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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科;实证领域;规范性研究;技能型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7-0264-03
管理经济学是工商管理和经济学类学生必修的一门基础性课程,其内容框架是围绕着企业决策行为展开的。近年来,公共管理类专业也逐步引入开设了这门课程,目的是将企业管理决策的思维和方法引入到公共部门管理之中,培养学生在“公域”内理性思考和理性决策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公共部门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的更新。
目前,国内多数管理经济学教材基本上是为企业决策量身定做的,教学内容和案例选择都带有浓厚的“商业化”色彩。如果直接沿用这些“企业版”的管理经济学教材,学生往往会产生很多困惑和认识上的误区,例如认为管理经济学仅仅是微观经济学在公共领域的一个“翻版”,两者没有太大的区别。笔者认为,要廓清误解和困惑,提高教学效果和效率,就需要回到这门课程教学的“原点”――厘清这门课程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明确这门课程在公共管理类专业中的位置。只有在澄清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言及教学方法的创新,才能实现管理经济学的思维框架、分析工具和决策技术与公共管理实践的对接。否则,这门课程就易于孤立于整个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之外,弱化了其存在的意义。
一、承继与分野:管理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者关系的定位
厘清管理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是理解管理经济学、搞好课程教学的一把“钥匙”。从学生认知的角度讲,弄清楚这个问题相当于从总体上把握管理经济学的脉络。从教学内容上看,管理经济学涵盖需求理论、生产和成本理论、不同市场结构下的决策、长期投资决策等内容,这些知识板块与微观经济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透过内容架构,对两门课程的目标、所研究问题的性质、研究焦点和分析工具进行检视,就会更全面准确地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以在两门课程中均属于教学重点的需求理论为例,比较这两门课程在涉及这个问题上的耦合区和分歧点。下页图1中实线部分是属于微观经济学中涉及需求理论的知识内容,虚线部分是属于管理经济学的知识内容。图中可以看到,同微观经济学一样,管理经济学也承继了新古典主义方法论,以“理性的经济人”作为假设前提,以消费者理性选择模型来刻画消费者的行为,研究焦点都是资源最优配置问题,均采用了边际分析、比较静态分析方法。但是,微观经济学的终极目的是诠释和细化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所以侧重于市场均衡分析――市场力量能否推动相互联系的产品和服务市场同时达到均衡,需求理论仅仅是市场均衡分析的一个构成要件。而管理经济学是为企业和公共部门决策服务的,所以侧重于需求理论的实际应用价值。在理论推导出需求曲线以后,就需要运用回归技术,利用既往数据或者市场调查数据拟合出经验性的需求曲线,以此作为预测和决策的依据。正如管理经济学学者曼斯菲尔德指出的:管理经济学试图把纯理论分析问题和日常决策联系起来,前者为经济理论家兴趣所在,而后者则是管理者所必须面对的。
此外,两门课程所研究问题的性质也是迥异的。在下页图1中,我们不难发现,从严格意义上讲,微观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微观经济学试图描述市场经济如何运行,而不涉及怎么运行的问题,属于实证领域(解决“为什么”、“是什么”两个问题);管理经济学则主要是规范性研究,解决“应该怎样”的问题,具体说,就是建立一系列规则和方法以“告诉”企业和公共部门“应该”怎样决策,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管理经济学要采用了线性规划、博弈论等等这些数学工具了。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管理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同属于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在基本方法论上是一致的,并且,管理经济学“借用”了微观经济学很多分析方法。两者的根本分野之处是课程目的和所研究问题的性质上,其他的差异都是由此衍生而来的。具体到教学过程,笔者根据自己的教学经历,认为可以在管理经济学知识内容正式讲授之前,选择某个学生熟悉的教学内容,采用图示方法,与微观经济学进行对比较,通过对比可以帮助学生对管理经济学有了一个初步了解,对即将学习的内容做到心中有数,这样也减少对教材中大量数学内容的“恐惧感”。
二、技能型教育:管理经济学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合理定位
在不同学科背景下,管理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是有所差异的。因此,合理的定位对于公共管理“视野”下管理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定位合理既可以帮助教师明确课程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也有助于学生理解课程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以公共管理学科在英国的形成史为例来观察管理经济学的课程定位。20世纪20年代,公共行政学科已经在英国诞生,其课程设置以政治学、法律、社会分析等社会科学课程为主,课程目标是培养行政官员。1979年撒切尔内阁发起“新公共管理运动”,这个运动触发了英国公共部门管理范式的转变。政府开始要求公务员具有私人部门的管理风格和管理技术,例如重视公共服务的市场需求和顾客反馈,重视成本核算等等;要求公务员更像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的公共管理者,而不是行政官员。这一需求的转变导致英国大学中公共行政专业发生嬗变,传统的以社会科学为主的课程组合开始转向以经营和管理科学为基础的课程组合,管理经济学、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课程的进入标志着新学科――公共管理学科的逐步形成。由此可见,管理经济学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定位应当是为未来的政府公务员提供管理、决策方面的技能性教育。更进一步讲,管理经济为公共管理学科“贡献”的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试举例如下。
