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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13-0003-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13.002 [本刊网址]http:∥
追溯现代大学制度的起源可知,其始于欧洲国家,后来发展到美国之后,在美国教育体制的推动下得以成型,成为了现代大学管理与发展的重要准则和指导。纵观西方国家的现代大学,其中对于职业院校的接纳度始终较高,职业院校也因身处教育领域且拥有着平等的教育地位而建立并完善着现代大学制度;相比之下,我国的高职院校却长期未曾得到应有的重视,直至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开始,高职院校的社会地位与教育层次才有了一定程度的上移。时至今日,高职院校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定位正在逐渐升高,国家与教育部一系列相关政策的扶持均为我国高职院校的发展提供着广阔的空间。在此基础上,只有高职院校进一步明确自身的发展定位,迎合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趋势加大对高职院校制度的改革创新力度,才能为高职院校的长远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并提供更强劲的动力。因此,基于现代大学制度探讨高职院校制度建设的方向对于推动我国高职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现代大学制度概述
现代大学制度即是推动大学现代化发展的制度约束,宏观视角下的现代大学制度涵盖了整体大环境下的办学体制以及政府与社会和大学之间的关系;而微观视角下的现代大学制度则主要指的是大学内部的各项管理细则。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始终遵循着政府行政约束而发展,内部的治理结构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权力的干预。这样的体制逐渐形成一种惯性,决定了大学内部管理实效性的走低,即行政权力压制了学术权力,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只有打破传统高校治理体制的束缚,才能落实高校的学术管理模式,为高校创设良好的环境风气。
一方面,现代大学制度的根本特征在于学术自治。促进学问的研究、融合与创新是现代大学发展的逻辑基础,而所有关于学问的相关知识均掌握在教授的手中,因此要想推动学问的发展进而实现高校的价值,则有必要构建高校的学术权力,并将该权力作为重要的基础来促进高校学术的自治。在此过程中,行政权力的干预固然不可缺少,但应起到的作用主要在于制衡而非主导。关于学术权力的解释,可以概括为是学术权威,当代高校的构成主要是以学科专业为核心,相比之下,行政权力对于学科专业的感知显然远远不及学术权力,因此学术权力往往具有着更高的自觉性。然而高校的学术自治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其学问研究的价值,因此应当严格遵循服务社会的原则与目标。
另一方面,现代大学制度的特定要求在于制定并实施科学化管理。现代大学作为一个庞大的组织,发展的目的主要有:培养高级专业人才、研究学问、服务社会各科学领域。为了满足现代大学的发展目标,亦对高校内部的管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首先,社会对当代高校的期望度越来越高,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普及却又进一步加剧了高校办学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因此高校有必要通过战略管理理念的调整促进办学实力的提升;其次,现代大学承担着学问传承的重要使命,只有全面强化质量管理水平,才能确保教学质量与科研质量;第三,在教育产业化的形势下,现代大学亦开始重视经济效益,因此,现代大学应当改善资源管理质量以平衡资源的投入与产出,并将有限的资源催生出更大的效益;第四即民主化管理,只有调动更多的力量参与到高校的管理当中,才能推进高校的现代化发展。
二、现代大学制度视角下高职院校制度建设的保障
根据现代大学制度相关理论可知,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实为促进高校环境建设与教育科研水平提升的重要保障。高职院校作为高等教育领域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借鉴现代大学制度精髓对高职院校制度进行突破性创新建设实为与时俱进全面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现代大学制度要求来看,抛开宏观意义不谈,仅以促进高职院校的内部管理来看,高职院校只有构建相关制度,并严格落实依法治校与加强民主化建设为高职院校教育质量的进步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一)坚持依法治校方针
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最基本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为校内各项管理提供保证,并通过管理政策的执行为高校秩序的稳定与风气的健康起到应有的保障作用。据此,高职院校制度的建设亦应当遵循此原则,切实对高职院校的管理者以及全体师生提出全面的严格要求,即对于校园各项管理政策的出台与执行均需要以法律作为标准,严格贯彻《职业教育法》与《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确保高职院校制度建设的合法性。从此角度来看高职院校制度建设的目标,本文认为可以归结为几个方面:第一,依法协调学校同政府之间的关系;第二,推动高职院校办学自的提升;第三,将校内管理制度全面实施民主化;第四,提升高职院校各项事务与关系的处理和协调能力;第五,将高职院校的管理和运行全面实施制度化。总而言之,现代大学制度视角下的高职院校制度建设必须要保证全程坚持依法治校,明确相关制度的出台与完善均能够同法律层面的相关规章制度相吻合,在此基础上,正视高职院校的发展定位,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并迎合不同时期教育改革的不同形势,致力于更好地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并切实关注到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以此来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在高职院校当中的深化,并形成高职院校制度的独有特色,融为一种机制,彰显其价值。
(二)强化民主政治建设
