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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不仅是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也是一些非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微观经济学因其理论抽象、图形复杂、专业术语众多、数学知识使用频繁、逻辑性强等成为理解和讲授的难题。
在微观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直令人感到困惑的事情是:为什么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上完美无瑕的图表和公式提不起学生太多的兴趣?为什么学过微观经济学的学生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社会问题的时候往往显得不得要领?为什么微观经济学案例教学也没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读了罗伯特·弗兰克的《牛奶可乐经济学》才发现,微观经济学教学需要的是与时俱进的,与当代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案例,同时,案例教学需要学生积极地思考,并把思考用于生活。
二、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的必要性
(一)寓理论于实际
案例教学法的优势在于教师搜集了大量真实的经济事例,能够很好地启发学生的思考。合适的案例来自现实的经济生活,有充足的数据和大量来自媒体的评析。学生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分析,运用创造性思维,将大量刻板僵硬的课堂体验上升到感性的高度,进而能灵活地将理论工具运用到今后的工作当中。
(二)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最好的教师,是学习的原动力。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是抽象化的理论和实证化的原理,通过案例教学这一载体,可以培养学生兴趣,引导他们主动思考,积极参与讨论,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将枯燥生硬的学习变成其乐融融的求知欲。
(三)有利于培养学生用经济学思维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微观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之一就是要培养学生学会用经济学的思维来思考问题。而案例教学就是通过对大量现实问题的分析,加深同学们对抽象的经济理论的理解,同时培养学生处理复杂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更是要向学生传输一种思考方式和分析方法,以便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三、微观经济学案例教学法的实施
(一)要选取本土化和生活化的经济学案例
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的案例教学都是一种舶来品,因此我们在借鉴国外微观经济学案例的时候一定要鉴别和选择,要选择适应中国的风俗习惯传统等等,这样才能更快地让学生掌握相关的经济学原理。但是坚持本土化,并不排斥对微观经济学经典案例的引用。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米德在论述外部性的发生和补偿时,给读者讲述的是“蜜蜂和果园”的例子;同样论述外部性,庇古的举例更为浪漫和优美,是“火车与飞鸟”的故事。因此在坚持本土化原则的同时,也要大胆借鉴国外成熟的经济学案例。
(二)案例选取要“与时俱进”
在微观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教师使用的案例多数是直接摘自国外的教材,由于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的差异,学生很难进入案例情景中,这样的案例教学效果甚微。或者使用的案例过于陈旧,很难调动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性。我们既要引用那些能够充分说明相关理论、被反复引用的通俗易懂的经典案例。同时,案例教学过程中更要关注我国现实经济运行下的热点、难点问题。
(三)案例要体现学科关联性和综合性的特点
微观经济学之所以作为高校经管类的核心必修课,是由它的基础性地位决定的。它与经管类的其他课程如市场营销、管理学、货币银行学、金融学等等都有密切联系,同时,经济学的很多概念和方法来源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因此微观经济学的案例教学不能孤立于其他学科之外。如对需求概念的讲述时,可使用“如何向爱斯基摩人销售电冰箱”的案例来进行,该案例可以将微观经济学和市场营销学结合起来。这样在进行微观经济学案例教学的时候,就能扩大学生视野,增加学生对其他课程和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的了解。
四、微观经济学案例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一)正确处理案例教学与理论教学的关系
在进行案例教学的过程中,应注重案例的作用,发挥案例教学的功能,避免陷入案例教学的误区。微观经济学案例教学是为帮助初学者更好地掌握微观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服务的,在教学过程中,既要避免忽视案例的倾向,又要避免仅介绍案例,而忽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及其运用。因此,案例教学是微观经济学理论教学的辅助方法,理论教学是微观经济学案例教学的基础和依据,二者相辅相成。
(二)案例教学中教师经验不足和教学方法不当成为发展瓶颈
案例教学对教师要求相当高,除应具备扎实的学科知识外,还要能够将案例灵活准确地运用于教学活动中。目前,高校中的部分教师教学经验不足、教学方法不当,仅仅将案例纳入教学内容,在理论教学中插入简单的几个案例,这样并不能改变学生理解经济问题的思维方式,因而案例教学也没有能够起到辅助理论教学的作用,往往使案例教学流于形式。
(三)学生参与度不够
案例教学的组织过程一般为介绍案例+小组讨论准备+课堂讨论+效果评估+成绩考核,目的是为了鼓励学生进行思考、提出问题,最终用所学理论来解决问题。目前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对案例的运用仅限于课堂中对理论的补充说明,对案例平铺直叙,缺少设计,缺少学生主动解决问题环节,案例的作用被大大削弱了。
五、对微观经济学案例教学的几点建议
(一)案例教学中要有效地利用视频资料
微观经济学课程中图表和公式繁多,理论既抽象又枯燥,很多学生一开始接触微观经济学就会出现逆反心理,笔者认为利用与案例相关的视频资料可以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近年来网络和影视产业迅速发展,视频资源比较丰富,收集的难度也不是很大,短短的几分钟视频能够比学生反复研读教材和参考书的效果要好得多。比如在讲授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时,可结合观看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中关于斯密的片断,让学生对这一理论的产生背景以及对英国经济的影响有比较直观的理解。
(二)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搜集和讲述案例
大学扩招使学生大幅增多,减少了学生和教师的互动机会,学生成为知识被动的接受者。如此的微观经济学教学方式,效果可想而知,长时间持续如此,将会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产生严重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来改变这种教学方式。学生具有很强的表现欲,紧抓住这一点,让学生先搜集相关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案例资料,做成PPT,让学生自己上讲台来讲授,最后,教师对学生的讲授内容加以点评。让学生主动搜集和讲授案例,比单纯地让学生听教师讲授,效果要好很多。
(三)针对不同的理论应选取行之有效的案例教学组织方式
在系统讲完某一理论后,可通过案例讨论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比如在讲完成本概念后,可通过案例组织学生讨论经济成本和会计成本、显成本和隐成本、沉没成本、机会成本、经济利润和会计利润、正常利润和超额利润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在某几章的理论问题系统讲授后,教师选取跨章节的综合性案例,以小组讨论和组长代表发言的形式进行案例教学。比如讲完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和市场理论后,可组织学生专题讨论房价问题和城市最低工资制度,并在消费与供给的框架内分析房价和工资的问题,结合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分析政府压低商品房价格的一系列后果,通过讨论让学生给政策制定者提供具有可行性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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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怀峰.普通本科微观经济学案例教学的几点思考[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9,(1).