例1,根据需求理论,我们知道商品需求量和这种商品的价格、消费者收入、替代品的价格等因素存在着数量上的关系,但是经济理论并没有告诉我们需求函数的具体形式,通常设定为线性形式仅仅是为了理论上的方便,这样的需求函数是无法进入实际操作层面的。如果公共部门要对香烟征税就需要知道香烟的价格弹性,以此做出征税决策;公共电力部门制订长期生产能力计划就需要预测出用户对电力的需求量。这些都离不开需求函数的经验估计。管理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通过既有数据拟合出需求曲线,这具体地涉及到数据采集(消费者调查或者市场试验)、模型设定、数据拟合、模型识别、模型检验、残差分析、参数的经济学解释等知识点。经过这样的程序就能得到比较可靠的需求曲线供决策参考使用。当然,这样的工具也可以用于成本函数的估计。
例2,现代公共管理强调公共责任机制,以绩效评估强化公共部门对公众和国家权利机关的双重责任。管理经济学中的线性规划技术正是进行绩效评价、优化资源的强有力工具。这个工具帮助管理者怎样以最佳的方式在各项经济活动中分配有限的资源,以便最充分地发挥资源的效能去获取最佳绩效。1985年荷兰的Rijkswaterstatt利用线性规划技术制定了全国水管理政策,年均节省开支1 500万美元;1989年San Francisco警署利用线性规划技术制定巡逻时间表来安排警员工作,年均节省开支1 100万美元。可见,对于具体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线性规划技术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
综上所述,无论从公共部门管理的的实际需求、学科的形成史,还是课程的自身特色来讲,管理经济学都应该定位在技能性管理技术、管理方法的教育上。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应当围绕着这个定位展开。这样的课程定位也是人才培养的需要。笔者认为,在技能性教育的定位下,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精讲理论性内容和用于理论推导的技能方法,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引导学生回忆复习微观经济学中相对应的部分,突出“实用性”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的教学,例如计量经济学方法、线性规划技术。实际上,这两种方法已经成为国外公共管理领域主流性的管理工具,这应当引起中国公共管理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三、特色化与实用性:案例选择的两个基点
案例教学法是近年来公共管理学界大力提倡的教学方法。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案例教学法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参与热情,有效地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管理经济学而言,案例教学使学生象征性地步入特定决策者位置,体会、熟悉乃至掌握公共部门决策的对象、程序和方法。某种意义上讲,案例教学法是起到“典型示范”的作用,通过“案例示范”使学生掌握各知识点,即决策的方法和技术,也能够使学生积累未来解决类似问题时可以诉诸的经验。目前,在各类管理经济学教材中虽然包含了很多案例,但是其中大多数以企业部门决策为对象,即使涉及到公共部门,也不完全是以公共部门的管理决策作为分析对象。例如,涉及到不同市场结构下企业行为时,多数教材均将这个话题延伸到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及政府管制问题上,以诸如中国电信这样的企业作为案例来研究企业行为以及政府管制行为。实际上,这部分内容和这种案例更多地属于政府管制经济学或者公共政策分析的范畴,与管理经济学所研究的公共部门管理没有太大的关联性。
笔者认为,鉴于管理经济学在公共管理学科的定位是技能型教育,相应的案例选择就应契合学科、专业背景和培养目标,突出案例的“公共管理”的特色以及实用性。具体地讲,案例的选择要结合公共管理学科各专业的特色,多采用相对应公共部门的管理事件和场景作为案例。例如,讲授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法预测经济变量时,“企业版”管理经济学可以采用企业销售量的预测来作为案例,在财经类高校开设公共管理专业中,就应该采用诸如预算支出或税收收入这样的财量的预测作为案例。这样既让学生掌握了时间序列预测法,又体会了财政部门管理的内容和方法。实用性是案例选择的另外一个基点,这个基点要求所选择的案例应具备可操作性,学生在未来管理实践中可以“复制”从案例中学到的管理方法和经验。例如最优化技术这部分教学中,照搬微观经济学的案例,以既定量货币在衣服和实物之间如何最优配置作为案例,显然不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如果选择基础设施,例如高速公路最优规模如何决定作为案例,则更贴近公共部门决策的实际。
相对于传统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学者平时重视收集、整理和编写案例教材,建立内容丰富的案例教学库。案例选择是案例教学的第一要务,目前国内有关公共部门采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如计量经济学、线性规划等技术来进行管理的案例尚不多见,已有的案例比较粗糙。笔者认为在把握特色化和实用性的基础上,可以引进一些国外的案例,国外案例相对成熟,可操作性强,而且对中国公共部门管理的改革,例如预算管理改革,也具有借鉴示范意义。
四、结语
1951年美国学者乔尔・迪安教授著作的出版标志管理经济学的诞生。今天的管理经济学已经吸收经济学、管理学、决策学等学科的精粹,发展成为一门对企业和公共部门管理具有基本方法论意义的学科,涵盖了管理决策中几乎方方面面的问题。中国公共部门管理改革正方兴未艾,其成效既取决管理思想的变革,也有赖于管理方法上的“量变”。有鉴于此,改进管理经济学在公共管理各专业中的教学方法,突出技能教学,编写精当的案例,必将培养出新型的公共管理人才,加速中国公共部门管理改革的进程。
参考文献:
[1]埃德温・曼斯费尔德.管理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113-117.
