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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国际广告在拓进人们生活的空间,带给人们一些生活准则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无可置疑地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广告的形象成为一个新的能指,指涉一种来自发达国家的文化精神,折射的是对发达国家的盲目崇拜。文章试图利用“符号批判”理论的观点来检视国际广告传播中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
一、综述
所谓“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是指一个阶级主宰另一个阶级的意识型态及文化,通过控制文化内容和建立重要习俗以统一意见来达到支配目的。在国际交流和传播领域,“文化霸权”代表 经济 领域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以自己的 政治 经济等地位来将自己国家的文化信仰和文化内容强加在其他国家身上。
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在加快已是不争的事实,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的进程,文化也开始由封闭状态慢慢走向开放。文化全球化的 历史 进程或曰其本意应该是取消中心,尊重多元文化共存的开放境界。但是事实上,文化的全球化是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并趋于同质化的过程,这种同质化的实质正是由一个庞大而坚固的文化帝国——美国所主导。
以美国为首的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它一方面把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各种媒介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另一方面,又通过潮水般涌入第三世界国家的商品化了的大众文化产品,如电影、光碟、商业广告等,使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第三世界潜移默化地生根发芽,并最终开花结果。在这其中广告的传播对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广告的和制作过程不仅是传递物质产品信息的过程,也是传递精神产品信息的过程。当它为经济服务时属于经济范畴,倘若从服务对象的感化与影响上着眼,则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国际广告在拓进人们生活的空间,带给人们一些生活准则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无可置疑地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充满诱惑的广告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一种制约人的意识的不可选择的“选择”。 现代 社会中,人们或许可以拒绝读书、看报、听广播,却无法对大量不断重复的广告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国际广告正凭借在世界经济领域处于强势地位的广告主的雄厚财力和广告人的精心策划,在不同时空实行地毯式的信息轰炸,形成强大的冲击波,造成受众尤其是经济上落后国的受众对广告信息的强制性接受,使受众丧失独立选择和思考的机会。
这些正是“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在国际广告传播领域的真实反应。然而当前我国学界对“文化霸权”主义的相关研究大都集中于广播、电视、 网络 、期刊和电影等相关传播领域,例如仰和、王瑜的《技术优势≠文化霸权——对<论互联网控制权的走向>一文的几点质疑》(《国际新闻界》,2006);康有金、郅锦的《从美国电影大片看美国文化霸权》(《电影文学》,2006);张冠文的《视听传媒中的西方文化霸权及抵御对策》(《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范葳的《搜索引擎的整合重组与网络文化霸权的扩张》(《新疆石油 教育 学院学报》,2005)等等,而对广告传播领域中的“文化霸权”主义现象研究较少,虽然有部分研究者提出了广告的文化功能并指出了广告中的“文化霸权”现象(王晓东、王名伦,2006),但并未对其进行深入论述,同时一些学者从广告传播的价值角度论述了广告 “文化霸权”主义的存在(黄孟芳、卢山冰,2006),但是在国际广告传播领域却鲜有关于“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而本研究正是采用“符号批判”理论的观点对国际广告传播中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进行检视。
二、国际广告传播——“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帮凶