社会发展至今,民主政治建设已经成为和谐社会视域下的一大要务,高职院校民主制度的建设,并不仅仅是为了迎合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要求,更是强化高职院校治理质量的必要举措。简而言之,高职院校民主政治建设的是指就是通过党内民主化的发扬促进高职院校内部各项规章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从而更好地作用于高职院校治理。
客观地讲,高职院校作为一个较大的系统,党内民主化建设的涉及面相对广泛,复杂性较高,只有依靠高职院校制度的创新建设,才能有效理顺高职院校党内民主化建设的头绪。本文认为,一方面应当将民主集中制原则在高职院校内全面贯彻,高职院校的领导核心隶属于党委,办学目的与办学宗旨均不同于普通高等院校,因此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切实明确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应当结合时展的新形势更新高职院校的管理理念,重视高职院校内部党务队伍的建设质量,密切联系高职院校的党群关系,确保拉动更多的职工干部积极参与到高职院校管理当中。如此才能进一步促进高职院校制度建设的实效性和可行性,为制度的实施提供更多的民主化保障。
三、现代大学制度视角下高职院校制度建设的发展
高职院校制度建设以现代大学制度作为依据,实为推动当代高职院校创新管理的重要举措,更是促进我国高职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综合以上两方面的分析之后本文认为,我国高职院校制度建设的未来,应当重点关注两大方面的发展动向。一方面,应当通过多元化的有效创新培育并完善高职院校制度文化。具体而言,高职院校应当充分结合自身的管理理念与办学思想,在校长与党委的共同领导下对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进一步创新,深化现代大学制度的贯彻,将管理制度体系发展成为以人为本且科学规范的体系,以推动高职院校办学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迎合我国高职院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在校长负责制的引领下坚持党委领导,创立并完善领导决策机制,确保相关制度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如此才能真正发挥出高职院校制度的价值,为高职院校管理工作效率与效能的提高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一、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
在现代汉语中,“制”的含义是节制、制衡,“度”指的是尺度、标准。制度就是对人们的行为起制衡作用的行为规范。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制度的制约,大学亦然如此。大学制度是关于大学管理与运行的规则体系,是以大学的学术性本质为根据的、确定大学存在与发展的规则体系。然而,对于现代大学制度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的定义。袁贵仁提出的现代大学制度概念,其内涵是“举办者与办学者分离,大学面向社会,独立依法办学。还有人认为,“现代大学制度是在社会发展逐步依赖知识生产的历史进程中,藉以促进大学高度社会化并维护大学组织健康发展的结构功能规则体系。”别敦荣认为:“我们今天所要建立的现代大学制度,是针对我国大学所承担的现实使命,在解决数十年来大学制度存在积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大学制度。”,就我国而言,一般认为,现代大学制度是指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高等教育规律,政府宏观调控,高等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相统一的高等学校管理制度的总称。
二、我国现代大学制度设计中存在的缺陷
(一)大学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失衡
大学与政府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但是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伴随着大学对于社会重要性的加强,政府对于大学的重视程度和管理范围都在逐渐地扩大。布鲁贝克着眼于未来描述这一现象:“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的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大多数的高校都是由政府投资举办的,而政府举办高等学校的目的就在于为其提供服务,使政府得到更大的收益。政府对大学投入的财力、物力资源使得大学得到迅速的发展,使得大学的规模不断扩大,并提高了大学在社会上的地位。大学在获得这份收益的同时也面临着问题,就是政府可能对大学学术自由进行干预。这就构成了政府与高校之间的隶属关系,有了这种关系的存在,使得高校失去成为完全按自身规律发展的有机体的可能,从而造成高校实体地位的实际缺失。
(二)大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矛盾
在知识经济条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利益化的。首先,大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宝库和源泉,社会依赖于大学的知识,社会离不开大学的知识,使得大学与社会无法分离。其次,大学机构得以生存的经济来源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社会也向大学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大学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社会的大力支持。利益化是现代大学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表征,但是这种特征影响着大学的学术自由的发展。首先,价值判断不同。大学的主要目的是育人和传播知识,学术研究是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不可预测的,未必能达到社会想要的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作为社会则认为大学若是不能培养出来社会急需的人才,那么大学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二是价值追求不同。社会对于大学的投资无非就是让大学给他们提供适合他们发展的人才。“无论是公司、基金会还是个人捐赠者,假如他们只是有为大学捐钱的机会,而钱只能按照大学的意愿来花的话,他们都不大会给予捐赠的。”这种附加的条件是不利于大学自身的健康发展的,使得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变得更加的利益化。
(三)大学与大学之间的失调