[3]宁骚.公共管理类学科的案例研究、案例教学与案例写作[J].公共管理科学,2006,(1):34-35.
一、企业管理决策的内涵
决策,是人类的生活和生产中较为普遍的一种行为方式,其是人类在对于一些事情的最佳解决对策上的一种选择过程。对于企业来讲,有位著名的管理学家曾说过,管理就是决策。这一点总结的很好,直接表现了企业管理的核心思路。决策对于企业来讲,它是其任何行为最为原始的步骤,即决定着企业今后的行为方向、思维方向。企业决策方向的正确与否,决定着其发展的相关命运。在观察一众企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难发现其出现问题的原因都和决策有着很大的联系。
在企业中,决策最根本的价值就是选取对企业发展最有优势、最有价值的行动策略。但这不能够从根本上就决定了企业接下来的动作,因为还要考虑到一些将来的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决策中的风险因素是不能够消除的。很多决策其企业的发展中有很多关联性的,如果最初始的决策其方向如果错误的话就会导致全盘崩溃。就譬如像是安卓手机系统的出现与諾基亚手机的衰败,其在当年在手机领域以一种睥睨的姿态傲视着一众手机品牌。可当安卓系统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现象,众多手机厂商都投入了安卓的阵营中,而诺基亚却故步自封一直使用着自己的手机系统,导致其市场份额一直被缠食。而诺基亚虽然做出了相对正确的决策,在后期与微软的手机系统进行合作,也有了一些起色,但最终还是衰败了。
所以,企业管理层若想获得决策的成功,就需要在决策的同时引入科学的决策手段和理论依据,在保证决策能够给其带来足够利润的同时,也要保证其决策的关联性。而在企业管理决策中引入管理经济学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二、企业管理决策的现状
现今我国的企业管理中,其对于学术型的决策理论应用还不到位,导致企业在决策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一)决策存在着片面性
在企业中,最高的决策权利通常是掌握在企业领导的手中,而其手下的员工大多是根据领导的相关指示进行理解和执行的。这使得领导在下决策时,大多数都凭着其一些经验来进行决策,这种决策存在着片面性、仓促性,未能够体现决策应有的科学性、大局性。比如说,中国著名的乐视公司,在业界拥有比较好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如果乐视继续坚持本土化运营,发挥其所具有的网络媒体优势,将会一直保持较好的市场业绩表现。但是最近半年来,乐视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了严重的信贷危机,大量员工工资与供应商货款被拖欠,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是乐视在进行企业的决策当中,缺乏全面的市场可行性分析,盲目的进入了智能汽车领域,最终导致企业融资困难,产品创新乏力,原有的企业发展优势逐渐丧失。通过乐视这一反面案例可以看出,当前的我国很多企业在决策方面呈现出较大的片面性问题,需要在今后的企业改革与管理当中,积极的引入相关的原理与思想进行逐步的完善,例如管理经济学思想。
(二)决策缺乏着适用性
大部分的企业决策,都是根据领导的决定来进行来进行的。如果领导对于企业基层不够了解的话,就会导致在这个决策执行中就会存在很多的难度。并且没有根据企业的现状来制定决策,更不适合企业的发展。我国一些具有市场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在完成了本土化的升级与发展之后,陆续将目标聚集国际市场与海外市场。我们在看到企业对外扩张取得效益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些企业在发展决策中存在着一刀切的思想。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产品的市场营销以及企业文化构架方面,还没有进行因地制宜的量身定制。最终导致企业发展战略水土不服,无法发挥出原有的优势与价值,因此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市场的参与者,政府的决策者,都应该本着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路,来提高企业发展普适性。但是从目前来看,我国的诸多企业还有着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以对于引进科学、先进的理论与管理技术就显得格外重要,并且对于我国企业今后的发展还有着一定的带动作用,使我国的一众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拥有更加强大的竞争力。
(三)决策缺少应有的理性思维
在很多企业在对待问题上,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以及逻辑推断,致使其在决策毫无根据,没有凸显出应有的理性思维。这会导致企业资金的白白投入,轻则会造成经济损失,总则将会是企业崩塌。就比如说格力制造手机这一事件,虽然格力在我国的空调领域是数一数二的地位,但是其发展手机在没有对市场进行细致调查的情况下,全凭这领导的喜好来开展手机这一行业,其后果可想而知,而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购买格力手机的人寥寥无几。
所以,基于当今中国的企业管理决策的现状,各个企业则更应该使用科学先进的决策手段,以应对当今复杂的经济环境。
三、应用管理经济学对于企业的积极影响
(一)对企业内涵的影响
现代影响企业建立的因素不仅仅是资金,还是理论和技术的积累。企业的发展路线,也不仅仅是普通的资本累积,更是对于企业内涵的相关培养。通过管理经济学与企业的实际管理相结合,在平时的管理决策中运用管理经济学的方式,不仅能够有效分析各种问题的解决对策,还为企业的发展方向提供良好的发展方向。企业管理者通过这些良好决策的应用,在加深企业内部技术与人才的有效利用的同时,深化了企业的内涵。