关键词:中级微观经济学;微课;案例教学
1课程教学目标与教材的选择
微观经济学是我国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初级微观经济学主要注重经济学基础知识的传授。而中级微观经济学作为培养学生经济学思维和科研兴趣的专业基础课,其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把握微观经济理论的框架体系,而且还要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能够运用理论知识对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和问题做出分析和解释。选择一本合适的教材是实现这一教学目标的重要条件。笔者所在学校的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创新与试验班等多个专业均开设中级微观经济学课程。结合这些专业的学生的知识基础,综合考虑后,笔者选用美国经济学家哈尔•R.范里安编著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作为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授课教材。该教材内容丰富、编排有序、推理严谨,层层深入。该教材还配有课后习题与解答,便于学生自学和巩固知识。
2授课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2.1学生难以理解抽象的模型和理论
中级微观经济学里面有很多比较抽象的数理模型和数学推导,采用了“边际分析、均衡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动态分析”等分析方法,学生必须具备良好的数学基础和逻辑推理能力,才能充分理解这些经济学模型。不少学生尤其是文科生在学习这门课时感到比较困难。教材里面有几个章节还涉及概率论的知识,比如“不确定性”、“风险资产”以及“拍卖”这三章就涉及均值、方差、期望效用等概念。笔者授课的学生在第二或第三学期就开始学习中级微观经济学,然而学生此时尚未学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课程。如果直接按照教材上的内容来讲授这部分知识,学生就会一头雾水,无法理解。
2.2部分学生缺乏浓厚的学习兴趣
微观经济学里面有一些基本的理论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是一致的。对于这些看似简单的基本理论,学生很可能会觉得早已对其熟知,没有新鲜感,从而学习兴趣不足。对于那些比较抽象而艰深的内容,部分学生则有畏难情绪,不愿深入钻研,也就不能完全理解和掌握。
2.3教材的内容繁多而课时不足
中级微观经济学涉及面广,涵盖的内容很多,但其教学时数一般都是51课时,课时明显不足。教师为了赶教学进度就必须快速讲授,无法保证每堂课都有良好的教学效果;或者是每节课尽量详细讲授且留出足够的与学生互动的时间,却无法完成全部的教学计划,在教学效果和教学进度之间往往顾此失彼,不能保证学生能够有效地掌握知识。
3改善中级微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的建议
3.1应用“微课”提高课堂效率
“微课”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教学方式,具有针对性强和时间短的特点。“微课”的核心组成内容是围绕某个知识点(重难点与疑点)录制内容短小精炼的课堂教学视频,同时还包含课件、练习测试及师生在线问答互动等辅教学资源。学生要学好《中级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程,不仅需要高效的课堂学习,还需要课后复习与做习题进行知识点的巩固与强化训练。微课作为课堂教学的一种有效补充形式,可以让学生自主利用课余时间来学习,也可以压缩很多知识点的授课时间,给教师在课堂上加强案例教学和师生互动留有更多余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一方面,为了让学生能够真正充分利用微课资源,必须加强学习过程的管理,可采用学习情况汇报等方式将微课学习纳入课程成绩的考核。教师也要根据学生的反馈不断改进微课课件的形式和内容。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高校普遍在进行课程建设,如果同一门课程的微课资源不进行有效整合,就会造成教师重复劳动和课程建设成本的增加。因此,高校之间有必要加强微课资源的共建与共享,提高课程建设的效率。
3.2借助案例教学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中级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性较强,学生难以理解那些枯燥的概念和抽象的数学模型。采用案例教学法,以案例引出理论、以案例印证理论,或者以应用理论来分析案例,都有助于学生提高学习兴趣。教材中的案例多数是国外的案例,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理解理论,但是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并非密切相关。教师应该多采用那些学生很熟悉的经济现象作为授课素材,并启发学生开拓思路。例如在讲授“拍卖”这一章时,用学生很感兴趣的网上竞拍的案例来导出问题,分析竞拍者应采用什么样的报价策略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又比如在讲授“机会成本”时,首先不直接提出机会成本的概念,而是先让学生讨论“破窗”这种很可能发生在身边的现象。有人认为破坏玻璃窗可以通过乘数效应而创造大量需求,这种观点乍一看似乎有理,但实际上是片面的、似是而非。启发学生思考“破窗理论”的谬误之处,从中引出机会成本的概念。破坏玻璃窗不仅存在机会成本,而且还导致无谓损失。也可以就此开展案例专题辩论,让学生在热烈的辩论中加深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并提高主动分析问题的能力。
3.3精心设计课堂提问,引导学生深入思考问题
整本教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教材的不同章节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教师必须精心设计每一章的教学内容和课堂提问,启发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将前后章节融会贯通。例如,教材的第七章分析了社会保险金指数化与消费者福利的关系。教材中利用无差异曲线图,根据消费者均衡点的选择来说明社会保险金指数化为何可以增加消费者福利。若没有继续学习后面的内容,也许学生对该问题就不会有进一步的思考。但实际上还可以用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概念对其作出解释。发生通货膨胀后,社会保险金指数化只是消除了通货膨胀导致的收入效应,但替代效应依然存在,即在实际收入不变的前提下,不同商品的相对价格变化引起消费者选择的需求束发生变化。因而社会保险金指数化在保证消费者效用水平没有下降的条件下,保留了物价变动带来的替代效应,由此使资源的配置得到改善,消费者的福利增加。因此在第八章讲授了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后,就可以采用提问的方式让学生思考前一章提出的社会保险金指数化问题还能作出何种解释。若学生不能迅速反应,就提示学生用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概念来分析,从而使学生既能加深对两种效应的理解,又能从不同角度去分析同一个问题,启发思维的活跃性。
3.4针对不同的专业设计不同的重点教学内容
由于中级微观经济学涵盖的教学内容很多,至少应安排64课时。但实际情况是除了经济学专业,其他专业都不太可能在51学时的基础上再增加课时。在课时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针对不同的专业设计不同的重点教学内容,以便学生重点掌握与本专业联系最密切的经济学知识。例如,为财政学专业的学生授课,应将涉及税收和公共物品的章节作为重点来讲授。对于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应重点讲授外部效应等内容。为金融学专业的学生授课,则应将不确定性、资产市场和风险资产这些与金融学密切相关的知识作为重点来讲授。考虑到学生尚未学习概率论等数学课程,应先向学生简略介绍相关的数学名词与公式,再讲授对应的章节。由于整体经济的变动源于单个经济单位决策的变化,因此消费者的偏好、选择以及厂商供给决策等关于个体决策的内容,对各个专业都应该重点讲授。总之,在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教学中,需要采用“微课”和案例教学等各种方式提高课堂效率、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师需要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不断学习和摸索、总结经验和失误,才能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改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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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谭赛,罗登辉.“微观经济学”案例教学研究[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5,(12):55-56.
