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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生命周期 成长危机 演变机制 调控策略
自从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将企业视为一个有生有死的生物有机体以来,众多国内外学者们对此做了分析和探讨。例如,Penrose (1952)、Thain (1969)、Steinmetz (1969)曾分别从生物学类推、发展阶段、成长和生存的动力学角度对企业进行研究。现代企业是能够根据企业生态环境的变化,及时地调整采购、配送、生产、营销和研发等企业经营活动,以及企业自身组织结构、管理制度、生产技术等内容,从而实现“适者生存”和“进化”的生态智慧型生命体。企业在与生存环境相互适应的动态过程中形成了特殊的生命周期现象,这是企业生命体特征研究的热点问题。例如,Greiner(1970)通过组织变革模式的研究提出商业组织成长的5阶段; Boulding(1974、1975)和Whetten对企业“衰退”现象进行了研究;Kimberly等人(1980)出版了《组织生命周期》一书;J. Freeman (1982) 的“自然选择与生存”研究以及Miller等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命周期的“有效性”和“可预见性”;Dyer(1986)进行了有关“家族企业转化”的研究;L. M. Miller(1990)划分了企业生命发展过程的六阶段;Friesen等人还用变量检验了企业成长和衰败的5个阶段;Drazin和Kazanjian则采用微分过程对“生命周期规则”进行了预测分析;等等。在国内,杨杜 (1996) 从规模与业务范围探讨了企业成长理论;唐海滨(1999)开展了关于(民营)企业生命与成长的研究;周晖(2000)对企业“基因”与企业多样性、生命周期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韩福荣、徐艳梅、赵红等人出版了《企业仿生学》一书;肖海林(2004)研究了企业在新经济条件下可持续发展生成机制;方舟(2004)提出了评估企业生命力的原则,并设计了评估的指标体系;等等。其中,企业在与生存环境朴素适应的动态过程中形成特殊的生命周期现象是研究的热点。本文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以“成长危机”为切入点,研究其演变机制与规律,并提出相应的调控策略,这不仅能够充实和丰富现有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还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企业成长危机演变过程
金伯利和米勒思(Robert H. Miles)认为,“组织要经历产生、成长和衰退,其后要么复苏,要么消失。”爱迪斯(Ichak Adizes)则认为组织有其产生、成长、成熟和死亡的过程,其生命周期可以分为“产生、成长、成熟、衰退和死亡”五个阶段。本文借鉴韩福荣、徐艳梅和赵红等人在《企业仿生学》中介绍的李业修正模型,即企业生命周期由“初生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构成,将生命周期理论与系统科学相结合来解析企业成长危机的发生机制。
企业初生期的最小风险
一个企业,作为一个个体或节点,生活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及自然环境网状巨系统中。每一个企业与其他社会个体之间既存在着逻辑(社会化大生产上下游衔接和工业与社会管理)上的相互联系,又存在着地理(远近)上的相互联系,形成了一种交叉网络系统。当企业个体进入复杂巨系统之初,依照自利原则,必然会遭到巨系统内部其它个体系统因素的挤压和排斥,从而形成不利于企业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外部压力。企业个体只能依靠初期投入,通过释放资金能量,形成对抗外部强大压力的扩张力,并保持自身扩张力大于外部压力,从而打开生存空间和上升通道。初期人们从外部对企业个体系统加以设计、组织和控制,形成一种“它组织”的模式,同时系统内部“......(企业中有智能的组元)其相互影响会产生一种自组织作用,形成企业的层次结构及功能结构”。这种自身构建组织结构的过程,“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是一个系统在内部赢利机制的驱动下,自行从简单到复杂,从粗糙向细致方向发展,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复杂度和精细度的过程。”在这一时期,企业个体根据自己选择的制度、规则和经验制成一个所谓的“风险筛”,试图对所有未来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结果进行筛选,于是企业的风险值被规定。通过“风险筛”的结果被认为是对企业个体发展和生存无影响的,而企业个体在成立初期通常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对决策的不确定性进行考察和认识,明确不确定性区域中的局部“透明”确定区域和周边的风险区域。所以企业开业时,具备最大的主观风险精神和客观物质准备,一般来说反而是企业风险最小的时期。
企业成长期的不可避免性风险
企业在经过一段动态平衡发展过程后,初期资本能量逐步损失,同时内部形成满足外部个体的生产能力。随着企业产品满足外部系统个体需求能力的加大,出于自利原则,外部个体对企业个体的消极风险压力得到缓解,即风险因素依然存在,但风险压力减少,企业外部环境变得较为宽松。企业个体从满足外部系统个体需求中获得的资金能量逐渐积累,内部组织结构得以扩充和加固,企业个体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随着企业系统自组织程度的增加,内部出现大量互相联系的子系统(以企业价值链系统为例,形成政工、基础、人力、技术、采购、内部后勤、外部后勤、生产、销售、服务十大子系统)。而这些子系统的发展并非都是按同样的比率进行进化,而是某些子系统自组织(进化)程度高,而另一些则具有较低的自组织程度,大部分处于平均水平。那些具有较高自组织程度的子系统在内部利益的驱动下会朝着扩大自身结构数量的方向发展,达到远离均衡的非均衡状态,即如美国计量金融学家埃德加•E•彼得斯所提出的“一个健康的经济或一个健康的市场不是趋向均衡状态,而是正相反,远离均衡状态”。这一时期,企业个体系统和外界巨系统都在快速变化,企业面临的风险来自于原来未曾被认为是风险的那些不确定性因素,即原来影响小得可以通过“风险筛”的风险现在已成长为不确定性因素。在这种不确定和不完全竞争的实际情况下,经济学家西蒙(Simon)认为“适合相对稳定和竞争性均衡相差不大的经济行为的经济人‘完全理性’假设难以实现”,从而提出用“有限理性”来代替。从西蒙的这一理论可知,风险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麦克尼尔(Mcneil)和弗朗伯格(Freiberger)认为的那样,“当复杂开始时,精确性陈述失去意义,而有意义的陈述失去精确性”。
企业成熟期的不确定性危险
企业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进入成熟期后,其个体外部复杂巨系统中个体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企业个体从外部系统个体中获得的资金能量越来越少,而外部系统中个体需求的升级与转移,特别是同类个体的竞争,对企业个体重新形成压力。同时企业内部靠消耗资金能量维持的内部组织结构也出现松动和不稳,形成所谓内部负压。例如,对销售额的追求造成企业对售后服务投入相对减少,造成顾客因服务质量而投诉的事件增加,所以相对销售部门,售后服务就形成一种内部负压或空穴。这种内部新产生的风险因素在进入巨系统之初被看成是可以主动掌握和控制的积极因素而未加防范的,大部分企业个体都会从主观的愿望出发将内部子系统的发展看成是一个不断产生扩张力的可控积极因素集合。从生命体内部的角度来看,与纯粹生物体从外界摄取营养元素,重新分解再用于构建自身“细胞”(人员)的过程不同,企业个体的“细胞”是完整的从外界引进的,只有在合适的条件下这种外来“细胞”才表现出企业个体的特征,但这是不稳定的。一旦条件变化超出一定范围,特别是在成熟期的不确定因素威胁下,外来“细胞”随时会脱离企业个体甚至造成大量正常“细胞”功能丧失或“癌变”而威胁企业个体生存。于是,在内外压力的共同作用下,企业发展出现停滞,生存受到来自外部个体和内部风险因素的共同作用,企业进入不稳定的危险期,处于危机爆发的边缘。
