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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不是由自然界的演化造成的,而是由人的行为造成的,人的行为又是同人的观念紧密相联的。生态危机是人类的生存危机,也是人类的观念危机;是人类的道德危机,也是人类的自然观危机。要解决生态危机,不仅要调整人的道德观念,还要调整人的自然观念。哲学观念的变革,从来都是最深层次的观念变革,没有自然观的根本性转变,就不可能有关于自然界的伦理观念,就不可能有富有哲理的环境伦理学。自然观已经历了天然自然观与人工自然观两个发展阶段。天然自然观是人类自然生存的反映,人工自然观是人类人工(或技术)生存的反映。在前工业社会中,人的生存方式是一种自然生存。自然生存是人类主要依赖自然界所提供的天然资源而生存的一种生存方式。在自然生存方式中,人依赖天然自然物生存,自然界提供什么,人就利用和消费什么。人类只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去改造自然,更多的是必须被动适应自然界,甚至等待自然的某种“恩赐”。在自然生存中,人本质上与高等动物抑或其他生命体一样生存。因此,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是以人顺从自然为代价获得的。没有这样的原始和谐,人类就难以生存。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人类的生存方式便从自然生存转向人工生存。人工生存是人类主要依赖人工自然物而生存的一种生存方式。在人工生存方式中,人通过技术的应用,尤其通过工业化,大规模地制造人工自然物,创造了系统的人工自然界。人工生存也就是技术生存。这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然已不再是人类等待其提供资源的对象,而是人的技术作用的对象,是人通过技术进行制造和统治的对象。法国的彭加勒说:“今天,我们不再乞求自然,我们支配自然,因为我们发现了她的某些秘密。”①英国的李约瑟说,人们对自然界实行“封建或帝制的统治”②。人在自然界的面前从被动者转化为主动者,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也随之被打破。技术生存引起了自然观、价值观的根本转变:人们关注的不再是自然界能向人类提供些什么,而是人类能把自然界改造成什么样以及由此可以获得些什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工自然观,其出发点必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人与自然开始分裂,甚至走向对立。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曲解为君臣、主仆甚至对抗关系。于是,天然自然观就必然转化为人工自然观。人类的技术生存和相应的人工自然观的确立,其弊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挥到了极致。人在自然界面前的主人姿态,使得资本不仅作为殖民者侵入一切非资本主义民族,而且作为殖民者全面侵入自然界,进行疯狂的掠夺和征服。其几百年无节制逐利所欠下的自然界的巨大债务,至今仍然成为人类发展的重负。但是,也要承认,对于自然界的这种征服者的态度,并非仅仅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而产生,也有认识论方面的原因。因此,我国尽管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克服人工自然观片面性认识的任务仍然很艰巨。人类产生于天然自然界,又创造了一个人工自然界。人类在创造人工自然界的过程中,严重破坏了天然自然界各种物质的均衡分布和生态平衡。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的出现,实际上是两种自然碰撞和冲突的结果。然而,人工自然是人创制的产物,人的生存危机是人与他产生于其中的自然相对立的产物。显然,责任在人,而不在自然。近代工业社会使人完成了从自然生存到人工生存的转折,也相应地使人开始了从天然自然观向人工自然观的转折。人类既享受到这一转折的硕果,同样也尝到了它带来的苦果。维纳说:“新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刀,它可以用来为人类造福……也可以毁灭人类,如果我们不去理智地利用它,它就有可能很快地发展到这个地步。”①技术生存引起的严重环境危机促使人们对人工自然观进行反思,这必然导致自然观的新变革———从人工自然观转向生态自然观。
二、从人工生存转向生态生存
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危机问题,就要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而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从技术生存转向生态生存。因为环境和生态危机是与技术生存相伴而生的,是技术生存的现实导致的恶果。生态生存是人类主要依赖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协调发展而生存的一种生存方式。生态生存并不是否定技术生存的作用,它仍保留技术生存的合理内容,也必然需要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来实现。然而,生态生存所需要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控制和改造自然的技术,而是绿色的、生态的、环境友好的技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生态生存是“新技术生存”,是“绿色技术生存”,是“生态的”技术生存。它同传统的技术生存有本质的区别: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人类不再是在以破坏生态、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人工自然中生存,而是在和谐协调的生态化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即在生态自然中生存。