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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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征求意见范文第1篇
近10年来，在住宅使用权到期后如何续期的问题上，已经历四次反复
1999年生效的《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规定：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的使用期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虽申请续期未获批准的，由原土地登记机关注销土地登记。这意味着在当时，土地使用权的续期还是未定之数，既可能得续，也可能不得续。
2007年开始施行的《物权法》，其第149条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的续期，依照法律规定办理。”按照汉语语意的表达习惯，“自动续期”就包括了“无偿续期”的意思，否则“自动”一说就不能成立。以此推论，此条物权法已意味着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续期不但有了保证，而且可以无偿，体现了法律对私人住宅产权的高度尊重。
2008年夏天，国土资源部内部又起草了《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其中有“住宅用地70年使用权到期之后自动无偿续期”的内容，此明确表述无疑印证了上述推论之合理，表明了有关部门对原《土地管理法》与《物权法》之间矛盾有弥合之意。
然而，今年准备提交审议的《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却对之前的“自动续期”、“自动无偿续期”作出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动续期”的修改。这种删掉“无偿”、限制“自动”的“一去一加”刀笔，将“有偿续期”的暗示变得呼之欲出，相对于2007年的《物权法》无疑是一大退步，与民意更是一种违逆。
尽管国土资源部官员随即出面澄清：住宅使用权满70年是否有偿续期并无定论，《物权法》中也只是规定“自动续期”，征求意见稿中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动续期”并不代表“可能有偿续期”。但此“澄清”非但不能令人信服，而且也不能自圆其说；不但没有澄清问题，反而将水搅得更浑。住宅满70年是否有偿续期问题，按《物权法》规定的“自动续期”，本来是已有“定论”的。此时来说“并无定论”，当然不能服众。尤其不能自圆其说的是：既然你们自己都说“并无定论”，那就意味着既可能无偿也可能有偿，怎么还说“并不代表可能有偿”呢？
有关官员在公众和舆论面前的难堪，实是他们自己在制订和修改法律时的轻率造成的。
管理部门在立法上的反复，或许自有复杂的不便明说的考量。但不管是出于预留操作空间的“机智”，还是由于意识形态争论的摇摆不定，都体现了对法律的不尊重，体现了对待立法的机会主义态度。如果仅仅是为了一点行政管理上的方便，为了顺应一时的意识形态风向，法律就可以制订得含含糊糊，忽而向左，忽而向右，让人无所适从，最后一切还需要官员来随机解释，那么法律还有何尊严可言？又如何能得到尊重，如何被严格遵守、奉行？
从这里，人们似乎能够窥见中国这么多年来立法不断“进步”，法治却始终不前的病根所在。就立法速度而言中国已堪称世界第一：迄今为止，我国生效的法律共231部，其中225部都是这30年才制定的。可以说，中国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其他国家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立法任务。但是，其中没有漏洞、真正能够得到实行、起到规范作用的，有多少？能够获得全民尊重，不但能够约束民众，而且能约束官员的，又有多少？
意识形态征求意见范文第2篇
一、国外会计准则及其制定的相关理论
（一）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说
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说”是和“技术说”相对立的一种假说。传统的“技术说”把会计准则作为一种纯客观的技术性规范。开始系统研究会计准则经济后果的文献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拉巴波特（rappaport）指出：对规范公司必须报告什么和如何描述其经济活动的准则制定过程来说，需要以一个更宽的眼界，而不是传统的技术会计角度来重新认识，即会计准则的制定需要洞察会计在经济环境中的作用及会计决策对经济环境的影响[1]。“经济后果说”认为，财务报告将影响企业、政府、工会、投资者、债权人等的决策行为，受影响的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损害其他相关方面的利益。换言之，不同的准则将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到不同集团的利益，并诱导出各市场主体不同的经济行为。
（二）会计准则制定的博弈论——利益集团假说
会计准则是会计管制的结果。在无会计管制的条件下，一般认为，公司自愿生产的信息不能满足投资者的需要，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博弈可能会导致选择上的“囚徒困境”。因此，公司与投资者需要选择一个共同的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来根据双方的利益制定会计信息生产的准则。会计信息生产可以简化为公司、投资者与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三方博弈。围绕如何实现博弈中的利益均衡，就形成了有关会计准则制定的不同理论假说：公众利益假说和利益集团假说。在公众利益假说下，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行动方案已知，准则制定机构处于超然的地位，会计准则因循公众的利益而制定，目的在于修正市场的失效，实现公众利益的最大化。公众利益假说为政府参与和主导会计准则制定提供了理由。但是完全的公众利益假说是无法实现的最优理想状态。而利益集团假说成为西方在公众利益假说以外最为流行的会计准则制定理论。在利益集团假说下，会计准则的制定必须面对利益不同的团体，不同的利益集团会就准则的不同数量和类型进行游说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施加压力，最后出台的准则在最大化公众利益的基础上，还必须最大化利益相关各方的利益。准则的制定表现出博弈和利益协调的特征。
（三）政府寻租理论及其在会计管制中的表现
