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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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范文第1篇
一、违约与救济
合同，也叫契约，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它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即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双方都必须遵守，如果双方依契约的内容实现了自己的权利和履行了应尽的义务，该“法律”即告结束。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合同都能够按照双方所约定的内容履行完毕或者依其意愿实现自己的利益，经常会发生合同不能如约履行的情况，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违约。如果当事人一方违约，那么就需要有相应的规则来处理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果出现损失，法律就应当确定分配利益的原则（赔偿损失的规则），合理救济受损失的一方当事人，以期达到均衡双方当事人利益的目的；同时也能避免以后尽量少发生类似的合同违约的情况，以及在发生违约后当事人能尽量的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纠纷，以减少社会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效率。
关于违约的救济手段，主要包括强制实际履行、定金罚则、解除合同或终止合同、赔偿损失等。关于在违约的情形下采取什么样的救济手段对受害人进行救济，经济学对此做了非常深入的思考。经济学主要是从（社会）成本与（社会）效率的角度，以及对当事人的激励措施上来论证采取什么样的救济措施才是最合理和实际可行的。由于违约救济手段涉及的内容较多，在此仅对违约责任中的损害赔偿制度运用经济学理论做一下简单分析。
二、违约损害赔偿额的确定――一种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损害赔偿在合同法中的应用是十分广泛的，它既可以作为一种独立救济措施适用，也可以作为一种辅的救济措施适用。我们这里所论述的只是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救济手段，且在承认合同有效的前提下，使违约方赔偿履约方所受损失的救济手段。
不同的违约赔偿补救方式会给合同双方当事人带来不同的激励。法律所要做的就是需要确定最合适的赔偿政策，即采取最有效的激励措施，以利益遏制当事人的违约，并防止守约方因过多的依赖赔偿损失而令违约方支出较多的费用，从而能够刺激合同双方当事人采取使合同价值得到最大限度实现的行为，这样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有效率的。
对立约人而言，当他因采取预防措施而获得利益时，这种激励就是有效的。如果立约人不能从其预防违约的措施中得到充分的利益，那么对预防措施的有效激励就不存在，立约人总是采取最小的预防措施。因此，通过制定能使立约人承担责任的补救办法，在其违约的情况下，支付对方期望通过履行契约而得到的利益，就会产生对违约方采取预防措施的激励。因此，任何人在采取违约行为之前都会对因违约而支付的赔偿权衡再三。对于非违约方而言，问题在于制定一种补救方法以使其仅仅采取有效的信赖而避免过分的信赖。因此，也应以合理的赔偿政策限制受害人的过分信赖。预防措施与信赖超出一定的范围，太大或太小都不会形成对立约人和受约人的有效激励，这都会减少合同的价值，不利于社会效率的提高。在合同中，通过减少违约的可能性，立约人的预防措施对受约人是有好处的，而受约人的信赖程度也能够影响到立约人的违约责任。而只有当预防措施带来的利益和信赖所支出的费用在内部吸收并转化时，即使立约人将其对预防措施的预期利益全部内在化，使受约人将超过最优信任的风险内在化时，这种激励就是有效的。这种有效的激励，能够防止立约人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同时也能防止受约人的过分信赖，这样就在对立约人和受约人的激励上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并以此作为确定损害赔偿的标准，使立约人的预防和受约人的信赖均有效。
微观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范文第2篇
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使经济学研究转向了资源配置的技术关系，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理论成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其对经济学研究的统治迄今已近一个半世纪。在今天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资本主义”已完全消失，资本成为一种生产要素，工资、利息与利润只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并取决于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当然，对于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完全正确的，主流经济学往往也把这种理论应用于对现实的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解释。然而问题是，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资率和利息率(利润率)究竟是不是表示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呢?新古典理论中的资本、工资、利息和利润等概念与现实中以货币价值或价格表示的这些概念是相同的吗?
