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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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形态范文第1篇

关键词：府县建制 农渔税赋 港口贸易 市镇发展

20世纪八十年代，海内孤本明万历《汉阳府志》从日本复印回国。2007年，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工作完成，出版成《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一书。该书在明清汉阳府志中有承上启下之功，填补了从明嘉靖到清康熙年间汉阳地方府志的空白，也为研究明清武汉地方史的学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一手资料。笔者通过解读《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从府县建制、户口数额、农渔经济、税赋征收、港口贸易和市镇发展等方面进行研究，以期对明代万历年间汉阳府社会经济形态有一个基本了解。

府县建制：明万历年间（1573―1620），武汉地区承继嘉靖年间（1522―1566）的行政区划，以长江为界，江南为武昌府，江北为汉阳府。明成化初年（1465）前后，汉水下游连年大水，冲垮堤坝，河流改道，将汉阳一分为二，汉水之北为汉口，汉水之南为汉阳。自此汉口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港口贸易及市镇发展大兴，嘉靖初年（1522）设置汉口镇，逐渐发展成四大名镇之首，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货物集散地。但直到清朝末年，汉口镇一直属于汉阳府管辖。

洪武初年（1390），汉阳知府程瑞重建汉阳城，嘉靖十五年（1536），知府樊景麟重建后堂，万历年间（1573―1620）增修。至此，明代汉阳城轮廓基本定型，大体呈方形，周长约两千五百米，设四门：东曰朝宗门，西曰凤山门，南曰南纪门，北曰朝元门。从《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中的汉阳府城郭地图看，汉阳府已成为汉阳地区行政、商业、居住、交通、军事中心，各功能区分布合理，配套齐全。府署在凤栖山南麓，县治在府署西；府儒学在凤栖山麓，县治之西；敬一亭在明伦堂后山上；司狱司，在府治南；通济仓，在府治南；预备仓，在府治西南；僧纲司，在兴国寺；道纪司，在玄庙观；樵楼，在郡治南；教场，在永安桥西；调拨守御武昌卫右千户所，在南纪门内，今复为县学；调拨守御后千户所，在凤山门楼内；分守武昌道，在朝宗门内。除汉阳府外，下辖汉阳县设县儒学，在南纪门内；便民仓，在大禹庙西南侧；养济院，在凤山门内；另有汉口等七镇巡检司，还有长江局等共七所河伯所。下辖汉川县在阳台山东；儒学，在县治东北；敬一亭，在文会堂旧址；预备仓，在县治东；阴阳学、医学俱在县南；便民仓，在县迎恩桥东；布政分司，在县治东；按察分司，在县城隍庙西；教场，在县治东南；另有小里潭等三所河伯所。

汉阳府辖汉阳和汉川两县，其中汉阳县下辖县前铺、十里铺、孟家铺、新店铺、黄连铺、幺铺、蔡店铺、崔家铺、六神铺和高观铺，其它共七乡十九里八坊。汉川县下辖县前铺、甑山铺、养鱼铺、马城铺、白马铺、张家团铺、小龙铺、长兴铺、刘家隔铺和观庄铺，其它共六乡三里。《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评价道：“本朝乡里，前载三十有五，今方二百余年，只存在城等十九里，而逃亡荒芜，又将半之，然则将何所底哉？[1]”表现出方志编纂者深切的忧国忧民之心。综合嘉靖《汉阳府志》和其它史料，可知自明朝开国（1368）以来，汉阳府铺、乡、里、坊总体上是呈现下降趋势的，原因可能有二：其一，自然灾害。通过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明朝中期汉阳府水旱灾害频发，更兼有鼠，蝗之害肆掠，百姓更有易子而食者；其二，官府的强征暴敛。灾害横行，官府不仅不减负安民，反而是变本加厉的搜刮百姓，百姓不堪忍受而逃荒者不计其数。由于以上原因，许多乡里几成废墟，闲置荒芜，官府不得不进行裁撤。

户口数额：如前文所述，明代前中期汉阳府地区常遭水旱之灾，更兼鼠、蝗之祸，再加上官府强征暴敛，百姓饿死逃荒者不计其数。如“弘治二年，旱，人相食”，“正德二年，水、田鼠食稼”，“隆庆五年，大水”[2]，导致汉阳府地区自明初到嘉靖初年，人口呈不断减少的趋势。永乐十年，共六千三百四十户，三万两千四百一十八口，到嘉靖十一年，只有五千五百三十一户，三万两千零三十六口。可见，户和口都在下降。从嘉靖初年起，汉阳府户口总数逐渐上升，到万历十九年，总共六千一百六十四户，三万两千九百一十七口。下辖汉阳县户口也从嘉靖元年的三千八百九十户，一万四千九百七十口，增长到万历十九年的四千八百八十户，两万五千四百八口。嘉靖至万历年间汉阳府户口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因为嘉靖和万历之间长达百余年的社会安定，自然灾害减少，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生产发展，人丁兴旺。

农渔经济：按《禹贡》的说法，荆州“厥田惟中、下”，万历《汉阳府志校注》也说：“汉阳虽附郭乎，然清丈图籍班班具焉，上田则无几，中、下最多。”[3]可见汉阳府的土壤条件并不突出。汉阳府夹两江之流，属于川县泽邑。农业生产完全依靠江堤来保护，特别在夏秋暴雨之时，洪涝灾害便在所难免。然而事有两面，利弊皆存。洪水并非年年爆发，每爆发一次之后，江堤边洪水带来的泥沙使土壤更加肥沃，更适合种植庄稼。即便洪水过后毁了农作物，亦增加了很多湖塘，可供养渔业养殖。正如“不知湖多田少，割彼以充此，不必出于田，故两县无顽民”所言，汉阳府的田地和湖泊池塘总是彼此增减。据记载，从永乐十年到万历十九年，汉阳府田地山塘从三千三百八十一顷三十四亩五分五厘增加到三千五百七十七顷三十八亩一分九厘。在一百八十年里，增加了一百九十六顷左右。在明朝前中期，整个湖广地区渔业人口仅次于农业人口，特别在沿江沿河及湖泊分布较多的乡里，渔业人口甚至超过农业人口。

