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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文预热;问题;策略;冷思考
近几年,随着《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汉字英雄》、《中国成语大全》等多档旨在传播本土文化节目的涌现,使得本土文化再次成为了人们的焦点,而2013年,北京教委所颁布的《2014-2016年北京高考高招改革框架方案》一经,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2016 年起北京高考语文分值从150分上升到180分,英语分值从150分降至100分,而且还要逐步实行一年两次的社会化考试,这使得民众展开了“英语热”到“语文热”的大规模的讨论,使人们对于语文“热起来”看到了曙光。从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重视本土文化的倾向来说,断定“语文热”时代已经到来还为时尚早,现在顶多算是“语文预热”的阶段,只不过是刚刚热身而已,随着多省地高考改革方案的,许多省份都对英语做了“冷处理”,如山东省取消了听力考试等,这都使得英语的地位大大降低,从而凸显了语文这一本土母语的重要性。从现在“语文预热”的大好光景下,语文“热起来”看似水到渠成,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语文预热”背后,还存在着诸多现实问题需要我们客观冷静地面对和思考。
一、“语文预热”背景下存在的问题
(一)语文学科地位不高
作为从小就开始接触的学科,大家对于语言文字的运用更是信手拈来,所以当我们在学校中正式学习语文这门学科时,我们并不陌生,而且相当有自信,因此就会减少放在语文学科的注意力,转而关注像注重思维运算的数学和完全陌生的英语等这类学科上,另外,在高中阶段,就流传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等谚语,这充分说明了语文学科就业前景十分堪忧,人们就会降低对语文的重视,再加之,语文学科的学习不仅十分的枯燥乏味,而且学习效果并不是立竿见影,这就大大打击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所以,大家对于语文学科就会相当的不重视,从而使得语文学科的地位不是很高。
(二)语文课程理念和标准陈旧
随着多省市高考改革方案的相继推出,作为其着重大力改革的科目--语文并没有出台相应的新的课程理念和标准,还是继续沿用原来那一套陈旧的理念和标准,作为大力弘扬本土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语文,如果没有配套的新的课程理念和标准,改革就犹如“挂羊头卖狗肉”,换汤不换药,改革毫无价值可言,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改革方式,注定只是博取人们眼球的作秀,这样只会导致语文只“预”而不“热”,甚至会遇“冷”。
(三)教师队伍参差不齐
随着高考语文分值的大幅度的提升,作为习惯了应试的我们,势必会大大引起校方对于语文学科的重视,而这种重视也仅仅停留在分数上,在这样的形势下,就会使得语文教师的重视和需求大大提高,由于我国的教师专业发展还非常落后,教师队伍建设参差不齐,还不足以胜任这种改革的需求,尤其是像语文这样非常注重文化积累和自身修养的科目,对于教师的要求会更加严格,非常具有挑战性,而现阶段的大部分语文教师还不足以完成这项挑战。
(四)教材内容缺乏多样性
现在语文学科教材,无论是人教版,苏教版还是岳麓版内容还是比较单一,还是为了应试考试之用,并不是为了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弘扬民族精神。对于现在语文学科的重视,不能仅仅停留在考试之中,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在教材的设计中来潜移默化的使同学们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使同学们多角度、全方位的了解和认同本民族的文化,这才是这次学科语文改革的最由衷的出发点。
二、语文从“预热”到“热”的转变策略
(一)树立现代化的课程理念,养成科学化的教学思维
现在社会是一个不断融合的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学科都复杂的交织在一起,在相互的交织和融和中得到创新,想要把语文从“预热”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热”,就应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课程理念:语文是一种工具,或者单一的强调语文学科本身。而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特点”。[1]所以,我们应该把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结合起来,来引领语文学科的发展,我们要大力的挖掘语文中所包含的文化,不仅包含现代先进文化,更重要的是回归到传统文化之中,让人们深刻的领悟和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魅力。
(二)确立语文学科的地位,激发学生们的兴趣
多省市高考改革方案对于语文分值的提升,只是语文学科地位提升的微观变化,而从根源上来确立和巩固语文的地位,这才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反观“英语热”的如火如荼,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把“学语文”打造成既时髦又实用的潮流的时候,语文学科的地位就已经确立了。我们应该从大众的心理出发,营造出一种“学习语文是一种潮流”的氛围,引导人们自愿的去学习,采取多种形式去宣传和学习语文,如多举办一些像“百家讲坛“、“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形式的活动,使得全民参与去追潮,把学习语文变成一种时代潮流。另外,我们要让人们懂得学习语文是非常实用的,因为语文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同学们只要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就会发现“生活无处不语文,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学到语文知识,如路边的广告牌、公共场所的宣传标语等。”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专业化程度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一方面要加强教师职前的培训,通过大量的前期准备,提高自身的素质,做好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的准备。另一方面要加强教师职后的教育,使得教师能够与时俱进的切合现代化的教学理念,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改善,提高自身的专业化水平。
