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中的危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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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中的危机管理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公共危机 管理

一、公共危机的管理主体分析

政府是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最重要的主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的责任最大。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和全体公民利益的维护者，理应承担处理公共危机的责任。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主要应具备两方面的责任。第一，政府对于危机的预测能力。第二，政府对于危机的反应能力。

非政府组织作为区别于政府和私营企业的第三部门，是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的非营利性组织。我国的非政府组织目前也在经历一个史无前例的发展期。在政府对公共危机管理的不得当的一些方面，非政府组织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补充作用。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优势

首先，非政府组织的民间性。我国目前的非政府组织多是由基层群众所组成的草根组织，由群众组成，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因此有着不同于政府部门的民间性。非政府组织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它与广大民众的直接距离会更小，更能体察到民众的声音，能够及时获得民众的需求信息并做出快速反应。同时，非政府组织多代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能够在公共危机的处理中向弱势群体倾斜，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利益。“非典”等公共卫生危机事件表明，只有平等尊重民众的权力，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才能得到保障，若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的话，强势群体的利益也会因此受到威胁。在公共危机管理中，非政府组织这种对弱势群体的倾斜性，在促进危机事件得以公平公正处理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二，非政府组织工作的专业性。非政府组织不同于政府部门的另一个优势特征就是其组织成员多是某个领域的专业性人才，能够在特定的公共危机处理中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从而做出更快更好的反应。我们从近几年的众多实例中可以看出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的专业性在公共危机处理中的作用，成都的爱白中心是由来自全国各地的注册心理治疗师所组成的爱心机构，在汶川大地震中，该中心的心理治疗师们负责整合及培训灾后辅导人员，再由他们到前线进行救助。

第三，非政府组织结构的灵活性。政府部门由于其特有的科层组织结构，特殊的价值取向和复杂的政治环境，导致其势必会在公共危机的管理中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非政府组织正好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公共危机事件多是非常规下的突发性事件，危机发生时，正常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民众陷入极大的恐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能够第一时间帮助灾民，维护秩序，提供最直接帮助的组织，而非政府组织由于其组织结构的灵活松散，其决策系统的分散独立，可以对危机事件做出即时反应。

三、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

首先，法制的不健全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的管理设置了门槛。我国对非政府组织的登记管理实施双重管理原则。在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登记成立，不仅要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批准，还要找到一个与自身业务相关的部门，这样的管理办法固然加强了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管制并对各类非政府组织进行了有效的规范，但同时也提高了组建非政府组织的门槛，限制了其发展，使得大批专业性的非政府组织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得不到政府部门的认可，也就不能在公共危机的管理中发挥相应的作用。现如今，一些非政府组织由于找不到相对应的主管部门，转而以企业的名义在工商部门注册，或是干脆不进行注册登记，这样的不具有合法地位的草根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占有很大的比重。

第二，经费的不足和人才的缺失使非政府组织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多是从政府中剥离出来的，但社会转型带来的诸多问题又导致了这种剥离不彻底，非政府组织仍然可以说是政府的附属机构，政府的财政拨款是非政府组织的最大财政来源，近几年来，政府部门一方面减少了对非政府组织的拨款，一方面鼓励非政府组织自行筹措运作经费，但非政府组织的非营利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像私营企业一样在买卖市场中获得收入。资金的不足使非政府组织无法在灾难救助中全面展开工作，无力迅速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投入到公共危机的管理中。

第三，传统文化的缺陷导致非政府组织公信力不足。我国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还面临着文化方面的挑战。非政府组织是一个外来语，西方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有着来自文化方面的深厚积淀，发达的公民社会是其生长的土壤，这包括了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普遍的公民意识，自治观念，法制观念，公益精神等，而我国长期以来受依附性民臣文化的影响深远，缺乏这方面的文化背景。

四、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合作关系

公共危机事件不同于一般的危机事件，公共危机事件覆盖面极广，一旦发生，危害极大，而且许多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具有不可预见性，因此公共危机的预防和管理是对公共部门的巨大挑战。政府固然是公共危机管理的第一主体，承担着最重大的责任，政府如果想对公共危机进行有效地管理，必须认清自身的缺陷，与非政府组织建立一种合作关系，对非政府组织进行扶持以使其能有效发挥特有的优势，挖掘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潜力，从而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建立一种多主体相互合作的管理模式。

组织中的危机管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脑卒中；康复；良肢位；护理

[中图分类号] R473.5[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3-7210（2009）03（a）-098－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加大，脑卒中的发生率越来越高，发病年龄也逐步年轻化。在我们护理的患者中，年龄最小32岁，为提高治愈率，降低残障程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早期良肢位的护理十分重要。下面就我们在护理工作中对于偏瘫患者如何保持良肢位的护理观察介绍如下：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

本组100例脑卒中患者均经头颅CT或MRI确诊，均有不同程度的肢体瘫痪。观察组50例系2007年4月~2008年3月在我科住院的患者。年龄32～76岁，脑出血18例，脑梗死32例。对照组50例系2006年3月～2007年3月收治的脑卒中患者。年龄36～78岁，脑出血20例，脑梗死30例。两组在年龄、性别、疾病类别、偏瘫程度上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方法

观察组在神经内科常规治疗及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随时将患者瘫痪肢体摆放在对抗痉挛的位置，不论在各种治疗及护理操作后、变换、大小便后等按良肢位要求摆放患者，并加强病房巡视，随时检查良肢位的保持情况。对照组只给予神经内科常规治疗及常规护理。

