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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知识再生产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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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知识再生产的主要途径

科学知识再生产的主要途径范文第1篇

科技素质主要是指人们为了在科技事业上取得成就并适应科教兴国战略的需要所必须具备的科研能力、科学知识和热爱科学、敢为科学献身的科技道德品质。科技素质既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理论、科学观念和科学思想:也包括科学思维、科学智慧、科技研究能力、科技发明与创造能力、科技应用能力;还包括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爱科学的科技道德品质。

二、大学生科技素质现状

科学知识与科技素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既不能混淆,也不能互相代替。科技素质教育要包括三个层面:科学知识教育、科技技能教育、科学思想品质教育。客观地说,目前,不少高等院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科技知识教育的层面上。就目前高等教育中大学生的科技素质现状来说,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课程设置严重缺乏科技素质教育的内容

课程设置如同大海中的航标,它为大学生指明了学习的方向。由于目前人们仍把科学知识教育等同于科技素质教育,课程设置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陈旧的教育观念。围绕各自的培养方向各高校各专业都设置五花八门的课程,这无疑开拓了学生的知识面,但却无法弥补学生科技素质的缺陷。因为在其课程设置中很少看到“科技发明技巧”、“科技写作学”、“科技发展史”、“创造学”、“科学思维”、“科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科技实践”等意在培养学生科技技能和科技思想品质的课程。理工科本来还有一些实验和实习的时间可为学生提供科技技能的体验,但由于实验设备陈旧、实习经费严重不足等原因,只好将实习和实验的时间一缩再缩,只剩下少许的技能体验,再加上有些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将这些少许的技能体验的机会看成可有可无,马虎应付了事,科技技能和科技思想品质的培养根本无法在课程设置中占有一席之地。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的安排本来可以弥补课程设置的不足,时间一般在12~16周,这是大学生培养科技技能的一次好机会,但由于学生缺少有效的科技发明与创造的理论指导,再加上学校管理上的问题,使科技实践成为一种盲目的、毫无把握的实践。在大学生看来,完成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是为了顺利毕业,而不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科技素质,因而对此不予重视。对指导教师来说,选题时基础理论研究的课题较多。而应用型的较少,他们指导学生开展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工作的思路仍是向学生传授基础理论知识,而不是培养学生的科技技能,同时有些教师把指导毕业设计看成自己完成教学工作量的途径,要求不严格,使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工作难以发挥其培养学生科技素质的功能,也很难为学生打下扎实的科技素质基础。

(二)校园缺乏科学研究的氛围

在高等院校学生群体中,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很多,但是,很难找到科学研究社团开展的科技活动。学校学生工作部门仍以“德、智、体”评定学生的在校表现,但其“智育”却被“智育”代替了。在“智育”评定中,只要学习成绩优秀,其“智育”就为优秀。采用奖金数额可观的办法对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给予奖励,学生科技成绩的奖项却很少出现,大学生科技技能的锻炼和科学思想品质的培养很少采取激励的措施。同时学生的科技素质缺乏统一的指导、规划和培养,学校缺乏提高大学生科技素质的指引和导向,校园也就自然缺乏科学研究的氛围。

(三)大学生缺少科技实践活动

科技实践活动,可以让学生发现科技领域许多悬而未解的问题。这必然会引起大学生的好奇心与注意力,促使大学生去思考,并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激发大学生研究问题的兴趣和创新欲望,促进和提高大学生的观察、联想、动手操作、运用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锻炼大学生独立思考、实践动手和创新的能力,激发他们崇尚科学、追求真知的决心。但多年来,将大学生课外实践活动的目的定位在“了解国情和社情民意”上,高校组织学生开展此类活动就成为“参观访问式”的实践活动,而科研技能只有在科技实践活动的亲身体验中才能得到认识、锻炼、巩固和提高,可惜目前大学生的科技实践活动还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开展起来,致使一些学生在进入专业基础课的学习过程中,产生的设计灵感经常会因为没有经费、场地和专人指导等因素,而将这些学生从事科技实践的积极性扼杀在萌芽状态。

(四)大学生缺乏科学研究的兴趣

笔者曾作过一次300人的问卷调查,在“每学期参加过多少次科技活动”的栏目中,选择“无”的占97%;在“业余兴趣是什么”栏目中,回答是“参加科技活动”的占2%;在“完成毕业论文的目的是什么”栏目中,回答“是为了自己的科研兴趣”的占1.7%。学生很少参与学校科技活动,究其原因,除了学生对科技活动感觉陌生外,科技兴趣的淡薄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五)大学生缺乏为科学奋斗的精神

大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是一个以掌握一定的科技基础知识、科学的研究方法、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以及不怕困难、积极探索的精神为基础的系统工程。大学生是祖国建设的科研后备力量,然而,面对毕业设计题目和指导教师的选择,有些学生事先打听的却是哪位老师题目简单、工作量小、管理松懈、容易通过:面对毕业分配,相当一部分学生事先考虑的却是工作是否轻松、待遇是否好的问题,即使是读生产应用型专业的大学生也不愿意选择生产第一线单位。于是出现了许多学非所用的怪现象,如读电子专业的争着去税务部门工作,读化学专业的争取去银行工作,读汽车维修专业的也一心一意选择去党政机关工作。尤其是近年来采取毕业分配双向选择的措施后,这种学非所用的现象更加突出。即使毕业分配时无奈选择到科研和生产第一线去工作的,走上工作岗位后,也挖空心思跳槽。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人才流失的现象。造成大学生不愿到科研和生产第一线去工作的原因之一是大学生缺乏为科学奋斗的精神。

