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法庭调解协议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经济纠纷法庭调解协议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经济纠纷法庭调解协议范文第1篇

（一）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历史

法院调解，亦称诉讼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自愿就民事权益的争议，平等地进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在我国调解制度可谓源远流长，原始社会纷争的解决基本上都采用民间调解的方式，到了阶级社会，调解更是被官吏及普通老百姓所接受，调解制度在中国古代之所以这么盛行，是由于深受儒家贵在持中、贵在尚中思想及"合文化"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儒家的纲常伦理深深的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普通性的社会规范和社会行为的价值标准，这种文化传统使调解的作用经久不衰。同时也正由于调解的盛行，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整套的制度，为以后西方国家把调解作为"东方经验"而加以借鉴提供了依据。当然，这种制度辨明是非、平息纠纷对于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状态，对于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稳定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又因为调解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及宗法关系的基础上的，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秩序为目的，忽视了个人的权利，所以又具有明显的落后性。它要求通过劝和的办法折中妥协的解决双方的纷争，追求息事宁人的效果，这不利于维护当事人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不利于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从而不利于法治的形成，与现实的市场经济所追求的法权要求明显相悖。

现阶段，在我国人民法院审理的全部民事案件中，调解结案的比率虽然呈下降趋势，但与判决相比仍占绝对多数，这也与我国现存的民事审判方式有关，在我国的审判方式中，调解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已形成"调解型"的民事审判方式，这种模式虽然已暴露出许多弊端，但并不全是调解制度本身的问题，调解作为处理和消弭纠纷的一种方式，确实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作用，且与我国特定的文化历史、法律传统、心理定势、经济基础、基本国情等诸多背景因素紧密相连，在审判实务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实用价值，如避免可能因此而造成的反目成仇，促使他们心平气和的达成协议，以及对改革我国诉讼模式的超职权主义也可起一定的作用。

（二）法院调解的基本模式

根据调解和审判间的关系的不同，各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大体上可分为以下3种模式：

1、调审结合式。即法院调解与审判没有分开，没有专门独立的调解程序，调审互相结合、交互运行。德国、法国和我国均采用此种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德、法等国的法院调解是通过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的方式进行的，通常使用"和解"来表述。但由于这种"诉讼上的和解"的达成是在诉讼中进行的，法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且和解协议具备形式上的法律效力和实质上的确定力，与我国民诉上的和解含义（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1]）完全不同。本质上与我国的法院调解的含义是相同的。[2]

2、调审分立式。即单独设立调解程序，同审判程序并立，一般将调解作为审判的前置程序。调解成立，调解协议书具有类似判决的法律效力；调解不成立，则转入诉讼程序，进行审判。日本、丹麦、中国台湾省的法院调解均属于这种模式。[3]

3、调审分离，审前调解。即将调解程序从审判程序中分离，作为处理民事纠纷的另一种方式。放在审判之前进行，代表国家为美国。[4]

（三）我国法院调解的特点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是从抗日根据地时期的司法工作沿袭而来。历经了六十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被誉为"东方经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我国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制度以及对法治的相对忽视，法院调解制度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具有强烈的职权主义特点。从本质上来看，我国法院调解采取的是调审结合模式，但在具体操作上却与其他实行调审结合模式的国家有诸多的不同。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和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相结合的产物。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则结束诉讼；未达成协议则进行下一诉讼程序，这种调审紧密结合、交互进行的方式在计划经济时代曾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已经越来越显示出了它的滞后性。

二、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存在问题及消极影响

(一)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

《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因此在事实未查清楚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也不能结案。笔者认为该原则值得商榷：1、它混淆了判决和调解的界限。"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5]。查清事实、分清是非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调解和判决二者手段不同、程序不同、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不同，其前提条件也应有所区别。2、不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当事人接受调解的目的就是为了缩短诉讼时间，减少诉讼成本，而如果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的话，则当事人被迫继续举证，法院被迫继续组织质证、认证，从而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3、与民事诉讼法其它规定相矛盾，违反了民事权利合法自由处分（私法自治）原则。《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它肯定了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放弃自己的民事权利。而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况下，当事人即达成调解协议，正是当事人行使自己处分权的一种表现。因此法院强令当事人不得放弃这一诉讼权利实际上是剥夺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同时也是对当事人法律权利的一种侵害。

（二）审判的公开性与调解的不公开要求发生冲突。

审判公开是民事审判的一项基本原则,除了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以外,其他所有的案件都应当公开审判,包括允许群众旁听,允许记者采访报道。调解与此不同,调解需要和谐气氛,没有必要在公开场合进行调解。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贯穿于审理活动的全过程,即使在庭审过程中,在公开的法庭上,也应当根据自愿合法原则进行调解。然而,由于法庭是一个严肃的场所,再加上群众的旁听,当事人往往难以达成调解协议。

（三）调解的规定过于简单，容易使调解形成强制合意。

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规定仅数百字，对调解中的许多具体做法并未作具体规定。在调解适用阶段上，法律未具体规定，只是笼统地规定在判决或裁决之前的任何一个阶段可适用调解。在调解的组织形式上，规定随意。民诉法第86条规定调解既可以由审判者一人单独主持，也可由"合议庭主持"，使当事人无法判定调解意见到底是法官个人意见还是合议庭意见。这些简单的规定也大大促使了审判人员在调解适用上的随意。在我国现行制度环境下,审判人员在调解时容易使调解形成强制合意。审判人员为了回避判决带来的风险，往往利用特殊身份劝说甚至诱逼当事人接受调解。当事人迫于对可能产生的不利判决以及主审法官的畏惧，通常可能迫于压力而被迫达成合意，这就形成了强制的合意，违背了合意的本质要求，使调解的正当性失去基础，甚至是不平等的调解方案。另外，审判员在合意庭评议之前对当事人进行的"分清是非、说服教育"的工作，如果与合意庭意见不合，也缺乏法律依据。

（四）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规定本身尚有矛盾。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调解是"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肯定了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对案件本身客观真实的放弃。但第7条又规定了案件的审理"必须以事实为根据"，第85条又规定了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进行。这样，即使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事实未查清也不能结案。审判是强制性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这就在本质上要求审判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规则,要给当事人充分的程序保障,并且应当查清事实分清是非。调解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合意基础上的较为灵活的解决纠纷方式,并非一定要严格遵守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审判程序,也并非一定要像判决那样查明事实。当事人接受调解的目的就是息讼，减少诉讼成本。结果为了查清事实，又不得不继续审理。违背了调解的本身所具有的效率优势，同时是对当事人法律权利的一种损害，不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

（五）缺乏对调解过程的有效监督。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法院都建立了错案追究制，将主审法官的错案率与工资待遇、职务升降等直接挂钩。这就导致主审法官在审判时面临着判决可能产生错判的风险压力，特别是在一些法律依据比较含糊或不完备以及当事人双方证据势均力敌的情形下，为了规避风险，法官往往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进行调解劝说，甚至有可能进行威胁。因为主审法官在调解中得到的好处相对于判决而言，几乎没有多少风险可言。另外，律师也可能在调解过程中配合法官劝告当事人息讼。因为缺少监督和法律风险的调解简单而有效，对律师而言，不仅省时省力且可以与法院搞好关系。[6]这一切都导致了调解结果有欠公正的可能性，与民事诉讼的目的有悖。

综上所述,自由与效率价值在现行的法院调解制度中得不到充分的、有效的实现。

三、我国民事诉讼中调解制度的完善

针对我国法院调解在立法及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国理论和实务界提出一些建言。主要的观点有全盘否定说、审前调解说、全程调解说。

