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与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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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与社会经济范文第1篇

关键词：教育 社会经济 协调发展

一、引言

教育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的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科学发展观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教育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问题，但是已经隐含或涵盖了这一点，这是区域内部第二层次的协调问题。区域协调发展就是区域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在这一层次的协调中，教育作为一个重要角色，不仅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区域社会发展，还影响区域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教育影响观念的形成和转变，影响人力资源的形成，从而影响区域的制度变迁。实践证明，教育发达和适应的地方，相应地是社会和经济较发达；相反，社会经济欠发展的区域，凸显教育的落后与不协调，并严重制约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与区域社会经济不协调的问题，已经成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但并没有引起区域的足够认识。目前，区域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必须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重新定义区域教育的发展方向、结构和体系。区域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和服务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欠发展区域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的表现

这里的“欠发展”是发展不够或发展滞后的意思，不同于“欠发达”，欠发达是不够发达，但含有发达的成分，而“欠发展”是一个更普遍而沉重的现实。这里的“区域”更多是指县域或县域毗邻区，因此，“欠发展区域”的定义是指发展不够或发展滞后的县域或县域毗邻区，即一个以上的欠发展县或欠发展地区，是以发展地区作为参照物。“欠发展”区域教育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

1.区域教育的方向性偏离

在欠发展区域，基础教育是教育的主体。由于基础教育的特征是应试教育，忽视职业技能培养，严格与高考对接，为高等教育输送人才，也几乎是在为城市培养人才，城市有更强的吸引力，回流的比例较低，教育对区域社会经济的贡献率很低。二元的社会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的教育与人才结构，欠发展地区人才严重流失，而人才流失制约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观念的落后与经济发展的滞后形成了贫困的恶性循环。

2.区域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的严重缺失

目前区域教育体系基本以基础教育为主，区域发展所需的职业技能教育发展很慢，而且很不规范。职教的目标也是为了劳务输出，为地区培养技能型劳动者；农民科普与素质教育几乎被荒废；区域党政决策者及各层次干部的管理与决策教育没有列入区域教育体系，而他们担负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决策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继续教育的程度与有效性；企业家队伍和企业家精神是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企业家的培养与教育完全被忽视，依赖土生土长。应按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以区域发展为目标，建立完整的区域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特别重视决策者教育、企业家教育、职业教育和农民科普教育。

3.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二元教育投资结构

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的教育投资结构。目前，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不利于农村和农民。为什么农村的义务教育问题长期解决不好？其根源就在于现有的义务教育经费分配格局严重不利于农民和农村。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现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只负担2%，省地两级负担11%，县级负担9%，78%的经费要由乡镇这一级来负担。既然是实行义务教育，就应该是城乡一体的，都应该由国家来承担，或主要由省级财政来承担，不能往下压。国家每年的卫生经费支出是几千个亿，但是85%给城市，只有15%给农村。这种文教卫生的二元投资结构，严重地制约了教育的发展，区域的财力只能勉强支撑基础教育的发展，根本无力发展区域所需的教育，无法完善区域教育体系。

三、欠发展区域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的措施

1.调整教育方向

从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高度，重新认识教育的功能与作用，把握区域教育发展的方向，教育的结构、质量和数量必须满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区域的发展为依归和出发点。

2.完善教育的结构与体系

按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组织的要求，逐步完善区域教育的结构和体系，以基础教育为重点发展，完善各层次教育，尤其是决策者教育和企业家培养。在为城市和发展地区培养人才的同时，立足区域，培养人才。

3.改变二元教育投资结构

在改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同时，按“多予少取放活”要求加大对区域教育的投资，有效改变二元的教育投资结构。

4.建立区域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

人力资源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区域党政应建立这一共识，从区域长远发展出发，建立区域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在经济改善的同时，改善人才就业环境，逐步留住本地人才和吸引城市人才、企业家和投资者。

5.改革区域教育体制

把教育看作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工作，加强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重视；致力于改善区域教育体制，提高教育的效率、质量与活力。促进教育的多元化、市场化，充分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激化教育的活力。