1.3评价

根据肩关节半脱位的评定标准[1]。利用患者看专科时间进行评价，根据患者走路姿势评定足下垂及足内翻的存在。

1.4结果

50例观察组中，发生肩关节半脱位6例（12%），患手肿胀8例（16%），足下垂15例（30%），足内翻12例（24%）；对照组中，发生肩关节半脱位35例（70%），患手肿胀30例（60%），足下垂30例（60%），足内翻23例（46%）。观察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2护理

2.1健康教育

向患者及家属介绍保持良肢位对预防和减轻异常模式的发生和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取得患者及家属的配合和支持，让家属共同参与良肢位的护理，同时宣传早期康复的时间，脑出血在发病1周，脑梗死3 d，生命体征平稳即可开始康复，同时脑卒中偏瘫康复时间较长，要有信心、耐心。持之以恒十分重要。

2.2用物准备

枕头5个（充填物以荞麦皮为宜），方形海绵垫1个，沙袋1个，小软枕2个（大小为正常枕头的1/3）。必要时家属可根据需要自制良肢位摆放所需要的一些物品。

2.3良肢位的摆放

2.3.1健侧卧良肢位患者健侧卧，胸前放2个枕头，将患侧上肢放于枕头上并高于心脏水平，与躯干呈30°～45°，肩前伸，肘伸直，腕稍背屈曲，五指伸展。患侧下肢，腿稍屈曲放于体前一支撑枕上，髋前伸，膝关节自然屈曲，踝关节尽量保持90°，健侧下肢稍后自然放置。

2.3.2患侧卧良肢位患者患侧卧，患臂前伸，患侧上肢与躯干约呈90°，肘伸直，前臂外旋，手指张开，掌面朝上，注意将患肩平拉出来，避免患肩受压和后缩。健腿屈曲放于体前一支撑枕上，患腿在后，膝关节稍屈曲，踝关节尽量保持90°。

在以上两种侧卧中，因早期患者处于软瘫期，腰背肌力差，躯干不平衡，常不能很好保持良肢位，我们在患者背后以及接近臀部处各放一个枕头加强躯干的平衡来保持良好的肢位。

2.3.3仰卧良肢位患者仰卧位，患肩下垫一小软枕，患侧上肢放于枕头上并高于心脏水平，使肩上抬前挺，上肢与躯干呈外展外旋位，肘伸直，腕稍背屈，掌面朝上，五指分开并伸展，患侧臀部垫一枕头使骨盆与髋前挺，大腿稍向内夹紧并稍内旋，患侧下肢外侧或踝关节用沙袋垫压防下肢外旋，足内翻。膝关节下垫一小软枕使之稍屈曲，防下肢伸肌亢进，踝关节呈90°，足尖向上，足底用方形海绵垫支撑，防止足下垂。

3讨论

脑卒中早期康复中，目的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使其回归家庭、重返社会。脑卒中的药物治疗在急性期主要是挽救生命。如患者病情不稳定，也谈不上康复。临床药物治疗是康复治疗的基础，因此，脑卒中后康复时机的掌握尤其重要，我国方定华等用随即对照的方法对387例的急性脑卒中患者作早期康复研究，发现急性脑卒中早期康复比无康复者在运动功能提高、日常生活水平提高、神经功能缺损程度降低以及继发足内翻，足下垂发生率降低等均有显著性差异。脑卒中患者瘫痪早期，肩关节周围的肌肉处于软瘫状态而无法将肱骨头固定于肩胛盂内，造成肩关节半脱位，由于肌力的下降，髋及下肢外旋而发生足内翻，由于足部肌力降低，而发生足下垂。采取正确的肢体摆放，抬高患侧上肢，可促进静脉回流，防止血液淤滞，可有效预防肩关节半脱位和患手肿胀。有研究[2]表明，正确采取偏瘫肢体良肢位是防治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的关键。脑卒中患者早期进行良肢位摆放的护理，并做好家属及患者的健康教育，肩关节半脱位、患手肿胀、足下垂、足内翻的发生率明显低于未进行良肢位摆放护理的患者。这与王翠玲[3]等研究一致。由于我院处于城乡结合部，农村患者较多，对康复知识知之甚少，患病后就是吃药输液，加之经济原因，患者多在急性期后即出院。因此，在出院前强化对患者及家属进行良肢位摆放的健康教育和其他康复知识指导，及出院后的电话随访。对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减少致残率，降低残障程度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燕铁斌.现代康复治疗学[M].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106.

[2]陈爱,郑真,陈逢俭,等.脑卒中康复护理对运动功能、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及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发生率的影响[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07,23（12）：8-10.

组织中的危机管理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脑卒中；诊断；误诊

[中图分类号] R587.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4（a）-0135-04

Mistaken for traditional risk factors for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caused by clinical analysis of 17 cases of the stroke

WANG Leping ZHANG Feng ZHU Jianhong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Internal， Jiaxing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Affiliated to Zhejiang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y， Zhejiang Province， Jiaxing 31400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isdiagnosed as raditional cerebral vascular disease caused by stroke has an upward trend. 17 cases in Neurology Internal of Jiaxing Chinese Medic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Zhejiang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y （"our hospital" for short） from September 2009 to March 2012 with complete data and follow-up survey of more than a year of such cases and a total of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for this article， it is aims to summarize the lessons learned， reduce misdiagnosis and improve diagnosis. Among these 5 cases misdiagnosed as multiple cerebral infarction actually neurosyphilis， multiple sclerosis， paralysis hypoglycemia； 9 cases misdiagnosed as hypertensiv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n fact， lung cancer brain metastases， cerebral venous thrombosis； 3 cases misdiagnosed as subarachnoid under hemorrhage， realmoyamoya disease， which showed that： tumors， vascular inflammation， central demyelinating disease， cerebral venous disease， cerebral vascular malformations and low blood sugar is often misdiagnosed in recent years in our hospital six kinds of stroke with worthy of attention.