关键词:开放经济;财政金融政策;米德冲突;挑战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6)-0010-07
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多方的挑战,当前尤其要关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在中国是否从完全不具备到逐步具备的问题,毕竟微观经济主体对政策变量的灵敏反应和传导机制的通畅是财政金融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
本文的主要观点或研究结论为:在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米德冲突不可避免,内外平衡目标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的首要挑战;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具有不同的效能和作用区域;时至今日,中国仍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利用传统的分析方法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一、米德冲突: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
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在国际社会对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调整尚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决定将更加复杂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决定不仅要考虑内部平衡目标,而且要考虑外部平衡目标,但是这两个目标常常会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使得针对本国国内的政策常常引起其他国家的连锁反应,从而削弱政策效应的发挥。我们认为,内外平衡目标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的最大挑战。
(一)在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米德冲突不可避免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Meade,1951)在其名著《国际收支》中,以凯恩斯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一国要同时实现内部均衡(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和外部均衡(国际收支平衡),需要什么样的政策组合的问题。米德认为,一国如果只立足于本国的经济利益,其经济政策目标有两个: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内部平衡是指通过控制总需求水平而使本国经济处于充分就业、通货稳定的状态。外部平衡是指通过控制总需求水平而使本国的国际收支处于平衡状态,既没有逆差也没有盈余。米德将所有的政策组合分为三种:(1)金融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前者是指银行体系通过提供额外的货币供给量以放松资本资金借款条件,或通过限制货币供给量以严格资本资金借款条件,而促成资本资金借贷条件的变化(米德将此变化称为利率的变化),后者是指财政部门为了影响国内总支出,而促成税率或政府支出额的变化;(2)价格调整政策,这里的价格调整是指货币工资率和汇率的调整;(3)直接控制,米德将直接控制分为金融控制、商业控制,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对进出口的控制等等。
米德认为,一国可以通过以上三种政策去调节国际收支平衡。金融政策的目的是影响总需求水平,从而影响进口商品需求和出口产品的供给。价格调整政策是通过国内货币成本的膨胀或紧缩或者通过汇率调整来影响一国相对于另一国的价格与成本。金融政策和价格调整政策的共同特点是:通过改变两国间的一般经济关系以实现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不直接触及具体的国际收支项目。
为了便于讨论,米德将直接控制划分为金融控制和商业控制。金融控制包括货币控制和财政控制。货币控制是指外汇管制和多重汇率;财政控制包括国际收支定项目的税收和补贴。商业控制主要包括数量控制、关税限额和国家对贸易的垄断。
假定一国(D国)出现赤字,另一国(s国)出现盈余。米德认为,D国和S国之间的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两国的特定经济政策。资本控制是否有必要,需要考虑不同的政策组合。
在金本位制度下,如果D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了赤字,在汇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D国的国内总支出将会下降,S国的国内总支出将会增加。当两国需求弹性的总和大于1时,D国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而s国对劳动力的需求过度将使D国的货币工资率、成本和价格的总水平下降,而s国的货币工资率、成本和价格总水平将会上升,此时,D国的贸易差额得到了改善。因此在金本位制和汇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的流动通过国内总支出变化引起价格的变化,再引致贸易进出口的变化,从而促使国际收支自动恢复平衡。
如果D国和s国都采取谋求内部平衡的金融政策,那么它们以本国通货表示的总需求将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D国和S国之间的国际收支平衡只能通过汇率的调整来消除。在D国和s国的进口需求弹性大于1的条件下,D国的货币贬值会改善它的贸易差额。贸易差额的变化将使D国恢复外部平衡。
米德认为,上述两种制度,通过价格和收入的调整能够同时保持两国的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因而是“完全的制度”。在“不完全的制度”下,如果没有某些直接的干预,要同时实现两国的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则是不可能的。
米德还特别讨论了短期资本突然和大规模地从一种通货转变为另一种通货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热钱”(hot money)问题。在金本位制下,资本如果从D国流向S国,将引起D国的黄金储备流失到S国。米德认为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政策,第一种是D国采取紧缩的政策,使D国的货币工资成本向下调整;第二种方法是建立外汇管制制度,以阻止资本从D国向S国流动;第三种方法是D国政府或者D国和S国合作将S国通货售出,将D国通货买进。使汇率保持在黄金输出和输入点之间。
这三种政策各有利弊。第一种政策需要D国经济的紧缩,如果价格是刚性的,这种调整不一定有效。紧缩的政策会造成大量的失业。重要的是,D国价格的下降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政策的可能结果是既没有影响到D国向S国的资本流动,又会导致D国的经济衰退。第二种政策可以避免第一种政策的弊端,但是这种办法的有效实施需要有庞大的官僚机构。第三种政策可以避免上述两种政策的弊端,但它需要s国当局的充分合作。因为这涉及到S国能否提供给D国足够的S国通货。尽管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因此,按照米德的解释,如果遇到短期的,突发性的资本流动,最好的政策是资本流出国和流入国之间进行合作来消除它们之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其次是应用外汇管制的方法。万不得已,才采取牺牲国内经济的方法,采取紧缩性的政策。
如果资本流出和流人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D国和S国都采取稳定内部平衡的金融政策,并在两国货币之间实行可变汇率,此时有什么办法应付D国向S国的资本外流呢?米德认为有三种政策可以采用:(1)让两国之间的汇率自由浮动,即D国的
货币贬值,S国的货币升值;(2)D国实行外汇控制的方法阻止资本外流;(3)D国政府或者D国和s国合作将s国通货售出,将B国通货买进,以保持汇率在黄金输出和输入点之间。
米德认为,如果D国实行外汇管制来阻止D国到S国的资本流动,可以在贸易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保持它的外部平衡。如果D国不对资本转移加以限制,而是使用价格调整的方法来保持它的外部平衡,贸易条件发生不利于D国的变动是必然的。
米德指出,除了S国的名义收益高于D国的名义收益会导致资本从D国流向S国外,如果D国对资本或资本收益征收特别重的税,而S国没有这样做,那么D国的居民可能会将他们的财产转移到S国以避免D国的税收。即使D国所产生的实际收益高于在S国得到的实际收益时,这种流动仍然也会发生。当存在上述情况时,如果使用外汇管制的方法去限制资本的交易或流动,而又不影响经常性的支付,那么外汇管制的范围就要扩大到所有的对外支付,否则要想严格限制资本流动是不可能的。因此,外汇管制当局将面临区分资本支付和经常支付的困难。
以上是对米德冲突的理论分析。对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同样会面临“米德冲突”这样的两难选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中国加入WTO组织时的承诺,资本项目下将会逐渐实现可自由兑换,届时中央银行要维持外汇市场上汇率的稳定,就难以根据国内市场的要求实施调控政策。研究表明,1994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出现了三次明显冲突:1994年至1996年,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和较高的通货膨胀之间的冲突;1998年外汇储备增幅快速下降和物价持续下降之间的冲突;1998年至1999年,汇率稳定和本外币利差倒挂之间的冲突。例如当外汇储备增幅较快时,货币供给量本该相应增加,但由于国内经济又出现了通货膨胀,中央银行不可能继续扩大货币供给助长通货膨胀的压力,必须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结果造成内外市场上需要实行两种相反的货币政策,使中央银行陷入两难的境地。