(四)确保教材内容多样化,强调教材标准统一化
教材作为同学们最为直观的语文学习工具,其内容要着重包含其人文性的部分,不仅要融合现代文化知识,还要大力的涵盖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除此之外,还要着重涉及多学科的知识,比如艺术、宗教、文化等,并且使之融合化、综合化,使得教材内容多样化。对于教材的标准要统一化,我们不反对多版本的教材,相反我们还要鼓励教材版本的多样化,但前提是多样化版本教材的编著必须都要依据教育部所制定的统一标准,做到“一个主线,多种形式”的教材发展模式,这样,才能使得语文在固有原则的前提下,实现“百花齐放”。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理性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6-0008-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文化自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与出路”(11YJA710025); 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文化自觉问题研究”(吉教科文合字[2010]第106号) 。
作者简介:李艳(1963-),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哲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一、文化缺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反思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使人打破了自然人的局限,把人塑造为文化人,使其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实践过程就是文化创造、生成和展开的过程,也就是创造、生成自身的过程。所以,与其说实践创造了我们,还不如说是文化塑造了我们本身。“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造就了人,没有文化,人与动物无异”[1]。在纪念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明确指出,大学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文化育人,通过文化育人,进行文化传承,文化交流,文化创新。“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发挥文化育人和文化传承创新功能的重要渠道,是通过适应我国文化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实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文化价值核心的教育过程,完成育人任务。但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中还存在着文化缺失问题,影响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育人。近些年来,众多专家学者及教育工作者就其系列改革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实践,取得了重大发展和可贵经验,但教学改革的原创性成果甚少,教学实效性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提高。虽然这可能是历史和现实、继承和创新、坚持和发展、叙事和反思等文化背景造成的,但当它成为“问题”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对其更为真诚的关切和更为深刻的探讨。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前提下,进行深刻的理性反思无疑是超越以往改革问题域,转向现代文化场域和框架的必然要求。当然这种超越和转向并不是对原有问题的放弃,而是把问题域放置在一种不同于以往思维框架中的拓展,也就是在我国文化繁荣和建设中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一种文化视域中的拓展。这种解决问题的取向,不仅是“社会理性”(社会文化建设)达成的,更是社会责任的担当和社会理想的自觉,它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从新的客观形势出发,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创新。它涉及到文化意蕴、文化功能等系列问题的理论研讨,使我们有更多的创新空间,卓有成效地在推动教育改革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目前,从文化结构体系进行理性反思,笔者认为还存在着三方面缺失:
(一)文化传承的缺失
高等教育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文化传承,这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使命。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都有代表自己精神命脉和历史传统的文化根基。“对于当今中国来说,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科学的指导思想、丰富的革命文化,就是我们文化安身立命的根基,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定海神针’”[3] 。应该说,高等教育主要是以学科建制形式传承科技形态和意识形态文化。文化传承就是把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有选择地传给下一代,是对文化的传播、传授、传递、传教等。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对文化的传承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文化上。由于长期以来的孤立化,意识形态因缺失历史文化资源的滋养而抽象化、绝对化和工具化,因而其实效性大打折扣。结合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文化传承,需要关注以下方面:在传承内容上,纠正单纯政治性,关注与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关联;在传承理念上,纠正单纯工具性,关注与人文文化、价值文化的关联;在传承形式上,纠正单纯知识性,关注与思想性、艺术性、技术性文化的关联。
(二)文化意识的缺失