税赋征收：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汉阳府赋税主要包括农业税和渔业税，还有少量的商税。税粮方面，一年内夏税，固定二麦折米四千四百三十四石四斗九升八合六抄六圭；秋粮，固定官民米两万四千六百二十石九斗六升九合五勺；两京丝绢，六百八十九匹八尺一寸一分。拨运本府仓，楚王府各类禄米及另外各类饷米共计九千五百三余斗。额办丁粮实派银，一千一百四十四两有余。盐钞，南京库折银九十一两有余，存留本府库钞银一百三十二两有余。出了农业税外，渔税也是汉阳府税收组成的重要部分。明代朝廷设置了河伯所，负责管理渔民和征收鱼税。万历年间汉阳府河伯所经常保持在十一所左右，视情裁设。鱼课年征数额固定为银两千三百六十八两，遇闰年铁和胶料等课钞，计银八十四两。另外，商税起运银二十两。明代汉阳府地区税收最大特点就是渔业税的比重。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不止汉阳府，整个湖广地区的渔业税所占比重都是较高的。这也从另一个方向证明了渔业经济的发展对湖广地区经济的重要性。

港口贸易和市镇发展：明代汉阳府所辖疆域，面朝长江，背靠大别。《禹贡》将天下划分为九州，荆州居其腹，而汉阳府又据荆州之腹，夹长江汉水，北上可直抵中原，南下可直达两广，往东可顺流直驱苏湖，往西可借水直入川蜀，水陆之交通，不可谓不便利。明万历年间汉阳府所辖长江北岸已是港口林立，最著名的要数“汉阳渡”，位于汉阳城东南江边，它是万历年间汉阳府最大的渡口，也是连接长江对面武昌府的主要渡口。其次是平塘渡，位于县治西二十五里，汉水改道前，平塘渡也是汉阳重要港口之一，位列明代“汉阳十景”之一。明成化年间（1465―1487）汉水改道后，汉口渡逐渐崛起，并日益发展壮大，成为华中地区货物的重要集散地，汉口镇也随之声名鹊起，明末清初更是位列全国四大名镇之首，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商贸中心。其它较大的港口还有龙潭渡、沌口渡、张大渡、蒲潭渡、龚家渡等。

除此之外，长江上一些较大的沙洲也成为贸易聚集之所，“江中有大洲，洲上多芦荻，中有大河套，客舟蚁集，两岸贸易，居民为市，民乐其利，城隍亦赖以巩固。[4]”比较著名的如位于县治南江中的刘公洲和鹦鹉洲。刘公洲在宋代既已浮出江面，后来面积逐渐扩大，至万历年间已成重要的水运商市，包括鱼市，菜市等。“冬春水落，四方舟楫聚焉。郡人一渔一薪，朝夕为市，公室之输，私家之养，多赖于此”，且说“盖郡土瘠而势，耕渔失利，业在贸易”[5]，由此足见刘公洲商贸地位之重要。鹦鹉洲则成名较早，早在唐朝，就有很多诗文名篇提及到它。鹦鹉洲在明前中期是远近有名的竹木集散地，但在明末逐渐沉没。

除港口商贸外，陆上的市镇贸易也是汉阳商业发展的重要一环。明代汉阳府的市镇贸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以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前后分界。第一个时期，汉阳府的市镇贸易主要集中在汉阳府内的主要街道，“显正街、西大街、双街、高公街、鹦鹉洲一带多为经营铁器、木器、竹篾、食品的店铺和作坊，尤其是显正街和西大街是汉阳城内有名的闹市”[6]；第二个时期，汉口渡开始兴起，约在正德年间（1506―1521）汉口市场发展提速，商贸经营活动大多从汉阳转移至汉口。万历年间政府规定湖广大部的漕粮改由汉兑，不久，汉口也成为盐商新口岸[7]。适时，汉口南岸崇信坊最为繁华，汉口巡检司也设置于此处。嘉靖初年（1522）设置汉口镇，汉口的集市和街坊在港口商贸的推动下快速发展，市镇规模不断扩大。嘉靖二十四年（1545），汉口镇户数已达一千三百九十五户，人口近七千人。

总结

通过对《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的研究，笔者认为明万历年间汉阳府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明朝初年有很大提升。汉阳府经历了明朝前中期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灾祸导致的经济社会凋敝，到万历年间，户口不断增加，农业和渔业经济逐渐起色，并成为朝廷税收的重要来源地。与此同时，随着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汉阳的港口贸易和市镇发展开始提速，规模逐渐扩大，影响不断提升，为明清闻名全国的商业中心“汉口镇”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作者单位：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

参考文献

[1]引自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 ，武汉出版社，2007年12月。第39页。

[2]引自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 ，武汉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12页。

[3]引自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 ，武汉出版社，2007年12月。第95页。

[4]引自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 ，武汉出版社，2007年12月。第68页。

[5]引自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 ，武汉出版社，2007年12月。第53页。

社会经济形态范文第2篇

【摘 要 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关 键 词】经济形态/社会性质/北魏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3-5世纪，由拓跋族南迁卷带和推动了漠北其它民族的南迁，鲜卑拓跋部在南迁过程中以及入主中原前期，其社会性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尤其是在从北魏前期到孝文帝改革后奇迹般地发生了一次社会性质的跳跃和突变。这个跳跃和突变在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上是有意义的，它为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并进行有效地统治提供了一个范例，极具典型性。换句话说，孝文帝的这次改革创造了一种由游牧社会转变为农耕社会，由氏族酋长制转变为封建社会制度的模式。本文主要想就这个模式形成的前期，也就是对形成这个模式的基础，即北魏入主中原的前期社会进行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探讨，以求为这个模式的总体认识提供一个前提。

北魏前期的社会性质问题史学界曾进行过长期的和广泛的讨论。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迄今为止，仍难形成共识。我们将20世纪70-90年代这个问题的讨论概括一下，大致有四类。一、北魏在拓跋guī＠①以前一直处于原始社会阶段，至拓跋guī＠①开始建立国家；二、北魏从力微开始就有了国家，到猗卢时代已步入封建时代；三、力微到什翼犍时期处于奴隶社会，从拓跋硅到拓跋宏期间进入封建社会；四、拓跋部在孝文帝迁都以前还是处在一种先封建社会阶段。

出现这种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对拓跋族社会发展程度的估价不同；其二对国家组织形态发展的标志理解不同；其三对国家形态发展理论的认识上有差异。作者认为，历史上各民族社会性质的演变固然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发展，但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的变化以及与其它民族的交往之影响，都是制约该民族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不容忽视的因素。探讨北魏社会性质的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析上，在对于这些因素对北魏社会组织的变化所起的特殊作用的认识和估价上仍很不够。拓跋族在南迁中原以来，经历了一个部落离散、聚合的长过程，拓跋部内部的这种离散、合并是由拓跋部与少数各族和汉民族外部战争环境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拓跋部内部社会组织形式变革与否，直接关系着这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同时从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五种社会形态不一定是循序存在于一个国家或民族，而是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在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发展和跳跃的大范围内体现的。下面就北魏迁徙过程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组织形态作一些考察和分析。

