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乡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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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乡村社区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族村寨;居民;交际能力;社会认知

【作 者】李星群,广西大学商学院旅游管理系副教授。南宁:530005

【中图分类号】 F59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1-0184-005

On the study of villagers’ fellowship and social cognition in developed rural tourism minority nationality villages

Li Xingqun

Abstract: In developed rural tourism minority nationality villages, community villager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stakeholders. With the difference of economy and education, they become active or passive participants which leads to further polarization in villagers’ economy, fellowship and social cognition. On the basis of a large-scale survey on villagers’ fellowship and social cognition in developed rural tourism minority nationality villages across Guangxi, the result indicate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active participantswho are advantaged groups and passive participants, villagers’ fellowship and social cognition have differences by independent T-test or One-Way ANOVA, andopening rural tourism businesses and education are the main factor which lead t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Keywords: minority nationality villages, villagers , fellowship,social cognition

我国乡村旅游活动开展较晚,但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整个旅游产业板块中最为重要的增长极之一。近年来乡村旅游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发表了不少论文。目前关于国内乡村旅游的研究中,旅游开发对乡村居民影响的定量研究比例偏低,且以个案为主,相关研究零星分散,且缺乏基于大规模数据调查和具有普适性的相关研究。本文的调研数据是来自开发乡村旅游的广西少数民族村寨,数据来源广泛,涉及的少数民族有壮族、瑶族、京族、毛南族等,对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和和谐社会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方法

广西是我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境内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彝、京、水和仡佬等12个世居民族。2005年末,全区总人口492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898万人,占38.54%。在广西的11个少数民族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风情及其表现形式。壮族的歌、瑶族的舞、苗族的节、侗族的楼和桥是广西民族风情旅游四绝。各民族经历了世展演变,但都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成为独特的传统习俗,为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提供了丰富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

从全国范围来看,广西的民族地区旅游业在发展规模和阶段上均位居前列,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阳朔为代表的广西乡村旅游已享誉海内外。近几年,广西旅游部门将旅游工作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以创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为带动,充分利用秀美的自然山水、独特的民族风情开展农业观光游和农民生活体验游,促进了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龙胜平安壮寨和金坑瑶寨的田园风光和农耕乡村景观、靖西旧州老街手工绣球、恭城新农村与生态农业旅游典范的红岩村在区内外均有较高的知名度。考虑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目的地地域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吸引物类别、旅游地生命周期、民族特征等方面具有多样化,以比较真实反映广西乡村旅游的客观发展情况,我们选取了龙胜、靖西、东兴、阳朔、环江、恭城等地少数民族村寨进行调研。居民与乡村旅游关系,直接影响着居民受乡村旅游的影响程度,其中创办乡村旅游经济实体的居民受旅游业的深度影响。鉴于此,调研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创办乡村旅游经济实体的业主(简称创业组);另一类是一般家庭的核心居民(简称对照组),在同一村寨,创业组与对照组按1∶1收集问卷。正式调查采取现场座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提高了问卷的调查质量,创业组共收集有效问卷150份,对照组169份。对收集的有效问卷采用SPSS15.0进行统计分析。

二、数据分析

(一)受访者基本特征

性别、婚姻、年龄、家庭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社会阅历、投资意识可以反映出受访者的个体差异。在少数民族村寨中开发乡村旅游,居民逐步分为年龄相对较低、家庭经济地位相对较高、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社会阅历丰富、具备投资意识的创业组群体,年龄相对较大、家庭经济地位相对较低、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缺乏社会阅历、在投资方面保守的对照组群体。

(二)受访者交际能力及社会认知差异分析

1.个体差异导致的差异分析

受访者性别不同,导致其对“关注旅游相关报道”、“旅游业发展前景乐观”两项指标的看法存在明显差异。而由于婚姻状况不同,导致受访者对“经常向亲戚朋友寻求建议”、“困难时亲戚朋友会鼎力相助”的看法存在显著差异。另外由于受访者年龄、家庭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社会阅历、投资意识的差异亦导致其对交际能力及社会认知的相关指标的看法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情况见表2。