三、提高大学生科技素质的思路

科技素质——兴国富邦之必要,时代需要大学生具备良好的科技素质。不重视大学生科技素质教育的后果是严重的,作为高等院校,要设法使受过教育的学生既能掌握科技知识,又具有科技技能和科学品质。要做好大学生的科技素质教育工作,首先就要构建大学生的科技素质教育的思路。

(一)从树立科技素质教育的角度重新构建高等教育办学质量评价标准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对高等教育办学质量的评价停留在每年能培养多少大学毕业生的标准上,这种以数量为标准的办学质量评价使我国的高等教育陷入办学实践的误区。而对高校毕业生的质量评价,以“学历”和“文凭”为依据,这种以“文凭”代替“水平”,以“学历”代替“能力”的评价标准,妨碍了大学生科技素质的培养和提高。评价标准作为一种科学的舆论导向。必须顺应科教兴国的新时代要求予以重构。如果仍以旧的标准评价高等教育的社会贡献,必将产生扭曲高等教育生产功能的严重后果。高等教育的生产功能如同工厂的生产功能,具有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功能和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功能。从本质上讲,高等教育生产多少的问题不能体现其固有的生产功能。能够反映高等教育生产功能的是内涵扩大再生产。内涵扩大再生产的主要特点是在不增加教育投入的情况下,通过调动学校人的办学积极性,让教师潜移默化地在大学生心灵深处种下科技创新的种子,通过优化学风、教风、校风的途径,通过设置科学的办学目标,通过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同时,又通过采取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措施来实现,所体现的应是教育质量从本质上得以提高。

(二)从提高大学生的科学理论和科学知识水平出发重新构建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

客观地说,不少高等院校现有的课程设置为我国大学生朝“一专多能”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由于受到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传统观念的制约,还不能体现出科教兴国的模式州。为了提高大学生的科学理论和科学知识水平,使他们扎实地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科学的思维方法,树立大学生的科学道德品质,要下大力气增加大学生科技知识的教育,重新构建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重新构建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的基本思路是体现科教兴国的特色,增加科技教育的内容,为大学生开展科学研究和科技发明、科技实践提供扎实的知识准备。

(三)以提高大学生的科技技能为目的重新构建大学生科技实践的内涵

首先,要充分利用好现有的科技实践环节。针对毕业设计的状况,要采取措施扭转这一局面。其一,要求大学生都要认真完成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所规定的任务:其二,要采取措施加强对大学生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其三,制定严格的大学生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答辩制度,答辩不合格的学生不予毕业,重做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参加下年度的毕业答辩。学校要加强对毕业答辩过程的监督,各个答辩组的老师要严格执行答辩的各项要求和规章制度,绝对不可草率了事。使学生从思想上更加重视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工作,更加重视科技素质培养和锻炼的效果。

其次,在学校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多设置大学生科技实践课或实践环节,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开展科技实践。对于学生在实习工厂的实习,除了配备足够的设备外,还要进一步规范实习的目的、内容、时间和要求,做到讲授和实践相结合。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实践活动不流于形式。

再次,要组织力量重新对大学生开展科技实践活动的各个环节进行评估,做到科学而周密地统筹规划和布置。其中,应把对大学生科学思维能力、科技应用能力、科技研究能力、科技创造能力和科技发明能力的培养和锻炼,放在大学生科技实践活动规划中的突出位置上加以重点安排,保证对大学生科技实践活动进行定期的检查、督促和总结。

(四)以深化大学生科技道德品质和科技实践为目标重新构建提高大学生科技素质的激励机制

第一,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的广泛开展,在客观上要求营造浓厚的校园科技学术气氛,学校应通过各种舆论工具,广泛宣传大学生提高科技素质的重要意义,在学校中营造“提高科技素质光荣”的强大舆论,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大学生开展科技实践活动。结合重大学术科技事件,进行科普宣传,举办科技报告。只有进行广泛的宣传和发动,才能激发广大的教师和同学积极地加入到科技活动的行列中来:才会有大量的科研成果涌现;才能有助于更多的同学锻炼成长:使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第二,大学生只有在科技活动中才能感受到提高科技素质的活力。学校可以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定期统一组织一些学科知识、科技作品竞赛等大型的科技活动,如科技发明竞赛、科技论文写作比赛、科技创新大赛、科技素质全能赛、机械设计创新大赛、机器人大赛等等,为大学生创造良好的科技活动氛围。结合暑期社会实践,进行科技服务、科技下乡等活动。

第三,增加投入,扩大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覆盖面。要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增加对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的投入,要积极引导更多的学生来参加科技活动,尤其是要鼓励学生参加项目研究,增强学生的科研和创新能力。要通过政策手段加强对学生参与的应用型项目和社会科学项目的引导和扶持,要逐步转变“重基础、轻应用”的局面,使学生在实用新技术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果,全面提高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

第四,设立各个级别的大赛奖,加重各奖的含金量,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形成更好的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新氛围,借此激励大学生勇攀科学高峰和加快提高科技素质的步伐。在重视奖励学生的同时,不应忽视对指导教师的重奖。学生的各个大赛往往离不开指导教师的辛勤劳动,因此,对指导教师进行重奖也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没有教师的积极参与,各个大赛也不能够长久持续下去,即使坚持下来,恐怕也只是流于形式。

四、结束语

大学生科技素质教育的启动与实践,需要针对现有大学生科技素质教育的薄弱环节,树立与科教兴国战略相适应的人才观,构建大学生的科技素质教育体系,以提高大学生科技素质为目标、以加强科技研究理论学习为基础、以提高大学生实际科技能力和水平为核心、以培养优秀的科技道德品质为重点的大学生科技素质教育模式。