从教育的学理上讲,文化意识是指在特定的文化时空中,通过一定形式的文化教育对受教育者的知识结构、价值取向、文化个性、文化态度、文化行为等产生影响,形成文化价值、文化观念和文化判断,并在此基础上,能够对一定的文化形态进行重新解释、洞悉和评估,进而确定文化的意义和价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状况决定了可能或存在的问题是文化意识的单向性:随着学科建设的科学化追求,受西方现代文化影响而出现了重科学、轻人文,重知识的客观实在性、标准化及可量化、范式化,把人文学科教育变成科学范式的倾向,无论教学方式和评价模式都采取了可量化、技术性模式,忽视人文的意义性、价值性和精神性,这在一定意义上冲淡或消解了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知和意识。因此,在学科体系中需有意识地根据我国的文化经验、知识背景和时代观念重新理解和界定相应的文化信息,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现阶段,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主要关注两个向度的文化意识:一是中国向度的文化意识,强调用中国视野透视世界问题,以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思想脉络、学术视域为知识资源与各种文化精神开展对话和交流,形成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文化意识。二是世界向度的文化意识,强调用世界眼光审视中国问题,用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交融整合的文化精神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意识。
(三)文化创新的缺失
文化创新是指以创新为主张形成的新文化内容、形式和模式,是通过创新开启新文化理念、新文化价值和新文化建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文化创新方面表现为自觉性的缺失,也就是那种能够有利于创新、并对创新具有明确作用的文化能力的缺失,包括创新的理念、目标、价值的意识的缺失,表现在对创新心理、创新态度、创新知识观念等方面重视不足。这些情况显然不利于对创新人才的培养。
二、文化取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自觉选择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理性是由三个自觉构成的:从内在规定上看,是自身的文化特质的自觉;从人文发展上看,是社会的文化反思的自觉;从现实要求上看,是实践的文化创新的自觉。
(一)文化内涵的自觉
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文化特质的梳理和考察,在逻辑上需要一定的思维视阈才能进行,或是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或是从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等学科方向去探究。唯此,我们才能获得领域明晰,范畴准确的研究。本文就是把文化放置在哲学的解释范围中来审视的。因为,哲学乃是一切学科的思维基础,唯有从哲学的角度研究文化,才能把握其更深刻的内涵,揭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特质。
在哲学上,“文化即人化”,“是指人们按照一定尺度去改变环境,发展自己。这样的活动及其成果就是文化”[4]。文化与人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一方面,文化的本质在于“人化”,在于人能够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完成超自然的社会创造,把人的愿望、需要、目的对象化;另一方面,人的本质也是通过文化事项得到表现,并且随着文化活动不断获得展示、丰富和深化。所以,文化即是“人化”,也是“化人”。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特质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统一、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统一等。当然,文化的这种辩证关系是确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在此基础上,文化具有深刻而积极的指向价值和意义系统,可以说文化的核心在于人文精神。因为,“一种文化形态的创建,不仅创建了其外在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其内在的人文精神,这是一种文化形态的核心思想理念” [5]。
从上述视阈出发,我们会看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文化的一切内涵和特质,可以说二者是同质相生的。因为,从内在规定上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指教育工作者根据一定社会的教育要求和大学生思想政治品德形成的规律,对其有目的地施加教育影响,并通过大学生心理内部矛盾,使其养成一定社会的思想品德和政治素养。也就是把一定社会的思想准则、政治要求和道德规范转化为大学生个人的思想品德和政治素养,从而使社会意识向学生个体意识内化。可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文化活动,具有文化的特质。其一,教育活动是由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双向互动完成的,含有“人化”和“化人”的双功能,这是文化的;其二,教育活动既要遵循科学规律和教育规律,又要“以人为本”,体现为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等;其三,在展开教育过程中,既要继承文化传统的精华(包括文化知识,优良技法等),又要以适合文化创新为基点进行新的再生产,在创新中发展;其四,政治法律思想、社会道德观念、哲学和艺术思维等意识形态是文化的重要内容,更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和主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对意识形态进行阐释、宣解和传播的,其作用力是人类思想的启迪、觉示和反思等过程。当然上述四点不足以完全说明其特质,但有一点却很清楚,那就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文化,并作为文化知识和文化精神的传递过程,将其中所蕴含着的人文精神价值和意义揭示出来。可以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以文化为深层基础,更是担当着对人的文化目的的积极意义,实现着不可或缺的人文精神。
(二)理论发展的自觉