二、北魏前期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

20世纪60年代，在呼伦贝尔盟境内发现新巴尔虎右旗扎费诺尔和陈巴尔虎旗两处古墓，两处古墓的分布及时代与《魏书·序记》所记的推寅南迁的“大泽”时代相符。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骨器、石器、陶器和铁器、铜器。（注：《内蒙古巴尔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6期。）由此可知，拓跋部当时仍处于新石器时代的中、后期。其后拓跋部在漫长的南迁过程中其经济结构和经济成份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情形。东汉灵帝时，鲜卑首领檀石槐在匈奴部落联盟集团解体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以鲜卑为主体的部落联盟集团。《魏略·西戎传》载：“始建武时，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逐水草，抄盗凉州，部落稍多，有数万，不与东部鲜卑同也。其种归一，有大胡、有丁零，或颇与羌杂处。由本亡奴婢故也。”后来匈奴都归并到了檀石集团。匈奴鲜卑在南迁过程中，主要以掠夺为主，虽然力微初任大首领时，曾约束部下，告诫各部落大人：“我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死伤不足相补，更相仇雠，百姓涂炭，非长计也。”（注：《魏书·序记》。）但鲜卑对其它少数民族的掠夺是不可避免的。如猗＠②曾“西略诸国，积五岁，降附者三十余国。”（注：《资治通鉴》卷82晋纪四。）其附属部落掳掠人口更是不乏记载，如“卫辰，务桓之第三子也。既立之后，遣子朝献，昭成以女妻卫辰，……后掠坚边民五十余口为奴婢，以献于坚。”（注：《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

又据《魏书·蠕蠕传》云：“蠕蠕，东胡之苗也，姓郁久闾氏。始神元之末，掠骑有得一奴，发始齐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闾。‘木骨闾’者，首秃也。木骨闾与郁久闾声相近，故后子孙因以为氏。木骨闾既壮，免奴为骑卒。穆帝时，后期当斩，亡匿广漠溪谷间，收合逋逃得百余人，依纥突邻部。木骨闾死，子车鹿会雄健，始有部众，自号柔然，而后属于国。”黄烈先生对这条材料作过十分精细的分析：“一、始神元末、掠骑有得一奴，说明力微时的军事行动，掠取奴隶是其目的之一。二、木骨闾既壮，免奴为骑卒，说明在力微统治下，奴隶，能充当骑卒，奴隶的身份是明确的。三、穆帝时，坐后期当斩，说明部落民处在拓跋统治者的严酷统治之下。”（注：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9页。）到昭成帝什翼键时，征高车“获万口，马牛羊百余万头”又征没歌部，“获牛马羊数千百万头。”征卫辰“俘获牲口及马牛羊十万头。”其后，拓跋guī＠①破高车、柔然、大夏、北凉后又获马牛羊数百万头。（注：见《魏书》卷2《太祖纪》；《魏书》卷102《蠕蠕传》。）

北魏前期，统治者大规模的俘掠包括被俘获的牲畜，究竟作何用呢？从史籍记载看大致有两种用途：一是主要用作奴隶性质的畜牧，二是赐奴。前者可构成拓跋族国家直接管制下的畜牧场，后者的赐奴也成为拓跋族上层的私营牧场上的主要劳动力。昭成太祖时的庾业，“其父及兄和辰，世典畜牧。”（注：《魏书》卷28《庾业传》。）庾业家族世代为“典畜牧”之官。和辰因管理畜牧不力被杀。又如奚斤“世典马牧”。北魏前期有两大牧场，一是在漠南，是拓跋焘建立的。神jiā＠③二年，拓跋焘出征柔然和高车后“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注：《魏书》卷102《蠕蠕传》；《魏书》卷103《高车传》。在东自濡源，西至五原、阴山，东西3000里之地建起了漠南牧场。（注：参见杜士铎主编：《北魏史》，山西高校出版社1992年版。）河西牧场也是拓跋焘建立的，《魏书·食货志》云：“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又据记载太武帝时还有野马苑，（注：《魏书》卷4《世祖纪》。）也是国营牧场。关于拓跋部赏赐部属奴婢的记载则更多。拓跋guī＠①“以功赐奴婢数十口，杂畜数千”于王建。（注：《魏书》卷30《王建传》。）太武帝“赐羊千口”于于什门。（注：《魏书》卷87《于什门传》。）以上畜牧场的经营是由拓跋部管辖下的奴隶性质的经营，而赏赐部下的数目亦很庞大，不可能全部屠宰，基本上是用于私营性的畜牧业。由此可见，奴隶性经济占拓跋部很大比例。

另一方面，拓跋氏进入中原以后，与魏晋政权的联系和交流比较密切，不能不受汉朝封建生产方式的影响。首先是拓跋族的大规模徙民，如《魏书·序纪》云：“晋怀帝进帝（猗卢）大单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峙、崞五县之民于径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千百里，帝乃徙十万家以充之。”这10万家不可能是奴隶。其后在拓跋guī＠①、拓跋嗣、拓跋焘时，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移民，其中拓跋guī＠①时有15次。移民有山东吏民、高车部、山胡等。拓跋嗣时有22次，移民部属有昌黎、辽东、河东、河南等吏民。拓跋焘时有27次，主要是来自东北、陇西的吏民和百工技巧。（注：见《中华文化通志·晋文化志》，拙著第三章《民族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127页。）典型的材料是，拓跋guī＠①“既定中原，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百工技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注：《魏书》卷113《食货志》。）天兴元年（398年）正月，太祖克邺后“诏大军所经州郡，guī＠①赀租一年，除山东民租赋之半。”（注：《魏书》卷2《太祖纪》。）同时，中原地区已经发展的豪强地主经济，也仍然存在，并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发展。