现代国民收人核算统计开始于1929年，同一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可以说，1929—1933年的“大萧条”孕育了“凯恩斯革命”的诞生，但在新古典理论强大的思想意识所形成的观念和教条的无情统治下，凯恩斯的理论很快被融人到新古典经济学，并成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其中，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总量生产函数”把国民收人核算的统计变量完全纳人到新古典的技术关系分析之中，最典型的是把国民收人的统计变量截然划分为实际变量和名义变量两个部分，如实际GDP和价格水平、实际工资与名义工资、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当然还可能有实际资本和名义资本。也就是说，新古典理论把国民收人的统计变量完全套用到总量生产函数之中，再加上决定名义变量的货币数量论，由此成为研究反映宏观经济波动的各种统计数据的基础。
然而，这些国民收人核算的统计变量是不是表示新古典生产函数技术关系的变量或概念呢?经济学家们至今似乎对此没有提出过疑问。在上个世纪50—80年代那场空前激烈的“剑桥资本争论”中，作为争论双方的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那些争论的焦点在这些现实的国民收人核算统计概念中与新古典理论中同样称呼的概念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实际上，剑桥资本争论的结果所表明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国民收人核算体系中以货币量值表示的所有统计变量与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或技术分析是完全无关的，而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特定的货币金融关系。”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熏陶造就了人们天然地认为这些统计变量是“真”的，即表示实物的要素投人和产出的关系，并把这种由生产函数表示的资源配置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和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然而事实上，这些统计变量所表示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或“比谁挣钱多的游戏”，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马克思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正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目前国民收人核算体系中统计变量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恰恰是目前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要研究和解释的现实问题;而主流经济学从技术关系角度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些问题只是由马克思经济学所研究的社会关系决定的。
价值理论不仅是马克思经济学中最富争议的领域，同时也是理论经济学中最具争议的问题。1951年，斯拉法在其编纂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全集》的序言中，提到了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终生想要寻找的“绝对价值”，以表示国民收人中工资与利润的分配份额。这个绝对价值，用今天的语言来讲，实际上就是国民收人(GDP)的测量单位。作为总量指标的国民收人，如果面对的是各种异质的产品，比如小麦和燕麦，我们需要一个同质的单位进行加总，以获得一个同质的总量。当然，如果采用劳动这种同质的单位来计量，虽然可以进行加总，但却不能表示劳动生产率和实物产品产量的变化;而且当两个部门的“资本构成”(资本劳动比率)不同时，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和利润率的变动都会影响到相对价格和收人分配，这使李嘉图在1817年采用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所证明的命题不再成立。
1953年，新剑桥学者罗宾逊提出了异质资本品的加总问题，并由此引发了著名的“剑桥资本争论”。1960年，斯拉法在其名著《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把李嘉图的难题套用到新古典理论中，表明新古典的相对价格一旦加总为总量将导致严重的逻辑矛盾。进而，这一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很快被延伸到有关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讨论中。比如，斯蒂德曼用一个资本劳动比例不同的异质品模型进行证明，得出了在某种假设条件下劳动价值可以是负值的结论，萨缪尔森则重新提出了关于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在逻辑上不可能成立的问题。实际上，斯拉法的模型已经证明，由于在异质品模型中利润率的变动会影响相对价格，从而收人分配的变动将使由相对价格加总的总量(国民收人)发生变动，这使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工资率(工资)的上升将使利润率(利润)下降的命题不再成立。显然，“剑桥资本争论”中存在的新古典理论的加总问题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中是同样存在的。由此，当“剑桥资本争论”中的问题不能得到解释时，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经济学的复兴被完全终止了。
面对那场以失败告终的极其激烈和复杂的“剑桥资本争论”以及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争论，人们是否应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问题的复杂性可能并不在于问题本身，而在于观念上出了问题，而经济学家们可能并不十分清楚地知道争论的问题所在。长期以来，统治经济学界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新古典理论的观念一直顽强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禁锢着经济学家的思维，这就是统治经济学研究的“实物”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新古典经济学家讨论的是实物产品的生产，古典经济学家讨论的是实物产品的分配，而国民收人的计量似乎不能离开这种实物产品。那么，在经济学研究中是否存在完全脱离这种实物产品的生产与分配的价值概念呢?实际上，这个价值概念就是国民收人(GDP)和国民收人核算中的统计变量。在“剑桥资本争论”中，作为争论双方的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GDP和国民收人核算的统计变量可以完全不依赖于实物。这场争论起因于罗宾逊对总量生产函数的批评，当然也涉及到总量生产函数对国民收人核算统计变量的解释，即新古典增长理论。但在罗宾逊1973年出版的那本试图取代新古典教科书的《现代经济学导论》中，作为新古典理论核心的实际GDP和价格水平依然充斥着全书，这正是问题所在。
对于实物产品的生产，新古典的相对价格理论显然是一个完美体系，比如通过表示产品和生产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可以使资源得到最有效配置。然而，我们却不能把构成GDP的各种产品和劳务的价格相加以得到一个表示实物总量的GDP。一方面，新古典的相对价格是一种稀缺的指数，把两个表示稀缺的指数加在一起是毫无意义的;特别是产品的稀缺性取决于人们的偏好，那么随着人们偏好的改变，相对价格和GDP的总量也会随之变动。另一方面，对于新古典的资源配置而言，这里只需要相对价格而根本就不需要总量，即国民收人或GDP的总量对新古典理论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其理论中也不可能得到这个总量。