理论发展是以社会发展为蓝本,是通过文化的方式显现时代的精神。当论昭示现代社会所面对的最重要的事情,无外是对现代化的认定、实践和反思。现代化在缔造了科学知识、技术工具、主客思维、人类中心、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资本逻辑、正义设计、自由思想、全球化等文化事项的同时,也形成了人类的深度矛盾:社会与个人、科学与人文、工具与价值、繁荣与贫困、发展与破坏等等。对现代化的深刻反思,既是社会的课题,也是理论的任务,更是高等教育不容回避的文化理性。因此,伴随着社会发展的理性自觉,在理论上出现理性反思现代化的文化问题。反映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上,就是冷静揭示当下所遭遇到的发展困境,为创新奠定文化基础。
由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实证主义到思维方式的主客二极走向,它们都作为文化内容直接地表现为当代教育所遭遇到的尴尬,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回避的悖论性文化现象: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业文化道路,即按技术主义的工业文明设计了统一流程式教育过程,统一学制、统一课程、统一标准的规模化“生产”,规格化知识结构、标准化目标预设、集约化群体培育,僵硬化教学活动和单一化人才模式等等,而人的差异性、丰富性、多样性文化要求难以达成,其文化特质不能得到深度彰显;二是泛科学理性实证,往往使思想政治教育限于工具理性的追寻,教育内容表达倾向于经验科学化,即通过对知识分析追求内容及其表达的严谨性和明晰性,从而为命题即知识提供可由经验证实或证伪的逻辑框架。教育者往往致力于探究知识、真理绝对可靠性、普遍性和明证性的方法和途径,而不是把其放置在社会生活实践存在境域去考察它的具体的、丰富的人文历史意义和标准。最终,其知识图景中的人文价值意义与根基遭消解,教育活动不仅弱化了其现实意义,而且还弱化人和人文精神;三是思想政治教育受西方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严重影响,形成了一种主客对立式的简单化思维方式。如,对教学的认识上或立足于教,或立足于学;对师生的关系上是主体——客体的对应关系;对课堂活动的安排上,是单向式纯知识的输出,或纯知识的接受。甚至就连本来完整意义上的人,也被二元分割为生理和心理、理性和感性、认识和情感等。这种极端僵化的思维模式,极不利于实现其应有的历史丰富性、现实生动性和理论深刻性的文化特质。
当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自我超越,不仅仅要在“文化”意义上弱化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和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更要在人类生存发展的实践基础上,对人文社会科学在发展的客观要求上对其存在的价值、合理性及其思维方式进行理论追问。淡化负面文化模式的影响,在理性上必须实现两个自觉:一是对文化判断和反思的自觉,形成批判的文化模式;二是对新的一种文化进行自觉地重构。
(三)实践要求的自觉
对实践困境的消解和超越,一是要有对自我理解的自觉;二是以文化理念为背景的自觉转向。在我看来,以“人文价值”的文化理性来表达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理解,首先是因为这种视角凸显了当代人类理念的内涵,即将思想政治教育观视为关于人类社会存在的自我意识理论的文化观内涵。以“人文价值”的理念为背景,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转向所凸显的思想政治教育自我理解的双重自觉:一方面,它是一种“拒斥”工具主义教育观的自觉,也就是以“文化转向”为标志,讨伐任何试图借助科学理性对他者的征服过程,反对用“实用的技术旨趣”的、“超历史”的观念去构建思想体系的理论自觉;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确立以人的“生存”发展为出发点的教育观自觉,即把教育活动定位为“关于人的、社会的历史性存在文化意义理论的自觉”。在当代社会,科技进步与全球问题、物质丰富与“人的物化”等深刻矛盾,都合乎逻辑地提醒我们以“人文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考量来实现对人类自身的关切,由此而构成的以“生存和发展”为主题的时念,也必将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性转换的落脚点,进而实现对人类、对社会更深层的关切。
三、文化理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意义追求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改革逐渐形式化,功能偏重工具化,目标倾斜功利化,学科走向知识大全化,模式变成机械化等趋向;也出现了重社会性轻个体性,重知识性轻价值性,重科学性轻人文性,重整齐性轻差异性,重标准性轻发展性等等问题。正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在新的历史境遇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提高效益,必须调整眼界,这样才会使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放下拘谨,祛除遮蔽,发掘已被我们淡化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当然,任何命题的言说都是基于实践的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意蕴,不仅是其“社会理性”达成的,更是社会合理性追求的自觉确立,公共文化责任的担当与终级价值的追求。
从现实性来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文社会科学蕴涵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具有强大的文化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充分发挥其文化张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凸显的文化理性在于:
(一)引领从“偏重社会价值”向“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并重”的文化追求
与西方崇尚个人价值的文化特质、学校道德教育注重灌输个人至上的基本价值观不同,中国文化有偏好社会化、整体性的倾向,社会、集体、整体的文化价值作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渗透在各个方面。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无论是其理念,还是具体实施模式更是以社会性为重,忽视个人的存在,个性的发展,使教育活动大而整齐,缺少充满生动的个性鲜活的气息。随着社会发展,西方的个人主义、东方的整体主义都遇到了困境,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质疑。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性被重新认识,明确了个人与社会双向价值互动关系,并且是通过文化“中介”的运作机制而实现的。在东西方都对自己的价值观进行清算、反思和批判中,双方各取所长,形成了“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的综合趋向。中国文化中开始重视个人存在的价值,社会发展的主体积极性得到了释放。特别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自觉反映这种文化趋向,更要在教育活动中实现对个人的尊重,关注整体与特殊的关系,把“社会性”、“政治性”与“个体性”、“主体性”的辩证关系作为理念贯彻到各个环节中去,形成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并重的文化追求,为引领和影响文化发展做出贡献。