生态生存是自然生存与人工生存的辩证统一,是人工自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并在新的自然观念指导下,借助高技术和新技术革命向天然自然的复归。这就要创建生态自然这种新自然形态②。因此,生态生存是人类依赖生态自然而生存的一种生存方式。生态自然是人工自然的生态化,或是天然化的人工自然。在生态自然中,天然自然向人工自然的转化不再是单向的、不可逆的,而是双向的、可逆的,人工自然逐渐融入天然自然,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双向互动的大系统。生态自然还包括人自身物质与精神、生理与心理的均衡发展,它将有利于人的全面、健康发展,推动人类向人的生态化方向前进。从人工自然到生态自然,从技术生存到生态生存,是人类文明的又一次伟大转折,人类只有在这次转折中,才会真正实现对生态危机的超越。生态自然观是一种新的自然观形态,是从自然观的高度对生态自然与人的生态生存的概括。生态自然观对人工自然的发展及其引发的利弊进行反思,是对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的哲学总结和对未来生态生存模式的设想。生态自然观关注自然对人的价值和自然自身的本体论价值(自然价值)的统一,关注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统一。生态自然观将对自然和技术的本质提出新的理解,是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并重的自然观,是适应自然与超越自然相结合的自然观。生态自然观有可能从根本上增强人类的生态意识,从而促进生态科技观、生态经济观、生态消费观、生态发展观、生态伦理观及生态思维观、生态世界观、生态价值观等新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三、环境伦理学与生态自然观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350000)
摘 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体现的自然观,就其本质来看是在于它的实践性。马克思对两种自然观的论述,目的在于从更深层次挖掘唯物自然观的涵义,由此我们能够对马克思自然观的实质进行分类和解释。马克思的自然观是人与自然的交互运动的体现,其中马克思自然观的实践本性正是在此运动中展现,同时这种自然观具有内在的自我限制性。马克思的这种实践性所决定的自然观,毫无疑问,对指导我国的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自然观;实践性;人化自然;自我限制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043-03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称《手稿》)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重要体现,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标志。马克思在其中反复阐述他的自然观,诚如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谈到的,马克思的《手稿》应该被“当作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看待,它同思想发展的其他各阶段一样,虽然预示着未来的发展,但也确定了一个不可变更、独特的现在。”[1]因此我们以《手稿》为例作为研究马克思的前期的自然思想是具有合理性的。有人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的自然观从本体论维度、认识论维度、价值论维度分析自然观;也有人指出,马克思自然观从人化自然、自在自然等多个层次去理解,摒弃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局限性,但是过于简单地解释马克思的自然观整体性质,从总体上,对其内容特征和内在结构简单化了,应该从哲学更深层次去阐释其应有之义。在马克思《手稿》中简述的自然观,是建立在承认自然界的客观独立性的基础,去分析人与自然的交互运动的体现,在其中会发现马克思自然观内涵更为丰富、更有内在逻辑的实践性。
一、两种自然观的探究——唯心与唯物的交锋
要对马克思自然观的本质进行分析,在逻辑上,我们要探讨的就是马克思是如何看待自然的,将这个问题还原为“自然”的界定。在《手稿》中,马克思对两种不同的自然观进行了区别,其中之一就是唯心主义的自然观念。这种唯心主义的自然观是以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自然界是绝对精神的演化和体现,他引用黑格尔的话——绝对观念、抽象观念“作为自己的反映的直接观念,从自身释放出去,就是说,把自身作为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2]换句话说就是:“决心把那只是作为抽象、作为思想物而隐藏在它里面的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3]因此,在唯心主义自然观者看来,自然界是蕴含在思想里面的,物质世界只是作为自我意识的运动。“黑格尔把自然界看成是‘绝对精神’外化或异化的结果,并且这种‘绝对精神’把大自然中的一切都统摄在理性之下。”[4]也就是说,关于自然界的解释依据是精神而不是外在的感性。
另外一种: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认为物质世界是第一位的,人的意识对外界的感知,说明了物质的第一性。马克思对以什么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自然科学的回答,事实上就是对这种观点予以的肯定。因为马克思按费尔巴哈语:“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5]真正的科学是只有以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为出发点的,因而现实的科学只能从自然界出发,同时,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了。”[6]马克思更是列举了“大地创造说”被“地球构造说”致命打击和“创世说”被“自然发生说”抨击的例子,来说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合乎历史现实性。