以上说明北魏前期社会经济呈现出奴隶制性质的畜牧经济和以“计口授田”为标志的封建性经济并存的两种经济形态，并且奴隶制经济成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复杂的经济形态导致了北魏前期复杂的阶级结构。除了将在战争中掠夺的大量人口赏赐给大臣做奴婢以外，相当一部分充作隶户、杂户，这些隶户、杂户服务于不同的行业机构，有不同的称呼，他们统由杂营户帅管理。其地位一般世袭，不准迁徙改业，身份低于佃客。此外就是大量的具有封建依附关系的自由农民和牧民，包括屯田制下的屯田户。北魏建国初，拓跋guī＠①下令“离散诸部、分土定居”。（注：《北史》卷80《贺讷传》。）他们成了定居的自由农民，为政府纳贡服役。对于魏晋以来的佃户、部曲的管理承认其既成事实，实行宗主督护制。但相当一部分仍保持着由酋长统治下的部落组织，如拓跋焘时下令：“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这里明确规定了对于不同的部落民族进行不同方式的管理。

由上可知，拓跋部在由大兴安岭向中原南迁的过程中，伴随了由氏族社会向封建制的转变，而在这个转变中具有浓厚的民族成分的掠夺性的奴隶制经济和分土定居的封建经济同时并存，显然是前者即掠夺性的奴隶制经济占主导地位。

三、拓跋族前期国家组织形式的社会性质再认识

拓跋族的国家组织十分复杂，《魏书》卷113《官氏志》载：构成北魏国家组织的主要基础有拓跋氏帝室10姓，内入75姓，东、西、南、北四方35姓三层关系圈。（注：参见杜士铎主编：《北魏史》山西高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4-58页。）这是拓跋氏国家组织的核心和主要基础。在这三层以外，于南徙入晋后又吸收了大量汉族土族进入其统治圈。这样就造成了统治机构的复杂化。

《官氏志》云：“魏氏世君玄朔，远统（原书缺）臣，掌事立司，各有号秩。”又云：拓跋guī＠①“初，帝欲法古纯质，每于制定官号，多不依周汉旧名，或取诸身，或取诸物，或以民事，皆拟远古云鸟之义。”大致说来，北魏前期上层统治机构基本上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源于本族传统的职司，此部分为氏族残余制度部分。如《南齐书》卷57《魏虏传》载：“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仗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第二部分是带有奴隶制性质的管理机构，如拓跋禄官在位期间，分国人为三部，左部居上谷、濡源一带，中部居代郡、参合陂一带，右部居定襄之盛乐一带。又“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分为南北部，复置二部大人以统摄，……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注：《魏书》卷113《官氏志》。）天兴元年(398)十二月，又置八部大夫“其八部大人于皇城四方四维面置一人，以拟八座，谓之八国，常侍待诏侍直左右，出入王命”。（注：《魏书》卷113《官氏志》。）这些是属于奴隶制形态的管理机构。天赐元年(404)十二月，“诏始赐王、公、侯、子国臣吏，大郡王二百人，次郡王、上郡公百人，次郡公五十人，侯二十五人，子十二人，皆立典师，职比家丞，总统群隶”。（注：《魏书》卷113《官氏志》。）这里的典师，就是奴隶总管，主要是用来管理奴隶的，另外还有仿匈奴制度的大单于，显然也是奴隶制残余的管理机构。第三部分，封建性质的管理制。天兴二年，“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大夫各有属官，共有文簿，当曹敷奏，欲以省弹驳之烦。初令五经诸书各置博士，国子学生员三十人”。（注：《魏书》卷113《官氏志》。）这是仿秦汉故制。天赐元年以后又仿照魏晋的爵位制和九品中正制置官，设王、公、侯，子四等爵，并以次与九品中正制的品位相配合。

就国家组织的顺序发展而言，拓跋氏在进入中原以来在不断地脱蜕其氏族部落的残余向封建国家制度过渡。从力微开始拓跋部被卷入了匈奴、西晋的兼并战争中。从这时开始他们的活动有了具体的年代记载，拓跋部部落结合体有了重大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部落的部属成员发生了变化，如《魏书·官氏志》载：帝室内入75姓、四方35姓，基本上组成了部落群，各个部落的结合已不只是血缘的结合。其次，对于这个部落的统属已不再是部落内部的血缘统治，而变为拓跋氏对诸部落的统治关系。其余部落与拓跋部的关系也已不再是联盟关系而变成从属关系，拓跋部的首领已成为高居于各部首领之上支配各部大人的王权统治者了。

国家是“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他们，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来取代他们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25页。）由上可知，自力微以来，拓跋氏正在改造旧组织，建立具有国家性质的统治机构。从力微、什翼犍开始，拓跋部开始有了旨在保护私有者的法律制度，如用金马赎罪、犯大逆处以极刑。（注：《魏书》卷111《刑罚制》。）另外，拓跋氏在征服掠夺战争中，军队规模迅速强大起来，力微时已有控弦上马20万，到猗卢时，已有控弦骑士40余万，郁律时，控弦上马将近百万。这样强大的军队，绝大部分不是出自拓跋氏原有的部落，而是来自从属的各部，没有王权的力量是难以驾驭的。但是，拓跋族由于自身的经济结构和部落组织构成以及进入中原后同汉族政权的战争交往的特殊经历，使它在国家组织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跳跃特点。它是一个由部落组织、奴隶制性质的管理、封建国家组织杂混在一起的复杂的机体。

北魏前期拓跋部的构成究竟属于哪一种社会形态呢？从力微到拓跋焘，拓跋氏国家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是伴随其继续南迁和对相邻民族的征服以及同魏晋汉民族的交往和战争中进行的。唯其如此，拓跋氏在自身由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过程中，已经在向封建制跨跃，因而它的社会性质不是单纯的奴隶制，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封建制，当然更不能说它仍处于原始民族部落阶段。准确地说，它是由带着浓重的家族残余和不成熟的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阶段。这种特殊的社会演变方式是由拓跋族特殊的社会经历和它与汉民族及其它部族共存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是由北魏政权是一个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的社会结合体这一实际构成所决定的。从拓跋族国家组织、社会形态发展的总趋势看，已经萌动、成长的封建社会因素正在其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先进的封建统治方式正在取代部落组织和奴隶制统治方式。但这仅是从发展的趋势而论，这个趋势取决于拓跋部能否立足中原，能否在同各民族的征服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从而使其游牧经济真正转变为农耕，否则它的逆转是极有可能的。