6.引入社会资本，扩大教育的投入

完全靠中央政府来办好区域教育是不现实的，只能在充分挖掘现有投入渠道潜力的同时，使教育投入结构多元化。其中，重要的是要引入社会资本，而要完成社会资本与区域教育的多元化，就必须改革办学体制和产权制度，促进办学模式的多元化。

经济社会与社会经济范文第2篇

关键词：和谐社会；经济发展

和谐社会作为多方面、多层次与广范围的系统工程，无疑需要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方面的协调与深入发展。要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为基点，妥善协调好经济社会结构变动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社会矛盾，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长期稳定和谐的环境。构建和谐社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经济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保证，二者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

一、和谐社会的内涵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和谐”由“和”与“谐”两字组成。和者，和睦也，有和衷共济之意；谐者，相合也，强调顺和、协调，力避抵触、冲突。所谓“和谐”，就是配合得适当和匀称。和谐具有协调、融洽、合作等意义，不是普遍性的统一，而是多样性的有机统一。不同时代的中国人对理想中的和谐社会做过很美好的描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放到了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相并列的突出位置，号召全国人民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是一个与时俱进，具有时代性、战略性的重大决策。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十分丰富。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丰富内涵进行了科学的阐述：“根据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内容十分丰富，既为我们描绘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又给我们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共同揭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内涵。

二、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

1　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和谐因素及其危害

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重复建设、盲目投资、片面追求速度的现象，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而蔓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加剧了社会不和谐。这一方面是因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社会投资明显增加，投资主题越来越趋向社会化；另一方面，随着行政体制的改革，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过分的投资热情往往形成一种冲动，扩大了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社会性影响。

时至今日，人们已普遍认识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人与自然不和谐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工业排放与生活污染叠加，复合性环境污染加剧，环境污染已从陆地蔓延到近海，从地表水蔓延到地下水，从一般污染发展到有害、有毒物污染，从一次污染蔓延到二次、三次甚至多次污染，于是空中、水中、土地都在被污染中。污染环境所造成的结果是间接或直接伤害人类自己。现在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显著增加。据调查，近年来，在我国11个大城市中每年有5万人死于该病，有40万人感染上该病。2000年，我国北方某城市40％的儿童血铅含量超标，持久性的有机污染物导致癌症、畸型的发病率提高和生殖能力下降。

2　构建和谐社会与发展经济的关系

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更好的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同时，和谐的社会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它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进而推动经济建设更快更好地发展。

(1)经济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必须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强大的物质经济基础。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其经济总体规模的扩大和国民财富普遍增加，使得我们有条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构建和谐社会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同样也要落到经济发展上。没有经济发展来支撑，和谐社会就等于空中楼阁，无本之木。

从经济发展来看，随着经济总量增加，由短缺经济转向相对过剩经济，经济发展从最大限度地增加供给，转向更大程度地满足需求，着力于实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和谐发展。从社会基础来看，由于个人财富的增加和私人财产的形成，并且受到法律制度的有效保护，以财产为基础的社会诉求更倾向于经济稳定与社会和谐。要真正实现和谐，必须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生产决定分配与消费，发展是硬道理，这是的最基本原理。只有进一步发展，增大生产力总量，才能给解决矛盾留下更大的回旋余地，也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2)构建和谐社会决定经济发展的总体进程。和谐社会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会从较低层次发展到较高层次，从较低水平发展到较高水平。构建和谐社会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既提升了经济发展的层次和水平，同时也明确了经济发展的目标，体现了追求“和谐的发展与发展的和谐”的境界，即在发展中寻求和谐，在和谐中实现发展。

如果社会不和谐，人们就会感到不公平，就会产生不满情绪，社会就不会安定。就会像中国历史上不断上演的通过暴力对抗的形式来实现对存量的重新划分，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破坏。显然，和谐社会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社会的秩序才可能稳定。也只有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才可能得到发展。