[Key words] Stroke； Diagnosis； Misdiagnosis

近年来，一方面随着传统性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有效控制，其所引发的卒中明显减少；另一方面医学交流的日益加深，医疗设备投资力度的加大，对疑难疾病的诊断能力也不断地提高，而误诊为传统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所致卒中的比例却呈上升的趋势。因此加强对此类卒中的分析显得十分迫切，本研究就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嘉兴中医院（以下简称“我院”）神经内科误诊为传统性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所致的17例卒中进行临床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06年9月～2011年3月我院神经内科的17例资料完整并跟踪调查的误诊患者。其中男11例，女6例。年龄32～71岁，平均（58.8±3.9）岁。病程2个月～3年，平均（6.9±1.2）个月。其中，有高血压病史11例，有糖尿病病史5例，高脂血症5例。

1.2 临床病例资料分析

1.2.1 5例误诊为多发性脑梗死，实为3例低血糖性偏瘫、1例神经梅毒及1例多发性硬化 ①典型病例1：患者，男性，56岁，突发右侧肢体无力1 d入院。既往有糖尿病病史7年，高脂血症2年，服药不规则，血糖、血脂控制不满意。否认其他疾病史。查体：神清，言语无明显障碍，右侧上下肢肌力减退，右侧病理征阳性。急诊查头颅CT：左侧基底节区多发腔隙性脑梗死。急诊血糖：2.86 mmol/L。急诊拟①左侧基底节区多发腔隙性脑梗死；②2型糖尿病收入院。入院后进一步查体，患者意识淡漠，精神欠佳，懒言，颅神经未及异常，双侧hoffmann征阳性，屈指反射阳性。右下肢肌力V-，右侧病理征阳性。考虑低血糖状态，不除外左侧基底节区脑梗死。给予输注10%葡萄糖后，患者意识状态改善明显，右侧肢体肌力明显好转。查头颅MRI：左侧基底节区多发类园形长T1、长T2信号接近脑脊液信号，未见明显强化，考虑陈旧性腔隙性脑梗死，患者完全恢复出院。最后诊断：低血糖性偏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可疑。②典型病例2：患者男性，41岁，有高血压病史5年，平素血压控制尚佳。后追问有不洁性生活史多年，否认其他疾病。突发左侧肢体偏瘫伴言语不清。查体：神清，构音障碍，左侧面瘫，左侧肢体肌力下降，左侧病理征阳性。急诊头颅CT：为大小不一、多中心的弥散分布的缺血病灶，位于右侧额、半卵园区。拟①右侧额、半卵园区多发脑梗死；②高血压病。入院后：依据急性脑梗死诊治。入院常规检查得知梅毒血清学阳性，进一步做脑脊液检查梅毒血清学也为阳性，初步考虑神经梅毒。后家属要求转院到上海治疗，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确诊为神经梅毒，经治疗后自动出院。③典型病例3：患者女性，43岁，右侧面部麻木、右侧上肢无力2 d入院，既往有“心肌炎”、“脑梗死”病史。急诊CT：急性多发性脑梗死。入院后按照急性脑梗死治疗，病情无好转。查头颅MRI：左侧额叶和顶叶及双侧半卵园区可见边界模糊的长T1长T2信号，周围可见水肿。其中左侧额叶可见高低信号不等的混和病灶。增强时明显强化。FLAIR序列显示右侧半卵园区等信号的多发性硬化斑。脑脊液检查：LgG指数增高，CSF中LgG寡克带阳性而血清中缺如。追问病史，患者一年前有过类似发病，但很快缓解，未就诊。考虑多发性硬化。随访1年多来患者病情缓解后再次发病，最后诊断为多发性硬化（复发缓解型）。

1.2.2 9例误诊为高血压脑出血，实为8例肺癌脑转移及1例脑静脉窦血栓 ①典型病例1：患者女性，41岁，突发左侧肢体无力5 d入院，既往有高血压病史9年，血压控制良好。急诊CT：右侧额叶脑出血，稍有占位效应，无明显中线偏移。入住神经科后按照脑出血处理，病情加重并出现左下肢痛疼，为除外下肢深静脉血栓常规做左下肢血管超声及D-二聚体，结果：血管超声未见异常，但D-二聚体明显升高。考虑脑静脉血栓可能，进一步行腰椎穿刺：脑脊液压力明显增高。及时查头颅MRV：脑乙状窦静脉血栓。诊断：脑乙状窦静脉血栓。予以抗凝、降纤治疗后，病情好转出院。②典型病例2：男性，57岁，突发右侧肢体无力1 d，既往有高血压病史10年，长期服用降压药。血压控制情况不祥。急诊CT：左侧半卵园区脑出血。入院后按照脑出血处理，常规入院查胸片，未见异常。病情好转不明显。后结合高血压脑出血特点有一些不符，和家属沟通后，进一步给予胸部CT及头颅MRI检查。胸部CT发现：肺部占位病变。头颅MRI：左侧半卵园区脑出血，血肿无明显扩大，但出现占位病变伴周围明显水肿。后请呼吸科会诊，经纤支镜下活检，病理报告：低分化鳞状细胞癌。最后诊断：肺癌并脑内转移。患者自动出院。随访5月后死亡。