四、余论：关于北魏模式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游牧民族发展阶段演进，提出一些新的认识，分为游团、部落、酋邦、国家四个阶段。可以说拓跋族在南迁过程中处在后三个阶段的过渡中，而到孝文帝改革时，在完成最后一个过渡中，同时也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社会形态的过渡并最后切入了汉族封建社会形态的机体中。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孝文帝开创了一个模式。经济上的均田制，是这个模式的核心，均田制既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而它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汉族已有的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对全部土地用国家的权力进行了一次再分配，从而使游牧民族贵族得到了同汉族土地所有者同样的特权。其次改姓族，使氏族部落制最后解体、分化，使游牧部落社会阶层最后嵌入到汉族已经成熟的封建社会阶层中。使社会各阶层封建等级化。另外是社会文化习俗和生活习俗向汉族民族趋同。孝文帝的这个改革是成功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中国古代社会改革中，富有典型性。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改革有三次，第一次是春秋战国之际的改革，这次改革的结果使中国社会封建化。第二次改革就是孝文帝改革，它使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走上封建化和汉化的道路，对其后北方民族入主和立足中原具有特殊的影响。第三次改革是明代张居正改革，它促使中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化。

我们说孝文帝的改革创造了一个模式，而由孝文帝改革后北魏政权在政体上也独具特色，它既不同于秦汉以来的高度集权制，也不同于东晋南朝的门阀制，北魏政权是由氏族民主制同封建官僚制结合而成的特殊的封建官僚政体，这种新型的政体对隋唐封建社会的繁荣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或者说连接汉、唐两个封建社会发展高峰的主脉是北魏孝文帝的社会改革。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王加圭

社会经济形态范文第3篇

摘 要 随着现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体质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与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国民的体质健康是国家发展的坚实基础与前提，自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实施以来，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也将其纳入了统一监测范畴，可谓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要举措。现阶段，国民体质问题已越来越被社会各界所关注，本文以国民体质与身体形态变化为切入点，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等科学方法，从人均国民收入情况、传统文化及生活方式等方面中找出相互影响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建议，为进一步培养终身体育的意识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国民体质 身体形态

一、前言

自《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实施以来，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也将其纳入了统一的监测范畴，然而，历次的监测数据显示，我国国民体质现状不容乐观。在2005年，全国范围内进行的第二次国民体质监测，再次为国民的健康问题敲响了警钟，我国社会各方面及国家相关部门对此表示非常高的关注，并在2009年经国务院批准，将每年8月8日设置为全民健身日，希望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国民体质也得到一定的提高，促使我国社会经济和国民体质共同进步，相得益彰。

二、社会经济发展与国民体质变化的相互关系

国家国民体质的强弱，不仅代表着综合国力的强弱，更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从当今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国民体质的改善与提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反之，国民体质的下降又会遏制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见，国民体质的强弱已不单单是关乎到个人身体的健康问题，更关系到一个国家前途命运性的问题。所以不断完善对国民体质的研究，用科学量化指标对国民体质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并提出建议，促使我国国民身体素质和社会经济共同进步，协同发展。

（一）人均国民收入与国民体质变化的关系

人均国民收入时常被人们关注，它不仅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也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据有关调查显示，因基本生活消费支出缩减而引起的营养不良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损耗，其造成GDP的价值损失高达2%-3%，足以说明人们以食品消费支出来改善人力资源素质的重要性。

（二）传统文化、教育与国民体质变化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拥有华夏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悠久的历史文化对人们后天的体质也存在着交叉互动的影响。以读书看报为例，近几年我国的报刊杂志销量逐年减少，纸质书籍也被电子书籍取代。随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大家提供新的阅读方式，但在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隐患。频繁、长时间的使用电脑出现的颈椎病、腰椎病，视力下降，长时间缺乏锻炼，体质也势必下降。在教育方面，受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传统教育价值取向一直都呈现出重文轻武、读书做官的现象，这种传统的教育思想一直延续至今。学校体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受到重视与反思，不断促进国民体质的健康发展。

（三）生活水平与国民体质的关系

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的增加，居民用在日常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将逐渐缩小，其反映出的系数称为恩格尔系数，它显示了国家和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对一个国家而言，国家越穷，则每个国民的日常食品支出所占消费支出的百分比越大，则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每个国民的日常食品支出所占消费支出的百分比越小，生活越富裕，则恩格尔系数越小。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把恩格尔系数指数的高低作为评定一个国家贫富或各地区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

（四）生活方式与国民体质变化的关系

生活方式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还包括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等方面。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力劳动比例日益减小，劳动力结构越来越向自动化、智能化的趋势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势必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人们生活中的科技含量也越来越高。譬如交通，由步行变为汽车，再加上青少年学业繁重导致运动不足，体重普遍超重，身体素质在不断下降。由此可见，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一定的便捷，但不恰当的使用则会危害国民体质健康。

三、小结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国民身体形态、身体素质和身体机能方面的影响都不尽相同。社会经济发展对国民体质的影响范围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但总体而言，国民体质的差距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缩小。

（二）宣扬正确的体育文化导向，引导人们养成科学合理的饮食观、体育观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培养群众终身体育的健身意识。

（三）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人们参与体育健身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但仍需加强学校体育方面的建设，改善落后的教育观念，从校园观念抓起，以此来促进国民体质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萍.沈阳市不同阶层城市成年人体质状况及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7.

社会经济形态范文第4篇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1)06-0063-03

把人类社会比喻为“有机体”自古就有，但是比较专门而有价值的探讨则始于法国的圣西门、孔德，特别是英国的斯宾塞。圣西门初步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的思想，他的弟子们则明确提到“社会是一种有机的整体”，并要求分析“社会这个统一整体的各个器官”。作为圣西门秘书的孔德把社会与生物学中的“个体有机论”作比较，认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种族或阶级是社会的组织，社区或城市是社会的器官。后来，英国的斯宾塞把社会有机体同生物有机体的同与异作了比较分析，他依照生物有机体三个器官系统把社会有机体划分成生产物质资料的支持系统、在分工基础上加强社会有机体各个部分联系的分配系统，以国家为首保证各个部门服从于整体的调节系统，并相应提出担任生产营养职能的是工人阶级，担任分配与交换职能的是商业阶级，担任调节生产的是工业资本家。斯宾塞认为，社会有机体又不同于生物有机体而是一种“超有机体”，生物有机体的各个部分紧密相连并完全从属于整体，社会超有机体的各部分的活动比较分散与自由，因而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整体，但又是一个可自我调节的系统。他提出了社会静力学的命题，并用静止状态的观点来解释社会有机体，认为其间的完善调节与平衡状态是社会的理想状况。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与上述斯宾塞等人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有相似之点，但又有其重大的本质的区别。斯宾塞等人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以自然科学的原理来解释社会，具有反神学、反教权的积极意义，其关于社会有机体的相关结构的描述、自我调节的功能和自由松散的整体等思想包含着合理的内容，但其关于三个不同阶级担负不同社会职能的推论在理论上是牵强附会的，用社会静力学来期望社会出现一个平衡的理想状况也是背离社会自身发展规律的，这种社会有机体理论明显地带有为资本主义社会机体各部分的现存状况与永恒合理性辩护的意味。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有趣的过程。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不仅在书名中明确使用，而且被广为论述，不过他们此时的重点是通过联系精神生活条件同法与国家等政治生活条件，特别是同所有制的关系等经济生活条件来考察社会，这种由上而下地考察，实质上已经形成了社会形态的思想，尽管“社会形态”这个概念直到马克思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才正式提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85页。）但是社会形态的思想始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无疑的，而且“社会形态”这个概念显然大于即包含“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为了进一步剖析社会形态，又深入到社会经济形态中去，力求揭示社会形态更替中的本质原因，他在此不仅制定出“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而且提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33页。）这说明“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是对“社会形态”的具体展开，因而仍包含在“社会形态”这个概念之中。需要指明的是，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形态、社会经济形态、社会意识形态的同时，社会有机体的思想就贯穿始终，而且一旦提升出社会有机体的概念，那么它就大于即包含着前面三个概念。