现代社会大学的存在是多样化的,有类别的不同也有层次的不同。这种多样化的要求,不仅强化了大学之间的分工,同时也强化了大学之间的协作。“人类社会极其复杂,人类的能力和愿望极其多样,致力于高等教育的任何一类大学都不能期望全面的代表性和完全的适宜性”。任何一所大学独立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必须与整个高等教育组织相协调;任何一所大学也不能全面代表整个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是整个社会的大学共同构建的。大学之间必须存在不同的分工,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整个社会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美国高等教育学家阿尔特巴赫认为:无论在世界范围还是各个国家,大学体系中都存在着一种“中心”与“边缘”的问题。少部分高水平大学处于高等教育系统的中心,而大多数大学则处于高等教育的边缘。处于边缘地位的高校“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利条件,它们的设施从总体上说是不能满足需要的,没有多少支持其办学的优良传统,缺乏受过良好训练的师资。总之,还没有达到追求一流学术水平的起点”,这样的现象是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的,但是由于制度上的不平衡,这种现象仍在不断加剧。
(四)大学自身管理权分配的重叠
随着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大学功能的多样和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大学自身管理问题已变得复杂化和多样化。正如克拉克・科尔所讲:“无论在什么地方,行政管理已成为大学的一个更为显著的待征,这是普遍规律。由于机构变大了,所以行政管理作为一种特殊的职能变得更为程式化和更为独立出来了;由于机构变得更为复杂,行政管理的作用在使大学整体化方面变得更加重要了;由于学校同过去的外部世界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行政管理就承受了这些关系所带来的负担。”㈣我国高校的管理制度是“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这符合我国高校现在的实际情况,但在“权、责、利”这三者的关系上却很难分得清楚。党委对于“三重一大”有一定的决策权,但在我国高校内部的管理中,党委的决策权与行政权力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着相互重叠的现象。在运行机制这个环节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是很难区分的,有时候会出现这种状况:决策人即执行人也是监督人。由此可以看出,教授治学是无法完全得到落实的,从而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也就很难得到保障。
三、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遵循的原则
(一)定位统一原则
真正的大学必须是自主的,必须能够独立地回答社会对大学提出的疑难问题,大学正是在回答这些疑难问题的过程中获得发展的。大学应该能够主动地寻求自己的发展方向,而不应该被指定该如何发展。现现代的大学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定位,那就是首先要确立大学是培养人的机构,我们要秉承这一基本原则才能有利于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我们的大学是追求学术、文化、知识进步的地方,是为了培养人格健全、具有理想和智慧的优秀人才,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而努力的大学。众所周知,、克拉克、布鲁贝克这些教育家们都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和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机构,而我国的很多学者则主要把大学作为服务于政治与经济发展需要的机
构。大学为社会服务的自觉性,应该来自大学内部的教育自觉性,是大学发展的必然,而不应该是来自于社会给予的压力,只有这样大学才可以成为真正的大学,真的教书育人的地方。所以,对于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大学的决策者、管理者、研究者必须在大学的定位问题上达成共识,这样才能给大学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才不至于出现与大学建设理念南辕北辙的现象。
(二)系统性原则
大学作为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排名第二的社会组织,一方面表明其性质、宗旨、功能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逻辑具有极大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表明大学组织具有顽强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自常性和能力。而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大学的思想、制度、文化越来越成熟,大学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深刻,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已经从社会边缘进入到社会的中心,成为社会发展的策源地、加油站及国家的软实力的表征。大学在其功能增加的过程中,也自然地发展成为一种与社会许多方面密切相关的复杂组织,人们已经不能从任何单一的方面或角度来理解或评价大学,从任何单一的角度来思考大学的制度改革或文化建设。大学的复杂性特征要求人们在思考大学问题的时候,必须秉持系统性的观念和方法。
(三)独特性原则
大学制度建设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国家的大学制度,是建立在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之上的,所以大学的制度建设也遵循着同样的原则,我国同样的也不会例外。我国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使我国大学制度的建设必须坚持“中国特色”这个基本的原则,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时也应具有“中国特色”。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借鉴和学习西方现代大学教育中的理念与经验,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长期目标为基点,进一步顺应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的潮流、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从而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现代大学制度基础。