2.旅游开发导致的差异分析

在开发乡村旅游的少数民族村寨,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以及旅游者的光临,畅通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使居民获得更多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居民的思想、行为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总的来讲,创业组居民由于与旅游者有更多的接触,其受旅游业开发影响较大,而对照组居民受旅游业的影响程度较低。就居民的人际关系调查,受访者“能取得亲朋信任”、“困难时亲朋会鼎力相助”这两项的平均值分别为4.12、3.99,说明人际关系比较融洽,但“向亲朋寻求建议”、“与亲朋交流商业信息”的平均值分别为3.60、3.26,说明村寨中人与人的交流还没有上升到交流商业信息,共同谋求旅游业发展的程度,即当地的商业氛围并不浓厚。创业组和对照组对上述四项指标的看法存在明显的差异,对每一项指标创业组的平均值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平均值,可以认为创业组的人际交往能力远远强于对照组。

对居民的社会认知调查显示:居民普遍看好旅游业的发展,其中“旅游服务是不错的行业”的平均值为4.29,“旅游业发展前景乐观”的平均值为4.04,且创业组和对照组对旅游业的看法相当一致。总的来讲,发展旅游业的支持力度相当有限,其中“政府出台优惠政策”、“金融部门提供贷款”、“关注旅游相关报道”的平均值分别为2.51、2.71、2.80,创业组与对照组对相关指标看法存在显著差异,创业组比对照组更加关注旅游业发展环境。另外旅游游示范效应十分明显,对成功人士的关注,以及鼓励下代自力更生都能很好促进当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见表3)。

(三)引起交际能力和认知差异的主要因素分析

开发乡村旅游的少数民族村寨中,创业组与对照组居民在个体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见表1),而受访者的交际能力及社会认知因个体差异而存在明显的差异(见表2),同时由于受旅游业的影响程度不同亦表现出交际能力和社会认知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见表3)。引起交际能力及社会认知差异的因素中,个体差异是主要原因,还是旅游业的影响是主要原因?利用多因素方差分析,分别以交际能力和社会认知因素变应变量,组别(创业组、对照组)及反映个体差异的指标为固定因素,分析主效应。结果显示:从交际能力角度看,组别、性别、婚姻、年龄、家庭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社会阅历、投资意识的P值分别为0.006, 0.233, 0.193, 0.326, 0.251, 0.461, 0.283, 0.291,结果显示受访者的组别对交际能力有显著影响。从社会认知的角度看,上述P值分别为0.000,0.101,0.829,0.350,0.350,0.044,0.545,0.052,受访者的组别、受教育程度对社会认知有显著影响。因此,总的来看,开发乡村旅游的少数民族村寨中,引起居民交际能力和社会认知差异的主要因素分别是:居民是否创办乡村旅游经济实体、受教育程度。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 论

通过对民族地区的创业组居民和对照组居民的调查,发现创业组和对照组具有明显相区别的特征,其中创业组是年龄相对较低、家庭经济地位相对较高、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社会阅历丰富、具备投资意识农村优势群体,而没有创办乡村旅游经营实体的居民则在经济地位、教育程度等方面具有明显劣势。人口统计指标、居民是否创办乡村旅游经营实体都可能导致居民交际和社会认知的差异,但创办乡村旅游经济实体与否、受教育程度不同是导致差异的主要因素。

(二)建议

民族地区居民对乡村旅游的全面认识,以及居民交际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开发并获得旅游收益。由于贫困人口受自身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很容易被边缘化,无法公平、公正地参与利益分享。因此,在加大少数民族村寨乡村旅游开发中,保障乡村旅游经济实体利益的同时,政府部门要加大村寨中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从政策制定、利益分配、税收调控、培训教育等多方面提高弱势群体的生存能力,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防止在村寨中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大。政府部门要制定相应的措施,积极推动和鼓励少数民族村寨的居民参与旅游开发;一方面要使他们能直接参与到旅游开发活动中,以增加受益机会,另一方面也要密切关注他们的参与质量。只有提高绝大部分居民的素质和保障他们的利益,才能达到民族旅游扶贫的目的和少数民族村寨乡村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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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帆,赵振斌. 旅游影响下的古村落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以陕西韩城党家村为例[J],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18(5):761-764,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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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黄娅,严兴.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主体培育[J],农业经济,2009,8:29-30.

