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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次序,它们是共时态存在的文化的一体的两面。不应该用实体论、整体论的观点来探讨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由此出发,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系的若干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的观点。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化;实体;共时态;整体
文化活动既然是人类的生存运动,这种生存活动的基础既然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那么,文化活动的第一方面首先就是体现“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传递前人生存活动的经验和教训的传统文化。这是人一出生就置身于其间的、不可超越的。“人要成为全面的人,只有生存于承担了传统的同类群体中。人的文化方面只能以这种方式发展。”人要成长,“个体首先必须吸收与他相关的文化传统。个体首先必须爬上他出于其中的文化高度。”这说明,传统文化一方面是前人生存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知识、价值、意义,是前人生存活动的智慧的结晶。按照伽德默尔的看法,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是处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不管他是否了解这种传统文化,也不管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他都不可能超越传统文化的观念意识。我们始终只能在传统文化中进行理解。不管意识到与否,传统文化总是影响并形成我们,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它当然不会是躲在久远的过去,而是就存在于人的每一个成长阶段,就存在于人当下的生存活动中,存在于这种当下的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里。传统文化是我们进行思维的前提。我们固然也有许多无法控制的成见和思维定势,但我们必然要调整、修正、剔除和补充它们,在此基础上展开新的思维活动。这种新的思维活动及其成果马上就构成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思维转化为行动,行动产生成果,我们就这样也参与了传统文化的创造。传统文化就是这样存在、发展和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还是使社会的各个部分、使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保持紧密联系和统一性的东西,是社会发展的基因。它从物质技术、行为规范、精神意识等等层面表现出来,集中表现在语言符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方面。这样看来,文化包含两部分:作为文化活动的结果的这一部分,是传统文化;作为对传统文化进行修正、补充、更新的另一部分,就是现代化。它们作为文化的一体的两面,是共时态地位居于个人、社会当下的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里。换句话说,传统文化、现代化共同构成了人的生存活动的本身。
为此,应该避免陷入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作“时代化”理解的误区:把现代化仅仅看作一个时间概念,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继传统文化之後的时期,而在此前存在、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必然属于传统文化。关于这一点,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谈及对现代化作时代性的理解时曾经指出:我们不应该将现代化仅仅看作一个处于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时代,而更应该将其看作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不是谁都有的,也不仅仅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这是从个人对生存活动的态度来说的。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霍依教授则说得更加富有哲理意味:“按照我所提出的后现代主义观,称福柯为一个后现代思想家并不意味着他的同时代人和幸存者同样也是后现代主义者或必须成为后现代主义者。历史的中断不是同时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也不是同时发生在所有地方的。同一个人、同一种纪律或设置在某些方面可以是传统的,在某些方面可以是现代的,在另一些方面可以是后现代的。”这个说法言之成理而且可以借鉴来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之所以人们会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理解为时代化的历时性关系,首要的原因是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作了实体化的理解。这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是企图到前人遗留下来的书面文献材料中去寻找传统文化。