（一）全盘否定说

全盘否定说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完全取消法院调解,即取消现行立法意义上的法院调解,但这并不是说民事诉讼中不允许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依民法的自愿原则和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原则,当事人在诉讼中具有和解的权利,因而能够依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达成和解解决纠纷。就诉讼上的和解而言,在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之前,审判人员是无法主持、无法实际介入和干预,因而也难以将其意志和影响力渗入和解中,[7]诉前调解说主张像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那样,把法院调解作为审判的前置程序加以规定,设调解庭,专司调解工作。[8]

（二）审前调解说

审前调解说认为,无论是从调解结果的公正性,还是从诉讼成本的节约方面来看，审前调解比其他几种调解模式更适合纠纷的解决的需要。它以当事人自由合意的运行方式来积极回答对"审判式效果"的社会心理,同我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强化审判、弱化调解"的基本思路相一致,应成为我国法院调解模式的改革方向。审前调解仅适用于一审庭前准备阶段。

（三）全程调解说

全程调解说认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原则和制度既有实践经验的基础,在原理上也并不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处分原则,符合民事纠纷解决的特点和规律,并且与现代世界民事司法改革的趋势殊途同归,无取消之必要。调解原则仍应作为基本原则贯彻于诉讼程序的始终,并应该强调法官的调解义务。但可以在普通程序中通过确立审前准备程序,加强审前调解;同时,把审判中的试行调解时机调整到法官认证之后判决之前。[9]

笔者认为,在考虑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时,我们既不能夜郎自大,盲目排外,又不能囫囵吞枣,照搬照抄。要总结我国法院调解的经验教训,又要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在此，美国和德国的做法都值得我们借鉴。完善法院调解制度的基本目标是落实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的合意，保障当事人在调解或和解过程中的意志自由。为此,笔者总体上赞同全程调解说。对于一审普通程序而言,应当注重审前准备阶段的调解,即调解主要在审前进行,随着审前准备程序的改革,审前准备阶段将成为一个独立的阶段,在此阶段,当事人完成了与答辩,甚至完成了证据交换,双方各自对对方的观点及双方争议的争执点有了基本的认识,此时,法院可以通过适当方式进行调解,如有的法院开预备庭进行调解,调解是基于当事人的自愿,审前准备阶段的调解是不公开的。在开庭审理阶段,如果当事人愿意自行和解的,可以自行和解,要求法院出面调解的,法院也可以帮助当事人和解。在二审阶段,也可以按此去做。审判公开并不意味着调解也要公开,庭审中的调解原则上应当是不公开进行。在法官进行调解时,法官可以视情况命令所有的旁听人员包括新闻记者都退出法庭。当然,调解需要案外人协助时,协助调解的人员不应退出法庭。法官也可以决定将法庭移到适宜调解的地方如法官的办公室进行调解。当事人双方愿意在公开的法庭上调解的,法官也可以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调解。调解或和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并记入法院笔录后,即产生与终局判决一样的效力。

四、我国民事诉讼中调解制度的改革

随着民事审判方式发展改革，建立和完善与人民调解工作相衔接的简捷、经济的诉讼程序近年来，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的案件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一方面人民调解没有起到"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增加了人民法院的负担。另一方面，人民调解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这是因为我国现行法律对调解协议效力规定不明确，人民调解组织在实际工作范围、组织形式、队伍素质等方面与社会发展不符。对于一些不遵守调节的纠纷情况束手无措，或者置之不理任其发展，到最后把部分可以用调解能解决的问题诉诸法院。此时人民法院也应该进一步加强诉讼调解工作，认真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使当事人自愿作出调解协议，努力使法院调解起到重要的作用，无形中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

（一）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

1、在适用诉讼阶段上，我国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无论是庭前、一审、二审还是再审阶段都可适用。

2、在适用可调解案件范围上，除一些非诉案件外，其他一切涉及此事权益的案件和经济纠纷的案件都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应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诉讼调解一些改革，凡涉及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劳务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10]

笔者认为，在诉讼阶段上，法院调解仅适用于一审庭前准备阶段，在诉讼的其他阶段，不再适用调解程序，同时完善诉讼中和解制度作为补充。在适用案件范围上，并非所有民事案件都适用调解。首先，适用调解的民事案件必须是涉及民事权益纠纷的案件。而对于特别程序的案件，如宣告公民失踪或者死亡等以及法律推定为理论基础的督促程序案件、公示催告程序案件等，并无明确对立的双方当事人，因此，无法适用法院调解。其次，对一些严重违反国家法律的民事经济案件，不适用调解。否则无法对这些案件进行经济制裁，违背了立法意图。如对于确认违法的经济合同无效的诉讼案件中就必须以判决的方式。因此，法定的可调解案件范围应排除以下几种：（1）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2）严重违反法律，侵犯国家、集体或他人合法权益的案件；（3）涉及确认民事行为无效的案件。

（二）规范法院调解的方式

我国民诉法及相关解释并未规定法院调解应采用的方式。实践中最为流行的则是所谓"背对背"的调解方式，即法官与当事人各自协商，在双方之间穿针引线，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实际上采用这种调解方式达成的协议大多数是在双方都不曾知道对方的真实意思下形成的，与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背道而驰。笔者认为，应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经验，对调解的方式应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原则性的规范，即从调解开始，进行到达成协议必须是双方当事人或人共同在场的情况下方有效。这样有利于杜绝调解人员的暗箱操作，有助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自由协商达成协议。

（三）关于调解效力问题

对调解协议的生效方式也作了特别规定，当事人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签字或捺印即生效，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字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民诉法规定调解成立的效力等同于生效的判决效力。但却规定不得就调解协议提出上诉，笔者认为这与两审终审的原则相悖，其限制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即使调解是在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上达成的，但却不能否认调解协议有可能存在错误，或者一方当事人被迫的情形存在。因此，应该允许当事对有缺陷的调解协议申请再审予以补救。

（四）关于调解无效的认定标准

经济纠纷法庭调解协议范文第2篇

一、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调审合一制度的再认识

（一）调审合一的内容及优点

我国民诉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50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请求调解”；第85条至91条规定了调解程序；第111条第7项规定，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第128 条规定：“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第155 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书送达后，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即视为撤销。”；第180 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查证属实的，应当再审。”上述规定确立了我国法院调解的基本原则、制度及其与判决的关系。其基本内容是：（1）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对于能够调解的案件， 应当采用调解的方式结案； （2）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自愿是指能否进行调解和调解能否达成协议，均须征得当事人双方同意。合法是指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必须遵守民诉法规定的程序，达成协议的内容必须符合民法等实体法的规定；（3）调解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各个阶段。不论是第一审程序，还是第二审程序、再审程序；不论是按普通程序，还是按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只要是能够调解的案件，人民法院都可以进行调解； （4）调解和判决都是人民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调解以判决作后盾，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注：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91页。）

我国民诉法所确立的审判方式相当接近于一种可称为“调解型”的程序构造模式。（注：王亚新：《论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第9页。）在这种模式中，法官处理案件既当调解员又当裁判员，一身二任，调审合一。法官把通过当事人的和解、合意来结束案件作为诉讼的首要目标，调解成为处理纠纷的主要方式，只有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才作出判决。因此，对于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官来说，调解既是任务又是职权，法官有责任积极主动地进行调解。调解结案，可以简化程序，便利群众，免得原告和被告之间有伤感情，还有利于迅速彻底解决纠纷。即便调解不成，由于法官比较熟悉案情，依法做出判决，也可以避免久调不决，迅速结案。