智慧乡村社区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村；家庭；养老；困境与对策；养老转型

人口老龄化愈加严重，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数量剧增。与其他群体相比，这一群体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养老风险更高、养老困难更多。乡村振兴背景下做好农村养老保障成为一个新挑战，本文对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保障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一、以往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的弊端

（一）家庭养老

家庭养老模式，可以保证老年人生活在一种精神愉悦的状态。然而，近年来，大量农村中青年人口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与在农村的年迈父母分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传统孝道文化影响的弱化，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传统的家庭养老受到了严重挑战。家庭养老还需要其他辅助功能来促进其顺利发展。

（二）农村集体养老

这种养老方式要基于当地富裕的经济条件。农村集体养老必须有较为充足的物质和完善的组织管理才能够进行下去，而且子女自身要具备多元化的养老认知，老年人也要有广泛的社会交际。但是，当下农村经济并没有达到农村集体养老模式的标准和要求，而且其所适用的范围和对象有着较大的局限性，导致农村集体养老无法大规模地普及。在经济落后的地区，集体养老要么收费较高，要么服务水平较低，并没有成为农村老年人普遍的养老方式。此外，“五保”覆盖面较窄，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服务也不在其范围之内。

（三）农村社会养老保障

在一些地区只有少数人参保，实施效果不佳，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发挥出社会养老保险的作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旧农村保险”。2009年，中国开始实施“新农村保险”，开设个人账户。“新农村保险”于2010年全面实施，2014年改称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此外，我国政府对达到一定年龄标准的老年人给予老年补贴，补贴标准根据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而不同[1]。尽管我国当下农村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仍然有一部分农民经济收入相对较低，这也影响到了农民参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另外，所设置的财政补贴机制也无法兼顾所有农村人民的实际情况，而且当地的收入水平也会影响到财政补贴的比例，个人所需要承担的缴费比例较高；最后农民自身的参保意识并不强，农村居民保持着“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理念，并不愿意将钱投入农村养老保险之中。甚至相当一部分居民由于对养老保险的理念和概念认知程度不深而拒绝参保。

（四）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持制度

从奖励援助的标准来看，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持制度奖励援助的数量并不多，调整的频率也相对较低，既跟不上物价的上涨，也跟不上收入水平的变化。

二、大数据时代新型养老方式

（一）智慧养老

智慧养老按照当下的技术发展情况来看，主要是依托于大数据技术、物联网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搭配不同的传感器，老年人能够在各种感知相对清晰的状态下得以生活，能够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安全和精神上的幸福状态给予呵护。这个养老模式的核心是将老年人、养老机构、社区以及护理人员连接在一起，以此来提升老年人的养老水准和生活质量。同时智慧养老模式会对现有的网络信息服务平台充分利用，当老年人产生了服务需求时，可以通过该平台请相关的服务人员来解决老年人的需求，并针对该服务进行监督。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智能老年保健服务信息平台，通过互联网可以看到贫困的老人的实际需要，从而整合供需资源，打开“绿灯”关注贫困老年人的医疗、护理、卫生保健等方面，准确、快速满足其养老服务需求[2]。

（二）互助养老

为了保证农村养老建设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许多专家学者主张在农村实施养老互助[3]。互助养老模式在我国发展时间较短，属于一种新兴的养老模式。该养老模式可补充社区养老模式的不足，更要求普通居民之间能够相互提供精神慰藉和物质上的帮扶。互助养老模式通过设置“互助社”这一形式，让部分低龄老年人能够对一些高龄老年人在生活、精神等各方面进行照料，使用互帮互助的方法对城乡社区养老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另外该模式精准分析和评估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并根据其需求建立起数据库，链接社会养老组织、社工机构以及爱心服务商等多种社会资源，以此来提高养老水平。另外互助养老的第一要义是帮助老年人自身的生命力和活力得到增强，根据老年人的实际情况，在情绪管理、运动和饮食等各个方面制定指导方案，最终让老年人提高自身的身心健康水平。

三、对于新型智慧养老和互助养老某市农村的调查结果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为了解决“三无”老人、“五保”老人、特困老人等特殊老年群体的生存问题，大部分农村设立了敬老院和福利院。如今，农村空巢和空心化越来越严重，那些子女离乡的老年人的养老成为难题。本次调查对象275人，56.4%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33.8%的老年人选择智慧养老模式，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二）老年人对不同智慧养老和互助养老服务项目的需求