科学知识再生产的主要途径范文第2篇

近几年科学方法是教育的重要取向,会计学作为经济管理的一门应用学科,在课程标准改革和会计教育教学实践中进行科学方法的显化教育。尤其是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科学技术高速开发和发展的过程中,会计科学方法就是人们对经济管理认识方法,有些学生认为会计“难学”,并不是先天不足。教师在教学中将会计学科的知识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相结合,向学生讲述会计发展的趋势和形成的研究法,与所积累的会计知识相结合,不仅有助于学生的实践能力,帮助学生调整好学习心态,加强学生学习知识的方法,改变学生会计难学的思想,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以期为科学方法教育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会计学教育与科学方法显化教育

会计学是经济管理的一门应用学科,作为管理科学性质的基础学科,进行理论学习,以科学方法为中心研究。会计学是一门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研究如何对再生产过程中的价值[1]活动进行计量、记录和预测;在取得以财务信息(指标)为主的经济信息的基础上的一门经济管理类学科。会计要领与科学方法相结合,在教学中教师利用会计学的管理科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维方法的培养,使学生在科学理性素质得到全面的发展和提高。

1.教师在进行科学方法教授时,联系会计教学中的多方面知识,如会计学的性质、职能、任务、程序等多方面的背后知识与科学进行挖掘,让学生通过科学方法,进行了解和获取更多知识。以会计需求为导向、实现科学方法的教学体系,学习目的与教学手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会计科学方式理念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针对会计科学方法教育的必要性出发,使学生通过科学方法的妙处,体现出科学方法对会计规律和会计知识的实际用途,使学生真正能学会会计,对知识形成新的理解,创造更好的学习氛围。

2.会计科学方法显化教育的作用会计科学知识的内容,是离不开科学方法的,有许多会计量都是通过比值来定义的,科学方法教学模式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为核心,通过科学方法的教学,使学生更好地投身于会计基[2]础知识规律的探索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中,提高学生的能力培养、科学素质。使学生产生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学生经过学习逐步地掌握了会计科学方法,进而形成自己的会计科学方法,就会有效地提高学习效率,更好的提高科学思想。正确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是在人的认识途径上,让学生掌握了方法取得了独立获取知识的本领。

三、会计科学方法教育的实施途径

知识讲授主要有概念、规律以及会计学史等等。在会计教学中,有步骤和目的地传授会计科学研究的方法,通过科学方法教育要显性化,良好的思维方法源于科学的态度,通过专题教学渗透科学方法教育,提高学生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并采用科学方法掌握最基本的知识,促进知识学习和培养创新精神进而提高全体学生科学素养的目的。在教学中加强科学理性教育、显化科学理性。因此,将科学方法教育于会计知识教学融为一体,加强学生会计方法的训练、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科学态度,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防止学生失去学习会计的兴趣。

四、改进会计教育的教学方法

在情境中体验科学方法教育,展科学性教学模式应用研究与实验,重视并加强心理上和思想上以及知识上的培养,从而真正达到科学知识与人文精神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我们对部分[3]学生和教师进行访问,了解他们对科学方法显化教育的体验与感受,进行总结和分析,指出问题并改正问题,达到最好的会计科学方法显化教育,增强实践能力和知识能力。我们要充分理解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必须要把科学方法的本质显化出来,从而使学生使用科学方法,加强概念或规律的推导训练,以研究财务活动和成本资料的收集、分类、综合、分析和解释的基础上形成协助决策的信息系统,使学生领会会计学科学基本任务和基本研究方法;让学生逐步领会出会计规律的基本方法;会计方法的实质和会计研究中的作用。在教学中把科学方法的本质显化出来,使学生获得更多方面的会计学的知识,从而让学生感觉到通过会计科学方法教育的掌握知识,提高会计课堂教学,以理性的思维角度看待科学。

科学知识再生产的主要途径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绿色大学;区域经济;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高等教育必须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是新时期热议的话题。但是否所有的大学都能有效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大学服务地方的途径与方式是什么,建设什么样的大学才能较好地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积极探讨。

一、高校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从国家教育部公布的2009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独立学院和分校办学点的名单中得知,我国大陆有普通本科院校770所、普通高职院校1207所、经国家批准设立的独立学院318所、经国家审定的分校办学点85个。另据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法制办公室主任孙霄兵于2009年8月25日做客新华网谈“辉煌60年”科教事业发展成就时的发言获悉:2008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23.3%。全国普通高校招生607.7万人,在校生达到2021万人。预计到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各类在学学生的规模将达到3000万左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25%以上。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世界第一,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十分巨大。

首先,高校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已成共识。科学技术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之前是一种知识形态的生产力,而教育是科学知识再生产和发展科学的重要手段,高校因学科设置齐全、学者专家云集、科研力量集中,所以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大都在学校的实验室和研究基地产生和完成,可见大学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再生产基地,是现代科学技术迅速转变为生产力的主渠道。

其次,高校是带动区域高新技术发展的基地。追求真理、崇尚学术的大学精神,使得大学始终站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前沿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大学内部蕴藏着巨大的创新潜力。大学拥有颇具规模的实验设备和图书情报系统,聚集了相对稳定的教学科研人才队伍和研究基地,在技术研发的前沿领域积累了一定的成果,具有相对稳定的研发基础条件。大学的这些智力资源、技术创新和人才优势是推动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再次,高校通过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来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尤其是高等教育把可能的劳动力转化为专门的和发达的现实劳动力。在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中,高等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最重要的途径,是培养和提高劳动者创新能力的关键,是培养劳动者道德价值的重要手段。高校通过为地方培养各类高科技劳动力等人才,造就一支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科技创新队伍。

