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的时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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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的时效期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固定资产；折旧方式；会计核算；企业经济。

中图分类号： F302.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固定资产折旧在我国企业会计处理当中，比较的特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既会影响到处于微观地位的企业，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家税收。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不同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会发挥差异化的效用，并且也会差异化的影响到企业业绩、利润以及国家的税收。那么企业就需要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一、企业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

（一）结合固定资产的使用规律，来对折旧方法进行合理选择

企业持有固定资产，主要是用于商品的生产、劳务的提供等等，作为一种有形资产，通常使用寿命在一个会计年度以上。因为固定资产有着较长的使用年限，那么通过计提折旧的方式，就会在成本或者费用中转移它的价值。因此，企业需要对固定资产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进行统筹考虑，之后慎重选择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如果在各个使用年限内，固定资产会给企业带来差别不大的经济利益，并且有着类似的损耗和修理支出，那么平均年限法是不错的选择。但是，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固定资产的使用规律是早期给企业带来很高的经济效益，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固定资产的效用却逐渐减少，那么也会逐渐减少计入产品成本和费用的折旧金额。

（二）要结合企业固定资产的磨损状况来对折旧方法进行选择

固定资产的磨损价值会通过固定资产折旧反映出来，其中包括两种损耗，分别是有形和无形的。需要充分考虑这两种影响因素，之后才可以对折旧政策进行合理选择，因为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和折旧方法的选择会受到这两种因素的决定性影响。如果固定资产有着较快的无形损耗，那么加速折旧方法是不错的选择，这样折旧就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

（三）要结合企业财务利益对折旧方法进行选择

因为固定资产有着较长的使用年限，那么通过计提折旧的方式，就可以在产品成本和费用中加入固定资产的价值。折旧方法的不同，会对固定资产价值的确认产生影响，销售成本的核算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样就会影响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企业在选择折旧方法的时候，就需要充分结合财务利益来进行。

（四）要结合纳税角度来对折旧方法进行选择

在选择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之前，还需要将纳税影响因素充分纳入考虑范围，因为企业需要纳税，并且如果企业有着较大的规模，纳税在支出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税制条件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折旧方法，对企业税负产生的影响也是差异化的。因为纳税紧密联系着国家折旧政策，因此，纳税考虑是不超出国家折旧政策的弹性范围。

二、固定资产折旧对企业财务的影响

（一）对成本费用的影响

除了在产品或者劳务成本中计入固定资产折旧额之外，还会将一部分在期间费用中计入。因为固定资产有着较大的价值，那么在整个使用期间都会贯穿折旧计提，在产品或者服务成本中依然会计入很大的折旧额。要知道，折旧额和成本费用呈正比的关系，也就是折旧额越大，那么就需要越高的成本费用。如果其他条件是相同的，那么企业前期的成本费用，匀速折旧费就会低于加速折旧法，而后期的成本费用则会正好相反，因此，就需要选择合理的折旧计提方法。

（二）对企业利润的重要影响

确定下来的折旧方法，会对产品和劳务成本中的折旧成本直接决定下来，因此，企业利润的分配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选择的折旧方法的影响。如果选择的折旧方法，会提高折旧成本，那么如果其他因素是固定的，就会减少企业可以分配的利润。相反，如果选择的折旧方法，降低了折旧成本，保持其他因素不变，就会增加企业可以分配的利润。

（三）对企业市场价值的重要影响

在一定时间内，企业市场价值会对企业的利润水平分配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企业采用的是股份制形式，当企业具有较高的利润水平，那么就会有较高的股息或每股收益，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就会升高企业的股票市价，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相反，就会降低企业的市场价值。那么要想平息市场波动带给企业价值波动影响，就可以对折旧方法和折旧政策进行合理选择。

（四）对企业筹资量的影响

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耗，这样就需要对此进行补偿，被人称为折旧额。折旧额的多少会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分别是折旧年限、折旧方法和固定资产价值。在某一个时期内，有很多的折旧，那么就说明企业留下了很多的现金。

三、企业固定资产会计核算的内容

（一）固定资产折旧及后续支出

固定资产不同于存货，它不是被一次性完全地耗用或销售而转化为货币资金，它可以在较长的时期内为企业的经营活动或其他目的服务， 并且其服务潜力是随着企业在使用过程中逐渐降低以至于消逝。因此，按准则的规定，应在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内，按照确定的方法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并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另外，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为了适应新技术发展的需要，或者为维护或提高固定资产的使用效能，往往需要对现有固定资产进行维护、改建、扩建或者改良，即进行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

（二）固定资产的清查和期末计价

为了确保企业固定资产的安全、完整，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固定资产的实际价值，应在会计期末进行固定资产清查并考虑是否发生固定资产减值，以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期末价值。

（三）固定资产的处置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对那些不适用或不需用的固定资产，可以通过对外出售、对外投资、对外捐赠、偿债、非货币交易换出等方式进行处置，对那些由于使用而不断磨损直到最终报废，或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发生提前报废，或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等非正常损失发生毁损的固定资产应及时进行清理。无论什么原因导致固定资产退出企业，都应作为固定资产减少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四、不同固定资产折旧法对企业的影响

（一）从纳税方面分析，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几种折旧方法对应纳税总额没有影响，只是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使得企业资产折旧在期间分配上前多后少，造成应纳税额往后递延，从货币的时间价值出发，这两种方式使得企业在资金的周转上得到了一定优势。