四、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策略
基于对我国现行大学制度存在的缺陷的分析,秉着大学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在这里提出如下改进策略和建议。
(一)加强政府宏观管理
政府宏观管理指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对整个社会高等教育事业在结构布局、发展方向、规模质量等重大问题上所进行的管理。
1.限定政府的权力。要实现政府的宏观管理,就必须要明确什么该由政府管,什么不该由政府管理。其实,政府对于该管什么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其根本是必须从限制政府权力的入手,把本不该属于政府管理的事情全部彻底分离出来,使得政府能够把精力更好地投放到对于学校的发展战略规划、依法行政以及政策指导和信息服务等方面。
2.转变政府的管理方式。这里要谈的是转变政府的管理方式,建立新的管理运行机制。在集权和行政的模式下,政府对高校的管理通常应采用指令和审批式,要和内容紧密相关。因此,不但要限定政府管理内容,还必须改进政府管理的运行方式,使其从最直接的行为管理转向间接的宏观管理。
(二)制约社会参与的控制度
社会广泛参与是现代大学制度的目标,也是促进高等教育达成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高等学校与社会之间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表现为高校向社会的靠拢,另一方面也表现为社会向高校的靠拢。社会不仅是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同时也作为高等教育的支持者,脱离社会的考验,高等学校面向社会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高等学校的举办体制从根本上来说只是一个谁出资办学的问题,并不像一些人所想的那样,由于举办者的不同,会影响高等教育的性质、会造成质量不高的问题等。其实这些问题在公立学校也并非就不存在。无论谁是举办者,都必须按照相关的法律要求规定办学才能取得合法性,都必须关注质量才能解决好生存问题。从利益理论来看,任何一个正常的投资者都不会希望自己的学校越办越差,并最终关门。问题不在于谁来办学,而关键在于如何通过有效的管理,使其真正达到规范化。所以我们必须制定相应的法规来制约社会的管理权限,把社会的权力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那么我们的大学制度建设将有一个美好的前景。
(三)市场需求刺激高校发展
市场的刺激使得各高校对于社会需求的反应和适应更加的敏感和快捷,让高等学校的系统更加的多样,并形成自己的特色。但是,在市场的刺激下,我们必须建立以下制度,保证市场经济可以有效地促进高等学校的健康发展。
1.平等交易制度。其实,市场行为是作为一种平等交易的行为而存在的。一方面,高等教育这个大市场必须确保各个主体在进入市场后能享受平等的交易权利与义务;另一方面,交易活动必须要坚持等价交换的基本原则,否则这种交易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掠夺性的交易。
2.公平竞争制度。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是公平竞争与优胜劣汰,只要有市场的存在就避免不了会有竞争。高等学校中存在的竞争主要有:各高校之间的竞争、二级学院之间的竞争、学生之间的竞争和教师之间的竞争几种。竞争只有在遵循一定的规则的情况下,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3.合理契约制度。为保证市场活动顺利有序地进行,契约这种调整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市场体制必须要完善合同等法律制度,以确立合同的订立、并履行合同等基本规则,要明确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
(四)落实高校自主办学、民主管理的办法
1.给予高校真正的权利。高等学校要真正具有决定权,就必须明确决定的具体内容,要切实地把《高等教育法》里所规定的高等学校所拥有的自真正归还给高等学校。高校要确立自己的办学目标,给自己一个合理的定位,同时要使专业与学科目录成为我们的高等教育事业的导向,从而利于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要建立高等学校相应的权益保障法,使得这些权利可以顺利回归高校,并得到法律的保护。
2.实行院校领导民主选拔制。民主选拔制是责任制在干部选拔方式上的一种表现,其要求是领导必须通过民主选拔,在全校师生的监督下,在相应任期内必须负责地履行好应有的职责。同时,如不能为学校建设作出贡献,学校师生有权利对校长进行罢免。院校领导民主选拔制,一方面可以体现为责任要求,另一方面可以促使学校具有活力,使得管理更民主,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建设。
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涉及到国家关于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管理体制,以及大学理念等一系列认知问题,在高等教育规划的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不仅仅是自身管理制度的改变,而且还需要政府、社会给予大力配合,这样才能让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现代化大学制度体系在我们共同的关注和努力下早日建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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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大学制度;精英教育;大众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2)02-0016-05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第十三章四十条)和进行“现代大学制度改革试点(第二十一章六十七条)”,使这项改革被推向新一轮并广受热议。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归根到底在于为大学组织发展提供良好的内外部环境,更好地发挥大学的功能和职能,顺应和服务于时代需要。从大学组织内部来说,直接为社会服务是大学继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基本功能之后的现代转型,从外部环境来说,市场经济是大学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的天然背景。新的制度安排影响到已有的行为准则,因而产生了成本,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已经溢出了教育学范畴,也被纳入到政治学和经济学分析的范畴中来。
