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危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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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危机管理范文第1篇
次级按揭是指美国向信用分数较低、收入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人提供住房贷款，主要有3种类型，一是面向信用分数在660分以上、确有还款能力的客户提供的优质贷款，二是面向信用评分在620―660分之间的中等客户提供的“AitemativeA”式贷款，三是面向资产信用评级在620分以下、多数没有固定收入凭证的“劣质客户”提供的次级贷款。2006年，美国房贷款结构中，40％以上是“非优质资产”。根据次级贷款包装成的CDO产品，国际清算银行曾统计，美国CDO产品2004年更是1570亿美元，2005年发行2490亿美元，但2007年一季度就发行了2500亿美元，泡沫到了极限。美国老百姓由于失去消费后劲而大量拖欠还贷，目前美国购房人两月以上不能还款的非优质客户人数正在高速向20％进发。美国抵押银行协会称,2006年美国第四季次级抵押贷款违约还款率创4年新高。违约率由2004年、2005年的10％急升至目前的14％。2006年获得次级按揭的美国人有30％可能无法及时偿还贷款。如果房价继续下跌，银根紧缩，购房者无法再融资，房贷违约金额可能升至3000亿美元，其中次级房贷违约金额约占1700亿美元。届时，将有150万至200万户住宅或被金融机构收回。数万甚至上百万借款者将资不抵债，全国有大约220万人可能因为无力还贷而失去住房。
由于违约率不断提高，拖垮了众多的抵押贷款企业。2007年3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企业――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由于超过84亿美元的债务无法偿还，于3月13日被纽约证券交易所停牌。月底，向美国联邦破产法院提出破产保护申请，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浮出水面。8月初，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据花旗估计，美国次级债风波已令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annie Mae,FNM)和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Freddie Mac,FRE)所持相关资产市值缩水47亿美元。美国已经有超过50家发放次级债的机构关门，30多家次级抵押贷款公司停业，未来还可能有100家次级抵押贷款公司关门。8月15日，美国最大抵押贷款公司全国金融公司股价开始暴跌，标普花旗全球房地产指数在2007年第二季度下跌了4.5％，标普花旗欧洲房地产指数下跌10.4％，达到最低点。次贷危机迅速在美国乃至全球资本市场蔓延开来，2007年7月26日，美国股指收盘暴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300多点。受此影响，亚太股市7月27日纷纷下挫，日经指数跌幅较大，而澳大利亚、韩国等股指更是创造了2007年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伦敦、法兰克福和巴黎股市指标股指7月26日纷纷下挫。每每收到来自次级债的坏消息，就会引发美股大跌一次，连累亚洲、欧洲、南美等地股指急挫。2007年以来，由于次级债危机的传染，已经引发了四次以上美国及全球股市的暴跌行情。全球股市出现多年罕见暴跌，次贷风波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也在增加，中国6家金融机构因次级债亏损共约49亿元人民币。美国次级债危机已演变成一场2I世纪以来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二、危机管理机制缺陷：美国次级债危机爆发的基础条件
危机若水，智主沉浮，“洪水理论”“告诉我们，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与美国危机管理中的失误息息相关。次级债从风险积聚到危机的爆发乃至形成一种全球性危机，有一个很长的时间过程，是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直接导火索，也有基础性影响因素，从根本上来说：危机管理机制上存在的缺陷是美国次级债危机爆发的基础条件。
1、次级贷款制度产品设计上固有的缺陷。次级贷款产品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及低利率假设的基础上的。次债产品的创新刺激了美国居民负债买房，大家都在幻想房价会越涨越高，而利率则会保持在极低的水平。这种次级按揭客户的偿付保障不建立在客户本身的还款能力基础上，而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利率不断下跌或长期低利率政策的假设之上，显然制度设计就没有成功的基础。理论上实际上假设就不成立，在房市火爆的时候，银行可以借此获得高额利息收入而不必担心风险，但如果房市低迷，利率上升，客户们的负担将逐步加重，当这种负担到了极限时，大量违约客户出现，不再支付贷款，造成坏账，此时。危机就会产生。从美国实际情况看，这种产品设计与实际运行情况差距很大，面向次级市场的贷款公司推出的很多新的贷款品种，如：3年可凋整利率贷款，5年可调整利率贷款，7年可调整利率贷款等。这些贷款的共同特点就是，在还款的开头几年，每月按揭支付很低且固定，但等到一定时间之后，还款压力陡增。从实际利率来看，大部分次级贷款基于浮动利率，即贷款利率随短期利率变动而变动。从2004年中开始，美联储先后J7次加息，将基准利率从J％上调至5，25％，使得借款人还贷成本激增，加上楼市开始向下滑落，使次级按揭还款出现拖欠的情况日益严重。从房价运行轨迹来看，近年来美国住房市场逐步降温，使得房屋所有人的再融资变得更为困难。这种产品的弊端在于它是在永远成立的前提条件下设计的，基础条件一旦变化，危机就会不可避免地到来。
2、高风险资产以证券化方式进入投资市场，但无传导隔离机制。资产证券化把房地产信贷包装成有价证券(MBS债券)拿到在资本市场上去流通，以控制风险锁定收益，后来又配合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要求设计出了各种衍生品：CDS、CDO以及CDO平方，等等。次级债风险由于通过证券被转移到投资者身上，表面看，风险是分散了，但实际上它可能传导到证券市场，让投资者购买本来达不到投资等级的资产。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背景下，加之美国证券市场的开放性，金融市场的全球联动性，金融风波一旦发生就会顺着金融链条快速传播、蔓延。结果，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在全球金融市场不断传递和放大并继续扩散，这种风险严重低估的证券化资产从美国金融体系传导或转嫁到国际资本市场。而在危机发生之前，次贷债券发行国没有危机预案，以致于危机发生措手不及。加之各国危机管理水平和金融独立性、稳定性较差，分散和化解危机能力较弱，各国对在经济关联度下的危机后果估计不足，隔离效率低下，没有对市场一些信息提前进行处置。危机的传导机制强于隔离机制和化解机制，以致于局部的债务危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由产品风险上升为产品危机，由区域危机、行业危机扩散为系统性危机。由于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的金融联系紧密，美国次贷市场的影响对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部分海外投资基金冲击较明显。而中国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从事境外信用衍生品交易管制实行比较严格的准入政策，相比较而言，中国商业银行由于次级债危机形成的损失相对要小一些。
3、商业银行失守了风险防范的基本原则。上世
纪90年代末，美国政府利用低利率及减税政策鼓励居民购房，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做房屋贷款的银行、金融公司，借此大力扩张住房贷款。在激烈的竞争面前，不少金融机构降低住房信贷消费者的准入标准，美国标准的房贷首付额度是20％，但是近几年已降到了零，甚至出现了负首付，以吸引购房者。一些中介公司放弃职业基本守则，银行为短期利益(因为根据规定：劣质贷款的利率比联邦基准利率高出2％一3％，比同类优质贷款也高出13％)降低房贷政策，结果根据不实评估报告，进行了风险贷款投资。贷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仅需声明其收入情况，无需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的证明。商业银行承担了贷款的百分之百的责任。