二、对目前我国高校和区域经济建设中存在问题的理性思考

我国高校数量、大学生人数庞大,对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高校如果没有按照高等教育规律去发展,不仅不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反倒会成为经济建设的包袱。多年来,我国的大学建设饱受社会谴责,问题丛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重规模扩张、轻内涵建设,管理理念落后。目前很多大学还是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集权管理模式。不少高校的领导没有专家治校、教授治校的理念,不讲科学发展观、不讲实事求是,不讲科学论证,而是凭个人好恶,搞重复建设、搞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等现象比较突出。如不少大学不切实际地一味追求移植大树、古树、名贵树种,因在移植过程强度修枝、切冠,加之养护跟不上,移植成活率低,破坏移植树木原生态,劳民伤财,浪费严重。再如专业设置上没有考虑本校优势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是沿袭他人模式,一味求大求全,没有自身特色,自然也就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过“大学之大,不在于有大楼,在于有大师”。大学应该创造平台让大学生追求真理,弘扬高尚的道德,承担起为民众谋福利的责任。而现在许多大学努力追求的是高楼大厦,气派堂皇的基础设施,对于本应最重要的能给学生予知识、能力和精神熏陶的师资建设却不重视,就连本应坚持学术自由的大学精神都变成了“学术行政化”。教师和学生在办学、学校建设、教学改革等方面无法实现自己的想法,教学、学习死气沉沉。让置身于这种不科学、不民主氛围中求学的大学生日后成为建设我们国家的生力军实在是令人堪忧。

第二,人才培养的质量不高。高等教育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但许多高校在盲目扩招后没有注重提高教育质量。有的高校教师严重不足,师生比例超过合理比例两三倍,上百个学生同在一个大教室上专业课、几十个人围着一台仪器做实验。一个学期下来,任课教师没认得几个学生,不少学生也没和老师说上一句话,以往在大学里经常提到的“亲其师,信其道”的现象在今天的大学鲜见。当前,许多高校的教师忙于创收或开办各种培训班、辅导班,或外出兼职,或开店做生意。对课酬不高的教书育人这一本职工作投入的精力必然甚少,常常是出勤不出力,历来倡导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教师原则早已抛之脑后,教育质量根本没有保证。在老师的现身说法和社会就业压力以及拜金主义的侵蚀下,大学生也早把经济利益放在人生的首位。作风浮夸、喜好攀比、出手阔绰已成为现代大学生的“基本特征”,而其中有的学生为了维持高额的花销,铤而走险,走上了犯罪道路。

与此同时,我们的经济建设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处于只讲结果、忽视成本,只图政绩、不计代价,过多强调规模、形式,单纯追求以量取胜的低级发展状态。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违法生产现象屡禁不止,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先污染后治理”虽然已经进行过批判,但这几年又旧病复发。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几年间猝然为环境的承载能力所不容。现在,2/3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中度和严重的大气污染环境中,3/5的河流水质处于中度和严重的污染状态,1/2以上的城市市区地下水的水质不符合生活用水标准,部分农田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一些地区的生态遭到破坏,全国已进入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现象,大学在经济建设中扮演什么角色,高等教育如何有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大学等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三、绿色大学的内涵

为国家培养出有较好国民素质、有扎实知识功底并且善于追求科学真理的人才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而这样的人才,只有在绿色大学里才能培养出来。绿色代表生命、健康、活力的提法早已得到公认,绿色不仅仅指绿颜色、指有生命的植物,而是指一种自然万物和谐共存的生态环境及其保护和改善。因此,不应把绿色大学简单等同于绿色校园,把创建绿色大学简单理解成就是多种些树、多栽点花、多植些草皮。实际上,绿色大学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这从国内各高校在创建绿色大学的模式上就可以看出。如清华大学以“三绿工程”(用绿色教育思想培养人,用绿色科技推进环保产业,用绿色校园熏陶人)为其绿色大学建设模式;哈尔滨工业大学实施“建好一个中心(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搞好三个推进(理论研究、宣传教育、直接行动)”的绿色大学整体方案;北京师范大学以“推进绿色教育,建设绿色校园,倡导绿色行动,塑造绿色人格”为其建设内容;广州大学则以“建设绿色校园、开展绿色服务、培养绿色人才,促进可持续发展”为其主要的建设内容。基于此,我们认为绿色大学就是用科学发展观作指导,立足学校长远发展来组织和实施学校当前的各项工作,将生态环保理念与可持续发展思想有机地融合于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及生产的各方面,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和绿色理念的高素质人才的大学。建设绿色大学应包含以下内容:可持续发展的办学理念、绿色教育、绿色科研、绿色校园建设以及绿色大学对社会发展的创造力等。

四、通过创建绿色大学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

创建绿色大学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大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各所大学应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扎扎实实推进绿色大学的建设。

第一,通过学校建设培植学生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学校建设发展上善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速度,同时根据学校的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的实际,实事求是,统筹兼顾,办出特色,实现学校可持续发展。强调科学决策,凡事关学校发展的重大事项都要充分发扬民主,进行科学预测和专业论证,慎重决策,避免决策失误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努力探索高效率的绿色教学技术和绿色教学模式,大胆开发绿色管理手段,尽量减少教学和管理过程对教育资源的浪费。以人为本,实行人本管理,努力营造充分发挥全校师生潜能、智慧和创造力的环境,共同创造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现代化“绿色大学”。在这种环境里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会在今后的工作中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第二,加强绿色教育,培养绿色人才。社会的发展关键在于人才,要改变当前国内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就要培养具有绿色人格、富有创新精神和科学发展理念的人才。因此,应把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全面渗透到教学和科研中,采取多渠道、多形式进行绿色大学宣传教育活动,在全体师生中树立绿色大学创建意识。紧紧围绕与师生切身利益相关、师生普遍关注的环境、生态问题,在新生入学教育、课堂教学、学术报告、校园文化节、党团活动日等多种活动中纳入环境法与环境管理、环境经济学、环境伦理学、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知识,强调学生绿色精神、绿色意识、绿色行为的培育。注重培养学生的文明卫生习惯和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如积极开展节约能源活动:将洗衣服的污水用于冲厕所,循环利用水资源;自备餐具,尽量不用或少用一次性物品,珍惜资源,节约用水用电;保护树木,珍惜纸张,不送贺卡,不乱张贴海报;把因一时兴起而购买,过后基本不用的物品通过二手市场转卖或赠给需要的人等。增强环保及生态建设意识:慎用洗涤用品,注意减少噪音和空气污染;自备购物袋,少用不可降解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垃圾分类,回收利用;关注环境动态,同破坏环境的一切行为做斗争。选购绿色用品和食品,倡导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引导学生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绿色安全型大学。同时将环保节能拓展到校外,参与各类社会环境公益活动,使学生在生动的环保实践中受到教育和启迪,从他律走向自律,进一步提升环境意识。通过扎扎实实的努力为可持续发展事业源源不断地输送绿色人才,使高校毕业生成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的领军力量。

