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稀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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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稀缺性范文第1篇

【关键词】稀土贸易；定价权缺失；原因分析；应对措施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3)06 -00047-03

一、引言

稀土是化学元素周期表中镧系元素15个元素以及钪(Sc)和钇(Y),这17种元素的简称。

稀土具有优良的光电磁等物理特性,广泛地应用于新材料领域，能显著改善原产品的质量和性能。稀土无论在冶金、石油化工、玻璃陶瓷等传统工业，还是在混合动力汽车、超导、飞机、军事制导等高新技术领域均有广泛地应用，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的基础原料,被誉为“工业维生素”、“新材料之母“。在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世界，作为“21世纪的黄金”稀土，其战略价值更加不容忽视。可以说对稀土有了控制权就意味着未来对高新技术、军事有了控制权，也就意味着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处于更加主动地位。

二、稀土定价权及其缺失的表现

定价权一般仅指为给商品确定价格的权利，即由谁定价。从宏观上讲，定价权是一种影响国际市场商品价格的能力。从微观上看，定价权是在企业能够在国际贸易中争取有利自身的成交价格和条件，有效地管理国际市场价格风险。

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当某一供应方的供应量占据一定市场份额时，该供应者就能通过改变影响产量来影响产品的价格。也就是一定程度的垄断，可以影响价格。我国是稀土供应大国，稀土资源产品产量占世界稀土商品量的80％至90％。从理论上讲，应该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影响稀土价格的能力。但从稀土贸易的实践上看，一直以来，我国稀土价格与其真实价值背离，定价权缺失。

本文通过中国稀土出口价格与国际稀土价格、其他资源性商品价格走势的比较以及宏观市场供求状况和微观贸易实践四个方面说明稀土存在定价权缺失的问题。

（一）出口价格低于国际稀土价格

与国际稀土价格相比，我国稀土氧化物(除氧化铈)出口价格很低，图1显示，2004-2009年间我国稀土出口价格一直低于国际稀土价格，仅在2006年出现了价格回归，中国稀土出口价格背离国际稀土价格的现象长期存在。可见，中国在稀土市场上没有定价的权力，贸易条件恶劣，一直受制于国际市场的需求方。

（二）与铁矿石相比，中国稀土卖方垄断势力没有体现

资源性商品因资源分布的地区差异，会使某些国家或者地区具有该资源的垄断优势。垄断优势可以使贸易商品价格高于其产业边际成本从而使供应者获得市场利得，这种差别定价能力即“卖方垄断市场势力”。（孙泽生，《》）铁矿石和稀土同为资源性商品，铁矿石的定价权长期被三大矿业巨头掌控，虽然中国稀土储量位居世界第一，却不具备稀土定价权。表现为从2003年开始，国际铁矿石价格已连续5年大幅度涨价，每年涨幅为8.9%-71.5%不等。而中国稀土的价格虽然在2006年以前有所回升，但从2007年底，稀土价格持续下滑，如图1所示。

（三）宏观上，稀土寡占市场结构，对国际市场价格缺乏积极影响力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稀土供应国，中国稀土产品供应量占全球总需求量的85％以上，出口量占国际贸易的63%以上，稀土出口贸易市场集中度非常高，属于寡占I型市场结构。然而，在我国稀土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增加的同时，稀土产品的出口价格却没有得到提升。统计资料显示，从1990年到2005年，我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近l0倍，可是平均价格却被压低到当初价格的64％。2007年下半年稀土价格更是出现了大跳水：原矿从7.6万元／吨降低到了6.4万元／吨，我国稀土出口企业的经济效益降低，利润空间压缩，陷入了多生产，多亏损的恶性循环。

（四）微观上，稀土出口企业间低价竞争，谈判能力丧失

中国稀土行业，企业众多、集中度低。2009年，中国有稀土冶炼、开采企业1000多家，应用企业1000多家，其中年处理能力在2000-5000吨的企业只有十几家。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缺少联合，为争夺订单，常常竞相压价，丧失了稀土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的谈判能力，企业纷纷在利润上进行减让，以至于稀土行业利润率一般只有l％一5％，经济利益受损。

三、定价权缺失原因分析

中国稀土定价权缺失，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概括起来，主要有定价模式不科学、供求失衡、生产技术落后、缺乏有效的贸易媒介和政策监管等。同时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导致我国稀土定价权缺失的现状。

（一）定价模式不科学

1、从定价模式上看，国内企业大多采取传统的定价法，即成本导向定价法。用公式表示为：价格=成本+利润+税金。这种定价模式忽视了稀土原矿开采具有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外部性。中国稀土价格核算中一直以来没有将资源和环境的成本进行核算，使得稀土产品出口价格被低估。

2、我国稀土厂商众多，基于国内恶劣的竞争环境，为了获得订单，国内企业采用低价竞争的策略，纷纷在利润上进行减让，以至于稀土行业利润率一般只有l％一5％。价格严重低于国际价格。

低价竞争策略，使企业成本核算不计环境资源成本，价格低廉，根本无法体现稀土战略价值。

（二）供求关系失衡

国际稀土价格采用的是国际资源性商品定价的一般模式即供求定价。供求关系不平衡是导致了我国定价权长期缺失根本原因。国际贸易中，稀土供求不平衡体现在两个方面：总量和结构。