(二)倡导从“单纯科学理性”向“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并举”的文化整合
受西方现代化文化的影响,中国在寻求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现代化、科学化得到了推崇,科学技术水平迅猛提高,这对中国是必要的,它带给我们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出现了西方社会的科技至上等理性带来的诸如信仰迷茫、精神衰微等社会弊端。特别是大学文化以科学文化占主体,对科学的崇奉,会进一步强化科学教育、科学逻辑和科学标准。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的,应该倡导的。但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考问、社会的理想价值的诉求是不可能通过科技理性得到解决的,更重要的是对于科学技术知识的深层理念层面的伦理价值维度给予某种引导、规范和启示,都是不能自为的。这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文文化就显得尤其重要了。特别是在维护、传播科学精神的同时,更要把包含人的价值理念、理想追求等人文精神提升出来,担负自己应尽的文化使命。从现实状况看,要担当使命,必须进行文化整合:一是在人的目标定位上,应强化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着眼于“完整的人”的文化塑造,开发人的各种潜质,从素质教育角度致力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二是教学范式应从以实验科学为背景所形成的追求知识大全化、经验论证化、绝对真理化活动范式,转变到从中提升出关于价值和意义问题的思考,重新确立关于人类生活意义、根据、理想及价值问题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特殊性和独特地位,并实现范式转换;三是阐释性语境的生活向度。生活向度是指理论的、历史的逻辑展开,由只关注政治、经济、军事等宏大叙事,投入到与人类的实践生活相对接。教育模式上应打破课堂的限度和知识传授的限度向现实生活、向社会活动、向道德实践的体验式语境转移。在新时代,我们只有回归生活世界,才能把握文化的基础和根基,才能实现理想价值与世俗价值的共存。
(三)担负由“专注传承功能”到“传承功能与创新功能结合”的文化选择
文化发展的历史是有独特规律性的。一方面,文化形态具有积淀、继承的驱力,表现出文化的传统性;另一方面,文化还有开放性、交融的驱力,表现出文化的开拓性。在文化的发展进程中,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从教育的本质看,教育对文化(同质文化和异质文化)具有延续、传递、注释和传播的承接功能,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其交流、碰撞、反思和开拓的创新功能。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最基本的功能则是传承思想政治法律意识,传播思想政治法律价值。表现为:其一,对传统的思想政治文化资源发扬光大;其二,对现时代主流政治法律意识进行传播。二者在交融中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社会。它既要在社会政治活动中发挥其主导作用,又要为社会培养具有理想人格的后备力量。现阶段,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它一方面是贯彻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性支撑;另一方面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价值系统和人才资源的可靠保证。作为文化选择,特别是对构建社会主义文化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思想准备和价值铺垫,思想政治教育为青年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提供宏大的政治视野和深沉的时代情怀,是匡正人行为的内在整合力量。
四、结语
以理论为核心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其自行构造中最突出的文化品格就是在实践基础上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激活和重新认知理论资源中的开拓精神,从而使人文精神的传统价值在当下的文化视野中凸现出来,进而成为现实新人文精神生成的有机部分,是它当下面临的重要任务。因此,在继承传统中贴近时代、贴近社会、贴近生活,并以一种开拓和发展的态势,把提炼社会的时代精神、完善人的主体精神及展示人的理想追求作为意义指归,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才能获得新的文化生机。可见,它的创新既是自身的文化自觉,又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价值导引。其中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自我文化样式的创新,有教学内容、方式、途径等,这其中要反对仅作“学理”层面游戈;二是自我文化功能的拓展,有宏观、微观等,这其中要反对急切心态;三是社会文化精神的发展,有西方、东方国家等,这其中要反对重建简约化;四是历史文化形态的批判,有反思、选择、提升、整合等,这其中要反对情绪化宣泄。上述四个方面是在相互作用中展开的。唯有如此,创新的人文精神才能得到落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功能才能得到发挥,也才能担当历史赋予的文化使命。
参考文献
[1] 沈道海.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取向[J].煤炭高等教育,2009(4):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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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燕.论人类文化的原始精神[J].哲学研究,2002(7):17-21.