要想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着手解决经济社会不和谐问题，想方设法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使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普遍地享受发展的成果，愉快地创造和生活，共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可以说和谐社会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社会的和谐，也谈不上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首先国家、政府、职能部门要齐抓共管。国家在制定发展计划时，要坚持发展更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执行发展计划过程中，要不断建立，建全并且落实、贯彻《环境保护法》以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国家还应加大对科学技术的投入，提高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提高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以及提高对污染处理的能力，从而达到保护自然环境的目的。其次，就是要以身作责，从我做起。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发展。

1　建立衡量市场经济走向的理论与原则

市场经济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保障，但市场经济不会自动导致社会和谐，在坚持市场化改革走向中，必须逐步建立衡量真正市场经济走向的理论与原则，避免改革中的非市场走向的异化与成本代价，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基本制度中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

2　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前提下，保持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

经济增长质量既包括经济效益、供求关系的改善，也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来看，如果不能至少保持7％的经济增长速度，只依靠经济结构的调整，解决日益严峻的就业问题是难以想象的，也不可能满足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需要。

经济社会与社会经济范文第3篇

近年来,江浙粤等经济发达地区,以乡镇驻地等小城镇为载体,以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为主体的镇域经济迅速崛起,产业聚集产生的规模效应日益凸显。可以说,势头强劲的镇域经济已成为区域经济新活力的来源。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镇域经济持续增长,社会与经济结构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区域发展特征。本文以浙江省慈溪市经济重镇――周巷镇为例,从三个方面探讨当前浙江省镇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阶段以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明晰今后发展的思路以及路径选择提供依据。

城镇化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镇区面积不断扩大,在周巷镇的城镇建设方面,如下问题日益凸显:第一,城镇建设标准较低。周巷镇当前城镇建设标准离余慈中心城区的要求有一定距离,无法承担大规模吸引人口集聚的功能;第二,工业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度不足,导致基础设施投资大,效益发挥不充分;也使城市化动力明显不足,城镇发展处于土地利用粗放阶段,土地集约利用率低下,建成区内零碎空置土地较多;第三,城镇向外“摊大饼”式地蔓延,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水平低下,用地功能相互冲突,工业区与居住区、商业公建区犬牙交错,没有足够的绿色开敞空间;第四,农居点量大面广,布局松散,“城中村”“园中村”现象较为突出;第五,周巷镇的城镇建设与天元、长河与姚北跨行政区协调有一定难度。第六,土地利用有待科学规划和有效控制和实施。周巷镇域行政区域内城乡总建设用地面积20.29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28.2%,其中城镇建成区5.70平方公里,村庄建设用地14.59平方公里,表现现状镇域内以村庄建设形态为主。按常住人口132123人计算,人均城镇建设用地153.6平方米,大大超过了人均120平方米的国家标准。此外,2005年末实有耕地面积3689.1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51.2%,人均耕地面积390.5平方米,合0.59亩,为全国人均耕地面积的2/5,超过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耕地面积0.05公顷的警戒线。

从周巷镇用地结构分析,现状居住用地比例较大,达到了55.9%,大大超过了国家标准规定的20～32%。这主要是由于城镇中农居院落比较多,包括9.39平方公里的村居用地。现状工业用地比例为16.5%,不包括与村居混杂的工业用地。而现状城市绿地比例只有0.9%,远远低于国家标准的要求。居住用地、工业、道路广场和绿地四大类用地总和占建设用地比例达到92.3%,也大大超过了国家标准规定的60～75%。由此可见,现状建设用地比例结构不尽合理,居住和工业用地比例偏大,绿地和市政公用设施用地的比例偏小。这表明现阶段城镇发展建设的模式是以规模扩张和依靠土地投入量的增加为主,工业化超前于城镇化发展,而与城镇质量的提高密切相关的公共设施用地、绿地以及其它配套设施用地的建设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由此可见,现状周巷镇建设用地处于粗放利用阶段。