这就把传统文化当作了一堆僵死的、既定的、静止的、封闭的东西,进而认为,传统文化是可有可无,最好是不必要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保存的可抛弃的东西。由此出发,人们还认为:古代书面文献材料所表述的传统文化,比我们自己所知道的更清楚、更值得相信。其实,且不说这个观点只注意到了历史的描述性而未涉及其解释性,只说它还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古人书面文献材料所记述的东西,有的只是纸上谈兵,有的不过是无法实现的或本来应该实现却并未实现的理想,有的则是虚伪的或言不由衷的粉饰,还有的只是一家之言或从某种立场出发的、有倾向性的、为某一群体利益服务的主张,……。另一种表现是把传统文化当作现代化的阻力和障碍,把传统文化当作现实中的问题、消极的东西、社会的阴暗面、一切不如意的东西的替罪羊或发生的原因,总之,把现实中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传统文化。例如说:“一面学科学,一面恢复我们固有的文化,……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过去的文化是值得恢复的,我们今天不至于遭到这步田地了。”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要进行现代化,就要彻底清除传统文化
[关键词]价值普世性;公共外交;孔子学院;个人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1-0037-04
一、 如何理解普世性价值
以知识经济为基石、科技条件为手段的世界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一方面为人类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另一方面又引发了许多超越国家界限,超越民族划分,甚至超越人类自我的社会、生态、伦理危机。全球性的社会、经济、生态和发展问题引发了全球性的道德危机和价值困境,现代道德体系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并非某个单一文明可以回答的。1988 年在美国召开的第十次人道主义大会通过了《相互依存宣言:一种新的全球伦理观》,宣言指出:“人类今天面临的基本任务就是需要去促进关于我们相互依存的一种全球性的伦理上的自我意识,以及去缓和妨碍这种共识达成的强硬态度。”[1]对于这些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客观问题和主观困境,人们自然会思考如何从本源上,也就是价值观层面上追问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合理解释。
目前学界关于价值普世的命题分歧很大,相当一部分学者坚持“伦理相对主义”的观点。正如路易斯P.波吉曼所说:“伦理相对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在这种理论看来一切道德原则都仅仅相对于一定的文化或个人的选择才是有效的;而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2]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普世性价值不是普遍性价值。“普遍伦理应该是实践理性的结果,而普世伦理却是对人类活动的实践和实际所遵循的规则进行观察的结果。换句话说,普世伦理所假定的在伦理道德问题上的全球一致,是一种被认为可以通过归纳而得到的对事实的概括,而不是通过实践理性的运作而得到的一种结论。”[3]普世价值作为全人类具备的最基本的道义规范和最起码的道德良知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普世性价值应该具有最低限度的最大化能力。讨论价值普世性并非看不到文化价值的多元化,以及他们之间难以消弭的差异。我们探求的不是构建一套面面俱到、复杂高深的价值观体系,而只是要追问那些关于人类生活最基本的道德理念,有关人类生存最本源的道德困惑。1993 年美国芝加哥宗教议会签署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明确写道:“我们确认,在各种宗教之间已经有一种共同之处,它可以成为一种全球伦理的基础―这是关于一些有约束力的价值观、不可或缺的标准以及根本的道德态度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4]普世性价值所承诺的就是最低限度的人类关怀。同时,普世性文化又追求关怀范围的最大化,这是一种关于人性的终极关怀,她的关注不因种族、民族、肤色、、社会阶层、经济等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大程度地构建普世性价值对全人类的道德承诺是其最核心的特征。
第二,普世性价值在理论层面是动态开放的。普世性价值既超越了国界、地域、制度、阶级、宗教、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程度,又不断地从这些多元化主体中吸收提炼那些具有兼容性的道德话语。从文化形态存在和发展的表现形式来看,文化“包含互相沟通的动态两极,即由某种地域特殊性而不断地向外生发,形成多层次的普世化的扩展活动。保持在这两极张力之中的文化形态,才可能具有其现实的生命力。”[5]普世性价值就是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不断演化发展的,特殊性和普世性的对话与转化才能最终形成具有真正约束力的价值底线。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每个有效的规范都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即那些自身从普遍遵循这种规范对满足每个个别方面的意趣预先可计产生的结果与附带效果,都能够为一切有关的人不经强制地加以接受。”[6]人类对于终极信仰的执着追求,对于道德共识的不懈关切,推动人类不断超越自己,不断构建和探究着最低限度价值共识的本质。动态开放性使人类的这种努力成为可能。