1、从总量上看，据统计，世界稀土市场每年需求量折合稀土氧化物约为8万吨~9万吨，目前中国稀土冶炼分离能力已经超过10万吨，且中国稀土产量呈现逐渐增长势头，2005年以后产量更是持续保持在10万吨以上，我国国内稀土的消费量与中国每年快速增长的稀土产量相比，尤为不足，必然导致出口增加。国际市场上，供给增加，长期大于需求，导致产品价格偏低。

2、从结构上看，国际消费市场处于寡头垄断，国内生产企业完全竞争。

从消费角度，国际稀土资源需求方市场经过几十年的兼并重组，现已掌控在美、日、法的少数几家大型稀土产品企业手中。他们消费量约占全球稀土产量的35％，国际稀土需求方处于寡头垄断市场格局之下。

从生产角度，我国国际层面的总产量虽具有垄断地位，但并不反映其真实的微观市场结构。在微观层面，资源性商品市场内，生产、加工、流通贸易、零售和消费等环节可能具有不同的规模经济和不同的市场结构。稀土在国家层面上结构异于微观结构是造成中国大国丧失话语权的最重要的原因。从微观层面上看，中国稀土行业具有集中程度低、总体规模较小、分布较为分散、管理混乱的特点。处于国内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中国企业为自身增加盈利，采用低价竞争策略，竞相压价得到中国企业削弱了国际谈判能力。相反，目前世界上的稀土需求方非常集中，美、法、日稀土需求占据79.1%，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使得他们易形成价格联盟，从而操纵稀土价格。

微观经济学稀缺性范文第2篇

我们习惯性地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但是，要说是对资本主义的解剖，马克思的《资本论》一点都不逊色而且独树一帜，为何没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马克思的理论和西方主流的脉络追根求源都被认为是师出同门，都源于斯密的那一套东西。是否因为学界公认的斯密理论的二重性导致后来者分道扬镳？可能是，但是恐怕态度问题还是一个重要因素，同一个师傅，却教出两个不同派别的学生，就是学生见仁见智的态度所致。

当我们把经济学这个词语和什么主义扯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十分迷茫。你翻翻萨谬尔森的《经济学》看看，不论是微观部分还是宏观部分，在对“经济学”一词做定义归纳的时候，萨翁提到的都是被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斥为根本不存在的、二十世纪最糟糕的词语——“”和“国家”，而不是我们以社会主义的眼光看待的“资本”。

萨翁在《经济学》中对他人的定义选择了几条：（1）社会的组织和技术如何价格和资源在不同的用途上进行配置；（2）考察市场的行为，包括利率和股票价格；（3）考察收入分配，以及如何在不损害经济运行的前提下对穷人给予帮助；（4）研究经济周期，考察如何利用货币政策调节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波动；（5）研究各国贸易模式并贸易壁垒有何影响；(6)观察发展家的发展，并就资源的有效利用的激励方法提出建议；（7）提出并回答政府采用何种政策才能达到既定的重大目标等问题，如加快经济增长、有效利用资源、实现充分就业、稳定价格水平和公平地分配收入。萨谬尔森将以上这些归纳出自己对（微观）经济学的对象：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

从引用他人的定义和萨谬尔森自己的归纳来看，“分配”是经济学的一个中心任务。但是，萨谬尔森始终没有提到，是“谁”在分配？“谁”有权分配？生产出来的物品和劳务有没有所有权人？萨翁频频提到“国家”“社会”这种术语，似乎可以成为分配者和物品及劳务的所有者，但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反对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为何和作为西方经济学主流代表作的《经济学》存在着这种差异？从萨氏《经济学》中，我们无法看到经济学的社会对象是私有者还是公有制，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分配这个词语，怎么看都不应该是以自由主义为旗帜的经济学的术语。分配，意味着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所有者（一个组织或者一套制度系统）掌管着分配的权力，而这是自由主义所反对的。而对于一个以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制为制度的社会，物品和劳务都是有主的私有物品，归属于它的主人所有，何以要交出来供“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在私有制度这个前提之下，私人之间的物品流动的方式就是交换（当然还有慈善性质的救助），然而，萨谬尔森在对经济学定义的时候却只字未提“交换”一词。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对萨谬尔森这个“经济学”定义的评述是：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定义涉及到了经济学中三个最基本、最重要、也是最要命的概念，一是所有者——社会、二是对象物——商品、三是商品所有权变更的方式——分配。这其中的矛盾显而易见。商品是私有制下的产物，如果资源为社会所拥有，就无须交换，也就无所谓商品了。同理，商品是不可以分配的，商品所有权的转移唯有通过‘交换’。在这个定义中，‘不同的人’是否对生产出来的物品拥有所有权或分配权？是否大家具有平等的权利？如果平等，所谓的分配无疑就是‘按人头’平分而已。如果不平等，分配的原则是什么？什么人该多得一点？什么人该少得一点？这样一来，我们就完全搞不懂这位世界经济学教授的‘经济学’是适用于什么所有制制度下的经济模式了。”

在价值理论上，西方经济学的效用理论中的所谓主观价值论是不地道不彻底的，是假的主观价值理论，本质上还是一个客观价值论。从萨谬尔森对经济学一词的定义可以看出，萨翁也还是认为存在对于全社会都“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这就彻底否认了物品和劳务的价值是取决于价值判断者的主观判断的“主观价值论”思想了。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件物品的价值不是因人而异的，何以能站在社会的立场上决定“有价值”的物品的生产？

萨谬尔森自认为学是以稀缺和效率为双重主题的，把稀缺和效率看作是经济学的两点精髓所在。而且承认，经济学如果不是因为稀缺和效率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萨谬尔森的《经济学》都改到十七版了，依然将需求、效率等作为永不衰败的经济学核心。然而，稀缺和效率真的是经济学的核心精髓吗？