Culture Rationality: The Self-conscious Pursuit of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I Yan
2011年12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及云南省教育厅携手,在云南省腾冲市和景洪市实施了云南“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METRU)项目,旨在依托“县级教师支持服务体系”,探索实践语言和文化适切的教育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师获得专业发展和教学支持,让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改善学业表现,获得优质的教育。同时,也为改善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质量,积累可推广的经验。
一、什么是语言和文化适切的教育
语言和文化适切的教育,密切关注不同民族文化背景学生已有的母语经验和知识,关注民族地区的文化内涵,通过适切的语言和文字,采取丰富、有效的教学方法,有针对性地提供必需的、多样的、方便的教育教学条件和资源,将儿童的社区、家庭和学校经验融合起来,保证每一个少数民族儿童获得有质量的教育。
1.语言和文化适切的教育是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的回答
学校教育制度是现代化运动的产物,主要目的是培养具有现代社会意识、现代科学知识和素质的现代人。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和教师构成的多元文化并存现象,是学校中的不争事实。现代的学校教育体系,往往正是发挥了“对不同文化进行整合的功能,并通过这样的整合,使接受现代学校教育的个人,能够发展为具有现代意识、现代知识和现代生活方式的现代人”[2]。
需要考虑的是,现代化并非简单地去多元而成一体,在现代化的世界潮流和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中,如何处理多民族语言、文化与汉语、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教育项目遇到的理论困扰。
2.语言和文化适切的教育可以促进少数民族学生全面发展
现代教育质量的核心是儿童个体的认知和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文化及身份的认同不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功能,但文化和语言关照有助于精确辨析少数民族学生入学时的经验、认知结构及自然习得多样态的“母语”。“关照儿童的语言和文化经验,发展教师普遍能掌握的,切实针对少数民族认知、情感和语言特点的教育学是非常必要的。其中,适切的语言(文字)和与儿童经验相关的文化关照都是促进儿童认知、社会和情感发展的必要条件。”[3]
从教育学的角度,这回答了前述的问题,即:一方面,语言是儿童认知发展的资源,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儿童更好地发展认知能力,需要适切的语言,而不是身份标定和权力视角的语言,无论儿童是母语、第二语言还是通用语言(汉语);另一方面,教育需要了解和尊重儿童从家庭、民族、社区中所获得的原初文化,熟悉其中包含的认知特点和价值取向,提供有针对性的教育和教学。
3.语言和文化适切的教育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爱生学校项目的深化
爱生学校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倡导高质量教育模式的一个样板,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广泛采取的措施。它倡导公平的理念,尊重儿童的权利,鼓励儿童参与和表达,强调建立健康、安全和有保护的学校环境,重视学习过程和结果的高质量[4]。自2001年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教育部合作实施了中国爱生学校项目,历经2006―2010、2011―2015、2016―2020三个周期,从教师培训、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发展到制定和颁布《中国爱生学校标准(试行稿)》及标准引领下的全方位学校教育质量改进试点,旨在使学校成为一个安全的、快乐的、全纳的、参与的场所。
爱生学校项目地区遍布中国西部各个省区,包括众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实施的过程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积累了诸多实践经验,包括但不止于:(1)在当地工作时,需要重视和使用少数民族的口头和书面语言,可以用地方语言编写的灵活的地方性课程;(2)具有文化敏感性和相关性的教育材料,在项目中是有效果的;(3)参与式的方法是进行项目设计和实施的有效方法,而且应该鼓励儿童参与项目的设计、实施和监督;(4)能力建设是项目实施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需要充分发挥懂得当地语言的工作人员的作用。汇总这些经验发现,在少数民族地区,提供语言和文化适切的教育,是实施爱生学校项目的要求,也是项目内容的进一步深化。
二、为什么需要语言和文化适切的教育?
腾冲市和景洪市均位于云南省边陲,生活和居住着多个民族,其中的许多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及与语言相一致的文字。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儿童,特别是少数民族儿童,其母语不是汉语,又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形态中。语言和文化的不适应,为学生的学习及教师的教学都带来极大的挑战。云南“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实施之初,当带着各种理论和假设走进两个项目县(市)的学校时,实际的情况却超出了预设,但有一条是不变的,当地各类利益群体(教育局领导、教师进修学校工作人员、学校校长、教师、家长及学生本人)对少数民族教育质量的关注,期待着项目能够改变现状。
1.少数民族教育质量为什么低:三种不同的声音
在项目启动前,项目组初去景洪市时,提及当地少数民族(以傣族为例)的教育问题,听到了三种不同的声音。
第一种声音来自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领导、学校校长和教师(以汉族为主)。他们认为少数民族学生不守纪律,学习成绩差,个人卫生习惯不好,指出是由于家长都忙着“种胶”“割胶”赚钱,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也不重视孩子的教育。
第二种声音来自当地的傣语教研员(也是致力于弘扬傣族文化的本民族精英)和承担傣语教学的教师。他们认为傣族学生并不比汉族学生智商低,学习成绩不好是因为傣族学生的汉语不好,应大力提倡以母语(傣语)为基础的双语教育(项目启动时,已有类似项目在当地实施),而且需要把傣族文化纳入学校课程(项目启动时,部分学校已有明确的傣族文化校本课程)。