对于李嘉图的分配理论而言，如果讨论的是实物产品的分配，采用简单的劳动价值论是可以解决这种异质产品加总问题的;如马克思采用劳动时间的计量，通过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划分即可解决工资与利润的分配问题。作为一个“思想练习”，这种劳动价值论的推论完全可以采用新古典理论的多种要素模型。比如，必要劳动时间取决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剩余劳动时间是其它生产要素边际产品(如利息和地租)的加总。然而，当我们这样进行逻辑推论时会发现，如果马克思的分配和剥削理论是建立在这种实物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话，那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只是新古典理论的单一生产要素模型，它根本无法战胜新古典理论。因为新古典异质品模型中包含着一个强烈的命题，即如果要使资源得到最有效配置或使可以分配的面包做到最大，就必须按照新古典的要素边际产品等于要素价格来形成市场的相对价格，从而也决定了要素“初次分配”的新古典边际生产率分配理论，这被称为经济学的“实证分析”;随后的“规范分析”认为利息和地租是不劳而获的剥削收人，则完全可以通过政府对利息和地租征收100%的税进行收人再分配。这样，新古典理论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攻击在逻辑上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然而，新古典理论遇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现实国民收人核算统计的国民收人(GDP)和其中工资与利润(利息)的分配问题。当新古典经济学家采用总量生产函数说明现实国民收人统计中的经济增长和收人分配时，其逻辑一致性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GDP和国民收人核算中的统计变量根本不是新古典理论中的实物，也根本不表示新古典理论的资源配置。这些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国民收人核算的统计变量(包括GDP)所表示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而这正是马克思价值理论所要揭示的。
采用人们熟悉的语言，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一种“抽象”。那么，马克思对价值的定义究竟抽象掉了什么呢?显然，马克思抽象掉了所有与技术关系或实物有关的因素，只留下了“抽象劳动”所体现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表明，这种“价值”与使用价值无关，或与实物的“效用”无关;另一方面，针对李嘉图的混乱，马克思明确表明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无关，即与实物的生产无关。进一步，当马克思把这种“价值”与实物的生产、消费和占有完全抽象掉，或表明价值与技术关系无关时，那么马克思的“价值”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究竟是什么呢?
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原始社会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氏族关系，奴隶社会对他人的直接占有和支配关系，封建社会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人身依附关系等等。在14一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以构造新的社会关系或社会制度的基础，而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理念直接联系到“劳动价值论”。比如在神学家阿奎那的宗教理念中，劳动价值论体现着公平与正义，是人们之间商品交换“平等”的基础。那些早期劳动价值论的阐述者，如配弟、魁奈、康替龙等古典学派的前辈们，把劳动价值论联系到“自然秩序”或私有财产的基础;如洛克对劳动价值论的说明是“财产是自然的权利，它来自劳动”。显然，这种对劳动价值论的阐述似乎联系到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如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就把劳动价值论联系到“自由、民主与公平”。然而，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制度却是与这些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劳动价值论理念背道而驰的。
微观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医药类高校 保险学专业 保险经济学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8.052
Abstract Insurance Economics is a subject of Applied Economics. In the course of teaching，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teachers' knowledge structure is not complete， the gap between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the course goal， the teaching method is relatively simple， the theory teaching and the social practice are out of line. It is suggested to be improved from those aspects such as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ase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surance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of insurance economy.
Key words medical colleges； insurance specialty； insurance economics； teaching reform
保险经济学（Insurance Economics）是应用经济学的分支，是将一般的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运用到保险领域进而对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的一门学科，其核心内容是研究保险市场上各个理性参与主体如何依据其自身资源禀赋而做出有关保险的选择。“保险经济学”课程对于保险学专业学生的培养有重要意义，我们须加强这门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
1 “保险经济学”课程的内容及性质
保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保险这个专门领域内客观地存在着的各种经济关系，具体的研究范围主要涵盖有保险经济活动中所蕴含着的数量关系和分配关系以及利益关系和效益关系，因而保险经济学科的任务就是要深刻地阐释这些保险经济关系其发生和发展以及其动态运动所呈现出来的规律性。保险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期望效用、风险与风险态度、保险需求、保险与资源配置、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市场结构与组织形式、保险定价和保险监管等方面的经济分析。