（二）调审合一的弊端

主要表现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法官的调解偏好，使重调轻判成为必然。从理论上讲，尽管在民事诉讼中调解与判决已无轻重之别，调解已不再具有往日优越于判决的地位，但是，现行法实施以来的民事审判实务表明，调解在实践中的主导地位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据有关统计资料分析，调解结案率虽有所降低，但与判决结案率比较，仍占绝对优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法官趋利避害的选择来看，与判决相比，调解至少可以给法官带来三方面的益处：首先，它可以使法官在相同的时间内办更多的案件；其次，调解可以使法官回避作出困难的判断；最后，调解是一种风险较小的处理案件方式。出于自身利害关系的考虑，多数法官倾向于选择快速、省力、风险小的调解而回避费时、费力、风险大的判决是不难理解的。所以，只要法律仍然把调解与判决共同作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方式，并使两者合一，那么，调解的扩张和判决的萎缩就不可避免。（注：李浩： 《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载《法学研究》1996年4期，第58页。）

第二，强制与自愿的矛盾，使自愿原则难以实现。自愿反映了法院调解的本质属性，通过调解解决争议与用判决方式解决争议的实质性区别在于：前者是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后者是法院的强制性解决。调解是以自愿为根基的，判决是以强制为特征的，它们原本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的解决纠纷的方式，我国民诉法却把两者相结合，使得自愿原则难以得到落实。因为在这一诉讼模式中，法官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调解者。作为调解者，他只能帮助双方当事人澄清争议事实，进行说服教育，以软化彼此的对立情绪，消解双方的分歧，引导双方就解决争议的方案进行协商或向双方提示解决争议的方案，促使、帮助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另一方面，他又是诉讼的指挥者和案件的裁判者。他在与当事人形成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作为指挥者，他可以尽量选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即使当事人本来不愿意调解，在法官的不断劝说和要求下，通常也会转变态度。作为裁判者，他可以认定或者否定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支持或者反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主张，批准或者拒绝批准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并在调解失败的情况下作出判决。在这双重身份中，法官往往会有意无意地从调解人滑向裁判者。裁判者的身份使法官具有潜在的强制力，当法官摆出裁判者的身份进行调解时，或明或暗的强制就会在调解中占主导地位。然而，法官的强制调解一般不会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会采用尽可能隐蔽的方式，如审判实务中的“以劝压调”、“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诱促调”等。在强制力的作用下，自愿原则不可能得到实现。（注：李浩：《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载《法学研究》1996年4期，第61页。）

第三，严格依法解决纠纷与适用法律的流动性、随意性的矛盾，使合法原则得不到遵守。由于法院调解是双方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协商过程中法院和双方当事人虽然也都要援引特定的法律规范，但是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则往往是当事人妥协让步的结果，与法院严格依法作出的判决结果几乎总是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因此，法院调解在合法性问题上往往会有所折扣，出现严格依法解决纠纷与适用法律的流动性和随意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同时表现在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方面。从程序方面说，为了保证判决的公正性，各国民诉法都设计了一整套复杂而严密的诉讼程序，依法进行诉讼首先就意味着各诉讼主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各种诉讼活动。然而，法官采用调解方式处理案件时，程序法便不再具有原先的重要意义了，严格遵循程序规则进行操作的状态就会发生变异，即调解具有某种非程序化的特征。从实体法方面说，无论在事实的认定还是在法律的适用上，调解与判决都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区别，如果说判决要求的是严格的实体合法性的话，调解则可以是相对宽松的实体合法性。判决结果必须与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和适用的法律相一致，而调解结果则并不一定要完全与已查明的案件事实相一致，出现一定的偏离是允许的，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即可。（注：李浩：《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载《法学研究》1996年4期，第63页。）

第四，让步息讼与权利保护的矛盾，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切实保护。调解的本质在于当事人在调解人的斡旋下，通过谅解、让步，平息争执消除纠纷。即便是诉讼中的调解，谅解和让步对于调解协议的达成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每一方当事人都固执于自己的主张，坚持自己的权利要求寸步不让，一定不会成功。因此，为了获得调解的成功，法官一定要做当事人的工作，要求当事人在调解中保持谅解和克制的态度，要求当事人对调解方案表现出足够的灵活性。司法实践表明，调解中的让步往往是一种单方面的让步，而且是合法有理的一方向对方的让步。刑威法官在《人民司法》1990年第10期上撰文提出：“凡属调解结案的案件，均属原告作出了或多或少的让步。在某种意义上说，调解就是促成原告让步。”项建新法官则把原告让步称为调解的实质，他认为：“经济纠纷的调解的实质，就是让有理的一方当事人（一般说来是原告）放弃某些权利，作出让步，以求得案件的调解，换言之，就是原告让步。”（注：参见项建新：《浅谈经济纠纷案件的附条件调解》，载《人民司法》1993年第1期。）对此，虽然也有不同的看法， 但大多数法官从工作实践中得出调解中的让步一般由原告单方面作出的结论都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单方让步也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表现，有其合理的一面，它对于防止矛盾激化，恢复当事人之间的和睦友好关系，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等有积极意义。然而，法院调解毕竟是诉讼中的调解，从诉讼的角度看，这种作法的合理性是以弱化权利保护为代价的，是不符合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本旨的。（注：李浩：《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第67页。）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调解与判决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目的不同。调解的目的是使争议双方在第三方的协助下友好地解决他们的争议。第三方的建议只有在双方当事人予以采纳时才对他们有拘束力。而判决的目的则是通过强制性的操作即有拘束力的判定，使争议得到解决。所以，将两者统一规定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必然会引起程序的不和谐，法官的双重身份及其调解偏好又必然使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仍然继续保持着“调解为主”的传统格局，使民事诉讼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民诉法确定的目标和市场经济的要求。

二、调审分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调审分立，除可以有效地理顺调审关系，克服调审合一的弊端以外，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客观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

（一）调审分立是适应社会条件变化的需要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适合于“调解型”审判方式的社会条件。

第一，民事案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跨地域的商品交换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进行这种活动并可能卷入其中纠纷的人彼此间往往既不是熟人，也不一定存在或必须保持长期的关系。这样，就改变了过去民事案件单一，基本上被限定在婚姻家庭、相邻、少量的借贷、人身伤害赔偿等少数几个领域，以及当事人居住范围小，需要保持长期和睦关系的情况。

第二，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在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全面转型的背景下，原有的价值体系也难以继续维持其稳定和统一，一部分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受到冲击，新的观念不断出现并引起争议。在今天的形势下，公民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而委屈求全、息事宁人的狭隘、保守、自缚式的社会观念则逐步退落，开放、竞争、进取的扩展式思维，已成为当代人的文化心理主导，人的主体观念、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界限和权利不容侵犯的观念越来越强。

第三，纠纷处理的方式和目的发生了变化。从本质上说，商品交换是一种匿名的、非人格的关系，只要服从其一般规则，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入和退出。因此处理这种活动中发生的纠纷，重点不在于恢复或维持具体当事人间的“友好关系”，而在于保持一般规则的普遍性、明确性，以便给参加交换的人提供一种可预测性，或者利于改善交易条件和降低交易成本。这意味着纠纷处理的过程和结果在不得不牺牲某种程序的多样性、灵活性的基础上，尽量追求透明度和一般性，而程序本身的相对固定化和解决纠纷方式的定型化则是这种追求的表现。随着上述变化而发生的纠纷处理目的从主要是维持社会治安转移到形成和保护新的经济秩序上来。（注：王亚新：《论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第17页。）