(二)内外均衡冲突的形成机制
内外均衡冲突主要有三种形成机制。
1.外部经济冲击。包括实物冲击和金融冲击两大类
(1)实物冲击。由于某些因素造成商品市场的异常变化,导致国际商品贸易、贸易差额和贸易条件发生变化,从而对宏观经济运行形成冲击。传导的途径有:首先,与国际市场有着直接联系的对外经济部门因受到冲击而发生变化;其次,与国际市场没有直接联系的国内经济部门,因贸易部门受到冲击而发生变化;最后,对外经济部门和国内经济部门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均衡。在走向新的平衡的调整过程中,内外均衡之间可能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实物冲击的主要类型包括:国际贸易条件变化带来的贸易条件冲击;国外收入水平波动带来的收入冲击;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剧烈变化带来的供给冲击。
(2)金融冲击。金融市场的变化导致资产价格和资本流动发生变化,从而对有关国家的国际收支和国内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常常把经济波动从一国传递到另一国,其传递速度很快,影响范围更广。对内外均衡影响巨大的金融冲击主要有利率冲击、投机性资本流动冲击以及自我实现的金融危机预期冲击等。
2.经济体内部的自我调整力量
包括:
(1)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能够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本国生产能力及竞争能力的增强。技术进步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是经济增长率提高和产出水平增加,但同时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技术进步对国外经济部门的影响则是,通过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出口,从而产生本国国际收支顺差。于是就会形成米德式的内外均衡冲突。
(2)转轨过程中的结构性变动。市场取向的改革释放了过去被压制的物价上涨压力,这种因体制改革而产生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换来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与此同时,外资因看好国内的市场机会和经济增长的前景而大量流入,从而形成通货膨胀、国际收支顺差和本国汇率升值并存的局面,造成内外均衡的矛盾。
(3)自发性消费或投资的变动。如果经济处于内部均衡而经常项目存在逆差的状态,此时若自发性消费或投资减少,会造成总需求的减少,经济可能会走向衰退,这就要求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刺激经济恢复,而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会进一步造成经常项目收支的恶化,形成内外均衡的冲突。
(4)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如果经济处于内部均衡而经常项目处于顺差的状态,这说明消费者的偏好从国外产品转向了国内产品,于是国内产品的需求增加,进而引起总需求的膨胀,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此时要求政府采取紧缩性的财政金融政策进行调整。其结果只会进一步增加经常项目的顺差,这显然不是外部均衡目标所希望达到的目的,经济又将产生内外均衡的矛盾。
3.国际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一国的经济政策会对他国产生“溢出效应”和连锁的“反馈效应”。各国的经济政策均有其各自的特点,对不同的经济政策目标存在着不同的效应。一些政策工具主要在国内经济部门发挥作用,一些则主要在外部经济部门发挥作用,更有不少工具对两个部门同时发生方向相同或相反的作用。因此,保持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非常重要。如果政策之间出现不一致、不协调,就会产生内外均衡目标的冲突。除了“米德冲突”之外,“费尔德斯坦定理”也对政策协调失败有较好描述。费尔德斯坦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内外均衡影响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国内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需求,财政赤字通过国债发行来弥补,造成国内利率水平上升;高利率吸引国外资本流入,造成本国货币汇率升值;汇率升值抑制了本国产品出口,导致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国际收支逆差压制了国内需求,使得财政政策的努力失败。因此,“费尔德斯坦定理”强调只有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相互协调,才能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
二、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金融政策
的效能与作用区域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包括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两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闭经济条件下单纯运用对社会总需求进行调控的政策。为避免内外平衡之间的冲突,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在运用政策搭配以实现内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尔提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响。蒙代尔认为由于财政政策在协调国内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货币政策在协调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应当以财政政策调节内部均衡问题,以货币政策来调控外部均衡问题。斯旺以支出转换型政策与支出增减型政策搭配来讨论政府对内外均衡的政策协调。斯旺认为政府的支出增减政策可以明显影响国内支出水平,本国货币实际汇率的变化可以明显
地影响国际收支状况。因此政府应采用支出增减型政策来解决国内均衡问题,而外部均衡的任务则交给支出转换型的汇率政策。
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情况相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作用机制、政策效果等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迄今,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仍然是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该理论认为,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利用货币政策增加国民收入较为有效,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工具。从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部分国家试行短期的浮动汇率外,许多国家还是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我国是实行有管制的浮动汇率,一般而言,追求充分就业的国家最好还是重视利用财政政策。
但是,一个国家除了要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外,在稳定经济政策上,还要取得国际收支平衡。这就涉及到为了实现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时财政一货币政策如何进一步配合的问题。
所谓内部平衡是指国内的总有效需求正好等于充分就业下的总供给,所谓外部平衡是指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净流出等于贸易出超时的均衡状态。
假定国民收入水平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决定,也就是说,国民收入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函数。用g代表财政盈余的数量,用i代表利率,则:
y=y(g,i) (1)
在一般情况下,国民收入是财政盈余的减函数(aY/ag
如果用B代表国际收支余额;用E代表出口净额;用F代表资本外流,则
B=E-F=E(y)-F(i) (2)
一般来说,出口净额是国民收入的减函数(aE/aY