4、监管缺位，政府应对危机能力较差。次级债危机并非仅仅是其规模大小的问题，危机过程所折射的是金融体系健全程度和信贷结构，以及对基本经济面的影响。政府把对次级贷债券这种金融衍生品的评估和监督责任完全抛给私人债券评级机构，给这些私人机构留下太多操作空间，结果这些机构采用的评级标准并不十分真实、准确、可靠。在错误信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信贷决策必然是错误的决策。当次级债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高度重视住房信贷市场危机的监控和预警；重视在美国和国外恢复金融市场信心；重视个人住房信贷市场底层消费者，防止房地产市场降温加剧；重视大型住房信贷机构的护市能力；重视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共担作用。高调向市场投放货币，美联储还联手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向市场注资，同时请出美国总统发表电视讲话，用国家信誉向市场担保。在各国央行紧急行动以及美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承诺下，到2007年8月底美国次级债危机有所缓解。但是该危机留下的问题并没有结束。尽管如此，次债危机仍然不断蔓延、加重，说明美国政府挽救市场一定意义上是失败的，也说明危机管理的效率较差。
5、对次贷危机事先反映出来的信息没有及时进行有效的处理。美国按揭银行家协会2007年3月13日公布的提示性数据,2006年末美国整体按揭拖欠比率，升至4.95％，创三年半新高。其中次级按揭拖欠比率，升至13.33％，创下四年新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7年4月10日发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认为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出现问题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如果政府等多个部门高度重视这些信息，一开始重药治理，危机也许不会发生。
6、次级债信息不透明。公共产品应该接受监督，信息公开透明，次级房贷债券在发行过程中信息就不透明。当次级抵押贷款被打包成债券销售给投资者时，债券投资者无法确切了解次级贷款申请人的真实支付能力。不透明时往往就会隐藏危机，这种债务风险不断积累，为危机的发生埋下隐患。
三、加强危机管理：中国商业银行必须关注的几个问题
美国次债危机对国际经济的冲击和造成的经济损失已充分显现，从美国次债危机发生到形成的机理来看，中国的商业银行加强危机管理，除了要注意当前国家宏观经济形势中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房地产市场过热，股市资产价值高估，国外热钱流入过多可能会对商业银行正常经营产生不良影响外，还主要取决于自身驾驭危机、管理危机的能力，能否建立自我抵御、防范和化解危机的管理机制。当前除了要做好危机防范、危机处理等危机管理的基础工作外，还必须重点关注如下十个方面的问题。
1、树立强烈的危机管理意识。只要放松了危机管理，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有可能爆发危机。1929年以来世界发生的金融危机，如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基本上是源自于发展中国家，虽然20世纪90年代美国也发生过存贷危机，德国、西班牙也出现过银行危机，但影响范围很小。这次次级债危机源自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然后波及到全球，这说明危机爆发不分国家是否发达，也不问历史是否悠久，只要放松管理，忽视危机就可能爆发危机。因此，危机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危机的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危机的忽视。在加快发展的同时，更要树立强烈的危机管理意识，注意危机的管理。
2、时刻注意金融产品副效应的另一面。任何金融产品都是“双刃剑”。次级抵押贷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4年期间经历过快速发展，从1994年的350亿美元发展到2000年的1400亿美元，如今高达8000亿美元，有力地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新产品，其价值与风险共存无可非议。作为管理者，在利用其价值的同时，更要注意危机措施的设计。因此，商业银行在设计和推销任何金融产品特别是衍生工具，在利用其价值的同时，应更多关注风险的防范。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中，很多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和出售，往往涉及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杠杆交易，尤其是对冲基金的操作，必须依靠杠杆交易进行。当风险发生时，风险立刻会被几十倍、上百倍地放大。金融的全球化与衍生金融产品的作用本来可以分散风险，但当风险足够大时，分散风险的链条也可能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
3、把创新建立在风险防范基础之上。创新是商业银行发展的动力，但创新需要强有力的风险保障机制。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客观上需要金融不断创新，而每次创新在给经济金融发展带来活力的同时，往往又埋下了危机的种子，因为每次创新都要对原来的体系进行革新，会面临新的环境，打破原来的平衡，创新过程也是风险积累过程，美国次级债危机说明，政策的效率迟早要兑现，积累的风险迟早要释放。防范与化解创新过程中的风险，是商业银行高管人员必备的素质。金融创新基本上以风险的结构化设计与不同比例的杠杆融资为基本特征，任何杠杆比例，都有相应的放大效应，房价上扬时期，这种放大效应继续扩大了市场的流动性，也使得投资机构获得了高额的收益，但是在房价下滑和市场信心受到冲击时，这种杠杆比例也使得金融市场的冲击被迅速放大。
4、建立与国际金融市场既相互依存又相对独立的金融市场，增强银行系统的稳定性。资金的相互融通使得危机极富传染性，在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今天，中国作为世界金融市场中的重要一员，无论哪个因素发生金融危机，很难不受影响。因此，中国商业银行在积极推进对外开放同时，必须积极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在美国次级债危机发生之后，中国的资产市场情况似乎游离于风险之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构建了资本项目不能自由兑换的这道防火墙。因此，要根据实际需要，建立有效的资金融通与危机隔离体系，以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5、保持信用规模的适度增长。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依赖和风险控制不当，是次贷风波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现代金融衍生工具设计得都很复杂，投资者甚至都搞不清楚产品的结构，使得本来起到分散风险作用的衍生工具反而变成了风险品。中国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商业银行的信贷快速增长不可避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每年货币供应量差不多都以两位数增长，
大大超过GDP增长速度。这种增长虽然对正在快速发展中的经济来说不可缺少，但一旦超过警戒线可能会引发投资过快、物价上涨等经济问题。因此，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正确的业绩观，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保持信贷规模的增长符合商业银行基本规律。
6、重视海外投资组合和风险控制机制的建立。从投资者角度来看，相当多的银行理财产品的购买者并没有意识到理财产品中蕴涵的风险。
7、关注住房金融健康发展。近年来，大部分商业银行已将住房信贷作为新的利润增长点来加以发展，有的商业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在信贷资产中的比重高达40％以上。截至2007年6月末，中国房贷累计余额在4.3万亿元，其中给开发商的贷款为1.7万亿元，给个人的按揭贷款为2.6万亿元。在按揭贷款中，只有最长10年的固定利率类贷款和最长30年的浮动利率类贷款，平均的按揭成数不到六成，平均贷款期限17年，对应于1元贷款的抵押物市值通常超过2元。因此中国的按揭贷款出现类似美国次级债问题的可能性极小。中国目前房贷证券化产品很少，房贷只涉及银行和购房者的简单关系，不像美国次级债牵涉购房者、房贷公司、投资债券者等诸多主体。但商业银行信贷扩张的冲动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中国的抵押贷款市场也存在重大风险，危机可能会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如中国一些房地产热点城市，房价收入比早已超过了12:1，中国人均存款不到1.4万元，却要面对十多倍的房价，因此，房价的适度回归已成必然，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综合价格的持续上涨，因家宏观调控力度不断加大，多次加息和提高准备金率必然对房市产生一定的影响，2008年初，商业银行将开始执行新的贷款利息，历次加息将一次性释放，将明显增加贷款购房者的负担，这会给国内房市带来新的变数。尽管国内目前不少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信用不好，但在房价持续上涨时，这种信用差的人不会暴露，因为高房价会把这些潜在风险掩盖起来。但如果房价逆转，其风险必然会暴露无遗。因此，要提高个人房贷资产质量，加强个人住房信贷监管，防止风险贷款产生；加快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进程，分散市场风险；稳定房价，防止房价发生大幅度波动。