区位理论来源于经济学,后在地理学领域得到一定发展。因而早期区位研究深受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多采用抽象、演绎的思维方式,通过一定的合理假设,探求事物的最佳区位和空间的最优组合。微区位是区位在微观尺度上的研究。该尺度上,距离意义明显淡化,区位周边生态环境、人文环境、交通环境、产业环境等成为微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另一角度看,微区位研究涉及共性和个性研究两方面。前者主要涉及城市空间、环境结构、区域场势等背景基础研究,后者则结合区位主体的自身性质,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城市商业微区位关联效应研究探讨不同主体的区位选择特征。本文以商业区位研究硕士论文为切入点,探讨区位关联问题;其中既包括区位关联本质、形成机理等共性的探讨,也对商业区位中的关联类型及其特征、不同关联类型间的相互联系等个性问题进行分析。
首先,从逻辑实证主义角度入手,应用地理信息系统手段,利用MapInfo制图功能,对商业研究样本进行空间定位,直观反映出不同商业行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并结合Excel、SPSS10.0等通用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从中观层面对各商业行业研究样本进行系统、高效的研究分析。
其次,以结构主义方法论为指导,从城市空间结构、商业网络结构的背景入手,通过对微区位共性研究的背景影响因素探讨,研究分析在城市空间,这一差异场势平台下,商业区位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引入经济学中的外部经济理论,对区位关联的本质及形成机理进行理论分析。
再次,在共性研究的基础上,同样注重个性研究。不同区位主体,其区位选择特征也不同,不存在超脱于主体的共同区位理论。尽管本文仅以商业为研究对象,但不同商业行业间,在经营门槛限制、店铺规模、行业自身空间结构等内容上依然存在较大差异。研究注重案例收集,在对微区位关联类型进行划分时,通过对同类案例的分析,归纳总结不同关联类型的特征表现,探讨各关联类型间的发展联系。避免与实践脱节、实用性差等研究缺陷,进一步加强本研究的实际指导意义。
最后,关注现代居民消费行为特征,从人本主义角度,研究不同亚文化人群消费行为差异所引起的商业微区位关联现象。一方面,对亚文化人群密集区域周边的不同商业区位关联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对已具备一定规模的商业中心(街),因主体消费群的社会文化类型不同,所引起商业中心(街)购物消费文化差异,而最终导致新入驻商家文化定位的关联效应也进行了探讨。
商业区位研究,相对于其他区位主体研究,较为成熟。但以往商业区位相关研究多为对传统区位理论的验证与补充,或利用商业经营理论,对商铺区位选址过程进行探讨。其中较注重硕士论文商业集聚效应对区位选择的影响分析,对于城市微观环境下各商业经营单位由于经营内容、行业性质、销售特征等引起的相互联系及其空间区位效应尚缺乏深入研究。
本文以人本主义方法论为指导,从消费者购物行为偏好入手,借鉴近年来城市地理学及区位论研究中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结合不同商业行业区位选择特征,试图较为深入、全面地探讨商业区位关联效应这一论题。
三、具体研究手段
【论文关键词】资本逻辑现代性消费文化文化形式
【论文摘要】现代性消费文化是围绕着消费由资本为其奠定基础和方向、以文化形式显现出来的生存方式和行为原则,由此资本逻辑成为现代性消费文化的本质规定。从资本逻辑的视角看,生产与消费的脱节造成资本增殖的失败,因此资本必须要在文化上发挥指导和引领作用来促进生产和消费的结合,从而在深层上保证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再生产的循环,现代性消费文化正是由此生成。
一、“现代性消费文化”的界定
消费文化是一个特定的范畴,它是以利润为目标、以现代市场为方式批量生产消费性商品的文化样式,它不会出现在“前现代”或“传统”所标识的自然经济形态中,也不是现代社会中仍然残存的自给自足的消费模式,消费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在于:它只能在买与卖的交换关系中才能实现自身的文化样式,正是经过了“买卖”关系的中介之后,消费文化与传统文化产生了质的区别。如果说传统文化往往还保有纯文化的形式,为了文化而文化、为了艺术而艺术,那么现代消费文化则根本不打算掩盖自己与利润的关系,它最主要的方式便是通过公司行为去组织消费品的销售,并以利润的最大化为根本目标,这不仅使得以自给自足为特点的传统消费模式因无法满足现代人的消费欲望而丧失了自己的生存优势和存在根基,而且使得像电影、书籍、报刊、比赛等精神产品彻底地商业化,成为了只有在买卖关系中才能存在、才能呈现自身的文化商品,这样就把消费文化的生产从根基上拖进了资本的运行轨道中,资本属性成为消费文化的本质规定性。