马克思最初是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社会有机体”这个概念的，他在批判蒲鲁东时指出：“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143页。）马克思在为《资本论》第一版写的序言中又指出：“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102页。）马克思关于社会有机体的这两处论述十分清晰地告诉我们，社会有机体包括“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和“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一切关系”，因而社会有机体是一个囊括全部社会生活领域的跨层次性的、整体性的范畴。概而言之，所谓社会有机体是指由人和全部社会生活条件、要素构成并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的活动和发展着的有机整体。

马克思是从实践出发来解释社会，由此只有用“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观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6页。）才能真正揭示对社会具有高度综合性的社会有机体的构成内容。首先，社会有机体有两个前提性的有机构成部分。一个是人要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必然要同自然环境发生有机联系。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45页。）由此被纳入人的生产实践范围的自然环境是社会有机体的不可分割的前提性的有机构成部分。另一个是人要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必然要同时进行人自身的生产，一定的人口因素是社会有机体不可分割的前提性的有机构成部分。其二，社会有机体有一个基础性的有机构成部分。这就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或社会经济形态，这是社会有机体中承下启上决定其他部分的最重要的有机构成部分。其三，社会有机体有一个上层性的有机构成部分。这里包括最上层的由人的精神生产的实践创造的社会意识，还包括由人变革社会的实践创造的具有中介性质的社会制度体系或政治法律及设施。版权所有

在掌握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时，从总体上了解它由哪些内容构成是重要的，但不要机械地把社会有机体理解为全部社会生活条件简单相加的结晶体，因而更重要的是要懂得社会有机体各组成部分之间是一个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活动着的大系统，特别是要懂得社会有机体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精神的实践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全面实践关系中构筑起来的，是一个具有自组织性、发散性、开放性、再生性的活动和发展着的有机整体。这是理解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并区分其与以往的社会有机体理论的本质之所在。

社会经济形态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VEC模型，脉冲响应方差分解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以财政支出为主要载体的社会经济建设活动，带来了我国前所未有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7年期间，国家财政支出从1122.09亿元增加到49781.35亿元；GDP总量从3645.2亿元增加到249529.9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9%；人均GDP由381元增加到18934元，增加了近50倍[1]。但是，截至到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也扩大到3.36：1，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为代表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不容忽视的问题。可见，在财政支出所具有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增长的三大职能中，收入分配职能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发挥和体现。那么，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问题上，财政支出应怎样安排呢？这不但是发达国家财务管理论文，也是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常争论不休的问题。因此，本文试图借助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系统地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2]的动态影响机制。

一、文献述评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述评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研究都强调经济效率，而不太注意收入分配差距。只要经济增长符合帕累托效率，就没有坏处，哈耶克认为这就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命题核心期刊。受其影响，西方学者们大多重视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加之二战后世界各国政府普遍把经济增长列为财政支出的首要目标，使得这种研究趋势更是盛极一时，而对于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关系的研究则明显滞后。

对于国内研究而言，目前已有的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影响研究还比较少。学者们大多侧重于财政支出总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或者是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关系的研究，鲜有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与财政支出结构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划分财政支出结构的分类标准上大家还未达成共识，再加上对社会公平系数的界定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最终导致实证分析结论存在差异。寇铁军、金双华（2002）以基尼系数为社会公平指标，将财政支出划分为公共福利支出和非福利支出，利用简单回归分析得出我国财政支出对社会公平问题重视不够的结论。孙文祥、张志超（2004）以城镇对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差额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作为社会不公平指数，构造了六个模型方程分别研究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的问题，得出地方财政支出具有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中央财政支出可以明显改善社会公平程度，不同的财政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贡献具有显著差异的结论。王莉、冉光和（2007）利用基尼数据等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得出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呈负效应的结论。刘成奎、王朝才（2008）以城乡居民收入差为社会公平指标，分析不同财政支出项目对城镇、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冉光和、潘辉（2009）对全国居民、城乡居民以及东中西居民三个样本进行公共支出与收入分配关系的VAR模型实证研究，得出公共支出对居民收入分配起到了负面影响结论。

综上所述财务管理论文，国内外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影响研究基本上是围绕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或者是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进行单一静态研究。然而，追求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是政府安排财政支出所面临的永恒主题。只考虑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忽视社会公平的问题，或者离开经济增长而单一的研究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得出的结论都可能有失偏颇。这是分析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影响不可或缺的研究思路。基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等动态分析方法系统考查财政支出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动态影响。

（二）理论分析

财政支出结构是指各类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按照经济性质不同，财政支出结构可以分为政府投资性支出、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政府转移性支出三种。三种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变动，直接反映了财政支出职能的调整。一般而言，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直接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促进经济增长。具体地说，从需求方面讲，投资性和消费性支出与私人支出无异，直接构成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通过乘数效应拉动经济增长；从供给方面讲，投资性支出会影响生产函数而间接拉动经济增长，如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出会形成社会物质资本，从而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科学、教育以及卫生等领域支出会形成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劳动者生产率，改善社会生产技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核心期刊。相反，转移性支出具有两面性，它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也能熨平收入分配不均。具体地说，从需求方面讲，转移性支出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扩大了社会总需求。同时财务管理论文，当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时，转移性支出能够缩小甚至弥补收入分配不均的缺口，稳定社会公平秩序。从供给方面讲，转移性支出也是一种典型公共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特征。