企业衰退期的危机爆发
当企业由于产品老化、技术过时、市场饱和等原因从成熟期过渡到衰退期的时候,在外界不确定因素干扰的情况下,所有前述内外风险会彼此影响并在最薄弱的环节沿逻辑和地理的路径引发危机的连锁“爆震”。通常情况下,系统在“感情力量的存在如贪婪和恐惧”的支配下趋于远离平衡状态,所以,任何一个活跃的企业个体系统总是希望在与对手的竞争中很快“脱颖而出”达到自组织临界状态但不要超过稳定极限。不幸的是,个体本身或其它企业或因素终将使企业个体的临界状态一再膨胀并超出极限值。企业内部子系统与外部个体子系统自组织临界状态(SOC)受风险因素破坏产生的“爆震”和“雪崩”共同构成了企业的危机因素。危机是由于复杂巨系统中个体因素的自组织临界(SOC)状态受其它不确定因素扰动破坏产生的“爆炸”和“坍塌” 两方面原因形成的对外界冲击。
企业成长危机调控策略
认识企业成长危机的发生机制是企业经营与管理者“全面认识危机,及时发现危机,有效预防危机,努力减少危机损失”的基础,对生态智慧型企业生命体“延年益寿”,真正实现“基业常青”具有非常重要和积极的意义。根据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成长危机的不同特征,企业应当采取相应的调控策略,具体为:建立预警机制和组织,时刻扫描外部与内部环境,分析并发现负面影响因子(自组织型超密集区或“空穴”区),对其发展趋势进行判断;加大资金投入,建设大规模、高集成度、覆盖范围广、反馈及时的信息自动/人工收集系统如ERP系统,建立与外部广泛连接的信息通道,确立信息取舍原则;从历史资料和数理模型着手,建立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决策机制和准确度较高的决策模型、完善并简化决策程序,强化控制机制和中止机制,防止不良决策影响扩散;随时更新风险筛(风险指标体系),以系统的和变化的观点确定风险范畴;保持对临界状态的高度警觉,制订并演练从管理层到基层员工的应急/预警方案,确保不确定因素的扰动损失最小化;全面正确认识顾客需求,保持良好的沟通,分解需求指标并全面贯彻到每一项工作中,始终将顾客“粘”在自己的产品上,并力求引领顾客消费需求,争取主动;企业员工特别是高层,应全面加强个人内心修养,明确企业战略和“度”的含义,以及在不同环境中的“度”的平衡,做到全面和谐与“远离均衡状态”的临界状态的有机统一。
企业生命周期过程中的成长危机既是一个表象问题,又是一个经营哲学问题,这是因为任何能察觉到的表面危机征兆都与其内在发展必然性有着密切关系。本文详细论述了企业初生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的成长危机的演变机制与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调控策略,为企业经营与管理者正确对待和处理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成长危机提供了理论指导。企业经营与管理者应当全面而及时地了解风险与危机信息,并借助各种工具和经验推测其发展趋势和方向,及时采取措施制止损失并驾驭危机,最终实现永续经营的意愿。
参考文献:
1.伊查克•爱迪斯.企业生命周期.华夏出版社,2004
2.赵红,陈绍愿,陈荣秋.生态智慧在企业经营中的历史演进及其要素结构模型[J].科研管理,2004
3.韩福荣,徐艳梅,赵红.企业仿生学.企业管理出版社,2002
4.成思危.成思危谈企业与管理科学.企业管理出版社,2002
[关键词] 宏观审慎监管;逆周期性;系统性风险;国际借鉴;启示
[中图分类号] F832.21 [文献标识码] B
一、引言
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使各国监管部门开始重新思考监管体系,以微观审慎监管为重点的金融监管体系无法从全局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宏观审慎的监管理念更加关注系统性风险,从整个金融体系防范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各国监管机构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上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改革,试图建立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相互配合、补充的金融监管体系。
二、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的目的之一是避免其承担过度风险,进而减小潜在市场危机爆发的概率。宏观审慎监管的监管理念弥补了微观审慎监管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漏洞,两者构成了审慎性监管的内容,共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各国金融监管机构意识到,只关注单个金融机构或行业的安全已不能从全局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微观审慎监管对由系统性风险引起的金融危机束手无策。一方面,微观审慎的监管体制增加了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微观审慎监管强调银行风险资本的监督,资本充足率的计算依赖于风险资本计量,受宏观经济周期影响,在经济上行期间信贷行为的风险权重偏低,信贷扩张在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相互作用下进一步放大了经济周期的波动,导致监管产生顺周期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微观审慎忽略了“共同谬误”问题的存在,在确保单个金融机构在有效监管下稳健运营之余,没有考虑各种风险因素的叠加,也没有度量金融机构之间存在交易来往的风险溢出,从而造成风险囤积。比如,金融机构往往在经济繁荣时期加大对金融资产的购买和投资,而在经济衰退期纷纷抛售资产、信贷紧缩,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
针对危机中暴露的微观审慎监管不足,理论与实务界一致认为应该从宏观审慎的角度丰富和完善金融监管框架。2009年,国际清算银行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它不仅对单个金融机构风险敞口进行监测,更是综合考虑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顺周期性等问题。之后,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组织和监管机构都开始采用这一概念。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出现了“宏观审慎管理”和“宏观审慎政策”等提法,G20首尔峰会形成了宏观审慎政策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在之后伦敦峰会上发表《加强监管、提高透明度》报告,提出“宏观审慎监管是微观审慎监管的重要补充,各国监管机构需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三、国际社会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的进展
(一)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
2010年末巴塞尔监管委员会(BCBS)《逆周期资本缓冲操作指引》,提出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将其作为银行业监管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以降低整个银行体系的顺周期性。