从学科的定位来看，“保险经济学”属于较为年轻的应用经济学科。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年）》中将“保险经济学”规定为保险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和必修课程，一般在大学本科三年级或四年级开设。在我国医药类高校保险学专业的实际教学过程中，各高校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有的也开设有“保险经济学”课程，但总体上看来，一般教学效果不甚理想，而其教学特色也并不突出。
但从经济发展的实际看来，随着我国保险产业的迅速发展，加强“保险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与创新，将极大地促进我国保险产业后备理论和实践人才的培养。
2 当前“保险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医药类高校保险学专业在“保险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
2.1 课程知识的交叉性很强，教师知识结构不完备
“保险经济学”课程的内容，不仅仅涉及到保险学专业领域内的保险学原理和保险精算学中的理论问题，还要涉及到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财政学、产业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博弈论等众多学科的知识，因此对教师的知识结构要求非常高。可是，当前医药类高校进行“保险经济学”课程教学的教师，要么出身于经济学专业背景，对保险学专业的知识结构有欠缺；要么出身于保险学或金融学专业，对产业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等知识结构有欠缺。教师知识结构的欠缺决定着其在教学过程中难以做到深刻分析和深入浅出，因而严重影响教育教学质量。
2.2 课程实际教学效果与课程培养目标有差距
保险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归属于应用经济学科，所以这门课程的培养目标也就着重于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保险经济学所专有的经济理论及其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并最终将其运用于阐释和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保险经济关系。然而，这门课程实际的教学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很多高校的这么课程最后都是流于普通的经济理论的学习和思维的训练，但在运用方面就“欠火候”，没有到位，使得这门课程距离其设想的培养目标尚有不小的差距。
2.3 教学方法陈旧单调，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当前，保险经济学课程教学中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大多数还停留在传统、陈旧、单调而沉闷的“填鸭式”教学方法，也就是所谓的“以教师为主体、以讲课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学生从始至终处于客体和被动的地位，主要强调教师的“教”而不是学生的“学”，甚至是从上课到下课所有时间的“满堂灌”，大大打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难以真正地激发和发挥学生自身学习的主动性。
2.4 理论教学与社会实际相脱节
保险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有部分内容偏向于比较抽象的经济理论，使得教学经常容易流于理论本身的逻辑推导，而疏于对现实保险经济关系的深刻对照，从而造成理论与现实的脱节。
主要原因可能有这几个方面：（1）师资的问题。有很多任课教师虽然长于理论的逻辑推理，但缺乏保险活动实践经验和切身感受，因此在联系社会实际方面底气不足；（2）教材问题。我国目前的保险经济学教材编写体例及内容主要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所实际面临的保险经济问题及案例的研究却比较缺乏，从而给保险经济学课程教学带来挑战；（3）教学课时分配问题。很多高校只给保险经济学分配32～48个教学课时，无法将保险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完整讲授完毕，更遑论实验和实践教学。
3 医药类高校保险专业“保险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路径选择
在我国医药类高校中，要使“保险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效果较好，教学特色突出，则必须进行教学改革与创新探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 教学内容方面的改革创新
想要获得较理想的教学效果与教学质量，教学内容方面的改革与创新非常关键。国内常见的保险经济学教材有魏华林、朱铭来、田玲主编的《保险经济学》、王国军编著的《保险经济学》、张洪涛编著的《保险经济学》等。在实际教学中，各高校在“保险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安排上，根据课程性质的不同和课时安排的差异，可以由任课教师根据学生实际情况予以适当调整和选择。医药类高校的保险学专业，一般都具有医药类的特色，即跟医疗保险或健康保险联系比较紧密，比如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保险学专业，就主要是健康保险方向。为此，在保险经济学课程内容的安排方面，就可以更多地考虑医疗保险或健康保险的内容。
比如，在讲述保险经济活动中的道德风险时，就可以结合中国医疗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与费用控制的实例来进行具体的分析，一方面既讲授保险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同时又加深对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理解，教学效果会比较好。
3.2 将案例教学引入“保险经济学”课堂
案例教学法就是根据教学的目的和教学的内容，选用或者设计一定的场景，引导学生分析该场景所提供的信息及其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从而做出判断或者相应的决策，并最终据此训练和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案例教学引入保险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可以培养学生从保险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去思考和分析身边各种保险经济现象的能力，使学生具备一定的保险经济学素养和洞察力，从而将课本上的保险经济学理论与我国保险产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并做到举一反三。
比如，在讲授保险市场的市场结构与组织形式有关内容时，在介绍产业组织理论中SCP范式（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基本理论后，可用我国保险产业发展作为案例来进行深度的探讨和研究。首先，在市场结构分析中，除分析保险产业的市场集中度、产业壁垒外，还要考虑我国保险产业的发展历程；其次，在市场行为分析中，应着重分析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保险产业价格变化规律、保险企业组织调整行为，从而深刻揭示我国保险企业市场行为；最后，在市场绩效分析中，除用定量指标考察我国保险产业的经济效益外，还应考察保险产业对社会福利的改进水平，从而加深学生对我国保险产业发展的整体思考。
3.3 教学方法方面的改革创新