因此，在财政支出结构上，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比重越大，表明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较强；转移性支出比重越大，表明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较强。

二、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1978—2006年社会公平指标、经济增长指标以及财政支出结构指标共同构建VEC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各变量均为年度变量，并用GDP平减指数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GDP平减指数，这里借鉴司春林（2002）的做法，用公式进行换算，GDPiindex表示第i年的GDP指数，GDP1978index表示1978年GDP指数（1978年=100），GDPi表示第i年的名义GDP值，GDP1978表示1978年名义GDP值。需要指出，我国预算外支出结构不具有明显特征，波动性较大，所以我们暂不考虑财政预算外支出，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以及国研网教育版宏观经济年度统计数据库。

（1）社会公平指标上我们选取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衡量。首先，选择上梯形面积法计算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具体计算公式为，Mi表示某一收入水平组家庭累计百分比，Qi表示某一收入水平组收入数累计百分比。其次，按照R.Msunarum公式计算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具体计算公式为，G1G2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财务管理论文，P1P2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u1u2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u表示全体居民的人均收入，G表示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2）经济增长指标上我们选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衡量。根据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00）/100公式计算而得，其中以上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为100。

（3）财政支出结构指标上我们分别选取财政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以及转移性支出各自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依据官方统计数据，财政投资性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支出、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农支出以及科教文卫支出等；财政消费性支出包括增拨企业流动资金、地质勘探费、工业交通等部门事业费、国防支出以及行政管理费等；财政转移性支出包括社会保障支出和政策性补贴支出等。

表1 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

变量解释

变量名

变量解释

Gini

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GDP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GIV

财政投资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GCS

财政消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GTR

财政转移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二）研究方法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首先利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非平稳变量进行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是单整的，借鉴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协整理论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以确定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社会公平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进步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揭示变量之间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用数据的动态非均衡过程来逼近经济理论的长期均衡过程，更加全面认识变量之间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的短期关系；构造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确定不同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动态影响程度核心期刊。根据研究需要，构造出分析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计量模型1和模型2。同时，为了避免模型回归分析中可能存在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问题，对变量数据取自然对数。其中，i是滞后阶数，n是样本个数，是扰动向量。

模型1：

模型2：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利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考虑残差项序列相关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滞后长度根据SIC法则自动选择，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性的变量进行差分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表2的ADF检验结果显示，样本期间内仅有财政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是非平稳时间序列财务管理论文，但是它们的一次差分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即这两个序列都是一阶单整I（1）。

表2 ADF检验结果

变量名

检验类型（c，t，k）

ADF检验值

伴随概率p值

结论

lnGini

（c，t，0）

-2.0240*

0.0430

平稳

lnGDP

（c，t，3）

-3.9201*

0.0263

平稳

lnGIV

（c，t，0）

-3.2130

0.1023

非平稳

D（lnGIV）

（0，0，0）

-4.7690**

0.0000

平稳

lnGCS

（c，0，2）

-3.4119*

0.0198

平稳

lnGTR

（c，0，3）

-2.3022

0.1790

非平稳

D（lnGTR）

（0，0，2）

-3.2291**

0.0024

平稳

注：（1）检验类型（c，t，k）表示ADF方程中的截距、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2）*、**分别表示在5%、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3）D表示对变量进行一次差分。

由于上述两个变量都是一阶平稳序列，其它变量都是水平平稳序列，因此，我们可以利用Johansen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如果它们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则表示虽然在短期内它们具有各自的变动规律，但在长期内却存在着共同的变化趋势。根据AIC、SC信息准则以及似然比LR统计量确定最优滞后阶数值为2。

表3 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

特征根

Trace 统计量

Max-Eigen 统计量

None

0.8595

131.22**

51.02**

At most 1

0.7939

80.20**

41.06**

At most 2

0.6003

39.13

23.84*

注：**表示在1%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趋势假设：时间序列有均值和线性趋势项，协积方程只有截距项。

（二）VEC模型估计

表3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存在冲突财务管理论文，前者认为有2个协整关系存在，后者认为有3个协整关系存在。对于这样的情况，检验估计得到的协整向量，并将选择建立在协整关系的解释能力上。同时，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我们得到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方程（见表4）。

表4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方程

协整方程

模型1

LnGini=-1.70LnGIV+9.37LnGCS-0.19LnGTR+12.98

(5.40**) (-1.73) (2.63*)

模型2

LnGDP=2.47LnGIV-26.81LnGCS+1.38LnGTR-25.01

(-6.25**) (2.91*) (-3.58*)

误差修正方程

模型1

DLnGinit=-0.30ecmt-1+0.10ecmt-2+0.34DLnGinit-1+0.24DLnGinit-2-1.45DLnGDPt-1+0.46DLnGDPt-2

(-2.75*) (1.74) (1.05) (0.73) (-2.55*) (0.71)

+0.26DLnGIVt-1+0.35DLnGIVt-2+0.27DLnGCSt-1-0.44DLnGCSt-2-0.19DLnGTRt-1+0.11DLnGTRt-2+0.11

(2.74*) (0.76) (2.91*) (-1.36) (-1.07) (2.56*)

模型2

DLnGDPt=-0.02ecmt-1-0.003ecmt-2+0.07DLnGinit-1-0.16DLnGinit-2+0.39DLnGDPt-1-0.41DLnGDPt-2

(1.27) (-3.13*) (0.59) (-2.38*) (2.15*) (-2.71*)

+0.17DLnGIVt-1+0.05DLnGIVt-2-0.08DLnGCSt-1-0.08DLnGCSt-2-0.05DLnGTRt-1-0.03DLnGTRt-2+0.10

(2.30*) (0.32) (-2.78*) (-0.65) (-2.82*) (-1.04)

注：**、*表示在1%、5%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需要指出，括号内数字为T检验值，基尼系数取对数为负数，所以模型1协整方程表明长期中财政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与社会公平成正相关，且投资性支出贡献度相对较大；财政消费性支出与社会公平无显著关系。误差修正方程表明社会公平变动偏离长期均衡关系时，其负反馈修正机制产生效果，但修正速度很慢。经济增长率、财政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的一期滞后差分值和转移性支出的二期滞后差分值对短期社会公平调整都有显著影响。模型2协整方程表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都有显著影响，消费性支出贡献度相对较大。误差修正方程表明经济增长偏离长期均衡关系时，其负反馈修正机制产生效果，但修正速度更慢核心期刊。社会公平、财政支出以及前期经济增长都对本期经济增长的变动有显著影响。