先说稀缺。

人类也是生物界的一个物种，生物学的逻辑是“适者生存”。什么是“适”？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就是“平衡”或“均衡”，就是生物对资源的需求速度和界资源的供给速度或者存量达到一种均衡状态。生物学家研究草原的草量和牛羊数量的关系，研究蜜蜂数量和花木数量的关系，研究植被和降雨量的关系等等，都是研究生态的供求平衡问题。当然，这种均衡是一种动态平衡，当平衡被打破之后会在一个新的点上达到新的均衡。人类的扩张导致其它动物领地的缩小，能够保留下来的动物种群数量是和所保留的资源数量相适应的。人类作为一个进化成功的物种，毫无疑问不存在资源稀缺的问题，所有稀缺问题都已经被消失的种群数量所消化掉了而不是反映在存活的种群数量之中。

如果我们找到一个有生命存在的星球，我们会提出那里的生命存不存在资源稀缺这种问题吗？当然不会，我们是先有结论：不存在相对于其生命之需求的稀缺，然后我们会去研究它们靠什么生存。而不管它们靠什么生存，总之它们所需要的资源是满足了生存需求，否则就不会存在并进化了。

就以生产满足自身需求来说，动物也会进行生产，只是其智力较低故生产能力远不及人类。比如蚂蚁会用放牧蚜虫的方式获取蚜虫奶，捕猎和采集是生物生存的本能，远古人类也是以这种生产方式生活的。如果种群扩大怎么办，就加大生产量和资源的消耗，当资源出现短缺怎么办？就靠弱肉强食的本能去拼抢，去消灭竞争对手，直至将种群数量维系在一个和资源相适应的水平上。资源稀缺问题是相对于种群数量而产生的问题，对于人类也一样，就像我在一个帖子里所说的那样：都是人口惹的祸。

有人用稀缺的相对性和绝对性来辩解，说经济学的稀缺不是绝对的稀少而是相对于需求的稀缺，这无助于稀缺论成立。因为稀缺一词就像多少、高低、大小一样本来就是相对的，从来都是对于需求来说的，有比较才有鉴别。以上所述的生物学的事例中也是相对于生物需求而言的。

“绝对稀缺”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实际上，西方主流在用实际例子论及稀缺不是指绝对的稀缺的时候，往往不自知地显然错误，比如《经济学》中论及“生产可能性边界”这一概念时说“决定今天消费的东西越多，则未来的消费品和资本品的产量就越少”，多和少都是相对于某一个标准而言的，今天的“多”和未来的“少”是一个标准吗？能够是一个标准吗？就稀缺相对的需求来说，难道需求不会随时间而变化吗？今天的消费品和未来的消费品使用的是同一种资源吗？古代的帝王将相富豪乡绅总是穷奢极欲，难道人类生产水平今天就因此而没有吗？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关于“稀缺”的定义，或许会更清楚地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在萨氏《经济学》中，稀缺（scarcity）被解释成为商品的一种特性，指无法免费获得的东西。但是萨谬尔森又说，无法免费获得但是可以自己生产。这就引出了“什么是免费”这样一个问题。费，费用，耗费，既然自己生产属于免费，那么说明经济学所谓的“免费”之费仅仅是交换中的支付，而不包括生产费用即成本类支出。如果考虑生产费用，世界上生物没有免费可以获得的需求之物，因为包括消费过程在内的任何行为都是需要时间的，任何生物活动都是需要消化能量的。即便是最原始的生产如采摘和捕猎，都要耗费时间和能量。在排除了生产费用之后，以“免费”定义的稀缺品其实就是多余而可以供出让的私有物品而已。

你可以在经济学词典或者教科书中读到，“economic goods”和“scarcity”其实是互为定义的，即是一种循环定义的术语，经济品是具有稀缺性质的东西，而稀缺是经济品的特性，最终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做稀缺和经济品。这个循环的缺口可能就在“免费”这个点上，但是如上所述，在我们把生产费用排除在外之后，我们就知道了，所谓稀缺就是被私人占有而对未占有者来说是稀缺，所谓经济品就是用于交换的商品。由此，如果硬说“稀缺”是经济学的核心的话，我们也可以推断出，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换以及其背后的私有制度。而所谓的稀缺不过是一个单方面的表面假象罢了。

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物品流动只能是交换，而交换就是两个盈余之物的所有权的互易。任何一方的稀缺，都会是不具备支付能力的无效需求，而私有者是不会把物品送给他人的，即不会和无效需求者做交易的，因为对方没有东西可以“交”“易”。

萨谬尔森在《经济学》中诠释“稀缺”一词时也是侃侃而谈，但是，最终不过是把“稀缺”变成对贪得无厌的人们的无效需求和空想奢望的感叹了，完全忘记了经济学是不考虑无效需求的。经济学永远都只考虑有效需求，“有效”二字就决定了没有稀缺这个问题存在。经济学一边说scarcity，一边说只考虑有效需求，岂不自相矛盾？

现实社会当中，存在着萨谬尔森所说的、要在不经济运行的前提之下才考虑予以帮助的穷人。对穷人来说，任何资源都是稀缺的，因为资源的控制权力都掌握在别人手中。的一些经济学家也是以“影响经济运行”为理由来否定对富人的高收入征收高税率和反对对全社会实行平等的社会保障的。但是，这个贫穷问题本身源于公众资源的私有化而不是资源的稀缺。我们没有看到在大象群中没有什么富象和穷象之分，也没有看到在狮子群中有富狮子和穷狮子，因为它们是对自然资源实现的是群体内的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