镇域常住人口平稳增长,出现人口规模与经济总量增长之间的矛盾。统计资料分析表明,周巷镇的人口发展趋势总体上呈现三个特点:其一,户籍人口呈现负增长态势,自然增长率近年徘徊在-2‰左右;其二,外来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成为周巷镇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三,受外来人口增长的影响,镇区内总人口和常住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周巷镇人口变动趋势和人口结构的统计分析表明,在外来人口为镇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同时,从区域经济发展和全社会福利水平增进的角度考虑,它要求区域为了提高居民(包括外来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需要更大的经济规模。如果经济规模不能相应地扩大,就意味着人均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其经济社会含义是,在技术和生产效率不变情况下,一个镇的经济需要在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情况下,才能得到维持和发展;一个镇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福利水平需要在经济成果分配给所有的常住居民才能得以改善和增进,而不仅仅是以本地居民来衡量。

城镇化进程加快,但城镇空间及居民住所呈现散状格局。城镇化一方面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聚集的过程,同时又表现为地域景观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动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是人口、地域、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由传统落后的乡村型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化的多方面内容综合统一的过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反映和重要标志。

如果用“城镇化率1”的指标来看,周巷镇城镇化率已达到较高水平,为62.3%。但如果用“城镇化率2”指标来看,则周巷镇城镇化率还不是很高,只达到44.5%(图1)。从统计分析中知,周巷镇的劳动力总量呈不断上升趋势,其主要原因是外来劳动力的增加。从图1.3中可知,1992年至2005年,周巷镇劳动力在60000万人左右徘徊,而外来劳动力人数却从1992年的2100人增加到2005年的30340人,外来劳动力由1992年占总劳动力的比重3.3%升至2005年占总劳动力的比重35.2%。

劳动力总量持续增加,劳动力就业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就业于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比重持续上升,从1992年占总劳动力的38%上升到2005年的80%。其中外来劳动力基本上从事非农产业,周巷镇的户籍劳动力也不断地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但在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同时,与一般的城市化过程不同,镇域内人口仍处于分散居住状态,特别是外来劳动力散居于农村村落。由此形成了散状的镇区发展格局,难以有效地进行城镇规划和城市基础实施的建设。

行业演变

该镇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产业集群的效应比较明显。该镇工业生产总值保持高速增长,从1997年到2006年10年间,工业生产总值由1996年的279011万元增长到2006年的1800753万元,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0.69%。在工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家电制造业、机械轴承业、纺织化纤业、休闲食品业和文体用品业为主要产业的产业集群,具体的工业结构如图2。根据我们的调查,周巷镇形成的产业集群,不仅促进了工业企业的发展,降低了创业成本,同时也扩大了区域市场规模,外部经济效应逐渐增加。特别是工业产业集群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但周巷镇的工业发展中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其一,行业发展不均衡。五大主导行业中,只有家电行业达到一定的行业聚集度,其他行业工业企业普遍是只有一家大型企业,该企业在行业产值中占到很高的比重,其下缺乏一定数量的具有相当实力的中型企业,造成行业发展态势对该大企业依赖度过大,行业底子较为单薄。其二,新项目用地供给不足,而现存的一些企业单位面积土地的产出较低。目前制约周巷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问题就是周巷镇工业用地供给不足,新项目和企业扩大生产用地普遍得不到满足,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工业用地资源紧缺,出现了个别企业被迫外流的现象。但同时,一些企业占地较大,单位面积土地的产出较低,土地利用效率有待提高。其三,高科技项目和高附加值产品较少。周巷镇的工业主导行业都是传统行业,高新科技项目、高附加值产品较少。虽以现有的周巷镇企业的技术和人才力量,不宜盲目发展高科技产业,但就完善周巷镇产业结构,提升周巷镇产业档次,为周巷镇工业长远发展预留空间的角度而言,应该适时引进高科技产业的加工配套企业或鼓励企业开发一些高科技项目,为周巷镇工业长远发展寻找新一轮的动力。