1.2.3 3例误诊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实为成人烟雾病 典型病例，女性，47岁，反复头痛8年再发并加重1 d入院，既往有高血压病史2年，正规服药，血压控制满意。否认其他基础疾病。急诊头颅CT：左侧颞叶脑沟、脑回高密度影。入院诊断：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动脉瘤。入院后按照蛛网膜下腔出血指南处理，病情好转不明显，和家属沟通后进一步查头颅MRI：额叶、颞叶顶叶均有缺血性改变，其中MRA：异常血管网并有明显的侧枝代偿。家属拒绝做DSA检查。诊断：成人烟雾病并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要求转上海治疗。后经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确诊为成人烟雾病并蛛网膜下腔出血，行介入治疗后，病情好转，随访一年余未再发。

2 结果

将17例病例分成脑出血组和脑梗死组，在脑出血组中主要依次为：肿瘤占8例、脑血管畸形占3例、脑静脉疾病占1例。在脑梗死组中主要依次为低血糖占3例、中枢脱髓鞘疾病占1例、血管炎占1例。而在整个脑卒中中包括脑出血和脑梗死，上述有六种易误诊为传统性脑血管危险因素所致的脑卒中，它们依次分别为肺癌脑转移、低血糖性偏瘫、成人烟雾病、脑静脉血栓、多发性硬化及神经梅毒。

3 讨论

3.1 肺癌脑转移

肺癌脑转移是临床常见而严重的病情，也是肺癌治疗失败的常见原因之一，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头痛、呕吐、视力障碍、精神异常、单侧肢体感觉异常或无力、幻嗅、偏瘫或踉跄步态以及耳鸣、耳聋等。其发生的概率较高，癌症容易侵犯肺静脉而进入脑组织，肺癌发生脑转移的机制是因为肺具有丰富的血管和淋巴管，加之呼吸运动、咳嗽引起胸腔压力的改变可使癌细胞经肺静脉至左心室而进入体循环，再经颈内动脉或椎动脉至颅内，形成癌栓阻塞血管发生缺血性痉挛至神经功能障碍[1]。其他肿瘤需先侵犯肺，由于肺的毛细血管保护，肿瘤细胞一般不易入颅。肺癌脑转移可以发生在原发灶表现之前，因为脑部结构紧密比肺部容易出现症状。故脑的表现发生较早，有时胸部X线、CT片可以未见异常，需多次胸部CT检查。当暂未找到实体肿瘤时，极易误诊。

3.2 低血糖性偏瘫

低血糖的临床表现多以交感神经兴奋为主，表现为饥饿感，心慌，出汗，面色苍白等；而以中枢性偏瘫为主要表现者少见，极易误诊。低血糖性偏瘫的发病机制：低血糖导致皮质、皮质下及脑干抑制。低血糖时儿茶酚胺增多，血管痉挛，引起脑供血不足。当低血糖和脑供血不足导致选择性易损区[2]时，临床表现多样化，特别是大脑中动脉深穿支，常常处于代偿状态，一旦出现失代偿可出现偏瘫，加上患者有明显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时，极易引起误诊。

3.3 脑静脉血栓

脑静脉血栓是一种特殊的脑血管疾病，在临床上非常少见，为静脉性缺血性卒中综合征，发病率约5/106，并占所有卒中的0.5%，任何年龄均可发病。其病因复杂，分原发和继发，原发者病因不明，继发者分感染性和非感染性。非感染性者常见于妊娠和产褥期，此时若发生颅内高压要高度注意静脉窦血栓。近年随着神经影像学的发展，尤其是MRI及MRA的应用使得早期诊断率显著提高，但其早期临床表现及影像学上无特殊表现，有时头颅CT上可以出现出血性梗死灶不符合脑血管分布，而患者无明显其他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注意脑静脉血栓。头颅MRV检查有助于对静脉窦血栓的诊断[3]，必要时行DSA检查。

3.4 成人烟雾病

烟雾病（moyamoya病）又称自发性颅底动脉环闭塞症，最先由Takeuchi和ShimizuⅢ报道，是一种以颈内动脉末端及大脑前、大脑中动脉起始部动脉内膜缓慢增厚，动脉管腔逐渐狭窄以至闭塞，脑底穿通动脉代偿性扩张为特征的疾病[4]。其扩张的血管在血管造影时的形态如烟囱里冒出的袅袅炊烟，因此而得名。成人烟雾病可以出现脑内或蛛网膜下腔出血。目前认为成人烟雾病MRA可以显示异常血管网和侧枝代偿情况，能反应烟雾病的病理改变，是烟雾病的首选方法[5]，有取代DSA之势，因此在脑内或蛛网膜下腔出血未做MRA检查时，普通CT下易引起漏诊或误诊。

3.5 多发性硬化（multiple sclerosis，MS）

MS是一种以中枢神经系统白质脱髓鞘病变为特点，遗传易感个体和环境因素作用发生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其发病率较高，呈慢性病程和倾向于年轻人罹患，估计目前世界范围内年轻的MS患者约有100万人。2007年7月发表了新的MS的诊断标准[6]，纳入了MRI上病灶的时间和空间上多发的内容。多发性硬化头颅MRI：急性期呈边界模糊的短T1长T2信号，周围可见水肿，增强时明显强化。静止期边界清晰，呈长T1长T2改变，周围可见水肿，增强时边缘轻度强化或不强化。复发缓解交替者多表现为高低信号不等的混和病灶，FLAIR序列可以显示等信号的MS斑，可以辨别陈旧瘢痕和新鲜病灶。由于普通CT上显示多发脑梗死灶，当患者有明确的传统性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易误诊为传统性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所致的脑卒中。