一、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
人力资本理论使得人们对教育的功能发生了观念上的变革,人力资本投资成为现代国家、社会及个人的基本共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可以看做是对劳动者投资的一部分,提高劳动者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增加劳动的价值;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人的知识和能力成为社会生产和投资的一部分,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是国家财富积累的根本源泉。从世界大学发展史来看,近代大学在英国兴起的时候,是英国成为领导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当十九世纪现代研究性大学在德国萌发的时候,是德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国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建立最好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时候,世界就进入了所谓的“美国世纪”。高等教育作为知识创新、创新人才培养的基地,对美国科技、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80%;同时使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90年代劳动生产率比80年代高出一倍,1992~1997年劳动生产率以年均2.5%的速度增长,并且科学技术知识的增长占了美国生产率增长要素的80%。知识经济的雏型首先在美国形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扩大高等教育参与成为社会民主平等的基本内容和特征之一。普通民众逐渐把接受高等教育、提高人力资本积累作为一种所有权,提供更多的高等教育服务成了国家和政府的公共选择。民主与平等是随社会发展进程不断提升的,并且总是通过权利表现出来,公共政策目标的社会利益,那就是建立基本的规则,以便人们能够满足其欲望并从事个人事务,实现政策行为的统治基础和覆盖范围。平民参与高等教育的行动动摇了原有大学制度设计的基础,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利于扩大他们经济机会的参与,也提高了他们的社会福利水平。“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既不在‘现代’,也不在‘制度’,而在‘大学’二字上”。大学的生命在于人才培养,培育出“服务社会、引领社会”的人才。
大学教育是人们追求和实现生活理想的一种具体形式,也是人类对历史进程和社会文明发达水平的自身审视。当高等教育从精英走向大众,不再是上流阶层拥有的特权和奢侈品,大学从社会边缘进入到社会中心,完成了传统大学到现代大学的转变。通过培养人才服务社会是现代大学的应有之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现代大学的历史使命,这是现代大学的生命和活力所在,也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根基。
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内涵及特征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大学的存在和运行要靠相应的制度来确定他们将做什么,怎么做,与外部世界怎么联系,以及其活动行为的投入与产出等问题。在任何时候,经济条件在决定制度交易的发生以及制度安排的出现过程中将起重要的作用。相比于早期的大学形态,现代大学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精英模式向大众模式转变,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是最基本的时代特征;因此,它的制度建设也应赋予新的内涵,在扩大参与的基础上提高大众经济机会能力,在市场竞争中保证公私立大学资源有效配置。
1 大学教育模式从精英走向大众
帕累托最优是经济学中反映不同群体社会福利状况的基本原理。在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如果不减少一些人的经济福利。就不能改善另一些人的经济福利,标志着社会经济福利达到了最大化的状态,实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在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如果某一经济变动改善了一些人的状况,同时又不使一些人蒙受损失,这个变动就增进了社会福利,称为帕累托改进。比如原来甲有一个苹果,乙有一个梨,他们是否就是帕累托最优呢?取决于甲乙二人对苹果和梨的喜欢程度,如果甲喜欢苹果大于梨:乙喜欢梨大于苹果,这样就已经达到了最满意的结果,也就已经是“帕累托最优”了:如果是甲喜欢梨大于苹果:乙喜欢苹果大于梨,甲乙之间可以进行交换,交换后的甲乙的效用都有所增加,这就是帕累托改进。
这里我们不妨用大学教育消费的埃奇沃思框图来说明精英和大众两个群体教育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图1)。在模型中,如果把不同的高等教育消费分为大学类型1和大学类型2,假设:①精英人物和普通大众两个阶层主体都有权利接受不同大学类型的教育消费,并且在他们之间提供总量一定的教育服务配置;②横轴表示大学类型1的教育服务供给量,纵轴表示大学类型2的教育服务供给量:大学教育服务的总量一定。两者大学类型的教育服务总量等于精英人物的消费量和大众人物的消费量。那么,在精英教育时代,精英人物对高等教育具有垄断权。在图1中的阴影部分分别代表大学教育服务在精英和大众的分配状况,显然。精英人物得到的教育服务比普通大众得到的要多得多:从精英到大众的契约曲线上的任一点都是消费效率点,当大众教育消费配置处于P1点时,也可以认为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消费达到了帕累托最优,这是在当时经济社会条件下制度设计的理想结果;第二,高等教育服务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对精英人物和普通民众的分配多少影响到他们的社会福利函数,当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程度提高之后,平民对大学教育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政府需要采取新的制度安排来保证他们的权利,也就是要进行制度创新以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新的制度安排需要