老年人对不同智慧养老和互助养老服务项目的需求如图2所示。

（三）不同类别老年人对于智慧养老产品的态度

不同类别老年人对于智慧养老产品的态度具体如如图3所示。

四、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及养老文化转型现实困境分析

（一）家庭养老日渐式微

在农村的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和独生子女是分开的。独生子女家庭很难赡养老人，进城打工独生子女的经济实力往往不足，对父母的赡养能力也有限。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老年人面临经济与独居的双重困境。“养儿防老”的思想深深扎根于农村老人的心中，然而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为了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大多数年轻劳动力涌入城市，无法照顾家中老人。

（二）土地养老难以为继，缺乏资金投入

曾几何时，土地起着赡养老人的作用。老年人可以从土地上获得收入，但这是一种可能。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因人口少，劳动力短缺。这使得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土地收入处于低水平。农村养老需求大，但是由于资金匮乏严重限制了农村养老的发展。

（三）养老生活缺乏多样性，护理场所及人员供给不足

目前，我国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生活存在内容单一、缺乏多样性等问题。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服务忽视了老年人的真实养老意愿，老年人养老服务体系不完善，养老内容过于单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在农村地区，对于养老方面的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相对较少，导致当地缺乏相应的养老设施；专业的护理人员短缺。由于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不完善、工资待遇较低，高素质专业的护理人员不愿意投身于农村的养老服务中，相当一部分护理人员自身的业务素质、护理水平较低，无法满足老年人的护理需求。而且，由于资金的短缺，大数据养老所需要的技术、设备以及专业人员等多项资源并不充足，部分老年人对于大数据养老的认可程度也并不高，仍然保持“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理念，不接受大数据养老这类智慧养老模式，使得大数据养老新模式的发展比较困难。

五、农村养老文化转型的必要性

（一）老龄化水平高，护理需求大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情况最为严重。2016年10月《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中明确指出，2015年，城乡老人中，有18.3%的老人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需要护理服务的概率为20%，存在较大的养老隐性需求。据调查，农村残疾者和半残疾者的比例较高，农村老年人大多患有慢性病。为了满足农村巨大的养老需求，必须创新养老模式，使养老形式多样化。

（二）人口结构变化，空巢老人涌现

由于农村严格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农村家庭规模逐步缩小，农村老年人抚养比不断提高，从2000年到2018年，农村老年人抚养比上涨6.9%，农村子女赡养老人的负担不断加重，满足养老需求对于“421”家庭成为难题。

（三）社会保障水平低、作用小

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与城市还存在较大差距，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处于低水平状态，但老年人最需要的是这两方面的保障。因此需要借助大数据，引进新的养老模式，提升农村养老水平。

六、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困境的解决对策

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是进行农村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契机下，我们应该主动面对困难，积极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农村独生子女家庭与其他农村家庭不同，应给予特别重视。

（一）重点关注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意愿

在对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探索中，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的养老意愿。赡养老人的意向涉及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独生子女一方并不代表独生子女的父母的养老意愿。赡养老人问题的主体是独生子女的父母，要有效解决养老问题，必须以人为本。因此，有必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规划，优化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策略。

（二）养老方式供给多样化

在农村对于缺乏经济收入的老年人，可以使他们得到有效的生活照料。而机构养老指的是老人本身经济条件有余，或是子女的经济实力较强。居家养老是指居住在原有社区，在传统家庭护理模式的基础上，与社区护理相结合。因此可以积极推广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同时联系专业的养老服务机构针对特定的区域提供上门养老服务，而且要高薪聘请一些专业的护理人员前往家庭之中提供老年人的护理和照顾服务。其资金应当由家庭和政府共同承担，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既能够让老年人在心理和精神上得到慰藉，还能有效解决养老问题。老年人不仅可以住在家里，还可以在精神上、生活上、娱乐上得到社区服务。这样，就可以在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老年人不脱离熟悉的社区环境的前提下，构建多元化的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模式。

（三）在制度设计上给予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政策倾斜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但每人每月150～200元的养老金无法支撑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经济生活。政府和相关部门有必要采取多元化的保障手段，加强对农村独生子女养老问题的关注，增强保障效果。另外政府相关部门应当设置有关农村养老的专项账户，可以将现有的资金流动速度加快，避免出现过多繁杂和无意义的办理流程和手续。利用大数据技术抽调数据库中的农村独生子女家庭，为其专门设置养老辅助金账户。