教学方法方面的改革创新是保险经济学教学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当前国际教育界比较流行的教学方法中有一种是所谓的问题导向型的素质教育型教学方法PBL（Problem-Based Learning）。这种教学方法一反传统的以教师讲课为主的模式，而变成以问题（Problem）为中心，围绕着教师事先设定的某个专题，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去讨论，去研究，去质疑，去领悟，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最终提高学生各方面的综合素质。
比如，在讲述风险态度与保险需求之间关系的内容时，保险人从投保人那里收取的保险费一定不会超过损失的期望值和风险保费之和。由于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存在差异，效用曲线的凹度就不同，所以风险保费就不同，损失的期望值和风险保费之和也就存在差异，这就是为什么面临同样风险的人，有的人会买保险，有的人不买保险的理论根源。这样，问题清晰了，决定保险需求的主要因素是风险态度，那么风险态度又是怎样来衡量或测度呢？带着这样的思考，采用PBL教学方法，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将会有比较理想的教学效果。
3.4 加强保险经济理论与保险经济实践的联系
保险经济学本身就属于应用经济学科，应用性和实践性是这门学科的特色和生命。为此，教师进行理论的分析和教学时，要从鲜活的保险经济实践和实际中吸取充分的营养，使保险经济理论能扎根于保险经济实践的土壤当中，做到既能在保险经济理论的学习和推理上“顶天”，又能在保险实践的对照和分析运用上“立地”，进而培养学生熟练地运用相关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比如，从中国保险产业发展实际看，突出的如保险需求与供给问题、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保险市场的垄断结构与垄断行为问题、保险业监管的内容与边界问题等，这些问题在经济理论上都有深刻而复杂的研究及其相应的（下转第184页）（上接第111页）结论和建议，关键是要结合中国的保险发展实际，在现实的环境下去检验和检讨理论推理的结论及其适用性，这样既能让学生反思理论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又能使学生对现实保险经济活动有更深刻的认识，提升学习的效果。
4 结语
“保险经济学”课程是集理论性与应用性于一体的历史不长的新学科，因此，医药类高校“保险经济学”课程要采用新思维去进行教学方面的改革与创新，在教学内容方面要实现与保险产业实践的紧密衔接，在教学方法方面则要更多地采用探究式和启发式的方法，将课堂教学与发展实践有机地结合，培养学生养成善于观察问题的习惯和科学钻研的精神，促进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造性人格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龙玉其.基于专业能力提升的《社会保险》课程教学探究[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12）.
[2] 王国军.保险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8.
微观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培养目标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2－0060－05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不仅是国际竞争的重要领域， 也直接关系到一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国内外，金融学已经成为一门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社会科学。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明显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业的发展。同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无论在培养目标、 课程结构还是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距。如果不积极、及时地加以改革，金融学高等教育既不能很好地为我国的经济金融发展服务， 也难以适应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危机深化并威胁全球的经济金融体系稳定。 次贷危机的爆发和传染再次验证了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是难以独善其身的，只能审慎应对。金融全球化不仅对一国的金融决策当局和金融业界人士提出了新的挑战， 也对我国的金融学高等教育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中国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应进行与时俱进的课程改革和教学改进，以培养具有国际观和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金融人才。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对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改革思路和培养目标设
计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及外部环境变化
（一）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金融学科建设及金融学高等教育的发展非常迅速， 主要表现为金融学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但在“数量”迅速扩张的同时，“质量”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对照西方国家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水平以及21世纪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要求来看，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至少还存在如下的问题：
首先，金融学高等教育中的专业划分过细，课程交叉、重复现象仍很严重。简单的细化与分割容易使学生形成单纯的专业意识和狭窄的知识结构， 产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维模式，这显然不利于学生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问题不再是某个国家或某个区域的问题， 也不再是某个部门或某个领域的问题，专业设置过细、过专、过窄，既不符合现代金融经济发展的要求， 也不利于学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其次，课程体系尽管日趋完善，但至今仍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轨。在欧美，资产定价（asset pricing）、公司金融（corporate finance）以及新近兴起的市场微观结构（microstructure） 是金融学研究的主体，而国内多数高校仍以“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为基调，这两个领域在国外均属于经济学的范畴。这一差异使得我国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上还是以宏观金融为主， 微观金融领域的前导课程和基础课程还相对薄弱， 这无法适应当前金融全球化背景下， 金融业所出现的日益衍生化和日益工程化的发展趋势。 