第三,普世性价值具有关怀人类本身的平等性。普世性价值的第一要义不是满足人们对物质需求的欲望,而是关切人们对精神家园的向往。将人看做出发点和归属点,从根本上保证了其价值取向上的正义性。引申开来,普世性价值与不同文化的关联也是建立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的,“普世伦理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尊重诸道德主体和诸道德文化主体所享有的那些崇高道德情怀和道德信念为先决前提,来寻求他们或它们相互之间的基本道德共识的。”[7]41
二、构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普世性的可能性
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其价值的特殊成分,也具有普遍性价值的成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同样具有人类文化的这一通性。世界现代化进程引发了一系列关系紧张化:“科学理性主义的普遍精神与现代科技的无限追求,商品化价值观念的凸显乃至宰制力量与市场经济的无限扩张运动,民主政治的社会理想与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实践,以及文化道德的普世主义信念与文化多元论的‘诸神竞争’。”[7]18现代道德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并非某个单一文明可以回答的。这是时代向世界诸多文化,当然也包括儒家文化,提出的人类摆脱道德困境之合理解释和可能路径的议题。拥有5000年历史积淀的儒家文化能否发挥其理论资源,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中华文化正在恢复甚至超越她昔日的风采。”[8]儒家文化从其内涵和特性上都具备了为解决全人类价值困境提供某种启迪或者共识的可能性条件。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不仅是中华文明极具民族特性的价值观体系,也具备与世界其他文明相互通融的某些共性,这部分内容就可以作为儒家价值观普世化的内容本源。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著名学者钱穆曾断言:“然此只有中国文化之潜在精神可以觊望及此。”[9]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中包含的具有最低限度普世价值的概念包括:
第一,“仁爱”价值观。一个国家无论是由何种文明、何种宗教主导的,仁爱思想都会对其维持社会和谐、处理各个层面的关系提供价值参考。《论语・颜渊》中,孔子对仁的解释是“爱人”,这反映出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人”的关注;同样,西方文明最为灿烂的复兴也源于对“人”的崇尚。从这一点说,儒家的“仁爱”思想不仅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的价值内核,同样也具有向外拓展的普世性。“仁爱”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普世价值,可以弥补现代社会中人与人关系功利性和经济性的缺陷。“仁爱”可以作为处理社群关系的普世价值,种族歧视这一社会顽疾正是因于“爱人”情怀的缺失。“仁爱”可以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普世价值,如果用“仁爱”的视角来看待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那么许多流血和冲突的都可能避免。
第二,“和”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理念可谓博大精深,它是对目前世界主流价值观单极思维的补充与纠正。军事上,安全困境预设下的军备竞赛增加了所有国家的不安全担忧;政治上,极端的政治诉求和膨胀的民族主义日益成为潜在的冲突导火索;文化上,文明和的差异成为地区动荡的深层诱因;生态上,工业化进程引发自然和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从根本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繁衍。“中国文化可以,也应该被借鉴到世界问题的解决中来。”[10]“和”的价值观为当今许多全球性危机提出了启发性的解决方案:既要认识到世界上所有行为体和合共生是人类延续的内生动力,又要理解和包容其各个组成部分的不同。可以说,“和”从阐释上具有鲜明的中国儒家文化特色,从运用上却拥有可以推及世界的价值观意义。
第三,“中庸”价值观。“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儒家中庸思想除了可以作为个人修养之道和规约处世之道的精神资源,还可以帮助现代人权衡工具理性和目的价值。“人类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表明,单纯的知识技术论人才观念是有局限的,它造成了现代社会唯科学主义的知识霸权,造成了现代教育理念和模式的严重扭曲。只注重‘工具(手段)价值的合理性’而忽略‘目的价值’的根本性意义,只注重人的知识技术训练而忽视人的道德信念培育,已经导致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严重缺失。”[11]中庸是一种价值判断的视角,也是一种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价值提示。提倡这种思想并非为了扼杀个性或抵制冒险精神,只是为了儒家价值观最低限度的普世意义,试图为当代社会出现的信仰危机和价值困境提供一种可能的道德方案和思考出路。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上仅存的为数不多的没有断裂的人类文明之一,世代更迭、异域文化冲击、文化自身丰富和消亡等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挑战都没有削弱其演进动力。“今人所认可的某些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指向,也不能被看做是抽离了某种特殊实存内容的独立价值实体。文化意义上的普遍性所要求的是‘通’而不是‘同’。所谓‘通’,就是由文化差异的实现所达成之‘共通性’。文化之普遍性和普世性意义,也应当在这个‘共通性’意义上来了解。”[5]我们既然已经排除了普世性价值是单一的、垄断的,或者封闭的,那么完全可以期待从历经几千年传承的中国传统文化(具体是儒家文化)中探究其普世性的文化资源。
