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微观经济学的对与错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后,国际高教界对实践教学和强化应用型人才培养越来越重视。为了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多数高校也纷纷在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中对实践教学越发重视,高校的管理者和教师也清醒地认识到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提高学生社会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应用型本科教育成为各高校普遍的办学定位,应用型本科重在应用。因此,要改革以往的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要注重地方特色,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微观经济学作为研究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以及其对经济资源配置影响的一门科学,日益发挥着对社会经济现象和活动的解释和预测的功能,所以说微观经济学是一门专业基础课,但仍有很强的应用性,笔者结合自身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学生的实际,突出应用二字,提出了教学方法的改革思路。
二、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性质和特点分析
1、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性质分析微观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研究微观经济领域内的问题,研究对象为单个经济,其核心问题是价格问题,研究的重点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及其对经济资源配置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微观经济学既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经济学其他研究领域的基础。所以,它是一门理论性学科;从实践上讲,微观经济学理论既可以用于指导企业或消费者的决策行为,又可以用于指导政府的决策行为。因此,它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2、微观经济学课程的特点分析
(1)章节多,内容抽象难懂。从目前使用较好的几本微观经济学本科教材来看,章节都比较多,如曼昆编著的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有 22 章,黄亚钧主编的微观经济学教材有 16章,岳贤平主编的微观经济学教材有 15章等。从内容上看,以曼昆编著的教材为例,主要内容有:经济学十大原理、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相互依存性与贸易的好处、供求均衡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赋税的代价、国际贸易、公共部门经济学、成本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生产要素市场理论和微观经济学前沿等内容。大部分内容是对西方国家微观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理论成果的总结,而且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采用公式、图形和数学模型来阐述经济发展规律的,比较抽象,这无形中增加了学生学习的难度。所以,大多数学生反映学起来费劲难懂。
(2)研究方法多,数学知识是基础。随着微观经济学课程的不断成熟,其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如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静态分析法、动态分析法、均衡分析法、非均衡分析法、数理公式分析、几何模型分析等。但总体来看,还是以实证分析法为主,主要是大量运用数学模型及推理来论证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自数学进入经济学以来,它提高了经济分析的水平,对于微观经济学课程而言,一是借用了微积分,尤其是偏导数和全微分等武器,提出了一般经济均衡问题,创立了当今的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垄断竞争理论等;二是借用了集合论与线性模型分析了相关的经济学问题。可见,数学对于微观经济学课程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学生在学习微观经济学的过程中,必须得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
(3)图形多、曲线易错乱。为了便于理解,微观经济学课程把经济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理论假设,用图形来直观阐述。但该课程涉及图形分析的章节比较多,而且曲线太多且有相似之处,学生在记忆时往往会产生错乱的现象,要么记错了曲线移动的方向,要么记错了曲线的种类,导致在分析实际经济问题时出现差错。
三、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1、强化实践教学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形成一种理念十八届三种全会以来,很多高校为了响应要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这一精神,纷纷喊出了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加强实践教学,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响亮口号,高校微观经济学课程也随之改革。但从实际情况看,真正落实到位的高校很少,绝大多数高校只停留在口头上,老师上课还是以理论教学为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没有调动起来。可见,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建设,对于多数高校来说还没有形成一种理念。
2、老师缺乏实践经验,没有形成良好的实践型教学团队从目前的情况看,一方面,高校担任教微观经济学课程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从高校毕业之后直接走进高校,缺乏对经济学知识的实践锻炼,基本上没有尝试过把理论和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难以胜任相关的实践指导工作,更谈不上科学合理地培养应用型人才了。另一方面,高校教师缺乏实践教学环节的专门训练,派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或到相关高校进行实践培训的也屈指可数,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对于实践教学、对于培养应用型人才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至于说组建实践型教学团队更是纸上谈兵。
3、教学手段和方法仍显短缺和落后,没有形成理论和实践的有效结合一是高校多媒体教学设施短缺,不能满足教师案例教学、实务展示等教学环境的需要,并限制了教师教育教学改革的积极性。二是目前的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其方式主要局限在课堂上,自始至终都是老师讲,学生听,而且学生早就厌烦了这种被动式学习的方式,根本不想主动参与到教学中,因而无法活跃学生的思维。再者,因章节多,课时偏少,老师需要赶进度,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案例教学或课堂讨论。另外,据学生反映,有些老师准备的案例太长或太老,学生没有足够的耐心和兴趣,即使参与其中进行课堂讨论也是被逼无奈,应付了事。可见,教师从本质上没有真正把理论和实践有效的结合起来。
四、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路径
1、加大宣传,让师生认识到微观经济学实践的重要性微观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政府的许多决策如果能够科学地运用微观经济学知识,就会减少决策的盲目性;对于企业而言,微观经济学中的均衡价格理论、弹性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成本与收益分析、市场结构理论等等对于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决策更具有指导意义;对于消费者来说,微观经济学中的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可以指导他们的选择行为。因此,要通过大力宣传,让师生都认识到该课程实践教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形成一致的思想、理念和行动。