很明显,资本定义了消费文化,决定着它的存在基础、运行原则和发展方向。所谓现代性消费文化,本质地来说是围绕着消费由资本为其奠定基础和方向、以文化形式显现出来的生存方式和行为原则。可以再明确地将现代性消费文化的性质归纳如下:(1)对商品符号意义和象征意义的消费成为现代日常消费的主导模式,消费已经成为文化现象(消费的文化理解)。(2)消费是人们据以认知自身和现实生活的意义源泉,是现代人自我认同和自我表达的主要形式,由此生存具象化为消费模式,消费成为建构他们自身及其日常生活的现实力量(生存方式和行为原则)。(3)无尽的文化形式为无限的消费需求和欲望提供了最合适的表达渠道,从而使资本最大限度地增殖自身得以可能(资本规定性)。(4)文化的公共性保证了某种特定消费模式的可推广性,这一点使得资本能够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制造出与某种消费模式相适应的特定消费欲望(消费文化的可推广性)。
资本逻辑是现代性消费文化的本质规定,资本决定着现代性消费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既然如此,就应当在资本逻辑的视域中考察现代性消费文化的生成路径,这样才能探寻到现代性消费文化的深层根源及其生成过程,从而把纷繁复杂的消费文化表现形式融合为统一整体,对现代消费文化问题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认识。当然,本文只是此种研究方向的一种尝试。
二、生产与消费的脱节: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
资本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只有获取剩余价值,利润才能得到保证,资本再生产才能持续进行。这意味着资本必须为扩大再生产创造条件,无论处于何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会产生怎样的自然后果和社会结果。资本把现实生活世界的各个事物都要收编进自身的增殖体系中,把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变成资本增殖机器的环节,使一切事物都要实现资本化。资本从本性上来说不承认任何限制,它的扩张过程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疆域,最终的必然结果就是世界市场的形成、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的世界化。“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遥远万里的人们由于资本的纽带作用而发生相互联系,资本把整个世界建构成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现代性世界,一切都处于错综复杂、无穷无尽的资本因果联系中,一切都由于资本而获得了自己的呈现形式,这正是马克思所强调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资本第一次真正地实现了世界的通约,由此造就了一个包罗万象而又本质同一的总体性世界。
资本所造就的总体性世界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内在有机的统一体,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持续欲望会不断地冲破社会有机的生存外观,致资本再生产于不可能,这就是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的脱节,或生产与消费的脱节。资本运动的生产过程是资本增殖自身的过程,但要实现这一点,必须依赖市场交换过程的顺利进行,否则资本就无法实现自身;同时,资本的本性从根本上决定着资本家会想方设法压低工人工资以获取最大化的剩余价值,克制自己的消费欲望以将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再生产的资本,而资本的扩张必然导致消费品规模的扩张,由此造成了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以限制消费为前提的资本扩张,导致的结果却是消费品规模的扩张,从而破坏了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从产品到商品、从商品到货币的转换称为“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而一定是商品所有者。”
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在现实层面上表现为商品向货币跳跃的失败,这就违背了资本增殖的本性,必然为资本所不能容忍。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积累的重心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生产性消费是剩余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因此,尽管资本家尽可能地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压低工人的工资,但这并不妨碍资本获取剩余价值。到19世纪末,随着资本向日常生活领域的扩散,生活消费品的生产逐渐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因此,如何发现和刺激日常生活的消费需求就成为了资本再生产的关键条件。