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是为了防止信贷过度扩张和紧缩而引发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所建立的。在经济上行期,银行需计提超额资本,防止银行信用过度扩张;在经济下行期,可以通过释放逆周期资本缓冲来吸收损失,从而使信贷供给在整个经济周期内保持均衡,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此,这种具有前瞻性特点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不仅可以使单个金融机构在压力状态下正常运营,还确保了信贷周期发生逆转时整个银行体系有充足资本来管理和抵御系统性风险,在金融扩张和紧缩时期起到“稳定器”作用。测算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核心是如何判断信贷出现过度增长。BCBS将Credit/GDP与其长期趋势的偏离作为各国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参考变量。当一国Credit/GDP小于其长期趋势时,表明该国信贷风险较低,可不计提资本缓冲;当Credit/GDP大于其长期趋势时,表明该国信贷过度扩张,系统性风险积聚,此时需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
但是,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着一些难点和问题。例如,各国辖内银行遵从统一的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有欠公平,有可能导致银行逆向选择,倾向于开展高风险、高收益的信贷业务。能否针对单个银行提出缓冲要求,提高政策针对性,将成为完善逆周期资本缓冲框架面临的挑战。
(二)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
2010年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了《降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报告,从强化监管、提高损失吸收能力、完善处置机制以及保持各国政策一致性等方面提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s)的政策框架。
识别SIFIs主要从规模、关联性及可替代性等方面的指标进行考虑。规模主要反映某机构在金融系统内的地位,关联性主要反映某机构的经营情况和风险对其他交易对手、机构和行业的影响,而可替代性反映的是客户和其他机构对该机构的依赖程度。另外,由于SIFIs多数在全球开展业务,或通过资产负债表等途径与全球经济体系关联密切,还需在评估方法中引进复杂性指标以反映金融机构的业务、组织等复杂程度,从而更加有效地识别对金融体系稳定性产生关键性影响的SIFIs。
对于SIFIs如何提高监管有效性、改善监管体系,FSB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对于不同风险的SIFIs金融监管机构应具有实施差别化监管的权利;二是在金融体系复杂性和关联性等方面应加强监管措施,提升监管标准,实现宏微观风险监控的一体化;三是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应建立联合监管机制,进行定期交流商谈,全面、真实评估大型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及风险。
(三)加强央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作用
金融危机爆发后,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并发挥中央银行的核心作用成为国际社会共识。在各国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实践中,都表现出了央行在宏观审慎方面起主导作用的趋势。
金融危机后,美国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美联储的监管职权被空前强化和扩大,被赋予了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危机的宏观审慎监管职权,同时该法案强调了对系统重要性、复杂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确保能及时发现和化解系统性风险,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英国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授予了英格兰银行宏观审慎监管权,并通过在英国央行内部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和审慎监管局,负责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宏观审慎监管和防范,金融监管权由之前独立于央行之外的金融监管局转移到了英格兰银行。韩国通过对《韩国银行法》重新修订进一步加强了韩国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的职能,赋予其更多工具和手段维护金融稳定。欧盟通过设立“三局一会”来加强欧盟体系内的金融监管和风险控制,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负责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的运作和决策,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对整个欧盟金融体系进行监管。
四、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央行在危机后加强了宏观审慎管理方面的监管,并在制度实践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下一阶段,应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统筹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相互配合、补充的金融监管体制,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一)明确央行的宏观审慎监管地位
金融危机后的多国金融监管改革都明确了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地位,我国也应借鉴国际经验,积极发挥央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作用,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一是在法律制度层面上将中央银行纳入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由中央银行宏观监控市场、专业机构微观监管个体的统一监管体系;二是加快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促进央行开发新工具和手段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完善逆风行贷款损失准备等要求;三是扩大央行监督检查权,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促进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实施。
(二)建立逆周期宏观调控机制
本轮金融危机表明,不能只对单个金融机构或行业的风险进行监管,更要从整个金融系统的角度防范系统性风险。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改革法案正是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目标,通过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制和机制,加强系统性风险管理,切实维护金融稳定。我国“十二五”规划提出了我国应建立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下阶段,需继续发展和完善我国逆周期宏观调控机制,将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与货币信贷、流动性管理的总量调节有效结合起来,完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引导银行信贷稳定、适度增加,建立具有前瞻性特点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增加金融系统抗风险能力,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