马克思十分明智地论述这两种自然观,或者说是对这两种自然观念的对比,其主要目的在于说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更深一层涵义——为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提供一种基础性的逻辑出发点,为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交互关系。
二、马克思自然观的实质——人与人关于自然的交互联系
(一)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
“人和自然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7]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作为自然界的存在物,“他本来就是自然界”,是自然界的构成部分之一。人来源于自然,人本身作为自然存在物而存在,这种存在是以人为对象的。恩格斯说:“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8]人作为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继而继续与这个环境一起发展,由此人类并非是自然的征服者,近代以来在牛顿的机械论和笛卡尔哲学的“二元论”鼓动之下,人与自然被认为是完全对立的,虽然由此而发展了巨大的物质文明,然而这种哲学的局限性造成的更为剧烈的破坏或许能够将物质文明的发展光芒遮蔽住。而马克思却将人与自然统一起来,在人与自然中间重新连接起红线,将人的发展和自然的发展容纳在同一个轨道之中,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9]。
(二)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
既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的产生的必要前提,那么很显然,人的发展离不开自然,因为一个来源的衍生物必然不能离开产生它的基础,而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产物。马克思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人离不开自然界:自然和人是“互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在《手稿》中,他说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具有能动的性质,体现为认识具有自然力和生命力的,而这两个力量在人身上化约为了天赋、才能和欲望。另一方面更为突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0]这意味着人受制于他的对象,因为这种对象是不依赖于他,并且他的欲望却需要这种对象,同时这种对象正是对其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举例说,“饥饿是自然的需要”,为了使自身的饥饿的感觉得到满足,“它需要自身之外的自然界”,也就是身处他自身之外的对象[11]。
因此,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说,人是自然的产物,事实上,已经涵盖了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观点,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离不开自然;人能够反作用于自然,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对其自身之外的对象进行作用,这事实上也是人摆脱自身之外的对象的限制的表现。
三、马克思自然观的实践性及其内在逻辑
人摆脱自身之外的对象的限制意味着人对自然的获取和人对自然的改造,而这种获取和改造便是人的实践性,人和自然这种“互为对象性的存在物”的关系,使人具有自然性,同时也将自然附带了人的影子。这种只有与人相结合的自然对人来说才有价值,马克思说:“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2]因此脱离了人的自然,对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那么由于人作为能动的、具有自然力和生命力的存在物,自然会作用于他的对象,“马克思眼中的自然界不是消极被动的自然界,人与自然之间一直发生着相互作用”[13]。而其中起本质作用的是人的实践性。正如对马克思异化劳动这个关键概念的考察必须“从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出发去接受这项使命,并且从人的本质中得出我们熟悉的经济概念的必然性和内容。”[14]对马克思自然观的理解也必须从人的观点去发现。