但是,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本性决定着资本家总是千方百计地压低工人工资,这样工人的低工资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低消费状况,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成为资本自身前进的障碍,资本必须要寻找到合适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方式正是以泰罗制科学管理原理为理论基础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2O世纪初,美国工程师泰罗面对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怠工现象,提出了他的科学管理思想,以代替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经验方法。他经过多年研究发现,一个人把生铁装上车的过程可以分解如下:(1)从堆上或地上把生铁铲起来(一分钟的百分之几);(2)带着所铲的东西在平地上走(每走一英尺所需的时间);(3)带着所铲的东西沿着斜板走上车(每走一英尺所需的时间);(4)把生铁扔下(一分钟的百分之几)或放在堆上(一分钟的百分之几);(5)带着空铲走回原地(每走~英尺所需用的时间),从中不难看出,泰罗制科学管理的精髓是动作、时间的细分和标准化,通过计量工具的精确化,工作被拆分为“一分钟的百分之几”和“一英尺”的细微动作,这就是由泰罗所开创的劳动形式化和合理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层面,美国实业家、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福特充分吸取泰勒制科学管理原则,创立了旨在高效率生产产品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例如,将汽车的部件彻底标准化,并在流水装配线上批量生产。生产过程强调同质产品的一致性、标准化和大量生产,每个工人从事单项任务,工作高度专业化,按照比例付酬。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因此促进了工人工资的增长,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大众有效需求的增长,第一次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的有机结合,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
为什么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二律背反问题呢?这是因为,资本家发现,如果人们手中持有的货币足够多,但是,如果他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价值观不及时更新的话,那么人们的消费模式就跟不上手中货币的增长速度,由此而来工人工资的提高对于有效需求的培养就不会发生实际意义,这时特定的消费价值观的培养成为了资本再生产的关键环节,这一点尤其在以“灵活积累”为特征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中得到了确证。
福特式生产方式需要长期和庞大的固定资本投资,在人们需求稳定而且单一的情况下,它确实能够实现规模经济效益,降低产品成本。然而问题在于,一旦需求出现不稳定、多样化的情况,福特生产方式因同质产品的批量化生产而致的僵化、单板的弊端就体现出来。2O世纪7O年代的石油危机及其随后的美国汽车工业的下滑,是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衰退的标志性事件。伴随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衰退而来的是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前者一些不具备的特点,如更加关注特殊化的产品,关注产品的用户化,风格和质量尤其受到重视,较短的生产周期,富有弹性的生产过程。为了适应并引导消费大众的需求,资本一方面改变生产过程的内部环节,另一方面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消费者身上,研究如何才能制造出花样繁多的新的消费需求。因此,资本必须要在人们的价值观,即文化上发挥指导和引领的作用,才能进一步促进生产和消费的结合,从而在深层上保证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再生产的循环,现代性的消费文化正是由此生成。
三、文化形式:二律背反的解决途径
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社会历史意义,它不仅使得日常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从而资本能够进入消费品生产领域,而且通过改变社会的整体精神气质,深刻地改造了大众的消费模式,使得大众不再以“需求”为尺度自然地进行自己的消费,而是以潜在的“欲望”为导向主动地建构自己的消费,这就是流行于西方社会并向全世界扩散的消费主义。所谓消费主义,是指不是为了实际生存需要的满足,而是追求被文化形式所不断制造出来的欲望的满足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它具体表现为把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消费更多的高档商品作为人生成功的标志,并以此作为生存意义的源泉和人生价值的尺度。消费主义所表征的是人们被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而欲望满足的意识必须在一定的文化价值系统中才能获得合法性。