(三)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
由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大而不能倒”,监管机构对其通常采取较为宽容的监管措施,这也往往是导致产生系统性风险,进而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要以防范道德风险为核心,强化对SIFIs的监管,制定其界定标准、评估方法和风险处置计划等政策措施,健全和完善“一行三会”监管制度,弥补监管漏洞,同时积极推进新监管标准,完善监管体系,有效防范风险的累积与传播。
(四)加强与国际监管机构的合作与协调
由于各国经济交叉渗透和系统系风险具有跨国传染特点,尤其在当前我国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国家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中央银行在加快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制度时,应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与协调,充分利用我国的金融稳定理事会成员国身份,尽快在金融系统监管等方面迈出新步伐。在下阶段,中央银行应积极参与金融监管合作,建立对话交流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增强政策协调性,加大风险防范的执行力,从而共同维护金融稳定,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和蔓延。
[参 考 文 献]
[1]巴曙松,王怡,杜靖.从微观审慎到宏观审慎:危机下的银行监管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10(5)
[2]谢平,邹传伟.金融危机后有关金融监管改革的理论综述[J].金融研究,2010(2)
[3]周小川.建立更加完善的金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J].中国金融,2011(1)
[4]张宁.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反思:构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J].新财经,2012(3)
一、引言
旅游活动古已有之,然而旅游学的理论研究迄今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先后经历了早期旅游时期、大众旅游时期、可持续旅游时期和体验旅游时期,并由单一学科到多学科、再到跨学科的研究过程。旅游学理论的研究先后运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环境生态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形成了基于多学科的JR旅游学框架体系模型和基于跨学科的综合视角研究体系(地理学与经济学的旅游空间体系、经济学与营销学的旅游功能体系、社会学与生态学的社区生态模型、社会学与心理学的旅游凝视理论)。
二、旅游者方面
(一)旅游动机学说,是在精神分析论、行为论、人本论和认知论等相关动机理论的基础上,对旅游行为进行的研究,形成了旅游生涯理论、驱力理论、期待价值理论、唤醒理论和双因素理论。旅游动机产生的客观条件主要有经济条件和时间条件,影响旅游动机的因素主要有个人心理因素、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和支付能力。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旅游动机的分类各不相同,诸如心理动机、精神动机、身体动机和经济动机等等,这是由于旅游动机的多源性和内隐性等诸多特征所导致的结果。
(二)旅游体验理论,旅游的本质就是一种体验活动。旅游体验理论主要有畅爽体验论、体验理论和剧场理论,主要的分析工具有体验价值理论模型、体验质量测量的理论模型(休憩体验偏好量表REPs和侧重情感体验的测量模型)、体验质量测量的定量方法(SERVQUAL)、体验质量满意度模型(卡诺模型、顾客感知服务质量模型、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ACSI和净服务质量模型)。
三、旅游目的地方面
(一)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起源于市场营销学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旅游地的特征、旅游地生命周期影响的因素和旅游地的复兴。国内外学者对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进行过质疑和修正,诸如对旅游阶段划分的质疑、对理论运用潜力的质疑。同时,对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生命周期的实用性、以及“产品周期理论”还是“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等问题进行了修正和探讨。
(二)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理论,最初来源于经济学思想,其核心思想主要有波特钻石模型、旅游目的地可持续竞争力模型、五要素结构模型等内容,评价方法主要有因子分析、聚类与判别分析、方差分析、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资源类因素、管理类因素和辅助类因素。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理论目前尚无公认的评价体系和模型,但是其旅游潜力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
(三)地方与旅游空间学说,其研究涉及到地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的理论和研究视角,包括地方感理论、旅游地引力模型、休憩机会谱理论和空间结构分区模型。地方感理论的研究主要体现了地理派地方理论、环境心理学派、社会学派社会哲学学派的观点。旅游地引力模型的发展主要经历了旅游地的引力半径模型、游客旅行空间路线规律和O-D(客源地-目的地)引力模型的主要阶段,其中客源地-目的地引力模型又包括仿牛顿重力引力模型、Crampon模型、仿电荷吸引公式模型和干预机会理论模型。空间结构分区模型包括功能分区模型、圈层分区模型和点轴模型,其中圈层分区模型又包括核心-边缘理论、Forster三区结构模型、“社区-吸引物(CAC)综合体”模型和“双核原则”理论。
四、旅游者与旅游地之间的关系方面
(一)舞台化真实性理论,是从社会人类学的视角进行观察旅游者经验与旅游地之间的关系后,以“前台后台理论”为基础提出来的,其研究过程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客观性真实性、建构性真实性、自然生成真实性和存在性真实性。本理论为观光旅游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和内涵,同时也引发了对真实性的探讨,已经从“舞台”转移至“真实性”。
(二)旅游凝视理论,是在“医学凝视”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基本议题就是研究旅游、环境与“视觉消费”三者的关系。“旅游凝视”的性质主要有“反向的生活性”、支配性、变化性、符号性、社会性和不平等性,其类型主要有浪漫性的、集体性的、观望性的、环境性的、人类学性的。“旅游凝视”重视分析游客体验的视觉本质,以达到为游客的体验带来愉快及成就感的目的。
五、旅游业管理方面。
(一)旅游服务质量管理学说,是在全面质量管理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随着标准化旅游服务的衰落形成的个性化旅游服务。旅游服务质量管理学说主要包括服务差距说和服务补救说,服务质量差距模型体现了服务质量的形成过程,服务补救悖论探讨了服务失误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分析工具主要有定性和定量两种类型,最著名的具有代表性的服务质量测评工具就是SERVQUAL量表和服务蓝图,同时,这些分析工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和修正。