第三种声音来自傣族的学生。当和他们交谈时,能够明显地感受到这些学生面对外来陌生人的不自信,他们认为自己学习不好,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没有听老师的话”“笨”。
三种不同的声音,代表来自现代教育体系、本民族文化精英和学生个人的三种立场,对教育状况的描述与解释也有巨大差异,甚至存在冲突。如何设计项目以回应和平衡这三种立场之间的张力,是项目自始至终在不断思考和需要认真应对的问题。
2.少数民族学生的成绩差在哪里:两张成绩统计图
在项目的基线调研中,根据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提供的数据,汇总形成了某县、某乡镇的汉族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的语文和数学成绩统计图(见图1和图2)。可以看到,现有的考试成绩表明,无论是语文还是数学学科,少数民族的学生比汉族的学生成绩差;而且,随着年级的增高,数学成绩的差距逐渐增大[5]。
进一步分析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过程,少数民族学生从出生就处于母语的环境中,逐渐学会使用母语说话、交流,在这一成长过程中,也养成了母语的思维习惯。他们入学后,接触的是完全不同于童年母语的复杂的文字、发音和语法规则,始终处在需要熟悉和适应学校语言的阶段。
在语文课上,学生通常需要先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思维,然后在脑子里将学习材料翻译成汉语,最后想办法用汉语表达出来。然而,由于不同的语言存在差异,这种用本民族语学习汉语的方式有时并不成功。例如,在景洪,尽管西双版纳傣语的语序和汉语一样属于“主―谓―宾”语序,但无论是定语和状语的语序,还是宾语和补语,语序都有和汉语不同的情况,这样的话,用傣语的思维习惯写出来的汉语句子的语法顺序是不对的。
在数学课上,语言上的障碍就更加明显。学生对语言的不熟悉和数学符号的陌生,使得他们不能正确地理解题意,不会将问题转换为数学计算式,这都会直接影响少数民族学生数学思维的发展,导致随着年级的升高,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的数学成绩差距逐渐增大。
3.少数民族学生的教师做了什么:一份调查结果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中,相比于近十个民族的学生就读于同一个班级这样的事实,当地的学校教师仍是以汉族教师为主。以项目县的一个乡镇为例,一半以上的学生是少数民族学生,但少数民族教师的人数却不足20%。以傈僳族为例,30%的学生是傈僳族学生,但傈僳族教师却不足10%。多民族学生在同一个班级学习,每个学生带有各自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教师对学生语言和文化的陌生,再加上少数民族学生普遍成绩落后,使教师经常容易给少数民族学生贴上特定的“标签”。
项目基线调研的结果还指出,相较于汉族学生,各个少数民族的学生都有报告教师有偏见[6],如图3所示。
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和适应学校环境时,一定需要求助于自己的母语和传统文化,对儿童来说,文化的背后是儿童所熟悉的生活,他们只有在自己熟悉的场域和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够掌握更多的新知识。教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了解,不能仅停留在民族的节日和仪式上所看到的文化,也不能将对学生的民族意识停留在民族身份上,更不能因为学生从属于少数民族就贴上各种“标签”。
教师的理解、引导、关注、期望与评价,可能会使一个学生成为好学生,也可能使一个学生成为差学生。对于少数民族学生,很多时候并不是先天智力上的差异导致学业失败,更多的是一种“标签效应”。他们在学校中长时间被忽视,经常得到的是教师的批评和公开的负面评价,久而久之,这些学生就有可能成为学校中的学业不良群体。
三、如何实施语言和文化适切的教育
云南“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自2011年12月启动,至2015年12月结束,历时四年,覆盖景洪市的全部农村小学及腾冲市全部少数民族乡镇的小学,共190所,受益学生5万余名,教师2 800余名。
1.以儿童为中心,从理念到课堂
针对基线调研中发现的问题,项目将语言和文化适切的教育学理念具象为“目标―方法―支持三环互动”的项目目标和行动策略[7]。
首先,“第一环”将理念细化为学生发展的目标,说明:通过项目的实施,少数民族学生能够在语言与认知、文化与社会、身体与健康三个方面实现全面的发展。具体目标包括:(1)语言与认知方面,理解母语,并借助母语开始学校教育,能够发展母语和学校教学语言之间的沟通技能,实现数学和语文学科的学业表现得到改善。(2)社会和文化方面,学习和认同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传播与表达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并能够将学校生活与社区生活建立联系。
(3)身体与健康方面,需要享有充分体育和游戏的机会,学习民族体育和当地的游戏活动,并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其次,“第二环”针对目标提出教师教育及教学的方法,指明:为了促进少数民族学生实现上述目标,教师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具体包括:(1)针对语言和认知发展,了解学生的母语及掌握情况,掌握有效地评估学生语言掌握真实水平的能力,在数学和语文课上采用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发展学生多种方式的沟通技能。(2)针对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发展,指导学生参与开发乡土教材,在课堂中实施乡土教材,并鼓励建立社区参与学校乡土教材开发和实施机制。(3)针对身体和健康方面,组织体育活动,发掘民族体育活动和本地儿童喜欢的游戏活动,促进洗手、个人卫生与环境卫生习惯养成。
最后,依托“教师支持服务体系”,项目县成立县―乡两级导师团队。“第三环”指明为了帮助教师掌握这些方法,导师需要为教师提供哪些支持。“第二环”和“第三环”的内容共同构成项目实施的“术”的部分。三环之外,来自教育管理部门的支持、专家的技术指导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环境,丰满这一通过教师支持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生态系统。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第二环”和“第三环”中的内容和方法,由国家级专家队伍和导师及一线教师共同合作,在实践过程中丰富完善和生成,并通过项目培训教材和典型案例集的方式实现固化。县/乡级导师是项目干预的首要对象,也是项目执行过程中的核心。导师既是教师,又是全能支持教师专业成长的专业人员,是广大农村中小学教师的指导教师。县级导师定期走访学校,组织校本培训,通过咨询、分析、观察、师范与指导、反思与总结的方式,为一线教师携带丰富的教学资源和信息,传播丰富、有效的教学和教师培训经验(见图4、图5)。
