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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双语教学;经管类课程
2003~2007年的五年时间里,笔者先后以在读硕士、外教助理、主讲教师的身份参与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战略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以及“博弈论”等经济管理类课程的双语教学实践。三种角色的体验,近十门课程的参与,使笔者对双语教学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与思考。
一、教学目标定位
作为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双语教学在国内高校的推行无疑是发端于经济全球化趋势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现实。2002年,为进一步从政策上保障双语教学“有据可依”,教育部高教司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中明确将双语教学作为教学建设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列入其中,并对“双语教学课程”作了统一界定,即双语教学课程是指授课课程采用了外文教材并且外语授课课时达到该课程的50%以上的课程(外语课除外)。
显然,“双语教学”是指在非语言类学科中将外语作为课堂主要用语的教学,其目标定位并非以往单一的学科目标。高校双语教学目标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学科目标、语言目标和思维目标。其中,学科目标是指完成非语言类学科的专业教学;语言目标是指将外语(主要是英语)作为课堂主要用语,从而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使学生能读懂该学科的外语资料,并能用外语就该学科的问题进行口头和书面交流;思维目标是指能同时使用母语和外语进行思维,并能在这两种语言之间根据交际对象和工作环境的需要进行自由的切换。
值得强调的是,所谓的思维目标远非一两门双语教学课程就可以实现,现阶段高校亟待完成由双语教学课程群建设向双语教学课程体系构建的思路转变。国内一般高校,除少数重点大学外,其双语教学改革的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基于试点课程的双语教学探索期(2001~2002年)。鉴于师资力量的限制,在此探索期,基本上是有什么师资上什么课,因人设课现象非常普遍,谈不上课程群,更谈不上课程体系。第二阶段是双语教学课程的巩固期与扩展期(2003~2006年)。在此阶段,基本告别了试点课程的“孤军奋战”局面,已然启动了双语教学课程群的建设,但更多的是基于质量和数量的视角,少有系统视角。第三阶段是双语教学课程体系的构建期与完善期(2007~2010年)。双语教学课程体系并非几门课程的简单相加,其设置理应讲究科学性与合理性。从本质上讲双语教学是高校专业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又与外语教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图1),这就要求:一方面,双语教学课程体系与专业类其他课程应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双语教学课程体系与大学英语教学课程应相互融合。
二、师资队伍建设
双语课程的多重教学目标客观上要求双语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良好的知识素养,还要具备外语的综合应用能力;不仅要具备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还要具备求真、求善的人文精神;不仅能够对学科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还必须掌握先进的教学理念、方法和手段。高校双语教学师资队伍建设的主要渠道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外语教师的“专业强化”式;专业教师的“外语强化”式;“筑巢引凤”的引进式(可考虑引进国内培养的优秀研究生、学成回国的留学人员、外籍教师或专家等三类对象);“虚拟共享”的跨地合作式。就笔者参与的双语教学课程而言,“战略管理”和“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两门课程的主讲教师分别由学校高薪聘请的两位外籍专家担任,“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程的主讲教师则分别由在美国学成归来的两位博士担任。此四门课程的师资来源同属于上述的“筑巢引凤”引进式,其余则都属于专业教师的“外语强化”式。