在私有制度之下，各个私有者之间所占有的资源和物品是不同的，这为互通有无的交换给出了必要性，非稀缺的“有”是现实存在的，而稀缺的“无”是相对的，不能仅仅因为自己没有就说稀缺。经济品说穿了就是现实存在（不稀缺）但是被私人控制和垄断的东西，没有私有就没有稀缺。

我们知道，在经济发展理论上，一个频率颇高的词汇叫做“需求不足”，当然这也是一个错误的理念，但是同时这个词汇也是主流经济学家的口中常谈，只是在高叫需求不足的时候，忘记了自己赋予经济学核心理论的稀缺论。在理性人的假定之下，厂商的生产是以消费者需求为指引的，也就是说，厂商也是只考虑有效需求的。但是，市场研判的准确性和竞争导致的结果往往会造成生产过剩乃至引发经济危机，当厂商面对积压的产品销售无门的时候，经济学却在研究资源供给的稀缺。当需求不足的时候，相对于需求的稀缺又是什么？没有相对于需求的盈余何来需求的相对不足呢？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的盈余论，是基于心的需求层次论提出的，并且认为这是交换可以成立的基础。只有盈余才会有解欲的满足，只有需求量有限才能够解欲和满足，只有必要需求满足了才有非必要需求的展开。在“欲望无穷”经济学人往往是误解的，人类固然存在着无尽的欲望，但是，这是需求项目的无穷，而不是单一需求项目量上的无穷。Maslow的层次需求理论也是一个欲望无限的理论，但是是否清晰地给出了需求展开的基础条件以及顺序，是需求量有限论和欲望无限论的统一。对于非必要需求来说，不能满足的项目也就是幻想一下而已，理性人是不会将之列入需求预算序列的。 再说“效率”一词。

这个词语在学上可以说其定义也是漏洞百出的。一般的经济学词典给出的界定和萨氏《经济学》的差不了多少：投入产出比。其实，这依然和前面稀缺具有共性，即涉及到主流经济学始终闪烁其辞的“所有权”的问题：谁投入和产出归谁所有的问题。在私有制前提下讨论效率，其实是替他人做嫁衣，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大家都只对提高自己的投入产出比例感兴趣，别人越是有效率地起来，对自己越是不利。现在经济要起飞，就有不少国家忧心忡忡，谓之“中国威胁论”。如果大家认为效率是全乃至全人类的事情，同心同德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那么这个社会就不是私有制的了，而是一个具有明确共同目标的大同社会了。

人类之外的动物界有没有效率问题？怎么解决这个效率问题？动物的种群数量和资源是相适应的。动物存在的目的似乎只有一个：延续种群的存在。牛羊吃饱了，就不再活动；狮子吃饱了，懒得理睬身边的牛羊；蜜蜂采摘蜂蜜，不会像人考虑颗粒归仓一样考虑是否点滴归巢。换句话说，人类有了超出必要需求之外的非必要需求，才弄出了个自寻烦恼其的“效率”问题。

再回到“适者生存”这个生物学上来。其实，所谓的“效率”和所谓的“稀缺”其实是一个概念的两个方面。“适”的含义在解释为供求均衡即“非稀缺”的同时还有“高效率”的含义在内，“适”就是和目的的适配，是工具效率最优化的意思。生物的进化就是自身功能的效率满足生存需求的过程。猎豹身体的结构只有适合快跑才能捕获食物而生存，仙人掌只有把叶子变成针状才能保持水份。在生物进化的过程当中，任何生产效率的稍许差池就可能导致生存危机直至物种消亡。人类一直在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改进工具，最终使得工具的效率达到“适”于自己需求的程度。

由于要投入和产出，效率的计量问题还涉及到价格概念。如果资源的所有权是私人的，怎么确定底价是私人的事情，成交价格也只和交换对方有关，不存在“社会”问题。物的价值被传统的劳动价值论看作是0，其价格仅仅是附加之上的人的劳动，但是劳动本身也有一个价格是如何计量的问题，最终形成循环计量。而如果价值决定问题不解决，投入产出的计量也是无从下手的。

效率问题也和价值主观性问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考虑整个社会立场的效率问题，不仅仅是子虚乌有，而且违背价值主观性原理。即便是解决了价值计量问题，也是价值判断者个人的问题，不是他人的问题，更不是社会意义上的问题。

生产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经常考虑的产率和收率就是投产产出比。而这不应该成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假如经济学的效率考虑生产环节的投入产出问题，经济学就蜕变称为生产工艺学和工程技术学了，就算是甘心情愿地蜕变，也未免伸手太长了。就单纯生产技术方面来说，人类生产的效率一直在持续提高，而且是爆炸式地提高着，过去设计一个产品可能要几个月甚至一年，而现在是几天时间甚至是以小时计算的。这种趋势远在没有经济学的年代里就是如此。效率在生产领域其实和成本是一个概念，因此是生产技术问题，甚至是考察一项生产技术的水平的一个标准，提高效率的努力远在人类文明之前就一直存在着，故而不是经济学的问题，基于此才有“经济学其实不考虑节约问题”之说。

价格问题本质是私有制的产物。因为价格是描述交换的，涉及到两个私有者。没有私有权的分割，就不存在价格问题。动物的需求扩大了怎么办，就扩大地盘罢了，只要周围的地盘没有同类占领。而有同类占领的情况下，就用胜者为王的法则来解决，没有用到交换的，因为动物没有一个私有制度存在。