尽管一些条件较好的高校已开始引进美国的原版金融学教材， 力图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上更新金融学的教学内容及课程设置， 但要真正有一个根本性、全面性、本土化的变革，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二）当前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经济，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意味着国际分工合作的加强与深化。 世界市场的形成极大地拓展了金融活动的空间， 使得金融全球化的格局加速形成。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表现出“虚拟化”（或者说金融化）的特征， 现代科学技术在金融经济活动中的广泛应用以及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等因素都推动了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加速形成。 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金融衍生工具的广泛运用，在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也加剧了市场投机， 从而也孕育着深刻的金融矛盾和金融危机， 而金融全球化也使得金融危机很容易在世界各国传染蔓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此起彼伏， 当前美国次贷危机正威胁着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 日益开放的中国很难在危机中独善其身。 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也充分表明了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机制的复杂性， 其规律人们目前还很难真正把握；同时，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 使金融危机的扩散和传递速度日趋加快，危害日渐严重，金融安全为各国所普遍关注。这一切说明在现代经济活动中， 金融运动所涌现出的形式之多、规律之复杂，是其他经济活动所无法比拟的，需要我们不断加以研究和总结。这对当前的金融学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国际经济金融发展变化对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挑战
世界经济所表现出来的金融经济特征， 一方面更加突出了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也因其纷繁复杂而给我国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带来了诸多新的挑战：
首先， 既然金融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是当前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 那么金融学也必然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开放性学科。 面对新的经济和科技形势，金融学高等教育应当强化对基础性、原理性的金融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不仅要加强对开放性金融运行机制的研究，而且还要强化对金融工具、金融中介、金融市场、金融风险和金融制度创新的研究，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金融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只有这样， 整个金融学高等教育才有一个与现代金融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理论基础， 整个金融学高等教育才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其次， 当前国际金融业发展的显著特征是日益衍生化、全球化和电子化。传统的金融学高等教育的知识结构已明显落后于金融实践发展的要求， 所以必须对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进行较大的调整。为了适应现代金融经济发展的需要， 新的教学内容必须融入对金融全球化、资产定价、金融工程、风险管理以及金融安全等新兴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 这样的教学改革才可能保持应有的前瞻性， 也容易保持与经济金融发展的同步性。
第三， 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使金融学的理论知识始终处于快速更新的状态， 这对以传授知识为核心的传统教学方法也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由于知识的传授速度往往跟不上知识的更新速度， 所以传统的以“传授”为主导的教学方法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注重培养学生自我获取知识的能力， 不能有效地启发或诱导他们去探寻金融知识或规律， 那么他们所接受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必然不完整，更无法达到“终身受用”的目标。
此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金融学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应根据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做出及时调整，并相应地更新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以培养出通晓金融理论与实务，特别是国际金融理论和实务的人才。
二、 对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改革指导思想的若干思考
笔者认为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不能只停留在对教育内容的简单增删修补、 课程设置的粗略调整这样的层次上， 而是要打破旧的教育思想和观念的束缚，确立新的教育思想和观念，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正确认识知识、能力和素质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树立全面的素质观
传统科学与知识发展缓慢， 造就了静态的知识观念， 当代知识的迅速发展与更新则孕育了动态的知识观念。面向21世纪人才的培养，要求能够将知识的传授、 能力的培养与全面素质的提升完美地结合起来，这可以说是教育思想的一大转变，也是培养模式的一种重大突破。笔者认为，要树立全面素质观，必须正确把握知识、 能力和素质三者在教育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在金融学高等教育中，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属于表层的东西，但它又是基础，是能力和素质的载体。若没有丰富的知识，也就不可能有强的能力和高的素质； 学生的能力是在掌握了一定知识的基础上经过培养锻炼和参加社会实践而形成的， 它只有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才能表现出来， 知识越丰富越有利于能力的增强， 强的能力可以促进知识的获取；素质是把外在获得的知识、技能内化于人的身心，升华形成稳定的品质和素养，成为内在的东西，亦即做人的修养。因此说，知识、能力、素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中素质处于核心的位置{1}。但是，如果简单地认为现代教育就是从知识教育或知识与能力的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 或者认为从专业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可以不提知识和能力的教育的话，这就缺乏辩证的观点了，并将导致实践中的偏颇。笔者认为，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必须能够正确体现知识、能力和素质三者辩证统一的关系。金融学高等教育要以传授体系完整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为核心，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根本目标展开教学工作。 对照这样一个总体要求， 目前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 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均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正确认识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的关系，树立新的培养目标