该镇的工业企业具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营销能力和管理能力,但资本运作能力弱,技术创新能力差,普遍缺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一些企业迫于市场竞争压力,增加了设备和技术改造的投资,2005年技术改造费达到6.6亿元,为1992年0.3亿元的22倍。一些重点企业的新产品开发能力也逐步提升。截止2006年底,全镇开发新产品300多只,其中申报宁波市级新产品30只,获准立项15只,新产品产值达40.5亿元,占全镇规模以上企业总量的38.6%。获准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1项,国家级重点新产品项目1项。全镇获专利授权375件,占全市总量的1/5。全镇的品牌建设也发挥成效。奇迪饮水机获“中国名牌”称号,“恒康”、“奇迪”两只商标被列为“中国驰名商标”。2006年底止,全镇累计拥有中国名牌1只,中国驰名商标3只,省名牌8只,省著名商标8只,宁波名牌18只,宁波知名商标19只,慈溪名牌4只,慈溪知名商标5只。

周巷镇工业企业除少数几家大中型企业外,一般规模较小,它是在缺乏产业、技术和市场基础的情况下快速发展起来的,企业具有不畏风险和积极进取的精神,特点在于以市场为导向、产品项目上马快、转换也快的灵活经营方式。这种企业经营方式带有很强的商业贸易性质,注重于生产和销售的贸易条件,忽略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品牌培育和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同时,周巷镇企业的治理结构大部分以家族制为主,这保证了中小型企业的决策效率,减少了管理摩擦和成本,但也限制了企业规模扩大、优秀管理人才引进和现代企业管理方式的采用,特别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战略决策能力,缺乏积极利用市场资源(如资金市场资源)不断扩大经营规模的能力,也缺乏培育和积累企业文化、知识产权、人力资本等核心竞争力的意识和能力。产品名牌效应不足。周巷镇的3A、恒康、惠康等大型企业在本行业内都取得了比较重要的地位,有的企业按照产销量也是行业老大或三强之列,它们的品牌虽然在浙江是名牌,但是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影响力还不够,产品的名牌效应发挥不足,对企业稳固行业地位和参与行业竞争的促进作用还不够强。高素质人才短缺。周巷镇大中型企业缺乏能忠心于企业,具有高素质的管理人才。由于周巷镇目前小城镇的地位等种种原因,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还不够强。传统的家族制企业管理方式有待向现代家族制企业管理方式转变。周巷镇的企业大都是本地民间资本兴办,绝大多数采用家族制的股权结构和管理机制。企业发展到较大规模时,传统的家族制企业就会表现出与企业规模不相适应,以及企业对创始人过度依赖等问题,从而可能形成企业升级壮大的一个障碍。

传统的商业贸易市场和声誉使得现代商业服务业在镇域经济中的地位逐步上升,但第三产业发展也存在许多问题。历史上,周巷镇作为姚北商业中心或准集散市场,对镇域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解放后,这种贸易和市场的作用明显弱化。改革开放后,随着周巷镇经济的发展,商业贸易和整个第三产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呈上升趋势。周巷镇2000年以来,三次产业比重结构总体呈现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基本保持不变,第三产业比重呈现不断上升趋势。第二,大型专业化市场的发展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目前,周巷镇形成了4个专业市场,分别是副食品市场、农贸市场、木材市场和农产品批发市场,其中“中国食品城”曾为辐射华东地区重要的专业市场。市政府的“两店一场”建设有了新的拓展,其中4家农贸市场通过了规范化农贸市场验收;杭州湾装饰材料市场被评为宁波市二星市场,成为慈溪西部和姚北地区最大的建材交易市场。越来越多的连锁和品牌专卖店在周巷镇落户,创造了更为良好的休闲购物环境。第三,第三产业领域不断得到拓宽。金融服务业、货运服务业和社区服务业发展迅速,家政服务、医疗服务展露新貌。全镇今年还加大了旅游产品开发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推出了黄花梨之旅活动,开发海滩涂资源,开展海滩涂观光、餐饮等滨海旅游项目。