谈到价格源于私有制这个话题，又使我想到“剪径”这个词语。剪径是要让过路人付出走路的代价的，用金钱财物唤起通行权的，也是一种“交换”。交换的前提是对私有权的彼此承认，为此，强人先申明“此路是我开”，为收取买路钱找一个理由，理直才气壮，出师方有名。世上本来无路，走得人多了才有路，一条径大家都可以走，就像动物在草原上可以自由觅食一般，现在被强人剪成一段段的，各自为政，收取买路钱。

“剪”就是所有权分割，过去江湖上是“分码头”、“占地盘”，现在奉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人给出一个学术味道浓重的名头，称之为“产权明晰”。剪径之举本是强盗行径，自己把公众所有的东西硬说成是他自己的，是不为路人承认的，剪径能够成功往往是靠强人手中的一把刀，和交易的自愿平等原则是向背的，历来是要受到官府打击的。而现在剪径强人就比较聪明了，他们让经济学家出面以“发展经济”、“提高效率”的名义把剪径行为合理化合法化。有强人背后操作的所谓的产权明晰是有定向的，明晰到他们手中才叫作明晰，而明晰到他人手中则不行，要经济学家敦促政府把他们各自“剪”来的一段“径”由政府出面变成他们的“恒产”，以便使得他们具有继续提高敛财效率的“恒心”。

所谓的稀缺和效率都是可以通过私有化途径人为制造出来的。剪径就是制造稀缺的一个方法，原本“径”不缺，大家想走就走，没有径大家也可以一起踩出一条径来。现在被“剪”给了各个强人所有，而剥夺了路人的权利。径还是那一条，路人还是那么多，但是径对于路人来说就成了所谓的稀缺品，要拿钱来买。当这种稀缺被人为制造出来之后，强人就有买路钱收入进来了，他个人的经济也就有效率地发展起来了。

只是剪径在制造出路人的稀缺的同时，也制造出了强人自己的盈余自己占有一段路径，并不是自己要不停地在上面走动，相对于自己的走路需求来说，这段路是一种盈余，盈余就是多余就是无用就是累赘，其实是负边际效用。只有用于和路人手中的银子“交换”才能找回其价值所在。但是经济学家对强人对径的盈余视而不见，只是谈论径对于路人的所谓稀缺。

当然，“稀缺和效率”的出现并不是一剪了之万事大吉，剪法也有讲究。第一，只给少数强人剪了去，才有路人的稀缺，如果所有人都各分一段，则大家相互收费也就等于不收费了，就没有收入效率了。例如北方前后四合院家庭弟兄分家的时候就是“套分”，弟兄们分得的区域互相咬合在一起，这一段你左我右，下一段你右我左，如果发生了矛盾，谁也别想用通行权制约对方，这是老人为家庭永远和睦想出的高招。第二，要剪去中间一段才行，不能纵向剪去一条，这样大路通天，路人就去走另半边。如果庭院足够宽大，祖辈便会把院落分成条形，兄弟们各占一独院，免得以后生出是非来。

萨谬尔森把效率和稀缺两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当作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和精髓，其实倒是不自知地诠释了主流经济学为何会被讥讽为无用的学科的原因。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一开始就迷失（或许是有意识的扭转）了方向，回避了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和其存在的前提——私有制问题。相比之下，马克思却找到了问题的根本所在，始终抓住所有权这个问题不放。

经济学必须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方能起死回生。《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曰：“事实上，如果‘经济’一词和‘交换’无法分割，那么，就必与‘分配’相背，因而，经济学的对象毫无疑问地是人类的‘交换’行为。”也就是“2＋2”：两个私有者交换两种商品的所有权。

微观经济学稀缺性范文第3篇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从“经济租”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角度出发,揭示了经济租的定义;接着通过分析经济租与垄断利润的异同,引入“经济租”的合理性问题;最后将经济租这一概念带入经济生活,从实际中探求需要规制的“经济租”和正在稀释、消逝的“经济租”。

关键词:经济租 垄断利润 稀缺资源

对于经济租的理解,一直存在一些误解,例如有些人把经济租和垄断利润混为一谈,或是将经济租视为一种不好的存在,把其与腐败问题混在一起。因此,笔者尝试将“经济租”这一经济学概念做一通俗化的阐释,以明确“经济租”的来龙去脉。

经济租概念的产生

租金(简称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范畴。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它的外延是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早期的经济学家认为租金是专指地租而言,到近代,它泛指各种生产要素的租金。如果认为地租来自于土地,而土地的最大特点是假定它不能被毁灭(即供给不为价格所左右),那么对于那些供给同样不会减少(不需要任何成本来维持恒定的供给)也不能增加,即不会随价格而变化的资源,从逻辑上说就必然也会带来租金收入。但这种租金显然不能简单地也称为“地租”,于是就在“租金”之前加上了“经济”两字,经济租就成为了一个用于经济分析的泛化理论概念。李嘉图从地租的产生原理中,发展性地提出资源的稀缺性将会产生经济租的结论;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认为经济租是通过垄断来实现的,从市场方面回应了租金的来源;而后熊彼特从创新的角度说明了经济租是可以通过创新创造的;随着对企业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彭罗斯从企业内部的透视化,提出差异性能力也具有产生经济租的实质。