在图1中,E点是YY'曲线和BB'曲线的交点.表示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同时达到平衡。YY'曲线和BB’曲线把该图划分为四个区域,表明四种经济状况。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一国如果实现了内部平衡而存在外部不平衡时,表示实际经济情况在YY'曲线上。比如,日点就表示,在内部平衡的情况下,国际收支存在盈余。这时,政府首先应当采取能够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旨在引起资本外流以平衡国际收支,使H点向左移至H'点。在H'点上,外部平衡虽然达到了,但又有国内经济出现膨胀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采用提高财政盈余的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平衡。从上述简单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财政政策是解决内部失衡的有效工具,而货币政策则是对付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
在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与调整的大背景下,过去只侧重于解决内部平衡问题的中国宏观调控模式必然会受到外来的各种冲击,如经济条件的变化,国际间经济波动的传递,国际游资的投机性冲击等,从而产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币汇率的市场调节逐步完善,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必然造成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而升值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的出口部门的发展极其不利,同时出口波动还会影响到国内有效需求,可能进一步加剧目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状况。虽然顺差增加了国际储备的数量,并通过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放大而导致国内信贷量的扩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但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顺差必然恶化国内的经济状况,所以政府必须在顺差和汇率等方面进行适当的政策调节。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使得信息传输的数量、质量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背景下,居民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对信息的处理能力较过去大为增强。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趋于理性,必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产生影响,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因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反应而变得完全无效。为改变微观经济主体与政府之间的“动态不一致”状况,关键在于政府应建立和维护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信誉。政府承诺在政策制定方面遵循一定的规则,从而以其信誉的存在来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由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之间动态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弈转向动态一致的合作博弈。因此,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信誉方面受到了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改变的冲击,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模式加以选择。
第三,中国加入WTO组织以后,其的多边规则对中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约束。一方面,WTO组织对国际收支的调节存在着约束,一般不允许采取紧急限制进口等直接管制办法。随意提高关税以限制进口的措施受到约束,直接补贴原则上被禁止,在运用汇率和外汇管制等措施调节国际收支时,也必须要符合WTO组织的规则。另一方面,WTO组织规则对国内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环保以及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规范。因此在加入了WTO组织以后,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将受到WTO组织规则的直接或间接的约束,中国必须对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加以改变,以适应这些规则与约束的要求。
第四,在全球经济调整过程中,提高国际竞争力始终是各国努力的方向。发展中国家知识与技术的积累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式来实现的。遵循这种技术轨迹的国家的共同特征是,知识与技术的积累是渐进和缓慢的,国际竞争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术创新中经过漫长的积累而形成的。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知识存量迅速膨胀的今天,国际竞争已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而中国要构造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不能通过漫长的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而必须通过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实现,从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方式转向重视科技和教育的要素效率增长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此,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对全球经济调整中的宏观调控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的财政金融政策应该具有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
四、中国尚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 --微观基础与传导机制的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存在着如何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问题或争论,这种争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尽管每次大的争论都能够把人们对宏
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引向深入,但是每次争论的焦点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个焦点就是,如何将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宏观调控实践结合起来。
经济学是求真与致用之学。然而,西方现代主流经济理论除了在少数概念(如稀缺、供给、需求等)和分析工具(如边际分析、弹性分析、定量分析)上具有实用性外,在整体上是一种既不求真(即不能告诉我们经济中的现实情况是什么),也不求用(即不能告诉我们在经济生活中怎么去做),而只是求形式之美(即在以经济人为核心的一系列假定下证明市场经济可以达到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状态)的学问。为了保证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形式上的对称性,同时为了坚持市场经济理念的完美性和教育上的方便性,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试图将复杂而生动的社会经济现实通过一系列严格的假定,建立起在市场交换行为基础上的简单总量均衡关系。问题的关键是,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试图以这种简单总量均衡关系来替代其他各种经济关系对现实宏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和解释,并且试图给出政策处方。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主要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有关宏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观点,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倍受质疑和常常碰壁,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关系更加复杂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运用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时必须更加谨慎。尽管从学术入门来看,了解这种高度抽象的简单总量均衡关系及其模型十分必要,但是用基于这种关系的认识来直接指导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实践,则有可能使人误入歧途。
