，山东省有效使用绿色食品标志产品数量最多为3 370个，其次为江苏省和黑龙江省，分别为2 159个和1 459个。另外湖北、安徽、浙江、四川等省份也是绿色食品认证产品数量较多地区，认证产品数均超过1 000个。

从产量分布来看，绿色食品产量最大的为山东，2014年绿色食品产量达到924.5万吨，其次为黑龙江和江苏，产量排在前十位的还有湖北、辽宁、北京、四川、天津、甘肃和河北等省份，产量排在后几位的省份分别为海南、山西、贵州和，其中产量为零。图3所示的是绿色食品产出量区域分布情况。从产出量区域分布来看，绿色食品产出较高的省份，呈现两方面特点，一是分布于北方的比南方的多，二是传统农业发展基础较好的省份，绿色食品产出量排序相对靠前。图4为绿色食品产地监测面积区域分布情况，从绿色食品产地环境监测面积来看，2014年监测面积最大省份为内蒙古，实现环境监测面积10 043万亩，其次为黑龙江和吉林，分别为7 209万亩和3 220万亩，环境监测面积前十省份还有青海、安徽、四川、湖北、山东、江西、新疆等，环境监测面积较大的省份大多分布于中西部地区。

（二）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区域差异测度

1.测度指标的选取与区域划分

各地区绿色食品认证企业数、认证产品数和环境监测面积呈现明显的差异，而这些差异集中反映于绿色食品产出量差异上，绿色食品产出是综合反映各地区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差异的关键性指标。因此，本文对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差异测度建立于绿色食品产出量差异测度基础上，以绿色食品产出量区域差异来反映绿色食品发展区域差异。

为了更为全面地考察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差异，从全国省域层面和产区分组层面测度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在较多的研究文献中，对我国的区域划分，一般采取东、中、西部划分或沿海内陆划分，进而考察各地区经济或产业发展的不同特点。但是，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状况并没有明显地呈现东部沿海向西北内陆层级递减的态势。按照已有文献中常用的东、中、西部划分法，或者沿海内陆划分法、南北方划分法，均不能很好地表现我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区域分布特点。本文拟用产区划分的方法，将我国绿色食品产业按产出量的大小划分为不同产区，进而对产区内各省份间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差异进行测度和比较。

依据2010～2014年中国现代农业示范区绿色食品产量排序，将中国绿色食品产区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依据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中国绿色食品统计年报》的统计口径数据，按五年产量平均值的大小进行先后排序，得出我国绿色食品的高产区、中产区和低产区分别为：①高产区，包括四川、黑龙江、湖南、广东、甘肃、天津、陕西、河南、北京、山西等；②中产区，包括安徽、浙江、江西、山东、海南、湖北、青海、云南、宁夏、吉林等；③低产区，包括江苏、广西、上海、贵州、辽宁、内蒙古、重庆、新疆、河北、福建等。自治区由于认证绿色食品产量数据缺失，因此没有纳入统计范围。

利用泰尔指数对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区域差异进行测度。泰尔指数计算公式为：

CE1=■■ln■ （1）

其中，xi为i省份绿色食品产出量，i=1，2，……，n，E（x）为各省份绿色食品平均产出量，n为统计的省份个数。

2.差异测度结果分析

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图5报告了绿色食品产出量区域差异的泰尔指数及动态变化。从省域层面看，2014年全国各省份绿色食品产出差异的泰尔指数达到1.0430，相比于2013年的0.9564，差异有所扩大，2010～2014年，泰尔指数稳定在0.9以上，且有上升态势，说明全国各省份绿色食品产出量存在较大的差异。从产区分组来看，2014年高产区内各省份绿色食品产出差异的泰尔指数为0.8515，中产区为0.8923，低产区为0.6956。其中低产区各省份绿色食品产出差异有逐年缩小的特征，泰尔指数由2010年的0.8098，下降至2014年的0.6956，中产区各省份间绿色食品产出差异呈现出相反的走势，产出差异逐年扩大，泰尔指数由2010年的0.6352，扩大为2014年的0.8923。

三、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区域差异收敛性检验

（一）收敛模型的建立

1.绿色食品产业发展σ收敛模型

绿色食品产业发展σ收敛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省份或区域绿色食品产出的离散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小。离散程度是检验是否存在σ收敛的重要指标，如果不同省份或区域绿色食品产出离散程度逐渐缩小，则认为存在σ收敛。标准差反映了样本的绝对差异，而对数标准差则可用于衡量地区的相对差异，可以消除绝对水平增长对差异衡量的影响[10]。因此，本文选取标准差（σ）和对数标准差（σ系数）作为测度绿色食品产出离散程度的指标。