经济租概念的界定

在现今流行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平狄克将经济租金定义为厂商对某生产要素的支付超过该生产要素目前所得报酬的部分;迈克尔•帕金提出经济租是指在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取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范里安则将经济租金定义为支付给生产要素的报酬超出为获得该要素而必须支付的最低报酬的部分。笔者认为经济租是为维持某种生产要素的当前供应所必需的最小收益之上的额外收益。当厂商占有某种稀缺资源(自然资源、技术、人才、品牌、权力)时,就具有了寻租能力。因为这种资源能带给企业利润而其他企业却无法学到这种能力,也不拥有这种资源,其他企业为了获得这种能力和拥有这种资源而愿意支付一笔报酬给它,其值超过获得资源时的价格。

经济租与垄断利润

租与垄断利润是非常不同的,笔者认为垄断利润必然是有租的存在,但经济租却不必然会是垄断所带来的。比如,一个做着电池生意的创业者“张三”,他拥有着一个比当时市场价更为便宜的进货渠道,于是就获得了一种经济租。但这种更加便宜的货源无法满足整个市场的需要,即其在电池市场上只占一定份额,因此他由此所获得的只能称为经济租而不是垄断利润。具体地说,在竞争性电池市场中的X型号电池价格是每个100元,而张三找到了一个较好的进货渠道,进货成本只需要每个20元;这样,张三就可获得每个X型号电池80元的租。在此只能将张三所获得的利润看作是一种租,因为他的进货渠道是有限的,且不能将其扩大到足以供应整个电池市场的水准,该进货渠道的旧电池在一段时期内是有限的。因此,除了张三之外的所有企业每卖一个X型电池都是100元,并且购买者也愿意支付100元,则购买者对张三的电池也会出价到最高100元。

与垄断利润不同,租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无效率”或者“配置浪费”。应当明确的是,租在所有经济领域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它既存在于竞争性行业,也存在于非竞争性行业。任何一家企业,如果找到了一种效率更高的生产程序,或获得了异常便宜的供货来源,或购买了时价较低的机器,或拥有特别高效的经理人才――但却无法将其生产扩大到可以其较低成本的价格满足行业内的大部分需求的程度――可赚取一种经济租而不是垄断利润。阻止企业获得租是不可行的,因为这将损害企业对效率的追求。在许多情况下,由通过才华或技能获得租的企业来享有租极为公平。

关于租是否合时宜、公平、合理就需要考虑到腐败的问题。腐败来源于权力,而权力是一种稀缺的公共物品,正是因为权力的这种特殊性和稀缺性,让它具有某种“经济租”。而一旦一个人拥有权力,他就拥有了这种“经济租”,可以利用其来寻租。他可以通过权钱交易,将这个权力让渡给需要的某企业,企业只要觉得贿赂的成本小于获得“经济租”所带来的收益,腐败问题由此而产生。这样的寻租是有社会成本的,带来的是极为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这样的资源配置是否有效值得质疑,更可能会带来社会资源配置的极大浪费。

经济租的规制

除了上文说的权力产生的经济租需要控制以外,还有一些经济租的产生也值得关注,需要政府控制。比如,有些产品在某些突然发生的情形,需求剧增而供给不足时,相对少的生产者会获得巨大的经济租金,由于产品价格攀升会造成收入由消费者向生产者转移,而这对社会来说是不可取的,有可能不失效率却有失公平。因此,当某种对消费者具有极端重要性的产品的生产者突然获得了数量庞大的租,而他们自己对此却并没有采取任何主动措施(只是因为运气或者整体经济形势的改变)时,政府出台相关规制条款来控制租就成为必须和必然了。这种对租的规制,不在于更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而在于更加公平地分配收入。因为首先,生产者所获得的额外利润并非理所当然;其次,这些利润所代表的从消费者向生产者或其股东的收入转移被认为是一种逆向的转移;再次,所涉及的数额是巨大的――如此巨大以至于政府应当进行干预,以保证由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来享有这种“意外之财”式的租所带来的利益。例如房地产,我国的房价上涨快,不是房地产商的努力工作的结果,也不是房子造得比以前更结实更抗震。而是因为,一方面国情导致土地的供给是非竞争性的,另一方面房子的需求却由于计划生育所带来的畸形人口红利和当前的经济形势而不断上涨,这种不正常的经济租为房地产生产者和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政府为了“经济公平”有必要出台相应的规制手段,通过税收以及其他方式的配合,将这种逆向转移的收入重新转移回消费者,也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真正的拉动消费和拉动内需。除了房价,还有许多社会上突然价格上涨的生活必需品也可能是短期“经济租”带来的结果,同样需要政府来规制。

经济租的演化

经济租的潜在吸引力使资源所有者和把资源用于生产的企业家产生了动力。企业家的行动必然推动市场向前发展,寻求利润的企业家始终力图找到新的机会赚取经济租和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的机会,从而造成连续不断地进行资源再分配的充满生机的过程,推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在此过程中,通过一定时间的调整,所有经济租势必会逐渐减少或者消灭。

经济租的消散主要靠两条途径。第一种途径是竞争。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租的存在必然吸引该要素由其他产业流入有租的产业,增加该产业的产出,压低产品价格。在规模经济效益不递增的前提下,要素的自由流动最终使要素在该产业中的收入和在其他产业中的收入一致起来,从而达到均衡。所以,按照经典的总体均衡理论,只要市场是自由竞争的,要素在各产业之间的流动不受阻碍,任何要素在任何产业中的经济租都不可能长久稳定的存在。第二种途径是社会再分配。自由竞争也不是万能的,尤其当经济租的分配在长期内保持不平衡时,采取适当的政府干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政府行为对于市场的干预大大超出由最低限度的或保护性的状态所规定的限度(主要指政府保护个人权利、人身和财产及实施自愿签定的私人合同),逐渐干预市场调节过程,那么,租金下降或消失的趋势就会被抵消,并且有可能完全停止。