进入21世纪以后，现代科学技术出现的综合化、一体化、人文化、信息化趋势，要求文理渗透和文理结合。在这种形势下，高等教育不仅是以培养专门知识、技能、能力为目的的专业教育，而且是以全面提高人的基本综合素质为目的的“通才教育”。“通才教育”就是要拓宽知识面、淡化专业，培养基础宽厚、能力较强、素质较高的通才，也就是说培养知识复合型和能力复合型的人才 {2} 。我们认为，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 就金融学本科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而言，应该淡化专业，强化基础，注重素质教育，使学生具有比较宽厚扎实的经济、 金融理论基础及相关专业的原理性知识，具有较强的获取知识的能力，这是最主要的要求。在教育内容上，理论应当与实践紧密联系，要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使他们毕业后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在现代市场经济下， 人才高度流动， 特别是在金融领域， 随着混业经营的推进和深化，金融从业人员不可能一辈子仅固定在银行、证券或保险的某一岗位上， 所以我们要注重夯实其理论基础和提高其综合素质。同时，还要注意到金融学专业培养目标的多层次性特点。
（三）根据终身教育的发展趋势，树立注重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的教育观
终身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西方的一种教育思想。 在过去的40年尤其是近10年来对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终身教育思想认为高校课程设置不应单纯地追求某一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而应强调学科本身的综合性和整体性 {3}。可以看出，终身教育思想是一种着眼于学生发展的教育观念， 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 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金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必须培养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金融人才。我们知道，现代科技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日益求助于多学科融合的战略来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如新近兴起的金融工程学科就是如此，其理论基础是金融经济学， 而技术基础则大量运用工程技术和数理模型。
终身教育思想要求金融学高等教育既要培养学生在未来任何时候都能获取知识的能力， 同时也要为学生打下一个全面的理论知识基础。 未来的金融人才必须具备综合协调能力， 能够将多学科的知识综合运用到金融实践中，并不断地加以创新和完善，推动我国金融业整体竞争能力的提高。
（四）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应从封闭走向开放
在静态、封闭的知识观支配下，确定性的追求成为教学内容选择和组织的根本原则，已成定论的、确定无疑的知识被纳入课程，并一度视为天经地义，而那些不确定的、有争议的，处于发展之中的知识被拒之门外，造成知识即真理的印象，这容易导致学生形成凡是知识皆有定论的误解， 严重歪曲了知识的本来面貌。这种知识观显然不适应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学生专业素养的提升。笔者认为，在金融学教学中，应特别关注知识的不确定性、未知性，让学生认识到知识不过是人们关于世界的假设，具有条件性、境域性，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知识的不确定性和不确定的知识理应得到足够的关注，纳入课程编制的范畴。 金融学教学内容不应仅仅是既有知识的聚集，还应包括对未知领域的探求，不应仅仅是教材事先规定的材料， 还应包括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形成、产生的内容。在金融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意识到即便是确定的内容， 也常常以不确定的形势加以呈现，以凸显知识的不确定特征。
（五）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树立教与学统一的教学观
在现代高等教育的教学中， 教与学是相互统一的两个方面，教师和学生形成教学的共同体。传统教学观往往将教学活动视为知识的单向传授，教师将作为真理的知识传递给学生，学生虚心接受，理解消化，教学过程成为单向的知识传授过程。当代知识观强调知识的动态性、开放性、内在性，知识不再是永恒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相对的、有待完善的东西，是需要批判、构建的对象。而知识的构建和完善需要通过师生之间的交往与对话才能实现。教学的过程是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一种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根本， 教师和学生都应围绕这一中心来组织教学活动。具体的在能力培养方面，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1. 知识自我更新能力的培养。 正如我们上文反复强调的，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衍生化使得金融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因此，金融学专业人才的知识自我更新能力必须加强。这包括：（1）要加强培养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 使其掌握利用现代手段如互联网查询和获取各种最新信息的能力。（2）要重视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相比，专业基础课的知识老化周期要长得多， 专业基础课一旦掌握牢固， 学生今后知识自我更新的能力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提高。（3） 外语与计算机能力的提高，这已经是一种共识，在当前各种人才的竞争中，外语和计算机运用能力的高低，往往成为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2. 专业能力的培养。 用人企业往往要求金融学专业毕业生具有较全面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务操作能力， 这就要求高等院校应重视学生特别是本科生专业知识水平和实务操作能力的培养。 因此应及时调整专业课程设置， 尽快更新本科学生所用的专业教材，以适应当前全球金融业发展的日新月异，使之能够充分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实务操作。 同时我们还必须大力更新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实验手段、实习设计等诸多环节， 把金融学高等教育的重心从纯粹的传授知识转移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高能力上来。