（二）从现金流量方面分析，固定资产折旧本质上是企业投入到固定资产上的资金的投资回收，因此，会计年度内固定资产折旧提取的越多，则资金回收速度越快，当期回收现金流量越大，对于需要融资偿债的企业来说，加速折旧法从一定程度上为企业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无息贷款。

（三）从净利润方面分析，企业采用加速法提取资产折旧，增大了企业的成本费用，使得利润相对减小。反之，使用直线法提取资产折旧，则会相应降低企业的成本费用，增大当期利润。因此，固定资产折旧提取方式的不同，直接影响成本费用，间接改变企业净利润，不失为企业调整利润的一种方式。

五、规范企业计提固定资产可采取的措施

（一）注重固定资产折旧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固定资产通过折旧方式以达到更新改造的目的，而固定资产折旧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折旧方式，对企业的经济效益的影响是不同的。一般企业采用直线折旧，减轻工作量，计算简单，但是这种折旧方法往往不符合收入和费用的配比原则。笔者建议在技术和条件成熟的企业应该应采用加速折旧法，固定资产在使用的前期，生产效率比较高，应该多计提折旧。随着固定资产使用时间的增长，其效率逐渐下降，产生的经济效益也逐渐减少，应少计提折旧费。这样做比较符合收入与费用的配比原则。因此正确的折旧方法的选择可以使投入的资金更快地收回，减少企业的隐性损失，从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二）建立健全财务控制制度，提高固定资产核算的及时性

固定资产的核算是企业财务核算的一部分，要想完善固定资产的核算，加强对其控制，应从完善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入手，加强会计监管力度，建立健全资产管理的内部财务控制制度。使得固定资产从计划、采购、验收、保管、使用、维护、修理、处置以及报废直至退出企业整个管理流程都能做到科学合理，从制度上确保固定资产业务操作的规范化和秩序化，对于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要依据相关法律制度及时处理。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企业财务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影响，因此，企业就需要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依据制定下来的经营目标，对折旧方法进行合理选择，最大限度地扩大企业经济效益，促进企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经济纠纷的时效期范文第2篇

公安机关的上述双重职能常常被混淆。这种混淆会导致以罚代刑、滥用刑事侦查权、插手经济纠纷、借行政诉讼干扰刑事侦查等问题的出现。把握不准会给公安执法实践造成进退两难的局面，同时也给法院行政审判对其行为是否受行政诉讼法调整的判断造成困难。正确界定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与侦查行为，非常必要。

一、公安机关的双重职能是易被混淆的主要原因

公安行政管理行为与侦查行为可由同一公安机关实施。虽然公安机关内部有职能部门如刑警大队负责刑事侦查，治安大队负责治安行政管理，但对外行使职权均以公安机关为权利主体机关。两种行为形式上相同或相近，如行政传唤与刑事传唤，行政没收、扣押财物与刑事扣押物证、追缴赃物等，都是针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益实施的强制措施，这是易被混淆的首要原因。其次，公安机关行使行政管理权往往是以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等为手段，对相对人的违法行为给予纠正及惩戒。如果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超过一定的限度，触犯了刑法，行为人就由相对人的身份变成了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的职责就由行政机关变成了刑事司法机关。而违法程度的标准很难准确把握，这是公安机关双重职能易被混淆的客观原因。再者，有些办案人员故意混淆这两种职能，表现为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侦查，以刑事侦查为名插手经济纠纷，以刑事侦查为名干扰行政审判，对抗行政判决，这是造成双重职能混淆的主观原因。

审判实践经常出现的另一种现象是，将公安机关对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认为是越权插手经济纠纷，以行政判决的方式撤销刑事侦查中采取的强制措施，从而造成犯罪嫌疑人逃脱刑法的制裁，致使国家、法人或公民的财产遭受损失。究其原因是扩大了行政审判的权限，将刑事侦查行为误认为是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属行政审判权干涉刑事侦查权的行为。

有些公安机关认为行政审判对其拘束力越小越好，有些法院认为行政审判的权限越大越好，这都是违背现行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原理的认识，对依法行政、依法独立侦查、依法独立审判、维护法律尊严都是一种障碍。

二、公安行政管理行为与侦查行为的区分

公安机关有两种职权，即侦查权和行政管理权。侦查权是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授权而行使的权力；除侦查权以外，公安机关拥有的其他权力属公安行政管理权。也就是说，对这两种权力的区分采取限定及排除的方法：1对侦查权采取限定的办法，即以刑事诉讼法授权为核心进行限定。由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的行为，就是刑事侦查行为。这里所说的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是要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所以，一旦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被诉成具体行政行为，公安机关应积极举证应诉，以证明该行为属侦查行为；一旦法院有有效证据确认是侦查行为，应中止或终结诉讼。刑事侦查行为的内部工作程序一般有刑事案件审批表、拘留证、赃物扣押清单等。人身强制措施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对财产的强制措施有扣押物证、追缴赃款赃物等。2公安机关除侦查行为以外，均应认为是具体行政行为，应通过行政诉讼监督救济。根据“有权力就有救济的原则”，侦查权通过刑事诉讼程序由检察院决定是否批准逮捕及是否，由法院的刑事审判进行监督，或通过国家赔偿进行监督救济；公安的行政管理权由行政诉讼进行监督救济。