第三,为地方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智力支持,大力研发绿色产品,促进地方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高校应注重发挥学科优势,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开发先进适用的高新技术,为地方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技术支持。大力攻坚绿色技术,如成立高新技术产业中心、大学科技园,围绕信息技术、新药研制、生物资源开发、新材料、新能源及节能技术、环保技术等高新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开展集中研究与开发,促进地方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我们的大学是人民的大学,应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办学理念,扎扎实实创建绿色大学,发展绿色科技,培养绿色人才,为地方实现经济发展、生态良好、天人和谐的社会做出积极的努力。

参考文献:

1、2009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学校名单[DB/OL].moe.省略/,2009-04-24.

2、王开忠、孙霄兵、王正、王瑞军做客新华网谈“辉煌60年”科教事业发展成就[DB/OL].news.省略/edu/,2009-08-25.

3、中国高校忧思录[DB/OL].news.省略/edu/,2007-06-21.

4、中国经济报告[DB/OL].news.省略/edu/,2006-08-17.

科学知识再生产的主要途径范文第4篇

[关键词]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生成结构主义

[作者简介]平锋,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生,福建 厦门 361005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6―0103―03

皮埃尔・布迪厄(1930~2002)出生于法国比利牛斯-大西洋省的丹郡的一个底层中产阶级家庭。早年的布迪厄就生活在法国南部小镇德甘(Deguin)这个偏远的农村地区并说一口地道的当地方言。靠着自身的聪颖和勤奋,布迪厄先进入了波城公立中学,随后又进入了著名的、学术上筛选严格的巴黎路易-勒-格朗公立高中(1949~1951)。1951年,他进入了素有培养法国知识分子和精英的渊薮之称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在那里,他准备哲学教师资格会考,同时还在巴黎文学院修课。1954年通过教师会考成为中学哲学教师。1958年应征入伍,到阿尔吉利亚为军队服务,从那里,布迪厄开始了他的社会学工作。1958年与1963年发表的两部著作――《阿尔吉利亚的社会学》和《阿尔吉利亚的劳动与劳动者》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从而奠定了他的社会学家地位。1968年至1988年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教育文化社会学中心主任,并创办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行为》。1981年进入著名的法兰西学院执掌社会学教席,达到其学术生涯的巅峰。2000年,他被英国皇家学院授予赫胥黎奖章。

对于布迪厄的一生来说,其个人思想历程与学术旨趣是与其社会出身背景紧密关联的。由于来自法国西南的偏远外省,布迪厄被其巴黎的同辈看作“乡下人”和“外来人”,一种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外在性与他异性使得他在高师学习的每时每刻,都难以遏制地感到不自在。布迪厄称这使他与法国社会的核心制度,乃至知识界的体制处于一种外在性的关系当中。以至即使在成为了法国最富声望的科学机构法兰西学院当时唯一的一位社会学教授后,布迪厄仍称自己“从未感到心安理得地做一个知识分子”,“在学术界从没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在过去30多年里,布迪厄撰写了大量著作,至少发表了343种作品,尚有大量论文至今未曾问世。已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1970),《实践理论大纲》(1977),《区隔》(1979),《实践的逻辑》(1950),(学术人)(1984),《语言和符号权力》(1991)《反思社会学导引》(1992)等。“这些著作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已经跻身于战后时代最具想象力和最富成果的社会理论和经验研究之列”。然而,布迪厄却“从未要求自己生产一种有关社会世界的一般性话语”。实际上,最充分地奠定其社会学的独创性的,不是某种“已完工的作品”(opus opera-tum),而是其社会学的“做法”(modus operandi),其主要原则体现为非笛卡尔式的社会本体论、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和认识论上的反思性。

(一)非笛卡尔式的社会本体论

在本体论上,布迪厄既反对把社会看作实体性的有形结构,也反对把社会当成同自然界一样的外在于人们的纯客观对象,也就是反对将人同社会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其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把社会看作是社会中的行动者及其文化的复杂交错所构成的有机生命体。在布迪厄看来,社会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其所创造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产物,这个相互关系是由各种象征性的权力网络为基础所构成的相互竞争的力的紧张关系网;另一方面,它又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所创造的文化不断地进行更新和再生产的基本条件。换言之,行动者及其文化创造了社会,而同时社会又构成了行动者生存与创造活动的基本客观条件,反过来制约着行动者的创造活动,成为行动者的生存与创造活动的前提和出发点。这样,行动者就同其社会构成了一种双重结构并处于紧张的互动之中,彼此之间既各自向对方施加影响,又深受对方的制约。用布迪厄自己的话说就是,“社会现实是双重存在的,既在事物中,也在心智中;既在场域中,也在惯习中;既在行动者之外,也在行动者之内”。