（三）因果检验

Granger（1988）指出，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也一定存在某种形式的Granger因果关系，或单向的，或双向的。协整分析得出的经验方程只能表示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或至少一个方向的因果关系，要想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需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表5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Null Hypothesis

Obs

F-Statistic

Prob

结论

LnGin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DP

26

3.72906

0.0291

拒绝原假设

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ni

1.85800

0.1710

接受原假设

LnGIV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DP

26

2.77932

0.0692

拒绝原假设

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V

3.96284

0.0238

拒绝原假设

LnGC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DP

26

0.07063

0.9749

接受原假设

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GCS

0.70548

0.5605

接受原假设

LnGT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DP

26

3.05082

0.0537

拒绝原假设

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TR

2.39282

0.1004

接受原假设

LnGIV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ni

26

2.96578

0.0581

拒绝原假设

LnGin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V

0.37126

0.7746

接受原假设

LnGC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ni

26

0.54046

0.6604

接受原假设

LnGin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CS

0.96788

0.4283

接受原假设

LnGT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ni

26

2.33310

0.0815

拒绝原假设

LnGin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TR

0.23638

0.8699

接受原假设

表5检验结果与ECM模型基本一致，在Granger因果关系上，我们取10%置信度水平可得到如下结论：（1）社会公平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不是社会公平的Granger原因。这表明我国社会公平问题比较复杂，经济增长导致收入分配不均可能不是社会公平的决定性原因，可能还有人力资本和制度等原因。（2）财政投资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互为Granger因果，这符合凯恩斯乘数-加速原理。（3）财政投资性支出与转移性支出既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财务管理论文，又是社会公平的Granger原因。这表明除了扩大社会有效需求，财政投资性支出为私人创造了平等的受教育和医疗保健等起点公平条件，转移性支出为私人脱贫致富的最终实现创造了结果公平条件。

（四）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Johansen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机制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仅能说明变量之间的长期或短期关系，而我们更关心系统冲击对各个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和各个变量对冲击响应的方向、时滞效应以及稳定过程。为此，我们可以通过脉冲响应比较各种财政支出对社会公平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强度和方式，通过方差分解来进步评价不同财政支出对社会公平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表6VAR模型平稳性检验

Root

Modulus

Root

Modulus

0.996398

0.996398

0.603642 - 0.570974i

0.830900

-0.864283

0.864283

0.603642 + 0.570974i

0.830900

-0.087091 - 0.859657i

0.864058

0.149442 - 0.727316i

0.742510

-0.087091 + 0.859657i

0.864058

0.149442 + 0.727316i

0.742510

0.691905 - 0.508023i

0.858382

-0.670197

0.670197

0.691905 + 0.508023i

0.858382

-0.600645

0.600645

0.798529 - 0.261842i

0.840363

-0.155832

0.155832

0.798529 + 0.261842i

0.840363

如果被估计VAR模型所有根的模倒数小于1，则其是稳定的。若模型不稳定，此时模型并不具有可逆性，脉冲响应函数的标准误差是无效的。在考察变量响应之前，先检验VAR过程的稳定性，如表6所有根的模均小于1，可以肯定VAR过程是平稳的、可逆的。

图1 基尼系数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 图2 经济增长率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

（1）由图1可以看出，财政投资性支出标准差扰动对基尼系数前十期产生正向影响，第六期达到最大值0.018494，从第十一期起转为负向影响，之后逐渐收敛，表明财政投资性支出对我国社会公平的影响具有一定滞后影响；财政转移性支出标准差扰动对基尼系数产生负向影响，之后逐渐减弱，虽然其后过程有细微波动，但在整个冲击响应阶段保持微弱的负向影响，表明财政转移性支出对我国长期社会公平有一定促进作用；而财政消费性支出对基尼系数的影响不稳定，波动较大，后期逐渐收敛。

（2）由图2可以看出，财政投资性支出标准差扰动对经济增长率交替产生正负影响，最终维持在-0.001410影响水平上，这表明财政投资性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先表现出引致效应，随后产生挤出效应；财政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标准差扰动对经济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财务管理论文，其后过程虽有波动，但在整个冲击响应阶段对经济增长率保持正向影响，这表明财政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稳定的引致效应，不存在挤出效应。

图3 基尼系数方差分解图4 经济增长率方差分解

（3）由图3可以看出，财政消费性支出和经济增长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很小，基尼系数预测方差主要受其自身、财政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影响，整个期间自身影响逐渐减弱最终锁定43%，不同的是财政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影响都是逐渐增加，最终分别稳定在33%和13%。

（4）由图4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受其自身影响最大，除此之外基尼系数对其影响逐渐减弱至12.5%，财政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对其影响迅速增加至9%和13%，而整个期间财政转移性支出对其影响基本稳定在3%。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在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日益冲突的背景下，本文从财政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三方面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影响进行了动态分析，最终研究结果表明：

（1）长期中社会公平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经济增长对社会公平的影响不显著核心期刊。但是，短期中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对社会公平具有显著影响。

（2）财政支出分别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存在协整关系。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在发展变化中都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效应，反向误差修正速度很慢，都需要不同财政支出的变动进行调整。

（3）在财政支出结构上，财政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财政转移性支出对社会公平具有显著影响，而财政投资性支出具有两面性，基础设施等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科教文卫等人力资本投资对社会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创造了条件。

因此，从本文的研究结果和我国社会发展的现状来看，根据不同时期既定政策目标和社会环境，政府应该适时调整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具体而言财务管理论文，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第一，在财政支出以促进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增加财政消费性支出的同时，增加财政投资性支出。短期内，农村基础设施、铁路和公路等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性支出可以带动经济快速增长；长期内，科学、教育、文化和卫生等民生领域投资性支出可以缓解社会不公平压力，这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在财政支出以缓解社会不公平程度为首要目标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适度提高财政转移性支出比重的同时，适当增加民生领域财政投资性支出。不过，应特别注意不能简单指望调整这类开支比重就能够自动地实现改善社会公平的目标。因为，在我国社会公平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单单是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制度结构与变迁所带来的不公平更是关键之所在。

第三，财政支出不能片面地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对立起来，而应有所重点有所兼顾。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公平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进而维持社会整体公平以及高质量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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