欲望往往被看成是纯粹主观的个体事情,其实这种自然主义看法深深掩盖了欲望的根本的社会性质。“我想要某种东西”至少表明:这种东西与某种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想要”本身就与人们愿意及如何在社会中生存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不管是否被意识到,它都作为显性意识的前提进入到了每个人的意识深层,这正是文化进入个体身心的过程。因此,首先是具有价值取向的文化系统在人们的各种需要和欲望中确定哪些应当得到满足、满足多少和怎样满足,哪些需要和欲望是必须加以控制和禁止的,现实生活的人们才能去追求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生活方式本身是相对的文化范畴、社会范畴,而消费主义企图把追求无尽欲望的满足说成是自然的和普遍的,无疑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性质,这就把理论的触角深入到了为某种利益格局做合法性辩护的现代性消费文化系统。
在现代社会中,大众的基本生存需要都已经得到满足,资本要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必须要通过广告、电视、电影、宣传等各种文化手段和文化形式向大众推销适合于资本增殖的生活方式,因此,现代性消费文化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无止境地追求欲望的满足,“资产阶级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因而它是无限的要求。”脚醴一旦消费者的消费愿望经欲望中介后达到无限的层次,那么资本增殖就具有了可靠而持久的保证,这其中发生关键作用的杠杆便是消费文化对大众生活方式乃至个体身心的影响和重塑。
感恩节的传统是在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庆祝,但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却在1939年宣布该年的感恩节在11月23日,这一小小的改动不是其他什么原因,仅仅是源自俄亥俄州百货公司老板小弗雷德·拉扎勒斯的建议,在他看来,这样做会使“圣诞采购”旺季延长一周。布尔廷斯评论道:“这次罗斯福总统宣布对感恩节的日子作小小的调整,乃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它既揭示了美国圣诞节的实质,还表明感恩节这一古老的节日也转变为一个美国消费性节日了。”事实上,圣诞节和圣诞老人的形象本来也都是美国式的传奇或神话,圣诞树和圣诞贺卡也都是美国商业神话的副产品。只有想象一下,在1948年左右,美国每年都会销售2800万棵圣诞树和15亿张贺卡,它和经济的关系是多么紧密。
关于电视广告和青年形象的理论研究,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整理:其一是电视广告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的研究,其二是关于青年和青年形象的研究,第三是从再现理论的角度研究人物媒介形象。
关于电视广告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的研究,还是做的比较多的。学者们从视觉文化、符号学、消费主义、电视广告的社会功能与社会责任等方面来探讨电视广告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部分研究者把视觉文化作为电视广告的文化语境和基本属性,从分析图像传播的特点入手,认为电视广告依据图像符号制造超现实幻象,这种“表层形象”的“狂欢”,诉诸的是观众当下的即时反应、引起视觉的和欲望,导致一种视觉符号的“通货膨胀”,钝化了人们的审美判断力,误导着受众的现实生活。如饶德江、章俊在《现代广告视觉转向的文化批判》中指出“现代广告视觉符号的‘通货膨胀’在加大对消费者视觉冲击的同时,必然不可避免地带来消费者视觉神经的麻痹”。
也有研究者从消费主义角度入手,认为电视广告是当代最为活跃的消费文化文本,是消费主义最直接的载体。电视广告建构了一种消费乌托邦或者说“消费主义神话”,它所表现的深层价值观通过“神话”和“涵化”对受众形成强大的控制力,使其遭受消费主义文化的霸权统治,然而这只是一种“幸福生活的空幻许诺”,它导致受众对现实世界和自我主体把握的双重错位,陷入生存的困惑。