8、积极推动贷款证券化。美国次级债危机的爆发并没有让美国的商业银行陷入全面危机，原因在于，将次级贷款证券化，以高流动性实现转让，贷款风险也就随之转移出去。由于这些债权不是完全在美国的商业银行体系内，结果美国次贷危机让全世界的投资机构进行分担，中国贷款的证券化程度很低，不良贷款的风险基本聚集在银行体系内部，一旦出现危机往往是致命性的打击。因此，通过证券化的推行可以有效地分散商业银行风险。
9、严格资产业务评估标准和程序。次级按揭是基础的资产，经过频繁的包装与证券化，最终的投资者及其投资的证券，与基础资产隔离的越来越远，最终的投资者所投资的证券与基础资产的对应关系日益模糊，这就使得最终的证券投资者对于所投资的证券的风险评估难度加大。因此，对抵押资产的抵押应实行内外评估结合、评估结果社会公示、双评估等手段，保证抵押资产足值、有效。
危机与危机管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城市危机管理；变量分析；预警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城市化步伐加快造成人口急剧膨胀，因人为因素、自然因素，以及两者叠加造成的城市危机频度和程度迅速增加，城市危机所特有的放大效应和连锁效应这两大特点，使城市安全面临空前挑战。对城市危机管理变量的分析，有助于城市管理者提前掌握危机发生的潜在因素及转化条件，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还能帮助决策者预测危机一旦发生后可能的规模及强度，做好应急准备。
一、城市危机的变量分析
城市危机变量可以概括地分为两类，即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自然因素，如洪灾、暴雪、地震等。自然因素属于不可控因素，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对许多自然因素进行预报或预测，可以提前做好防范准备；社会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政治体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教育水平和其他变量。
社会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是产生许多城市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民主的政治体制由于能够较好地体现民意，可有效地消除或降低极端冲突行为。在其他政治体制下，尤其是社会转型期，当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及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时，容易造成权力的寻租和滥用，形成腐败。社会对当局的信任度降低，稳定性减弱，容易出现危机。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产生危机的可能性越小。当经济高度发展时，往往伴随着科技的高度发展，在经济手段和科技手段的双重作用下，许多危机能够被化解，危机产生的社会根基被削弱。社会经济发展作为自变量，它是城市危机发生的一个深层次诱因，往往会通过其他中介变量起作用，如城市化与城市移民增长、传媒和教育普及、经济增长中遇到的困难与挫折等，引发社会矛盾与冲突，进而导致危机。
社会文化教育水平。社会文化教育水平要跟上时代的发展，顺应时代的要求。倘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而教育水平跟不上，人们的道德水准普遍下降，公共伦理失范，信仰缺失，人们的行为缺乏必要的规范和约束。既有的规范系统和道德评判标准在急剧变迁的社会结构面前显得苍白无力，造成人们在行为抉择时的严重偏离和越轨，一旦这种偏离出现集聚效应时，危机就会出现。
其他变量。其他变量实际上是上述三个因素的衍生变量，主要有社会结构失衡、社会贫富差距、社会分化与不平等，社会满意度等。社会结构失衡是指国家在发展与变迁进程中，某一方面的社会结构与另一方面的社会发展出现不相适应的现象，如环境承载力超过经济发展带来的污染、某类产业过度泛滥、失业率过高、流动人口过度集中超过城市负荷等。贫富差距过大，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必然会对社会不满，若这种不满情绪不能得到有效宣泄和消除，长期累积下来在某一时期集中爆发，必然会造成社会冲突。社会分化往往是由于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引起的，而不平等主要是由于存在着特殊利益群体，以及当权者的权力滥用，容易使不同阶层产生对立情绪，埋下危机的伏笔。
二、城市危机管理的预警机制
城市危机管理的预警机制，本文主要从危机管理组织结构、预警流程来论述。
1、城市危机管理的组织结构（图1）
如图1所示，城市危机管理委员会为城市危机管理的权威机构，负责城市危机预警研究以及危机发生时的紧急管理。危机管理办公室和特别危机应急指挥中心分别作为城市危机管理委员会的日常办公机构和危机发生时的应急管理机构。下设七个职能部门，分别是危机预防部、减灾信息部、救灾指挥部、数据分析部、心理辅导部、专家委员会、新闻中心。危机预防部主要负责城市危机预警、减灾规划、教育与训练、重点防护对象和重点致灾源监测等工作；减灾信息部主要是对城市危机信息、减灾资源信息进行管理；救灾指挥部主要负责指挥协调各专门委员会的救灾工作；数据分析部是城市危机管理委员会的研究机构，主要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评估，进行减灾战略战术研究以及减灾技术研究，同时对城市各专业部门的减灾课题的研究以及成果的推广应用进行指导和协调；心理辅导部是由心理学专家对亲历危机的公众进行心理辅导，通过合理的渠道和方式予以排遣，对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的心理疾病予以矫正和预防；专家委员会由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有关专业权威人士组成，在严重危机发生时为城市危机管理委员会和应急指挥中心提供科学而迅速的决策咨询方案，并为城市危机管理系统的建设提供咨询和建议。
2、预警流程。危机预警流程主要是对危机变量进行识别、监测以及诊断和评估，本质上是一个信息管理流程。（图2）
信息收集，主要任务是对与危机有关的自然变量和社会变量的一些显性信息进行收集。将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整理和归类，形成清晰和有条理的信息，从整体上把握各类信息之间的联系以及信息与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此外，还应进行信息识别，以排除干扰信息与虚假信息。经过整理和识别过程，将粗糙而杂乱的信息变成较为全面、真实、有用的信息。
信息分析和预测，将经过整理的信息转化为一些简单、直观的信号或指标，为决策做准备。同时，利用各种预测方法，在现有信息的基础上，预测危机变量在下一阶段可能的状态以及危机产生的可能性。
危机预测结果是指将上述分析和预测的结果采用书面报告的形式呈现出来，递交有关决策者进行决策。
危机决策，是城市危机管理的最终决策者根据危机预测结果进行的措施以及策略的选择，即是否需要对当前变量进行适当干预，降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或者在变量是不可控的条件下，制定采取的危机应对措施。
危机与危机管理范文第3篇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实践具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在自然灾害应对方面，通过长期应急管理实践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总结了一些思想。但是，这些危机管理实践和思想尚处于自发状态，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危机管理。现代意义上公共危机管理在我国起步较晚，其发展源于社会风险增多和危机事实频发，正如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所描述：“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勾画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1］当代世界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管理已然成为现代政府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且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危机、频发，公共危机管理必然成为我国政府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责和必备能力。