美国著名学者布坎南教授研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或政府失灵问题。他专门研究了寻租活动，即投票人尤其是其中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努力，如游说或行贿等，促使政府帮助自己建立垄断地位，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寻租的前提是政府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介入，政府权力的介入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和分配格局的扭曲，产生大量的社会成本。将政府寻租理论运用于会计管制研究的学者主要有泽弗（zeff）和瓦茨（watts）教授。泽弗在谈及政治过程中会计文献的功能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会计理论被援用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支持准则制定者或政治家预想观念的战术，而不是作为争论的真正仲裁人”[2]。瓦茨认为，政治家们具有创造危机信息然后用简单的立法行为来解决它的动力，而且政府官员们在起草和解释公司财务报告的管制规定时会考虑各种可供选择的管制规定在受责可能性上的影响。比如，作为比不作为造成的损失更明显，政客们往往会制定鼓励公司在财务报告中低估价值的会计准则[3]。瓦茨教授得出“公司财务报告是市场和政治过程的产物”的结论。
（四）会计准则的制度变迁
理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以诺斯（north）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家们分析了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制度变迁的逻辑过程以及解释经济史中结构与变迁的3个基本要素：产权、国家与意识形态[3]。诺斯以及后来的学者还增加了路径依赖、科技进步等解释变量。会计准则作为一种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在其产生之后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经济发展，适应需求的变化，会计准则同样面临着变迁与创新问题。会计准则的变迁区分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诱致性变迁是指现行会计准则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新会计准则安排的创造，是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强制性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而实现新会计准则。诱致性会计准则变迁作为一种自发性变迁过程，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外部性和“搭便车”。而强制性会计准则变迁面临着统治者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科学知识局限等问题困扰。
从上述理论和文献不难看出，政治因素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博弈过程具有重大影响。当政府官员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且权力过大缺乏节制时，会计信息的经济作用有可能会下降。下文将基于此进一步探讨和分析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模式。
二、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基本特点——政府导向
（一）我国会计准则制定历程和政府导向体制的形成
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变迁是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会计协调国际化的改革进程逐步开展的。从发展时期上看，大致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
（1）1983～1992年，这一阶段是会计制度局部改革和会计准则建设的启动阶段。1983年，财政部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部分消除了外商进入中国市场的商业语言障碍。1992年，财政部又推出了《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促进了国内企业的股份制试点和在香港上市h股、发行外资股。同时，这一阶段开始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开展了会计准则的基础研究，一些学者提出了在中国制定会计准则的意见和建议，会计准则的建设开始启动。
（2）1992～1997年，会计准则建设拉开序幕的阶段。1992年，财政部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随后又了13个行业会计制度。1993～1996年，政府组织有关专家起草了30多个具体会计准则的征求意见稿和草案。
（3）1997年至今，中国会计准则积极建设的阶段。由于证券市场的发展以及一些重大虚假报告和盈余操纵事件的发生，财政部有针对性地陆续审定和了一批具体会计准则。从1997年《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准则至2003年底，我国共制定和了16项具体准则。2001年，财政部根据现实发展和宏观管理需要组织修订了《现金流量表》等5项准则。同时，2000年底的《企业会计制度》也取代了原来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2005年，中国将兑现wto协议中的所有关于会计准则建设的承诺。
在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基本会计准则以借鉴英美模式为主，而具体会计准则转向借鉴国际会计准则。这与1990年前后的知识存量以及1992年以后国际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关[4]。谢德仁认为不论是1992年以前还是以后，中国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变迁具有供给主导型变迁以及政府干预的特征[5]。陈冬华、陈信元以世纪星源的非货币易为例，对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进行案例研究后发现，会计准则的制定不仅仅是会计层面的技术问题，还关乎利益协调的政治问题[6]。杜兴强指出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几乎不参与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7]。因此，综观20年的会计准则发展历程，我国形成了明显的由政府主导的会计准则制定机制。
（二）我国政府主导会计准则制定的成因
从世界各国来看，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一般存在3种模式：一是由政府职能部门直接制定，如法国、日本等；二是由民间负责制定，政府通常不直接干预，如英国和加拿大；第三种情况是美国，直接负责制定的是民间机构，但政府对其日常的运行及最终所制定的准则，拥有监督和管理权。