周巷镇第三产业发展的总体格局及结构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其一,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发展的层次不够高,服务领域不宽,发展速度不快,发展潜力需要进一步挖掘;其二,工业品和农产品专业市场波动较大,规模较小。在专业市场建设方面,专业市场经营的品种种类还不够丰富,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现代市场体系。围绕专业市场配置的各种服务业不够完善,专业市场对当地产品加工业的带动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其三,贸工农、产供销一体化进度缓慢,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联度不高,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商业服务业企业经济实力需进一步提高。

经济、社会与政府

该镇的镇域经济发展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问题开始凸显。2006年周巷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410455万元,比上年增长18.0%。2006年周巷全镇年末常住人口128569人,其中户籍人口为94869人。按周巷户籍人口计的人均GDP为43265元,按现行汇率折算达到5760美元。按照钱纳里的标准,周巷镇已步入经济发达初期的水平。同样,按世界银行的统计分类,已超过了世界上中等收入5500美元的水平。但按常住人口(包括常住外来人口)计的人均GDP为31924元,按现行汇率折算为4245美元,按钱纳里的标准,周巷只进入工业化后期。同样,按世界银行的统计分类,周巷仅是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从产业结构看,该镇第一产业增加值28964万元,比上年增加7.3%;第二产业增加值263140万元,比上年增长18.0%;第三产业增加值118351万元,比上年增长21.0%,三次产业构成为7:64:29,第二产业的比重较高。从产业变动的趋势分析,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第一阶段已经基本完成,尽管农业中就业的比重相对还比较高,但其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已下降到工业化后期的水平。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一样,尽管最近几年第三产业的增速明显快于一、二产业,但第三产业的比重相对仍较低。这种产业格局既使周巷镇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区位,转变为以工业为主,商业和农业为辅的经济区位;也使周巷镇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比较倚重于工业,受工业行业景气度的影响较大,商业和服务业对镇级经济的支撑力不够强大。

从发展趋势看,按照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是一个国家或区域的“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周巷镇经济发展既具备了较为充足的资本和基础设施,但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换、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化都已到了关键的时期,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和环境保护、社会经济制度与新利益团体等之间的矛盾也逐步显现,并有时会激化。

周巷镇经济呈现外向型经济的特征,但经济发展的政府主导性越来越强。如图2所示,周巷镇实际利用外资和外贸出货值呈逐年上升趋势。从2002年至2006年,外贸出货值年均增长29.72%、自营出口年均增长41.50%。这一方面表明周巷的工业品市场的国际性特征;另一方面意味着国际经济景气度和市场波动与镇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已较高,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汇率变动趋势已较高程度地影响了企业的经营状况。尤其是周巷镇经济发展主要依托工业的增长,而工业在近年来出口导向性越来越强的背景下,周巷受国内外贸易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外商在周巷镇的直接投资历年较少,从1992年至2005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仅3770万美元,外资对镇的经济没有产生大的影响。

周巷镇经济增长中,私人资本有比较大的贡献度。但政府起着主导的作用,特别是在土地资源配置、城镇规划、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公共产品供给以及社会管理等方面,作用非常明显。特别是近10年来,周巷镇的财政收入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图3),使政府在经济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2006年财政收入为45542万元,是1992年2227万元的20倍。与此相应,政府在公共产品和扶农中的财政支出也在不断提高。2005年,农业支出3600.07万元、教育支出4767.73万元、医疗卫生支出741.51万元;2006年农业支出3636.60万元、教育支出5004.20万元、医疗卫生支出990.80万元。

经济社会与社会经济范文第4篇

[关键词]语境 语体 正式 非正式 社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9-0034-02

引言

传统的语言学把语言看做是具有划一的语音、语法、词汇规则的符号系统。享有“现代语言学之父”称号的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曾经区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两个概念。语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抽象、笼统的概念，它是通过各种言语表示出来的。而言语其本质的功能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文化的传播，及各种社会功能（social function）。谈到社会功能，我们不得不涉及到另外一个词语，即“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不同的社会功能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得以实现，而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人们用来交际的言语也是大相径庭的，以实现不同的交际目的，完成不同的社会功能。本文从什么是语境、语体着手，通过分析语体的类型以及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表现，来探讨其实现的不同的社会功能。