（二）调审分立是深化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

审判方式改革的核心在于程序的变化。从我国民事诉讼方式改革的实际过程看，先是以改革举证责任制度为突破口，接着进行以庭审方式为中心的强化公开审理、强化当事人举证、强化合议庭功能的改革，并出现了以设置调解中心为代表的，使调解过程与判决过程相分离的尝试。诉讼程序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对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改变，都会对其他环节产生深刻影响，以至引起整个程序结构的变化。仅就庭审方式改革而论，它的改革就触动了“调解型”审判模式的各个方面。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化当事人举证，意味着调换了程序中判决和调解的位置，从而蕴含着使整个程序构造发生深刻变化的可能。（注：王亚新：《论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第9页。）在“调解型”模式中，法官的目的是通过取得当事人的和解、合意来结束诉讼。为此，法官在说服教育当事人的同时，还有必要调查收集证据，以及提供正确的调解方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作出判决。很显然，这样的情况使法官自然而然地成了推动程序发展的主体。这种模式在逻辑上意味着作出决定以最终解决纠纷的不是法官而是当事人，程序的重点不在于当事人提出证据开展辩论，以争取法官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处理，而是在于法官形成正确的方案并说服当事人作出接受该方案的决定。然而举证责任的导入，使当事人当庭举证、质证，然后法官当庭认证。这样，法官和当事人在程序上的分工发生了逆转，这里，当事人是推动程序展开的主体，其展开程序的基本动机则是说服法官作出有利于自己的结论。换言之，举证责任在逻辑上要求判决成为规定程序开展的目标。

第二，弱化庭前准备工作，使试行调解失去基础。在我国的民事诉讼程序中，通常包括起诉和受理、审理前的准备、开庭审理等几个必经阶段。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是对案件的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在开庭前先行审查的程序。尽管这一阶段不是专为调解而规定的，然而为了贯彻调解原则，它却保证了调解可以在庭前准备阶段找到契合点，司法中把这个阶段的调解称为试行调解。目前，法学界和司法界大多数同志主张，在改革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时，必须弱化庭前准备工作，除审查程序问题外，不可就实体问题进行审查；应当突出法庭审理的中心地位，切实实行直接、言辞原则；应当把庭审的时间和地点作为审判人员审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时间和场所。然而，如果继续现行的法院调解制度，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即应当立足于调解解决，并可以在庭前进行调解，那么，我国当前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就必然要陷于僵局，因为在这里存在着矛盾的死结。（注：王敬藩、张灵：《改革与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中法院调解制度的刍议》，载《政法论坛》1997年第3期，第72页。 ）如果要进行庭审方式改革，庭前不进行实体审查，那么试行调解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第三，强化庭审功能，使再行调解失去意义。根据我国民诉法中普通程序的规定，在法庭辩论阶段结束以后，在判决前还可以进行调解，司法上叫作再行调解。由于审判方式改革突出庭审的中心地位，在法庭上经过举证-质证-认证等一系列活动，案件事实已经查清，是非已经分明，责任已经清楚，在此基础上法官依法做出判决，快捷、便当，使赢者赢得堂堂正正，使输者输得明明白白，使旁听群众听得清清楚楚，完全实现了判决所追求的正当和效益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再去做调解工作，费时费力，不是走过场，就是画蛇添足。因此，再行调解已失去了意义。

（三）调解结案的比例下降和判决结案比例的上升，为调审分立提供了现实可行性

随着近几年民事审判改革的不断深入，调解已不再具有往日优越于判决的地位。判决的结案率与调解的结案率已呈此长彼消的趋势。据统计，1990年全国法院民事一审案件共结案1，849，728件，其中调解结案1，194，350件，占结案总数的64.5％，判决结案353，940件， 占结案总数的19.1％； 1997年结案3，242，202件，其中调解结案1，651，996件， 占结案总数的50.9％，判决结案955，530件，占结案总数的29.4％。 1990年一审经济案件共结案598，317件，其中调解结案414，580件，占结案总数的69.3％，判决结案88，296件，占结案总数的14.8％；1997年结案1，478，139件，其中调解结案732，753件，占结案总数的49.5％，判决结案428，509 件，占结案总数的29.0％。可见，全国一审民事案件，1997年与1990年相比，判决结案率增加了10.3％，而调解结案率则减少了13.6；一审经济纠纷案件1997年与1990年相比，判决结案率增加了14.2％，而调解结案率则减少了19.8％。二审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调解结案率也逞下降趋势，例如1992年全国二审民事案件调解结案15，507件，占当年结案总数129，079件的 12％；而1997年调解结案17，664件，占结案总数177，317件的9.9％，二年相比，调解结案率减少了2.1％，1992 年全国二审经济纠纷案件调解结案5734件，占当年结案总数43，791件的13％，而1997年调解结案7799件，占结案总数86，347件的9％， 二年相比，调解结案减少了4％。再审案件的调解结案率历来都不高， 仅占结案总数的5 ％左右。 （注：参见《中国法律年鉴》1990—1998年卷。百分比是作者计算的。）

（四）调解中心的建立和实践为调审分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在审判方式改革的过程中，各地法院普遍建立了“经济纠纷调解中心”，有的法院还建立了“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中心”。目前有的“中心”已撤销，有的仍在不断改进中发展。这些“中心”的基本特点是：从组织建设上，突破了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从案件受理上，突破了民诉法关于管辖的规定；从审理方法上，实行法律咨询、调解、执行“一条龙”服务，实现了快速高效的要求。尽管这一尝试还有诸多不足和争论，但是它的有利于及时解决纠纷、有利于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缓和双方的矛盾、有利于案件实际执行以及有利于提高办案质量等优越性，还是取得了共识的。

关于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中心的性质，实践证明它具有诉讼调解和非诉讼调解的“双重性”。它只进行调解，不适用判决，如果双方经调解达成了协议，所制作的调解书与审判程序中制作的调解书效力等同，该调解书具有诉讼法律文书的性质；如果经“中心”调解后，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则终结调解程序，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另行提起诉讼，只能按民诉法关于管辖的一般要求，由有管辖权的法院受理。“中心”的调解与将来法院的审判无任何关系，因而这种调解即具有了非诉讼调解的性质。（注：张文香、王红岩：《“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中心”中几个法律问题的探讨》；马莉莉：《浅谈经济纠纷调解中心》，载《法学前沿的争鸣》，武汉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396—406页。）这一实践，为研究调审分立制度提供了实践经验。

三、建立调审分立制度的构想

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有诉讼调解制度，但笔者认为最值得借鉴的是我国台湾地区关于法院调解的规定。台湾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都相当重视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司法院”1980年的《民事诉讼须知》第15条称：“讼争终凶，古有明训。凡诉讼者，动辄经年累月，不但荒时废业，且耗费金钱，纵幸而获胜，亦往往得不偿失。若其败诉，所受损失更为重大，故于起诉之先，如有可以协商之机会，亦须尽力和解。”台湾的法院调解制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起诉前的调解，依调解程序之规定（第403条至426条）；诉讼中的调解，称为和解，依和解之规定（第337条至380条）。就实质而言，调解成立与诉讼上的和解并无不同。但在程序上，二者仍有许多差异：（1 ）调解限于诉讼系属前由第一审法院依声请为之；诉讼上和解系属后由系属法院（不限于第一审）依职权为之。（2）调解成立后， 如有无效或得撤销之原因者，当事人可对之提起宣告无效或者撤销调解之诉；诉讼上和解如有无效或得撤销之原因者则得请求继续审判。（3 ）和解须当事人完全合意才能成立。而调解时，当事人虽未完全合意，可依法视为调解成立。（注：齐树洁：《台湾法院调解制度评析》，载《法学》1994年第8 期，第46、47页。）根据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情况，借鉴台湾地区法院调解制度及其他国家关于和解制度的经验，笔者认为，改革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内容应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正当的诉讼目标