(二)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这里的竞争力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企业通过管理经济学的需求理论运用,在对于产品价值的管理决策中,能够获得最优的结果,这种结果能够提升产品自身的竞争力,加深企业产品在其领域市场中能够获得更好的效果。第二个方面是,通过管理经济学的市场理论运用,能够让企业的利润达到最大化,实现企业资本快速累计,并且还加强企业的运作实力,这些都能使企业从客观的角度拥有了更强的竞争力。
(三)对企业风险的影响
企业在相关决策中,必然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素。所以管理者在做任何的决策中,就必须对风险进行预测。而通过对于管理经济学的运用,使管理者得到系统科学的数据化分析,并且还有相应的数学模型能够获得相对准确的风险概率分析。这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降低企业决策中出现风险的概率。同时,企业还能够根据管理经济学的相关提示,依据风险作出有效的防备计划,是在风险放生的同时企业就能作出积极地回应,使企业损失降到最低。
四、管理经济学在企业决策中的应用
在管理经济学中,其最为重心的内容,就是强调企业经济管理决策中的理性思维。这种理性思维不仅体现在企业决策者分析问题的整体性上,还体现在企业决策者的经济概念以及对于经济发展的认知上。通过管理经济学的相关数值分析,企业管理者在決策的方向上以及对于管理思维上都有着同样的准确度。其具体应用如下:
(一)通过函数模型来决定决策方向
管理经济学主要是通过某些函数模型,来影响企业管理的决策方向。比如说通过函数来决定企业产品的成本控制。在对于提高效率的计算中,可以使用的函数是Q=f(L,K0),保证K0的系数恒值,企业产品的产能会跟着L的系数增大而提高。如果某一个企业使用三人组的工作结构,并且这种工作结构的效能还高于普通的工作结构,在保证工作条件的一致的情况下,员工的效率也都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在对于成本降低的计算过程中,可以使用边际产量原理来求出结果。其主要的函数为MPL=Q/L,这个原理就是在生产方式相同的情形下,某些因素的变换会影响总结果的变化。这里的变换就是MPL。在此之上,从这个函数模型上可以明白,在总的产品产量不发生改变的时候,减少作业人员能够降低成本。通过相关函数的模型,企业管理在决策中,能够做出清晰的计划来进行相关的经济活动,在降低风险的同时,加深了企业整体销量。
(二)对产品价格、市场的合理分析
在进行这项工作中,企业在对产品定价的相关决策中,首先要把产品的价格稍微抬高一些,再根据产品在市场中的表现进行调控。还可以进行降价销售的方式,降价是一种企业经常使用的方式,由于产品的利润达到最高的时候都是其价格浮动性比较高的情形下。
通常情况下,企业在进行产品的定价过程中,首先制定较高的价位,然后根据市场产品的价格逐步减价,这种减价方式是产品销售中经常使用的手段,因为产品最大利润化一般出现在价格弹性充足的情况下。企业的相关人员必须要了解产品浮动的价格变化,与此同时还要清楚各种相关产品之间的联系,一定要计算好产品之间的数值比。通常情况下,其最后数值显示越大,说明产品之间有着强烈的竞争,反之则是互补商品。相关销售人员只有在全面了解产品价格浮动的前提下,才能在市场中占据有利先机,才能够对产品进行时时更换,把握市场先机,从中赢取利润。此外,企业内部对产品价格的调整也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需求量,所以企业要做到时刻关注消费者对产品喜爱的偏好,从而更加准确的进行调整价格,以促进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根据这些方式,能够让企业在发展中得到较大的经济收益以及市场竞争的能力,这也认证了管理经济学中的理性思维,对企业管理决策中重要的程度。
我曾经听说在中国有这么一个调查,被调查的对象是在商学院或者管理学院接受MBA或者EMBA训练的企业管理者或经理人。当他们被问及在他们的课程表中什么课程是最没有用的,答案往往是管理经济学。这是一个看起来颇为奇怪但实际上又可能非常正常的答案。在几乎所有的MBA教学课程表中,管理经济学常常被作为“思维框架”的核心课程之一。既然是作为思维框架的课程,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我们的管理决策提供一个标准的经济学视角。但问题是,建立起一个新的思维框架肯定不等于提供一套解决问题的现成方案,因此,管理经济学这门课程在中国非常有可能被管理者视为并无多大用处的课程。在他们看来,支付高额的学费是希望“购得”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是用来接受“智力训练”的。
这的确很有意思,开设管理经济学的目的本来是帮助他们建立起一个不同的思维框架,也就是建立起看待决策问题的一个不同于管理学或会计学的思维模式,而不是给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在这里,解决问题或者决策是由这些管理者自己做出的,管理经济学不可能替代管理者做决策。但是,这个思维框架的训练有助于管理者认识到做出一个好的决策是多么的困难从而也多么的有价值,因为管理经济学告诉我们做出一个好的决策是需要条件的,而我们一旦认识到一个好的决策所要求的条件是什么,我们就能清楚地了解在现实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些条件以及我们面临的选择是什么。经济学(主要指微观经济学)本来就是研究做出最优选择的条件和逻辑的。不用说,能做出的最优选择自然也是最好的管理决策。但是,做出最优决策的那些理想条件在现实中往往并不存在或者并不完全存在,因此重大的和成功的决策才具有了很大的边际价值。正因为如此,在今天的社会里,成功的企业家或管理者就变成了受社会尊敬的人物,甚至是公众人物,而管理决策的经验与教训也成了当今商业社会最有价值的话题之一而受到热烈和持续的讨论。