论文摘要:主观价值理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其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根源—反和微观经济管理的需要。本文还对主观价值理论的产生发展历程和理论缺陷进行了简要的探讨,并提出应该批判与借鉴主观价值论,为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服务。
一、主观价值理论的发展历程
(一)主观价值理论的理论渊源
主观价值观念,即效用价值的思想早已有之,在近代大致与劳动价值思想同时出现。边沁的功利原理和自利原理,是主观价值论的哲学基础。17世纪英国的巴尔本就认为商品价值是由效用决定。论文百事通18世纪中叶,瑞士数学家伯努里提出边际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的思想。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加里安尼于1750年在《商业与管理》中,从物品的稀缺性论述效用,他认为效用随物品的稀缺性而变化,稀缺的物品往往具有最大的效用,为边际分析开了先河。西尼尔则从供求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效用,把效用归结为人的主观感受,效用的大小取决于商品供求关系,效用随供给的增加而减少。意大利经济学家孔迪亚克在1778年出版的《谈商业与政府关系》一书中,就提出了效用价值观,他认为价值是经济学的中心问题,而效用则是价值的源泉。孔迪亚克所谓的效用是消费者基于商品消费所得的满足感而赋予商品的主观属性。可以说孔迪亚克是主观效用价值论的开山鼻祖,孔迪亚克的这种经济思想迅速地传播到法、德、英等国,并得以深人和发展。重农学派的杜尔哥和法国经济学家萨伊都在不同程度上把价值看成人们对产品效用的主观评价。
不过,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30年代,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占支配地位,效用价值论仅缓慢发展。19世纪30年代以后,古典经济学的衰落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和刺激。英国的劳埃德被认为是明确以边际效用来说明价值决定的第一人。爱尔兰的朗菲尔德提出了边际成本和边际需求的概念。法国的古诺较多使用了边际分析方法,并且是数理经济学的鼻祖。德国的屠能也使用了边际分析法,并对马歇尔产生重大影响。戈森被视为边际学派的直接先驱者。他1854年发表的《人类关系法则及人类行为规范》中提出了“戈森定律”,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效用最大化规律(边际效用相等规律),为边际效用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主观价值理论体系的创立与发展
主观价值理论体系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法国的瓦尔拉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几乎同时并独立地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效用价值论,该理论首先从价值理论开始,然后推进到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进而引发了几乎整个西方经济理论的变革。他们认为价值具有主观性,从而把经济财货的价值归结为主观价值,并提出用主观价值(即对人类福利的重要性)和客观交换价值(即购买力)来替换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认为主观价值决定客观交换价值。奥地利学派在考察价值尺度或主观价值量的测定时,出了边际效用量决定财货价值的规律。边际效用学派认为,价值不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是取决于物品的效用和稀缺性,取决于消费者主观心理上感觉到的边际效用。效用价值论包括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两套原理和方法。在帕累托之前,整个边际效用学派都是在基数概念的基础上建立效用理论。帕累托第一次清楚地区分了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这两个概念,并系统地提出了序数意义上的效用理论,即假设商品效用能用第
一、第
二、第三这样的序数来计量,从而使边际效用理论“摆脱”了“主观感觉不可计量的批评”。而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则标志着边际主义学说的完成。20世纪初边际学派已从异端和支流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正宗和主流。
均衡价格论的创立可看作是主观价值理论体系的发展。马歇尔在其供求论基础上对各种相关的价值论进行了综合:他将效用价值论当作需求的基础,通过需求价格的引进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转化为边际需求价格递减规律,推导出需求曲线;将生产费用当作供给的基础,把实际生产费用看作是劳动的“反效用”和资本的“等待”的总和,通过货币生产费用的引入,在边际生产成本递减的基础上推导出供给曲线;然后,由供给和需求所决定的市场均衡价格来解释价值决定问题。后来,希克斯利用序数效用论推导出需求曲线并扩展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而最终的集大成者是萨缪尔森。
二、主观价值论的政治经济根源
(一)主观价值论的政治根源
反对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主观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产生的政治根源。19世纪70年代,在政治上,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由于未能合理地解决利润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和平均利润与价值规律的关系两大难题,已远远落后于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并且最终全面崩溃,经济学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危机。而萨伊的客观效用价值论也已经不能满足大资本家的需求。另一方面,19世纪末,由于的广泛传播,各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资产阶级急需一种和劳动完全脱钩的价值理论来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边际效用价值论应运而生,西方经济学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边际革命。以边际效用学派为代表,在理论内容上把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作为商品的价值实体,而人的主观评价是由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决定的,所以价值是由人的心理规律决定的。他们借助于当时的心理学的发展成果,将心理分析引人经济学研究领域,认为商品价值的实体是商品的边际效用。所谓边际效用,按照边际主义经济学家的观念是:消费者在消费某种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或每增加消费一个单位商品或劳务时)所获得的满足程度。是一种主观心理上的东西,商品的价值就是消费者以边际效用为依据赋予商品的一种主观的评价,从而形成一种主观效用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论。
边际效用价值论是“边际革命”时期西方经济学乃至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边际主义经济学家们继承了其辩护性的固有传统,表现在更加敌视和反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他们将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观定位在边际效用价值论上。这样一来,商品的价值就和劳动彻底脱钩,不会留下任何口实说社会的财富都是工人创造的,资产者得到的部分是对工人的掠夺和欺诈。边际效用价值论被西方经济学家奉为经济学全部理论的基础而沿用至今的原因正在于此。
(二)主观价值论的经济根源