（四）实施差异化的保障制度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保险应从制度上进行区别对待。一些地区实行了农村计划生育专项养老保险。我们可以将现行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救助制度与养老保险相结合，为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设计一种特殊的养老保险。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方面，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各省、各地区要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同群体制定不同制度。首先，要关注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医疗保障权益，根据其家庭成员的实际状况制定报销的比例等级；其次，要统筹和规划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保险参保。政府要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并按照当地经济水平、个人的文化程度和理念适当地调整相关政策。同时当地还要设置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该中心设置农村独生子女养老基金，并对该基金的使用状况和去向进行监督，保障该基金能够朝着正确化和科学化的方向持续增值。

七、结语

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是中国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共同关注的问题。推进农村养老文化转型升级，丰富农村养老模式是现阶段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不妨构建农村养老大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充分发挥智慧养老的监督、护理和预警功能，同时减轻农村养老负担，促进养老文化发展。随着传统养老文化的弱化，新型养老文化必将兴起。

参考文献：

[1]颜悦.我国养老文化的发展及现实意义[J].大众文艺，2020（19）：223-224.

[2]卫微微.大数据时代农村养老的困境与对策研究[J].学理论，2019（1）：82-83.

[3]杜彦.基于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农村精准养老问题研究[J].济宁学院学报，2018，39（6）：101-102.

智慧乡村社区范文第3篇

如果将农村放在一段较长的历史时间里看，中国的农村为整个现代化的变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十年来，农村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整个城市空间的往外扩张，涉及到了大量的农村。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的概念，空间的概念、生态的概念、人文的概念，当然也有资本的流量，有智慧，有人才。

乡土文化的风险与挑战

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是存在文化风险的。这个风险并不是农村建设的二元对立，而是城市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打造出符合城市人要求的文化空间。这背后实际上带来巨大的文化变迁，使得原本保留在乡村的传统文化或者是真正的乡土文化的传统面临非常大的挑战。这样一轮的发展对乡土文化很大程度是违约性的，因为直接动用了它的空间，直接改变了它的社区方式。例如，民宿进入到很多村落，这其实是一种交换，民宿主人得到传统的空间，村落中日渐破败的空间得到提升，这种交换经济广泛存在。但是否能可持续的发展却是值得商榷的。

目前，很多的三农开发基本上都是拿民族文化来表演。在大量的旅游区，整个乡村成为一个超市，从大理到丽江，再到香格里拉等，这个情况都很多。餐桌边有人唱歌，婚丧嫁娶重大礼仪变成一种表演，甚至可以看到西方的宗教里的洗礼，整个文化变成了表演式的文化，文化表演者没有任何的尊严。主流社会不愿意拿出的东西，却强迫乡土社会拿出乡村文化进行表演。我们很多的仪式没有文化和尊严的状态，就在于我们的乡土社会被当作产品开发。

农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农村社会普遍凋零。这些问题不仅是因为人口的急剧减少，更为深刻的是集体协作的社会基础严重弱化。我们实行三十年的联产承包制也导致了这种状态。村落如果构成一个社区的话，相互之间的利益淡化，就会步城市的后尘，相互之间的共享越来越弱化。当然，还是有很多部落是有集体经济的，比如华西村，以及一些旅游村。但是大部分的村落是共享弱化的状态，在整体发展能力不断下降的同时，博弈方式也更加多样。被打散的村落，导致它极度的弱势，进而导致博弈方式极度弱势，最后城市的人不愿意跟农民打交道。

在山东泰安的一个自然村，一共30多户，一户平均两个人，家庭结构比城市家庭简单，有的家庭只有一个老人，没有后代，该享受天伦之乐的社区已经凋落到家庭功能严重弱化。有一些家庭是被割裂了，社会细胞弱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农村可能就不复存在了。这其中问题的根本是与公平发展原则相悖的资源配置。城市人以议价能力为掩护，以资本实力为依据，以短期利益为诱饵，以工作征集为目标，使得占领农村的时候有一个堂而皇之的合法性，不用背负任何道义的谴责。但是，很多事情经不住评估，这里有政府作为、资本作为，也有具体的产品设计，跟这些事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乡土社会，中国的乡土社会是治城市病的最后一块沃土，它贡献的是传统的智慧，然而目前的状态却非常令人担忧。进入乡土的资本也好、团队也好，在进入乡村之前应该有一个评估。