3.6 神经梅毒

梅毒是一种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性传播疾病。在后青霉素时代，梅毒的发病率已经显著下降。然而由于HIV感染的流行，神经梅毒开始在世界范围广泛出现。神经梅毒被定义为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其对于中枢系统的侵入可以在梅毒的任何病期出现[7]。4%～10%未治疗的梅毒患者都会发展成神经梅毒。神经梅毒螺旋体感染机体后会产生以浆细胞为主的炎症细胞侵润、水肿，同时会造成血管壁受损，出现脑动脉炎，导致局部脑缺血[8]。依据：梅毒感染史，神经系统的临床表现及头颅CT。头颅CT：可以为大小不一、多中心的弥散分布的缺血病灶，多位于额、枕、半卵园区。梅毒血清学检查阳性。CSF检查异常：细胞数升高、蛋白升高、CSF梅毒血清学检查阳性。支持神经梅毒。

4 误诊分析

目前许多大的综合性医院并没有完整而系统的报道误诊为传统性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所致卒中的统计学资料，无法得知在我国误诊为传统性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中所致卒中的整体情况。就我院而言，肿瘤在误诊为传统性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中所致卒中的概率最高[9-12]。应当引起重视。其他误诊为传统性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所致卒中的有血管炎、中枢脱髓鞘疾病、脑静脉疾病、脑血管畸形和低血糖。随着传统性脑血管疾病独立危险因素的有效控制，反而误诊为传统性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所致卒中比例却呈上升趋势，加强对误诊为传统性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所致卒中的研究显得十分迫切而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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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齐玉珍，孙李艳，姬春琳，等.酷似急性脑血管病的低血糖发作[J].卒中与神经疾病杂志，2001，18（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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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山，倪俊，黄家星，等.烟雾病临床特点分析[J].中华神经科杂志，2006，39（3）：176-179.

[5] 李强，孔祥泉.烟雾病MRI和MRA的诊断价值[J].医学理论与实践，2006，19（3）：330-331.

[6] 刘洪武，陈艳.脑肿瘤卒中的发病机制与MRI表现[J].中国CT与MRI杂志，2005，（3）：19-21.

[7] 阮少川，石铸，刘卫彬，等.神经梅毒的临床特征与诊断分析[J].临床神经病学杂志，200313（2）：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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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柯务.Hs-cRP与心脑血管病病情及预后关系的研究[J].中国现代医生，2013，51（2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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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朱艳珊.颈动脉超声检查在心脑血管疾病诊断中的应用进展[J].中国现代医生，2012，50（9）：23-24，27.

组织中的危机管理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社区治理 居民参与 利益 经济人 市民社会

一、利益的相关概念

居民作为参与社区治理的统一命名群体，实质上还是一个个单一的个体，而作为个体，必然会基于所采取行动带给自身的利弊决定此项行为的实施与否。即就是说，当居民个体发现参与社区治理这个行为能带给自己更多的益处，其参与积极性和效能大幅度提升，反之，则大幅度下降。在这项行动中“利益”成为最重要，最关键的考量因素之一。本文以“利益为最基本，最重要的居民驱动力”这一观点为前提，展开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问题中居民参与的动力问题的研究。

（一）利益的界定

推动个人或组织做出某种行为最基本的动力或者动机就是利益。这里指的“利益”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内容，并不简单地指个人的经济利益。本文倾向于以下对利益的界定：即利益是人们生存，享受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条件。具体来说：（1）利益同时具有客观性和主观需求性。当主体的需求相契合于满足需求的客体时，利益就发挥了最大的作用，行为动机也由此产生，相应的行动也会随之开展；（2）利益的表现形式不仅有我们所熟知的物质利益，也有不以实体状态存在的精神利益，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相结合，能够最大限度的激发参与者的行为需求；（3）利益具有交换性。利益的本质，即资源和条件本身都可以在特定的环境下用于交换，而条件和资源相比，其作为利益的一种特殊形式，更应受到人们的关注；（4）利益具有普遍性，合理性。社会中，一切活动的开展或多或少都掺杂着利益因素，现实生活中，只要是人，都有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也都有利益要求。同样，利益的合理性表现在利益能够满足人和组织生存发展的需要。以上对利益的概念界定，必然可以为我们分析人类行为的内在动力和纷繁复杂的人类行为提供一个有力的解释框架。

（二）社区治理中的社区利益

具体到城市社区治理来看的话，利益也和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首先，我们要承认社区利益的客观存在性。在公共管理的动态发展过程中，众多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冲突愈来愈显示出复杂化趋势，社区治理也不例外。如何化解各个利益主体间的利益矛盾，实现作为社会利益核心的公共利益与具有组织分享性的共同利益以及私人独享性的个人利益间和谐发展，越来越彰显出其重要性和迫切性。