标准差的计算公式为：

σ=■ （2）

其中σ为n个省份的绿色食品产出的标准差，xit为i省份第t年的绿色食品产出，■t为n个省份绿色食品产出的均值。标准差越大表明样本的离散程度越大，也即有更多的省份绿色食品产出偏离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对数标准差也称为σ系数，其计算公式为：

σ系数=■（3）

其中lnxit为i省份t时期的绿色食品产出对数，ln■t为n个省份的绿色食品产出对数的均值。n为考察的省份总数。σ系数越大表明相对离散程度越大。

2.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β收敛模型

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β收敛，是指初始产量低的省份，比初始产量高的省份有更高的绿色食品产出增长率，因而经过一定的阶段，绿色食品产出较低的省份会赶上产出高的省份，以达到以同样速度发展的态势。β收敛可分为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两种形式。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条件β收敛是指控制了一些其他影响因素后，不同省份呈现一种收敛的趋势，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绝对β收敛是指，即使不控制条件变量不同省份也呈现收敛的趋势[1]。本文采用条件β收敛来分析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区域差异的收敛性。借鉴Martin，X（1996）[11]提出的收敛模型，将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条件β收敛模型表示为：

ln（yi，t /yi，t-1）=α+βln（yi，t-1）+δXit+uit（4）

其中，yi，t表示i省份在t时期的绿色食品产量，yi，t-1表示i省份在t-1时期的绿色食品产量，uit为误差项，Xit为控制变量，如果β

（二）样本与数据来源说明

在样本选择方面，由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地区经济社会与中国大陆存在较大差异，在样本选择中将这些地区排除在外，而地区由于各年绿色食品产出数据缺失较大，因此也被排除在样本选择之外。分别选取中国大陆30省份数据作为总体样本和高产区、中产区、低产区等作为区域样本，对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差异的收敛性进行分析。按2010～2014年各省份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绿色食品产出排行，将绿色食品产区分为高产区、中产区和低产区三个部分，其中处于高产区的有四川、黑龙江、湖南、广东、甘肃、天津、陕西、河南、北京、山西等；中产区有安徽、浙江、江西、山东、海南、湖北、青海、云南、宁夏、吉林等；低产区有江苏、广西、上海、贵州、辽宁、内蒙古、重庆、新疆、河北、福建等。数据来源方面，作为因变量的绿色食品产出数据来源于农业部绿色食品发展研究中心的2010～2014年《绿色食品统计年报》，作为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2011～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

（三）变量选取

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条件β收敛是指控制了一些其他影响因素后，不同省份呈现一种收敛的趋势。在以上（4）式模型中，加入了控制变量，以更好地考察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条件β收敛。依据经济意义和绿色食品产业特点，选取了收入水平、产业集聚度以及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作为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条件β收敛模型中，各控制变量说明如下：

（1）收入水平（income），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城镇居民作为绿色食品消费的主要群体，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选择，一般而言，收入水平的提高将有助于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

（2）产业集聚（lq），在很多研究中，通常将区位熵作为衡量地区产业集聚的重要指标，这里也用区位熵作为产业集聚的指标，公式为：

lq=■=

■（5）

（3）资本投入（asset），目前并没有绿色食品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相关统计数据，因此，这里用农林牧渔固定资产投资额作资本投入的替代变量加入到控制变量中。绿色食品种类划分中，产品基本涉及农林牧渔业，因此将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替代变量是可行的，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生产性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对绿色食品生产将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4）劳动力（labor），从事绿色食品生产的劳动力主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留在农村从事绿色食品原料及初级产品的农户；一类为城镇从事绿色食品加工的工人，这类工人很大部分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到底有多少劳动力用于绿色食品生产，目前并没有进行比较全面的统计，综合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以及从事绿色食品生产劳动力的来源可能性，选取农村人口数作为劳动力的替代变量，并用labor表示。

（5）土地要素（land），目前对于依赖于土地的绿色食品原料及初级产品种植面积统计不全，这里用绿色食品产地环境监测面积代表绿色食品生产中的土地要素投入，并用land表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1.σ收敛检验

无论是省域层面还是高、中、低产区层面，绿色食品产出标准差均呈逐年变大趋势。说明无论是全国省域间，还是产区内各省份之间，绿色食品产出量的绝对差异均呈扩大趋势，不呈现收敛特征。图6报告了绿色食品产出标准差走势情况。2010年全国省域层面数据计算的标准差为60.12，到2014年变为503.56，且2010～2015年间标准差逐年变大，说明绿色食品产出量的绝对差异逐年增大。而从全国省域层面与产区分组层面数据的标准差比较来看，2014年高产区标准差为704.75，高于全国的503.56，中产区和低产区的标准差低于全国水平。高产区各省份间绿色食品产出的绝对差异大于全国省域间的绝对差异水平，中、低产区各省份间绿色食品产出绝对差异较小。