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是财政部会计司，是一个典型的政府机构。刘峰认为，造成我国由政府部门制定准则的潜在原因有三：（1）我国政府部门的职能较强；（2）弱小的会计职业界无法担当起民间制定准则的重任；（3）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守法的习惯和思维定势[8]。汤云为、薛云奎认为，政府主导是中国会计研究的主流，包括政府主导的会计学术团体、政府主导的会计学术期刊、政府主导的会计学术会议[9]。上述原因导致在中国现存的各会计团体中，只有财政部会计司具备制定会计准则的权力和影响力。黎文靖以制度经济学为分析工具，从制度供给、制度需求和制度环境三方面对中国会计准则目标进行研究，认为以政府为主导的目标体系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一种制度安排（黎文靖：《中国会计准则的政府目标分析及对准则制定的影响》[未刊稿]，2004年）。
从经济学原理来看，会计准则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对它的消费具有非排他性，必然导致人们的“搭便车”行为或机会主义。正是由于这些现象的存在，决定了人们不能用在市场上控制私人物品消费的办法去控制会计准则的消费。同时，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又使得人们难以通过私人方式达成协议。私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提供，这样可以利用政府的强制性克服因“搭便车”心理造成的公共物品的短缺。
（三）中国特色与国际化之争
在近年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事件是有关中国特色与国际化之争。2000年12月，财政部颁发了新的《企业会计制度》，该制度自2001年起在上市公司中执行。财政部会计司的主要负责人先后在各种媒体中发表文章宣传《企业会计制度》，并重点突出其中国特色问题。然而，对于《企业会计制度》的颁布，中国证监会却有不同的反应。2001年1月，证监会首席会计师表示，我国必须加快会计和信息披露准则国际化的速度。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提出要建立合理的会计准则制定机制。证监会主席及其他官员也在一些重要会议中提出类似的国际化观点。针对中国证监会有关国际化的批评，财政部会计司的官员强调我国现有的会计制度与准则已基本实现国际化。对于究竟什么是国际惯例以及是协调还是接轨，他们作了不同的解释。
2001年5月，证监会官员又提出三方面的建议来改进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其中一条就是会计准则制定的体制问题。并认为，要加快会计准则国际化步伐，应建立有关各方广泛参与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旋即，会计司的相关领导通过媒体强调，中国的会计准则属于国家的行政法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认会计原则”：“《会计法》规定‘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由国务院财政部门根据本法制定并公布’……《企业会计制度》由财政部门制定下发，而不是由某个事业单位或民间社会团体制定公布，这是符合中国的法律环境和法规体系的”。2001年6月底，中国证监会通知，要求所有上市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这场争论暂告一段落[10]。但是，矛盾依然存在，如何完善我国的政府导向型准则制定机制已经迫在眉睫。
三、我国变革中的会计准则制定模式——政府主导与程序民主相结合
（一）政府主导的会计准则制定模式的缺陷
不论是从我国的历史发展还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我国现行的由政府主导的会计准则制定和变迁模式是有其历史意义和存在价值的。然而，如何把握政府在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进程中的作用度，避免因政治家追逐自身利益而损害会计准则的经济作用，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就目前情况看，我国政府主导的会计准则制定模式存在一些缺陷。
刘峰认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进程中存在几个不足：（1）究竟我国制定会计准则的直接动因是什么？这一问题至今仍无法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人们对会计准则问题的讨论与认识，如同“盲人摸象”，几乎很难避免片面、武断之处。缺乏明确具体的目标，对于准则制定预留了矛盾空间。（2）与美国准则制定过程相比，公开性不足。（3）游说不足[10]。。雷光勇等研究了会计管制与会计寻租的关系，认为会计管制不一定导致会计寻租，会计寻租一旦存在就会以其惯性促使会计管制及会计设租现象的持续存在，因而会计寻租在一定条件下只能被适度控制而不可能彻底消除，而会计寻租的存在会导致社会经济资源租值的耗散，从而引起社会福利的损失。我国经济的转型特征及会计规则的“双轨运行”，使得我国现在乃至将来都存在会计寻租现象，且将随我国政治经济民主化进程的加快而日益普遍[11]。何存花、姚晓民对比了中西方会计准则制定的政治化程序后认为，中国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政治化色彩过浓，会计准则制定的目的更多地是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服务和满足宏观决策的需要[12]。
（二）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程序民主的必要性
政府监管源于会计准则“外部性”而引致的市场失灵。实践证明，对于某些市场缺陷，政府确实能够有效地弥补，而对另一些缺陷，政府却无能为力，如果勉强修补，则会造成政府失灵。政府失灵的后果比市场失灵的后果更为严重。政府监管应当严格限制在会计市场失灵而且政府监管能够有效弥补的领域，强调市场优先、个人自治优先、自律机制优先等原则，政府监管行为要遵循成本效益原则。
在信息收集成本不为零和理性经济人假设仍存在的今天，重新思考中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和执行，显得有其必要。制定者的权威与准则本身的权威是两回事。制定准则者的权威性不应该成为准则本身权威性的必要条件。哈耶克坚定地认为，有关社会经济的决策，必须由那些熟悉具体情况及其变化的人做出。期望将关于社会经济变化的信息传递给某个机构（如中央机构），然后由其做出决策，是无效率的。美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演变也说明，由熟悉会计实务、具有人才优势和专业优势的会计职业界，遵循充分合理程序（due process）制定会计准则，而政府作为准则制定和的最终审核机关，这一做法比较符合市场经济下法治国家的民主、制衡与效率原则，有利于将会计准则的经济作用和政治利益较好地融合。
随着具体会计准则所涉及问题的逐步细化，以及企业界对会计准则认识过程的不断深化，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受到各界游说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强。与此同时，我国法律法规制定程序的公开性、透明度都在提高，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未来会计准则制定过程将会更加复杂。因此，及时引入新的会计准则制定主体，改善会计准则制定的民主程序，及时研究和制定适应我国要求的财务会计概念结构，对于我国未来会计准则的制定、特别是有效抵御未来准则制定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压力，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可见，在未来的一段较长时期内，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模式应是以政府主导和程序民主相结合为典型特征。