更多地关注大众的利益,促进教育资源配置从P1点所处的位置向Pn点所处的位置转移,这样的社会目标结果必然有利于改善大众的经济状况。
2 大学资源配置方式从以计划为主导到以市场为主导
市场经济有两个最本质的特征,其一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其二是实现充分竞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企业和个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不是行政计划而是市场调节。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就是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不但没有任何一方受到损害,而且社会福利要尽可能实现最大化,社会发展要达到最佳状态。在现实社会中,有许多不同的制度,不同的制度效率也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如果我们把大学看做是一种组织体时,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就是如何发挥大学的“制度性”经济功能,通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服务来获得更多更好的资源,从而提高大学的办学效率。在同一个市场体系中,政府理应对公私立大学实施基本的资助政策、同等的制度安排和治理,从而有利于良性竞争。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从而使公立大学更好地走向市场,多渠道筹措资金,提高大学经营的生机与活力,国际上流行的公立高校民营化就是很好的证明。
同样,我们以大学教育产出的埃奇沃思图来说明市场中公私立大学资源配置的条件状况(图2)。假如市场中有两个高等教育服务的生产竞争者: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两种生产投入要素:资本和劳务,资本用X轴表示,劳务用Y轴表示;市场中的资本与劳务总量一定。那么,第一,从公立大学A到私立大学B有一条契约曲线,契约曲线上的每一点都是生产效率点;每一点都是一种投入要素的帕累托最优组合,因为对两种生产要素组合进行重新配置不可能不引起大学教育产出品的减少;在契约曲线上有无数个生产效率点。第二,公立大学A和私立大学B都有一组表示对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务)偏好的常规形状的无差异曲线;A的无差异曲线为T1,T2,…,Tn,B的无差异曲线为S1,S2,…,Sn,则A、B各自的无差异曲线相切点为P1,P2,…,Pn,P点是帕累托有效点;在框图中,还存在大量的Q1,Q2,…,Qn点,它们没有位于契约曲线上,因而不具有最优生产效率,显然是帕累托改进的对象。如果要实现Q点向P点的转化,就要在市场体系中对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进行同样的要素投入,提高要素组合效率是根本。
三、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困境
在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人们对大学的组织属性界定不清,大学制度建设始终徘徊在原有体制之内,形成改革的“灰色地带”。袁贵仁教授认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要全面理解和把握大学作为法人实体和办学主体所应具有的权力和责任,主要表现为处理好大学内外部若干关系。这里所指的“若干关系”,主要表现为大学与政府、大学与市场、大学组织相互之间等。不妨对它们作相应的经济学分析:
1 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一方面,国家和政府是大学的投资主体,也是大学的办学主体和管理主体,大学就相当于政府的一个部门,根据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并且根据其所处的行政层次来配置相应的高等教育资源。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国有垄断格局提高了大学的交易成本,社会资源很难投入到该领域中来。在市场环境下,大学与政治、经济具有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政治代表权力资本,经济代表货币资本,这样两种资本不断介入大学,通过大学内部行政发生功能转换,行政人员成为拥有该项功能的“转换器”,大学行政权力便日益膨胀起来,不断增加管理成本,大学的办学效率低下。
2 大学与市场的关系
市场经济使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变化,公立大学也要打破所有制的藩篱,不是象过去那样单纯依靠政府财政资助,而要靠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得资金和资源的投入。密西根大学是美国公立大学,也是世界一流的研究性大学。2009年学校财政收入包括经营性收入和非经营性收入两种(医学院除外),其中经营性收入占75%,非经营性收入占25%;经营性收入中净学费收入占30%,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竞争性拨款占28%;非经营性收入州政府教学常规拨款占14%;其它收入包括教育产品和服务、附属企业和捐赠等收入比例占28%。在学校整个经济结构比例中,财政拨款、学费收入和其它自主收入呈“三足鼎立”之势,而国内大学经费中财政拨款和学费凸显“两极化”,学校自主收入比例极低,与国外高校相差甚远。
3 大学与大学的关系
由于经费严重依赖于财政投入,大学办学不是为了满足和适应不同层次、类型多样的主体需要,而是面向政府。地方高校向中央高校看齐,专科学校向综合性大学看齐,教学型大学向研究型大学看齐,民办大学向公办大学看齐。在整个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各类大学组成的生态链不是“同生共长”,而是“相互残杀”。另外,政府对大学进行财政补贴,是因为高等教育服务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而与公私立之分的大学形态无关。在我国,政府总是难以突破所有权与管理权的情结,对民办大学脱离不了所有权歧视,至今没有给予财政直接资助。总而言之,1998年颁布的我国《高等教育法》第11条规定:高等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可是,法律上的规定与实际操作并不是同一回事。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关系尚未理清。契合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也做出相应的改革。