经济建设的需要是主观价值论的经济根源。19世纪末,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古典经济理论已经不能很好解释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与此同时,劳动价值论的产生与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对当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资本主义己经向世人充分地证明了其相对于封建主义的种种优越性。现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现有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来增加社会财富,提高公众的生活水平,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扬光大。即如何搞好经济建设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投人获得最大的产出(对消费者来说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支出获得最大的满足)。这一问题实际上又是微观经济管理问题,即社会对既定的资源量,企业(个人)对既定的资源量如何进行管理。要实现这一点,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往的各种经济理论都无法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而边际效用价值论可为这种分析提供理论基础。于是以理性经济人和资源稀缺性的假设为前提,研究在现有生产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始终追求效用最大化是其目标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应运而生。它从需求和效用角度,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原则,研究为达到效用最大化的资源和产品在生产与配置中的最优数量和途径问题;从微观层次,通过对个人消费者、单个厂商的行为分析,寻求单个产品市场的均衡问题。
总之,边际效用价值论作为一种资产阶级价值理论,从其发展、演变的轨迹看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的功利目的,以效用取代劳动,以效用解释价值。边际效用价值论旗帜鲜明地表现出西方庸俗经济学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发展服务和辩护的特征。
三、对主观价值论的评价
(一)主观效用价值论的错误与缺陷
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根本谬误在于,把价值归结为一种没有社会历史内容的主观的永恒范畴,一笔抹杀了价值范畴的社会规定性和客观性,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性和剥削性。不仅被用来反对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且具有强烈的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色彩。
主观效用价值论的缺陷深植于其理论体系中。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人对物品的效用(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的主观评价。价值来源于效用,又以稀缺性为前提,其尺度是边际效用。不能满足人的欲望的生产资料价值由其生产最终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物品的市场价格是供求双方物品主观评价达到均衡的结果。效用价值论研究的重点是商品的主观的使用价值,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从财富的效用到边际效用,从基数效用到序数效用等。其缺陷主要有下列几点:(1)效用不能计量。效用价值论的根本错误在于违反了确定交换比例的原则。因为,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效用,是消费者对物品满足自己需要的一种心理感受和主观评价。不同的人对同一种商品的偏好和评价是千差万别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对同一种商品的偏好和评价也是千差万别的。不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通常没有也不可能用基数或序数来计量商品的效用。商品的效用是无法计量的。(2)效用不能说明新价值的创造和旧价值的转移,因而不能解决价值的补偿问题。生产中耗费的价值应在交换中得到补偿,这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按照效用价值论的观点,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带来的满足程度的评价,消费者在评价某件商品的效用时,是绝不会考虑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效用是多少,劳动耗费是多少。因此,效用根本不可能转移。按照效用价值论的观点,产品的效用决定生产它的生产要素的效用,相应地,产品的价值决定要素的价值,这在现实中显然是不成立的。(3)效用不能在交换中决定。价值理论的任务是要解释商品交换的比例和价格的确定。现实情况表明,凡是参与交换的商品,都必须有明确的价格,不存在没有交换比例或价格的交换活动。但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效用却不能在交换中确定,只有在消费者实际开始消费商品后才能做出评价。至于边际效用,更要等到消费足够数量的商品之后才有结果。但事实是,消费者在消费他通过交换而得到的商品之前,已经支付了商品的价值或价格。
边际效用价值论将边际效用混同于商品价值的基础和实体,并以此错误的理论基础来证明其系统理论的先进性、科学性,这就使整个理论推理过程充满矛盾、混乱,使得“边际革命”以后,西方庸俗经济学走人了死胡同。新晨
(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借鉴作用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微观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S. Deaton),这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
迪顿拥有美英双重国籍,现为普林斯顿大学德怀特・艾森豪维尔国际事务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和经济学系经济学和国际事务教授。他是亚当・斯密的“老乡”,1945年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然后在剑桥大学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迪顿早年曾先后就职于英国剑桥大学和布里斯托大学,后来于1983年来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至今。
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的是迪顿“在消费、贫困和福利等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迪顿的工作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与消费有关的各个方面问题的认识,他在具体的个人选择行为与总体的经济结果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对经济理论和现实政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已经促使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出现了深刻的转变。 从消费者理论到微观发展经济学
迪顿在计量研究方面有突出的才华,他与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并称“普林斯顿计量双塔”,在计量经济学界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迪顿原本是一位数学家,后来因为对人类经济行为非常感兴趣,才决定进入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学习经济学。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是在20世纪40年代由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人称“国民收入核算之父”的约翰・理查德・尼古拉斯・斯通创建的(还得到了凯恩斯的帮助)。斯通是迪顿的导师,对迪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初迪顿主要关注消费者行为,分析家庭和个人的需求、消费以及储蓄等,他的博士论文的标题是《消费者需求模型及其在英国的应用》。1980年,他和约翰・米尔鲍尔合著的《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一书出版,立即成了经典著作,它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范式和相关理论及结果进行了全面总结,阐明了消费者理论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