乡土社会，一个共享的社会

乡土社会是一个共享的状态，不仅是技术上的共享，更关键的是利益上的共享，把博弈作为共谋。城市人进入乡土社会应该有四个原则，第一个是文化尊重。这一点，台湾地区的经验和日本的经验有非常多相似之处，但是跟大陆有一些差别的是，大陆的乡土社会和城市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因为地域辽阔，我们的多样性更复杂。如果我们在牧区做文创，难度明显是更大的。第二个原则保护传统，第三个公平发展，第四个商业适度，这四个原则至少要有一个视角。

这个民族有非常优秀的文化创造能力，人的文化是高度共享，社区是高度共享的，是一个共享的社区。当外来的资本、创客进入这个高度共享的社区，所进行的创造如果跟社区形成合谋，形成共享，它的价值就无限，对你任何产品的增值能力都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智慧乡村社区范文第4篇

-----读《西窗法雨》有感

温国鹏 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我们心中，法学从来就是厚重的，法学著作似乎也常以一贯的严谨示人，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正襟危坐地捧读，所以，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读到这本《西窗法雨》时，才会让人心里一动：原来，我们的法律也可以如此生动。

作者用一种亲切家常的语气，以平和幽默的手法将西方的法律文化娓娓道来，似乎不沾半点烟尘，平淡的就像是在向我们讲述邻家趣事。在小幽默之中溶进了大智慧，在小事情之中融入了大法理。当我们的眼睛扫过那薄薄的书册，思绪也随着作者的指引飘忽起来，似羚羊挂角，了无痕迹，但是，合上书本，却有一种淡淡的感悟在心头，虽然只是蜻蜓点水的一点，却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领略到了作者颇为尖端、颇为前沿的研究心得。

第一次，我们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法律不仅仅是一种冰冷的规范，不仅仅是一条条死板的条文，法律是我们身边一个个鲜活的面孔，是这些鲜活的面孔构成的社会生活，是这些社会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人类的高超智慧。作者给我们讲"政府旁边的法院"、讲"政府的承诺"、讲"道德的法律强制"、讲"隐含的法律规则"、讲"正义的自然性质"等这一切，只是为了和读者一起培养"反省的能力",引导我们形成对法律与道德的最深层次思考，"既然我们喜欢上了法治，假设一下人性的不完善或许就是必要的",让我们能对法律的作用有一个起码的认识，"人们要法律，就是想要社会有个方圆，有个秩序".

以史为鉴，可知兴亡。旁征博引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嬉笑怒骂，而是为了古为今用；妙笔生花的初衷也不是为了卖弄文采，而是为了西为中用。虽然作者说的是西方法律文化现象，却时时启蒙着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不着痕迹地调动着读者的思维，去思考中国的问题。在作者刻意为我们营造的轻松氛围里，我们随着他的笔尖的指引在法律的智慧天地里畅游了一圈，享受了智慧的乐趣，感受了法律的魅力，最终，却依然是要回到我们的现实。那轻松潇洒的字里行间，唤醒了我们强烈的责任感。我们应当做的，就是从这轻松的随笔中读出厚重的法律，读出共和国当代法官的使命！

智慧乡村社区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互联网+；数字乡村；乡村振兴；数字鸿沟；发展路径

数字乡村不仅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1]。山东省在《数字山东发展规划（2018-2022年）》和《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互联网在乡村的快速普及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城市和乡村联系越来越紧密，城乡联动、融合发展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但数字乡村建设才刚刚起步，城乡数字鸿沟仍然存在，还有加大的趋势，鉴于此，开展基于“互联网+”的山东省数字乡村发展路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山东省数字乡村发展现状