三、国家赔偿与行政诉讼的衔接

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一般而言，曾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原告出于便利诉讼的考虑，往往选择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受诉法院将状送达被诉公安机关后，被诉公安机关往往以其行为是不规范的刑事侦查行为、应通过国家赔偿监督救济为由进行抗辩。对此，如果受诉法院不能正确对待，待不予受理的裁定生效后，原告再回过头来申请国家赔偿，已过申请时效，受害人的正当权利无从保障。鉴于公安机关的两种行为的性质难以把握，为了切实地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提起行政诉讼应视为国家赔偿的申请时效中断。因为申请时效是申请人主张权利的有效期间，如果要求受害人准确区分行政诉讼与国家赔偿，对受害人显然是不公平的。

同理，申请国家赔偿应视为行政诉讼时效的中断。正确处理好国家赔偿与行政诉讼的衔接关系，对保障受害人的诉讼和赔偿申请权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对公安机关滥用权利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制约。

四、审理公安行政案件应强调被告的举证责任

经济纠纷的时效期范文第3篇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已保持30年的高速发展, 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 伴随着新老传播媒介的融合发展, 人们的交流渠道不断拓深,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愈加容易和频繁。人们在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便捷和发达的同时, 也不断承受着社会消极因素的影响。在一个高度现代化和科技化的社会中, 任何个体的变化都有可能影响整体的发展与延续。基于对问题频发的现代社会分析的基础上, 德国著名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其所著的《风险社会》一书中, 正式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 并指出风险社会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有效的规避、减少或疏导现代社会所带来的风险, 使其在公众容忍的范围内促进社会的现代化。与早期的危险相对, 风险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1]因此, 现代社会的风险常具有以下特征:一是风险的内生性。即风险是由人类的决策或行为引发, 并经社会的各种制度运行而产生的共同结果;二是风险的延展性。风险的影响范围是全球性的, 且影响持续时间长;三是风险后果的严重性, 但发生的可能性低;四是风险防范措施的无力性。即现在风险计算方法和经济补偿方式都难以预防风险。[2]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 客观上要求每个人重新审视社会现代化进程, 尤其是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近些年, 随着人们的就医观念和权利意识的转变, 医疗改革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 加之社会、媒体舆论的推波助澜, 我国医疗纠纷逐年递增, 医患关系日趋紧张。这在客观上要求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及时加以调整, 以期应对医疗风险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当前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主要参照国务院2002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第46条的规定, 分别为当事人协商、行政部门主导下的调解及提起民事诉讼。但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 要求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从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主导向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转变;从单一解决机制向多元化格局转变。从一元向多元化方向转变, 不仅需要医疗纠纷解决思维的转变, 更需要医疗纠纷立法的及时调整。但需明确的是, 多元化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并不是一味否定传统解决机制, 而是在不违背医疗纠纷解决基本原则的前提下, 对传统解决机制的完善和创新。多元化解决机制主张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 从而使得当事人能够灵活地调整程序, 表现为纠纷解决程序的多元并存。[3]但反观我国现有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存在诸多与上述理念不相符的问题。因此, 如何有效地解决我国传统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出现的问题, 更好地化解和防范医疗风险, 缓和医患关系, 成为摆在广大卫生法学和医学伦理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议题。

二、风险社会中传统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困境

《条例》规定了三种医疗纠纷解决方式, 这些解决方式在一定时间内为化解医疗纠纷和缓和医患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近些年我国医疗纠纷事件的增多和影响的扩大, 逐渐表明现有医疗纠纷解决方式已难以适应当前医疗纠纷的新情况和医患关系的新发展。具体表现如下:

1. 当事人协商机制不规范。

当事人协商机制是指在发生医疗纠纷后, 医患双方自行协商并达成协议以解决争端的方式,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私了。该方式方便快捷, 形式多样且可操作性强, 对时间和空间的要求不高, 能快速降低医疗纠纷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因此, 当事人协商已成为目前解决医疗纠纷的主要方式。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当前发生的医疗纠纷有85%都是通过当事人之间的协商来解决的。但通过分析不难发现, 如此高的协商率并未有效遏制医疗纠纷的发生:据中国社科院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报告 (20142015) 》统计, 从2002年至2012年, 我国医疗纠纷案件在十年间增长了十倍。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在医疗纠纷解决途径单一且其他解决道路不通畅的情况下, 医患双方只有选择协商这唯一方式;二是当前协商机制不规范, 并未能有效遏制医疗纠纷的发生。具体而言, 协商机制的不规范主要表现为:一是协商范围不明确。现实中医疗纠纷往往存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竞合的情况, 理论上协商机制仅仅涉及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4]但一些医疗机构或个人为了逃避刑事或行政法律责任, 消除不利影响, 对患者许诺高额赔偿以使其放弃对医院或医生责任的追究, 不仅间接地拔高了其他患者对赔偿数额的不合理期待, 而且也有违法治精神。二是赔偿数额未限制。由于当前法律对赔偿数额没有明确规定, 患者为争取较大的赔偿, 往往向医院索要超出医院赔偿能力或接受范围的赔偿数额, 医院为不扩大社会影响或息事宁人, 只能被迫让步。三是协商地位、信息不对称。在医疗纠纷协商关系中, 与掌握医疗信息和社会地位、资金占优的医院相比, 缺乏法律和医学专业知识的患者无疑是弱势群体。