（三）政府导向与程序民主的关系协调
在我国，会计准则的性质一直被界定为行政法规。因此，我们可以从立法的程序民主角度对现行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做出分析。法律一旦，将对全社会具有最高约束力。因此，立法程序应该彰显民主的理念。科恩（cohen）认为，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可衡量民主的程度；民主要有两个前提：一是要有共同关心的社会，二是其成员要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基本能力；选举代表是公民参与管理的最具体的体现[13]。民主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内容。民主具有3种形态：民主的事实形态、民主的国家形态和民主的观念形态。民主的事实形态是指整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获得了实际参政的机会和权利自由，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法规政策的形成和执行。民主的国家形态是指由普选产生的最高权力机关通过制定宪法和法律，将民主的事实法制化，从而使民主成为一种由国家强制力保障的国家秩序。民主的观念形态是指民主的意识、观点、学说、价值取向和心理等的总和。
为实现立法程序民主，要重视和加强程序立法建设，保障民众的参与权利、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同时要重视和规范民众参与的渠道或形式。仅有参与的权利，而没有现实的参与渠道或形式，立法民主只能是一句空话；仅有参与渠道或形式，而没有明确参与的权利，就不可能形成规范的立法民主。参与是民主程序价值的体现与保障，当公共权力的决断将实质性地影响被决策者的权利与义务时，即使这种影响的理由是正当的，它也必须展现在当事人面前，必须在决策的过程中经受来自当事人的挑战，必须允许当事人陈述其挑战的理由，否则这样的决断程序是不民主的和不公正的。《立法法》对于立法的原则、权限、程序、解释程序以及法律监督程序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对于实现我国立法的程序民主具有重要意义。
民主并非万能。科恩认为民主应有地理条件、法制条件、心理条件、知识条件以及防卫条件，民主并非绝对合理，或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合理[13]。潘维批判了目前弥漫于世人之间的民主迷信，认为中国充满困境，不相信民主能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困难，并且认为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适宜建立的不是虚妄的民主，而是法制导向、由六大支柱构成的所谓“咨询型法治”[14]。除了上述方面，民主也有相应的文化条件等众多制约内容。因此，结合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情况来看，程序民主是渐进的、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程序民主必须与政府主导相结合，才能满足我国会计改革的现实需要。
政府主导与程序民主并非矛盾，两者既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政府主导保证了准则的权威性，降低了社会的执行成本；程序民主保证了准则的公平性和效率性，也缓解了社会矛盾，同样便于准则的执行。政府主导重在政府根据社会管理需要对市场中的准则需求予以发现、引导和规范，同时建立法制环境和配套措施保证满足市场对于有效准则的需求和执行。程序民主重在凸显社会参与的理念，旨在建立一套良好的机制从技术上保证准则制定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当然，政府主导与程序民主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有时政府可能管得太多，导致官僚作风；有时民众权利过大，政府被虚置，造成准则无效和社会失序。可见，正确处理和协调政府主导与程序民主的关系有赖于从制度上明确政府与民众的权责，从制度上保证民众的技术参与和政府的权威核准以及监管。另外，国有企业应该明确为民众的一员，而不能因其具有特殊的投资者而向准则制定施压，否则将降低准则在公平与效率方面的质量。
四、问题与建议
我国早期的会计准则制定模式被普遍认为公开性和透明度不够，一直在酝酿改革。财政部于2003年完成了会计准则委员会的重大改组，并建立新的工作机制。新的会计准则委员会下设多个专业委员会以及由160名专业人员组成的会计准则咨询专家组。新的准则制定过程分为立项、起草、公开征求意见和4个阶段。在立项阶段，由会计司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提出会计准则立项意见，根据委员会和有关方面的建议，对准则立项意见做出修改调整，按规定程序报财政部领导批准后正式立项。在起草阶段，由会计司组成项目起草组，将成员及有关情况通报委员会，并根据所承担的项目，及时提出工作计划和时间表，在调研的基础上，起草完成讨论稿，由会计司提交委员会征求意见，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稿。在公开征求意见阶段，会计司向各地财政厅（局）和国务院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印发征求意见稿、在网站和其他主要媒体上公布、召开座谈会、研讨会等形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项目起草组对公开征求的意见进行汇总，并根据反馈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形成草案，由会计司再次提交委员会征求意见。在阶段，项目起草组根据委员会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修改，形成送审稿，会计司按规定程序报送财政部领导审定后，由财政部并组织实施。
然而，新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在强调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咨询作用的同时，本质上更加明确和加强了政府的主导作用。行政法治决策民主化是时展的趋势。今后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方面的改革重点应放在如何实现准则制定程序的事实民主。结合立法程序民主的有关原理和我国的实际，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仍然有待完善，具体内容包括：
（1）现在的会计准则委员会成员中以来自政府部门的专家为主，有必要适当增加来自企业会计实务界的成员比例；
（2）总体上看，财政部公布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还不够详细具体，规范性不足而主观随意性较大；