近年来，山东省数字乡村发展迅速，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1数字基础设施全面提升。随着“宽带山东”战略的深入实施，数字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得到稳步增强，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运算速度和综合技术水平位于国内前列，全省所有城区、行政村实现了光纤全覆盖，城乡家庭互联网接入能力基本达到100Mbps，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也不断的得到完善，但乡村信息基础设施支撑能力亟需增强，农村尤其是偏远山村，因其居住分散且基础设施差，导致网络建设成本很高，运营商无法收回成本，不愿意建设农村网络，设备商提供商也不愿意花费精力进行农村网络创新方案的研究，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还不广泛。1.2电子政务建设深入推进。全省政务服务平台基本实现互联互通，各服务平台的核心业务信息化应用加速，“一次办好”改革全面推进，基本实现了公众和企业网上办事“一号登录、一站受理、一网通办”[2]，全省政务信息系统集成整合共享工程明显提升了政府数字化管理和服务水平，但在农村，电子政务治理还比较薄弱，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建设还需稳步加强。1.3信息惠民水平大幅提升。在数字山东的带动下，智慧城市建设全面推进，农村宽带建设已普及，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成效初显。在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信息惠民政策宣传和普及、信息服务平台的使用及惠民水平都得到了大大提高，形成了城乡共享的优质教育文化资源，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1.4农村数字发展环境持续优化。“互联网+”和市县级大数据服务平台的建设，使农村数字化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农业信息技术成果越来越多的得到转化和推广应用，但是不同地区之间差距明显。鲁西南是淘宝村集聚区，菏泽市淘宝村、淘宝镇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从地区分布来看，开展跨境电商的村主要位于沿海地区，特别是拥有外贸传统的城市，如青岛市等。同时电子政务标准及规范体系不断完善，网络空间法治化取得积极进展，显著提升了网络安全防护和处置能力[3]。

2山东省数字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2.1城乡数字化鸿沟进一步拉大。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下，城乡“数字鸿沟”是山东省数字乡村战略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4]。传统意义上的城乡“数字鸿沟”集中体现在基础设施配套和公共管理措施上。调查统计结果显示：缺乏网络设备与上网条件、缺乏文化知识与上网技能两者相互作用和影响，共同构成了制约数字乡村建设的瓶颈[4]。由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存在很明显的较大差异，城乡居民的互联网理念和对信息知识的应用就存在着较大差异，城乡“数字鸿沟”不断以新的形式呈现，其更多的是体现在对信息技术的掌握、理解和使用上，阻碍了农村培养数字化生产力的进程。还有一些地区在引导搬迁、撤并村庄时忽略网络设施和信息服务完善，促使了新的城乡“数字鸿沟”的形成。2.2农村信息失联、情感失联、财富流失及空心化严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青年农民都选择进城务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也逐渐增多。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留守儿童、老人和妇女对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设备的应用很少，导致了乡村的信息失联以及情感失联。大量中青年农民的进城，使得农村土地也被大量闲置起来，无人耕种，加剧了乡村财富的流失，乡村空心化严重。这是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必然产物。2.3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各地区不平衡。目前，我省农村数字化发展各地区很不均衡，发达地区与一些偏远、落后的地区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差距较大，农业信息技术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比例差距也比较明显。淘宝村的出现，破解了农村信息化的难题，缩小了城乡数字鸿沟，如：滨州博兴县、菏泽曹县和郓城县等、青岛市即墨等淘宝村数量都位居全国前列。2.4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我省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我省移动宽带用户、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等指标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种植养殖、加工、集配、运输、仓储、营销、支付、消费等整个流程的数字化设施建设还比较薄弱，产地仓、冷链物流、信息网络、购销网点等方面的建设还需加强，智能电网、智慧交通、智慧物流、智慧农业建设任重道远。另外农村的互联网理念淡薄，缺乏网络设备与上网条件、缺乏文化知识与上网技能也是影响数字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2.5缺乏专业的人才培养机制和平台。在农村数字化建设中缺乏专业的科学技术指导和技能培训，没有完善的培训机制和管理机制。虽然在农村开启了社区教育实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有些数字化学习平台的构建还不完整，学习资源不丰富，根本无法满足学习者的需要。另一方面部分村民没有电脑和智能手机，不会上网也限制了数字化学习平台的使用，而且绝大部分人上网只是娱乐，对学习农业新技术不感兴趣。2.6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比较低。“互联网+党建”工作开展不到位，村干部老龄化严重，党务、村务、财务不能实现网上公开，乡村现代化治理能力进程缓慢，“互联网+政务服务”不能实现乡村覆盖，缺乏“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服务体系，乡村治理能力和体系亟待加强。数字技术和信息化建设带来的在线诊疗和在线教育等公共服务发展缓慢。因此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乡村综合治理能力，提高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水平，使村民真正获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3山东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路径