随后,他们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一文。2011年该文入选1970年以来《美国经济评论》最顶级的20篇论文之一。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根据斯通的消费需求理论,利用鹿特丹支出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的函数逼近方法,提出了一个“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这个系统后来被称为迪顿―米尔鲍尔系统,为衡量消费者对价格和收入的反应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此后,在对收入和消费进行研究时,迪顿发现了“迪顿悖论”。宏观经济学传统的永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的波动要比收入的波动更为平滑,其解释是,消费是由其永久收入决定的,由于永久收入的波动比当期收入小,所以消费的波动要小于收入波动(即更加平滑)。但是,许多学者在对收入的长期时间序列进行了分析后发现,收入通常是一个“一阶自回归过程”,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今年的收入增长较快,那么一般来说明年的收入也会增长较快。对此,迪顿追问道: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因为永久收入是所有各期收入的均值,它的波动就会大于当期收入的波动,然而这样一来,如果消费真的由持久收入决定,那么从理论上讲消费的波动就应该大于收入的波动了。这个发现被称为“迪顿悖论”。迪顿指出,要化解这个悖论,就需要研究个体的收入和消费,用个人层面的数据,来研究宏观的消费行为,而个体的收入和消费却与平均收入和消费完全不同。
20世纪80年代以后,迪顿逐渐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微观发展经济学上。他是普林斯顿大学发展问题研究项目的成员,这个项目使得普林斯顿成为全世界研究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基地之一。在世界银行工作时,迪顿主持了生活标准测度调查问卷的设计,然后取得了很多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利用这些数据,迪顿完成了很多有影响的研究,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
在以往,发展经济学实证研究主要是基于国民账户总量数据进行的分析。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实证研究领域,其基础变成了来自单个家庭的详细数据。迪顿是这个伟大转型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一个例子是,长期以来,有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低收入导致低卡路里摄入,而营养不良的人当然不可能尽展才智去发家致富,从而构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样一来,向穷国提供国际援助时就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援助着眼于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收入增加仍然不能导致卡路里摄入量明显增加,那么就应该直接援助粮食。迪顿关于收入和卡路里摄入量关系的研究表明,收入增加确实会导致更多热量被消耗;但是另一方面,营养不良导致贫穷这个假设并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持;换句话说,营养不良主要是低收入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在1997年出版的《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计量方法》一书中,迪顿系统地介绍了家庭调查数据分析方法,包括家庭调查表的设计、经济计量分析工具的选择,还讨论了相应的政策问题。迪顿强调,家庭调查是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的关键数据源。
贫困、不平等和幸福感
迪顿非常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几十年来,迪顿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强调,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消费数据常比收入数据更加可靠。他给出了很好的范例,应该如何利用消费数据来衡量贫困、理解其决定因素。例如,贫困是在个人层面上定义的,而消费数据通常是在家庭层面上收集的,比较常见的处理方法是按照人均家庭总支出来衡量个人贫困程度,即假设儿童的消费与成年人相同。但是迪顿认为这种估计并不合理:儿童的消费支出通常仅为成年人的30%―40%,因此有儿童的家庭的人均贫困程度被夸大了。迪顿警告,使用国民账户数据往往会得到与使用家庭调查数据相反的结果。他还警告,对贫困水平进行跨国、跨地区比较时要特别谨慎。
迪顿特别对印度20世纪90年代的贫困问题专门进行了研究。有人认为,在这个时期,印度“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也有人认为,印度仍然处于“普遍贫穷”中。迪顿认为,关键的问题是贫困如何度量。他根据印度全国家庭抽样调查数据,修订了贫困发生率以及其他贫困标准,修订后的结果与人均支出、各州产出和实际农业工资的趋势一致。他和合作者通过对印度1993年-1994年和1999年-2000年全国家庭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20世纪90年代印度的不平等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印度各邦内部特别是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之间的经济不平等恶化了。
近些年来,迪顿也非常关注人们的幸福感和不平等问题。2001年,他出版了《健康、不平等与经济发展》;2013年,他又出版了《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尤其是后者,成了一本畅销书。在这本书中,迪顿主张从更多的维度来刻画人们的福祉,例如健康、自由、幸福感,等等;同时,在讨论不平等问题时,也要关注这些指标的不平等,而不能只考虑金钱。另外,迪顿还在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合写的《高收入提高了生活评价但没有改善情感福祉》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钱多可以带来较满意的生活,但是不一定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不过钱少一定是与情感痛苦有关。迪顿建议,在对各国福祉进行比较时,直接询问人们的自身情况或许比用货币指标衡量更加真实可靠。 在理论和现实之间
称迪顿为微观经济学家当然没有错,但是更准确的称呼或许是“微观计量经济学家”。好的计量经济学研究,必定是理论模型与优美的统计计量(检验)方法和新颖可靠的数据的结合。迪顿的研究正是如此,它们构成了理论和数据之间的完美的桥梁。从分析人们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到探究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再到将微观计量方法扩展到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的收入水平、幸福感、贫困和不平等的研究,并利用新型的家庭调查数据检验它们之间的关系,迪顿自始至终一直在致力于协调理论与现实、模型与数据。
有人称,迪顿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在做出任何一个结论之前,他总是要求看到更多的数据。他认为,世界是非常复杂的,把世界化约为简单的理论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在别人眼中的“因”和“果”之间,迪顿经常会看到无数个“第三因素”(例如,他说,并没有“你更健康,所以更富有;你更富有,所以更健康”这种“规律”,中间可能发生很多事情)。
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迪顿也确实经常扮演置疑者的角色:从对“理性预期假说”的挑战,到对以总量分析为特色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扬弃,从对外国援助的批判,再到对用“随机对照实验”方法评估发展中国家政策干预的有效性的做法的否定,都是如此。
迪顿也是一个乐观的人,他对自己的研究充满信心,他对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充满信心。或许,正是因为时刻生活“在理论和现实之间”,迪顿才成了这样一个“乐观的怀疑主义者”。他的实证结论和在经济发展、不平等、贫困等问题上的政策主张,都建立在对扎实的微观数据的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所以他经常能够看到“众多指标显示趋势向好,但是需要做的事情仍然非常多”。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传统教学