布迪厄认为,社会宇宙的结构是以两种方式双重存在的,即初级客观性(objectivity of the first or-der)和次级客观性(objectivity of the second order)。初级客观性包括各种物质资源的分配,以及运用各种社会稀缺物品和价值观念的手段;而次级客观性体现为各种分类系统和身心两方面的图式,在社会行动者的行为、思想、情感、判断等各种实践活动中,这些分类系统和图式发挥着符号范式的作用。社会事实是对象,同时也是存在于现实自身之中的那些知识或认知的对象。即,“社会确实是一个客观的结构,但同样千真万确的是,社会在根本上也是由――用叔本华那句名言来说――‘表象和意志’构成的”。这就是社会世界的双重现实本质。为此,基于一种拒绝将主体与客体、意图和原因、物质属性和符号表象割裂开的非笛卡尔式的社会本体论,布迪厄努力克服那种将社会科学要么化约为只关注物质结构的客观主义社会物理学,要么化约为只强调认知形式或次级客观性的主观主义或建构主义现象学(constructivist phenom-enology)的企图,转而采用一种能够同时包容这两种途径的生成结构主义(genetic structuralism)。因此,布迪厄的社会学是一种结构的和生成性的社会学,被其自称为“结构主义的建构论”或“建构主义的结构论”。

(二)关系主义的方法论

在方法论上,布迪厄提倡多元论意义上的关系主义(relationalism),反对唯理论主义和唯方法论主义,反对理论和实践的割裂,倡导建立一种总体性的科学。与那种声称要么结构要么能动者,要么系统要么行动者,要么集体要么个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先在性的方法论上的一元论不同,布迪厄主张关系具有首要地位。在布迪厄看来,上述这类二元论式抉择,同时也是一种实体主义或实在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常识性观念,植根于我们使用的语言,它“更适于表达事物而不是关系,呈现状态而不是过程”。因此,这正是社会学必须予以祛除的。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以及对应的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和方法论上的结构主义的对立,则是受了各种政治对立和社会对立所激发的结果,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相互作用,而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

择,是危害社会学的“毒瘤”之一。因此,社会科学并无必要在这些极端之间进行选择,因为社会现实既包括行动,也包括结构,以及由二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历史,而这些构成社会现实的材料存在于关系之中。

关系主义的方法居于布迪厄的社会学立场的核心,但并不新颖,而是一种广泛的、“源出多门且形态各异”的结构主义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传统也可以从列维-斯特劳斯一直追溯到涂尔干和马克思。布迪厄认为,关系性方法是结构主义对社会科学的主要贡献,正是靠结构主义,才使社会科学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学科。同时,这种与实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决裂的关系性思维方式,引导人们根据那种将各个要素与其他要素组合起来纳入某个系统――要素只有在系统中才获得意义和功能――的关系来概括每一要素的特征。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写道:“社会并不只由个人所组成;它还体现着个人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各种联结和关系的总和。”在解读马克思的历史观时,奥尔曼说:“在马克思关于现实的概念中,关系是所有单位中都不可化约的最小单位,而这恰恰是我们理解的症结所在。在马克思那里,研究主题不是只作为单一实体的社会,而是从‘关系性’的角度理解的社会。”一直试图在方法论上超越的布迪厄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他都持之以恒地运用和推广这一观念。这可以拿其社会学的两个关键概念场域和惯习(均指一些关系束)作为例证。布迪厄认为,概念的真正意涵来自于各种关系,只有在关系中,概念才能获得其意涵,场域和惯习的概念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而获得的。

(三)反思性的认识论

“如果说存在着一个使布迪厄能够在当代社会理论的图景中出类拔萃的单一特征的话,那就是他引人注目的对反思性的迷恋。”从他早期在他土生土长的封闭村庄内对当地婚姻习惯所作的研究,到他对他本人作为其重要成员的学术圈的分析,布迪厄一直坚持将其科学工具转过来针对自身进行自我分析。可以说,反思性成为了布迪厄的社会学的一种基本态度。虽然布迪厄没有为如何达到一种适当的反思态度提供单一的方法论诀窍,但是在其有关重要论述中,他还是阐述了他认为进行反思的社会学研究所需要的基本方面。

在布迪厄看来,反思性是社会学研究的必需条件和特定形式,是社会科学实际运用的认识论方案。他认为,每一项社会学研究同时都要求对知识与知识的社会条件进行批评性反思,因为正是这种条件才使得研究成为可能。如果社会学是确定人类实践的社会条件的科学,那么它必须同时也是确定知识实践(包括社会学本身)的社会条件的科学。布迪厄对知识场域的分析表明,社会科学家不自觉的把特定的认识论假设与知识场域的利益转译为他们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只有通过“社会学的社会学”的实践,把社会学的方法运用于社会学的实践本身,才有望获得一种摆脱知识实践的社会决定因素的方法。在他看来,这一“反思性回归”响应了一种特定的迫切需要,因为“关于社会学实践的社会决定因素的社会学是摆脱这些决定因素的唯一可能的基础”。唯其如此,“社会学的社会学”即反思性是社会学必不可少的部分,是社会学认识论的一个根本性向度。

当然,布迪厄既非是第一个,也非唯一一个倡导反思性的社会学家,但是,布迪厄的反思性的独特之处就在于:首先,他的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分析者个人,而是立足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与学术无意识。其次,他的反思社会学是一项集体事业,而非孤身一人的学究重负。最后,他的反思社会学是力图巩固而不是破坏社会科学的认识论保障。因此,与从根本上对客观性进行质疑的现象学、文本学及其他后现代形式的反思不同,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其可靠性乃是其反思性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科学知识再生产的主要途径范文第5篇

所谓基础就是指将职业教育发展与社会联结起来的那部分内容。具体而言,社会分工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构成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