(二)节事旅游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有节事影响方面的研究、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节事管理及规划的研究。国内外研究的领域主要有商务型节事活动与旅游活动、体育赛事与体育旅游、节日和其他文化庆典。其研究的方法主要有社会学方法、影响研究方法(经济影响、环境影响和社会影响)、抽样和统计方法、典型案例研究方法(网络资源方法、三角剖分方法和IPA方法)。
六、旅游影响与被影响方面。
(一)旅游影响学说,人类学、社会学和环境学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运用的最为广泛。旅游经济影响学说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旅游乘数效应理论、旅游卫星账户和旅游政策和预测模型(TPF)等方面的内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学说主要包括四个平台说、主客关系理论、涵化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前台后台理论”。旅游环境影响学说主要包括旅游环境承载力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研究。旅游影响的评估体系包括“愤怒指数”理论,居民态度“生命周期”理论和旅游影响评估尺度等内容。
(二)利益相关者社区参与学说。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与分类、旅游规划、管理与营销中的利益相关者问题、旅游环境伦理与可持续发展中的利益相关者问题、社区旅游及协作中的利益相关者问题,其代表性的分析方法主要有利益博弈论、利益者相关图谱、权力-利益矩阵、综合法(访谈、问卷和圆桌会议)。社区参与学说是在“旅游飞地”、“旅游孤岛”和“新殖民主义”现象的基础上产生的,其核心思想主要有社区旅游产品观、社区增权理论、社会表象理论、社区旅游一体化,其社区参与模式主要有利社旅游企业(CBTI)模式、政府主导扶贫旅游(PPT)模式、社区主导发展(CDD)模式。
(三)旅游危机管理理论。国外旅游危机理论的研究主要有对特定危机事件的反应与管理的案例分析研究、对旅游业危机管理的理论基础研究。国内的研究主要为“事后型研究”,诸如SARS、东南亚危机、金融危机对旅游的影响研究。旅游危机管理理论的研究模型主要有TDMF模型、扩展的危机管理模型、旅游目的地社区能力模型、旅游危机管理规划模型、旅游危机管理系统模型、旅游危机恢复管理系统模型等内容。其代表性的分析工具主要有交叉影响与脆弱性分析、旅游本底趋势线分析。
七、结语与评论
旅游学术思想流派,还有乡村旅游理论、城市旅游理论、遗产旅游理论、探险旅游理论、黑色旅游理论、可持续旅游与生态旅游理论等内容。
关键词:经济波动;经济规则波;经济危机;汇聚效应;色散效应
中图分类号:F012文献标识码:B
收稿日期:2013-04-28
作者简介:朱其忠(1969-),男,安徽淮南人,云南财经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管理科学理论与应用。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YJA630202;云南财经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YC2011D33。
英国1825年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各种经济危机大致呈现周期性特点。苏绍智把经济危机的历史大致分为五个阶段:19世纪20至40年代,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今[1]。从这五个阶段的发展来看,经济危机源头从一国发展为多国,波及范围从少数国家蔓延到世界范围,从一国中的外贸部门扩展到整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提高的今天,经济危机发生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对世界经济的危害也越来越大,各国需要应对汇率、贸易政策及政治环境等日益复杂而带来的种种问题。
一、文献综述
关于经济周期波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周期的诱因和传导机制。从时间上看,经济周期的诱因研究出现较早,古典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外部因素观和内部因素观。经济周期的传导机制研究出现较迟,构建了若干经济计量模型,如国际经济周期理论、“多源化”经济周期理论、信息周期理论、突变周期理论、混沌周期理论等。
国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一国发生的事件很可能对其他国家经济造成影响,从而引起经济的波动。Uribe和Yue(2003)利用7个发展中国家数据,阐述了国际利率、国际传播和产出波动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实际利率与整个经济活动具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Neumeyer和Perri(2005)发现:虽然产出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波动大小不同,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与产出在周期中的协动性方面是非常一致的,而且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经济波动性更大;Lei Wu等(2012)认为美国股市在次贷危机中不仅与亚洲股市之间有着依存关系,而且还具有传染效应,使得亚洲新兴股市对日本和香港的冲击反应过度。
“多源化”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性的波动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某一单一因素的效应。Carlstrom和Fuerst(2001)构建了一个包括内生成本的RBC模型,该模型在交易子集的现金先期约束中引入货币,演示了内生成本是怎样改变货币传导机制的,并讨论了内生成本对货币冲击的放大和传播。信息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Zeira的研究(1999),表明由于经济信息的动态变化,在寻找投资机会的过程中将产生产出和投资周期。突变周期理论主要分析了经济周期性波动中的突变现象,混沌周期理论将确定性和随机性结合起来,认为经济体内部即使没有外部冲击也会产生不规则的周期性波动。本文引入孤立波理论,通过对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分析,旨在揭示经济波动的类型、特征以及经济危机的产生和传播规律。
二、经济体的特征
由于经济体是由大量要素组成的,要素之间的关系小于要素内部的关系。所以,经济体的微观结构具有离散的性质,这种结构带来了经济体变化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1.无形性。一是经济体各个组成要素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这些影响和作用将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没有固定的模式;二是要素本身也不稳定,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经济体的无形性使得经济波动有时候具有偶然性,有时候具有必然性。有人发问:“为什么从向上趋势变为向下趋势时转变得非常骤然、剧烈,但从向下趋势变为向上趋势时却一般说来并无尖锐转捩点”[2]。