“公共危机管理主体是一个复杂结构，包括政府系统、企业、公民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政府。”［2］63随着市场体制的完善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处在不断调试状态，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主导地位”还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形态，也就是说，目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角色定位尚处在重塑阶段。因此，我们以政府角色为切入点，通过观察分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发展历程总结归纳政府角色的嬗变规律，并以此为基础，厘清政府与其他管理主体之间的关系脉络，定位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角色，重塑危机管理中政府角色。随着国家权力分化和政府能力提升，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职责日益清晰，政府角色不断调适、逐渐成熟。第一个阶段，政府是危机管理中的“全能者”，是公共危机管理的绝对主体，即政府处于领导核心地位，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等主体被置于被动的配合与执行地位。第二个阶段，政府是危机管理中的“领导者”，“只有政府才能具有如此强大的控制力量，才能动员各种资源和社会力量”，［3］24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各种突发公共事件的危害。但是由于政府能力限制和职权约束，需要把一些权力让渡于广泛存在的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公众，让他们发挥积极的作用。第三个阶段，政府是危机管理中的“协调者”，政府积极吸纳其他众多的行为主体参与并共同应对危机，与其他行为主体进行协调形成多元组织、多重层次和多种行为主体共存的“多元协作”结构。
二、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角色定位
政府角色是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一种制度化的行为模式，它在政府与其他主体的关系和互动中体现出来，通过政府在危机管理主体结构中的权责边界来定位。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来定位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角色。
（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从本质上讲，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分工的一种体现。“政府与市场各自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沿着自己的轨迹而发展。”［4］政府与市场之间常常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通过发挥市场的作用来纠补“政府失灵”，通过增强政府的作用来弥补“市场失灵”。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角色也是在这种互补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一方面，通过市场参与来提升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市场的参与既可以提升政府处理危机信息的能力，也可以增强政府危机政策的灵活性，避免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缺位”或“越位”。在突发事件中，企业也承担着经济的、法律的、道德的以及慈善的责任，而且广泛分布的企业及其产品物流网络可以快捷便利地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提供所需的诸多资源。另一方面，政府还需要对危机管理中的市场参与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市场自身的缺陷和市场发育的不完善会导致危机管理中集体性的非理，比如在危机救援中有些企业哄抬物价、捐助的物资以次充好等。这就要求政府在公共危机中适时转换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依法对企业进行管理。但是，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失灵现象，政府与市场的同时使用还不足以解决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困境，这时候就需要寻找“第三只手”———社会，来完善危机管理的主体结构。
（二）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在危机管理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存在两种形态，即应然关系和实然关系。应然层面，应逐步实现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在危机管理中“需要通过法律的形式保障人民群众对公共产品的共享权利。一方面通过法律限定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权力；另一方面保证权力行使要遵循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并建立相关人员的责任追究机制”。［5］公民和非政府组织有序参与、协调合作，实现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降低危机管理协调成本，提高危机管理的能力和绩效。在实然层面，“权力越位”导致“权利克减”。危机管理中表现为非政府组织缺乏独立性。首先，从产生来看，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实行严格的“双重管理”制度，非政府组织一方面要在民政部门登记，另一方面还必须找到一个对应的“业务主管部门”，这增加了非政府组织运行成本。其次，从运行来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协调分工不明确，政府过多地干预非政府组织的危机管理工作，限制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空间。我们通过厘清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明确危机管理中政府角色定位。政府本身应该是公共危机管理的“参与者”，因为政府能力的限制和政府体制的约束，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已经不是“全能者”；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社会发展不成熟，政府在危机管理中仍然处于“主导者”地位。但是随着市场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的“主导者”角色日益向“协调者”角色过渡。也就是说，目前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扮演着“主导者”和“协调者”的双重角色，而“主导者”的角色日益淡化，“协调者”的角色日益凸显，这代表了公共危机管理的发展趋势。
三、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角色重塑
重塑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角色需要从政府微观结构入手，在职能结构层面，重构政府危机管理职能，逐步将危机管理整合到公共管理体系中，由非常态的应急管理向常态的公共安全管理转变，逐步实现公共危机常规化治理；在权力结构层面，明确使用国家紧急权力的充要条件，合理界定国家紧急权力的权责边界，逐步实现紧急权力规范化运行；在运行结构层面，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鼓励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等主体积极参与，逐步构建“多元协作”的危机管理格局。
（一）职能结构层面，实现政府危机管理职能常态化