虽然人们并不能够容易地做出管理的决策,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管理者是基于常识和过去的经验来进行决策的,因此事实上,我们熟悉大多数的决策逻辑。经济学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实际上就是在讲述常识,尽管常识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却常常在复杂的或者重大的决策中忘记常识,而被纷杂的表象和零乱的信息所干扰。在杂乱的信息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抓住核心的问题是管理者做出最优决策的关键。而管理经济学提供的就是一种将现实世界高度简化的处理方法,不仅如此,管理经济学还为我们发展了基于“利润最大化”目标模式的决策逻辑与思维方式。
即使这样,管理者还是常常不能理解经济学在决策上的用途。为什么呢?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在经济学里,决策的逻辑完全是为了帮助“经济学家”更好地理解管理决策的逻辑,而不是帮助管理者做出决策。比如,在为管理者所写就的经济学书籍中,经济学家往往集中突出了最优决策的基本结构,即最优的决策是在约束条件制约下进行的。既然取得自身赢利的目标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决策的内容就是能发现约束条件的变化并及时调整实现目标的手段与方式。这个手段被经济学家表述成了“边际等值”这个数学原理。可是,当管理者希望经济学家告诉他们“边际成本”和“边际收入”这些经济学术语怎样才能指导他们的实际决策时,我想,经济学家常常会发现自己的确没有办法回答,因为“边际成本”和“边际收入”是用来帮助经济学家“理解”管理者决策的概念工具,而不是提供给管理者自己做出决策的操作工具。实际的情况应该是,管理者常常会做出对自己的经营合理而有利的决策,而不用经济学家来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成功的决策总是那些能发现约束条件的变化并能及时调整实现目标的方式以便更好地赢利的选择。对于企业家或管理者而言,他们对市场总是保持着敏锐的目光,他们懂得及时捕捉所有可能出现的市场机会,而这决不是在他们懂得了“边际成本”和“边际收入”这些概念之后才学会的,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是经理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
有意思的是,尽管管理经济学不被管理者看好,但那些厚厚的教科书总是可以总结出几个简单易懂的“原理”来证明经济学对管理决策的用处。不过,这些能总结出来的原理对管理者的决策过程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管理者需要一本帮助他们懂得而不是帮助经济学家理解决策逻辑的《管理经济学》。这些原理通常是:
(1)使用任何(自己拥有的或他人拥有的)资源的真实成本是“机会成本”,这意味着,只有当资源可以流动(买卖)起来时,我们才有可能发现资源的真实价值。所以,只有更多依赖“市场机制”或“市场化”的生产或经营活动才能发现真实的赢利能力,才可能有效率地存在。
(2)是自己生产还是让他人生产,是自己拥有还是从市场获得,这是管理者面临的一个基本的决策。
(3)长期而言,保持持续的赢利(指经济利润)能力是管理决策的根本出发点。以市场占有率、产量、规模、资产扩张、人均收入以及其它短期考虑为目标的决策在长期可能会损害企业的盈利能力。
(4)对于绝大多数已进入市场的企业或经营者而言,关注、研究和不断获得关于市场消费者的偏好变化以及市场需求结构的动态演变趋势的信息是管理决策的重要方面。
(5)在短期,记住“固定成本与生产决策无关”这个结论是重要的。从理论上说,决策在短期只与“可变成本”的变化(即边际成本)有关。这意味着,如果你的决策是在已经发生和支付了固定或沉淀成本之后做出的,那么你的决策就不该建立在对这些成本的考虑基础上,相反,仍然应该建立在对市场需求的预期基础之上。换句话说,你的决策应该是朝前看而不是朝后看的。但从长期来说,你必须考虑你的全部成本才能做出最优的决策。换句话说,在长期,只有保障经济上(成本上)有效率的决策才是最好的决策。
(6)在短期,单个要素持续投入的“边际报酬”最终总是递减的,因为高效率(生产率)的要素总是首先被使用。这是导致企业面临“U字型”平均成本的主要原因。因此,企业寻求“成本最小化”的决策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找到“适合”的要素比例结构,充分考虑要素的相对价格。对于一个企业和经营主体而言,没有最高级的生产(经营)方式,只有最适合的生产(经营)方式;同样,没有最先进的技术,只有最适当的技术;没有最大的规模,只有最恰当的规模。
从发展进程来看,由初期的引进、传播逐步转向独立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些着名的经济学家倡导、呼吁建立中国的教育经济学,尔后通过翻译出版西方和前苏联的教育经济学着作和教材、举办讲习班介绍教育经济学。不久,一批学者便开始以为指导进行独立的研究。
从研究内容来看,大多数研究都立足于中国的实际,选择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的重要而又紧迫的教育经济、教育财政问题展开研究。如80年代关于多元化教育筹资的研究、关于公共教育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合理比例的研究。研究的范围几乎囊括了教育经济学的所有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方法论,依据所研究的问题不同,分别采用了规范研究、实证研究以及比较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运用计量经济学进行实证分析。