电视广告在观念意识上拜金享乐、崇洋媚外、消费主义至上,在内容和手法上媚俗陈腐低下、违背诚信、在实践上脱离现实、误导儿童、助长抄袭,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如《广告文化的负面效应探析》中作者柳礼泉、刘社瑞指出,“广告在给社会文化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一是广告形象的超现实性,导致享乐消费观念的过分张扬;二是广告传媒在“爆炒”文化的背后,带来了对传统文化的曲解和价值判断的迷惘;三是电视广告语言和画面的庸俗化倾向,导致广告文化品位和价值导向的迷失。”另一些研究者在分析大量电视广告文本的基础上,乐观地探讨了电视广告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指出电视广告通过传播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生活方式等潜在的文化信息,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引导着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电视广告特别是公益广告能够促进文化融合和增值,对大众文化起到正面牵引的作用,并且在增长受众知识、协调人际关系、引导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发挥积极影响。在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当代,电视广告能够提供正面的审美体验。
青年是个常说常新、值得研究的话题。在青年研究方面,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及学术机构相继出版了一批学术水平较高的科研成果,如单光鼐主编、创刊于1978年12月的《青年研究》,上海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主办的《当代青年研究》,黄志坚主编的《青年学》,金国华主编的《现代青年学》,作为教材使用的《青年思想教育学》、《青年组织学》等。
许多学者在文章当中指出中国青年研究的学科性建设步伐缓慢,如田杰在文章《“谁是青年”与“青年是谁”》中指出,青年研究及其基础理论建设,应从理清“谁是青年”和“青年是谁”这两个问题入手,不求构建那种主观的、封闭的庞大体系,而应注重回归青年自身,回归社会与青年的种种互动关联研究,在一个开放的状态下,在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中,以高度的学术自觉,吸纳和吸引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力量,走一条“集约化”发展的路子,逐步改变中国作为青年人口大国却是青年研究弱国的不合理局面。周燕来的文章《对中国青年研究的几点思考》中也点出了这一现状:“近年来,关于中国青年研究的理论文章明显下降,中国青年研究的学科性建设步伐缓慢,造成对中国青年工作的指导存在理论滞后、零碎而分散的局面,政治性、实用性、滞后性、单一性突出,理论性、学科性、民族性特点明显不足。基于这些,我们认为应当从学科性、民族性、系统性的角度重新审视当今的中国青年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研究科学的理论体系,指导中国的青年工作。”
学者们也指出了中国青年研究当中方法上的一些问题,如刘成斌在《方法的反省:青年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问题——以“抽样”为例》中指出,“以样本抽取为例,就存在诸如样本与总体关系不清、样本规模不符合应有标准、滥用与误用样本抽取方法、样本质量缺乏监测与控制,片面追求量化与问卷化、片面追求随机概率之类的专业术语等。” 具体到对青年形象的研究,在百度上搜索关键词“青年形象研究”,得出的结果有101,000篇。除了一些介绍性质的文章外,大多数文章都是从文学和政治的角度来研究青年形象。如《身体或欲望:当代文学中的青年形象钩沉》、《谈跨世纪青年干部的形象塑造》,也有诸如《中国大学生形象调查》的关于青年大学生媒介形象的研究。少数从传播学角度上来进行阐述的研究性文章多集中在对青年女性形象的媒介再现上,如《女大学生形象的媒介再现》,也有关于电影中的青年形象的研究如《多元化的一代——美国当代电影中的青少年形象》。还有从经济因素的角度来对青年作为负产阶级进行研究的,如《城市年轻负产阶级的调查与思考》中认为,“年轻负产阶级群体的硕士论文出现,正慢慢瓦解着中国的某些传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个人和家庭的负债生活和消费现象,也成为企业负债经营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又一个鲜明特点。中国城市里所出现的这个负产阶级群体,其产生的影响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方面都是非常深远的。个人信贷消费的扩大,负产阶级们高负债的消费和生活方式,对我们住房和汽车消费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有力地拉动了内需。负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存在,他们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从再现理论的角度研究人物媒介形象,多是从女性主义角度来进行。如台湾学者李宜玲的文章《性的屈从与主动:女星写真集内容的符号学分析》。在这类文章当中,作者大多从媒体作为一种社会文本的角度入手,研究媒体中再现出来的女性形象对女性自我定义和行为举止的影响。在生物学方面,女性在满足男性窥视欲时被简化为“三围”,不断被推到媒介的曝光处展示“肉”的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女人”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和欲望,首先被消费物品和物品附加的概念培植起对市场的需要和欲望,然后又靠消费大量的关于成为“女人”的物品,成为市场和媒介认同的“女人”;在话语方面,“女人”不论是在大叙事还是在个人叙事方面都始终扮演第二的臣服角色。