日益加速的全球化，使风险的生产和分配呈现出世界性的倾向；不断推进的现代化，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知的程度。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论证了现代社会风险生产和分配的逻辑，他指出：现代化的风险“它们包含着一种打破了阶级和民族社会模式的‘飞去来器效应’。生态灾难和核泄漏是不在乎国家边界的。……风险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是世界性的风险社会。”［6］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政府作为公共管理机关，“如何有效履行危机管理职能，主动去研究各种可能威胁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因素，提前制定应对的方法，在危机不可避免时快速做出反应，及时、有效处理危机”，［3］19直接关系政府在公众中的权威地位和良好形象。目前，以政府为核心的危机管理本质上是一种非常态危机管理，它强调政府的“主导者”角色，要求管理目标的回应性、管理主体的单一性和管理手段的强制性，是一种以“事件”为中心、相对被动的应急管理模式。这种危机管理模式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信息迟滞，缺乏应急管理的信息共享平台，迟报、漏报、瞒报、谎报等现象严重。第二，关系混乱，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政府层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政府内部管理职责模糊、分工协作关系不明确；二是政府与社会关系层面：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政府与企业以及政府与公民之间行动衔接配合不够、统一协调不足，不利于社会参与、资源整合；第三，制度缺失，我国应急管理法律体系不完善，法律责任不明确。现有的各种法律和预案缺乏操作性，而且相互之间不协调、不统一甚至相互矛盾、冲突。这一切影响了我国应急管理的绩效，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应对各种自然灾害或公共卫生事件，这从政府成功应对汶川大地震以及甲型H1N1流感的明显绩效中，可以得到佐证。另一方面对于技术灾难或社会事件却效果不佳甚至得不偿失。例如，政府应对事故灾难以及的管理绩效却难如人意。［7］所以，在当代风险社会里，由非常态的应急管理走向常态的公共安全管理成为公共危机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也成为目前政府职能战略重构、重塑政府角色的重要途径之一。政府危机管理职能战略重构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构建危机信息共享平台，疏通危机信息沟通渠道，实现危机管理过程中的信息整合。第二，以地方政府为中心建立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横向层面和纵向层面协调联动的弹性链接机制，调整权责结构、优化组织结构。［2］63第三，完善危机管理制度体系，强化制度能力建设。“制度能力建设是强化公共危机治理效果的重中之重。它只要集中在规范制度、监管制度、问责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8］总之，通过对政府危机管理职能的战略性重构，实现政府危机管理职能由非常态化向常态化的转化，以重塑危机管理中政府角色。
（二）权力结构层面，实现危机管理权力规范化
重构政府危机管理职能必须坚持法治原则，这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也是有效化解危机的重要保证。“这是因为，在行使紧急权力、实施危机管理的过程中，易于出现权力滥用行为、发生严重侵扰后果，必须依法有效地约束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权利。”［9］关键是要加强国家紧急权力的法制建设，明确使用国家紧急权力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合理界定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权责边界。使用国家紧急权力（本文国家紧急权力的使用权包括决定权、公布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它构成一个完整的权力结构）的必要条件是指必须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运用国家紧急权力。“国家紧急权力就是国家在突发公共事件下依法迅速改变权力与权利的逻辑结构的法律制度。”［10］1这种改变集中表现为国家权力的扩张和社会权利的克减，这在无形中扩大了政府的权力边界，改变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从属于政府。比如，突发事件中，政府有权征用个人财产，这是国家紧急权力扩张影响公民权利的典型体现。明确规定征用时机、征用标准和征用程序，而且事后对征用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也就是说具有适当的条件、合理的目的、合法的程序，构成了国家紧急权力的实体条件和运行流程，适用国家紧急权力的必要条件。当然，由于突发事件存在不同类型、不同阶段，而且危机社会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也各不相同，政府一般采取“分级、分类、分期”的应急管理模式。这意味着政府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突发公共事件，及其造成的危急情形和社会危害程度，划分为不同的级别，从而采取不同的应急措施。也就是说，政府必须根据突发事件的不同类型、不同阶段、不同级别合理的调整国家紧急权力结构和功能，实现政府角色重塑的合法性。[11]使用国家紧急权力的充分条件是指如何才能准确地、有效地运用国家紧急权力，它包括了国家紧急权力的使用主体和使用范围。国家紧急权力的使用主体只能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公务人，其核心主体是政府。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维护公共安全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因为政府掌握着资源分配的主导权，享有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的合法权力，而且层级化、专业化的政府组织体系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是其他公共权力组织所不具备的。［2］63-64《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九条中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行政领导机构”。国家紧急权力的使用范围是指国家紧急权力发挥效力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国家紧急权力的时间范围包含两项内容：一是国家紧急权力从开始至终止之间的有效时间（有效期）；二是国家紧急权力是否对其实施前发生的行为有追溯既往的权力。［10］290国家紧急权力的空间范围是指国家紧急权力发挥效力的地域界限。
综上所述，国家紧急权力的使用前提、使用目的、使用程序、使用主体、使用范围共同构成了运用国家紧急权力的充要条件，通过危机管理权力规范化，实现政府角色重塑。
（三）运行结构层面，实现危机管理主体多元化
实践证明，政府是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同时市场和社会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因此，协调政府间以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成有效合力，实现危机管理主体多元化成为危机管理的必然选择和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危机管理中政府的“协调者”角色不可或缺。所谓“多元协作”是指危机治理诸主体———政府、企业、NGO和公民等———借助一定的制度和信息平台，有效整合，协调联动，以期有效地预防、应对和消弭危机。［12］“多元协作式”危机管理模式以政府系统界限为划分标准，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政府内部协作系统，二是政府与社会协作系统。政府内部协作系统是危机管理“多元协作”格局的核心部分，它包含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政府内部协作系统的横向层面是指政府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运作，它以功能为分界，实现“多元协作”中的跨部门管理。例如，后勤系统主要是为危机管理过程所需的各种服务提供保障，就目前来看，承担这一职能的部门就包括财政、交通、通讯、卫生、医疗、保险、救援等多个部门。［13］在危机管理“多元协作”过程中，必须明确各组织机构的职责权限，统筹协调、合理配置物力、人力和财力。政府内部协作系统的纵向层面以行政组织层次为分界构建，它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省际政府间的协作、省内政府间的协作等。政府内部协作系统包含两个变量“即处理公共危机过程中涉及的行政组织层次和行政组织数目。如果公共危机中参与的行政组织层次越高、数目越多，那么，政府协调程度越高；反之，政府协调程度则越低。在这两个变量中，行政组织层次的权重大于行政组织数目，因为层次越高说明处理公共危机难度越大，动用的社会资源越多，社会影响越广。”［14］