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问题,它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被国家教育部规定为财经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但是,从我们多年的教学实践来看,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很多同学反映该课程涉及的概念众多、难懂晦涩,而且尚有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这既与经济学理论本身的高度抽象和传统“填鸭式”教学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又与我们不重视案例教学有关。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主要靠教师向学生灌输,是一种应试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很容易使这门课程成了空洞而乏味的理论,不利于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一、案例教学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意义
(一)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积极性
西方经济学是对几百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状况的经验总结和抽象归纳,其产生的背景和与我国的现实国情差别很大,这使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时有种无的放矢的感觉,缺乏兴趣。同时,西方经济学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抽象性,其包含了大量的概念和模型,需要借助大量的数学公式、图表来进行论证,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许多学生只能死记硬背这些理论的结论,而不明白这些理论的内涵和现实意义。怎样将西方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以一种生动的形式呈现给学生,从而提高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积极性?许多西方经济学教师都在思考和探索这一问题。实践证明:案例教学就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因为经济学的案例往往是以现实经济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而且案例教学的实践性、时效性都很强,其中有一些是当前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这能吸引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时能够主动思考、积极主动地学习,从而提高他们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积极性。
(二)有利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西方经济学课的第一节课时,教师都要讲“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学”这一问题,他们普遍都会谈到一点:“要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也就是说学习西方经济学不仅要掌握课本上的知识,而且要让学生具有一定的经济学的思维。而案例教学可以帮助教师实现这一目的,即案例教学通过对大量现实问题的分析,引导学生学会运用西方经济理论分析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同时,案例教学法还是一种将经济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有效方法,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为学生提供一个具体的情景,引导学生去思考和探索,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案例教学法的运用有助于西方经济学教师不断优化自己的教学过程,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第一,在西方经济学的案例教学中,教师要不断地根据教学内容的要求以及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设置恰当的案例,这不仅需要教师具有有雄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还要求教师对现实的经济问题有较强的敏感性和概括能力,能够熟练把经济理论与现实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第二,在西方经济学的案例教学中,教师发挥主导作用,对学生所讨论的经济社会问题及具体的实施方式做出统筹安排,而且还要发挥学生的“主体”的作用,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做好组织工作,通过案例让学生积极参与讨论或辩论。这些都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和教师教学水平和能力。
二、我国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案例教学起步比较晚,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缺乏对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的重视
我国很多高校对教师的评价方式还主要看教师的科研水平,而普遍对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重视不够。这样作为有利于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的方法——案例教学法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多人认为案例教学是教师个人的事,既没有相应的投入和经费,也缺乏组织上的保障。教师由于主要精力在科研上,对教学兴趣不高,又加上案例教学需要经费投入和大量的时间、精力去进行调查、收集和编写工作,而学校也不会把它计工作量,也不会把它列入考核体系,这对教师教学改革有消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案例教学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
(二)本土化案例库建设滞后而且质量低
现阶段,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使用的案例,大部分来自国外的经济学教科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行的背景、经济制度及存在的问题都与我国有较大差别,而且我们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学会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经济现象、经济问题,因此案例教学中仅仅分析国外的经典案例是不够的,西方经济学教学还要与中国本土经济实践相结合,因此,教师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要收集、编写和设计能够满足教学需要的本土案例。但是,我国很多高校在经济学案例的搜集、整理与分析等方面还很落后,选取的案例质量低。一些案例注重知识性忽视综合性,一些案例没有时代感和时效性,还有一些案例没有针对性和缺乏规范性,没有很好地与所学经济理论有效结合起来,不能达到案例教学的目的。所以,我们选择经济学案例教学时,要倾向于国内经济社会实践中的案例。同时,这些案例还要跟上我国时代的发展,具有时代特色,使案例教学具有时效性、可行性和科学性。
(三)相当一部分教师案例教学能力不强
我国高校的相当一部分教师案例教学能力不强,很多教师还没有完全掌握案例教学方法,西方经济学教师也是如此。引入案例教学对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师的业务素质,包括专业知识、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为案例教学法本身决定了教师在上课时,所涉及的理论知识点和案例分析要达到的目的,以及为达到目的应该采用的手段与方法等。由于认知的偏差,在教学过程中,一些教师把案例教学与教学举例混为一谈,单纯为吸引学生兴趣、增强理论的说服力而引用案例。有的教师角色定位不准确,过分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引导作用。部分教师认为,案例教学应实行开放式讨论,片面追求热烈的课堂气氛,甚至允许学生讨论偏离主题。还有些教师对学生讨论中的片面言论或错误之处急于纠正,学生怕说错,在发言时有顾虑,一方面打击了学生发言的积极性,使其不能自由地、充分地展开讨论;另一方面使学生们过于关注教师的评论,不能很好地吸收他人长处,达到相互启发的目的。
三、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实施案例教学的对策
(一)纠正对案例教学的错误认识,重视案例教学法的应用