很长时间以来,在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人们一般都会采用IS-LM模型及其扩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然而,IS-LM-BP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假定基础之上的:需要有发达而完善的市场体系;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市场化;利率能充分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生产、消费、投资和储蓄等经济变量对利率反映较为灵敏,等等。如果前提假设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简单地利用该框架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虽然中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依然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经济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较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一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经济主体。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实际上,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有赖于政策传导机制的畅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但利率的有效传导须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并不能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利率传导机制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意义。
即使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经济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
市场体系的不完善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是通过信贷机制来进行的。斯蒂格利茨认为,信贷的可得性是影响货币政策效力的关键因素,“影响经济活动水平的是私人部门获得信贷的条件以及信贷数量,而不是货币数量本身。”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说,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与货币政策一样,中国财政政策也缺乏一定的微观基础和传导机制。1998年以后,面对国内通货紧缩的状况,中国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从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什么两样。
【关键词】 环境成本; 计量; 披露; 关联会计
引言
当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热议的焦点问题之一,环境系统作为由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共同组成的开放系统,其核心的环境成本具有极大的特殊性,环境成本的成因及属性均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成本或经济成本。为此,环境成本成为理论与实务界广泛关注与探讨的议题。目前,研究者对环境成本的概念界定及其计量方法和口径尚未统一,企业对环境社会责任成本的信息披露也并不充分。2006年,我国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在成本核算方面进一步完善了成本补偿制度,同时将企业担负的社会责任引入到会计系统中,上述相关规定将有利于更加科学、合理、全面地反映会计信息,并为环境成本的计量与信息披露指明发展方向。鉴于此,考虑到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信息的不同需求,以及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新模式的迫切需要,文章从关联视角入手,拓展成本计量和信息披露的概念范围、主体范围、内容范围、计量范围、方法范围、披露范围等,试图在一个更为宏观的层面上,进行环境成本的计量与环境信息的披露研究。
一、关联法与社会关联会计
环境成本确认、计量、披露标准及方法的变化需具有一定的方法论基础。本文选择的关联视角源于会计关联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关联会计理论体系。
所谓关联,是一种哲学的思维方法,其本质就是从事物的内在特征出发,基于客观规律及客观现实,建立不同事物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使不同事物关联于一个有机系统之内的思维和研究方法。在我国,以关联为主要研究方法,较为系统地探讨社会关联会计的学者是王晓东。将关联思想应用于会计领域即产生会计关联法,主要是指在会计研究的过程中,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普遍联系的原理,从会计事物的本质出发,建立不同会计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找到会计事物产生的根本因素及关键影响因素,进而通过理论设计、制度设计、方法设计等引导会计事物的发展方向,实现企业目标或社会目标。
在会计关联法下关联会计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关联视角下,以传统的财务会计为基础,环境会计、社会责任会计、人力资源会计、增值会计等新兴的会计领域都被纳入到社会关联会计的研究范畴,而社会关联会计模式下的成本核算,将是传统生产经营成本基础上的完全成本,是包含了环境成本、社会责任成本在内的全部外部性成本。将关联思想应用于环境成本问题研究,其核心是拓展传统环境成本会计确认和计量的企业主体边界,对环境成本的确认、计量、报告进行关联视角下的重新界定。
二、关联视角下的环境成本界定环境成本的已有定义
(一)国外会计机构对环境成本的定义
国外会计机构对环境成本的定义以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isar)、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cica)、日本环境省及荷兰国家统计局(cbs)等为代表。
其中,isar的定义较为系统和完整的阐述了环境成本包括的主要内容。首先,在isar1998年第15次会议上,isar通过了《环境成本和负债的会计与财务报告》(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for environmental cost and liabilities)立场公告。在立场公告中,isar提出:“环境成本是指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采取或被要求采取的措施的成本,以及因企业执行环境目标和要求而付出的其它成本。”这一定义从微观角度限定了企业环境成本的主要内容;其后,isar在《环境管理会计:政策与联系》中,进一步扩大了环境成本定义,将与环境破坏和环境保护有关的全部外部成本和内部成本纳入环境成本范畴。
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cica)将环境成本分为环境措施成本与环境损失成本。本质上来说,cica对环境成本的定义同样是微观的企业环境成本。cica将企业主动对环境进行保护而产生的成本定义为环境措施成本,即企业保护再生或不可再生资源而采取的行动成本或为减少、修复已造成的环境破坏而采取的行动成本;环境损失成本则是指企业因为环境问题而发生没有任何利益回报的净损失,比如,因违反环境法规或破坏环境而支付的罚款、赔偿金等。
日本环境省称环境成本为环境保全成本,主体界定仍然是企业,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将环境保全成本定义为企业为保全环境而付出的费用和投资。环境保全是企业为降低环境负荷而采取的一种环境保护活动,该成本定义类似于cica定义中的环境措施成本概念。此外,荷兰国家统计局(cbs)对环境成本的定义与日本环境省类似,同样将环境成本定义为环境保护成本,即“出于防止企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所发生的成本”。
国外会计机构对环境成本的定义一般基于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目的,因此,主体界定为企业,是一种微观的环境成本。与此同时,环境成本内容多以环境保护为主,是一种积极的环境成本定义。
(二)我国会计学界对环境成本的定义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对环境成本的界定以郭道扬、陈思维、朱学义等为代表,以上学者对环境污染控制成本以及污染本身造成的损失进行分类和计算,认为环境成本主要包括:资源消耗成本、环境支出成本、环境破坏成本、环境机会成本等。
近年来,有关学者对环境成本的定义有所拓展,但本质上仍然围绕企业微观的环境保护和维护成本展开,如黄蕙萍、成(2000)将环境成本分为三部分,一是正常的环境开发成本,二是环境净化和环境损害成本,三是环境的外部性成本,即因环境资源使用而对后代所造成的效益损失成本。惠尚文(2003)进一步将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损耗、保护、恢复所支付的成本费用,归纳分类为耗减成本、损失成本、恢复成本、再生成本、保护成本及替代成本。