关键词:儿童 电视广告 物质主义
新经济时代,儿童不仅是父母的宠儿,更是祖国的未来。高速发展的电影电视和网络随处可遇,它们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态度、行为和抉择,包括电视广告,无论是硬广告,还是无意识的软广告。已有学者对广告中的部分负面影响会改变孩子的认知这一观点进行过论证,笔者在此基础上,专门针对儿童广告作研究。我国《广告审查标准》第二十七条作了说明:“儿童广告,是指儿童使用的产品或有儿童参加演示内容的广告。”所以笔者在本文中所讲的儿童电视广告顾名思义是以电视为媒体发送的,针对儿童使用的产品或有儿童参加演示内容的广告。电视广告创意的“3B原则”中3“B”之一就是儿童或婴儿(Baby)。今天的广告主更喜欢在“儿童”上做文章,尤其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趋势更明显,听听稚嫩的声音“打印机有中国星啦”就知道,儿童在现今广告市场是多么吃香。面对形形的儿童广告,笔者不免有些担心,尤其当今儿童普遍具有的物质主义是否和这些广告有关。
儿童物质主义
物质主义是一种价值观,一般被看做是一种强调拥有物质财富重要性的个人价值观。人活着,最根本目的就是追求物质财富,但是倘若过分地追求那就成了包袱。我们要培养孩子正确的物质观,不是无条件地拥有或占有,而要培养孩子学会知足,否则物质主义将变成思想的禁锢、行动的镣铐。
受电视广告及我们生活环境的影响,儿童物质主义日趋严重,如今的儿童希望得到并拥有更多的零用钱,似乎从襁褓中的婴儿开始,他们出生以来就从爷爷奶奶及亲戚朋友那里时不时地得到较大金额的压岁钱,零用钱更不用说,较大的儿童更是如此。有点思想及行为能力的儿童都喜欢看电视,尤其是少儿频道和动漫频道,他们看到各种吃的喝的玩的新产品的广告一出来,总会互相议论、评价,并争先购买等。他们都希望并喜欢收到各种礼物、喜欢拥有很多玩具,而且想要的东西通常都可以得到。最近两年影响最大的是《喜羊羊与灰太狼》(以下简称《喜羊羊》),不论是动画片、玩具、文具还是服装,都有喜羊羊或灰太狼的影子。之后至少90%以上的小朋友都喜欢足智多谋的喜羊羊,小女孩尤其喜欢公主般的美羊羊,似乎都以它们为偶像。“SO EASY”的话语也经常从儿童口中冒出,较大的儿童则很多都拥有了点读机,几百成千元的早教机、点读机对儿童来说几乎当玩具拥有。不难看出,儿童的物质主义价值观,与观看电视广告有正的线性关系。零用钱多的儿童,往往比零用钱少的儿童更为物质主义,他们更希望有多些零用钱,更喜欢拥有时髦的东西。
儿童物质主义产生的原因
客观地说,儿童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产生的原因甚多,诸如家庭、社会、媒体、广告人等。通过上面的分析,下面所谈论的只是其中涉及广告的一小部分。
广告经营者。广告经营者是指受委托提供广告设计、制作、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广告经营者主要分为企业法人、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和个体工商户。比如CCTV少儿频道的广告商为上海优扬动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广告经营者,作为商人,最大的目的是赚钱,为了挣得广告主支付的费用,会按照广告主的意愿来策划、设计并制作。往往会为了把广告主的产品或服务卖出去,过分地在广告中推崇物质主义。
广告者――媒介的角度。这里的广告者――电视,以其通俗易懂、寓教于乐、即时快捷、受众面较大的特点在受众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尤其是儿童电视广告对于儿童的影响更是超过大人。随着经济的发展,70后、80后的后代都是家庭条件比较优越的一代,是在电影、电视及各种高科技数码产品等陪伴下成长的一代,电视广告中出现的新产品、小模特儿是他们效仿的偶像,是他们学习、追求的范儿。根据CCTV少儿频道的调查显示,在六一儿童节前后,它的收视率仅次于央视一套、二套、五套、八套,位居全国第五,可见其受众之广,它的总体观众的64.3%为儿童,其间播放的广告对孩子影响巨大,尤其是农村的孩子。如果这里广告的者不能做好把关的话,孩子就会直接接触。步步高点读机的喜羊羊版不仅投放在CCTV中,各地方卫视台如浙江卫视、四川卫视等均有投放,播出率极高,使孩子接触更频繁。
广告主。广告主是广告活动的者,是销售或宣传自己产品和服务的商家,既是广告的付费者,也是广告的决策者之一。任何推广、销售其产品或服务的商家都可以作为广告主。广告观念强的商家每年总会投资高昂的广告费,用于制作广告、播放广告,以推销产品,打造品牌。广告主正是看中这一点,在《喜羊羊》动画片热播之际,立刻将步步高换了广告角色,用了喜羊羊和灰太狼,使广告红极一时,步步高的广告效应也好了许多。毕竟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同时,总希望孩子不要像他们小时候一样老走弯路,更不希望他们输在起跑线上。所以孩子想要什么,什么对孩子有益,家长都想买给孩子,这也就达到了广告主的目的。