“人和自然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15]而实践则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同时人的本质的实现也是实践活动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论证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得以生存发展的根本关系。这是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基础与前提,也促使马克思逐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世界观转变。”[16]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来,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是实践,因为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是依靠实践来实现的,这种实践的交互性使人更加具有了自然性(人天生就有自然性,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自然成为了“人本学的自然界”。从人的角度来看或者从人的实践性来看,自然在这个意义上必然地是“人化的自然”,那种交互运动和作用是他们关系的本质实现。“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17]说人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即是说人具有能动的实践的特性,而正是人的这种实践本质的注射,使自然感染了人的实践本性,因此马克思的自然观是以实践为本质的。
当我们将实践定义为马克思自然观的本质时,我们是考虑到了离开人的存在的自然是纯粹抽象的毫无意义的,自然正是因为人而具有意义,按马克思本人的话:“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同时我们更应考虑的是这一点,我们不能因为事物一个性质的存在而忽略了另一部分的性质,而在此,我们就很容易忽视人的主导性作用的部分,或者说没能够将这种人的能动性提升到更高的层次。“谈自然,必须立足人的现实性,而人的现实性就是实践性,因此,自然只有作为实践的一部分,只有在实践中,对人而言才具有意义,也只有在实践中,自然对自身才具有意义。”[18]人的实践才是自然的更高层次的存在,我们谈这种存在之时并非将自然的独立性抹杀,而仅仅是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交互往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正是这种以自然为对象的实践或者说对自然的“介入”才真正实现了自然本身的存在。“人们在世界中是主动的,而不只是他们周围世界的消极接受者。”[19]当然,我们的本意并非将人推崇为征服和强占的野蛮动物,而是强调这一点:人的实践性正是自然得以对人来说存在的深层次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的实践性是自然界的唯一有生命力的、唯一能够有不断的创造力的,对世界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如同上文说的,实践性也仅仅在自然的范围之内,因为人脱离不开自然的束缚,除非他是在冥想,从物质决定意识这一意义上,人即使在冥想也抛不开自然的魅影。
四、马克思自然观实践性本质之于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意义
“像黑格尔一样,马克思认为人是通过在世界中的活动来改变自身和世界的。但与黑格尔不同,他认为这一变化作为实践活动发生于实际的世界中,而不仅仅发生于思想中。”[20]在《手稿》中我们所领会到的是自然的两种区分以及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导致了“人化自然”,而这种“人化自然”的实质就是人的实践性。但是我们认为正是因为这种实践本性导致了马克思自然观的一种内在自我制约性,因为这种实践性必然是在自然的范围之内活动,而且为了人的更好、更自由的发展,这种实践性被限制也是情理之中。
马克思的这种自然观之实践本质的内在自我限制性,换句话说这种自然观内在地将自身限制在一个范围之内,这个范围具体来说就是人的发展和自然的发展是天然地处在一个“搏弈”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此消彼长,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使这个过程发生区别于以前的状态:自然的发展被人的发展所严重制约,甚至人的发展已然使自然发生了难以回复的倒退发展。因此我们当今的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必须去探求这个人与自然发展的平衡点,实现人与自然“和解”,也就是说如何能够将人类的发展和自然的发展处在“双赢”的状态。不过从人的角度出发,事实上这种“双赢”或许是永远不存在的,因为我们所言的自然的发展永远是对来人说的,脱离了人的自然将是无。当然这种平衡点的状态的寻求还有待进一步地研究,然而马克思的这种自然观就其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意义上来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运用、较为深刻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14〕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48,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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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霍芳霞,王雁.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批判思想的真实意蕴探微.商业时代,2012,(14):26.
〔8〕马恩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74-375.
〔13〕王贵贤,田毅松.“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导读.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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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汪建明.实践观视阈下自然的存在及其意义——兼论马克思自然哲学的生态意蕴.广西社会科学,2012,(9):29-30.