以何种结案方式为诉讼目标对程序模式有很大影响。以往以调解作为目标，便产生了“调解型”诉讼模式，因而改变了调解性质，形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出现了种种弊端。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应当把判决作为诉讼目标，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的程序才具有阶段性和连续性，程序比较固定，当事人和人民法院都受其约束，程序的任意性和选择性较小。在这种程序结构中，以判决为主导，调解只是某些案件的前置程序，只有调解不成的，才转入诉讼程序。法官不再具有“双重身份”，只能或当调解员或当审判员，各司其职。建立一种以审判为主体，包含调解程序，使调审二者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独具特色的“判决型”诉讼模式。

有的学者主张以判决作为诉讼目标，但仍把调解作为判决过程中的组成部分，认为在可能调解的条件下进行调解时，两个过程出现暂时的、相对的分离，总体上是以判决为主线进行，调解程序已为判决程序所吸收。然而，这里有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是，在这种“暂时分离”的情况下，主持调解的法官是以“调解人”的身份出现还是以“审判官”的身份出现，当调解不成转而判决的时候，是另换审判官，还是由“调解人”转而成为“审判官”。如果是另换审判官，那么调解就不是“暂时分离”，而是另一种调解程序，如果是“调解人”转而成为“审判官”，那么，这种“暂时分离”仍解决不了法官身份“双重性”的问题。要彻底解决“调解型”诉讼模式中调审合一的问题，就必须解决法官身份“双重性”问题。可见，“调审分立”才是唯一办法。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立法正是把调解作为一审的前置程序而规定的。

（二）明确规定调解程序规则

经济纠纷法庭调解协议范文第3篇

诉讼和解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指双方当事人把他们对请求的主张互相让步的结果在诉讼上进行一致认可的一种结案方式，它不仅能解决纠纷，减少诉累，同时也符合WTO体制的作法，为我国早日与世界接轨打下基础，世界各国民事诉讼法大都规定了和解制度，我国民诉法也有相关规定，但无论是从法学理论还是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诉讼和解中的诉讼中和解更是我国民事诉讼中薄弱环节，仅在《民诉法》第51条予以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与此相关的也是有关于撤诉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以诉讼中和解方式结案的案件数量也不多，似乎诉讼和解制度可有可无，即使不规定和解制度也不会给当事人带来的不便。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和为贵、忍让一直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所追求的价值理念，而诉讼中和解制度的现状恰恰与这种文化历史传统形式有着强烈的反差，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诉讼和解制度特别是诉讼中和解遭此冷落呢？究其原因，法规规范本身的因素和诉讼和解制度上的缺陷无疑是最大理由。

如今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导致各种纠纷的日益扩张，诉讼中纠纷的解决方式也呈多元化趋势，而仅占诉讼冰山一角的和解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判决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性。故对诉讼中和解制度进行理论研究和运用的探索是极为必要的。

因此，本文就以下方面针对和解制度，就此作一初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各位同仁专家。

诉讼和解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由于和解能及时解决纠纷，大量减少诉累，故世界各国民事诉讼法大都规定了和解制度。我国民诉法亦有相关规定，但过于简陋，短短一个条文难以涵盖诉讼中和解的所有内容，从而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如今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纠纷也随之增多，导致诉讼中纠纷的解决方式亦呈多元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体现当事人双方合意的诉讼中和解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裁判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性。因此，探讨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现特此浅论如下：

一、 我国民事诉讼和解的概念及分类

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当事人和解制度即指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互谅互让，自愿达成协议，从而终结诉讼的一种制度，它体现了当事人双方独立解决纠纷的意愿。具体来说，诉讼中分为两部分，一是诉讼中和解，二是执行中和解。执行程序作为审判程序的继续，其功能是实现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对于执行中的和解，民诉法第211条已作了相当明确的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记，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该项制度已颇为完整，无需详细叙述。而对于诉讼中和解，《民诉法》仅在第51条予以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但对于和解的方式、和解的时间以及和解协议的效力未作具体规定，导致对该制度的运用缺乏引用规则。故本文拟针对诉讼中和解的一些问题略加探讨。

二、 我国诉讼中和解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民事诉讼实务中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程序上一般是当事人申请撤诉，终结诉讼程序；在实体上，和解协议则重新确立了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并要求当事人按照和解协议全面履行。但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只能重新，而不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目前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存在不少弊端，首先使和解的规定流于形式，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次这既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减轻当事人诉累，也影响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严肃性。

1. 法律条文简陋。首先，我国传统民诉国家干预性太强，因此，漠视当事人在实体和诉讼权利上的意思自治。虽然民诉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但给当事人的处分行为设定“法律范围”，正是代表国家的法院进行干预的表现，处分权是当事人所专有的权能，即只有当事人才能请求一定内容的判决、变更主张或取消请求等形式行使这项权能。法院不能依职权自己去寻找纠纷、主动开始诉讼程序，此即为“不告不理”原则。不仅诉讼程序的开始和审理对象的内容只能由当事人来决定，而且当事人也有变更诉讼、诉讼中进行和解等。当事人能够通过这些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行为来决定程序的进行，法院原则上必须受这些行为的拘束。但在我国传统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更为强调法院的诉讼指挥权和依职权处理当事人诉讼事务的主动性，当事人的处分权未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因此，民诉法在诉讼中和解制度设计简单。

2. 诉讼中和解制度与调解的区别及适用分工不细，透明度不高。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自愿就民事争议平等协商、达成协议，从而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法院调解有两层含义：其一，法院调解是一种诉讼活动；其二，法院调解亦是一种终结诉讼的方式。我国历来重视法院调解，民诉法将其确定为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作出了颇为详尽的规定。相比之下，诉讼中和解制度在民诉法中的地位显得“微不足道”。在法院调解颇为盛行之时，有人似乎认为诉讼中和解制度的功能已调解制度所吸收，无须再详加规定，从而使诉讼中和解制度的功能退化到仅作为当事人撤诉的一种理由。但诉讼中和解和法院调解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诉讼制度。诉讼中和解是双方当事人就他们各自的主张相互让步并且在诉讼上进行相一致陈述的行为。而所谓调解，指的是具有中立性的第三者通过当事者之间的意见交换或者提供正确的信息，从而帮助当事人达成合意的一系列行为的组合。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一种职能活动，而和解则是当事人双方对自己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进行处分的活动。两种制度皆有其存在和适用的空间。故两者在我国民诉法中的区别及适用空间存在着上述缺陷。

3. 诉讼中和解制度的运用范围太窄，表现在我国立法并未明确规定诉讼中和解制度具有终结诉讼的功能，也未赋予和解协议内容以强制执行的效力，而对于调解制度的规定则正好相反，因此，当事人一方基于对另一方在撤诉后不履行和解协议而使其只能重新的考虑，更倾向于用调解的方式来终结诉讼，从而使诉讼中和解的存在和适用空间大为缩小，甚至被调解功能所吸收。在实践中，有些地方的法院对上诉案件中发生的和解问题，采取让当事人双方在和解协议中约定，如一方撤回上诉后另一方不履行和解协议，则按原判决执行；或者要求当事人就和解协议的内容履行完毕后才可以撤回上诉的做法，诉讼中和解的制度就显得可有可无了。