从事教育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队伍的专业背景初期主要是师范院校教育学科的学者,尔后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学者加入到这一队伍中来。伴随着教育经济学(1998年以后为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博士授予权单位和研究生的扩大与増加,从事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队伍逐步年轻化和专业化。
20多年来,出版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教育经济学教材、数以百计的学术着作和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其中有一批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教育经济学理论、拓宽了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范围,而且己被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经济决策采纳,或者为政府、学校、企业乃至家庭教育决策提供了支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益。
我们的研究还有些不足。例如,以往的研究大多以宏观层面为主,关注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中宏观层面的问题,对教育经济微观层面的问题,主要是教育机构和组织运行与管理中的经济问题关注不够。研究方法,无论是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有待于完善。在研究性质上大多是应用和对策研究,理论研究,尤其是具有开创性的理论研究并不多见。对于学科建设这一具有长远意义和基础性意义的工作,研究者关注得不够。对于现实中的教育经济、教育财政中许多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还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教育经济学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还不够成熟。首先,表现在研究对象和边界比较模糊。国内外不同的学者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表述和看法,有的从交叉学科的性质出发界定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杨葆火昆1989年)有的强调研究教育中的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效益,还有的沿用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表述,将教育经济学的对象界定为稀缺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美国]科恩,1989年)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都有其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独立的研究对象和边界。尽管交叉学科研究的客体可能是同一的,区别在于研究视角和所用的理论工具不同,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定有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其次,表现在缺乏独立的范畴和相对严密科学的逻辑体系。目前国内外教育经济学所使用的范畴,大多是从经济学科和教育学科中移植过来的,这可能是交叉学科共同的特点,即交叉学科许多范畴都是将被交叉的学科范畴加以组合形成其自身的范畴,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应有其独立的不同于其它学科的范畴。从学科体系来看,一方面不同学者没有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各自的体系都还不够严密。总之,没有形成规范、严密、科学的逻辑体系。
再次,教育经济学之所以没有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原因之一在于它没有较为完整、独立的理论。西方教育经济学是在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前苏联和我国学者早期的教育经济学研究主要以劳动价值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为基础。且不说对人力资本理论存在争议,无论是人力资本理论还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并不能回答教育经济学的全部问题。于是教育经济学研究中便借用了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管理经济学许多相关理论作为工具分析和回答教育经济中的某些问题。总之,教育经济学缺乏独立的、完整的理论。在借用西方经济学有关分支学科或某种理论作为理论依据时,许多研究,尤其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往往采取简单移植或套用的方法,缺乏独立思考。首先对该理论产生的背景、所要回答的问题未加认真分析。其次,它是否正确,如果是正确的,是否适用于作者所要回答的问题也缺乏认真思考。