4.周期波动性。经济体的发展是在波动中前进的,且呈现周期性特点。一个完整的经济波动周期包括四个阶段:萧条、复苏、繁荣和衰退,因其运行像波浪一样,所以简称为经济波。周期性经济波有横波和纵波之分,横波是指任何与该波有关的矢量与波的传播方向相垂直的波;纵波是指任何与该波有关的矢量与波的传播方向相一致的波。由于所有经济体都是有边界的,这两种波经常耦合在一起,比较常见的经济波动周期有康德拉耶夫周期、朱格拉周期、基钦周期。由于繁荣阶段和衰退阶段分别位于波峰和波谷,具有一定的能量,不断推动经济的周期性和非均衡性发展,如“曾为周期的危机,给予一个物质基础”[3],即促进了固定资产更新、工艺的改进、科学技术的应用,为下一次繁荣奠定了基础。
三、线性经济规则波与非线性经济危机的特征
从表面上看,经济体内要素的变化是非正常波动,但实际上其变化具有确定的属性。从微观结构及运动来看,经济体内的各个要素在时间或空间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从宏观结构及运动来看,每个要素在时间或空间上的分布是均匀的,两者的相互矛盾决定了经济体的运行过程既具有线性波动又具有非线性波动的特征。
(一)线性经济规则波的特征
线性经济规则波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经济发展初期,一是经济体较为封闭,对外贸易依存度低;二是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比重较大,第三产业比重较小;三是要素相互独立,横向联系少,且层次分明,如行业条块分割等。
1.线性叠加性。由于每一个要素的运动或变化都会引起经济体的波动,而波长可能各不相同。所以,经济体波动可以被看成是由许多不同要素的分经济波叠加而成的,称为合成波。较为稳定的合成波是一种线性叠加,即线性规则波,这种叠加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叠加的,经济波参数(波长、波幅、周期等)均相同,在其传播过程中波形将保持不变;另一种情况是被叠加的,经济波参数各不相同,在其传播过程中波形将发生改变。
2.分层性。各要素之间联系在线性经济规则波中不太紧密,且发展速度也较慢,所以该经济体表现为分层波动,称为层流。经济体分层有纵向和横向两种形式,纵向分层分为高层经济体、中层经济体和低层经济体等,横向分层分为农业经济体、工业经济体、服务业经济体等,每一层次都是有规则地按一定方向(专业化)、一定发展速度做相对运动的,彼此不相混杂。
3.有序性。线性经济规则波的有序性既包含低级有序性,又包含高级有序性。低级有序性缘于经济体所含要素少、结构简单、功能单一,所以整体性较弱,导致经济体发展速度缓慢。高级有序性不仅经济体所含要素多、结构复杂、功能多样,而且各经济分量之间能够相互协调、和谐发展,所以整体性较强,导致经济体发展速度较快。但是,无论何种有序性都表现为经济体平稳运行,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二)非线性经济危机的特征
当线性经济规则波遭受较大冲击,且经济体发展处于加速状态时,其层流将会被破坏,出现了切向的速度分量,使各经济流层互相混合,该经济体逐渐从有序性转变为混沌、无序性,形成紊乱的运行状态,甚至可能出现经济“漩涡”,这种情况称为经济危机。所以,非线性经济危机所导致的能量、资源损耗要比线性经济合成波大得多。
1.非线性叠加。经济危机的产生并非是各分经济波的简单叠加,而是各要素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了蝴蝶效应,放大了该叠加。一个微小的冲击,“甚至只是一个负面的新闻,也可能会通过放大作用对某一市场产生毁灭性的打击”[4],进而冲击整个经济体。这种非线性放大效应具有突然性,难以预测,人们常常用“爆发”这个词来描述经济危机的产生。
2.混合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一方面是某些要素发展速度较快、脱离实际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各要素相互“缠绕”和相互作用的结果。不仅产生经济危机的经济体没有层次之分,而且各经济分量的发展速度和方向也都是极不规则的,有许多不规则的“漩涡”产生,使经济体各层相互混杂起来。它们不是有规则地做相对运动,而是以相互超越的速度发展,如“信用过度膨胀,是造成随即出现的1929年大灾难的首要原因”[5]。
3.无序性。经济危机的无序性是指经济分量的不规则波动,不仅表现为供给无序,而且需求也无序。“消费市场已经表现出奢侈过度的特征,这不是因为所有的美国人都对世间商品充满贪婪物欲,而是因为人们的购买力已经彻底无序”[5]。所以,经济危机也可理解为经济体的速度、各种属性等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涨落现象。当经济体出现经济危机时,其要素除了作宏观运动之外,还要作不规则的危机涨落运动。
4.传播性。经济危机会传播,并以震荡的方式进行,这是因为经济体在受到扰动时所激发出的内应力,趋向于把该经济体恢复到原来的未扰动状态。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果一国发生经济危机,可以更容易通过某种方式,例如“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其他国际金融联系等将该危机传输出去,使自己国内的经济危机程度降低,但却会在短期内、在世界更大范围内引起经济震荡”[6]。
四、从线性经济规则波到非线性经济危机
经济周期表现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正常现象。所以,“产出绝对水平的上下波动(即古典周期)和产出增长速度快慢的交替变化(即增长周期)现象古已有之”[7],“历史经验似乎已经证明即使没有那些表面上被认为是起因的显著的外在力量,周期运动也仍然有继续存在的强烈倾向”[8]。以19世纪20年代为分界线,在此之前由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还没有爆发过全面的经济危机,所以被称为线性经济周期阶段,其主要运行特点是经济规则波;在此之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危机均频繁爆发,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它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该阶段被称为非线性经济周期阶段,其主要运行特点是经济危机。
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由于产品供不应求,“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9]。从长期来看,作为工业资产阶级代表的萨伊等古典经济学家,以及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都认为“没有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失业”[10]。所以,“无危机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起着理论基础作用,“使资产阶级彻底摆脱封建残留势力和生产关系的束缚以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11]。但是, “无危机”并不是说经济没有波动,而是指经济波动幅度在合理范围内,是一种线性经济规则波。线性经济规则波不仅是非线性经济危机的前提,而且还是其基础。正常运行的经济体如果受到某种(内部或外部)因素的扰动,打破了原有的线性经济平衡,不平衡的部分就以一定的速度向经济体的其余部分传播,振幅一旦超过临界值,该经济体可能会变得很不稳定,导致整个经济体的震荡,演变为经济危机。内部因素包括技术的创新效应、固定资产的集中更新、金融领域的乘数-加速效应和货币的超量供应等;外部因素包括国际贸易、热钱效应、跨国公司等。例如2007年发生在美国的经济危机,“房地产市场遭受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暴跌,在2007年的最后一个季度里,全美国的房地产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7.5%,美国某些地区的房产销售商忧心忡忡地注意到自己的房地产价格猛挫50%”[12]。因此,经济危机在一定时期内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伴侣。
五、经济危机的“孤立波”效应
(一)孤立波理论概述