接下来,文章以大学生的“经济租”来讨论其演化过程。大学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接受教育就意味着人力资本的投资,投资必然应有回报。这个回报就是得到一种“经济租”,就是大学四年毕业获得两个证书―学士学位证和本科学历证。1999年扩招之前,能享有此证书不光是荣誉,更是得到了能带来未来收入的“经济租”凭证。这一时期的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有着普遍的稀缺性,也因此拥有美好的未来和憧憬。但是1999年教育改革扩招之后,这个群体不再特殊,更加不稀缺。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租,98级本科选择了考研,随着硕士和博士的扩招,他们的“经济租”稀释得更快(因为要考虑时间带来的机会成本)。反观现在体力劳动者获得的“经济租”,近日沿海的民工荒,建筑工人在广东某些地方月工资已经上涨到3000以上,但这个“经济租”是暂时的,不稳定的,随着经济形势和国家政策的改变必然会消失。

参考文献:

1.平狄克等著,张军等译.微观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哈尔•R•范里安著.费方域等译.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6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加拿大]罗宾•巴德,迈克尔•帕金著.王秋石,李胜兰等译.微观经济学原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贺卫.寻租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5.Barney,J.B.Strategic Factor Markets:Expectations,Luck,and Business Strategy[J]. Management Science,1986

微观经济学稀缺性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过有效期；快速ELISA试剂；日本血吸虫病

近年来我国血吸虫病在一定范围内有相当程度的回升，但是很多疫区都是属经济欠发达地区，因此经费问题更为重要，本实验旨在研究经费有限情况下快速ELISA试剂盒过有效期近2年后有无应用价值。

1 材料

收集嘉兴、江西提供的各期日本血吸虫病人血清65份，其中男性32份，女性33份，年龄30～63岁。

2 实验方法

2.1 主要设备和试剂。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研究所提供的没过有效期和过有效期近2年的快速ELISA试剂盒（有效期1年）；格兰仕家用炉（型号：WP 750L17）；试管65支；微量加样器1000ml 1支，100ml 2支，20ml 1支 ；粘胶纸4张；计时器1只；吸水纸若干。

2.2 微波-ELISA操作过程按顾启章等介绍方法[1]进行。微波选用功率330W，辐射时间和频率为每分次55s/2min共2次，加入显色剂后置室温，观察反应，阴性参考血清孔为透明，阳性参考血清孔呈蓝色。并取阳性血清管稀释后再次检测，反复以上步骤直到稀释率1∶400检出率明显下降为止。

3 结果

通过本次实验（表1），可见过有效期的ELISA试剂盒与未过有效期的ELISA试剂盒在检测日本血吸虫都有较好阳性反应强度且未见显著差异。

4 讨论

我国血吸虫病在防治初期约有1100万血吸虫病患者。据2001年调查报告我国现有82.1万血吸虫病患者，其中慢性病人近79.5万例，急性病人近600例，晚期血吸虫病人近2.6万例，全国有9000万人口受到血吸虫病威胁。患者大致分布如下：湖北27.8万、湖南21.1万、江西11.2万、四川8.1万、安徽5.9万、云南4.3万、江苏3.7万、浙江0.1万。并且由原来流行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12省（市、区）的426县（市、区），经过50余年的有效防治，至2002年，已有广东、上海、福建、广西、浙江5省（市、区）阻断了血吸虫病的传播[2]。但是近20年来，我国钉螺面积一直维持在35亿m2左右。随着退田还湖、平垸行洪的开展，将有一些洲垸重新变为有螺区，此外，洪水频发使钉螺扩散。因此，在今后的若干年中，我国钉螺面积会有相当程度的回升，防治工作不容忽视。诊断是防治工作最基础的环节，当前常用的血吸虫病诊断方法是病原学检查与免疫学方法，病原学方法主要是粪检，在确诊病人方面起重要作用，但有许多不利的方面，特别是用于科研统计等，所以当前应用的主要有皮试、环卵沉淀试验(COPT)、间接血凝试验(IHA)以及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3]，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具有各自的优点与不足，表现在特异性、敏感性及实验所需时间等方面的差异（表2）。从表中可见快速ELISA试验敏感性、特异性较好，近来又发现了微波-ELISA试验方法[4]只需5min即可加底物染色，大大缩减了试验时间，但ELISA试验方法受条件限制较多。本次课题为利用其它权威机构的科研成果，所用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研究所提供的快速ELISA试剂盒，是比较成熟稳定的单抗试剂盒，在前人的成果上进行过有效期和在有效期内的对比实验，可以避免许多实验影响因素，使课题得以在短期内集中精力，集中时间完成。世界银行贷款血防项目结束之后，化疗和灭螺药物难以保证，疫情随时可能反弹；已控制传播地区，有的发生新感染和急性感染；已阻断传播地区，因经费短缺，难以开展有效的监测工作，有的地区钉螺大幅回升。而血吸虫病现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5省湖区及川、滇山区。这些地区都属经济欠发达地区，因此经费问题尤为重要，也就使本次课题有了利用价值。本次实验拟在探索在微波-ELISA试验[5]的基础上对试验条件尺度的放宽，即用过有效期的ELISA试剂盒来检测日本血吸虫病。本实验结果（表1～2），可见过有效期近2年的ELISA试剂盒与未过有效期的ELISA试剂盒来检测日本血吸虫都有较好阳性反应强度且未见显著差异。特别对于某些药品短缺的偏远山区或经济欠发达地区适用，但笔者认为尽可能使用未过期试剂，过期试剂毕竟还是存在一定数值差异的。