危机与危机管理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图书馆；危机管理；现状；对策
1 、图书馆危机管理内涵
关于危机的含义，不同的学者持不同的看法。美国危机管理专家菲克认为危机是一段不稳定的时间状态，它的出现和爆发严重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对生命、财产、环境等造成威胁、损害，超出了政府和社会常态的管理能力，决策者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决定。若处理得当，则可转危为安，更上一层楼；若应对失当，则将一败涂地。无论学者们如何解释危机，我们都不难看出危机具有以下特性：发生的突然性，性质的负面性，后果严重性，前景的不明性，应对的快速性。基于此，我们认为图书馆危机就是发生在图书馆内外的，给图书馆及其人员带来不良后果的事件。一般而言，图书馆危机包括读者和工作人员的伤亡突发事件以及对图书馆的设施、资源具有破坏性威胁的事件，如火灾、自然灾害、计算机病毒入侵、黑客入侵、恐怖行为等。这些危机，有的属于突发性的，但也有的属于渐进性的。
2、图书馆危机管理的必要性
我们从图书馆所处的内外环境来看，可以说是危机四伏。（1）从外部环境来看，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我国当前恰好对应着非稳定状态的频发阶段，应对着人口、资源、环境、效率与公平等社会矛盾的瓶颈约束最严重的时期，社会失序、经济失调、心理失衡等问题就会比较容易发生，从而形成一些不稳定因素。加之自然环境恶化造成自然灾害频发，也很容易因此引发为危机。图书馆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难免会波及和影响到图书馆的工作和安全。（2）就图书馆内部环境而言，作为信息资源汇集、人流、设备密集的地方，也容易引发因管理不善或人为因素造成的破坏性灾难。图书馆作为开放性的社区信息服务中心，除了肩负起文化传承、推广教育的任务外，确保所有读者能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下安心地使用各项图书资源与服务，亦是所有图书馆的责任。
3、我国图书馆危机管理的现状及其框架建立
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关于危机管理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图书馆危机管理方面的研究还非常薄弱。从我国图书馆危机管理的硬件上看，既没有设立常设的危机管理机构，也没有制定权责明确的危机反应机制，更没有专业的、规范的图书馆危机处置流程；从软件上看，我国大多数图书馆人员缺乏足够的危机管理教育训练，危机意识淡薄，应对和处理危机的能力不强，导致图书馆在运作过程中，常常因为自身的行为埋下危机的隐患，加大了危机发生的概率和破坏力。所以改变我国图书馆危机管理的现状，提升我国图书馆危机管理的能力，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根据危机的生命周期理论，危机的生命周期一般分为潜伏期、爆发期与解决期三个阶段。因此，图书馆危机管理也应围绕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设计。根据图书馆管理过程、危机征兆出现、危机爆发、危机解决及其所对应的危机潜伏期、爆发期和解决期这几个阶段的特点与难点，分别采取危机的事前预防管理、危机的事中控制管理和危机的事后恢复管理。
4、图书馆危机管理的对策
4.1、危机爆发前的预防管理
在日常工作中，防微杜渐，把诱发危机的苗头连根除掉，是危机管理中的最高境界。综观图书馆的危机事件，许多都是因为在日常的工作中粗心大意造成的。因此，要避免危机的发生，就要把预防放在首位，在危机发生前就采取措施，以防止危机爆发。为此，我们应做好以下工作：
（1）居安思危，牢固树立危机意识。图书馆要搞好危机管理，必须首先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这是做好危机日常预防和管理的重要前提。图书馆管理者必须居安思危、治而不忘乱，从保护人的生命安全与文献信息资源的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图书馆危机管理的重大意义，做好对抗危机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
（2）科学制定预案并加强演练，将危机管理规范化、制度化。在图书馆的工作实践中，要防止危机、扼制危机，必须在日常工作中时刻保持对自己所处的内外部环境通盘的了解和清晰的认识，要洞悉可能诱发危机的潜在因素，全面做好危险源的普查工作，并对这些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行评估，将有可能发生的危机类型按概率依次排列，考虑其可能造成的后果，研究其处理办法，建立相应的监控和预警管理机制及早进行必要的防范，努力确保这些薄弱环节不会转变为危机。同时，为搞好危机时刻的危机管理，必须实现危机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在日常管理中要针对薄弱环节做好危机预案的制定和适时组织员工和读者进行演练，从中发现问题，不断进行修正，确保预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4.2、实施危机事件中的控制管理
尽管我们建立了完善的预防机制，但危机不可能完全得以消除。因此， 要主要做好以下工作：
（1）控制事态，迅速查找危机的原因所在，运用一切办法限制危机的发展。由于危机的产生具有突变性和紧迫性，此时暴露出来的问题又可能是图书馆一直以来的软肋，用常规管理的手段或措施已经无法挽回。因此，在处理危机时，应针对具体问题，随时修正和充实危机处理对策，改善管理、随机应变、灵活应对。
（2）加强与媒体和公众沟通，负责人应以最短时间发表坦诚的声明，减少危机发生时来自公众和媒体的可能的放大或冲击效应。对于内部原因造成的危机，在处理过程中，要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查必真、惩必严。要勇于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千万不能隐瞒、包庇。按兵不动或采取驼鸟政策是危机处理的大忌。以国家图书馆曾发生的巴金赠书流失事件为例：事件发生后，国家图书馆没有迅速做出反应，对此事的发生迟迟没有答复和解释，直到媒体介入并产生巨大的社会不良影响时才查找病源，开展调查，进行处理。国家图书馆对该事件缺乏诚意和反映迟钝的处理方式使其在社会上的形象极大受损，造成很难弥补的损失。
4.3、危机的事后恢复管理
危机事件总是为图书馆带来一定的有形和无形的损害和危害，此时危机管理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将图书馆的运作恢复到危机前的状态。其次，危机恢复管理是图书馆获得新的发展的前提准备，为图书馆新一轮发展提供契机。因此要努力做好善后重建工作，最大限度地挽回因危机而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在平息危机事件后，图书馆应该调动一切力量，尽力弥补危机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和负面的影响，把善后工作踏踏实实地做全做好，最大限度地挽回因危机而失去的声誉，重新树立图书馆美好的公众形象。此外，还要从危机中总结经验教训，堵塞管理中的制度和机构的漏洞，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只有这样，才能转危为机，继续前进。
总之，图书馆危机管理，在危机爆发前，重在管理制度和计划的制定与执行，相关训练的强化。危机发生时，重在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并充分运用组织资源解决危机。危机化解后，则重在事后的复原、评估与反思，完善危机管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反应迅速、调控灵活的图书馆危机管理系统一旦建立和完善起来，我们就能遇变不惊，处于泰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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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薛澜， 张强， 钟开斌. 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M]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 2003.