古代人类依附于自然,按自己的需求从自然中获取生活资料,人与自然处于一种安详的和谐状态。但是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提高,个人欲望不断膨胀,强调人是最高级的存在物,把自然界看做是一个供人任意索取的原料仓库,将自己看作是“万物的尺度”,肆意进行掠夺。这种现象究其原因根源在西方文化基因。基督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自然除了服务于人之外便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西方人认为上帝创造了自然万物,上帝选人作为他的替身,万物就是为人服务受人支配的。所以这种人类与自然“主/客”二分论的形上学思维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lsm)的产生。工业化时代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下降以及信息化时代文化多样性的日趋消失,便是这种观念在作祟。L·怀特指出:我们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正是根源于世界上已知的最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督教。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经济全球化的加剧,这一观点更是席卷了全球,“像西方人那样活着”,成为非西方国家人们逐步认同的理想。
在面临越来越多生态和发展的两难问题后,人类开始反思对自然的态度,进而形成了一种自觉的反思潮流,这场思潮的核心是“生态伦理”和“可持续性”。这种反思在一定的范围内催生了“生物中心”自然观的产生。以生物为中心的自然观认识到了生物对人类的重要性,主张尊重一切生物的生存权力,保护生物多样性。相对于“人类中心主义”这种观点无疑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这种自然观却留下了只考虑局部而不顾及整体,只考虑生物多样性而没有考虑文化多样性的诟病。
于是,“生态中心”自然观便应运而生,以地球上整个生态圈的平衡为中心,以整个天地万物为一体,讲求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人类进步基金会研究报告《共同创造地球的未来》提出:“多样性的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也是人类能够应付各种复杂情况,迎接各种挑战的力量和智慧的源泉,因此必须全力保存这种多样性。”由此可以看出,生物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样性之间的相辅相成成为了现今人类的共识。
“生态中心”的自然观与中国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儒家的“天人之际”与“人物之辨”,道家的“道法自然”,以及佛家的“万物平等”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论域,形而上的“天”与形而下的天、地、人、物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一个差异一体的开放的自然。人对天地应持敬畏之心,对万物则爱之有序、用之有度。在实现自然和谐的同时也使人自身的价值得以实现。中国多样性文化保护了生物的多样性。
“人~境”之间的关系的联结便是“心”。心是观世界的窗口,“相由心生,境由心转”,“境随心转则悦,心随境转则烦。”只有内心的生态环境改善了,自然的生态环境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只有内心生态环境平衡了,自然的生态环境才能平衡,“福人居福地,福地福人居”。
关键词:西部地区 小城镇 环境建设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9-073-02
小城镇是我国的基层行政及地理区域,是基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的建设发展相对于国家是一个个“细胞”的建设,但它的健康发展却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我国西部地区由于地域辽阔,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环境建设与保护能力弱,由此造成西部地区小城镇的环境建设和保护与全国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西部是我国生态最脆弱的地区,西部地区资源环境状况以及小城镇建设对环境的影响,要求我们在西部小城镇建设中,要自觉运用自然观去分析把握现状,并加以合理建设,在自然观的指引下,努力实现西部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一、自然观视角下的环境建设与保护
自然观认为世界有“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两种关系,这两种关系是相互制约和不可分割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其度量的尺度的。这两种关系在总体一致时才能使人类获得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把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确立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最高价值目标。认为,人在自然界中具有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因此,人在自然界中具有“双重地位”。的创始人一再告诫人们要摆正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恩格斯的辩证自然观阐释了人类社会从自然界生成的必然性。一是自然界自身的运动演化并非非自然力量推动的结果。二是自然界向人类生成是必然的。在物质由低级向高级的运行中,自然界的简单的机械作用走向人类生命的运行,是自然发展不可逆转的必然归宿。由此,较之其他生物物种,作为自然运动的最高形式的生命运动,人类身上确实被赋予了更多的认知和主动干预自然的权利。而且人与自然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人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种生态观的重大价值和现实意义就在于向我们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认识环境问题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基本线索。