图7 报告了2010～2014年绿色食品产出的σ系数的动态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全国省域间总体差异的σ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由最大时的1.92，下降为1.83，表明全国省域间绿色食品产出的总体相对差异逐年缩小。分产区来看，高产区各省份绿色食品产出相对差异整体上高于中低产区，2014年σ系数为1.73，中产区各省份绿色食品产出相对差异呈现逐年扩大趋势，2010年中产区的σ系数仅为1.42，此后逐年扩大，2014年中产区σ系数达到1.83。低产区各省份绿色食品产出相对差异则呈现相反的特征，相对差异逐年缩小，2010年低产区各省份绿色食品产出的σ系数为1.50，此后各年份σ系数逐年缩小，到2014年σ系数已降至1.36。从2010～2014年σ系数变动来看，各省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总体相对差异呈现σ收敛特征。

2. β收敛检验

以上通过标准差和对数标准差（σ系数）对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差异的σ收敛进行检验，发现从标准差来看，无论是从全国省域层面还是从高、中、低产区层面来看，各省份间绿色食品产出的绝对差异逐年扩大，并没有呈现收敛特征，相反呈现出绝对差异日益扩大的趋势，但从对数标准差来看，全国各省份相对差异在缩小，说明各省份绿色食品产出的相对差异有逐步收敛的特征。以上仅从存量上考察绿色食品产出的收敛性，那么从增长趋势来看，各省份绿色食品产出增长是否存在收敛态势，通过条件β收敛检验，进一步考察。

（1）省域层面的β条件收敛检验。这里选取收入水平、产业集聚、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作为控制变量，对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条件β收敛进行检验。为了便于比较，表1同时列出了几种估计方法的回归结果。但在估计方法的最终选择上，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模型（1）为混合回归模型，模型（2）为固定效应模型。固定效应F统计量所对应的p值为0.0000，说明在混合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之间，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较为合适。模型（3）为随机效应模型，通过Hausman检验进一步检验是否应该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H=74.50，所对应的p=0.0000，说明在固定效应模型（2）和随机效应模型（3）中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但是，通过异方差检验、组内自相关检验和同期相关检验，发现同时存在异方差、组内自相关和同期相关情况，检验结果如表1下半部分所示。由于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能够很好的克服这些问题，因此最终选择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为模型（4）。

模型（4）通过联合显著性F检验，各变量系数均较为显著，且符合理论预期，模型估计较为合理。从模型（4）中可以看出β

（2）产区层面β条件收敛检验。表2报告了高、中、低产区的回归结果，作为比较，也列出了全国省域层面数据的回归结果。在高产区估计方法的选择上，首先在混合回归和固定效应模型中进行选择，由于固定效应的F统计量为6.57，对应的p=0.001，因此在混合回归和固定效应模型中，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较为合适。接着利用LM检验，在混合回归和随机效应模型间进行选择，检验结果显示LM检验统计量对应的p=1.0000，检验结果表明在随机效应与混合回归效应模型之间应该选择混合回归效应模型较为合适，用Hausman检验，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之间进行选择，计算结果H=23.4，所对应的p=0.0001，故拒绝原假设，认为应该用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检验组间异方差、同期相关及组内自相关情况，首先利用组间异方差的LR检验，考察是否存在组间异方差情况，检验结果显示统计量所对应的p=0.0000，因此存在组间异方差；接着利用组内自相关的wald检验，对是否存在组内自相关情况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F统计量为39.494，对应的p=0.0000，因此存在组内自相关，最后利用pesaran检验，对是否存在组间同期相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p=0.0000，也存在组间同期相关的情况，因此，最终选择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估计。中产区和低产区回归方法的选择过程中，也遵循同样的步骤，结果表明中产区、低产区数据也存在组内自相关、组间同期相关和组间异方差问题，因此也选择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估计。

表2列出了全国省域层面和高、中、低产区层面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无论是全国省域层面还是高、中、低产区层面回归结果均显示β

四、结论性评述

本文对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区域差异收敛性进行分析，对于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差异的收敛性研究，主要是通过构建σ收敛模型和β收敛模型进行收敛性检验，这样一方面通过构建σ收敛模型，也即通过标准差和对数标准差从全国省域层面和分产区层面，分别考察各省份绿色食品产出存量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进而判断各地区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通过构建条件β收敛模型，从绿色食品产出增长角度，来考察各省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收敛性。以此，从产出存量角度和增长收敛角度对各省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差异的收敛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产业链发展趋势范文第5篇

关键词：扬州；城市水休闲产业；区域经济板块；联动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1

一、关于扬州城水休闲产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1.充分利用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势，打造出完善的“水文化”旅游休闲产业