3. 其他综合能力的培养。 金融是未来国际竞争的最重要领域之一， 金融全球化要求金融从业人员应该具备比其他行业更高的综合能力。 笔者认为，这些能力主要包括社会交往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管理决策能力、开拓创新能力等。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注入一些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有意识地让学生们领悟到这些能力的重要性， 并在学习的过程中自觉地加以磨炼。 只有重视这些能力的综合培养和平衡发展， 才可能培养出符合未来经济金融发展需要的合格人才。
三、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本科）培养目标的确定与设计
培养目标的确定是金融学高等教育改革应该明确的首要问题， 它不但涉及到人才培养的规格和模式， 同时还决定着金融学科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设置。 下面笔者以本科教育为例谈谈对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看法。
（一）毕业生应该具有宽厚扎实的经济、金融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 金融学本科教学应强调素质教育和应用教育。金融领域知识宽泛，工作岗位繁多，金融学本科毕业生从事实际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不可能在本科学习期间全部解决， 其中大部分应该且只能在实践中获得和掌握。我们常说“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因此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学生从事实际工作的适应能力，就成为本科教学的直接目的。也就是说，本科教育应该是厚基础、宽口径，并以素质教育为主，是宽厚基础上的专业教育。我们知道，金融学是整个经济学领域中最复杂也最趋近自然科学的领域。因此，理论功底既要强调宏微观经济学更要突出金融经济学， 后者包括资产定价、 公司金融以及新近兴起的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等相关的理论研究。掌握经济和金融的基本理论，对于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理解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 创造性地解决金融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除此之外， 我们还应当加强对学生数理分析和计量建模能力的培养，为其以后的继续深造打下扎实基础，也有利于更好更快地和西方金融学研究接轨。
（二）毕业生应该具有从事金融实务工作的能力
由于金融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最终要从事金融业务的具体操作，因此我们认为，金融学本科阶段的教育也应该服务于知识应用这一最终目的。 在强论理论基础的同时，业务课程要与现实紧密结合。实务教育有多种途径， 可以请从事实际工作的业内人士直接向学生讲授金融业务， 也可以让学生直接从事短期的金融业务实践， 还可以采取间接的办法，就是让教师先得到实践的机会或得到实践的教育，而后再向学生传授金融实务知识。笔者认为，本科阶段实务教学的直接目的， 一方面是为了让学生掌握实际工作技能，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通过实务教学， 让学生更好地理解金融学的基本理论，以便在日后实际业务工作中能更好地应用金融理论和提高实际业务水平。
（三）毕业生应熟悉相关的经济原理并具备较高的外语与计算机水平
由于经济工作中各个专业具有较大的相互关联性，而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认为， 金融学专业的学生还应熟悉相关专业的原理性知识。教学计划的安排应该体现这一要求， 这可以通过安排一定的选修课来实现。同时我们认为， 随着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和世界经济一体化、 金融全球化的趋势， 金融学专业本科毕业生不仅要懂得金融理论与实务，也要懂得一定的国际经济管理，并具备一定的国际交往能力。此外，加强计算机教学，提高本科生计算机运用能力， 有助于学生将来更好地完成工作。
（四）金融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应该具有较强的创新开放意识和法制自律意识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 转轨经济以及转轨后的市场经济对金融人才的需求与计划经济时代对金融人才的需求是不同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观念”。我们认为，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 我们所培养的金融人才必须具有较强的市场经济意识，这些市场经济意识具体可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风险意识。风险意识对于金融工作者尤为重要，这是因为：（1）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国民经济中的诸多风险最终都会表现为金融风险；（2）金融业本身就是经营风险的行业， 微小的失误都可能给金融机构带来巨大的损失。 培养金融学专业本科学生的竞争意识，特别是风险意识，应该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这在课程体系的建设以及教学内容等方面都应该有充分的体现。
2.创新意识。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创新更是日新月异。从宏观的角度讲， 一国的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是分不开的；从微观的角度讲，一个金融企业的发展也取决于它的产品创新能力。在市场经济中，金融体制不断地适应社会需求而发生变化， 而新的金融工具会层出不穷。没有创新和超前意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就会处于不利的境地。因此，培养金融学专业本科学生的创新意识对于他们适应市场竞争是很重要的。
3.开放意识。正如我们上文所反复强调的，世界经济一体化、 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是未来世界金融经济的发展趋势， 各国经济金融联系日益紧密。因此，熟悉国际经济，特别是国际金融惯例，对于造就金融人才是必须的。 而培养出具有开放意识以及深远的战略眼光的金融人才， 是在今后激烈竞争的国际金融领域中获得成功的一个保证。
4.自律意识。作为一名金融工作者，除了应该懂得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 并熟知和遵守金融法律法规外，还应有很强的自律意识。无论是1995年的巴林银行破产案， 还是2008年刚刚发生的法兴银行的71.4亿美元的违规交易， 我们都看到了金融从业人员的欺诈投机行为对所在金融机构的重大伤害，特别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大金融机构的重创可能引发全球的经济金融动荡。因此，在金融学高等教育中必须加强对学生的自律意识和法制意识。
参考文献：
［1］张亦春． 金融学专业教育改革研究报告［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