自然观对于环境建设与保护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是:(1)自然界是社会历史生成的前提。(2)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人及其社会。(3)现实意义的世界乃是人化自然,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而诞生的实践世界。实践世界不可等同于人与自然界的简单相加,而是在两者相互关系中生成的整体性和一体化。(4)所谓人与自然的和谐世界是实践意义上的世界。马克思提出:“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控和控制人与自然的物质转变过程”。恩格斯也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我们应当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为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也就是说,人类必须正视自己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的种种失误,协调与自然的关系,才能保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我们党的领导火不断把自然观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1995年9月,同志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中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同志告诫我们“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并强调“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当前,全党正在实践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本身就是对自然观的实践和创新。因此,我们必须在自然观的指引下,努力实现西部小城镇的科学发展。
二、西部地区小城镇环境建设与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西部地区整体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环境建设与保护意识相对薄弱,而其内部的小城镇环境建设与保护水平也差异巨大,极不平衡。总体看,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比中小城市周边的小城镇环境建设好;离市县政府近的小城镇比远的小城镇环境建设好;经济发展好的小城镇比经济发展差的小城镇环境建设好。而且从整个西部地区来看,由于总体处于经济落后地区,环境建设与保护不好的小城镇远比相对较好的小城镇数量多。
西部地区小城镇环境建设与保护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缺乏整体规划,或有规划但频繁改变,或规划不具体且执行不力,导致整体布局不合理、不规范,缺乏科学性,房屋、街道建设凌乱无序。第二,脏、乱、差现象突出,缺乏有效管理,车辆乱停乱放,摊位占道经营,垃圾随意乱扔,缺乏必要的公共设施。第三,环保意识差,环保设施缺。没有合理的垃圾处理场,更多的是采取简单的堆积,让“自然”来处理垃圾;没有污水处理设施。污水“随便”排放;工厂废气不经处理随意排放。
从的人在自然界中的双重地位的观点出发,审视西部小城镇环境建设与保护存在的问题,西部小城镇环境建设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关系,因而也就无法实现和谐发展。
1.环境建设与保护意识差。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总体经济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东西部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很大,西部地区许多小城镇都以农业为主。经济落后,许多家庭还处于以解决基本的温饱为目标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普遍关心的不是如何去建设或保护优美的环境,而是如何大量向自然索取,实现脱贫致富的目的;加之西部小城镇普遍较为闭塞,交通、通讯不够发达,与外界沟通交流少,环境建设与保护的意识淡薄;西部小城镇的行政管理者们也并未把
环境建设与保护放在重要的位置,而把单纯的人均收入、城镇规模、企业发展等作为其行政“绩效”,由此形成了整体环境建设与保护意识较差的现状。
2.小城镇规模简单扩大,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国家实施的“退耕还林工程”、城乡一体化建设、农村城市化建设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是为改变农村不合理的生产方式、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加快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通过这些政策的贯彻实施不仅可以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增加林草植被、维护国家生态安全,而且也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但是这些政策在执行中,出现“一刀切”的现象,简单粗暴,缺乏对当地的生态环境、文化环境、经济环境的深入研究。缺乏科学的规划或有规划不执行,人为改变规划的现象随处可见,导致小城镇环境建设与保护的乱象。从当前情况来看,农民向小城镇的“汇聚”还停留在简单搬迁的阶段,表现为小城镇规模简单变大,人口骤增。房建凌乱,“街路”不分,商区、住宅混杂,医疗卫生、教育、污水及垃圾处理等公益配套设施建设难以跟上。在旧有平衡被打破的情况下,如何以人为本、科学合理有序地构建新的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是需要根据各地实际,深人进行研究和规划的。