三、公共外交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普世性的重要途径
一种带有民族特殊性的文化如何获得普世性的历史意义,不仅取决于该文化是否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底蕴,同时也需要人们有意识的推动。蒋国保先生指出,“从实践理性意义上强调:儒学现代复兴的关键在于儒学的普世化,而儒学的普世化只有通过儒学世俗化的途径才能实现。……必须彻底抛弃轻视民众世俗价值的精神贵族化的倾向,尊重普通民众的生命欲望和精神追求,同情地理解他们的世俗情感、愿望、要求和行动,将儒学彻底化为与现代民众情感认同合拍的意识形态,使儒学真正成为现代民众的潜意识。”[12]
公共外交的特征就是以外国民众为主要活动对象,通过思想和信息的交流,特别是文化的跨国认同来实现不同国家的理解和认知。“超越国际是文化的天然性质。”[13]公共外交实践为载体,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普世化提供了天然和有效的实现路径。儒家文化普世性和公共外交大众性互动的结果是,公共外交强调的“文化感召”和“心灵政治”满足了弘扬和展现儒家价值观的需求,进一步说,价值观输出本身就是公共外交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目标之一。一言以蔽之,公共外交的实践过程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普世化提供了可能的途径。
通过公共外交实现传统文化普世性实践之一是设立推广传统文化的专门机构。孔子学院是这方面努力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一大亮点。以兴办孔子学院为标志,中国文化的符号开始了海外传播历程。孔子学院是通过汉语教学加深中国与其他国家信息沟通和理解的教学机构,也是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弘扬儒家文化的学术机构。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表明中国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增强中国软实力。
孔子学院加速了儒家价值观的传播。“语言是文化得以传承的原因”[14]。语言和文化是相生相伴的,接受语言教学也就意味着受到其背景文化的熏陶。汉语较其他语言来说,其构成和含义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孔子学院通过汉语语言教学增进了外国公众对中国文化的亲切感,潜移默化地将儒家价值观介绍给世界。“本土化的动力来自人们的实现心灵慰藉时对于身边的可依赖的支持的需要,即对家庭邻里,对文化习俗,对把我们与他们分开的意识的需要。”[15]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普世化的前提,是价值观输出的一扇窗户。
中华文明是独特的也是神秘的,这既激发了世界对儒家文化的极大好奇,也使他们保持着对未知文明的戒备和难以避免的误解。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她没有展示给世人一套明确清晰的价值内涵,这也是儒家文化普世价值资源受到制约的重要根源。从这一点讲,孔子学院的活动成功地搭建了一个文化平台,国外民众在这里可以观赏到中国文化遗产(如国画、武术),可以体会中国文化产品(如古典名著),进而接受所有中国文化符号传递的价值观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图形;前世与今生;文化意象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2-0031-01
一、中国传统图形的谱照
中国传统图形的演变历数千年的历程,已经积淀出无数的华章,它彰显出历代建筑、墓葬、器具、地域民俗等方面的变迁及文化面貌,这些物品之间的精神纽带是令我们有别于世界上其他地域的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唯一延续数千年不曾中断的文明。
《21世纪世界色彩百科全书》中对图形的概念是:“图案画”叫“考案画”、“意匠画”或“工夫画”,既讲究装饰性的美感,也注意重复制作的便利。我国传统图形艺术源远流长,青铜时代的饕餮图形;春秋战国时期的蝌蚪文、梅花篆;汉画装饰艺术、唐代的宝相花纹、中国各种民间视觉艺术以及中国历代书法图形符号等发展到今天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不断的发展和演变中,以其多样而又统一的格调,显示出独特、深厚并富有魅力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这些图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的沉淀、延伸、衍变,从而形成以汉族儒道传统文化为中心特征的传统艺术体系,这一体系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精华,同时也体现出了华夏民族所特有的艺术精神。
二、中国传统图形的“今生”
现代标志设计是中国传统图形的“今生”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载体,是文化发展的缩影,也是现代各企业、机构和组织,求生存要发展所不可或缺的部分。现代标志设计延续了以往标志的特征,在商业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是企业形象系统的灵魂。