【关键词】外部经济,外部性,货币外部性,技术外部性
外部性的概念由来已久,关于外部性问题的理论更是汗牛充栋,随着研究的推广,关于外部性的相关理论也已经由经济学基础理论领域的争论,演变为学者们讨论环境、空间集聚、公共政策以及管理经济学等传统主流经济学难以分析的应用经济学领域相关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
一、外部性的由来
施蒂格勒认为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中,既强调市场竞争这个“看不见得手”的作用,也强调“分工受市场广狭的限制”,而这两者之间却又存在矛盾,无法兼容,施蒂格勒将这一问题称之为“斯密困境(Smith Dilemma)”。一般认为,马歇尔为了解决“斯密困境”所导致的市场竞争与规模经济之间的矛盾,即“马歇尔冲突”,将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收益递增问题分为“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对于经济中出现的生产规模扩大,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类, 即生产的扩大依赖于产业的普遍发展; 第二类, 即生产的扩大来源于单个企业自身资源组织和管理的效率。我们把前一类称作‘外部经济( external economies) ’, 将后一类称作‘内部经济( internal economies) ’。”这里的“外部经济”,一被认为是对外部性问题最早的阐述。庇古则在马歇尔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其《福利经济学》中通过个人成本、个人产出以及社会成本和社会产出之间的比较,进一步阐述了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问题:“必须分清楚两种不同的边际净生产,即我分别称之为社会和个人的边际生产……在某些情况下,这(即个人边际生产)等于社会边际净生产,在些情况下则大于,在某些情况下则小于社会边际净生产。”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指的外部经济与外部不经济问题。庇古以此为基础,认为外部性问题,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系统无法解决的问题,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失灵”,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通过政府干预的办法,征收税收来纠正个人净产出与社会净产出的不一致,这也就是所谓的“庇古税”。
二、早期的争论
早在马歇尔提出“外部经济”概念的之时,就有学者对外部性概念提出了质疑,克拉彭认为马歇尔所提出的外部经济概念,由于没有能够明确其最终归属,是一个难以明确把握的“空盒子(empty box)”。而奈特也认为对于某个产业部门来说是“外部经济”的因素,而对于另一些产业部门来说,则可能是“内部经济”,因此外部经济是一个难以把握的概念。希托夫斯基所说, “是经济学文献中最难捉摸的概念之一。”。关于外部性问题的成因,奈特也早在1924年就提出,外部性的形成可能另有原因,那就是私有产权界定不清。埃利斯和费尔纳提出了与奈特类似的观点,认为环境污染等题的出现与产权和制度问题密切相关,“这些后果并非来自企业的原子结构特征,而是源于技术或制度环境,即稀缺物品被 当作免费资源对待;或者是稀缺资源与有效率的产权相分离,这就等同于原子能,供不应求和私人垄断的企业。”虽然把产权与制度因素作为外部性问题的成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外部性概念的难以落到实处的“空盒子”问题,但是,这种作法,反而使得“外部性”概念本身与马歇尔和庇古的观念相去甚远甚至是背道而驰:如果外部性的问题仅仅是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所致,那么外部性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解决产权和制度安排上的问题而实现其“内部化”,这样一来,外部性问题,也就不再经济系统无法解决的“外部”问题了。
同样不满于马歇尔和庇古对外部性问题研究的学者还有著名学者杨格,他在其名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中,他借用了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概念,进一步深化了对分工和规模经济的解释,从而明确了各产业间相互推动共同进步的内生演进机制,从而将在马歇尔和庇古的分析中作为经济系统外的“外部性”因素明确的纳入了市场分工体系之中。
三、主要理论分支和基本观点
二战前后,关于外部性问题的研究,成为学者们改造和突破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重要切入点,相关理论成果直接推动了经济学领域的新发展,大致来说,关于外部性问题的研究有以下几个主要的理论分支。
第一,继承马歇尔和庇古的思想,将外部性问题作为市场失灵问题依然强调政府税收等手段的作用。这一理论分支,不但强调外部性作为自发的市场经济无法解决的“市场失灵”问题,而且试图将所有背离“帕雷托最优”状态的“市场失灵”现象都作为“外部性”问题:“将外部经济这一概念扩展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有用的,这远比限制要好,最好让‘外部性’代表这样一种现象,即在用价格划分成本与收入时,出现非帕雷托的成本与收益关系的现象”。既然把外部性问题依然视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无法解决的问题,那么通过政府干预来征收“庇古税”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代表这一思想的主要是鲍莫尔等人,在关于环境污染的相关研究中,他们依然强调政府税收的作用,而且通过相应的模型计算了确定最优的“庇古税”水平。鲍莫尔和奥茨认为:当某个经济主体其活动影响他人效用水平或进入他人生产函数,如果没有以补偿的形式为其活动获得(支付)等于对其他人造成的效益(或费用)的价值量,就会产生外部效应。