我国学者对环境成本的定义较国外会计机构更为细化,但从本质上来看,我国及国外会计机构对环境成本定义的立足点都是企业,其界定都是针对微观环境成本而进行的。
论文 联盟
(三)关联视角下对环境成本的界定
基于不同的主体视角,环境成本的界定有所不同。上述概念的差异即体现了不同主体视角下的不同概念范围。综合来看,会计学界对环境成本的界定是立足于企业主体的微观环境成本,根据主体的计量目的不同,又可进一步区分为微观财务成本和微观经济成本。李明辉(2005)将企业的环境预防、维护和发展成本,环境的治理成本以及因遵循环境法规而导致的环境成本等纳入微观财务环境成本的确认范畴,从财务确认、计量的角度将企业承担的、影响企业财务成果、与环境相关的直接和间接支出定义为微观财务环境成本。而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环境造成的经济损失总和定义为微观经济环境成本,其实质是企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微观经济成本包括了企业活动可能对外部环境造成的全部货币性或非货币性损失,其中货币性损失可量化,通过一定的方法可以在会计核算系统中予以反映,而非货币性损失,如因企业污染而造成的周围居民寿命降低、水质下降等等则无法在会计核算系统中量化反映,因此,在目前的会计体系下,微观经济成本不计入企业产品成本或期间费用,因而对企业的财务成果没有影响。
由于当前能够进入会计核算体系的主要是微观财务成本,因此,环境成本的计量和披露范围在会计系统中被限制和缩小了。为了全面反映企业与其所在的社会系统之间的环境交互关系,首先要拓展环境成本研究的主体,即在关联视角下,重新界定环境成本。
关联视角下,企业的本质从社会契约转变为社会价值链中的一个节点,称为社会关联体。每一个社会关联体都存在于社会关联网络之中,通过不同的关系与其他社会关联体交互,同时负有向所有利益关系的关联体提供信息的义务。在关联视角下,企业本质的转变要求对成本的界定从整个物质世界循环的角度进行,即成本不仅要考虑人类劳动耗费的补偿,而且要充分考虑自然界各种物质资源的耗费、破坏的补偿及更新或复原的补偿,从而使自然界保持其原有的良好状态,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从这个角度出发,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应该反映人们为制造该产品所付出的全部代价,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生产经营成本,也包括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发生的社会成本。这种反映生产某产品或提供某种劳务人们所付出的全部代价的成本称为完全成本。因此在关联视角下,微观层面上研究的完全环境成本,是指包含了微观财务环境成本和微观经济环境成本的环境成本总和。
此外,当所有企业都成为社会价值链中的社会关联体时,由于负外部性而产生的微观经济环境成本在整个关联网络中可以被整合为社会视角下的净损失,即宏观环境成本。关联研究法允许将研究的主体范围拓展到关联体及其关联关系,于是,内含于整个关联网络之内的每一个社会关联体,可以作为环境成本的动因,与此同时关联体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成为环境成本的驱动因素,整合了关联体及其关系的关联网络作为主体,环境成本的范畴便从微观拓展到了宏观,在单一的微观财务环境成本计量的基础上,微观经济环境成本及宏观环境成本的计量和信息披露成为可能。
三、关联视角下的环境成本计量
(一)传统环境成本计量模式
会计学中使用的狭义成本计量是指运用一定的计量单位,选择被计量对象的合理属性,确定应予记录的各种经济事项或交易活动及其影响的数量,进行成本归集和分配的处理过程。成本计量模式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从时间维度上看,分为传统成本计量模式、现代成本计量模式和未来成本计量模式。
传统环境成本计量模式嫁接于会计账户系统之上,是以微观财务环境成本计量系统为核心,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封闭系统。其成本计量过程如图1所示。
由于传统的环境成本计量系统依赖于会计的账户系统,因此,在结构上存在先天的缺陷,无法很好地满足多目标、多层次、综合性的信息要求,对于信息使用者而言,面临着相关性消失的严峻挑战,因此,需要在拓展的环境成本主体基础上,建立和发展新的环境成本计量模式。
(二)关联视角下的环境成本计量模式
会计的关联法将环境成本的计量主体拓展到社会关联体及其关联关系,由此在关联视角下,环境成本的确认、计量需要建立新的计量目标、对象、系统以及相应的方法。
1.关联视角下环境成本的计量目标
环境成本的起因与产品成本不同,它以环境负荷的发生和消减为起因,而所谓环境负荷,概括地讲就是指社会关联系统中,社会关联体(包括个人与组织)对其系统内的环境所产生的负担影响,包括社会关联体直接利用环境资源所产生的负荷以及对环境造成损害所形成的负荷。因此,企业的环境成本就成为企业为减少环境负荷而付出的资源投入,这是传统环境成本进行计量的目的。与此相区别,关联视角下的环境成本计量以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帕累托最优为目标,为社会关联网络上的各个节点关联体(包括社会大众)提供利益相关的信息,为国家、企业、个人的战略、规划及发展决策提供有用信息。
2.关联视角下环境成本的计量对象
以关联为基础,环境成本对各个社会关联体的环境负荷进行计量;同时计算关联网络上由于外部性而造成的环境经济成本;最后,从整个社会的层面上计量整体的宏观环境成本。
3.关联视角下环境成本的计量系统及计量方法
多层次、多维度、复合结构、开放性是关联视角下环境成本计量系统的主要特征,操作中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建立环境成本计量系统。
(1)基础层:各社会关联体自身的环境成本计量
该层次的环境成本计量是实现环境成本关联计量的基础,是在吸收借鉴现有财务环境成本计量模式的基础上,突破会计账户框架,基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将成本计量与企业的战略层、管理层、作业层相结合,满足“不同目的,不同成本”要求,将服务于企业内部管理目的的环境成本纳入微观成本计量框架,建立多层次、复合结构的开放式成本计量系统,以此为不同关联体之间建立关联关系奠定基础。具体可以采用作业成本法、生命周期成本法、完全环境成本法等。
(2)网络层:关联体之间的环境经济成本计量
经济环境成本发生在关联体的关联网络之间,引起负的外部性从而使其关联网络中的其他关联体产生外部成本。外部成本,又称负外部性,是指由受益人之外的主体所承担的成本,即某种不良的环境后果由主体a引发,但相应的损失却由主体b来承担。这些不良的环境后果主要有:未得到补偿的健康影响、自然资源的折耗、当地生活质量的变化、噪音和美学的影响、长期废弃物的处理、残余气体和水的排放等等。当前理论研究中主要观点是将外部成本内部化,但在关联视角下,该外部成本可以单独计量,作为整个社会的净损失予以反映,可以采用直接市场法、替代市场法、意愿调查法等。
(3)宏观层:社会综合环境成本计量
全部关联体的有机整合成为宏观环境成本的计量主体,宏观层面上的社会环境成本不是微观社会关联体环境成本的简单累加,因为在网络层面外部环境成本的作用下,经济关系之外的价值体系被纳入宏观环境成本的计量范畴之内,即宏观环境成本还需考量承担的社会环境责任成本。在社会环境责任成本中,除因外部性而产生的社会成本(如处理废水、废渣、降低能源消耗、对社会环境治理、居民身心健康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外,还包括因对社会福利的贡献而付出的社会环境责任成本。对企业在全社会范围内付出的环境责任成本确认和计量的难度较大,当前较普遍采用的计量方法有:调查分析法、支付成本法、成本收益法、替代品评价法、社会公正成本法、影子价格法等。
关联视角下的环境成本综合计量系统如图2所示。
四、关联视角下的环境信息披露
与关联视角下的环境成本计量相对应,为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环境成本信息的披露也应在上述三个层面上分别进行,由国家统一规范,并将信息汇总为一份综合报告。
(一)定量披露
关联视角下的环境成本信息披露应首先包括定量信息,如微观环境成本费用、外部环境成本费用。环境成本报告可以采取环境成本与经济效益比较型模式(如日本富士通公司)或环境成本与环境负荷比较型模式(如日本理光公司)。
(二)定性披露
与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有关的信息可采取定性披露为主的方式,在定性披露部分,可直接采用文字表达法进行叙述性反映,即以非正规形式或用文字说明企业经营活动对社会环境的影响、承担了哪些环境社会责任等,或者以附注形式反映。
(三)综合披露
以关联整体作为报告主体,还需要披露宏观环境成本信息,定量计算绿色gdp等或定性分析整个社会的环境责任履行现状。
五、结论
成本动因的特殊性导致对环境成本的确认、计量与披露不同于一般的企业成本。当环境问题成为全球焦点问题之一时,对环境成本的量化必然突破单一的企业边界,需建立起多层次、多维度、综合性的开放计量系统。会计的关联法恰恰契合了这一需求。为此,本文从关联视角入手,深入探讨了与环境成本有关的要素及其影响关系,在关联视角下重新界定了环境成本的范畴、计量主体,构建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综合环境成本计量系统,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关联视角下,环境成本的计量主体为各关联体、关联体间关系及内涵了价值体系的整个关联网络;
第二,关联视角下构建的环境成本计量系统,其计量目标、计量对象、计量方法均有所变化和拓展,整个计量系统分为基础的微观环境成本计量层、多维交互的外部环境成本计量层以及整合的宏观环境成本计量层;
第三,与三层次的环境成本计量系统相对应,对环境信息可采用定量披露、定性披露以及综合披露等不同的方式。
【参考文献】
[1] 王晓东.企业社会关联会计问题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2] isar,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for environmental cost and liabilities[m],1998.