在传达商品信息、体现企业文化内涵的同时,标志以其卓越的情感性和精神性,表现出比语言更大的影响力。在商业竞争中,标志本身就是信誉和质量的象征,就是价值。特别在商业性活动中,人们对企业和产品标志印象的好坏,直接影响人们对其质量优劣、价值高低的评价。
现代标志的类型主要有政府和国际组织机构标志、公共信息标志、公共系统标、公共标识以及品牌标志。而现代标志的设计原则多样性:独特性、通用性、艺术性、通俗性、注目性、信息性、时代性和文化性。
三、中国传统图形与现代标志设计关系
传统图形一般以平面化的方式处理形象,减弱了客观对象的体积和厚度,注重形象的外轮廓和影像效果,强调画面整体中形态与形态之间的关系,努力追求秩序的美感,呈现简洁的纯粹的平面艺术。
传统图形的构图中常常在某一形的边缘内塑造另一形,体现出一种形与形之间的穿插和适应,这种形与形的相互适应,既完整地表现了物、合理地利用了空间,又巧妙地揭示出一种天然的秩序。而标志的设计需要的往往就是适形造型。
传统图形常常运用不同的透视法来构成画面,或使用焦点透视清楚交代结构关系;或使用散点透视灵活处理画面形象;或使用环形透视营造多方位画面感受;或使用反向透视表现近小远大的特殊效果;或多种透视同时并存,多角度展示表现对象。标志的设计也可以利用多点透视的表现方法来丰富形式语言,以收到意想不到的视觉效果。
传统图形在创意中经常会把一些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场景和物象创造性地组合在一起,而这种方法也同样适用于标志设计。多时点、多视点的复合图形把现实生活中的不合理变成了合理,有效地延续了时间、拓展了空间,带给人们无尽的遐想,破除了自然定势对构图的束缚,使构图形式灵活多变。
四、中国传统图形文化意象
北京奥运会二级标志的设计,无疑都沿用了不同风格的设计思路即从中国传统图形和文化的宝库中探寻设计灵感,运用了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形式――中国书画艺术风格。如奥运会文化活动标志,设计表现为人与灯欢快舞动。灯笼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不可或缺的吉祥物,象征着团圆与喜庆,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文化精髓。再如火炬接力标志,设计灵感来源于“火凤凰”的概念,凤凰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鸟中之王,是吉祥、永生的代表和高贵美好的象征。以凤凰的形象作为火炬接力的标志,象征通过火炬接力把北京奥运会吉祥美好的祝福传遍全中国,带给全世界。
中国邮政标志是“中”字与邮政网络的形象互相结合、归纳变化而成,并在其中融入了翅膀的造型,使人联想起“鸿雁传书”这一中国古代对于信息传递的形象比喻。一组回旋错落的线条组成了一个平面造型为六面体的网络结构,那便是中国移动通信的标志。该标志线条纵横交错,首尾相连,其中包含了“CHINA MOBILE”的缩写“C”和“M”两个字母,使人联想起中国移动通信四通八达、无处不在。
论文摘 要: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由于其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孕育而成,故而其设计理论常以中国哲学、传统文学、东方史学等形式间接地被表达出来。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包装设计中传统图形的应用,视觉文化对发展传统图形的影响,利用视觉文化传统图形的发展,深入揭示如何更好地在包装设计中应用传统图形,在视觉文化时代背最下如何更好地使传统图形创新发展形成独特的中国包装设计风格。
在社会长期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文化通过劳动人民长期社会实践的推动和思想家们智慧的提炼与概括,逐渐形成一系列优秀的文化特质,其中,中国传统设计文化也同样在社会变革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这些优秀的传统设计文化固然具有文明与文化的一般共性,但由于其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孕育而成,故而其设计理论常以中国哲学、传统文学、东方史学等形式间接地被表达出来,具有更为鲜明的中国特质,对于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一、中国传统图形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图形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特征,主要表现在人类生活需求和审美方面,它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与社会前进步伐产生与变革,来源于生活和历史,又是人类社会性、个体性、群体性等方面的文化基础与发展动力,是社会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交际生活以及其他生活浓缩的产物。
在我国,可以被称为“传统图形”的符号和图形,数量是非常多的。一部视觉史也是一部文化史,同时也是一部历史,科技进步和全球信息化,从某种程度上缩短了时空差,人的想象随着时空概念的变化而延伸,设计也逐步从平面向三维四维延伸,设计中的空间化与科技化为我们展现出丰富的空间图形符号。