三、 我国诉讼法中和解制度的社会功能

在现代社会中，纷繁复杂的民事纠纷要求注重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诉讼制度的多元化无疑可缓解或消除这种矛盾。随着传统审判制度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日益为人们所熟悉，其功能上的局限性也渐趋明显。面对审判花钱费时和一刀两断式的判决方式未必能真正、完全地解决纠纷的缺陷，故此期望诉讼中和解作为弥补这两个功能局限的有效手段之一，充分发挥其简易迅速和根据纠纷的实际情况灵活多样的社会功能加以解决的作用。因此，诉讼中和解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制度倍受重视。其作用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诉讼中和解的作用是由当事人双方合意这一本质要素所决定的，与第三者作出有约束力的判决，无论当事人意愿如何都必须加以贯彻的审判不同。诉讼中和解由于给予当事人自主决定的权利，因此可以不必在通过证据的审查逐一认定事实和法律规范的辩论解释上花费时间，也可以尽量少花钱请律师来处理复杂的程序问题，当事人能够立即进入系争问题的核心，以求纠纷的圆满解决。此外，与审判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范的普通标准不同，在诉讼中进行和解时，当事人含意的形成基本上以其关于是否有利、是否有理的评价标准为基础，达到的解决方案能够更贴切地反映当事人所处的实际情况。如果诉讼中和解在纠纷的解决成本和解决内容两个方面，都能充分发挥其通过合意来解决纠纷这一固有功能，则可能期望带来判决所无法达到的良好社会效果，从而成为与之并立的另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制度。

2. 我国地广人密，民事纠纷的繁多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有限的审判机关和四级两审的审级制度，以及单一化的审判制度已不堪收案锐增和存案积压的重负。司法制度的改革日益呼唤审判模式的变革和纠纷解决制度的多元化。传统的审判制度花钱费时的弊端已是有目共睹；调解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纠纷解决的进程，且渗入了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因素，但该项制度极易被滥用的特点也不容忽视，尤其在当前各级法院大力提倡加快办案进度、压缩存案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重整我国民诉法中的诉讼和解制度，并使之与其他审判制度相辅佐，充分发挥其解决纠纷的固有功能与作用，从而调整并强化我国的民事纠纷解决制度的诉讼效益和社会效果，理应提上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的改革日程。

四、 完善诉讼中和解制度的几点思考

综观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案件外，当事人有权通过和解解决他们之间的民事纠纷，但对于诉讼中和解的时间、方式和效力等的规定却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我国虽已有较为完备的法院调解制度，但与其相辅佐的诉讼中和解制度的完善亦不容忽视，因此，在我国民事诉讼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以往的经验，并借鉴相关先进立法例，对我国民诉法上的诉讼中和解制度从立法上或司法解释上予以完善是极为必要的。

1. 诉讼中和解的时间，法律规定的和解，应是指诉讼当事人在诉讼开始之后，法院作出判决之前的任何时间，通过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争议，终结诉讼的活动。即和解是当事人用以结束已发生的争执或防止将发生的争执的契约，因而没有时间限制，既可以在诉讼过程中进行，也可以在诉讼发生之前进行。但我国民诉法第51条并未明确规定诉讼中和解的时间限制，而在第211条中所规定的执行中和解显然有其特定的和解时间，因此，应对第51条的诉讼中和解的时间作限制解释，规定为后，判决作出之前。

2. 诉讼中和解的方式。和解方式大致来说有两种：一种是经法院主持或核准的和解，即和解可以由当事人自动或在法官的建议下进行，和解协议应以书面形式形成。和解达成协议后，双方当事人可以提请法官确认和解协议，或当事人双方可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和解，记入法庭笔录，由当事人签字认可，并由审判长和书记官签名，另外也可认为和解方式在诉讼进行的任何阶段，法院可以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和解协议可以载入案卷。在形式上和程序上，此种和解同我国法院的调解有些相似之处，比如有法院主持或参加。但两者最根本的一点区别是，法院对当事人的和解方式、和解条件和和解内容不能干预，而我国的法院调解则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的职权干预。在美国和英国，和解一般不由法院主持。但在所有当事人都同意的条件下，当事人可以要求法院对他们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加以核准，并按照和解协议的内容作出判决，这种判决被称为：“同意判决”。第二种是法庭外的和解或裁判外的和解，即当事人双方可以在法庭的主持下，自行达成和解协议。这类和解称之法庭外的和解。

就我国而言，当事人庭外自行和解的情况虽然存在，但庭外和解的现象居多，而且在实践中大都记入笔录，尤其在上诉案件中更是如此。此外，实务中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即民事纠纷的当事人为达成和解的合意，往往需要法院予以适当的引导，其原因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并不具有较高的法律意识，对民事诉讼的各项制度缺乏了解，因此，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充当合理的信息传递人，并接受当事人有关法律问题的咨询。当然，这种情况与法院调解过程中的法院主持调解还是有所不同的，法官并不参与当事人之间的和解方式、和解内容等。本文认为，我国民诉法可将诉讼中和解的方式规定为：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必须记入法庭笔录，并经由法院核准，而无需再由一方当事人撤诉。这实际上是将诉讼中和解明确为终结诉讼的一种方式，从而避免产生诉讼中和解制度有名无实的非正常现象。

3. 诉讼中和解的效力。因和解方式不同，和解协议的效力也有所区别。诉讼中和解的效力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终结诉讼的效力；二是与确定判决有同等的效力。有关国家法律规定，经法院确认或核准的和解协议法律效力较高，表现为：一是具有终审判决的效力；二是具有执行文书的效力。有的和解具有终审判决的效力，经法官确认的和解笔录的摘录能够作为执行文书。有的国家规定，诉讼中和解在程序上可以直接终结诉讼程序，在实体上则重新确定了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可以要求法院强制执行。英国法规定，以“同意判决”方式达成的和解，具有一般判决的执行力。“同意判决”一旦作出，即使有错误，也不能由同一法院撤消，除非所有的当事人都同意可以延期执行或变更判决内容。另外，除经法院同意，不得对该判决提出上诉。日本法规定，载入案卷的和解协议，具有同确定判决同等的效力。按一般确定判决的效力，有形式上的确定力和实质上的确定力两种。所谓形式上的确定力，指当事人不得以上诉的方法，请求将该判决废弃或变更。所谓实质上的确定力，即诉讼标的在确定的终局判决中经裁判后，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当事人不得就该法律关系再行，此称之为既判力。

对于就诉讼标的外的事项或与第三人合并成立和解，亦可跟诉讼中和解有同一的效力。德国民诉法只承认其具有执行力。但我国现行民诉法并未明确规定诉讼中和解具有终结诉讼的效力，故亦谈不上既判力和执行力的问题。而上述效力正是该项制度存在并得到充分运用的真正价值所在。目前我国司法实务中之所以对诉讼中和解制度的理解和运用产生混乱，原因主要就在于民诉法缺乏这种规定。因此，我国民诉法应对诉讼中和解的效力作明确规定，既赋予其既判力，当事人不得对其提出上诉；亦赋予其执行力。这样其终结诉讼的效力也就成为必然结果。同时，对当事人就诉讼标的外的事项或第三人参与合并成立的诉讼中和解，亦应使其具备与确定判决同等的效力。

4. 和解协议的内容。诉讼中和解是以解决双方当事人系争法律关系为内容的陈述。和解要求以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为基础，因而无条件肯定对方当事人的主张，属于放弃或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而不属于和解。但互谅的程序法院并不过问，如承认对方当事人的债权并得到延缓履行期限，也算是和解。系争法律关系的内容属于诉讼中和解的范围自无疑问，但诉讼标的之外的事项是否能够列入其中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两个典型的例子能说明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例一，原告诉请被告偿还借款，被告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提出延期偿付，原告要求其提供担保。后原、被告之外的第三人为被告与原告订立保证合同。该合同属于原诉讼标的之外的事宜。以此保证合同作为双方当事人相互让步的条件，从而解决原来诉讼上的争执，可以和原诉讼标的合并成立诉讼中和解。例二，甲乙两公司因产品质量问题，出现经济纠纷，甲方使用乙方产品，甲方组装产品后，产品卖给第三方，第三方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要求甲方退货并索赔，甲方以乙方质量缺陷为由，停止支付乙方货款。乙方以超过合同时效期为由，将甲方告之法院，请求支付货款，因甲、乙双方都没有足够的证据驳倒对方，因此在法官的多次协调下，达成和解协议，共同让步，事情圆满解决。