危机与危机管理范文第5篇
关键词：高校；危机事件；危机管理；意识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4-0247-03
稳定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前提，高等学府作为社会发展中坚力量的集聚地，它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核心组成部分。高校学生危机事件所普遍具有的阶段性、紧急性、敏感性、群体性、传染性等特点，使其成为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现目前，我国各高校处于机遇发展和矛盾凸显的并存时期，直面高校危机事件频繁发生的现实状况，维护校园稳定、构建和谐校园氛围便成为当前高等学校的第一要务和价值诉求。
一、高校危机事件管理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高校教育体制的深入变革，高校人数急剧攀升、高校教育资源紧缺、高校系统管理机制的缺失，加之教育体制固有的滞后性以及多元化利益的冲突，学校的各种矛盾日益交织，高校危机事件发生频繁，例如2004年备受关注的云南大学马加爵事件，2008年上海商学院火灾事件，2010年广州药学院大学城校区食物中毒事件，高等学府的管理漏洞不断显现，不稳定因素日益攀升。近年来，随着国家各部门对维稳工作的关注，促使我国高校危机管理在不断摸索中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程式化，高校危机管理略显成效。但由于高校危机事件的敏感性、传染性、双重性、复杂性等特点，不难发现，目前我国高校危机管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一）制度保障缺失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自2003年SARS群体性危机事件导致国民恐慌之后，国家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关注程度空前绝后。2006年1月8日，国务院了《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它的颁布施行，开启了我国危机事件法律制度建设的先河。随后各省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纷纷制定与颁布了相应的应急预案或细则，标志着我国各高校危机管理机制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质的飞跃。现目前，由于高等学校在危机事件管理的制度建设方面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危机管理制度发展滞后，大部分高等学校仍未建立完整的危机制度体系。待校园危机事件发生时，缺乏理论依据的校方，不能有理有据地及时处理危机事件，导致其在危机事件的处理上往往处于不利的被动地位。高等学校在学习与借鉴、探索与研究危机事件制度建设方面显得尤其重要。
（二）危机事件的队伍建设不健全
队伍影响管理，管理影响效率。危机事件的复杂性与双重性决定了危机事件处理具有多面性，需要结合多方面的综合性知识进行分析和处理，例如涉及社会舆论的传播学知识、涉及心理问题的心理学知识、涉及安全的法律知识等，这就要求校园危机事件的处理小组中必须有涉猎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的成员，并且明确分工，各司其职。现目前，我国大学生危机事件管理仍然处于初级的探索研究层面，缺乏系统的人员分工和职责分配，危机事件发生时，由于队伍建设不健全，往往是各相关部门统一出动，统一应对，统一解决。当危机事件处理不及时或不恰当需要承担责任时，各部门却相互推诿，互相推脱，难以保证危机事件处理的效率与质量，给高校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有形损失，更是涉及到学校名誉权等无形的损害。队伍建设的不合理与不健全，严重影响着危机事件发生前预案的制定、发生时事件的应对与处理效率，以及发生后危机事件的责任承担。
（三）危机意识教育缺乏
通过对合肥部分高校学生问卷调查数据显示：第一，在危机事件的认知与了解上，接近90%的同学一般了解，仅仅听说过，2.5%的同学对校园危机事件一无所知，仅有7.5%的同学对校园危机事件比较了解。总体而言，学生对危机事件认知与敏感程度处于较低的水平。第二，在应对校园危机事件的心态上，67.5%的同学感到有点紧张，还有10.5%的学生在危机事件到来时不知所措，不难看出，在应对危机事件时，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第三，在应对危机事件的能力培养上，30%认为很有必要，55%的同学认为无所谓，甚至有5%的同学觉得浪费时间，危机意识普遍缺乏。同时，在接受危机事件的培训上，72.5%的同学倾向于进行相关的实战演习，认为实战比培训更重要。此外，在自我救助知识方面，75%的同学表示只是偶尔听说，综上所述，危机意识、实战演练与培训的缺乏，导致在危机事件到来时，学生感到无比的慌乱与无序，引起我们深刻反思。
（四）信息沟通不畅
当今是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网络科技技术的突飞猛进加速着信息传播，信息全球化可能会让人一夜成名，风靡全球；但也可能让人顷刻之间身败名裂，臭名远扬。危机事件发生后，信息上呈下达的速度决定着危机事件处理的有效程度，校园危机事件处理的不及时，大部分原因都归结于信息传播的不通畅，具体表现为：第一，校内系统沟通体系不健全。由于缺乏科学的系统化的沟通机制，由学生寝室、班级、学院、学校组成的校内沟通体系无法及时沟通、迅速传达，导致危机事件不能得到有效的处理。第二，校外系统沟通渠道不畅通。在危机事件的交流上，高等学校与高等学校之间在危机事件的预防、处理等全过程缺乏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借鉴，导致校园危机事件呈现出一定的封闭性。在危机事件的上呈与报告上，高等学校与地方政府之间在博弈，一方面，在危机事件发生后，高等学校往往本着学校声誉出发，不愿意上报地方政府。但另一方面，危机事件发生后，由于新闻媒体以及社会的舆论压力，高等学校往往需要地方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在同级沟通上，在高等学校与学生家长之间，在危机事件发生后，难以及时联系到相关的学生家长，使我们在危机事件的处理以及善后的过程中难以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导致事件影响程度扩大。
二、高校危机事件管理的对策研究