中华民族历经了13个朝代,具有五千年的深厚历史文化载体,中国设计艺术曾一度引领世界风向标,而在传统图形艺术的发展上,中国设计艺术一向具有独特浓郁的东方风格和高度的艺术表现形式,国际各国设计界都为其丰富性、多变性及如诗般的奇思妙想所深深吸引,作为一名中国人则为其成就感到自豪。曾有学者说,“工艺美术是测定民族文化水平的标准,在这里艺术和生活是密切结合的”,而图形则是工艺美术的灵魂,它和生活的脉动息息相关,社会大环境影响艺术的生成,同时艺术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形态,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并伴随着现代人们的衣食住行,填充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上,两者相互融合,相得益彰。这些图形在各个时代呈现不同的风貌,历史条件决定了图形的艺术表现形式,但就艺术的精神层面而言却是一脉相承,它们有的精致秀美,有的粗狂雄浑,有的朴素,亦有潇洒,相互交错,相互攀生,为中国文化史增添了一抹亮色。
翻阅历史我们发现,早在原始社会就有巫术礼仪、自然崇拜、图形记事,使晟早的传统图形得以产生。图形在设计中三种作用是程度不断深化,信息含量更加广泛的过程。图形在设计中起着象征的作用,它与所指涉的对象间无必然或是没在的关系,它是约定成俗的结果,它所指涉的对象以及有关意义的获得,是由长时间多个人的感受所产生的联想集合而来,即社会习俗。正式以图形的潜在象征意义展示在人们面前,它含义表达准确有效而且无可挑剔,而这正是图形由单纯的视觉图像作用经由其内在因果关系具有指示作用,再由长时间多个人对其的感受联想赋予它更广泛的含义,飞跃为象征作用过程的必然结果,也是图形意义不断升级的过程,由此可见,图形为了使设计中具有思想感情的信息更准确有效地传达,需要一个图形不断深化的过程。但如果一味盲目地追求传统图形,是不责任的行为,设计者只有认真了解传统图形与设计的关系,才能合理准确地把图形运用到设计中。
二、中国传统图形在包装视觉设计中的体现
设计文化中的包装设计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需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依托,只有这样的包装设计才更具有内涵、更有生命力,这不仅是设计质量的好坏,同时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表现,在世界局势稳定的条件下,各国家间的竞争已从单纯的硬件实力上升为软实力,文化科学的高度直接影响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尖端的科技、一流的设计理念和众多的设计人才为其争得了设计界的绝对话语权,作为中国,一个曾今的世界文明古国,一个有着曾足以影响世界的国际地位的国家,我们的包装设计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建构自己的设计理念,合理运用古老的东方文化,并融合吸收世界其他优秀文化,最终发展为既符合国际化视觉语言,同时又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包装设计,是值得思考的。
随着当前“视觉文化”设计风潮的到来,使我们处于一个像通货膨胀的‘非常时期’,有人形象地将这个时代称之为“读图时代”,可见视觉因素对人类的影响之大,图片相对于文字具有更直观、更有效、更快速、传播途径更广阔的优势,这决定了视觉文化将不可避免的成为设计主流。在这个时代,图像将压倒文字,图形语言将成为这个时代文化的主流传播方式。图像,已成为人们无法逃避的符号,进而形成我们今天的文化形式。“形象”符号已经超越了“语言”符号,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据了核心的地位。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到来,挑战总是与机遇并存,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在推翻旧有的实际思想的同时,也为中国的设计师创造了一个机遇。
对于传统图形在设计中的应用来说,突出视觉效果最大化的艺术表现方式有利于让更多的人了解本民族自己的传统文化。视觉传达设计就是“图形语言化”和“语言化图形”,为了达到信息传达的目标,设计师需要始终不渝地寻找、挖掘并创造出最佳的视觉语言,借以表现传达自我的设计理念和艺术主张。传统图形拥有丰富的符号表现方式和独特的视觉魅力,因为缺乏媒体的关注和传播的渠道而渐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将给传统图形带来新的机遇,将大众化的文化形态,通过极具冲击力的表现形式,使传统图形的视觉魅力得以充分发挥,用通俗易懂和传播途径广泛的视觉语言,使传统图形更具亲和力和大众性,也在无形中加大了产品的信息传播有效率。视觉语言有超强的艺术感染力,视觉表现可以让不了解传统图形的人们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内涵,更加激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传统视觉符号的大众化让人们更容易读懂传统文化。
在现代多层次交叉的信息环境中,创造设计作品的个性化,将各有利于强化视觉冲击力,起到出奇制胜的传达效果,同时它吻合了现代人的文化心理和视觉环境,更加适合于视觉传达的表现。视觉文化传播的全球化,在让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受到了外来文化冲击的同时,也为民族文化走出国门创造了机遇。这需要我们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坚持作品中视觉文化的独创性与多样性,运用中国传统图形、传统文字和传统色彩,再融汇国际潮流设计理念,不断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传统文化的大发展。 针对处于在视觉文化时代的中国包装设计,提出“在传统 文化精髓与世界先进文化融合中创新”“创新中求发展”的设计观点,就传统文化对中国设计的影响、传统图形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视觉文化时代我们的包装设计发展道路以及我们传统图形的发展所产生的重要意义进行详细系统论述。