“孤立波”一词译于英文solitary waves,是由英国科学家罗素(J.S.Rusell)于1844年首先发现的奇特现象。1895年考特威格(Korteweg)和德伏瑞斯(De Vries)建立了有名的浅水波动方程,即KdV方程,并求出了该孤立波解。孤立波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既有非线性会聚效应又有色散效应的复杂波动系统,其借助能量守恒定律阐释隐藏于波动现象中的形状不弥散问题,从而提供了观察自然的新途径,并成为描述和解释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方法和数量模型。它有一个有趣的特点:它的波峰越高,速度就越快,若有一低一高两个孤立波,低的在前,高的在后,沿同一方向前进,则经过一段时间后,高的孤立波必然会追上低的一个而发生“碰撞”(赵芳灿,1983)。碰撞会产生两种可能,一是弹性碰撞,即碰撞后保持原有的速度和波形,采布斯基(Zabusky)和克鲁思卡尔(Kruskal)(1965)把这种具有类似于粒子碰撞后不变性质的波,称为孤立子;二是非弹性碰撞,即碰撞后原有的速度和波形发生了改变,这种波仍被称为孤立波。孤立波理论最主要的特征是波的会聚效应和色散效应的综合作用,其原因是波的能量有限性,且分布在有限的空间或时间范围内。会聚效应将把不同行进速度的波集中在一起,形成“浪”;色散效应将把不同行进速度的波分散,使其消失。所以,两者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如果大小也相等则会形成孤立子。
(二)孤立波理论在经济危机中的应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经济波动不可避免,但只要把该波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经济危机则不会发生。即使经济危机发生了也并不意味着经济体就一定会崩溃,通过适当的政府干预,经济危机可以改变波动形状,使其慢慢地消失或传播出去。所以,政府干预主要针对的是经济危机传播过程中的汇聚效应和色散效应。
1.经济危机的会聚效应。经济危机的会聚效应源于经济繁荣阶段,是经济体里企业不平衡发展的结果。一方面,由于人员构成、文化、技术、规模等的不同,在“经济人”行为的推动下,企业发展规模和速度也必然会产生差异;另一方面,企业发展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也在所难免。或因为消费者需求偏好发生变化,或因为领导者决策失误,或因为其他企业原因,这些因素都会对企业发展产生某种阻滞力。企业不同,阻滞力的大小也不同。一般情况下经济越繁荣,阻滞力对企业的影响也就越大。当某一经济体或经济分量中不同企业,有不同的行进速度时便会产生会聚效应。特别是当一些企业发展速度较快,另一些企业发展速度较慢时,两者的速度差异使得经济波在运行的过程中将会越来越向前倾,且这种差异越大,经济波的前倾度也就越大。因此,在某一时刻,一些“排头兵”企业开始出现“崩塌”,从而产生经济危机。例如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在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次级贷款市场迅速发展的基础上,由占次级贷款市场7成份额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破产引发的。
2.经济危机的色散效应。经济危机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的,要经历一个风险积累的过程。一方面,在此期间自动稳定器不断起作用,如比例所得税、转移支付、储蓄等,它能够减少各种干扰对经济发展的冲击,即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自动抑制膨胀,在经济衰退时自动减轻萧条,从而使经济发展趋于平稳;另一方面,政府也会根据“凯恩斯原理”对经济波动进行一些宏观调控,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它包括“双紧”模式、“双松”模式、“松财政、紧银行”模式、“紧财政、松银行”模式等,以化解风险。由于这些机制和政策实施的范围、对象、条件、目的等各不相同,如与货币手段相比,财政手段偏重于解决分配的公平问题,具有更强的控制性和时滞性,对调整产业结构更为有利。与财政手段相比,货币手段侧重于解决分配的效率问题,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时效性,对调节企业行为更为有效。由于它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力和方向各不相同,使得不同行业中的各个企业以不同的速度发展,导致经济波在运动时改变它的形状,并弥散开来。所以,初始时刻出现的经济危机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弥散,以至在某个时刻完全消失。
3.两种效应的综合作用。经济危机的会聚效应和色散效应并非是独立存在的,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经济体,使其呈波浪式前进。根据会聚效应与色散效应之间关系的不同,可以把经济危机孤立波分为收敛型孤立波、平衡型孤立波、发散型孤立波。收敛型孤立波是指由经济波的会聚效应大于其色散效应所引发的危机。这种危机是短期的,波形是不稳定,它传播距离短,震荡性大,对本国经济有重大的影响。例如1990年前苏联发生的经济危机,其主要原因是产业发展的不协调,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轻视了轻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协同作用,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平衡型孤立波即孤立子,是指由经济波的会聚效应等于其色散效应所引发的危机。这种危机是长期的,波形是稳定的,它传播距离长,有一定的穿透能力,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较大。例如1929-1933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首先就是因为它席卷了所有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使一些国家很难靠牺牲另一些国家来摆脱危机[1]。发散型孤立波是指由经济波的会聚效应小于其色散效应所引发的危机,这种危机是短期的,波形小并逐渐消失,它对本国经济的影响较小。例如1993-1994年发生在我国的通胀危机(24.8%),通过政府的一系列宏观调控,1996年下降到5%,同时避免了经济出现大的滑坡,保持了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1997年仍达到9.7%)[13],并且使得经济结构更加合理,实现就业和经济的软着陆。在会聚效应和色散效应中,会聚效应更多地受市场行为的影响,较难控制,而色散效应更多地受计划行为的影响,较容易把握,如某些国家采取诸如货币贬值、出口补贴等政策,产生孤立子,转嫁经济危机,从而危及其他国家。
六、结语
经济波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它是由许多影响因素形成的单一频率的、单色的经济波叠加而成的。如果是线性叠加则称为线性经济规则波,如果是非线性叠加则称为非线性经济危机。不管是线性经济规则波,还是非线性经济危机,都具有周期性特点。非线性经济危机来源于线性经济规则波的非正常波动,它能够在不同企业、行业、地区、国家之间传播,有时候很弱,有时候很强,可以连续地传播,直到色散效应而消失为止。在当今社会,经济危机的传播具有了新的特点:策源地多元化和小国化、策源点金融化和虚拟化等。通过把孤立波理论引入经济危机的研究,发现经济危机在产生、传播过程中具有孤立波特征。经济危机的孤立波分析有利于认知其内在的结构和形态演化,有利于决策者了解经济体里企业的不均衡发展以及对制订和实施情况,为化解危机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但是,对于经济危机采用的孤立波理论研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缺少前人在该方面的研究成果与探索经验。本文对经济危机的孤立波分析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需在以后的研究中作出深入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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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奥地利学派;经济危机;经济周期