家长引导与影响。儿童价值观的形成,与家庭关系密切。如今的家庭通常都是独生子,基本上一个孩子六个大人照顾,父母都说养孩子不容易,那是因为他们用心在养、用钱在养,不像以前,只图能养活,哪管养的质量。家长们总是拼命挣钱,给自己的孩子吃最好的、用最好的,就连上学也要想方设法让孩子读最好的学校,为人父母的都希望自己小时候没有享受到的都要补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每到周末,超市里家长带着孩子大买特买的现象足以证明他们对孩子的“好”。对于学龄儿童,每天上学都或多或少地带零用钱,每天放学回家总会买点小吃或者其他的小玩意儿;由家长接送的儿童表现更为明显,尤其是老人接送,孩子一哭闹或不听话时总有零食或玩具哄住,这更滋长了孩子的物质欲。家长的怜惜与攀比,是儿童物质主义形成的主要原因。
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面对如此众多的因素,我们该如何从正面去影响孩子,把孩子拒之于大千混乱的儿童广告的门外,并引导孩子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保持自己该有的童真美好品格呢?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家庭。一是家长多和孩子交流,引导孩子正确消费。多与孩子讨论消费并在物质上限制,可以帮助儿童建立正确的物质观,让孩子明白并不一定以拥有什么来度量价值。家长可以给孩子买零食买玩具等,但不能太多,每次一样,而且最好不当着孩子的面买,不要带孩子进超市。如果有孩子在场的情况,孩子想要的东西通常是电视上看到过的、包装华丽或具有好奇性的东西,往往孩子会通过哭闹来博得家长的同情,家长碍于面子,通常会没理由地答应孩子。其实,这时家长不应该一味地否定不买,或者强行不买,那样会增加孩子对父母的恨;家长应该蹲下来给孩子讲这个玩具家里有类似的了,或者我们吃过类似的零食了,或者我们买另一种更好的等,或者讲条件;买了玩具必须答应做一件事,比如对幼儿,可以要他自己吃饭、自己洗手、自己上厕所等小事情当条件,而大孩子则要求作业要做多少、练琴要多久、画画要多少张之类的,用比较或鼓励或条件的方法,既可以培养孩子辨别是非的能力,也可以培养孩子自己做主的能力,尤其可以解决孩子贪玩的毛病。
平时家长亦须限制儿童的零用钱,零用钱少的儿童并没有强烈追求物欲的意愿,他们能接受零用钱的水平,乐于满足。而零用钱多的儿童,消费机会多,经常流连店铺,对新产品、高质高价物品产生更浓烈的兴趣,更加倾向于物质主义。
二是加强户外活动,家长和宝宝一起玩玩具或游戏。宝宝的发展特质主要是以感觉、动作为主,建议爸爸妈妈带着家中的小宝贝多从事户外活动,例如郊游、踏青,从大自然中学习知识。
三是家长不要把孩子交给“电视保姆”。陪孩子一起观看电视节目,孩子正在观看电视节目的时候,您不妨先放下手边的事情坐下来陪孩子一起观看。也可以试着去询问孩子,现在看的这节目什么地方觉得比较有趣。或是可以尽量安排全家一起看电视时间,不但可以促进亲子之间的感情,更可适时指导孩子吸收正确的知识与观念。
不久的将来,传媒依然会以电视为主。对于迈向新世纪的人们而言,对电视提出更高更为迫切的要求,不是苛求。实际上,在新世纪的电视,自然也需要为人类的健康文明生活作出更多的贡献。倡导传媒在文化品格、创新品格和沟通形态上建立明确的意识。加强电视把关人和广告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
政府干预。根据广播事务管理局对电视广告标准的规定,以儿童为对象的电视节目,不得播映任何引致儿童生理、心理或道德观念受到损害的产品或服务广告,同时广告亦不能令儿童相信,假如他们未能拥有所宣传的物品,即会比不上其他儿童,可能会遭轻蔑或嘲笑。因此电视广告中,绝不能显示“拥有者”与“不能拥有者”的差距。试看儿童的奶粉广告,标榜儿童饮用奶粉后,智力发展超越同龄人,例如五岁的儿童,足以和围棋高手对弈,其实都是利用了成人望子成龙的心态。
优秀的儿童电视广告的制作和播放。我们应该建设有益于儿童成长的影视文化,尤其是儿童直接接触的儿童电视广告,鼓励优秀的儿童电视广告的制作和播放。我始终记得雕牌洗衣粉的广告,一句是“妈妈,我能帮你干活了”,还有“妈妈,我帮你洗脚”。这种广告立意,一直到老去,我都不会忘记,这就是主题明确,这就是深入人心。
我们在抓管理的同时还应该让优秀的儿童电视广告繁荣起来,所以现在创作优秀的儿童电视广告,成为我们这一代广告人身上所肩负的迫切使命。
结语
当今的儿童也被称作“屏幕育成”的一代,他们的很多物质观念直接来源于长期耳濡目染的电视广告,儿童电视广告就是一把双刃剑。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利用和加强儿童电视广告对儿童物质观产生的正面效果,另一方面也要根据我们所寻求到的有效对策,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有效规避,使儿童电视广告在引导儿童建立正确的物质观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为我们的未来,构建一个积极、安全的电视广告平台,为消除儿童电视广告产生的消极影响尽自己的一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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