2. 行政调解道路不畅通。

所谓调解, 是在第三方主持下, 以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社会公德为依据, 对纠纷双方进行斡旋、劝说, 促使他们互相谅解, 进行协商, 自愿达成协议, 消除纠纷的活动。[5]调解具有预防社会矛盾、缓和与控制社会冲突及节约医疗纠纷管理资源及成本的优势, 但在现实中却运用较少, 甚至有逐渐被边缘化的趋势。各中原因是因为调解并非直接分出对错和黑白, 而只是以双方当事人的让步来化解或缓和矛盾, 没有最终权威性, 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该机制在医疗纠纷调处过程中问题频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法律介入的理由。依据《条例》第36、37条的规定, 卫生行政部门只有在接到医疗机构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或当事人向其提供的书面的医疗事故争议申请时, 才可对医疗纠纷进行调解。卫生行政部门此种消极的调解态度显然难以适应当前日趋增多的医疗纠纷事件。二是卫生行政部门角色的混同。在我国, 卫生行政部门既是卫生事业的管理者, 也是医疗机构的上级主管部门, 同时还在医疗纠纷的调解过程中居于第三方位置。在卫生行政部门主持调解医疗纠纷时, 这种既当上级又当调解员的行为, 致使患方很容易联想到部门保护主义和行业本位主义, 从而对卫生部门的行政调解是否公正提出了质疑。[6]三是调解范围过于狭窄。依该《条例》第36条规定, 卫生行政部门仅仅判断是否属于医疗事故, 而对医疗过失、医疗损害等行为并未作出结论, 但启动卫生行政部门调查的程序就是医疗机构的重大医疗过失行为报告, 这前后矛盾明显。同时, 按照医疗行为是否造成法定的医疗事故为标准, 医疗纠纷可分为医疗事故纠纷和非医疗事故纠纷。[7]

3. 诉讼机制不健全。

诉讼作为国家向医患双方所提供的一种司法救济方式, 是医疗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 也是社会和医患双方所公认的最权威的解决方式。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出台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界定了医疗事故的概念, 取消了鉴定前置, 调整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组织者, 分配了医疗侵权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明确规定了医疗事故赔偿标准和事项。这一司法解释的出台大大降低了医患双方提起诉讼的门槛, 但在现实中却遇冷。除了我国民众怕诉心理的影响, 更多的是医疗纠纷诉讼机制还不健全, 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医疗纠纷诉讼中的鉴定问题突出。法院作为一个术业有专攻的机构, 对法律之外的知识却不甚了解。除了非医疗事故侵权行为或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医疗赔偿案件是由司法部门鉴定之外, 因医疗事故所引发的医疗赔偿案件则由各级医学会鉴定, 但大部分医疗纠纷诉讼是由医疗事故所引起, 这种医疗领域的专业性特征使得法院不得不倚重专业机构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 法官难以全面把握案件的审理。二是案件审理涉及众多专业性问题, 需消耗当事人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尤其是医疗事故鉴定程序复杂且时间冗长, 间接地造成案件审理时间过长, 诉讼效率低下。三是小额诉讼比例高, 司法资源浪费严重。现实中, 许多法院所承接的医疗纠纷案件标的额都较低, 但因当事人主观期望过高或其他原因, 致使许多当事人在向法院起诉时提及的标的额一般较大 (大于或等于一万元) , 但明显高于最终法院所认定的数额。这种做法既浪费了司法资源, 也使法院的诉讼负担过重。

三、风险社会中传统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出路

通过对传统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反思, 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良性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要以专业和高效为基础;二是在此基础上要以公正和权威为保证。具体到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上, 应以协商和调解作为医疗纠纷解决的基本方式, 同时引入以专业性著称的医事仲裁制度, 并进一步完善医疗纠纷诉讼机制, 构筑最后一道救济途径。同时, 我们也可学习借鉴台湾地区的医疗纠纷解决经验。2000年台湾地区卫生署出台了《医疗纠纷处理法》 (草案) , 首次确定了调解强制, 仲裁任意的医疗纠纷处理基本原则, 规定了医疗纠纷案必须先行调解。[8]因此, 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在运用传统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的基础上也可适用该理念, 遵循重视协商, 强制调解, 鼓励仲裁, 健全诉讼的理念。具体而言:

1. 重视协商方式解决医疗纠纷。

当事人协商在化解医疗纠纷时不仅能在形式和行为上有效化解纠纷, 而且也能消除当事人之间的心理隔阂, 应予以鼓励和提倡。但如前所述, 当事人协商机制还不规范, 成为制约其发挥最大功效之障碍。因此, 我们要及时填补这种规范性缺失, 需做好以下几点:一是明确协商范围。由于医疗纠纷存在着行政、刑事及民事责任竞合的情形, 立法者应该明确协商机制的界限, 对协商的适用范围进行限定。规定对属于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检察机关职权范围内的事项, 当事人之间不得协商;对当事人已经协商的事项, 因内容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应宣布其无法律效力。此种行为旨在杜绝医疗机构花钱消灾和患者漫天要价等不良行为, 为当事人协商奠定良好的基础。二是限定赔偿数额。现实中医患双方往往对赔偿数额争论不已, 有违协商之初衷, 而且也为日后纷争埋下隐患。同时, 医疗事业具有的高风险性会让医疗机构一直处于不堪重负的状态, 不利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9]因此, 法律必须明确规定当事人协商赔偿的具体数额。对此, 我们可借鉴美国一些州相关法律规定, 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975年制定的《医疗损伤补偿法案》 (Medical Injury Com-Pensation Reform Act MICRA) 规定:其中医疗过失的一般损害赔偿即非财产损害赔偿的上限为25万美元。[10]该法最主要目的就是通过限定赔偿数额使医疗机构避免赔偿高额费用和应对大量不公之纠纷。三是优化协商环境。在协商的过程中, 医疗机构要及时公开医疗信息, 让患者对整个治疗过程的信息有所了解和把握, 这样既避免了患者漫天要价, 也让医疗机构能从容、自信地面对医疗纠纷;同时卫生行政部门要优化协商环境, 加强对医疗纠纷的监管力度, 从而为当事人协商营造良好的氛围。

2. 建立多元化的医疗纠纷调解机制。

根据主持调解的主体或机构划分, 调解包括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和法院调解等形式。因此, 我们可从这几种调解方式对多元化医疗纠纷调解机制进行探讨。一是行政调解。目前看来, 卫生行政部门调解是最主要的行政调解, 但也存在上述许多问题, 还需加大对行政调解的优化力度。首先, 立法者应修改《条例》第36、37条之规定, 简化卫生行政部门介入医疗纠纷调解的条件, 增强卫生行政部门解决纠纷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明确行政调解的程序, 让卫生部门调解医疗纠纷有章可循。其次, 扩大行政调解范围。立法者除了要把医疗事故引发的纠纷列入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范畴, 还需把医疗过失、医疗损害等引发的非医疗事故纠纷纳入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中来。鉴于卫生行政部门既当上级又当调解员的情况, 建议可成立相对公正和中立的机构, 吸纳具备法律素养和医学知识的人参与其中,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调解的公正, 增强公众对卫生行政部门的调解信心。二是法院调解。所谓法院调解, 又称诉讼调解, 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 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自愿、平等地进行协商, 以达成协议, 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从学理上看, 法院调解可以分为法院附设调解和诉讼中调解, 但因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法院附设调解制度, 因而医疗纠纷调解机制中所说的法院调解主要是指诉讼中调解。鉴于当前法院调解率不高等情况, 我们尤其加强法院调解工作。首先, 把医疗纠纷调解作为诉讼前置程序。既可快速、平和解决医疗纠纷, 也可将适合非诉方式解决的案件分流出去, 以节约审判资源。其次, 应成立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在管理和监督模式上, 不应该由卫生行政部门管理, 应该交司法行政部门管理, 由卫生行政机关给予必要的帮助。三是民间调解。所谓民间调解是指由民间机构参与医疗纠纷调解的活动。当前民间机构参与医疗纠纷调解工作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属于群众自治组织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由于该机构属于群众自治组织, 可不受卫生行政部门管辖, 在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可保持较好的中立地位, 但因医疗纠纷调解专业性显著, 且该机构提供的调解服务一般都是免费, 从而导致医疗纠纷调解工作难以开展;二是营利性机构参与医疗纠纷调解的方式天津模式。2004年天津市金必达医疗事务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称金必达公司) 正式成立, 并与天津仲裁委员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共同进行调解。金必达公司以收取患者获得医院赔偿款的10%作为提供调解服务的报酬, 且在调解成功后, 如医患双方自愿, 还可到天津仲裁委进行仲裁。但由于金必达公司的利润以医院的赔偿为基础, 从而导致金必达必然会偏向于患者, 这无疑会引发医院的质疑。总的说来, 这两种民间调解方式各有利弊, 在维持民间机构专业水平的前提下, 如何保持中立态度、维持民间机构正常运作, 是我们需考虑的问题。