中图分类号:F037.1文献标识码:A
一、奥地利学派的相关理论
奥地利学派是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边际效用学派中最主要的一个学派。它产生于19世纪七十年代,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创始人为门格尔,继承者为庞巴卫克。21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一些奥地利经济学家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理论并做了一些补充。他们反对计划经济思想,反对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主张自由主义,崇拜市场自发作用。通常称之为新奥地利学派,又称维也纳学派。该学派的核心思想在于注重市场竞争的行为性、过程性。近20年来,这一流派在西方学术界、政治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许多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规都是依据新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制定的。新奥地利学派继承了旧奥地利学派的传统,致力于经济行为、资本理论、经济周期理论、货币理论等问题的研究。其主要理论包括:
(一)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周期理论是奥地利学派具有较大影响的一个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主义后期的高涨阶段是利率过低引起暂时性资源错置而造成的。在货币经济中,由于银行系统可以自行创造出流通手段,从而可能引起货币的紧缩和膨胀。另外,在生产部门,资本化的生产方法是普遍的形式,即大部分原始的生产资料(劳动和土地)不是用来直接生产消费品,而是用来生产未来消费品。采用这种生产方法的目的是为了用同量的原始生产资料获得更多的消费品。如果以货币表示的生产资料需求总量相对于消费品的需求总量增加时,就会发生资本化程度较低的生产方法向资本化程度较高的生产方法的过渡;如果前者相对于后者减少,就会发生向资本化程度较低的生产方法的过渡。由于货币经济中,以货币表示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相对需求总量受到信用扩张和收缩的影响而时常变动,这样就会导致经济体系的不平衡,甚至引起经济危机。
(二)计划经济。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计算需要有价格提供指导,而计划经济没有生产要素市场,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价格来指导,经济计算在计划经济中是不可能的。合理的经济配置是要以合理的经济行为做基础的。而合理的经济行为又以合理的价格和成本的计算为依据。而在计划经济中,没有要素市场也就没有价格。没有价格机制的计划经济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只能造成资源的浪费。
(三)经济政策。奥地利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维护传统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他们认为,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是国家干预造成的,所以医治滞涨的手段就是要放弃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回复自由银行制度。
二、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危机的解释
对此次经济危机的解释,有专家给出观点,其中之一是金融创新自身内在的风险释放,次贷危机是它的一个直接表现。企业家在创造金融制度的过程中,由于其对利润的追求以及有限的理性,使这些金融创新隐含着很多风险,当这些风险释放出来的时候就产生了金融危机。可以说,金融危机是金融企业家所犯的错误最后的一个报应。而这个报应的副作用相当之大,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很大的冲击。同时,在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种危机的蔓延效应和危机扩散速度加快,产生巨大的波及效应和放大效应,进而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另外一个就是经济周期。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危机解释的一个最简单的概括就是:大繁荣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任何一个经济中,人为造成的繁荣一定会伴随一场大衰退。而且,通货膨胀会达到多高,衰退就会有多严重。在货币经济中,以货币表示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相对需求总量受到信用扩张和收缩的影响会时常变动,导致经济体系不平衡,甚至引起经济危机。可见,经济危机的原因就在于货币的扩张和收缩。根据经济周期理论,国家利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会导致经济周期。同时,政府具有货币垄断权,私人部门自由活动的条件受到限制,妨碍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使市场信号不能传到消费者那里而形成失业。通货膨胀和失业都是政府控制货币发行权来干预经济的后果。
三、应对危机的几点建议
针对经济危机造成的经济萎缩、失业等问题,专家提出了众多建议,政府也开始采取积极措施,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一)进一步深化改革。对制度进行改革,包括市场化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以及劳动力市场改革。打破垄断,取消很多市场领域的管制,可以带动很多投资;实行汇率市场化改革,以减少危机爆发时带来的危害性;推动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解决好农民的就业问题,包括下岗的农民工,让他们能够或者自己创业,或者回去以后能就业,或者再出来就业。
(二)改进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中心城市的轨道交通、电力能源等设施的建设。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积极支持农村的公路项目、电网项目以及水利改造项目。从投资需求的角度,改造农业,改造农村城乡一体化,使新农村建设代替房产业而成为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
(三)进行城市工业结构调整。加大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力度,各企业单位应引进创新人才、扩大技术基础和新产品的研发力度。淘汰原有的耗能大、浪费原材料多、污染环境严重的企业,开创出一批有自己知识产权的新产品。借助此次危机,将企业进行整合,优胜劣汰,形成更多竞争力较强的国际化大企业。
(四)稳定职工队伍减少就业人口。企事业单位原则上不能任意辞退原有职工。如果确实在工作岗位上无法安排的,可以组织新岗位的培训。企业辞退工人应征得工会的同意。在城市中的家庭应能保证至少有一个主要劳动力就业。这样,不仅可以稳定人民的生活,也可以扩大内需。另外,要加大对农村的扶持力度,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收购价格,降低农资用品的价格,对农产品生产进行必要的补贴。以减少农村劳动力过剩,涌入城市,造成更大的失业危机。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