具体到笔者所在的西部高校:(1)现阶段双语师资应以自身培养为主,以“筑巢引风”和“虚拟共享”为辅。经验表明,“筑巢引凤”引进式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如留学博士的示范效应、外籍教师的外溢效应),“虚拟共享”合作式则是“借鸡生蛋”。这两种方式在双语教学改革的初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语师资的不足,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西部高校双语师资短缺的现实问题。长远看,西部高校双语教学师资应立足于外语教师“专业强化”式或专业教师“外语强化”式的自身培养模式。(2)独木不成桥,双语师资有赖于梯队建设。鉴于双语教学的目标定位,应努力建立一支以中青年骨干教师为龙头、以青年教师为主体的双语教学队伍。一方面,围绕双语教学课程体系的构建,成立由骨干教师组成的双语教学与研究中心,从制度上保障双语教学研讨和教学观摩等活动的定期组织,为双语教师交流教学体会提供平台;另一方面,以精品课程建设或国际化合作办学为目标,规范双语教学课程体系中各子课程的梯队建设,并注重专业教师与外语教师的合理搭配。(3)双语师资只能诞生于双语教学的实践过程中。双语教师所需的学科知识、外语水平、教学方法等均离不开教学实践经验的积累,应抓住双语教学课程体系的构建机遇,使每位双语教师每学期有一门双语课程的教学实践,如今每学期半门双语教学课程的实践,不利于双语师资队伍建设成果的巩固。(4)双语师资的培养需要加强资金投入。近3年内应有计划地资助双语教学与研究中心成员参加留学预科学院“国际双语教学资格证书(IBTQ)”的课程培训、教育部“双语教学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的暑期集训或国内其他培训中心(如华东师范大学双语教育研究中心)的短期培训,有条件的可逐批选送双语教学与研究中心成员参加国际性会议或到国外进修。
三、学生因素分析
双语教学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教师的专业课功底和外语能力等素质构件,也取决于学生的语言基础。根据双语教学的阀限理论(the thresholds theory),双语教学的前提是要求学生的双语水平均达到中级层次,同时要求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学生力争达到高级层次。
就笔者参与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双语教学课程而言,并不存在“学生外语水平参差不齐”的难题,一则因为同期开设的还有两个 中文班,可供近300名学生选择;二则选择到双语班学习的逾百名学生大多是英语学习兴趣大、听说能力强的学生。与此不同的是,“产业组织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战略管理”和“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等课程由于并没有根据学生外语水平的高低采取分班制,结果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那些外语基础比较好同时又对外语感兴趣的同学学习十分投入,而那些外语基础较差的学生,则对双语教学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有鉴于此,笔者在“博弈论”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除正常开设教学l班和教学2班(外语授课比例50%~60%)外,还特别针对未通过CET-4的68名学生,开设了教学3班(外语授课比例10%~30%)。此种分班制立足于不同的教学目标定位,有效地避免了潜在的“学科损伤”。从最终的学生评教结果和专家评教结果看,此种分班制也得到了学生的广泛支持和专家的一致肯定。 今后,随着自身素质构件的积累,在坚持“外文教材+外文板书”的原则下,笔者将进一步尝试该门课程的“三层次分班授课模式”,即细化双语教学班的层次,将教学1班的外语授课比例提高至80%左右,直至实现最终100%的纯英文授课目标,授课对象初步定为已通过CET-6的学生。
四、其他因素分析
1.外文教材。早期,学界一般都主张,双语教学应当使用国外原版教材(或国内影印版),认为“原汁原味”的英语表达方式和学科知识,有助于教师和学生了解最新的发展动态和前沿理论。而近年来,“双语教材的本土化”问题受到特别关注,如2005年,受教育部委托,高等教育出版社陆续推出了专为中国双语教学定制的教材(首批为会计、金融和经济学三个专业系列,均由国内经验丰富的教师按照中国双语教学的要求改编)。笔者认为,从课程体系的构建要求来看,这些系列教材应该说更加适合于中国本科双语教学的实际。可以有效地避免单本原版教材可能出现的“水土不服”现象。此外,因为本科教育段双语教学课程,大多集中在大三学年和大四上半年开设,而此时段恰恰是学生课业负担最重的时段,也是受考研、找工作等压力影响最大的时段。从学习效果来说,改编后的图书由于配有中文导读,可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
2.教学方法。首先,教师应在双语教学中大量采用图表、数字、幻灯等多媒体教学手段,大量利用可视可听资料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其次,双语教师(参与人之一)应在教学博弈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参与人之二)的积极性,通过案例和参与式教学,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博弈论课程实践中,笔者尝试性地设置了“20m小组课堂报告”环节,学生通过对“囚徒困境”、“智猴博弈”、“情侣博弈”、“猎人博弈”、“海盗分金”的情景模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最终使得师生合作诚意、教学互动效果都远远超出了预期。
凌晨四点守在电话旁等待喜讯。这显然不会是奥利弗・哈特第一次这样做了。
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师长,奥利弗・哈特都无愧大家称号。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他的褒奖,或许只是一份迟来的认可。 子不承父业
招牌的露齿微笑,严苛的治学态度。哈特在同行与学生的眼中是一名良师益友。探寻其未来的功成名就,早期良好的家庭教育显然非常重要。
哈特出身名门望族,祖辈Samuel Montagu是一位银行家和政治家,曾担任多年的英国众议院议员,并被授予贵族爵位。哈特教授的父亲Philip D'Arcy Hart则是英国知名的内科医学家,在治疗肺结核方面贡献突出,以106岁的高寿辞世。其母亲Ruth Meyer是一位妇科医生。