（3）扩大征询意见的范围和次数，直接及时地在财政部的网站上公布征求意见稿，延长准则的制定周期；
（4）使意见的征询方式（包括书面与口头）和回收方法制度化、具体化，及时充分地公开意见的征询、讨论以及汇总调整情况；
（5）将政府的主要职能从对会计准则的参与制定和审批逐步转变为核准和监督，并与此相适应改组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组织结构；
（6）鼓励建立独立的民间机构行使对准则执行的监督和评价职能，从而与政府监督一道共同构造我国完善的准则监督体系等。
在信息收集成本不为零和理性经济人假设仍存在的今天，重新思考中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和执行，显得有其必要。制定者的权威与准则本身的权威是两回事。制定准则者的权威性不应该成为准则本身权威性的必要条件。哈耶克坚定地认为，有关社会经济的决策，必须由那些熟悉具体情况及其变化的人做出。期望将关于社会经济变化的信息传递给某个机构（如中央机构），然后由其做出决策，是无效率的。美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演变也说明，由熟悉会计实务、具有人才优势和专业优势的会计职业界，遵循充分合理程序（due process）制定会计准则，而政府作为准则制定和的最终审核机关，这一做法比较符合市场经济下法治国家的民主、制衡与效率原则，有利于将会计准则的经济作用和政治利益较好地融合。
随着具体会计准则所涉及问题的逐步细化，以及企业界对会计准则认识过程的不断深化，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受到各界游说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强。与此同时，我国法律法规制定程序的公开性、透明度都在提高，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未来会计准则制定过程将会更加复杂。因此，及时引入新的会计准则制定主体，改善会计准则制定的民主程序，及时研究和制定适应我国要求的财务会计概念结构，对于我国未来会计准则的制定、特别是有效抵御未来准则制定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压力，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可见，在未来的一段较长时期内，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模式应是以政府主导和程序民主相结合为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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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征求意见范文第3篇
廉政文化在宏观的政治学领域中，可以被理解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与法治、公平、监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从大学校园中的廉政文化的微观角度来看，廉政文化在师生的教育环境与教育议程中，应该被界定为“廉洁修身”更为科学，更为可行。过于专业的政治话语体系的说教，距离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较为久远，形成不了真正的影响与震撼，同时，也容易导致学生兴趣缺乏，心理抵触，因此廉政文化需要与校园文化、与课堂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以春风化雨的形式，实施“以文化人”、润物无声的滋养与涵化。正如儒家经典培育出众多的廉臣志士，才会有流传后世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会有刚正不阿的包拯，两袖清风的海瑞。在以经典对青年学生进行教育的理念上，中西方的教育理念殊途同归。中国传统教育中蒙学部分，就包含《千字文》、《三字经》、《弟子规》、《增广贤文》等通俗易懂的文字，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传说，在对幼童识字教育的过程中，传达了一种积极的价值观。如《声韵启蒙》中就有“兴对废，附对攀，露草对霜菅，歌廉对借寇，习孔对希颜。”其中的“歌廉”是指汉代著名的官吏廉范，他曾任蜀郡太守，引导百姓耕作务农，周济穷困，深受百姓爱戴，百姓编成歌说：“廉叔度，来何墓？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绔。”而其中的“借寇”则是指汉朝官吏寇恂，所在任所，清正廉洁，政绩显赫，深为百姓爱戴。光武帝所经之处，百姓们纷纷遮道请求，说：“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这是中国蒙学教育中以经典故事传播的方式，来实现儒家文化价值的传承。不仅传播经典历史故事，而且对于经典著作和经典文章，中国传统教育过程中，也会将这些作为主要的教育内容，为士子的成长提供丰富的养分，从修身养性，到道德规范，到社会规范，严谨地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安邦平天下的价值体系。龙应台在回忆她父亲对他们的传统教育中，要求他们背诵李密的《陈情表》和诸葛亮的《出师表》，“长大到有一天我们发现，背诵《陈情表》，他其实是在教我们对人心存仁爱；背诵《出师表》，他其实是在教我们对社会心存责任”。美国大学中的“通识教育”理念，以“人文经典”为主要内容，意在奠定美国的文化基础，造就实现文化认同的“大熔炉”，使所有学生都能分享共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建立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桥梁。“在‘人文经典’方面，则从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读到近代的牛顿、马克思。‘当代文明’侧重西方文明的历史变革，‘人文经典’则重在研读经典著作的永恒价值。变革与永恒融合为学，‘经’与‘史’相互渗透；史侧重于文明的兴衰浮沉，而经则重在汲取‘传统形成的智慧’。面向美国精英的通识教育，是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建设和传播机制——无论各大学表面差异有多大，但其通识教育课程均以西方文明经典阅读为核心，这一原则不可动摇。一代又一代美国精英因此培育出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这种人文经典的教育思想，中西方的汇流，说明了在教育过程中，修身教育与价值教育决定了教育的基础与导向，中国要培养浩然正气的君子，西方则是强调担当优雅的绅士。因此，廉政文化进校园要与大学生的修身教育紧密结合，通过人文经典的传授实现正确价值观的树立。
二、廉政文化建设与学生管理相结合