3.1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乡村首先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资源配置，各级政府部门应响应《数字山东2020行动方案》，积极推动“百兆乡村”建设，统筹推进移动和固定宽带网络的IPv6发展，推动智慧广电网络建设，支持培育和引进开放的国家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和农业农村观测网络基础设施和应用体系[5]。继续加快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推广和应用，大力发展农村数字经济，推动农业领域的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发展进程，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实现传统农业向数字化农业的转型。3.2加快建设数字政府。在基础建设的同时还应加快建设数字型政府，加强各行政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办理，力推政务服务“一次办好”，并进行机制和体制改革，推进线上线下政务服务一体化。地方政府做好促进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供给工作，建立或者健全一套适合当地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政策，特别是要制定出一套适合当地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优惠举措，补足数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体系，营造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良好制度氛围。同时，协调各级政府部门，为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主体提供必需的物质和资金支持，以此来引导和激励当地的数字经济发展。3.3消除城乡“数字鸿沟”，建设幸福乡村。首先，加强乡村信息化教育，培养信息化技术人才，把握好“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机遇，利用现代科技建设数字乡村，使农民得到更大的收益，愿意留下来，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数字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利用数字化、现代化设备来实现智慧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鼓励农民积极接触和参与到农村电商中去，彻底打破农民信息贫困锁定的藩篱，为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不断丰富乡村网络内容，构建数字乡村新系统，不断完善乡村信息化建设和农村数字产业，让更多的农民就地就业，使农民获得幸福感，改善农村信息失联、情感失联及财富流失等问题，建设幸福乡村，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真正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助力农村数字化建设的全面开展。3.4加强信息化人才队伍培养。专业化信息人才的紧缺是数字乡村建设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已成为制约数字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本土农民是建设数字乡村的内生动力。首先，以本土农民为主，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目前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越来越多，农村中种地的人大量减少，大量的土地进行了流转，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形成了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趋势，因此，在发展农村数字经济的同时应提升农民的信息化素养，积极培育实现智慧化农业的新型职业农民。其次，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利用好各种培训平台，让农民成为懂信息、懂数据、懂技术的新时代农民，提升乡村信息化水平，进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再次，建立健全人才培育、引进及激励机制，为各类人才到农村创业提供政策支持和良好的发展环境。3.5构建乡村大数据平台。山东省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数字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以及平台的信息资源的收集、加工、传输、服务不健全，涉农电商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规划发展乡村大数据平台，整合数据信息资源，加强乡村信息资源的共享、兼容和公开，利用“互联网+”模式建设具有乡村特色优势的大数据系统，借助大数据促进数字乡村的快速发展。3.6数字乡村文化建设。在加强数字化基础建设的同时，还应加强数字文化建设，提升村民的信息化素养，尤其是乡村传统文化是农村数字化建设的灵魂，以无形之力推进着乡村数字化的进程。首先，改变文化宣传方式，除了采用传统的公告栏外，还可采用微博、微信、网站等各种形式实现农村各项政策和事务的线上宣传，在乡村营造起良好的信息化氛围。其次，在培育新型农民的各种培训中，加入传统文化的元素，使农民在接受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理念同时，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逐渐提高村民的数字化素养。最后，利用新闻网站、学习强国及各种媒体平台，宣传数字农村的建设，讲好数字乡村故事，形成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数字乡村建设的良好氛围。3.7建立健全数字化乡村治理体系。在乡村政务工作和乡村治理中深化数字化建设。首先：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农村领导班子应改变传统思维，改变意识，从思想上树立农村信息化的观念，不断学习国家以及山东省关于农村数字化建设的相关政策和文件，并积极落实到位。其次：将农村的各类资源纳入到乡村大数据平台，实现资源的优化整合和数字化管理，建立“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服务体系；再次：积极开展“互联网+党建”工作，定期开展党员信息化学习和培训，鼓励党员带领群众一起发家致富，探索农民在线交流议事模式，激发农民参与决策的积极性。最后：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真正实现党务、村务、财务的网上公开，推动形成积极互动的农村基层自治体系，建立健全数字化乡村治理体系。

4结语

目前我国正处在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山东省将数据和信息融入乡村振兴全过程，统筹推动城乡信息化融合，加快推动山东数字乡村建设，使网络信息化在全省农村社会的影响不断扩大。论文在分析了山东省农村数字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深度挖掘乡村数字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农村数字化发展的路径，以期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静.分四阶段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建设[R].经济日报,2019-5-18.

[2]丛楷力.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治理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9.

[3]2019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报告[J].新疆农业科技,2018(6).

[4]毕耕.”软硬兼顾”解决数字乡村发展难题[N].光明日报,2019-09-2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