对于社区来说，其本质上就是某种利益基础上形成的人们生活的共同体。这里的利益主要指的是社区利益。社区利益在主体上包括社区成员（居民）的个人利益，社区组织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个人是利益主体的基本单元，也是社区利益的基本构成要素，居民作为参与主体，更多的关注的是参与的实效性，即居民在参与目的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居民是否参与取决于对参与的预期收益和成本的估量，取决于对自己实现目标的力量和可能性评估，而“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因此，如何提升整个社区公共利益的维护，就应当着眼于微观角度上居民个人利益的有效维护。

二、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动力不足的微观探讨

本文把利益作为居民参与最重要的驱动力的出发点是人性。所谓“人性”是指人的本质属性，它包含人具有动物本能的自然属性和人受社会影响的社会属性两个方面，决定着人的行为动机。而人的行为动机是建立在人的认知基础上的，人通过认知建立一个标准，以此标准做出行为动机的选择和判断，即判断标准是动机的核心，行为选择是动机的结果表现，整个过程就是动机产生的过程。不同学科中对人的行为分析总是要对人性的假设作为基本前提，因此，人性假设是学科中人的行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同样，如果不从人性入手，就很难明确社区中居民的心态和动机所在。本文试图将“经济人”假设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相结合，以期分析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问题。

（一） 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作为一个公认的科学的概念，最初是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一个假设。指不抱除经济利益以外的其他动机，只按经济原则进行活动的行为主体。具体来说，“经济人”假设的核心是：人的行为目的是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力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回报。

在现实的社区生活中，对多数居民而言，是否参与取决于参与的实际功效，而非参与的民主理念。在涉及到居民个体或群体利益相关的项目时，居民的参与热情和实效行动则会大幅度提升。如，社区的整个绿化和卫生状况，社区健身器材的购买，停车位的安排等，相关涉益居民都会有倾向性的投入与其关联性最大的项目，而这个过程是自发的不是政府或者其他主体有意识的进行强行推动的。因此，具体到居民参与中来，在居民最基本的经济利益在社区中未获得满足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奢望其能够自觉，主动，积极地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我们不得不承认，除了部分特例之外，这是符合人的本性要求的。但同样，我们也必须承认，当居民较低层次的物质利益获得满足的情况下，还有被尊重，归属，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精神利益得以被需求，不可否认，精神利益带来的行为效力的持久性是远高于物质利益的，这就需要引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予以分析。

（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其1943年出版的《人类激励理论》一书中，初次提出需求层次理论，1954年又在《激励与个性》一书中，对该理论做出进一步阐述，该理论的基本内容是：（1）需要的多层次。马斯洛于1943年把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友爱和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这五个层次。（2）人最迫切的需要是激励行为的主导动机。这种某一时期最迫切需要的强烈程度取决于其相对重要性。（3）激励是动态的。当低层次的需要逐渐满足，高层次的需求则会慢慢影响行为判断的标准。（4）各基本需要的心理强度是按由高到低逐级上升的，但这种秩序不是完全固定的。（5）人都潜藏有各种需要，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所展现的强烈程度不同而已。如图1所示，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图1

居民本质上是“经济人”，兼有实现尊重，归属感和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求。首先，低层次的社区需求，指低层次的生存和安全需要。在城市社区内，生存需求指居民对设施完善，交通便捷，环境优美和生活便利等需求；安全需要，即指居民可以保护自身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其次，中间层次的社区需求。即交往需求，也就是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的建立，与其他居民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彼此信任的需求。最后，高层次的社区需要：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在社区内，尊重需要指的是相互关心和尊重对方权利，社区责任感和自我约束。自我实现需要指的是能够体现人格魅力，展现组织能力，获取社区声望的需求。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低层次的社区需求基本上关联密切物质利益，集中体现在经济，社会参与中，中高层次的社区需求则是与精神利益关联密切，集中体现在政治参与中。

（三）边际效用下分析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问题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作为微观经济学得一种分析方法，用于分析消费者购买某种商品数量所带来效用增减变化的影响。也即就是在一定时间内，在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随着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消费者从该商品连续增加每一个消费单位中获得的效用增量是递减的（图2）。

图2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居民作为社区治理的主体，其自身利益需求是多样的，现今有较多的社区指采取较为单一的需求点所延伸出的政策方法一成不变的实施，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则可分析出居民的参与热情和行动积极性会由刚开始的效用最大化到逐渐失效，也即政策的实效性只能维持一段时间而不能持久的发生效应。居民个体对某种需要对象的占有量持续不断增加时，这种需要对象带给居民的满足感在一开始时是逐渐上升的，但单一的一昧只满足这方面的需求，居民的需求点在达到饱和后便会下跌甚至会产生负效用，就像一个人口渴时，喝水能带给他满足感，但一昧的喝水，喝水的人反会呕吐，这也就能较为合理的解释为什么有些社区治理政策在刚开始时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在一段时间后会逐渐失效甚至带来负面效果。此规律要求社区治理宏观政策的制定一定要遵循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阶段性调整，且要着眼于居民需求多样性的点来制定相关的政策和实施方法，关注居民的多元性需求利益。

总之，促使居民做出行为的动机是多方面的，居民最基本的物质利益需要，是使个人决定是否参与社区治理的最直接动力，也是最基本动力，当个人物质利益在社区或其他领域中得到基本满足，失去最强动力以后，其他较高层次的需求就会浮出水面，特别是精神利益，如追求尊重和自我实现等就会取而代之，由间接动力转变为促使居民参与的直接动力。

三、微观层面建构居民参与的动力机制

一般对社区居民来说，其参与社区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但从根本上看，参与是居民个人的事情，因而要从居民参与行为本身来寻找解决居民参与不足的对策，建构居民参与的动力机制。