廉政文化建设，是大学生进入社会的必修课之一，但在大学校园中，除了修身立德教育可以让学生们意识到廉洁的重要性以外，廉政行为往往无从说起。这就需要扩展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识，廉政文化对于公民来说，最主要的是公民的主体意识与参与意识，因此，大学生的廉政教育就应该突出学生的主体意识与参与意识。比如大学入学教育中，应该突出行为规范教育与校规校纪教育，让学生意识到在学校运行过程中，自己就是学校的主体成员，需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清晰自己的责任与义务。比如，学生会的选举与换届，要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自主制定相关规则，并按照制定的规则严格履行相关程序，充分发挥他们的参与积极性与监督积极性。通过学生会自主管理，培育大学生的组织意识与协调管理能力。同时，学校的重大事件，应该鼓励学生参与进来，并发挥其重要的议事作用，小到宿舍的管理，大到学校的建设。如北京大学校方商议建设“燕京学堂”，以吸引外来留学生，由于地理位置选择在北大校园人文荟萃的地方，在校方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广大师生代表明确提出了反对，校方于是更改了该项目的实施，维护了北大校园的人文与历史环境。可见，大学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学生的主体意识与参与能力的培养，廉政文化建设需与学生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减少灌输式的教育，增加主体参与式的教育。
三、廉政文化建设与校园环境建设相结合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环境对青年大学生的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在高校中，也一直强调“环境育人”。这也是英美大学十分重视校园规划与景观设计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与环境相互映衬的人文故事，会对学生产生一种正能量的引导与示范作用。大学校园的建设不仅要美化，绿树丛生，适合读书思考，比如北大的未名湖与博雅塔，清华大学的荷塘月色，广西民族大学的相思湖，都在青年学子的成长过程中幻化为一种文化印记，还要具备浓郁的人文气息。四川大学新校区的设计过程中，就把四川大学的校史与发展历程融入到雕塑之中，让大学生们意识到一种厚重感与穿越感，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求学求知成长成才，成为一种历史使命感。因此，廉政文化建设需要与校园环境建设相结合。对于四川的高校来说，诸葛亮就是极为典范的廉政文化符号，他既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文学家，对四川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奠定了关键性的历史作用。陈寿在《三国志》中写道，“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这说明，诸葛亮在履行依法治国，公平公正的过程中，是从自己做起的，主动公开自己的私人财产，到了他逝世，正如他所说的财产情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果能够将诸葛亮的雕像与事迹置入校园的环境建设中，师生们不仅能够了解到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草船借箭，还能更深层次地认识到诸葛亮的廉洁公正，坦荡无私。
四、结语
意识形态征求意见范文第4篇
建钢却刚刚进入轨道，除了拍戏，还有很多毫无诗情的事情要他从头做起。
1977年一个冬夜，在新疆当兵的阎建钢偷偷离开连队，跑到附近一个叫狗熊沟的地方拿着木棒蹲在石头上等。这个孩子有点傻英雄主义，18岁刚立功就因为顶撞首长受处分下放连队，心里过不去，他非想等出一只狗熊来，好跟它搏斗。这是阎建钢的“尼采”时代。
30年之后，“阎导”的会客室布置得像茶楼，墙上的徽州砖雕精确地镶嵌成大鼎形状。“除了文艺界，我还有很多其他行业的朋友。”2007年3月6日，阎建钢很“大腕”地在自己面前划拉了一下：“你看看，我的办公室也像个茶楼。”
爱跟自己较劲的拧巴导演
演员高明形容阎建钢“有傲骨”，刘威评价他“聪明、平易”，而张丰毅则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人。阎建钢自己开玩笑说，“我站着是最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躺下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无赖。”
“《秦始皇》的剧本他弄了2年多，特别挑剔”，刘威在这个戏中扮演丞相李斯，他形容阎建钢是个爱跟自己较劲的“愤青”。有一场戏是秦始皇死后赵高篡改了诏书，刘威只有四个字“你怎么敢”，拍完之后阎建钢踢了刘威一脚说，“极其好”。“这么多年他从不说我好”，刘威形容《秦始皇》是一个睡了6年的植物人，“我们一直在回味这6年在干什么、想什么。”
事实上，在阎建钢的导演生涯里，挫折是他必须时常面对的关键词，用刘威的话说，“阎建钢运气有点背”。因为他眼界高，总想做得最好，“我读书时就想好了，以后一定要做导演，到现在我也没当过副导演。”
阎建钢的一次挫折是1999年拍《东周列国战国篇》，他坚持不上字幕不戏说，声称就是给几十个专家看的，结果收视惨败。“我觉得当时的那些片断现在看起来也挺有华彩啊，但是观众不接受。”
等到了《尘埃落定》，阎建钢的导演功力发挥得相当出色，但又因为只在地方台首播，片子没能火起来。刘威认为那个片子其实很成功，后来他再到阿坝去，当地人都微微鞠躬叫他土司老爷――“他太不会炒作了，当年一个‘刘威宋佳被困大雪中’的蹩脚新闻都给我招来了好多慰问电话。”
不过阎建钢没有被打倒：“我不能左右观众，但我可以左右自己啊。”2000年，阎建钢拿到了100万投资，“我的第一目标是收视率，没有收视率我就没本事。”2001年，《秦始皇》通过审查，播出却没有了下文。6年后，《秦始皇》在2007年大年三十静悄悄播出，随后在浙江经视重播收视率也排在第一。
爱跟演员较劲的疯狂导演
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阎建钢是“年轻军旅诗人”。“痛苦是黑夜／黑到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阎建钢再背起自己的诗有点不好意思，“那时候只要受点挫折就觉得遇到人生的大坎儿了，挺痛苦的。”
阎建钢不怎么乱发脾气，但跟他合作过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霸气和控制力。阎建钢为《秦始皇》设计的演员阵容，6年后仍然立得住，“张丰毅、刘威、赵亮、宋春丽、宋佳、范冰冰、张静初，观众群都不一样，绝对吸引。”
张丰毅认为《秦始皇》是自己发挥在个人水平线以上的标志性作品，“以前我也拍过一些失败的作品，但《秦始皇》之后我就很少接古装戏了，直到4年后才拍了《清宫风云》。”
高明每到其他组都会想念阎建钢，“他的本子我从来不挑，在他麾下拍戏就是享受。”2006年7月，阎建钢带着剧组到安徽黄山拍《大祠堂》，那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高明“偷懒”，在合同里写明立秋之后才进组拍戏一“我坐在空调房里打电话慰问他们，潘红老师气得骂我，高明为什么还不来?”他乐不可支地数落阎建钢：“这个人拍戏从来不讲条件，每回都住差的地方。”
阎建钢经常逼急了自己动手写剧本。张丰毅很不欣赏这样的流程，“就是因为他能改，所以逼着他开工。”《秦始皇》也是这样，拍了5个月，后10集的本子不过关，张丰毅就跟阎建钢说：“这么拍下去很糟糕。”阎建钢也觉得是，全组停拍2个月，亲手把剧本改了才又开拍。
爱跟市场较劲的商人导演
1989年，阎建钢得到一个到埃及当交换学者的机会，谁知道一年的培训课刚上完，“出埃及记”变成了“到深圳去”。第二年回到北京，阎建钢就办了“今日广告”，刘威佩服他生意做得好，“亚运村房子那么贵，他买了2套。”