(一)社会分工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前提基础

社会分工是指社会活动中的劳动分工,是对社会活动中的不同部门,以及生产中的不同工序配置不同的劳动力,实行分工协作,从而实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社会分工的优势就是让擅长的人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使平均社会劳动时间大大缩短。社会分工是在一定历史阶段,由于人类劳动的发展和与外部协作的需要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职业教育的起源、发展与社会分工及其专业化的不断加剧密切相关。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农业与畜牧业、手工业及商业的社会大分工出现,商品交换逐步发展,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出现分工。在此ZHIJIAOSHIHUA职教史话基础上,职业教育开始真正得以产生。“作为教育门类之一,并且承担着特殊的任务和使命的职业教育,则是伴随着社会分工及社会职业的产生与发展出现的,职业教育的出现满足了社会对传播与延续专门性职业知识的需要”[3]2。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分工发生了剧烈变革,并逐渐形成了新的社会职业观,这成为这一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前提”[3]23。社会分工的存在,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另一方面,分工也使人的交往不断扩大、深化,人的活动范围、人的能力发展空间和层次不断地拓展和升华,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可见,没有分工,就不会有人类历史的演进,更不会有社会的发展进步[4]。职业教育为进入职业领域的个体做准备,随着社会分工的变化而改变。比如,“明清时期手工业的分工非常细致,致使技术的传授与学习也日益分化与专门化”[3]116。因此,职业教育的发展既是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

(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

人类经济结构在不同历史阶段由于复杂与成熟程度的不同,会影响职业教育的一些根本性特征。职业教育模式、规模与课程和它们所存在的社会经济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纵观职业教育史与人类社会经济史,可以发现,职业教育,包括其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和层次结构等问题,均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当社会经济结构的多种要素发生变化时,对职业教育的规模、体系、专业、课程、教学等产生深远的影响[5]。职业教育适应社会技术进步的需求,主要通过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就业结构的变化来适应技术进步的要求。即技术进步导致产业部门所需从业人员的知识和技能结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使社会就业结构发生与之相适应的变革,并导致职业教育随之发生变化。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突出表现在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生产工具由青铜器进入铁器。铁农具的使用促进了牛耕和水利事业的发展,带来冶金业和其他手工业的进步。与此同时,农业和手工业领域的职业教育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再如,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达到鼎盛,这同时也是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昌盛的时代。“隋唐时期,学校教育获得长足发展,各种传授自然科学、诸如天文、历算和与化学有关的医药学等学科,以及具有实用性质的专科学校非常发达”[3]75。

二、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论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动力,离开动力,发展和创新就无从谈起。自然科学中的动力机制,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中是指一个社会赖以运动、发展、变化的不同层级的推动力量及其产生、传输并发生作用的机理和方式。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各因素或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国家重视、设置官职推动和制度化建设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机制。

(一)国家重视职业教育发展

我国古代职业以农牧业为主,尤其是农业,他是古代中国的立国之本。历朝历代比较有作为的统治者为了提高农业产量,增加国家收入,都非常重视对农业生产者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统治阶级对农业的重视汉代一度形成,‘劝农立本,当世急务’的社会认识”[3]55。有些最高统治者还会以身示范,表达对农业教育的重视。“天子耕种籍田是古代统治阶级为了提倡和鼓励天下重农和务农而进行的率先垂范活动,目的在于引导天下风气,稳定农业生产”[3]80-81。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大多数时期,推行职业技术教育成为一种政府行为,具有强制性。国家统治者运用手中的权力,集中国家力量,总结推广来自民间的创造、发明和职业技术教育经验。从而使得职业技术在全国得到迅速推广,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6]。比如,“武则天当政为皇时,同样特别重视加强农业教育与教化。她一贯重视农业生产,最重要的是她命令有司编辑撰成《兆人本业记》一书,并且颁行天下,用以加强和改善农业生产”[3]81。

(二)设置官职推动职业教育发展

“设管教民”就是国家在管理机构中设立专门的部门和官员,负责传播农业新知识和新农具的应用,指导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在汉代,设有大司农宫,负责管理农业生产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各地方的三老、力田等官吏,都是农业职业教育的主要承担着[3]56。汉武帝晚年,赵过创造了代田法、新农器。为了推行他的新耕作法,朝廷命令全国郡守派遣所属县令、三老、力田、乡里老农到京师学习,学成之后负责教民。“北宋末南宋初,宋代各级地方长官均兼任本地劝农使一职,成为宋代官制,而劝农职责的履行情况也成为官吏考课的重要内容。这样一来,地方官劝农的活动更加频繁、有效”[3]92。元朝时实施劝助农耕、发展生产的重农政策,设置了专管农桑、水利的机构“司农司”,并任命了劝农官,负责管理农业生产和教民耕种[7]。

(三)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化

制度化教育主要所指的是正规教育,也就是指具有层次结构的,按年龄分级的教育制度。制度化教育是人们为了捕捉生产剩余、社会分层和文化更新而来的新的教育机会利益,而对教育进行重新设计、选择和调整时所产生的具有正式化、规范化、等级化、集权化及至科层化倾向的教育[8]242-243。如,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齐桓公和管仲执政时期明确规定士、农、工、商的子弟应子就父学,弟从兄学[9]。“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对专门科技人才的培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特点是在中央官学体制中不断出现培养专门科技人才的科技专科学校。尽管此时期这些学校并未形成系统的体制,但它们为中国古代科技专科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培养科技职业人才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3]56。

三、职业教育发展的形式论

每一种事物都有一定的运行程序和方法,教育也不例外。尽管教育现象,教育问题错综复杂,但人们还是努力去抓住关键要素,进行简洁的概括归纳出可以认真把握的操作策略和程序来,这就是教育形式。通俗地讲,教育形式指的是教育活动方式的形态,是人们在充分尊重教育规律的前提下,为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而产生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教育方法、方式、策略、理念于一体的实践模型。教育形式是教育活动的中介之一,也就是说,它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进行教育活动时所必须依赖的一个中间环节[10]。中国古代职业教育主要有学校教育、艺徒教育和家传教育三种形式。