与经商的家族企业不同,知识分子的家族传承通常不会要求家族后代必须从事某一项工作,而是秉承家族的一贯精神。因此从小对数学感兴趣的哈特,并未遵循祖辈与父辈的足迹,去涉足政治或是医疗行业。
这一传统在哈特家族仍在延续。他的两个儿子Daniel和Benjamin都不在经济学界。哈特的妻子说,孩子们应该选择自己喜欢的事业。哈特教授醉心于经济学研究,她可不希望一家人在一起只能讨论经济学。
1969年,哈特从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毕业,并获得了数学学士学位,这也为他日后成为一名理论派经济学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读大学时,哈特开始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于是转攻经济学,并于1972年在英国华威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年少成名
众所周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基本上都被理论经济学家所承包,而从数学专业转投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更是不在少数。
随后,哈特来到了执经济学研究牛耳的美国,而彼时正值资本主义黄金发展的窗口期,经济学也迎来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格局。风险决策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企业理论等微观经济学新分支,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这些理论研究学派的大本营之一普林斯顿大学,成为了哈特向往的新目标。
于是,1972年哈特越过大西洋,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求学,并于两年后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后,哈特荣归故里,并在艾塞克斯大学担任讲师。对于学院派经济学家而言,博士毕业后的几年是一个人决定其学术地位的关键时期。年轻的哈特博士在毕业后的三年内,在国际顶级期刊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六篇关于不完全市场和金融市场均衡的优秀论文,在学术界初露峥嵘。
随后哈特的身价水涨船高,并且受聘于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在之后的六年中,他继续研究金融市场上的接管问题,并涉猎垄断竞争理论。
由于哈特在学术界的高质高产,年仅31岁的他当选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而后,他还被伦敦经济学院直接聘为正教授,跳过了副教授。1984年,哈特作为访问学者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随后正式定居美国,并入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担任教授。
经过几年的纵横捭阖,哈特与其学术生涯最为重要的搭档格罗斯曼合作的《所有权的成本与收益》一文发表。不多久,与莫尔合作的《产权与企业的本质》也问世。
两篇论文从不完全契约的角度,分析了企业产权的新框架。奠定了其在不完全契约理论和企业的产权理论的领军者地位。
也正是因为其在不完全契约理论方面的奠基性贡献,哈特始终被视为近几年诺奖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
而他本人也对此报以厚望,这也无怪乎今年诺奖致电通知他时,哈特表示:“这么晚还没打电话,我以为今年我又错过了呢”。 不完全契约的启示
简2007年诺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并不十分认可哈特关于不完全契约的论述。他认为如果合同是不完备的,那么事先总能设计一个机制,能够控制事后的争议。
这一质疑正是哈特所研究理论的精髓所在。哈特认为,设计再完备,现实中的争议终究难以避免。哈特曾表示,丰富理论经验一定要看律师的判案,一旦你研究过法律案例,就会发现任何的合同都是有争议的。
曾经师从哈特的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介绍,契约理论就是将所有交易和制度都看作是一种契约(合同),在考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设计最优的契约来减少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敲竹杠等问题,提高社会总福利。
例如,婚姻就是男女双方之间的一种契约,这个契约隐性地假定双方都要承担家庭的义务,要对彼此忠贞,要共同抚养孩子。但是,事前双方不可能想到婚后所有的情况,比如一旦发生财产纠纷怎么办?一旦决策有分歧怎么办?这些事情法律不会管得很具体,但是婚前双方也没法商量好,这就出现了不完全契约。
聂辉华介绍,根据哈特的理论,一旦契约不完全了,事后的控制权应该配置给对投资或总产出重要的一方,或者简单地说权力应该安排给重要的一方。
因此,如果妻子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更大,那么一旦发生经济决策方面的分歧,妻子拥有优先决定权。这保证了妻子有更大的激励去增加收入,因为她知道自己的付出和控制权是匹配的,这就是所谓的激励相容原理。
“如果双方的利益是冲突的,那么就必须优先保证对总收入更重要的一方的利益,然后这一方可以对另一方进行补偿,从而实现总收入最大化。”聂辉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