其后，阎建钢一直是中戏电视剧制作中心的负责人。2007年6月，院校的营利机构将被推向市场，阎建钢自己的影视制作公司也开始了运作。以前很多依靠体制能解决的事，现在都要自己动手――“我从来不抱怨政策，这个空间足够了，要抱怨只能抱怨自己本事不够。”
阎建钢对电视剧产业环境充满焦虑，“这个市场的终端都是垄断性电视台，假如有个垄断价格，制作方是无能为力的。”再加上不少小公司都在抢这个市场，很可能为了一集3、5万块钱就开拍了。他因此不得不在意供需关系，“我们都是先去重要的电视台征求意见，然后再确定拍什么、怎么拍，这样才会有比较大的胜算。”
古装戏拿到哪里都好卖，“但是今年开始古装戏限播了”；战争题材总有人爱看，“但是在中国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不好拿捏这个度”，这让他觉得像是在刀背上行走。
意识形态征求意见范文第5篇
关键词:职校;师生冲突;原因;对策
师生冲突是指在现实的学校教育教学情境中,由于价值观、目标、地位、资源多寡等方面的差异,师生之间为了维护各自利益而采取公开或隐蔽的力图阻止对方达到目标的互动。长期以来,各级各类学校都存在师生冲突,但以职校为甚。在职校,学生对教师“不敬”的事时有发生,包括当面顶撞老师、背后谩骂老师,严重者甚至与老师动手。“学生难管”几乎成了职校教师的口头禅。师生冲突,特别是对抗性的冲突容易导致师生关系恶化,影响正常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甚至影响学校的声誉以及社会的安定。
一、师生冲突的类型分析
对于师生冲突的类型,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划分。从教师角度去分析,主要有以下一些教师的过错引起的冲突。
1.教师的教育方法简单粗暴,动辄训斥学生;2.教师的个人情绪不佳,把自己工作、生活中的烦恼和不满发泄到学生身上;3.教师有个人偏见,处理问题有失公允;4.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出现差错,但强词夺理,顾及自身面子,拒不认错。
从我校师生冲突情况分析,以教师的处理问题不公平和教师的污辱性言词批评学生引起的师生冲突最多。职校阶段的学生无论在心智或认知方面都开始逐渐成长,他们开始要求独立自主,要求师生关系平等、互惠和合作。学生渴望得到教师的尊重,渴望教师能一视同仁。从冲突的强度看,以思想品德和学习成绩都有比较严重缺点的后进生与教师发生的冲突最为激烈。这些学生,往往自我约束力差,在初中甚至在小学就是学业上的失败者,受到的批评较多:父母的训斥、怒骂,同学的讽刺、挖苦,加上某些教师的另眼相看,使他们感觉低人一等,进而自暴自弃。因此,他们往往自卑感强,没有很高的学习兴趣,违纪事件也常有发生。而教师,又习惯给他们贴标签,以致容易犯下可以容忍和袒护好的学生,而抓住“后进生”的问题却丝毫不放松的错误。久而久之,在“后进生”和教师之间便会埋下仇恨的种子,“后进生”的自信心受到打击,从而产生“破罐子破摔”心理状态。在平常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这种不良的心理状态就会直接外显于学生的不良行为,从而导致师生冲突的发生与激化。
二、师生冲突的原因分析
(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角色定位存在偏差
1.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扮演控制者的角色。“我已经做出的决定你们必须执行”。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往往凭借其在学校中的地位行使自己的控制权。通过规训和命令等手段维持着这一权威,使学生处于被支配地位,要求学生无条件服从。在教师的观念中自己比学生高,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因而强调学生对教师的遵从。“我说的你必须听”,作为教师认为自己在学生面前必须做到“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然而,人无完人,如果教师批评错了怎么办?会不会道歉?大部分教师也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全对,肯定会有批评错的地方,但是在学生面前,一般都不会认错。因为教师担心在学生面前认错,自己在学生面前就没有威信了,这样就会遭遇更多学生的反抗。
2.教师采用专制的领导方式。在学校,当学生违反纪律时,教师往往采取命令、警告、威胁、训诫、责备、讽刺甚至体罚等措施,这类措施虽然能够有效地控制课堂秩序,但具有逼迫学生就范的色彩。这种专制式的课堂控制方式容易导致学生出现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引发学生与教师的对抗。
(二)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权威消减
1.传统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型促使教师教化权威的淡化。在传统教育中,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并逐渐形成习俗,渗透到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形成强大的教师权威。然而,我国目前正处在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过渡之中,国民的文化基础发生了质的变化。而最为关键的是,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这意味着我国将由传统的礼俗社会向现代化的法理社会转变。在法理社会中,法律规则为人们设定好了行为的方式,它塑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和作为生活世界一部分的我们的过程,将每个人某种程度上的思想感情以及行为进行了标准化、规则化。在这种状况下,原本教师的教化权力受到法律规则的挑战,教师的权威毫无疑问受到质疑,教师的行为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
2.知识信息化挑战着教师的知识权威。本世纪以来,我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浪潮般的信息已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此时作为上一代的教师凭借原有知识已很难适应,甚至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而年轻一代有着极强的学习能力,凭借他们所特有的自信和果断,不断开拓自己的新视野,老一代要向年轻一代学习的年代已经到来。学生通过大众传媒可以越来越多地获取到教师本人尚未占有的知识。教师很多方面的知识,往往不是先学于学生,而是同学于学生,乃至后学于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师生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教师的知识权威地位正在丧失。
(三)教师所推祟的价值观念学生不再认同
1.教师的“社会本位”观念和学生的“个人本位”思想的冲突。随着社会的转型,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个体的合理利益和需求获得了应有的地位,个体的自主意识和主体精神得到了应有的弘扬。今天的职校生已经意识到自我价值观念的存在意义,表现为自主意识增强,追求独立人格,注重自我感受,崇尚个人生活。有专家调查表明,在有关自己问题的决策上,只有极少数职校生(1.5%)希望由“父母做主”,大多数职校生(70.4%)希望在“向父母征求意见后自己做主”;在处理自己的问题时,如果与父母意见不一致,只有极少数的职校生(4.8%)会“直接听从父母的意见”;在选择人生道路上,多数职校生(87.4%)要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主安排”。