(一)学校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在古代中国社会未能得到独立的发展,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职业技术教育也曾部分地演变成学校教育形式。在我国奴隶社会,存在世袭制度的职官教育,称为畴人之学;在秦代官府中有“学室”作为训练吏员的机构;从魏晋南北朝之后,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在培养官吏的官学中出现了大量专科学校,包括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等,其职业性教育的意味更为浓厚[11]。比如,在唐宋时期,学校教育制度已经非常完善。中央官学的主体仍是以教授儒家经典为主,有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同时,也设立了适应统治需要和各专业机构需求的专门学校,主要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如书学,专攻书法和文字学;律学,专攻律令等法典及法例;算学,专攻数学。医学,则分为医学、针学、按摩和咒禁四大科,其中医学科又进一步细分为体疗科、疮肿科、少小科、耳目口齿科和角法科;药学,专攻药物学等[3]76-78。

(二)艺徒职业教育

以非正规的教育方式进行的农业、商业和手工业者的技术教育,这是农业社会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艺徒制是以教育等级制为基础,以师傅管教徒弟为主要方法,以技艺传授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形式。艺徒制教育是中国古代诸如工艺、美术、制器一类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形式。这种制度产生于商周时期,到唐朝形成。在宫廷作坊、官营作坊中都普遍存在,并且形成了与手工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艺徒训练方法。“官营手工业中产生了较为系统和发达的艺徒教育和培养制度,这成为古代中国职业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该传统一直延续到我国封建社会结束[11]。“唐代官营手工业中培养手工技术工人的艺徒制度主要由少府监具体管理”,“唐代艺徒训练中的师傅或教官由官营作坊中的工师担任”[3]84。中国古代艺徒训练从一开始就重视基本功的训练,而且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即“示范———模仿”的方式。注重基础和运用;注重课考其“诚”和“效”;注重总结、提炼和交流[12]。师傅示范并且讲解,再由学徒来模仿,学徒也都是在生产的过程中学到技艺。

(三)家传职业教育

世袭家传是我国古代进行职业技术教育最常见的一种形式,主要体现在家庭手工业生产中。在家庭手工业中最早出现了师徒培训的雏形,也就是父子传艺活动,随着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家技代代相传,“族有世业”的情形。掌握科技知识的某些人,对技术知识依靠代代相传而实行垄断,这其中父子世代传习工艺技术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家传职业教育对于形成与发展我国举世瞩目的工艺事业,有着重要的作用。唐代之前,在手工业者培养方面长期采用家传世袭的方式[3]83。唐代之后,畴人世业并没有消失,反而在一定时期得到了强化。比如,明太祖就规定,钦天监人员永远不许动迁,子孙只习学天文、历算、不许习他业,其不习学者,发南海充军。所以明朝中央一级的天文历法教育采取世业相传、子承父业的方式[3]105。至清代,各地许多名牌产品,如杭州“张小泉剪刀”,北京名酒“莲花白”等,皆为家传的世业。

四、职业教育发展的功能论

社会科学研究的功能主义视角来源于把社会和生物有机体的类比,生物有机体的构成单元是细胞,由细胞组成的器官的运动和相互作用组成了生命和生命的过程。基于这种社会观,社会学家致力于研究的是社会各部分彼此之间及其与社会整体的相互关系。功能主义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大系统,将社会各部分进行分类,构成社会的功能模块,探讨作为系统的社会与各功能模块之间的关系,以及模块之间的关系。职业教育发展的功能是指职业教育发展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从不同的角度看,职业教育的功能又可分为实用功能和价值功能两种。职业教育的实用功能注重教育方法、技术和经验,注重职业教育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关注个体的现实存在,立足和回归现实生活。职业教育的价值功能强调“以人为本”、“终极关怀”等,具体来讲,就是注重人的“潜能”是否得到充分发挥,人的个性是否得到充分张扬,人的主体人格是否得到自由发展等。传道、授业、解惑,塑造人的灵魂,是学校教育的根本职责所在,对职业教育来说也是如此。概括起来看,职业教育的功能直接体现在知识传授、政治统治和文化传承几个方面。

(一)职业教育发展的知识传授功能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作用。职业教育是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中介。任何科学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不仅仅是某一历史时代的产物,而且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记载,是不断传递、积累、发展和再生产的历史过程。职业教育从其产生之初,就承担了知识传授的功能。“为了将这些职业领域中已有的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传播给下一代或未来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专门传授这些所谓‘职业技能’的教育在原始社会开始出现”[3]2。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一方面通过教育教学活动,将人类先前积累起来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传承下去,为新的科学发明奠定基础;另一方面,通过生产劳动,再生产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由此,创造出新技术、新工艺、新工具,直接发展生产力[13]149。

(二)职业教育发展的政治统治功能

教育的政治功能表现在它对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其维护社会统治、维系政治稳定的基本途径无一不是通过教育。因此,无论是中国古代教育,还是西方古代教育,其政治目的多于教育本身的目的。在较长时间内过多强调了教育的政治功能,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功能。从秦汉开始,与儒家学者企盼相反的一种发展在中国历史上逐渐成型,这即是由李斯倡导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理念与制度,其核心恰恰归拢到“政统”的统帅之下[14]。在此大背景下,职业教育时常沦为为政治服务、培养治国英才的工具和伦理道德教育的助手。比如,“为了适应政治的需要,隋唐时期的一些职能部门大量招收学生,传授专门的职业技术,也成为隋唐独具特色并且卓有成效的职业技术教育类型,培养出大批专门人才为封建统治者所用”[3]78。

(三)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传承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