3.企业发展的盲目性,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平衡。由于西部大多数小城镇经济落后,“渴望”快速发展经济,因此,小城镇的管理者们在发展乡镇企业和招商引资时缺乏理性:对项目不进行认真细致论证,只要有项目就上,只考虑经济效益,而不考虑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等。由此,一些“高耗能低产出”、低技术含量的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甚而至于一些污染严重、效率极低的已被经济发达地区淘汰的企业也被当成“珍贵的项目”引入到乡镇,“毫无顾忌”的进行生产,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由于这种经济发展的盲目性,原有的良田被建成厂房,森林绿地被破坏,水库被填平,以往清澈的河流被非科学的改道或作天然的“排污管”甚至被粗暴的“截断”。以至于污水遍地淌,垃圾到处堆,空气臭烘烘。
三、从的自然观来认识环境建设与保护的重要性,实现西部小城镇的科学发展
1.强化环保责任,增强环保意识。保护生态环境,是全党全国人民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在西部地区小城镇建设中,各级各部门都要进一步增强环保意识,从战略的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西部地区小城镇环境建设与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西部地区小城镇环境建设与保护作为大事来抓。首先从地方各级行政领导开始,通过他们的身体力行去影响地方各级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将环境建设、环境保护纳入地方各级行政部门的政绩考核体系中,促使各级行政部门在作出决策和审批项目时必须紧密结合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来进行,提高环保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强化责任落实。同时,通过经常性的、群众喜闻乐见的环保宣传教育活动,去影响和带动广大群众关心环境,增强环保意识。自觉地参与到环境建设与保护中来,营造良好的环保氛围。
2.科学规划,协调发展。西部地区小城镇建设必须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做到布局合理、规模适度、富有特色,实现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西部地区在制定小城镇建设规划时必须同时进行环境规划,要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对小城镇的周边环境、自然生态、经济发展、资源状况、人口状况、人文环境等因素进行科学客观的分析和论证,把环境规划同城镇建设发展规划、区域体系规划、建设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交通规划等相互衔接,实现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在确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时,要充分考虑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和必要的环境风险评估,通过科学的评价、预测,提出建设中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西部地区小城镇的政府部门应设立专门的机构、安排专门的人员来开展环境建设与保护工作。通过经济与环境建设的同步,来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西部小城镇的科学发展。
3.加大环境建设与保护的投人,重视环境治理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环境建设与保护作为公益性事业是需要大量投入的,而西部大多数小城镇经济落后,缺乏必要的环境治理与保护资金,因此,国家应采取倾斜政策,加大对西部小城镇环境建设与保护的投入,同时强化资金监管机制,保证专款专用,以真正促进西部地区小城镇环境建设与保护上水平。国家也应鼓励经济发达地区的小城镇与西部地区小城镇“结对子”,利用发达地区小城镇经济上、经验上的优势来帮助和带动西部地区小城镇搞好环境建设与保护,以缩小地区间环境建设与保护的差距,从而提高全国整体的环保意识和环境建设水平。西部小城镇最突出的环境问题是居民生活工作区域的环境卫生,如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问题。许多西部小城镇的垃圾是靠“堆积”来“自然处理”,污水也是“自然”排放,“自然处理”,谈不上任何处理技术与循环利用。因此,国家应鼓励、支持科研机构加强“三废”处理技术及设施设备的研发,研制出更多实用、有效且符合西部小城镇实际需要的治污技术与设施设备。
关键词:环境 陶艺 自然 自然意识
21世纪是一个公共艺术到来的时代。随着公众参与到公共事物中去的主动性大大加强,艺术与公众的距离也将越来越近。现代陶艺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正积极参与到公共艺术建设中。艺术理论家皮道坚先生在《拓展眼界的当代陶艺》中指出:“在当代艺术的诸多方式中,现代陶艺是唯一具有原始性、现代性和公共性的一种方式。”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他在文中还指出,由于陶艺语言的“天然公共性”,使陶艺成为当代艺术联系社会和公众的一个重要通道。由于陶艺在历史上具有的“天然的公共性”如普及性、日常生活化,以及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与公众所产生的亲和力,使它更容易地介入公共空间,介入环境艺术。