（一）居民利益由个体利益向公共利益转化

基于个体利益追求基础之上的公民参与行为在多方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中逐渐达成对公共利益的认同，这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居民本质是“经济人”，因此利益是其从参与的最重要驱动力。当居民感到社区治理与其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息息相关，参与能够有效维护其利益时，自然就会萌生出参与社区治理的动机与期望。反之，则会出现不参与或者假性参等现象。因此，如何将居民与社区利益更加有效的关联，使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是本文研究的关键所在。

1、社区政治功能的强化

（1）扩大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途径，具体体现在社区选举和民主瓶以上，通过社区内的政治活动，满足居民在单位外政治参与的需要。各地一重要的实践就是开展社区直选活动，让居民的政治参与权利真正落在实处而不是流于形式。

（2）强化社区党建工作。现金社会，城市居民与社区的关系愈渐密切，其“单位人”属性逐渐弱化，“社区人”属性逐渐增强，因此更需要提升社区党建工作的地位，现阶段，社区党员的数量与日俱增，原有的体制已经无法进行有效教育和管理，建立以社区为主的党建工作势在必行。

2、社区福利保障功能的强化

就我国目前市场，社区发育不足的现状来说，我国只能实行市场偏重型社区福利保障模式，即一方面强调居民的自我投资，使社区服务商业化，同时实现社区服务价格的社区补偿；另一方面强调对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的无偿服务和安置。降低职工与单位间的依存度，使居民除工作外的其他利益关系都能在社区中得到体现和保障。

（二）“市民社区”的建构

1、强化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社会资本形式可分为政府创造的社会资本和民间创造的社会资本，而后者包括共同价值观、规范、非正式沟通网络及社团型成员资格等方面。这个分类方法告诉我们，社会资本的投资需要从公民个人、公民社团、国家三个层面努力。具体到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上，通过培育社会资本来实现居民高层次需求的社区化。而个人层面涉及到社区社会资本的构建，正好和我们所探讨的居民参与是重合的。因为，扩展居民参与是社区社会资本投资的最直接方式。

非政府组织以居民的彼此需要为联系纽带，以信息沟通为切入口，以双方的满足为社区认同的感情基础，能有效突破居民间存在的陌生感和生疏感，缩短心理距离，增进相互了解，催生彼此感情，最终形成社区联系。

从外部效应来看，其将居民各自分散的力量得以整合，与其他较为强势的如政府等主体进行有效的博弈，方便了居民利益表达和利益集合，提升了居民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有效促使居民参与。

从内部效应上来说，当个人从属于有多元目标和多样化的“横向”组织时，他们的态度将因为组织内的互动和互交压力而变得温和，也更容易培养居民的集体参与感和意识，进而形成有社区特色的社区文化，反作用力推动于居民参与。

2、社区认同感的构建

物质利益的满足其助推力的时效性是有限的。精神利益的驱动相对是长久性的。那么，如何建立有效的社区认同感则是我们的研究所在。

一方面，社区参与的重要动力源于持久有效的社区动员和民众教育，使居民转变观念，产生内在的主动参与意识和理解支持社区建设的现代化行为。另一方面，社区掌握了居民的能力和潜力，做宣传教育和发动工作时就能有的放矢，社区活动对居民有吸引力，居民自然就会产生同类认同，愿意参与。

具体来说，社区认同力的构建需要以下五个方面社区文化的构建：（1）充分发挥民间团体文化、文化精英等在文化建构中的有效作用，关注弱势群体文化需求，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文化的“内生力”；（2）充分利用社区的各种资源，打造沉淀性强且独特的社区文化，彰显社区的独特魅力；（3）充分发挥中介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构建“以人为本”的社区文化评价机制；（4）切实举办各种吸引力、实效性强的文化体育活动，让每个居民都能切实参与并从参与中获取一定参与实效，达到双赢；（5）协调好社区主流文化和亚文化质之间的关系，既尊重亚文化，有切实抑制并改造其负面成分。

总之，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其使社区具有内在向心力，在这种向心力凝聚成行为规范的同时，构建社区特有的文化、生活方式，增强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并结合社区政治功能加以改造，同时增强社区福利功能。其次，有效发展非政府组织，构建“居民、社区组织、政府”三点一面的结合性攻略，形成“自信、互惠、民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市民社会”，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居民参与不足的对策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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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中的危机管理范文第5篇

[关键词]胃癌；免疫组化；Survivin；临床病理特征；预后

[中图分类号] R735.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1）25-130-02

The Expression of Survivin Protein in Gastric Carcinoma and Its Relation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 and Prognosis

ZHANGHuayuan

Department of Pathology，Taizhou Municipal Hospital inZhejiang Province，Taizhou，318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xpression of protein Survivin in gastric carcinoma and its relation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 and prognosis.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protein Survivin of 80 specimens of gastric carcinoma by surgical ablation were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y， and investigate its relation with prognosis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 such as histology type，TNM staging，lymphaden metastasis. 30 cases of normal gastric mucosa were set as control. Results The positive rate of Survivin of gastric carcinom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ormal gastric mucosa（P＜0.01）. The positive rates of Survivin in middle and poorly differentiated gastric carcinoma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well differentiated tissue（P＜0.01 or P＜0.05）.The positive rates of Survivin in PTNM staging III and IV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staging I and II（P＜0.01）. The positive rates of Survivin in gastric carcinoma with lymphaden metastasi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without lymphaden metastasis（P＜0.01）.The 3-year survival rate of patients with Survivin positive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patients with Survivin negative expression（P＜0.05）. Conclusion Survivin participates the progress of gastric carcinoma， and Survivin has an obvious relation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 and prognosis.