力图通过对中国传统图形、传统文化、视觉文化的研究,来挖掘包装设计与传统民族文化的内在关系,以及传统文化与世界各个民族优秀文化相融合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利用自己民族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积极适应国际竞争大潮流,这就要求设计师对传统文化要相当理解,把握传统文化在设计中的作用于意义,把设计过程做到一个去伪存真,不断提炼、不断深化创意的过程。视觉文化时代为传统图形的创新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通过视觉表现对传统图形进行创新融合,如对西方传统图形中的现代性视觉元素的合理运用,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辅助开发等,更好的为传统图形创新中现代与传统的结合,为传统图形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最终促进自身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三、中国传统图形的表现意义
通过了解世界文化历史的发展进程,更加深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人的传统文化表现、设计思想与以欧美为主的西方人的文化意识形态、设计思想都有各自独特的源流和特点,两者互不冲突,相映生辉。西方人的文化表现和设计理念,由于其开放的社会环境和民族风气,体现出一种扩散式和分门别类的思维方式和设计思想,带有表现独特个性的特质,在视觉设计作品中充满了现实主义的自由性和个人意识,崇尚个性张扬,不受束缚的思想,西方的设计思维方式是一种理性的分析和归纳总结的方式,具有严谨紧密的科学系统理论依据。其根本目的是求知,因此对所有的问题都要究根求源,都要经过形式上的逻辑思辨来把握,都是发散性思维与跳跃性思维的结合。
东方人的文化表现和设计理念,由于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展现出的思维方式和设计思想表现比较集中,更加注重综合思考,带有感悟、神秘性和求同的特质,更加客观,追求事实依据,是一种经验式的直觉把握和直陈式的描述,具有含蓄低调典型的中国人作风,中国人自古崇尚自然,认为宇宙是无限的,人只是宇宙渺小的一部分,但他们并不站在自然的对立面与之对抗衡,而是投身自然,与自然融合为宜,即所谓的“天人合一”。
四、总结
中国传统图形在坚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一定要进行文化创新,只有通过不断创新传统图形才能获得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视觉文化对于传统图形创新的意义是,为传统图形的创新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通过视觉表现对传统图形进行创新,同时形成系统详细的理念指导,如对西方传统图形中的现代性视觉元素的合理运用,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辅助开发等,更好地为传统图形创新中现代与传统的结合,为传统图形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最终促进自身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我国视觉文化的传播要想促进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一定要转变观念,不断探索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与模式,形成文化体制建设,使视觉文化体制更加健全,加强我国视觉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完善产业体制,提高整体科学技术水平,形成结构趋于合理、体系科学完整的视觉文化产业。另外要加快改革我国的文化外贸体制改革与建设,积极鼓励文化产品参与到国际文化交流与市场中去,通过参与不断竞争,强化自身水平,不断进入,锐意进取,积极探索,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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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域性传统文化;动画传播;“本真性”;“市场化”
全球化的今天,地域性传统文化对于保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活力的重要性日益被世人所认同,各国、各地区都在通过各种手段和措施为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而努力。尽管所选择的路径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成为共识:那就是要将传统文化保护活动的触角,延伸到普通大众和青少年儿童之中,让大众能够经常接触、感知传统文化,培养他们对自身所拥有的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保护意识,营造一种良好的保护氛围。因此,对于地域性传统文化而言,最大的保护不是将其收藏在博物馆,为世人留下一份可供观赏的标本,而是要培养更广泛、更大众化的欣赏群体。
一、地域性传统文化的动画传播与困境