我国民诉法并未具体规定诉讼中和解的内容或范围，但鉴于我国民事纠纷繁多的现状，扩大诉讼中和解的范围，充分运用和解来实现多纷争一次性解决的目的是可行的。故在完善诉讼中和解制度时，也可对和解范围作出较为宽泛的解释。诉讼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标的外的事项亦可列入诉讼中和解的内容。至于涉及到第三人的和解，应视情况而定，如果和解协议规定第三人必须承担某种责任的，那么该和解协议的达成必须得到该第三人的书面同意或参加，否则，该和解协议不生效力；如果和解协议使第三人受益，则无须经该第三人同意。此点可由最高法院运用司法解释或判例予以明确。

5. 和解协议的效力缺陷及其完善思考。诉讼中和解一经成立，与确定判决有同等的效力，故当事人不得再以上诉或抗诉方法对之表示不服，更不得以该法律关系为标的，再行，受诉法院亦不得对该案再作任何裁判。但如果当事人对于和解的效力有所争执，即当事人主张诉讼中和解有无效或可撤消的应承，或者是有解除的原因而请求解除和解协议时，此争执该如何处理颇值讨论。对此，学理上有不同的解决方法：一是申请受诉法院指定期日。和解有无效或可撤消的原因，当事人可以申请受诉法院指定日期，继续就原来的诉讼标的进行审判；二是提出新诉，就争执加以裁判。申请指定日期和提起新诉是两个竞合的请求权，当事人有选择的权利；三是完全以诉讼中和解代替判决。所以和解有无效或可撤消的原因时，比照提起再审之诉的方法，对于该和解提起再审之诉。

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解决和解的效力缺陷及其解决途径时，可以对诉讼中和解协议有无效或可撤消的原因的，通过再审程序予以解决。

总之，诉讼和解制度在我国没有获得应有的法律地位和应有的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民诉法规定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法院调解制度，法院调解制度引导着中国民事诉讼法朝着一个与WTO接轨的西方发达国家民事诉讼发展不同的方向发展，正是这种发展方向上的与众不同，仅法院调解在实践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致使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备受青睐，而笔者认为，中国民事审判方式及过程中，作为与调解同等重要的诉讼和解也应该作为民事诉讼改革发展的一分子，这样符合当今民事诉讼的发展潮流，才能弥补调解制度造成的弊端。

参考文献

1. 刘晴、路昭君主编《民事诉讼法实务与案例分析》下册，中国工商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2. 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主编》第248页，法律出版社，1992出版。

经济纠纷法庭调解协议范文第4篇

关键词：工程造价；鉴定工作；原则

引言

工程造价鉴定是指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受法院委托对工程造价纠纷进行鉴定并提交鉴定报告的一项工作。加强造价鉴定工作质量，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维护司法审判的公正与权威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工程造价鉴定的特点

工程造价鉴定与工程预算或结算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它们一般都以现行工程定额及计费办法计算工程投入即工程造价，但是在性质上、形式上以及操作上都有一定差异。

1、委托单位不同

工程造价鉴定委托方一般是司法机关，预结算委托方可以是施工单位，也可以是建设单位。由施工单位委托则主要工作是编制；建设单位委托则主要工作是评审；司法机关委托的焦点是成果文件原被告能同时接受，在形式上和性质上都是不存在甲乙方关系的，对公平公正性有着更高的要求。

2、控制特点不同

预算的控制特点是对工程造价的预测，允许有一定限度的浮动，是建设工程事前控制的一部分；结算的控制特点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发生以及相关资料，甲乙双方之间结清所有工程款项；而工程造价鉴定的控制特点是以原被告双方认可的所有图纸资料，签证、修改或变更等资料对纠纷工程进行造价确定，它必须结合事件因由并侧重于判定，鉴定结果不一定是工程造价完整真实的反映，比如有一个或多个施工工艺或流程不在总包范围内，而是有多方参与的，那么鉴定内容只反映争议部分的工程造价，争议部分还存在认同与不认同两种可能。工程造价鉴定结论是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在对当事人提供的鉴定材料分析判断和推理的基础上形成的意见，它只能是对事物本来面目的一种推断和评定，是一种法律的拟制。

3、报告的格式不同

预算书格式着眼于编制依据及计算内容，结算书格式着眼于工程量及造价增减的原因，造价鉴定侧重于所要鉴定的工程其具体情况的全面真实反映，支持鉴定的执行依据与准则。

二、工程造价鉴定的原则

由于建设工程造价纠纷的特殊性、复杂性，在工程造价鉴定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它决定工程造价的科学性、公正性与合法性，也决定诉讼案件的审判质量和客观公正，工程造价鉴定应遵循的原则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合法原则

涉及鉴定主体、鉴定方法、适用标准、鉴定材料的采集及鉴定程序等鉴定活动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确保鉴定结论的合法性。

2、公正原则

尊重科学、尊重事实，在鉴定工作中组织各方协同工作，站在公平的立场平等维护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不得因当事人的地位不同适用不同的标准。只有严格、准确地贯彻公正客观原则，才能经得起庭审中当事人的质证，才能为法庭处理案件所采信。

3、独立原则

在鉴定的过程中，不受双方当事人或其他人员的干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法规和有关技术标准、规定为准绳，独立地运用建设工程的专业知识、经验和相关行业规定，出具司法鉴定报告。

4、从约原则

鉴定人应服从承发包双方的合同约定原则。只要当事人的约定不违反国家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不管双方签订的合同或具体条款是否合理，鉴定人员均无权自行更改或否定当事人之间的有效合同或补充协议的约定内容。

5、取舍原则

当鉴定遇到不能判断或证据有矛盾难以作出判断时，鉴定人应结合案情按不同的标准和计算方法，作为有争议的意见提供当事人进一步举证，并根据证据成立与否出具不同的结论，让法院根据开庭和评议对鉴定结论进行取舍。

6、证据原则

鉴定人必须以事实以及合理的推断作为鉴定结论的依据，否则就不能确认，不能计取价款，这也是司法鉴定的公正性所决定的。鉴定人遵守实事求是、公平合理的原则同时，还应遵循实际可行的原则，在保证鉴定能够完成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反映和接近事实。

三、造价鉴定工作重点

1、工程造价鉴定最重要的是依法办事

纵观各种工程经济纠纷，大量是关于法律法规的执行问题。当事人的工程结算问题无法解决，最后求助于法院，希望法院主持公道。工程造价鉴定的目的就是解决工程建设中各种经济纠纷，自然最重要的是依法办事，只有依法办事，才能抓住问题的根本。依法办事，要求工程造价鉴定人员具有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尊重法律法规，维护其尊严；要求鉴定人员认真学法、熟悉法律，这样，才能在工作中熟练运用；还要求鉴定人员忠实地执法。如果鉴定人员缺乏法律意识，有法不依，或者任意歪曲法律，断章取义，在鉴定中自行其是，以情代法，是做不好工程造价鉴定工作的。

2、调查研究是做好造价鉴定的唯一途径

工程建设中各种经济矛盾，鉴定者需要理出头绪，辩明真伪。搞清楚这些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包括倾听当事人各自对所争执问题的陈述，以便从掌握的情况中做出分析判断，包括深入施工现场，亲自勘察（现场可能还保存着最为真实的东西），也包括调阅工程建设阶段所形成的合同、协议、材料定价、现场签证、会议纪要等原始资料，这是最本质、最能说明问题的资料。总之，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工作。一些事情，当对它的情况不了解时，会觉得纷繁复杂，似乎缺乏解决的办法，而当你深入实际，作了调查，进行了分析研究，你就会明了问题的实质，如何解决也就心中有数了。