随着中国城市建设的热潮,公共艺术呈现出相当活跃的态势。陶艺由于材料的独特与艺术语言的多样化,使它更容易参与到公共艺术中,并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环境陶艺”也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环境陶艺和环境雕塑一样成为目前公共艺术中,运用较多的艺术形式。然而环境陶艺的出现与其他环境艺术形式一样,由于受到创作者现代主义观念以及城市建设中决策者公共意识等因素的影响,环境陶艺并未像想象的那样健康的发展。审视当前的环境陶艺的现状其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自然意识,有些决策者和创作者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缺少对城市的人文、历史、生态等多方面考虑。一些景观的设置完全属于权宜之计。在公共艺术中增强自然意识是时代的呼唤,是中国社会人文精神的延续。
一、自然意识在现代环境陶艺创作的重要性
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在西方现代陶艺的影响下产生的,因此,它也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特点。现代主义崇尚科学与理性,张扬了人作为世界主宰的“主体性”价值和意义,在承认现代主义对于推动文明进步和创造舒适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现代主义在不懈的创新激情支配下,在不断地向自然攫取的过程中,使自己陷入重重的自然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中。自然与生态问题越来越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当下中国的城市环境建设正进行着破旧立新的发展过程,有些城市在几年之间就面目全非让人来不及适应,过去树立的不锈钢雕塑等街头景观慢慢地在消失,换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树木、草地。人们在拥挤的城市空间中,更渴望贴近自然。自然意识在现代人们生活中变得越来越强烈了。环境陶艺的创作者多数从事现代陶艺创作,在他们艺术创作中都有较明显的现代主义表现色彩。过于注重个人风格的表现,过于强调作品形式趣味,忽视了作品与环境的联系,甚至形成较强烈的视觉反差,就不能起到美化环境的目的。比如,景德镇就是一个较典型的城市。景德镇历史文化悠久,彰显其文化个性的陶瓷成为城市公共艺术的重要材料和手段。这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里陶瓷绝不仅仅是一种材料,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情感化的历史符号。将陶艺这种艺术语言引入到城市公共空间,对于形成景德镇特殊的城市面貌和独特城市文化个性方面是极为有利的。这本是件好事,但当你发现街头巷尾到处是景观陶艺,或者在破烂不堪的一堆建筑物前放置一组环境陶艺,甚至连交通工具红绿灯柱都用青花来装饰时,你会觉得这些景观并没有让你感到视觉的愉悦和神情的安宁。这大概就是城市建设决策者和环境艺术设计者自然意识淡薄的综合表现。
事实上,作为构成人类精神寄托和文化审美的环境陶艺,是城市文化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户外大型陶艺及其景观陶艺的设计,应该考虑到对城市生态自然环境的适应与爱护,尽量避免对生态和土地的任意占用、改变和破坏。只有人们能从城市长远的、健康的生态理念出发,在陶艺的形态及其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上进行变革的思考,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多的与自然生态环境相互交融和共生的陶艺形态。
近些年,国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方针,就是提倡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城市是为人而设立的,人为了美好生活而聚集在城市,但长期的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城市生活忽视了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如今,以人为本的问题已提到了当代城市文化发展的中心地位,这是当代城市文化的最广大受众为主体的城市建设的自觉。在这个时代主题的要求下,增强自然意识对当下环境陶艺创作是非常重要的。
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自然观对环境陶艺创作的启示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自然观来源于老庄的道家思想。老子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章二十五》),并不是说“道”之上还有“自然”,而是说“道”之法是“自然”,就在于“自然”。这样,“自然”就作为道的根本法则,根本性质确定下来了。庄子对天道的种种追问,如“天其运乎?地其处乎?”“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都在于揭示“道法自然”的宗旨。以境界为美,以体验为审美,以自然为美的极致,这是道家的美学体系,其实也就是中国古代的美学体系。显然,道家不仅是奠定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哲学基础,而且也确定了中国传统美学的思想体系。道家美学的自然观的最基本含义是反对雕琢造作,提倡化工成物。这层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一切有见识、有贡献的理论家和艺术家无不以“自然”为美。传统美学思想构筑了中国古典园林和环境的审美理念,它体现出来的亲近自然,以自然中的山石花木抚藉心灵的审美思想是值得传承的。现在,城市建设越来越强调生态性,城市规划留有大片绿化用地、景观用地、自然生态区等,这既给艺术家和设计师们创造了更大的舞台,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环境陶艺艺术应该从传统美学思想中得到启示,因地制宜,顺物自然,使艺术作品更好地融入到环境和空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