[Key words] Gastric carcinoma；Immunohistochemisty；Survivin； Clinicopathological；Prognosis

Survivin是一种新发现的凋亡抑制基因，是目前发现最强的凋亡抑制因子。近年来研究发现Survivin基因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和预后密切相关[1-2]。本研究通过免疫组化法检测Survivin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并探讨其与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的关系，现报道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标本来源

选择我院病理科2004年1月～2010年6月有完整临床资料且病理证实的胃癌手术标本80例。其中男47例，女33例；年龄32～89岁，平均（61.7±7.8）岁。所有患者术前均未接受放、化疗。另选择30例胃镜下正常的胃黏膜标本组织作对照。

1.2免疫组化染色

采用免疫组化S-P法，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实验操作。用已知阳性切片作阳性对照，用PBS代替一抗作阴性对照。试剂鼠抗人Survivin浓缩型抗体和免疫组化S-P试剂盒均购自北京中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3 结果判定

以细胞浆内出现棕黄色颗粒为阳性细胞。其中细胞未着色或阳性细胞比例＜5%为阴性（-），阳性细胞比例5%～25%为弱阳性（+）；阳性细胞比例25%～50%为中等阳性（+++）；阳性细胞比例＞50%为强阳性（+++）。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13.0统计学分析软件进行分析，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胃癌及正常胃黏膜标本中Survivin的表达

80例胃癌标本中的Survivin阳性表达为43例（53.8%），其中强阳性17例。30例正常的胃黏膜Survivin表达阳性仅有2例（6.67%），且均为弱阳性。胃癌组织中Survivin的阳性率明显高于正常胃黏膜（χ2=20.01，P＜0.01）。见图1、2。

2.2 胃癌组织中Survivin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低分化、中分化胃癌Survivin的阳性率较高分化明显升高（χ2=22.78，P＜0.01或χ2=4.69，P＜0.05）。PTNM分期Ⅲ、Ⅳ期的胃癌Survivin的阳性率明显高于I、II期胃癌（χ2=6.49，P＜0.01），淋巴结转移组胃癌Survivin的阳性率明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组（χ2=9.69，P＜0.01）。见表1。

表1 胃癌组织中Survivin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2.3胃癌组织中Survivin表达与预后的关系

80例胃癌中随访3年以上46例（Survivin的阳性表达为25例），其中存活25例，因肿瘤复发、转移而死亡21例，3年生存率为54.3%。Survivin阳性表达组的3年生存率为36.0%（9/25），Survivin阴性表达组的3年生存率为76.2%（16/21）。Survivin阳性表达组的3年生存率明显低于Survivin阴性表达组（χ2=7.43，P＜0.01）。

3 讨论

Survivin基因是凋亡抑制因子家族的新成员，定位于人体染色体的17q25，由142个氨基酸组成编码，分子量为16.5kD。近年来研究发现人体的绝大多数癌组织中均有Survivin表达，且与细胞分裂周期G2/M期密切相关，能通过与Caspase-3和Caspase-7的特异性结合，抑制Caspase的活化，凋亡过程被抑制导致细胞永生或癌变，同时可抑制由肿瘤坏死因子、Fas基因和部分抗化疗药物引起的细胞凋亡，与肿瘤的发生、发展、转移和预后密切相关[2，3]。

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发现Survivin基因与胃癌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黄种心等[4]研究发现胃癌组织中Survivin表达与癌细胞的分化程度、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和TNM分期等病理特征明显相关，可作为判断胃癌恶性程度和预后的可靠辅助指标。Lee等[5]研究发现Survivin mRNA与胃癌的淋巴结转移、肿瘤大小、浸润深度和临床分期密切相关，Survivin阳性者表明其预后不良。本研究结果发现，Survivin在胃癌组织中的阳性率（53.8%）明显高于正常胃黏膜组织（6.67%），表明胃癌组织中Survivin表达上调与细胞异常增殖和恶性转化相关。在此过程中凋亡抑制基因Survivin通过抑制Caspase活性，干扰细胞G2/M周期，使已转化的细胞进行异常有丝分裂，导致胃上皮细胞的永生化或癌变[2]。同时研究发现胃癌组织中的Survivin的表达与TNM分期、组织学类型和淋巴结转移密切有关，其中，低分化和中分化胃癌Survivin的阳性率较高分化明显升高，PTNM分期Ⅲ、Ⅳ期的Survivin的阳性率明显高于Ⅰ、Ⅱ期胃癌，淋巴结转移组Survivin阳性率明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组，表明Survivin的表达与胃癌的原发病灶的浸润深度和淋巴结转移呈正相关，与组织分化程度呈负相关，与李进章等[6]报道的相一致，以上表明Survivin的持续表达可能进一步参与胃癌的恶性演进过程，是反映胃癌浸润深度、恶性程度和是否转移的参考指标之一。同时研究还发现胃癌组织中Survivin阳性表达组的3年生存率明显低于Survivin阴性表达组，表明Survivin可用于判断胃癌的预后，阳性表达预示肿瘤预后不良，可作为判断预后的独立因素，与国内外的报道相一致[7-8]。

总之，Survivin参与胃癌的发生发展过程，Survivin基因与胃癌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具有明显相关性，有望成为胃癌基因肿瘤诊断和治疗的新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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