3、鉴定应当敢于面对矛盾，做到公平公正

工程经济纠纷发展到走上法庭，解决矛盾已经相当尖锐，这给鉴定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有的人采取简单办法，叫做：承认现实，折衷处理。承认现实就是视一切过程为合理、合法。如材料认价、工程现场签证，只要签了字，就具有合法性，工程结算就应当承认，而不问这种签字如何产生，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合理合法，是否重计多计。折衷处理就是在利益分配上既不取高，也不取低，中间走。这其实是一种混淆是非，掩盖矛盾和不负责任的做法。笔者认为，鉴定就要敢于面对各种矛盾和纠纷，要允许双方把问题摆出来，这样，有助于鉴定人员了解事情发生、发展和内在的东西；鉴定还要做到公平公正，让当事人双方面对面提出问题，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讨论争辩，这样有助于鉴定者深化对事情的认识，也有利于双方倾听对方的意见，坚持正确，纠正错误，给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使双方对于对方的正确意见能够客观的进行分析甚至认同，鉴定人员则因势利导，做一些转化工作，比如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调解。

4、要始终把握好自己的鉴定位置

工程造价鉴定的职责就是为法院提出科学、客观、公正的鉴定意见。鉴定的单位只是在鉴定过程中与法院存在着委托与服务的关系，它的整个鉴定工作是对法院负责，因此，它不是工程经济纠纷案件的办案主体。鉴定人员在鉴定过程中需要向当事人双方了解情况，需要调阅有关资料、察看施工现场等，都应当向法院提出，并由法院组织去办。鉴定人员没有必要也不允许背着法院单独去做与本案有关的事情。始终把握好自己的鉴定位置，对于维护法院的权威，也是必须的、有利的。有的鉴定人员当双方争论激烈产生急躁情绪时，言谈中情不自禁出现偏离自己位置的情况，在工作中应当引起注意。

结束语

研究和总结工程造价鉴定的经验以及在司法审判实践中遵循的原则，对改进工程造价技术在司法鉴定中的灵活应用，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维护司法审判的公正与权威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经济纠纷法庭调解协议范文第5篇

关键词：简易程序、概念、适用范围、改革机制

一、简易程序的概念

广义上的简易程序是民事诉讼中所有简易化程序的总称，它包括通常程序中和特别程序中的简易程序，整体和局部适用的简易程序，初审程序、上诉程序和再审程序中的的简易程序。狭义的民事简易程序,是指普通意义上的民事简易程序。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的，既包括狭义的民事简易程序,也包括小额诉讼的简易程序。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2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仅限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人民法院，仅限于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审理简单民事、经济纠纷案件所适用的程序。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简易程序是与普通程序并存的独立的第一审程序之一，它不是普通程序的附属程序，也不是普通程序的辅程序。[1]

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民事诉讼法》规定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可靠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判明事实、分清是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争执无原则分歧。[2]

简易程序的适用旨在以较少的诉讼资源与较快的速度解决简单案件。诉讼标的额的大小与案件的难易程度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但由于采用抽象标准的不明确性，司法方面从宏观的、整体的角度来寻求一种明确的标准来界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从标的额大小来看，诉讼标的额小的案件大多为日常生活中的纠纷，案情和所涉法律关系比较简单，简易程序完全可以胜任。若单纯以诉讼标的额作为标准，将一些不具请求标的额但性质比较简单的案件排除在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之外会缩小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从案件性质来看，虽然同一性质的案件也有难易之分，但从整体来看还是可以判断哪一类案件与其他类案件相比较要简单。如在合同纠纷中，借款合同就比建设工程合同简单，借款合同纠纷完全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而若将诉讼标的额与案件性质相结合，又进一步限缩了简易程序的适用空间。

从司法实践来看，在立案阶段，法院判断案件是否符合适用简易程序，仅凭原告的诉状是无法确定的，只有在案件进入实体审理阶段，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提出了答辩后才能确定。而案件的适用程序关系到审判组织的组成、是否可以以简便方式通知当事人和是否需要提前三天通知开庭日期等等一系列问题，在审理前的庭审准备阶段就必须确定下来。以开庭后才能确定的事实去决定开庭前的事项，显然不合逻辑。司法实践中往往对一些难易不明的案件先适用简易程序，待发现案情复杂后再转入普通程序。

三、适用简易程序的人民法院

适用简易程序的人民法院，仅限于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适用简易程序的法院仅限于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把适用简易程序的法院确定为基层人民法院，主要是为了方便当事人参加诉讼。但我国法律将适用简易程序的决定权赋予了法官，当事人没有选择权，这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忽视。

从司法实践来看，基层法院的民庭和派出法庭兼具适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两种程序的职能，其审判人员也是既审理普通案件，又审理简易案件。两种程序的交叉使用的结果：首先，使得审判工作安排经常冲突。[3]简易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其工作安排相对独立，而普通案件的审理则需要三个人同时进行，加之某些基层法院未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经常出现原定的合议庭成员在同一时间与要审理个人承办的简易案件的时间冲撞，其结果是要么合议庭临时更换成员，要么延迟另一个案件的审理，造成当事人诉讼时间上的不经济，也有违《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次，两种程序的长期交叉使用，加之民诉法中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许多规定一致，面对大量的适用不同程序的案件，同一法官在不同的案件中，可能会造成程序适用上的混同，"简易程序不简化，普通程序不规范。"有些审判人员"对当事人全是普通程序的要求，对自己则都是简易程序的要求。"…由此徒增当事人的诉累，导致程序的滥用及不规范，简易程序不简易，普通程序失去其固有的严谨与公正。

四、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机制

改革简易程序案件的立案形式。简易程序案件的立案形式《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案件的立案形式作了一项简化的规定，即简易案件可以口头。在简易程序的立案方式上，也通过互联网进行网上远程立案，方便当事人诉讼，提高诉讼效率。 [4]

扩大民事简易程序适用的审级范围，设立简易案件的二审程序。二审法院可由一人独任审判由第一审程序中以简易程序结案的案件提起的上诉。在一审即以简易程序结案的案件在基层法院都可以简易程序审理，中级法院也完全可以用简易程序审理。简易案件中一审当事人上诉往往是因为对法律规定的不了解，甚至故意缠讼，拖延时间，而不是因为案情复杂或者一审法院未查清事实。这类案件由独任法官进行审理可以充分提供当事人对程序公正的需求。

赋予当事人在简易程序中的程序选择权。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选择和适用由法院依职权作出，法院及其法官对诉讼进行不受限制的干预，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被异化为法官的私权力，无法体现对当事人的程序公正。程序选择权符合人民有接近司法、接近正义的法理。为了保证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确立，则会在相当程度上消除法官行为的权力源。

为提高审判效率，在保持判决书、调解书的基本结构的基础上，简易案件的判决书可以列明案件的基本事实和判决的基本理由要点，对于法律明文规定的典型情形可以直接引用法条判决，采用格式判决书和调解书的形式，无须展开论述。简易案件诉讼文书格式化。调解书是双方自愿协商达成的一致意见。因此，调解书的事实部分则可以省略，可仅列明当事人和调解协议。对于一些特殊情形，如原告放弃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对其不利的一方在宣判时表明放弃上诉权的，判决书中可只列明当事人和判决书主文，其余部分均可省略。

参考文献：

[1]章武生．民事诉讼法新论(修订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章武生．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3]王利明，江伟等．中国民事证据的立法研究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