起源于20世纪西方工业社会的动画影像,通过工业化大生产和多种大众媒介,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其中。作为一种与现代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文化实践活动,动画是艺术,是商业,也是文化和价值的载体。通过对于地域性传统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与精密加工,动画媒介及其传播方式不仅能够大大拓宽文化的传播空间和渠道,同时,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及其艺术样态上的差异,也孕育出更为多元的美学特质。纵观近20年以来国内外各逞风采的动画作品,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地域性传统文化元素介入到动画的艺术生产中。诸如改编自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狮子王》,取材于《圣经・旧约》的《埃及王子》以及由迪斯尼公司根据我国南北朝诗歌《木兰诗》改编而成的“花木兰”,等等,各具特色的地域性传统文化经由动画作品的二度演绎,被转换为易于为现代人接受和喜欢的艺术形式,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传统文化的种子播种到大众的心田。一些动画作品也因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独特魅力获得商业成功,一个基于以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播为特色的动画创作热潮似乎已然到来。
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当《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动画片以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最大卖点风靡全球的同时,有学者认为作品所呈现的东方文化元素只不过是个噱头,是东方外衣下的西方文化价值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精神和思想内涵的亵渎,而商业化的手段才是吸引大众的根本核心。从认知角度上说,地域性传统文化作为曾经的人类思维、情感与行为的载体,凝聚着人类文化记忆的点点滴滴。地域性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体现出一个地区的文化特色,同时亦能展示出“我们从哪里来?”与“我们往哪里去?”的深层意义。因此,地域性传统文化保护的实质和终极目的都应归结为“本体真实”的保护。在这个意义上说,原汁原味的“本真性”原则乃是以传统文化传承为特色的动画作品的核心价值。然而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动画媒介作为现代消费文化存在的物质性基础之一,早已形成了巨大的文化产业。尽管在以文化传承为特色的动画作品中,形式各异的传统文化资源构成了创作的重要元素,但是,现代社会市场逻辑的巨大影响力和渗透性,使动画创作本能地受到大众趣味的潜在制约,传统文化的“本真”属性在与动画产业“商品”属性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显然,在以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播为目标的动画创作实践中,文化传承“本真性”所体现的精英意识形态与动画传媒相互借重的初衷在这里出现深刻的分裂,以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承为特色的动画艺术生产受到了“本真性”与“市场化”的双重制约。理清文化传承中“本真性”与“市场化”的关系,是本文探究的重点。
二、地域性传统文化动画传承中的“本真性”与“市场化”
(一)文化资源的“本真性”与动画作品的“本真性”
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意指文化发展和展示中的真实性和自然性。在笔者看来,“本真性”在动画创作中可分为文化资源的“本真性”和动画作品的“本真性”,以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播为特色的动画作品的文化价值存在于其资源的“本真性”之中,文化资源的“本真性”是动画创作真实性的重要保证。但是,两者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前者追求的是文化传统的保存和文化环境的本体真实,而后者追求的则是观众在动画体验中所获得的真实感受,是一种观看主体感受上的真实。观众感受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往往使动画作品中的传统文化因素拥有不同的真实度。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对于地域性传统文化动画传播中的“本真性”问题可以产生这样认识,首先,传统文化并不等同于传统文化动画作品。也就是说,不管动画的艺术生产如何追求作品的真实性,由于观看主体对“本真性”的体会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和场景内进行的,他们不可能体会到绝对本真的传统文化,所以,“真实的传统文化再现”并不等于传统文化本身。其次,观众的观看动机虽然是追求文化的“本真性”,但是作为传统文化的旁观者,他们固有的文化背景会不同程度地制约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领略程度,因而最真实的传统文化未必是最好的动画作品。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享受到的乃是创作者从传统文化这个庞大而复杂的文化体系中根据观众的构成特征从传统文化资源中精心提炼、加工、组合和包装的,是最易于被观看主体接受的外显性文化因素,而不是这个文化的全盘托出。央视《快乐驿站》栏目是在挖掘传统文化素材基础上取得高额回报的代表作品。该节目以传统文化传承为切入点,将FLAsH动画和传统艺术形式相结合,全新演绎传统曲艺节目。作品造型采用抽象与写实结合的手法,追求神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本真,观众在获得欢乐的同时,对传统文化产生了一种久违了的熟知感和亲近感。显然,作品中的“本真性”只是一个相对的标准,对它的理解还存在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可能性,单纯的文化“本真性”传承视角恰恰不能解释文化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