政府部门和城市旅游管理部门应该共同努力地做好水文化休闲的硬件配套设施以及市场运营的协调发展工作，使水休闲的旅游玩乐景点和营业场所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体系，充分利用扬州城内的水资源优势，打造出一条完善的水休闲旅游经营模式，并且在运营定位中，要对游客的水休闲需求做一个完整的市场调研，并最终形成了吃、行、住、购物、旅游、娱乐为一体的全面消费模式。同时，在建设城市水休闲场所时，要充分渗透扬州的城市文化特别是水文化，这能够让游客在休闲娱乐的同时，还能切身感受到扬州城市的文化底蕴，进而起到了宣传扬州形象的作用。此外，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放宽水休闲旅游的开发准入标准，尝试多元化经济模式的特色水休闲旅游产业，充分挖掘扬州的水休闲自然资源，同时可以进行招商引资和加大城市形象的宣传力度，积极提高扬州城市水休闲产业的发展进程。

2.完善水休闲运营机制，扩大休闲旅游的经营范围

利用扬州城内水资源的优势，大力推行休闲旅游、文化旅游和生态旅游，扩大旅游服务经营范围，加强水休闲旅游的魅力，这就有助于挖掘传统产业的功能和调整区域经济结构。除了餐饮和旅游等消费外，政府还应建设联合娱乐、商务、文化为整体的旅游服务体系，提高休闲旅游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尤其是对于一些品牌知名度高的景点，要加强维护的力度，并不断的完善配套设施，提高水休闲旅游的核心竞争力。此外，还可以设计出一些能代表扬州城市文化特色的商品，这能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3.完善公共服务机制，增强水休闲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疏通水休闲旅游场所的交通网，科学合理地规划水休闲旅游的专属路线。在景区内，还要安排好停车场所，根据旅游淡旺季的不同合理变更停车的场地和费用。建立水休闲旅游服务网站，提供门票预订、酒店预订、汽车租赁、餐饮等全方位服务。以带动城市经济发展为目的，完善相关的公共服务机制，提高游客的满意度，增强水休闲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扬州，切身体验水休闲旅游的快乐。

二、宁波、镇江、扬州等水休闲产业区域化联动发展的优势和缺失

1.区域化联动发展的优势

宁波、镇江、扬州等三个区域化城市有着比较丰富的旅游自然资源，其宁波的沧桑、镇江的雄奇、扬州的秀雅，这就为打造世界知名的水休闲旅游景点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此处，就可以参考环渤海、环太湖、长江三峡等旅游区域化联动发展模式，尽最大可能地打破传统体制和地域的限制，把大桥、运河、长江作为轴心线，促进三地水休闲旅游产业的协调发展。在打造水休闲产业时，要做一个整体规划，联手打造水休闲主体路线、共建信息服务平台，实现区域化经济板块的联动发展。

2.区域化联动发展的缺失

三地的政府之间对于水休闲产业的合作比较少；没有对区域化水休闲旅游做一个长远的规划，且产业之间没有融合；区域化旅游的形象缺少整体设计，还没有形成区域化水休闲旅游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三地的水休闲旅游各具特色，但没有整体性，旅游品牌的打造也不具特森，旅游产品的开发力度不够。这样就造成了三地的水休闲旅游产业的发展极不平衡，都各自为营，耗费大量的精力宣传各自的水休闲旅游特点，却并未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三地联合发展水休闲产业，将使旅游景区的整体性加强，还将全面提升水休闲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水休闲产业与区域经济板块的联动发展策略

1.加强宁镇杨区域的水环境治理力度

在整体上规划和展开三地的水资源环境的保护工作，扩大水源地的保护范围，严格监控污染物的肆意排放，一旦发现有污染源，就立即查处整治，确保生态平衡，保障城市居民安全用水，推动区域经济、生态环境、社会的整体发展；三地联合提高区域河流的水质量，联合建设污水处理厂。严格遵循沿江打造生态风光带的规范要求，积极构建三地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一体化。

2.注重宁镇扬水休闲景区的游客接待工作

目前，宁镇扬区域的水休闲旅游的只要旅游群体是国内客源，这已经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需求。因此，要将水休闲旅游品牌的形成推向国外，加大品牌的宣传力度，更为重要的是要不断地完善该区域的生态环境和旅游服务体系，加强景区内的游客接待工作，提高服务人员的道德品质和专业素养，为游客提供最高效、最优质的服务，这样才能让游客有种留恋不舍、久久回味的感觉。

3.加大旅游商品的开发力度

在设计旅游商品时，要注意三地的整体规划，其商品中要深深地渗透区域特色和文化特色，以此吸引更多的游客购买，这样就可以带来良好的品牌宣传作用和经济效益。

四、总结

由扬州水休闲和宁镇扬三地的水休闲旅游产业的区域化发展的模式可知，推动城市水休闲产业与经济板块的联动发展，既有利于提升水休闲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还能给该区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在联动发展过程中，要采取正确的策略，否则，将适得其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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