要发挥案例教学的作用,必须得到各高校的支持。第一,主要是政策、文件支持问题。各高校在修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时,就应提出案例教学及其基本要求,在课时保证、成绩考核等方面要支持案例教学的开展、进行,要使传统的闭卷考试和当前的案例教学之间能够相互配合。第二,主要是网络支持问题。为了给师生互动交流提供一个好的平台,学校应该开通案例教学的网络资源。学生可以将案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同意见,或将收集到的更新更好的案例资源,上传到网络平台上来供大家交流,并得到教师的指导。第三,主要是经费问题。各高校应加大对西方经济学案例收集、整理及编写等相关经费的投入,应加大对任课教师的培训和必要设施配备等方面的经费投入。
(二)选择适合我国国情和教学需要的案例
在西方经济学的案例教学中,其关键环节就是要选择合适的案例,而要选择合适案例,就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选择适合教学的案例。在选择适合的案例教学时,教师应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增加一些能积极反映我国经济生活新现象和新问题的案例。在选择和设计案例时应注意几点:一是案例不仅要具有知识性,而且更要有综合性。“案例教学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讲究的是学习效率,应该能让学生在既定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掌握知识”,因此一个案例最好能涉及多个知识点,使学生通过一个案例的分析就能够掌握多个知识点;二是案例要有时效性和实践性,即案例的选取一定要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尽量选择近年内发生的案例,甚至当前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三是案例要有典型性和针对性。即针对不同的学生群体,选取哪些具有代表性,能很好地反映同一类事例的共同特点的案例来进行教学,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和思考,学生能很好地理解和把握经济理论及其精髓,同时还能触类旁通,理解类似的其它问题。
(三)积极引导学生参与案例教学
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到案例教学当中。首先要引导学生在课前做好准备。在进入案例教学之前,布置学生要熟悉或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及相关技能,并让学生学会运用已学过的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学生刚刚接触案例教学,教师最好对案例分析的思路和方法进行必要的介绍和引导;同时还介绍如何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案例相结合的具体方法,引导学生进行案例分析。在学生具备了一定的分析能力和掌握了案例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可采取课堂讨论的方式进行。其次,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的案例教学。案例教学不能少了学生的参与。但是,存在各种因素的影响,学生参与案例教学,与教师互动,还需要一定的勇气,需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碍。如果没有学生积极主动的发言,案例教学会变得十分被动。如果教师此时强制性的提问来代替自由发言的话,课堂讨论变成了老师的自问自答,这又回到了过去“填鸭式”教学,案例教学就不会收到真正的效果。最后,要把案例分析能力作为考评学生学习效果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准。
(四)多种途径提高教师案例教学的能力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案例教学对授课老师的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我国高校中大部分西方经济学教师的案例教学能力还不强,需要通过多种途径来提高他们的案例教学能力,包括教师要选择合适的案例、组织和实施好课堂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等。目前比较可行的途径有三种:一是定期举办案例教学培训,提高任课教师的案例教学能力;二是有计划地选派教师到企业或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进行调研,同时请企业有经验的管理者或外校有经验的教师搞讲座,或组织关于案例课的观摩课、经验交流活动来提高教师的案例教学水平。三是积极开展高校与科研单位或企业联合办学,采取请进来与走出去的办法,聘用企业家为高校兼职教师,以增强案例教学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曹休宁,王俊.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之案例教学探析[J].人力资源管理.2010(5)
关键词:货币;货币政策;信贷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
Friedman和Schwarz(1963)对名义货币存量与实际产出之间的统计分析发现,两者存在正向关系,并且名义货币存量的变化领先于实际产出的变化。在此之前,Phillips(1958)描述了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的负相关关系,提出了菲利普斯曲线。Okun(1962)描述了产出增长与失业率的负相关关系,即奥肯定理。综合以上这些著名的研究结果,可以描述一条货币存量与实际产出之间相关性的逻辑:货币存量增加――通货膨胀率上升――失业率下降――实际产出增加。这条逻辑解释了弗里德曼等的统计发现,并成为了货币政策的重要基础:货币当局可以通过操纵货币存量,抚平经济周期。
然而,无价值的纸币为什么能够影响实际产出?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也正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促进了货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本文在回顾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着重介绍货币经济学理论近年来的新进展,分析货币经济学各学派理论之间的联系,以及对货币政策的意义。
一、外在货币与内在货币
要研究货币与产出之间的关系,首先要界定什么是货币。根据Mishkin(2007)的定义,货币是一种被大众所接受的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或者偿还债务的资产。但是,这个定义在实际的货币统计中并不好操作,在现实中,许多资产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支付的功能,因此货币的边界并不清晰。在现代货币统计中,货币主要包括法定货币(现金)和存款。法定货币是政府(央行)用国家信用保证的纸币,在法律的支持下强制流通;而存款则可以看作是银行发行的信用凭证,这类凭证可以很方便地兑换成法定货币来流通,甚至也可以直接流通,因此又被称为“准货币”。从作为交易媒介的职能来看,现金和存款没有太大的差别,因此在货币存量的统计上往往不加区别。
然而,从货币创造的角度来看,现金和存款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因为法定货币不可兑现,不需要相应的价值来担保,并且政府不需要为其支付利息,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定货币的发行是完全可控的,不受发行者偿还能力的制约,因此又被称为“外在货币”。存款需要相应的价值作担保,并且银行要对存款支付利息,因此银行吸收存款的数量受到其偿还能力的制约。实际上,银行对存款的需求量取决于公众对贷款的需求量。银行吸收到的存款是下一轮贷款的基础,而公众获得贷款以后,很大一部分又转换成了银行存款,存款和贷款密切相关,是借贷关系这个硬币的两面。从这个意义上看,准货币体现了人们之间的借贷关系,信贷数量与人们的投资和消费计划,以及人们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密切相关,而不是任何人可以主观控制的,因此又被称为“内在货币”。在现代社会,由于金融体系的发展,内在货币的存量大大多于外在货币,前者往往是后者的数倍,因此内在货币对外在货币有放大作用,称为货币乘数。
因为货币乘数是不稳定的,如果在分析货币存量与产出之间关系的时候,货币的界定包含了内在货币,那么两者之间的联系实际上主要反映了信贷数量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而信贷数量又取决于人们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因此货币存量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仅仅反映了预期产出与实际产出之间的联系。这时,货币存量的变化领先于实际产出的变化,只是因为人们调整内在货币余额的速度比调整生产的速度更快(坎普和弗里曼,2001)。可见,这种分析并没有太大的政策意义。