第二,继承和发展奈特等人通过制度和产权分析,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的思路,从制度和产权的角度来解释“外部性”的成因,也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提出通过产权界定来实现外部性问题的“内部化”,即依然借助市场机制自发产权交易的作用,反对政府干预。这一分支就是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科斯认为,之所以对环境污染等问题看作是市场经济系统无法解决的外部性问题原因就在于人们未能正确定义生产要素:“未能提出足以解决有害效果问题的最后一个原因来自关于生产要素的错误概念。……如果将生产要素视为权利,就更容易理解了,做产生有害效果的事的权利(如排放烟尘、噪声、气味等)也是生产要素。”基于这样的认识,施蒂格勒做出总结: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前提下,只要明确界定产权归属,那么无论产权界定给哪一方,外部性问题都能获得解决,结果总会符合效率标准这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这样断言,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第三,继承杨格以分工体系中相互促进的内生演进机制解释外部性问题的思想,将外部性作为研究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型框架。这一分支早期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是罗森欺斯坦・罗丹,他基于外部经济的观念,强调在工业化过程中各产业间相互推动的“外部经济”因素,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大推进”理论。
四、外部性理论的新发展
在关于外部性问题争论的早期,尤其是杨格将外部性问题内生于分工体系之后,学者们开始注意到:在讨论中有些被当成“外部性”问题的现象,与市场失灵和福利经济学所关注的外部性问题没有直接关系,反而是对市场上相互关联的价格体系所引发的一种外部性现象,因此有必要将这种“外部性”问题与福利经济学通常所关心的具有“市场失灵”特点的外问性现象相区分,瓦纳伊最早做了这样的区分将,将这种与市场价格体系所引发的“外部性”现象称之为“货币外部性”(也译为金融外部性、金钱外部性),以区别于“技术外部性”。随着讨论的深入,这一区分得到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认可,沿着货币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两个方向,外部性理论也获得了新的发展。
1.货币外部性。
般认为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就是货币外部性的典型代表。这一观念强调,在相互关联的产业链上,一个企业的产品价格的高低往往成为影响其他企业产品价格高低的关键因素,因此企业间存在着成本-价格上的互动影响。众所周知,罗森斯坦罗丹的这一思想在提出之后遭到了赫希曼激烈的抨击。但是克鲁格曼则认为,由于没有能够准确认识罗丹所指出的“不可分性”等外部性问题的精髓,赫希曼的批评“是一种误解,而且难以自圆斯说”。而随着近年来理论的新发展,墨菲、施佛莱和维什尼重构的“大推进”理论模型,则将借助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分析,准确的解释了“外部经济”问题,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理论尤其是高级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也使将人们对于货币外部性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2.技术外部性。
认为技术外部性,正是福利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所讨论的由于产权界定不清,而导致的与“帕雷托最优”状态相背离的“外部性”问题,巴泽尔认为,这是由于在产权界定不清的条件下,一部分产权处于“公共领域”,而造成的。将这部分无法界定清楚的产权,尤其是将具有非排他性的知识和技术因素,内生的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知识外溢”等“外部性”在经济增长的中的作用,催生了近年来非常活跃的“新增长理论”。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外部性理论自提出至今一直是经济学理论争论的焦点,相关的争论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不同时期经济学新理论的出现。
近年来,这一理论也已经由传统主流经济与其他学派在基础理论领域的论战焦点,逐步转变为不同学派相互交融,以突破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各类局限的重要理论基础,关于外部性问题的一系列理论,也正在成为环境经济学、空间集聚理论、公共政策理论以及管理经济学等领域相关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