3. 创设医事仲裁制度。

所谓医事仲裁制度, 是指诊疗活动中发生民事争议, 医患双方当事人提请仲裁机构进行审理和裁决。仲裁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制度化方式, 相较于诉讼, 其具有专门化、效率化、保密性及程序的弹性等优势, 容易切合和满足个案的需求。当前, 在具体制度及程序建构上, 有两种模式可供选择。一是选择且终局性。即一旦发生医疗纠纷, 当事人既可以选择申请仲裁, 也可向法院起诉。但如果选择仲裁, 那么仲裁就是终局性, 且在仲裁发生法律效力后, 当事人不可再向法院提起诉讼。二是前置性仲裁, 即仲裁是诉讼的前置程序。在发生医疗纠纷后, 当事人如想提起诉讼, 必须先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只有对仲裁裁决不服时, 才可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选择何种医事仲裁具体制度及程序, 学界争论较大。笔者认为, 宜采用选择且终局性仲裁模式。前置性仲裁一定程度上能减轻法院的诉讼负担, 但如果适用不当, 对当事人而言是一种毁灭式打击意味着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丧失。而选择且终局性仲裁模式不仅有效克服了前置性仲裁模式的缺陷, 更重要的是通过赋予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 让当事人能争取自身权益, 最终有利于医疗纠纷的化解。同时, 由于医疗纠纷中的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最终落脚点在于经济赔偿上, 从纠纷性质上看, 符合《仲裁法》的调整范围。故建议立法者应该将医疗纠纷纳入《仲裁法》的调整范围, 利用现行的仲裁机构裁决医疗纠纷即可。但考虑到医疗纠纷的特殊性, 在仲裁制度具体内容的制定上, 医事仲裁也要突出其特殊性。具体如下:一是仲裁员的选择。基于利用现有仲裁机构裁决医疗纠纷的考虑, 且我国现行《仲裁法》对仲裁机构设定的相关限定, 故不能再增设专门的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 但我们可在仲裁员的选择上尽可能符合医疗纠纷仲裁的要求。由于医学具有专业性和高风险性等特点, 因而在医疗纠纷仲裁员的选择上, 除了要强调一般经济纠纷仲裁员所应具备的条件外, 如公平、正派、中立等, 还应该具备医疗纠纷处理经验和相关专业资质, 故可吸收医学专家、法律专家、医院管理人员、法官、检察官、律师、卫生行政管理人员、医学伦理学专家等专业人士担任。二是仲裁程序。即使医疗纠纷以专业性强、复杂化著称, 但仲裁机构对医疗纠纷与普通经济纠纷的处理过程并无太大的不同, 只要依仲裁法所规定的一般性仲裁程序进行裁决即可。一般说来, 仲裁可按照以下程序进行:首先是当事人申请。即发生医疗纠纷的医患双方都可以在法律规定的受理时效内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仲裁申请;其次是案件受理。即仲裁机构应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作出受理或不受理的决定。如受理应通知被诉方, 并且仲裁机构应及时组成仲裁庭。再次是案件审理。仲裁庭对案件的审理应坚持调解优先的原则, 并在合法、自愿的前提下积极促使医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如若和解不成, 仲裁庭不应久调不决, 而是要及时作出裁决。最后是案件执行。即仲裁裁决在作出之日开始发生法律效力, 当事人必须履行。同时由于当事人选择了仲裁, 那么该裁决则是一裁终局性。医患双方日后如若就同一纠纷向仲裁委申请再次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那么仲裁委和人民法院应予以拒绝。同时, 仲裁委是一个社会公益目的性很强且非营利性机构, 本不应向任何一方收取仲裁费用, 但考虑到仲裁委维持自身运转之需要, 那么在仲裁费用的负担上则坚持以医疗机构为主, 患者为辅的原则。三是证据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医疗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这主要基于营造公正、公平的诉讼环境和衡平医患双方举证能力的考虑。因此, 在仲裁庭处理医疗纠纷案件时也应遵循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即对医疗机构来说, 它们不能证明自己无医疗过错或者无因果关系就可能承担不利的后果。

4. 完善医事法律法规, 健全医疗纠纷诉讼机制。

诉讼作为解决医疗纠纷最后一道公力救济途径, 具有化解医疗矛盾, 缓和医患关系的重要作用。因此, 人民法院应该秉持公平、公正及公开的原则审理各种医疗纠纷案件, 以确保医疗纠纷在法院门前得到最终解决。但目前我国医疗纠纷诉讼机制仍存在诸多问题, 迫切需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具体说来, 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03年出台的司法解释中就强调:因医疗事故引发的医疗纠纷赔偿, 诉诸到法院的, 参照《条例》有关规定执行;因医疗事故以外原因引发的其他医疗纠纷赔偿, 适用《民法通则》相关规定。由于大部分医疗纠纷都因医疗事故引起, 实际上该司法解释明确了法院应在医疗纠纷审判中积极适用《条例》。因此, 为了有效地维护患者的利益, 实现司法公正, 法院应从立法科学性角度考虑, 优先适用《条例》之相关规定。同时, 《条例》作为一个已实施十三年的老法, 或多或少已较难适应当前医疗卫生事业和医患关系的发展, 有些规定已严重落后于时展。因而立法机构应发挥先行立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及时修改或完善该《条例》, 期以能更好满足当前解决医疗纠纷之需要。二是诉讼时效。关于诉讼时效, 我国目前采用的是《民法通则》关于人身损害诉讼时效之规定, 其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该包含两个方面:首先, 患者知道自己被侵害了;其次, 患者知道自己被谁侵害了 (只有知道被侵害人才能去起诉) 。因而医疗纠纷诉讼时效还需把自查清侵害人之日起计算纳入其中。三是医疗过错鉴定问题。我们应从有效处理医疗纠纷和提高诉讼效率的角度出发, 建立一个司法行政部门主管, 且由医学会和司法鉴定机构共同参与的医疗过错鉴定机制。在该机制中, 司法行政部门主要对各级医学会进行资格审查, 进而组建一支由医学会专家和司法鉴定专家构成的医疗鉴定专家队伍, 严格遵循鉴定程序和规范鉴定内容来进行医疗过错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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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的时效期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快速 讨债 方法 运用

一、快速讨债的重要性

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交易中信用体系还未健全，公有制、私有制、混合所有制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等多种原因，致使我国企业在商品交易中货款难以收回的情况十分普遍，三角债极为严重。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货款，导致交易成本增加，影响到企业的信誉，进而严重影响着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

但是现实生活中，有的企业认为对方是自己的老关系、大客户，不敢得罪，一拖再拖。由于不及时追收货款，将面临以下几方面的风险:

1.法律风险

采取各种手段至使债务超过诉讼时效是赖债者的常用手段。法律规定一般经济纠纷的诉讼时效为两年，若过了诉讼时效，法律不予保护。法院作出的胜诉判决的申请执行期限，双方为单位的是半年，其中一方为个人的是一年，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法律不予保护。

2.证据灭失风险

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若没有充分的证据，法律将不予保护。若不及时追收货款，由于人员的变更及其它多方面的原因，证据有可能灭失。有的赖帐者甚至采取收买、窃取等方法销毁证据，这样即使也难以通过法律途径讨回货款。

3.债务人隐匿、转移财产或破产的风险

目前经济不景气，加上整个社会的商业信用较差，许多债务人可能隐匿、转移财产或因经营不善而破产，致使债权人追债无门。在政府鼓励优化资本结构，完善破产兼并的今天，有的债务人钻改制空子，来逃避债务。因此，及时追收货款是保障货款兑现的关键。

二、快速讨债法

快速讨债法是指在出现违约拖欠货款、侵害企业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时，通过向公证机构申请强制执行公证、向法院申请支付令等法定途径，使债权人能直接进入法院的执行阶段，避免陷入不必要的诉讼的讨债方法。

1.公证讨债法

公证讨债法又叫强制执行公证讨债法，是指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对无疑义的追偿债款、物品的文书（如还款、还物协议、借款合同等），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公证文书规定的义务时，债权人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从而迅速讨回货款的方法。

我国《公证法》第37条规定：“对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民事诉讼法》第218条规定：“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根据以上规定，强制执行公证具有以下几个法律特征：

(1)具有特殊的法律效力。强制执行公证书不仅具有证据力，还与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一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2)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诉讼活动不同，强制执行公证仅是一种非诉讼活动，即双方当事人对债权债务关系没有争议，且达成书面协议的，向公证机构申请公证，公证机构赋予证据力和强制执行效力。当债务人不履行公证文书确定的义务，债权人经原公证机构签发执行证书可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由人民法院直接申请强制执行收回贷款。可见，申办赋予强制执行公证，省钱、省时、省力，是一种不进行诉讼的经济有效的法律保障方式。

申请办理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公证时，该债权文书必须具备以下条件:①债权文书具有给付一定数量的货币、物品、有价证券的内容。②债券文书的内容明确、真实、合法，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③债权文书中的给付义务由债务人单方承担，无对等给付的情形存在；④债权文书中，债务人有明确的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愿意依法接受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

申办程序是：(1)申请办理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公证，须由债权文书签署双方共同应向债务人所在地或债务履行地公证处提出申请，协议中涉及不动产转让的向不动产所在地公证处提出申请，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公证机关对符合赋予强制执行的条件和范围的，应当依法赋予该债权文书（还款协议、借据、欠单等）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如果只有债权人持合同、协议、借据、欠单等债权文书申请办理强制执行公证，要求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机关必须征求债务人的意见；如债务人同意公证并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公证机关可以依法赋予该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2)当债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时，债权人还要向原公证机关申请执行证书，才可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公证机关签发执行证书应当注明被执行人、执行标的和申请执行的期限。债务人已经履行的部分，在执行证书中予以扣除。因债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而发生的违约金、利息、滞纳金等，可以列入执行标的。(3)债权人凭借原公证书及执行证书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2.申请支付令

支付令，是指由债权人申请，经人民法院审查后签发的，催促债务人限期履行债务的法律文书。生效的支付令具有与生效的判决、裁定同等的法律约束力，即不通过诉讼审理程序而直接进入执行程序。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9条第1款规定：“债权人请求债务人给付金钱、有价证券，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第一，债权人与债务人没有其他债务纠纷的;第二，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的。”申请支付令应具备的条件：

(1)请示给付的必须是金钱或者汇票、本票、支票以及股票、债券、国库券、可转让的银行存款单等有价证券。

(2)请求给付的金钱或有价证券，必须是已经到期的或者过期的，且数额确定。

(3)债务人负有给付义务，且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没有其他债务纠纷。

(4)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即能够直接送达，但当向债务人本人送达支付令时，如果本人当场拒绝签收，可以适用留置送达。若债务人不在我国境内，或者虽在我国境内但下落不明的，不能申请支付令。

(5)必须向债务人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6)必须提出书面申请书，并写明以下内容：双方的基本情况；请求给付的数量及所依据的事实、证据，其别是应提出能证明所请求债权存在的债权文书；申请的目的，即要表明请求法院依督促程序发出支付令的意愿。

(7)所请求的债权未超过法律保护的2年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从债权到期日起算。

与采用诉讼手段讨债相比，运用督促程序申请支付令有以下优点:①及时保障债权人权益。从受理支付令申请到签发支付令的时间很短，债务人收到支付令后的15日内不提出异议，支付令即发生法律效力和强制执行力，有利于及时地保障债权人实现债权。②程序上具有简易性、非诉讼性。人民法院收到债权人的书面申请后，无须传唤债务人，无须开庭审理，也不需要双方当事人进行辩论，经审查符合法定条件的即可签发支付令。这对当事人来说，无疑既省时又省力。③经济性。程序所交纳的诉讼费用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标的按一定比例预交和收取，有的高达几万元，而申请支付令，不管申请标的数额多少，每件交纳申请费为100元。既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降低了诉讼成本，又节省了法院的人力、物力，提高了办案效率，是一种解决金钱、有价证券债务的迅速、简易的督促还债程序。