在验证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时候,货币应该界定为外在货币,而不应该包括内在货币,内在货币存量的变化可以作为货币政策起作用的一个中间指标。如果外在货币存量的变化灵敏地影响了内在货币存量的变化,说明货币政策发挥了效应。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描绘出货币供给对产出影响的路径。(图1)从图1可见,货币政策起作用的关键在于两个环节:一是外在货币供给变化能够引起内在货币供给的变化;二是货币供给的变化能够引起总需求的变化。依据对这两个环节的研究侧重点不同,货币经济学理论形成了两大学派:货币学派和信用学派(Jaffee and Stiglitz,1990)。前者认为通过对外在货币的调控可以有效控制内在货币的供给,因此把货币供给的变化看作是外生的,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第二个环节;后者则认为信贷市场是不完善的,在一定的外在货币供给量下,信贷数量的变化可能相当大,因此外在货币对内在货币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取决于信贷的可得性。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近年来信贷学派的理论日益受到重视。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货币学派”不仅指货币主义,而是包括所有的主流宏观经济学,例如新凯恩斯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因为这些学派都致力于研究货币供给量对总需求的影响,而不重视信贷市场。
二、货币供给对总需求的影响
如果货币存量的变化仅仅影响总体价格水平,而没有引起相对价格的变化,那么就不会影响总需求,不会打破原来的经济均衡。货币政策有效的前提是:货币供给变化影响相对价格,相对价格的变化导致总需求的变化。在这里,价格包括各种商品的价格、劳动力价格(工资)、货币使用的价格(利率)。
主流宏观经济学致力于通过“价格粘性”假设来解释货币供给变化对相对价格的影响;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货币主义”通过交易摩擦这一事实来解释货币供给变化对相对价格的影响。
(一)来自主流宏观经济学的解释。凯恩斯主义理论引入了价格粘性假设,来解释货币供给的变化对总需求的影响。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供给变化导致的利率变化快于商品价格和工资的变化,从而改变了投资成本,达到了在短期内调控总需求的目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对价格粘性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有三类模型:一是信息不完美模型;二是交错价格调整模型;三是菜单成本与价格调整外部性模型。
1、信息不完美模型。Lucas(1972)提出了不完美信息模型来解释货币供给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以及价格粘性现象。其主要思想是:生产者观察到价格变动的时候,无法确定是某些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动,还是总价格水平的变动。这时,生产者的最优决策是把部分归因于相对价格的变动,而把部分归因于总价格的变动,生产者对相对价格变动的最优反应是改变供给量,而对总价格水平变动的最优反应是保持原来的供给量不变。因此,当货币供给增加,引起总价格水平上升时,产出会增加,同时价格上升滞后于货币供给的增加。
Lucas(1976)同时指出,从长远来看,人们的预期是理性的,不会出现系统性偏差。如果当局根据一定的规则使用货币政策,那么货币政策将会被人们预期到,于是所谓的“价格粘性幻觉”不会反复出现,货币政策将会失效。理性预期理论提醒政策制定者,尽管货币供给量与实际经济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关系,但是当人们试图利用这个规律的时候,这个规律将会消失。
然而,在当今工业化国家,货币政策和价格信息已经非常透明,但是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变量的影响依然存在,因此价格粘性的产生不应全部归结为信息不完美问题。
2、交错定价模型。在交错定价模型中,价格是前定的,例如由合同确定下来,在合同到期之前无法进行调整,因此价格是粘性的。这类模型包括费希尔模型(Fischer,1977)、泰勒模型(Taylor,1980)等。交错定价模型内含了不完全竞争的假设,即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所以即使总价格水平小幅度上升,厂家仍然能够在不调整名义价格的情况下获得足够的利润。生产者拥有的市场力越大,价格高于边际成本越多,价格粘性越明显,货币政策的作用也越强。
然而,该模型面临的困难是,在现代社会,人们可以以很小的成本得到精确的通货膨胀信息,如果在合同中把价格指数化,那么频繁调整名义价格的成本将很低。为什么人们不愿意付出这些很小的信息成本,而宁愿承担经济波动的巨大成本呢?
3、菜单成本模型。新凯恩斯主义致力于探讨很小的名义不完美(菜单成本)是否足以造成大的经济扰动。Mankiw(1985)指出,由于存在定价的外部性,垄断厂商的价格调整将招致较大的菜单成本和较小的收益。因此,菜单成本可能造成经济扰动。
然而,罗默(1996)对Mankiw的菜单成本是否足以造成价格粘性提出了质疑,并指出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粘性能够加剧菜单成本对价格调整的制约。Golosov和Lucas(2007)的分析证明,菜单成本在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中可能是无足重轻的。因此,能否把货币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很好地建立在小小的菜单成本之上,仍然存在质疑。
综合主流宏观经济学各派的观点,价格粘性可能是由一系列很小的市场不完善因素促成并放大的。各种主流宏观经济学模型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把经济体看成了一个整体,认为货币供给同时向所有人群渗透(helicopter drop),同时在所有人群中发生效应。这种整体分析的方法固然使得分析过程简明清晰,并且有助于人们整体性地洞察经济现象,但是也忽略了交易过程中的多种摩擦,而这些摩擦也可能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化;并且这种整体分析的方法无法揭示货币政策对不同人群行为和福利的影响。
(二)来自“新货币主义经济学”的解释。货币是为了克服交易过程中时间和空间上的障碍而出现的,因此许多学者坚持在交易过程中来考察货币的效应,而不是采用整体分析的方法。这类模型的中心思想是:每个商品在定价过程中并不存在粘性(或者价格粘性是不重要的),但是由于交易过程中的摩擦(例如搜寻商品的成本、交易时间等),以及货币持有者的偏好,货币流动过程中存在粘性。一笔货币注入经济体后,由于流动粘性,货币会在局部聚集,引起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
搜索和匹配模型(searching and matching models)很好地揭示了以货币为媒介交易过程中的摩擦,然而模型出现的内生的货币余额分布函数过于复杂,难以求解,制约了它的应用。许多学者为这类模型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如Trejos和Wright(1995)、石寿永(1995)、Green和Zhou(1998)等。Lagos和Wright(2005)在搜索和匹配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准线性偏好,并且提出了集中决策市场和分散决策市场的模型(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Markets Model),由此简化了货币余额分布函数,使得模型容易求解。
Williamson(2008)在搜索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分割市场模型(segmented markets)。该模型认为,金融市场是分割的,只有一部分人参与金融市场活动,而另一部分人不参与金融市场活动。在分割的金融市场下,货币供给的变化首先影响利率,然后向商品市场扩散。另外,商品市场也是分割的,参与金融市场活动的人群和不参与金融市场活动的人群所偏好的商品不同,于是货币供给的影响首先会在部分商品市场聚集,然后向整个市场扩散。因此,两个商品市场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由于利率和商品价格之间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不同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这两个人群的经济行为和福利状况也将发生变化。