2.教师“一元”价值观受到学生“多元”价值观的挑战。改革开放以前,在当时高度整合的社会体系中,意识形态高度集中,学校教师的要求就是学生的追求,教师推崇与提倡的,就是学生所追求的。而今天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中,不同的主体在经济利益、理想信念、政治选择和目标追求方面都有所不同,组成了多元化的社会格局,引起人们价值观念和价值评判标准的多元化。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现象和复杂的社会舆论及家庭中家长的价值观念同时对学生产生影响,他们在多种价值导向和自身追求中选择不同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念与学校教师要求的价值观念有些是一致的,有些却不一致,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取向。当教师要求学生放弃自身的价值取向而遵循教师的价值观念时,如果学生对教师教导的价值观念不认可、不顺从,师生冲突就容易发生。
三、教师化解师生冲突的策略
(一)教师应成为学生学习和生活的指导者
师生冲突的发生与社会转型对教师的角色期望发生改变有很大关系。在当今日益民主的社会环境下,教师必须改变自己在学生面前的控制者的形象,而应成为学生学习和生活的指导者。也就是说教师既要维持学校的秩序,又要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教师首先是社会的人,为社会负责,正如杜威所说,“他是社会的公仆,专门从事于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而谋求正确的社会生长。”其次,教师的工作应是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学生的发展和成长是学校教育的理想和目的,是教师工作的出发点。在学校教育活动中,教师是应指导者,要组织活动并创造条件保证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他也是一位学习者,在与学生的合作和参与学生的生活中学习。
(二)教师要采用尊重、理解的师生交往方式
1.尊重学生。尊重学生,最主要的是尊重学生的人格。学生最不能容忍那些损害他们自尊心的教师。对学生进行讽刺、挖苦、冷漠、体罚或变相体罚等只会伤及学生尊严和不利学生个性发展,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和对抗情绪,造成师生关系紧张。尊重学生要求教师关注学生的需要。学生的需要只有在得到教师的认可时才能成为其发展的动力。学生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教师肯定并接纳学生合理的需要,甚至在学生合理需要满足的过程中提供一些帮助,才能使学生产生一种充分被重视感和被尊重感,并因而产生一种被接纳感和安全感。尊重学生要求教师给予学生积极的期望。心理学家哈里斯等人研究发现,如果教师对学生抱有积极态度或较高期望,其与学生相处时的心理气氛也较融洽和谐。受到教师积极期望的学生,认为教师对自己是积极接纳并认可的,会对自己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从而促进其积极自我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这些学生会更加自尊、自信、自爱。
2.理解学生。理解是人进入社会生活中进行社会往的基础。理解的前提是了解,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讲的“尽可能深入地了解每个孩子的精神世界――这是教师和校长的首条金科玉律”。人们由需要而产生动机,由动机而产生行动,从行动的结果中得到满足,人们的行为是以需要为起点的。所以,教师如果想了解、掌握并引导学生的行为就必须了解、满足他们的需要。只有当学生的需要得到满足时,才可能产生对教师的信从关系。可以通过立场的置换进行理解,教师试着通过人物、身份的置换,倾听对方的话语,经历和体验对方的经历和体验。这样教师才能公正判断学生的言行、思想和需要,并引导和帮助学生进入关系之中。这种移情理解要求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学生的思想、情感及客观世界的态度。这样可以避免由于以自我为中心或主观臆断造成对学生的误解而引发冲突。理解学生才会觉得学生可爱,才不会抓住学生的“小辫子”不罢手,不会逼迫学生认错,采取罚站、罚抄过量作业、停课等等激化冲突的手段。
(三)教师要拓展与学生的沟通渠道
学生的情感、思想、尊严要得到应有的尊重,学生的心声需要有正常表达的渠道,教师应该鼓励个人声音的传播,反对以身份、地位和角色的眼光来约束和压制学生。师生的沟通渠道除了采用学生周记、班级日志,校方学生意见箱,校长开放日等传统手段,使学生得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宣泄不满情绪以外,还可以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与学生进行有效沟通。当前,网络建设步伐正在加快,网络已深入到学生生活之中,教师应该利用网络的交互功能,私密性、隐蔽性和平等性等特点,积极拓宽沟通渠道。如设立网上公开的邮箱让学生提意见或建议,还可以利用学生喜欢网上聊天的特点开通网上聊天热线。网上聊天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很好的倾诉宣泄的途径,有利于学生缓解不良情绪,化解师生之间的矛盾。
(四)教师要运用合作的方式处理冲突
当冲突不能得到有效处理时,会伤害学生的感情,破坏师生关系,影响教育教学目标的实现。因此,有必要采取恰当方式处理师生冲突,而合作是解决冲突的最有效方式。采用这一方式,既可考虑自己的要求被满足的程度,又可考虑如何满足他人的利益,能够使双方澄清各自的差异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迁就对方的观点。这时,双方的目标都能得以实现,这是一种“双赢”的方案。
(五)教师要注重班级文化建设,满足学生多方面的兴趣和需求
以学生学业成绩作为唯一评定学生优劣的作法,使得很多学习成绩不佳,而在其他方面有专长的学生得不到展示才能的机会,他们在学校中没有成功的体验,只有沮丧的记录,容易对学校、对教师产生抵触和对抗。有证据表明,造成学生消极态度以及惹事生非或畏缩不前行为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学校环境。因而,关注学生多方面的兴趣和心理需求,创建相互支持、相互尊重、催人奋进的文化氛围,可以鼓励学生满怀信心地看待自己、看待学习,有利于引发学生积极向上的行为。如学校的运动会、艺术节、演讲比赛、篮球赛等,作为教师,要组织班干部和团员,想方设法地调动全班学生,分工合作、组织协调,充分发挥学生的潜能,让他们在活动中体验、感受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使学生以集体为荣,以能在这个团体与其他成员合作为荣,增强班级荣誉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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