[3] 黄蕙萍,成.论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内在化问题[j].武汉工业大学学报,2000(6):97-100.
「关键词公共财政;宏观财政;微观财政;公共经济;公有经济
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以经济学为基础,并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财政学也正在经历重大的转型。在转型的过程中,新的事物不断产生,旧的事物继续存在,新旧事物混杂在一起,形成特殊的转型状态。当前财政学教材版本众多,内容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使教师和学生无所适从。在财政学教学中,对经济转型期财政学属性要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才能走出困境。
一、公共财政具有公共属性,但以私人财政为基础
社会经济部门可划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两大部门。私人部门包括个人、家庭和厂商,公共部门主要是指广义的政府。研究私人部门行为的是私人经济,或称私人财政。研究公共部门行为的是公共经济,或称公共财政。我国习惯上将私人财政称之为财务,而将公共财政称之为财政。因此,在我国,财政仅指公共财政或政府财政,不包括公司和家庭等私人财政。因此财政具有公共属性,而不具有私人属性。从辩证法角度看,公共性与私人性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公共”是“私人”的汇总,“公共”建立在“私人”的基础之上[1].
私人财政源于私人商品,公共财政源于公共商品。根据商品的特征不同,可将商品分为私人商品和公共商品,私人商品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而公共商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在私人商品市场上,供求均衡决定商品的最优数量,私人商品的供给曲线来源于所有生产者的边际成本曲线的横向加总,而市场需求曲线是所有消费者的单个需求曲线横向相加得到。与私人商品不同的是,公共商品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公共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是由所有消费者的需求曲线纵向加总得到的[2].
对于私人商品来说,效率要求每个人的边际替代率相同,且等于边际转换率。只要市场是竞争性的,且运行良好,就能保证这一条件成立。对于公共商品来说,边际替代率之和必须等于边际转换率。因为每个人必须消费相同数量的公共商品,效率要求每个人对所提供的最后一单位的总评价等于社会提供给它的增量成本。当私人商品在竞争市场中交换时,人们对私人商品的评价不会说谎。但是,人们对公共商品可能会隐瞒其真实偏好。这种让别人付钱,自己坐享其成的动机称为免费搭车者问题[3].公共商品的存在使得市场缺乏效率,同时公共商品的供给相对不足。因此,私人商品由私人部门提供更有效率,而公共商品由公共部门提供更有效率。
私人财政是私人部门为提供私人商品,满足私人需求,凭借私人权利,进行私人支出和私人收入的经济活动。与之相对应,公共财政是公共部门为提供公共商品,满足公共需求,凭借公共权力,进行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的经济活动[4].因此,公共财政具有公共属性,不具有私人属性,但公共财政以私人财政为基础,与私人财政对立统一。在财政学教学中,应注意比较公共财政与私人财政的区别与联系,才能使公共财政生动具体,脱离私人财政谈公共财政是抽象生硬的。
二、财政是宏观属性与微观属性的统一体
一谈到财政,有人认为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微观经济学集中研究构成经济的个体单位———厂商、家庭和个人———的行为,研究这些个体单位的行为是微观经济学的范畴。政府同样属于经济的个体单位,而非经济总体,因此专门研究政府的行为也是微观经济学的范畴。相反,宏观经济学研究经济作为一个总体的行为,特别是诸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平易这类总量指标的变化[5].
经济有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之分,财政也有宏观财政和微观财政之分[6].宏观财政研究政府行为对经济总量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对经济总量进行宏观调控,财政宏观调控的目标有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财政宏观调控的手段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公共预算,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实现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有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有进行需求管理的短期财政政策和进行供给管理的长期财政政策。
微观财政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行为。“经济人”假设: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所追求的经济目标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该假设不仅适合私人部门,同样也适合公共部门。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是带有不同的具体利益内容同时又抱有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的个人进行经济活动的一个舞台。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主要由两大市场组成:一是经济市场,二是政治市场。经济市场上的行为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企业(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能给他们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商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规和法律制度[7].政治市场主体包括选民、政治家和行政官员。
微观财政不仅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自身行为,还研究政府对私人部门的直接管制。政府管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及垄断与不正当竞争等问题。政府管制可以分为直接管制与间接管制,直接管制又可分为经济性管制与社会性管制。间接管制解决的是垄断与不正当竞争问题,社会性管制解决的是外部性问题,而经济性管制则是为了解决自然垄断与信息不对称问题。
因此,财政既具有宏观属性,又具有微观属性,财政是宏观属性与微观属性的统一体。财政既研究政府行为对经济总量的作用,也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自身行为,还研究政府对私人部门的直接管制。在财政学教学中,既要看到财政的宏观属性,又要看到财政的微观属性,宏观财政具有微观基础,离开微观财政来谈宏观财政是空中楼阁。
三、现代公共财政等价于公共经济,但有别于公有经济
公共财政的研究范围不局限于政府的收支,而是拓展到公共部门的经济行为。因此,公共财政学也称为公共经济学,或者称为公共部门经济学。现代意义的公共财政等价于公共经济。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是按商品特征划分的,而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是按所有形式划分的。
公有经济的典型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后改为国营企业,现在称国有企业。从规模上看,国有企业可分为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国有企业。我国实行“抓大放小”策略,采取多种方式放活中小国有企业。从类型上看,国有企业既有竞争性国有企业,也有垄断性国有企业。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国有企业亏损累累,我国实行“国退民进”战略,政府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垄断性国有企业有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我国垄断性国有企业主要是行政垄断,即采取行政手段,限制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进入,维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入WTO后,我国对外资的限制减少,但对民营企业的限制仍然较多,造成“一等国民是国企,二等国民是外企,三等国民是民企,四等国民是民众”的现状。相对于竞争而言,垄断不增加社会财富,只是将财富从消费者向垄断厂商的转移,相反,垄断减少一部分消费者剩余,损害社会福利。因此,应尽快制定反垄断法,尤其要反对行政垄断,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取消对民营企业的种种歧视和限制,大力发展民营企业。
一种公共商品的公共提供并不一定意味着也由公共部门生产,比如政府提供路灯照明,并不一定设立国有企业生产路灯。政府是否出资设立国有企业生产公共商品,取决于效率。如果市场更有效率,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生产公共商品则不可取。混合商品一般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但政府提供混合商品也不一定意味着也由公共部门生产,比如政府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并不一定要设立公立学校和医院,政府也可以直接补助学生和患者,由学生和患者自行选择学校和医院接受教育和医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