高等教育采取以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投资办学,分开管理的思路,也就是从原来的“两级办学、两级管理、两级拨款”转变到今天的“三级办学、两级管理、三级拨款”。在精英大学系统向大众大学系统的转变过程中,少部分办学效益高的大学划归中央政府投资,部分中等效益的大学划归省级政府投资,大部分效益较低的大学划归地市级政府投资。从政府财政能力看,中央政府最强,省级政府次之,地市级政府最弱;从大学收取的学费看,各类大学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异。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使各级政府间对高等教育资源的投入有所改善,大学与政府主体间的责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理顺。但不可否认的是,政府作为大学举办者、管理者和投资者的主体地位和身份并没有根本改变,大学经费投入只不过从政府财政“左边的口袋”转向“右边的口袋”:地方高校扩大了绝大部分普通民众的高等教育机会参与,但财政经费的保障却最为薄弱:在社会贫富分化中,我国不同经济水平的社会群体与大学教育机会具有强弱对应关系,大学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被弱化;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经济后发展地区,由于财政投入得不到保障,部分地方高校办学经费变得严重不足。
四、结语
如果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通过赋予企业自而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持续高速地增长;那么,现代大学制度建
设目的和归宿,最终需要通过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服务民众等活动来实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公共财政体制转轨逐步扩大了教育投入,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带来高等教育事业的兴盛。但是,这种看似繁荣的背后其实掩盖不了诸多大学人难以回答的问题:现有的大学制度是不是现代大学制度?成熟的现代大学制度面相如何?现代大学制度与一流大学建设究竟是什么关系?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匮乏昭示着我国大学制度建设的缺失,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良好内外部环境远远没有形成。某种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在吸收外来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自主渐进式发展形成独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借鉴此思想,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也必须要坚持走自己的路。――我们不能随意漫步在世界教育制度之林,就像小孩子逛公园一样,从一堆灌木丛中摘一朵花,再从另一堆中摘一些叶子,然后指望将这些采集的东西移植到家里的土壤中便会拥有一棵有生命的植物。同首先,政府财政对民办高校进行适当的投入,保证公办大学与民办大学在市场中的平等地位,促进它们之间的良性竞争;其次,政府应该减少对大学的直接干预,降低交易成本,吸引更多的社会办学资本;再次,大学培植“自生”能力,提升自主经营水平,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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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大学制度;社会助长;社会惰化;社会心理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3)04-0015-02
现代大学制度改革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高等教育对整体社会环境包括社会心理环境变化在内作出的及时反应和高度的心理适应,必然会受到社会认知、社会影响、社会心理、个体心理等心理因素的制约和促进。从心理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高等教育,才能理解高等教育这一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心理机制[1]。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尤其是进行变化较大、牵动面较广的改革时,必须谨慎、稳妥地进行,使人们逐步提高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2]。
当前,在我国现行大学制度的影响下, 高校往往呈现出一种自我目标的缺失[3]。这种自我目标的缺失反映在心理学中的目标理论与自我效能理论上,总的来说,目标设置、自我效能和自我评估的影响反应是相互激活和循环的,目标是自我调节的基础,因为目标提供了行动的目的[4]。
一、社会影响对现代大学制度改革的制约和促进
社会变化是一个连锁反应,社会变化会产生社会影响,并促使社会力量发生作用,从而会引起个体的信念、态度及行为等发生变化。这里的社会力量指引起社会变化的各种力量,其来源广泛,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团体;可以是强制性的,如法律法规,也可以是自发形成的,如自我意识的觉醒。社会影响的典型现象是社会助长与社会惰化。
(一)社会助长及其对现代大学制度改革的促进作用
社会助长(social facilitation)是指个体从事某项活动时,他人在场会促进其活动完成,提高其活动效率。所以又称社会促进,社会助长是社会影响的主要方式之一[5]。
社会助长是社会力量发挥作用产生社会影响的一个表现。如果现代大学制度改革缺乏一定的社会基础,改革将难以为继。现代大学制度改革的社会助长就是,社会整体环境的变化,如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促进教育的变革,教育整体的变革环境促使高等教育变革,高等教育变革要求现代大学制度的改革。即现代社会的发展为高等教育改革作好了心理适应,具有相当的心理承受能力,并且能够激发改革的动机,较好地综合平衡来自各界的社会力量。
转变一种心理适应模式,应对整体社会环境发展与变革,及时作出自我内部的适应与调整,会促使高等教育变革的完成,并提高其完成效率,高等教育改革的完成也将促进现代大学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二)社会惰化及其对现代大学制度改革的制约作用
社会惰化(social loafing)又称社会懈怠或社会逍遥,是指群体一起完成一件事情时,个人付出的努力比个人单独完成时偏少的现象[6]。