大学生危机事件的发生不仅可能涉及到学校、老师、学生以及家长，还可能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新闻媒体、相关上级机构等，其所具有的特质决定它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蝴蝶效应，高校危机事件处理的情况直接关系到全校师生的安全、校园的持续稳定以及学校的声誉。而现目前，校园危机制度的缺失导致事件应对与处理无法可依，危机队伍不健全导致事件处理困难重重，意识教育缺乏导致事件应对举步维艰，信息不通畅导致事件处理低速低效。在秉承以人为本的危机管理理念基础上，针对当前严峻的高校危机事件局势，采取措施解决当前的主要问题，显得极其重要。
（一）分门别类构建相对完善的高校危机管理法律体系
校园危机事件按照不同的依据，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有学者认为，以受害对象为依据，可以分为人身安全危机、财产安全危机、学术危机以及诚信危机4大类。根据当前高校危机制度普遍缺乏的现状，高校在构建本校的危机事件法律体系时，不仅要建立总体的指导性法律，如“××大学危机事件应对与处理条例”，包括处理的总方针、政策依据、指导思想、应对与处理原则、机构设置以及不同组成人员的权利义务等。与此同时，结合高校各类危机事件的不同特点，在总体指导性制度的基础上，分门别类研究与制定不同的危机事件处理预案或者细则，例如《××大学关于人身安全危机事件的应急预案》《××大学关于财产安全危机的应急预案》《××大学关于诚信危机的应对与处理细则》等，点面结合，总体与细则相结合，相辅相成，构建完整的危机事件制度保障体系。
（二）培养全方位的危机管理队伍
危机管理队伍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危机事件的处理成效。一方面，队伍建设。建立决策层、管理层与执行层，其中，决策层由相关专业人员与学校最高领导组成，即心理咨询专员、学校侦查人员、安全保卫人员、法律专员、网络监测与舆情管理人员、新闻发言人以及校长组成，对校园危机事件进行全方位分析，全权负责危机事件的决策工作。管理层由相关的危机事件分管副校长、学工部门负责人、学院负责人组成，上传下达，统筹协调危机事件中的各项工作。执行层由相关的学校专业危机事件小组、学院负责人、辅导员、班长、寝室长联合进行，作为基层的事件现场负责人，负责执行相关的决策决定，及时更新事件动态，与学生同在，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另一方面，特色建设。第一，创建通讯专员队伍。决策层、管理层与执行层，各层级设置专门的通讯员，并进行保密等专业培训，保障信息畅通，传达及时，真实可靠。第二，建立学生信息员队伍。在学生中，充分发挥学生党员的先锋作用，设立班级信息员，年级信息员小分队，学院信息员小组，了解周围动态，及时反馈异常行为。做到凡事从基层中来，到基层中去。
（三）建立多元化的危机意识培养与植入体系
意识是行为的先导，多元化的意识培养体系有利于提高全校师生应对与处理危机的整体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高校学生危机事件可以根据其侵害客体的直接权利不同作以下划分：第一，侵害以全校师生为主体的生命健康权事件。如学生自杀、食物中毒事件。第二，侵犯以师生、学校为主体的名誉权事件。如学生食堂地沟油事件。第三，侵犯以学校正常的科研和教学秩序为前提的发展权事件。如学生罢课、游行示威等。因此在体系建立方面，第一，开展系统的危机事件理论学习是前提。根据问卷调查不难发现，学生对校园危机事件了解甚少，在理论修养上，学校的相关专业人员应以危机事件的相关概念与具体的实际案例相结合，分章节对全校师生进行系统的理论知识学习，并做好相应的宣传报道。如在学校危机事件法律系统方面，在学校制定后，应组织专门人员进行系统学习，并将相应的细则或方案用流程简图表示，在学校范围内通过广播、校报、年级大会、主题班会等各种传播渠道进行系统的传播。第二，加强危机事件实战培训是关键。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危机事件的实战训练颇感兴趣，认为通过实战训练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在系统的理论培训后，针对不同的危机事件，我们可以借鉴法律案件中常用的“侦查实验”方式，对危机事件的发生发展进行现场模拟，由学生扮演相关人员各就各位，各司其职，通过实战演练来增强学生对危机事件的了解，提高其自我保护能力。同时，教会学生关于一些自我救助的常识，例如灭火器的使用、火灾逃生方法与技巧、地震前兆观测等。第三，建立完善的心理培训系统是重要补充。为了预防侵害生命健康权等事件的发生，要对全校师生进行有重点、分层次的危机心理培训，不仅要针对其个人的心理进行分析探究与量化疏导，而且要通过介绍和传播校园危机事件，培养师生养成正确的危机应对与处理心理，提高全校师生的整体心理素质。
（四）创建多层级、广覆盖的信息传导系统
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的信息传导系统必须逐步实现网络化。一方面，建立多层级的信息传导系统。多层级务必求真求实，从寝室到班级，班级到学院，学院到学校，学校到政府，要建立畅通的信息渠道，在每个层级，实行个人负责制，即寝室长、班长、辅导员、学院书记、学工部部长、分管副校长、校长、政府维稳办负责人，保持相互畅通，情况紧急时可以越级上报，逐层上报必须保证信息的真实性，时时把握时间的动态发展。在学校与家长沟通上，要以班级为单位，从学生入学之初，建立完善的新生电子信息库，并进行动态更新，力求在危机事件发生时能第一时间联系到相关家长，保护学生和学校的双重利益。另一方面，建立广覆盖的信息传导系统。广覆盖主要目的是求扩散。微博、人人网、QQ群、论坛、电子邮件、飞信以及博客等网络时代的产物，随着网络科技的日新月异，传播速度可见一斑。辅导员在日常管理中，注重本学院的网络渠道交流平台创建，并在日常运用中，加强学生的各方面思想政治与生活疏导，提高其在学生中间的普及度和知名度，待危机事件到来时，可以迅速的传播相关的危机资讯，有效控制某些危机事态的发生发展。与此同时，增强网络舆情监管和控制也是必要的，避免网络传播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真正做到转危为机，取得良好的社会辐射效应。
高校作为新世纪人才的重要培养阵地，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得到进一步提升与塑造的象牙塔。解决现目前高校危机事件中的主要矛盾是高校稳定的内在要求，有利于保障高校的持续发展。以明确的制度作指导，健全的队伍为有力支撑，危机意识普及为重要前提，信息传导为有力保障，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共同发展”的高校自主管理与发展理念下，力争实现高校管理依靠人、高校发展为了人的办学宗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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