最近,Williamson和Wright(2010)在综合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描述了这类基于交易的货币经济学分析的一般框架,并给其命名为“新货币主义经济学”(New Monetarist Economics)。“新货币主义经济学”用货币流动粘性取代了价格粘性,放弃了主流宏观经济学中采用的信息不完善、不完全竞争、菜单成本等假设,使得货币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具有一致的分析框架。另外,“新货币主义经济学”引入了偏好冲击和效用函数,使得福利分析成为可能。在分割市场模型中,揭示了货币政策对不同人群产生的财富分配、收入影响,以及福利影响,由此提示政策制定者,由于同一货币政策将对不同人群的行为和福利可能造成相反的影响,货币政策的作用可能比传统宏观经济学所认为的弱,并且政策的成本(福利损失)可能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大。
主流宏观经济学和新货币主义经济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相对价格变动的原因,前者主要把其归结为信息不完善、菜单成本,以及不完全竞争,而后者把其归结为交易摩擦和偏好导致的货币流动粘性。也许在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这几类因素共同导致了总需求的变化。
三、信贷供给在货币政策中的意义
“货币学派”认为货币的供给是外生的,因此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货币供给对总需求的影响上。然而,内在货币的供给显然不是由央行灵活控制的,而是由银行和公众的行为共同决定的。尤其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内在货币的供给可能与外在货币的供给方向背道而驰。Friedman和Schwarz(1963)对1930~1933年美国货币存量的研究发现,在这期间由于人们对银行失去信心,争相将存款兑换成现金,导致存款-现金比锐减,由于存款流失,银行通过贷款创造货币的能力削弱,最终货币存量减少了1/3,经济陷入大萧条。
正如前面分析的,存款(内在货币)和信贷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信贷机制出现障碍,就意味着人们无法为投资和消费计划融资,内在货币存量下降,经济将陷入衰退。随着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外在货币占货币总量的比例日益下降,金融体系的信贷供给机制日益受到重视,成为了货币政策研究的重点。
近30年来,Jaffee、Stiglitz、Greenwald、Weiss等人的研究工作把货币经济学主要置于银行信用关系的基础上。信贷学派的理论认为(Jaffee and Stiglitz,1990),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信贷配给普遍存在,因此银行的行为决定了信贷供给量。信贷供给受到预期的影响很大,往往无法对央行的货币政策作出灵活的反应,尤其在经济危机时期,货币政策更可能失灵。Stiglitz和Greenwald(2002)总结了信贷学派的主要理论,从银行信贷行为的角度提出了“货币经济学的范式”。该理论从信息不完善、风险回避、银行行为的外部性等因素来分析银行的信贷供给行为。该理论的结论是:货币政策的要点并非简单地调控外在货币的供给,而是要关注银行体系的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水平的是生产部门获得信贷的条件以及信贷数量,而不是货币数量本身。
四、总结
货币是信用不完善情况下,减少交易摩擦的一种替代品(Williamson,2004),甚至可以说货币本身就是一种信用票据(斯蒂格利茨,格林沃尔德,2002),那么货币和信用就不可以截然区分了。私人部门的信用是经济运行中内生的,而国家的信用则具有垄断性和强制性,因此货币有内在货币和外在货币之分。如果不加区分地分析货币存量与产出的关系,就会产生谬误。
货币学派认为信贷市场是完善的,内在货币供给与外在货币供给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因此它们的研究侧重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变化如何引起总需求的变化,从而导致产出变化。主流宏观经济学把经济体看作一个整体来分析,忽略了交易过程,因此只能从价格粘性来寻找相对价格变化的原因。新货币主义经济学则重视交易过程,从交易过程中存在的摩擦和人群偏好,来探讨货币供给变化后,如何引起相对价格变化。
信贷学派认为,信贷市场是不完善的,内在货币供给与外在货币供给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关系,尤其在经济危机时期,这两者的关系可能断裂,导致货币政策失灵。因此,货币政策的重点不仅仅在于调节货币供给量,更要重视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我们通过图2总结了各派货币经济学理论的主要思想、政策意义,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图2)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Fischer,Stanley.1977.“Long-Term Contracts,Rational Expectations,and the Optimal Money Supply Rul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February).
[2]Friedman,Milton and Anna Jacobson Schwartz.1963.“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Golosov,M,Lucas,R,2007.“Menu Costs and Philips Curv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5.
[4]Jaffee,Dwight and Joseph Stiglitz.1990.“Credit Rationing”.Hankbook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2,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 B.V.
[5]Lagos,R,Wright,R.,2005.“A unified framework for monetary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3.
[6]Lucas,Robert E.Jr.1972.“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4(Aprial).
[7]Lucas,Robert E.Jr.1976.“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A Critique.”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1:19-46.
[8]Mishkin,Frederic S.2007.“The Economics of Money,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7th Edition)”,Peking University Press.p44.
[9]Mankiw,N.Gregory.1985.“Small Menu Costs and Large Business Cycles:A Macroeconomic Model of Monopl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0(May).
[10]Okun,Arthur M.1962.“Potential GDP:Its Measurement and Significance”,in Proceedings of the Business and Statistics Section,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1]Phillips,Alban W.1958.“The 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Money Wage Rates in the United Kingdom,1861-1957.”Economica 25(November).
[12]Taylor,John B.1980.“Aggregate Dynamics and Staggered Contract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8(February).
[13]Williamson,S.2004.“Limited participation,private money,and credit in a spatial model of money”,Economic Theory.
[14]Williamson,S.2008.“Monetary policy and distribution”,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55.
[15]Williamson,S.and Randall Wright.2010.“New Monetarist Economics:Models”.
[16]Williamson,S.and Randall Wright.2010.“New Monetarist Economics:Methods”.
[17]布鲁斯.坎普和斯科特.弗里曼(2001).刘阳,宋海燕等译.构建货币经济学模型(第2版).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