参考文献

1顾启章，张宏莹，朱善济，等.微波辐射ELISA诊断日本血吸虫病的初步研究.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1999，7：115-116

2郑江.我国血吸虫病防治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2003，21 (1)：4-5

3严自助，王文，吕再婴，等.血吸虫病抗体的快速测定.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1996，14:302

4袁红，张宏莹，杨艳宏，等.家用微波ELISA检测血吸虫病血清抗体的观察.浙江预防医学，2002,14(3):78

微观经济学稀缺性范文第5篇

一、行业集中度低，企业之间恶性竞争

我国国际贸易发展速度很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额基本以每年20%多的速度增长，有些年份甚至达到30%多。但是国内某些行业的市场竞争格局变化不大，各个行业集中度都比较低，贸易主体多，行业规模小，对外缺乏统一的声音，自然缺乏影响力。2008年，我国共有钢铁企业1000多家，其中居前九名的钢企产量只占全国总产量的40%；而欧盟前四家、日本前四家和韩国前两家钢企的产量分别占其地区和本国总产量的73%、75%和85%（刘刚，2009）。国内钢铁行业的铁矿石需求方基本是由三种力量组成：一种是代表大型国有钢厂利益的集团，他们在经济和政策上都拥有一定优势；一种是中小型的民营钢厂，自负盈亏，经济效率相对较高，但受到一定的限制；还有一种是贸易商，为赚取价差而存在。所以，虽然整体上我国作为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拥有比较大的议价优势，但由于内部力量的分化，使得整体利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大豆、棉花等都是这种情况。在铁矿石的进口中，虽然中刚协极力协调，希望能够承担谈判的主角，但是中刚协与各钢厂并没有那种天然的联系，也得不到钢厂的充分信任。而反观铁矿石的卖方，市场主要由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主宰，行业集中度高。我国的稀土虽然具有资源垄断优势，但稀土行业没有培育和形成在国内和国际市场有影响力的骨干企业，行业企业众多，集中度低，产能过剩必然导致价格的恶性竞争。近几年，国家也在进行稀土相关企业的整合，如包钢稀土对北方稀土企业的整合，但是要形成具有话语权的企业和市场地位，不是靠国家政策可以完成的，一定要通过市场竞争，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从众多企业中脱颖而出，最后成为行业翘楚。

二、期货市场小，缺乏国际影响力

一个国家要掌握商品的定价权就必须要有对国际有影响力的期货交易场所。现代社会，金融资本在商品定价权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一般来讲，期货交易所中商品交易量越大，交易越活跃，就越容易撑握商品的定价权。目前，我国有3家期货交易所，只有10个交易品种，而美国商品期货市场则有多达 348个交易品种。交易品种稀少、市场规模小、市场开放度不高、市场参与者有限等因素制约了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使之难以发挥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作用。目前，国际市场的定价权基本上掌握在几大期货交易所手里：国际石油价格的确定主要由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期货价格决定；国际农产品价格主要以美国芝加哥期货价格作为参考；国际金属价格主要参照英国伦敦期货价格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大宗商品进出口只能被动地接受国际价格。与此同时，由于我国企业在商业秘密的保护等方面缺乏管理经验，外国的供应商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了解或预测我国的库存状况及采购时间、品种和数量，利用期货市场进行炒作，抬高价格，赚取巨额价差。此外，由于我国企业缺乏利用期货市场避险的能力以及我国没有相应的国内期货市场进行价格风险规避，这就使我国企业进口面临的价格风险绝大部分由自己承担。

三、产品技术水平低，产能弹性缺失

我国出口产品中加工贸易产品占比一般在50%以上，而一般贸易相对不发达，且我国加工产品企业大多处在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中的产品制造环节——即价值微笑曲线的最底端。我们知道，制造环节相比其它六个环节是创造价值最低的环节，如我国稀土主要是应用在传统领域，应用在高新技术领域的不到 50%，特别是在稀土新材料领域，我国几乎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如在国际军工材料市场上金属钕、金属镧、金属镝、金属铽等提炼于稀土的稀有金属，其粗材与精材的纯度每提高 1个百分点，价格就几乎翻1倍。而目前的现状是国际市场的稀土精材多为日、美等国以技术优势掌控，而我国出口的多为稀土氧化物或其他合金型低附加值稀土加工产品。 无论作为资源需方或是供方，中国企业在产能运转率方面都缺乏一定的弹性，产业链短，很多企业局限于初加工环节，这就直接造成了在市场向好时，企业快速扩产满负荷生产，过度竞争造成全行业利润微薄；市场一旦下滑甚至持续低迷时，企业只能适量减产，却慎言停产，必要时借助政府之力拉动需求。 正是这样缺乏弹性的工业产能，让中国无论作为供方还是需方都面临相对于交易对手的过剩问题。像我国钢铁行业7亿吨产能如不能弹性运转，面对市场的变化，三大矿仍有底气漫天要价；即便上期所开设了铜、铝、铅、锌、钢铁等所有的金属期货，具有反映和放大供需关系的期货价格仍然不能反映中国的利益。

四、商品信息体系建设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