具体做法是，债权人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债务人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等债务，法院受理债权人的申请后，仅就债权人提供的事实、证据进行审查，不传唤债务人和开庭审理。只要债权人提出申请的程序合法，证据充分，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人民法院不对债权债务的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就可以在受理之日起15日内直接发出支付令，要求债务人清偿债务。债务人收到支付令后，如果在法定期间15日内既不主动履行债务又不提出异议，支付令即发生法律效力，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具有同等的效力，债权人可以此为根据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经济纠纷的时效期范文第5篇

关键词：航运企业；应收账款管理；风险防范；管理责任制

中图分类号：F5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4-0167-02

当前航运市场形势的低迷、货源短缺及船东信心的不足，对运输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一些船公司、船务公司和货运公司，可能出现经营困难、资金紧张，融资困难的情况。防范风险，缓解市场低迷带来的不利影响，加强应收账款风险管理、加快资金回笼、提高应收账款周转率、减少乃至杜绝坏账发生，是当前形势下航运企业重点需要关注的问题之一。

一、应收账款管理责任制

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航运市场，要加强应收账款管理，防范收账风险，首先要落实责任，制定应收账款管理责任制，航运企业应该以总经理为应收账款第一责任人，财务部经理为直接责任人，应收账款管理由财务部门具体负责和实施，商务部门予以协助配合。也有以商务部为主要负责和具体实施部门，这取决于企业的组织结构及业务分工，根据应收账款具体实施的情况而定。以签订的服务合同为基础，采取多方式、多渠道的催款手段，重点针对金额较大的客户，强化应收账款管理责任制。

企业各部门应切实履行本部门的各项职责，为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做好部门工作。通

过应收账款管理责任制，根据客户经验及信誉情况，采取适当的措施规避一些企业不能承担的风险，或者采取措施降低发生坏账的可能性，节约管理费用，防范收款风险，增加企业效益。

二、应收账款管理

（一）应收账款信用期限管理

1.企业按照客户信誉情况享受账期，根据其具体情况，分类管理。对不能按合同及时付款，账期内发生金额较大，欠款余额大的客户，除按合同规定的“账期”管理外，还采取“欠款限额”进行管理。

在规定的账期内，应收账款发生额较大的客户，是企业收人的主要来源，根据客户每期业务发生额大小，拖欠程度、收款情况及其财务状况和信用情况，参照双方合同约定并适当放宽，将其列为应收账款重大客户，采取“限额”进行应收账款催收管理。

2.欠款金额大的客户，定期发送欠款询证函，并与客户定期对账，对欠款时间较长，多次、多方式催收后仍不付款，或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客户：已经进入重组、托管或兼并的；经营风险较大、管理混乱的；与其他企业存在较大经济纠纷，面临法律诉讼且可能承担较大赔偿责任的；发生担保纠纷，可能承担较大的担保责任的；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其财务状况恶化、资不抵债的。

存在以上情形之一的客户，在没有有效担保或合理付款计划的情况下，应收账款管理主要负责人应及时报告。经管理层批准后取消账期，必要时采取法律措施解决。

（二）应收账款档案管理

航运企业应收账款单证管理采用分客户、时间段、费用类别的方式进行管理。还没有收款的原始单证，分类妥善管理，以便随时与客户对账。未收款的单证，由专人分类存放保管。已经收款的单证，根据客户、人账时间，分类归档并装订成册。应收账款清查报告以及明细账及报表，按照档案管理规定进行保存，电子账单定期备份归档保存。档案管理由专人

保管。

（三）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转移

应收账款多采用银行现款结算，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收款难度不断加大，承兑汇票支付方式被越来越多的采用。尤其是欠款金额大的客户，大多采用承兑汇票支付方式，期票结算给应收账款带来了票据承兑风险。

为了实现企业目标以及满足资产流动和风险管理的需要，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将应收账款进行保理、应收票据进行贴现和票据背书转让。通过这些措施，盘活基础资产，提高资产流动性及风险管控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率。在应收账款采用无追索权的买断式保理方式下，企业可以在短期内大大降低应收账款的余额，加快应收账款周转速度，改善财务报表的资产管理比率指标。

企业在贷款融资难度大，融资成本较高的情况下，采用应收账款保理、应收票据贴现和票据背书转让的方式融通资金。票据背书转让更是企业之间款项结算最普遍的资金转移方式，在企业结算中被广泛使用。

三、应收账款催款措施

企业采取措施催收应收账款，分客户情况和企业内部情况。针对不同的情形，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

凡签订合同的客户，应按照合同规定期限和欠款限额进行结算，逾期未结算或超过了规定欠款限额，企业应采取以下

措施：

1.逾期和超过限额之初，采取电话、上门催款、MSN或电子邮件等催收方式。

2.逾期一个月，书面通知客户相关负责人及业务员；并告知进一步欠款造成的影响。

3.逾期两个月，报财务经理及相关部门，如不及时结算应收账款，将进一步采取措施；在管理层讨论决定后，暂停享受账期，以后所有费用均在办单时结清或交预付款后才提供码头服务；并对超期欠款部分，按天计收滞纳金，直至结清

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