社会惰化现象应用到现代大学制度改革,主要表现在内部社会组织的关系处理以及组织工作的协调。如自身没有形成有效的组织体系,改革只是迫于外界压力,内部动机不足,组织不协调,机构配合不完善,领导的怠慢,都会影响社会力量的发挥,会阻碍改革进展的速度和质量。
要减少社会惰化对现代大学制度改革的制约作用,就需要提高认识,从内部激起较强的内部动机保持改革的活力;构建良好的评价监督机制,从外部有效地干预改革;同时还需要控制群体规模,尽量地减少不必要的影响因素。
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是在我国当前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市场经济能够对高等教育的改革产生强有力的推动作用,给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和发展提供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自发性等弱点在过渡期容易给高等教育发展带来某些负面影响。因此,当进行高等教育改革时尤其应当注意,必须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深层次的社会认知协同和发展中进行才能成功,而现代大学制度改革更应注重社会影响的制约与促进。
二、社会心理对现代大学制度改革的制约与促进
社会心理是人们在相互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心理活动,对现代大学制度改革产生影响和制约的社会心理因素主要有社会交往心理和行为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心理是文化传统的沉淀,分布于生活的各个领域。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要求社会培育体现中国特色适应中国现代文明进程的社会心理文化[7]。
在现代大学制度改革中,越是难以突破与解决的问题,都有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心理背景,与政治经济等因素比较,社会心理与高等教育发展以及现代大学制度改革具有更深层次的联系。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从社会心理中寻找教育改革的现成答案,不能仅凭社会心理偏向推测未来。但是,如果忽视社会心理因素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制约和促进作用, 则难以解释教育改革与发展进程中许多复杂的现象, 理论研究就可能带有片面性,缺乏对决策活动的支持力,改革的决策与措施就可能缺乏科学性与可行性, 在实践中就可能出现简单化,走向偏差和失误[8]。
社会心理对现代大学制度改革的制约和促进作用是一个深刻的、复杂的、广泛的过程。从范围上说,社会心理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各方面都在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反映在现代大学制度的内部组织,如内部系统机制的运行等,也反映在外部组织的活动,如处理好大学与政府关系等。例如,现代大学制度内部系统社会心理的自我认知要求进行自我调节,从而增强内部动机促进改革的进行;或是内部系统的社会心理普遍坚持保持传统的心理,同时没有及时跟上社会发展步伐,就会制约改革的进程。从过程上看,社会心理对现代大学制度改革的制约作用贯穿于整个改革过程中,从改革意识的产生、改革决策的制定、改革步骤的实施,甚至对改革的成果评估,社会心理因素都参与其中,并微妙地起着一些制约与促进作用。
教育要发展就必须根据自身的特点,发挥自身对社会心理的引导、调适与整合的功能,主动适应社会心理因素的制约,并且反作用于社会心理。现代大学制度改革需要一定的社会心理背景,如果改革缺少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与现行的社会心理形式相冲突或者相背离,社会心理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制约因素,成为现代大学制度改革进程中的绊脚石,推迟改革的进度,甚至改革背离预设的目标。
三、个体心理对现代大学制度改革的制约与促进
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心理因素,而个体的心理因素对现代大学制度改革也有一定的冲突和适应。现代大学制度改革需要的根基是每个单独个体的心理需要,个体心理反映着个体对于教育的诉求。这里的个体主要包括改革决策者、改革实施者、社会参与者等。个体心理包括个性、知觉与归因、需要与动机、态度等内容。
改革决策者,主要是指推行改革政策的教育行政官员,以及对决策有影响的出谋划策的专家学者。改革决策者的个体个性因素对改革政策的与推行起着重大影响。个性是在个体身上经常地、稳定地表现出来的心理与行为特点的总和。个性分为两大方面,即个性心理特征和个性的倾向性。个性心理特征主要表现在人的气质、能力和性格上,而个性的倾向性体现为人的兴趣、爱好、需要、动机、信念、理想、价值观等[9]。改革决策的出台,受到决策者个性因素的影响。决策者的成就需要、自我肯定、风险倾向直接影响着改革的步伐。当决策者具有较强的成就需要、强烈的信念、正确而稳定的价值观念以及具有较强的风险倾向时,会直接推动大学制度改革的进程,相反,则会延缓改革的步伐。与此相适应,态度的端正与否,面对挫折的归因,观念有正确、不正确之分,情绪的正性与负性以及意志的品质等不同都会对改革产生一定的影响,当都是积极正面的时候就会起到促进作用,相反则是制约作用。
改革的实施者主要是指高校领导者和教师等,需要与动机、个人理想以及知觉、态度等,都直接影响改革的成效,当一切都指向一个目标具有较强的成就需要时,改革会顺利,相反则会制约改革的发展。
改革的参与者是指对改革有期待的社会个体,包括学生,以及对高等教育有需要的个体。他们对改革的结果具有一定的期待,并且有自己的评价,他们的意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上升到影响改革的因素。当参与者个体的知情意行以及动机与需要都能一定程度体现时,他们是推动改革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但是,如果改革忽视了社会参与者个体的心理需要,社会参与者会形成阻碍改革发展的势力,制约着改革的发展。
现行大学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就是一种或多种心理制约的表征,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从心理制约到心理适应的转变过程,最终问题的解决就是心理平衡与和谐。从冲突到适应再到和谐就是现代大学制度改革走向完善的过程。
在现代大学制度改革中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应尽量将心理制约因素的影响最小化,并促使心理促进因素最大程度地发挥。心理因素消极影响的控制以及积极影响的发挥必将推进改革的进程,必定会促使现代大学制度改革的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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