2.循环设计培训内容,实现从观念到实践创新的转变
如何使教师真正地实现从观念到行为的转变,一直是教师培训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云南“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的内容设计,采取循环渗透、逐级深入的方式,一步步地实现从觉察到实践创新。经过4年的项目实施,我们总结出觉察―态度―知识―行动―实验创新的五步实施过程。
(1)觉察,意识到有必要
在第一年的项目培训活动,项目并不是简单地给当地的导师和教师开办讲座,教授理论,而是设计和组织大量的参与式活动。例如,通过“七巧板”活动理解师生沟通,通过模拟英语学习环境感受语言给认知带来的不便,让项目地区的导师和教师意识到语言和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受教育质量的影响,即这是个“问题”,需要面对和解决。
(2)态度,相信能做到
变革真正能够实现,重要的不是要变,而是变革者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在第一年的项目培训中,就“第二环”中涉及的各种教学方法,项目采用示范和模仿的方式,如示范全身动作反应法的一个教学片断,让教师集体备课、模仿上课。在这之后,受训教师带着集体备课的教案回到学校或自己的课堂上模仿运用。在模仿的过程中,教师看到了这一方法带来的效果,学生喜欢,课堂活跃,学生能听明白,相信自己也能做到。
(3)知识,理解为什么这样做
建立在教师重视和信任的基础上,项目从第二年开始,系统地介绍了语言和文化适切教育学的理念和知识,包括各种教学方法背后的双语习得理论、多元文化理论等。经过模仿实践后的教师,不再排斥枯燥的说教式讲座,而是感受到了“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4)行动,在实践中坚持做
教师真正将这些内容和方法运用到课堂教学中时,当地的导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方面,在行动中的及时指导,为教师提供了贴心的支持;另一方面,项目推进的要求及在过程中通过征集最佳实践案例等活动,也激励了教师继续行动。
(5)实验,创新,基层教师变成项目的主人
三四年的项目实施,通过项目的评估和实地访问结果,我们看到了学校课堂中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之一是项目县把这个项目看成是自己的,与县里的各项教育改革“嫁接”,拓展项目活动范围。
四、语言和文化适切的教育项目的特点和可持续发展
项目实施4年以来,围绕团队建设、资源开发、经验积累和重心下移等方面,探索和尝试在少数民族地区依托“县级教师支持服务体系”实践“语言和文化适切的教育学”。这种以少数民族儿童的受教育权和质量为基础,以促进少数民族儿童全面发展为目标,以教师、导师、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多方联动为核心策略的项目实施方式,在课堂和各级教师/导师培训活动中,传递的不仅是多样的教学方法、适切的专业支持和充分参与的机会,更是对儿童发展的关注和尊重,并且验证了这样的假设: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质量问题,需要用也可以用教育教学的路径来解决,而不仅仅是经费和语言路径。
在实施过程中,项目特别强调以下原则[7]。(1)本土经验。在项目理念的引领下,无论是培训教材还是课堂教学实践,项目实施中的所有内容都源于项目县和项目学校的本土经验,源于本土,用于本土。(2)文化敏感性和尊重多元。相同的行为或言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这一文化敏感性的观念贯穿始终,且无论是项目工作人员还是当地的教师和导师,都需要对当地的多元文化给予足够的包容和尊重。(3)基于结果的项目管理。从项目规划、项目设计、项目过程监测到项目效果评估,项目始终围绕着“三环”设计,在目标引导下实施基于结果的项目管理方法。(4)各方的积极参与。有效的课堂教学需要教师和学生的共同积极参与,有效的项目实施同样需要来自各方的参与和反思,项目为教师和导师创造了这样的安全的、充分浸入和参与的体验及实践机会。(5)可衡量的、可持续和可复制的结果。无论是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记录,还是教师培训机会的统计,项目所取得的每一个结果都努力实现可衡量的,并且通过精细记录项目实施过程,固化项目培训教材,结集项目典型案例,保障项目的可复制和可持续。
2015年5月在韩国仁川举办的世界教育论坛会上通过了《仁川宣言》,为世界教育未来15年的发展设定了“迈向全纳、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和全民终身学习”这一愿景[8],并在2015年11月通过的《教育2030行动框架》中提出了2030总体议程的具体目标和策略。受人文主义教育与发展观的启发,新议程以权利为基石,以人权和尊严、社会公正、全纳、保护的原则为构建基础,同时兼顾文化、语言和种族的多样性,共同承担责任与问责,并进一步指出,教育是公共利益,是基本的人权,也是保障其他权利得以实现的基础[9]。应对这一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议程,无论是在两个项目县,还是在类似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语言和文化适切的教育学都可以被借鉴和应用,真正实现让少数民族儿童享有高质量的受教育机会和受教育结果。
参考文献:
[1]UNESCO.The Dakar Framework for Action. Education for All: Meeting Our Collective Commitments[M].2000.http:///education/efa/fr/ed_for_all/dakfram_eng.shtml.
[2]钱民辉.民族教育三疑三议论[J].西北民族研究,2004(3).
[3]郑新蓉.语言、文化与认知:少数民族学生教育质量若干思考[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4]UNICEF. Child Friendly School Manual, 2009.
http:///cfs/files/CFS_FinEd_E_web_final_15_4_13.pdf.
[5][6]云南“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组.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云南“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项目基线调研报告[R].2012.
[7]UNICEF. Yunnan METRU project 2012 annual progress report, internal document, Dec.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