一、什么是语境

Context在语言学界一般被称翻译为语境。语境这一概念在语义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一般而言，英语中的context既指语言环境中的上下文，又指使话语得以进行，文句赖以存在的情境。context可以分为两大类：语言语境（linguistic context）和非语言语境（extra-linguistic context）。

语言语境指的便是语言因素构成的上下文，它是狭义上的语境，其范围较小。非语言语境，也可以称之为社会语境。非语言语境实际上指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多元化的，总的来说，非语言语境由两大因素构成：客观语境因素与主观语境因素。客观语境因素包括时间、地点、场合、对象等因素；主观语境因素包括使用语言的人及其身份、性格、职业、修养、处境、心情等因素。离开具体的语言环境，哪怕是最简单的句子，也不能确定其真实性的条件。

的确，语境对于语言的理解有着极为重要和关键的作用，不仅如此，语境对于语言的使用也有重要的制约作用。不同的语境下，人们用来交际的言语方式也不尽相同，以达到不同的交际目的或完成不同的社会功能。这里的语境主要指的是非语言语境，在特定的语境使用相应合体的语言才能使交际活动顺利进行，才能履行不同的社会功能。那么，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或是什么方式的语言才算是合体的或是适合于一定语境的呢？这便涉及到另外一个概念——语体。

二、语体及语体的类型

语体（style）是语言的功能变体。一个人说话时的情景，包括说话的内容、对象、场合以及说话的目的和动机都可能影响语体的使用。

语体和语境是相互关联的有机体，在特定的环境里，人们选择了相应的语体来实现不同的社会功能。这里说的语境主要是指非语言语境或社会语境，包括交际对象、交际的客观环境和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文化修养等方面的因素。不同的人会使用不同的语体，不同场合使用的语体也不尽相同，即使是同一个人说话也可能因对象不同、情景不同、题材的差异而使用不同的语体。

朱司（Martin Joos）（1962）将英语的语体大致可以分为五种，即庄重语体（the frozen style）、正式语体（the formal style）、商议语体（the consultative style）、随便语体（the casual style）以及亲切语体（the intimate style）。

1.庄重语体也可以称为礼仪语体（the etiquette style）。这种语体非常正式，言词严谨甚至刻板，大多被采用于重要的政府文件、法律条款、历史文献、重大国际会议文件以及各种盛大典礼。

2.正式语体通常是书面体。这种语体主要用于比较重要的场合和比较严肃的主题中。按照拟就的书面讲稿演说或发言，下级对上级或权威人士交谈，与陌生人相见或向陌生人询问事宜，对申请工作的人进行面试以及就比较严肃的议题进行谈判或书信往来等情况下，人们常使用这种语体。正式语体的特点是句子较长，文法规范，包含各种子句，惯用被动语态和排比手法，语序颠倒等。

3.商议语体是一种半正式的语体，它介于正式语体与随便语体之间，所以也被称为中间语体（the neutral style）。使用这种语体的对象往往是不熟悉的人，说话用商议的口吻，使对方也能参与到谈话中来，提供反馈。它是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常见的一种语体。

4.随便语体是在非正式场合交谈时使用的语体，多半用于同学、朋友等熟人之间。一般在这种非正式场合下，参加者彼此之间都比较熟悉，谈论的话题也与日常生活有关，因而，谈话常常是随意的，不拘礼节的。在词汇选择上，随便语体多采用口语化的词汇。

5.亲切语体是用在关系亲密的人之间的一种语体，如在家庭成员之间或是亲密的朋友之间。由于关系的亲密，双方彼此对交谈的内容背景都非常熟悉，因而在交谈中往往心领神会。亲切语体是这五种语体中最简单、最不经意的一种语体。

三、语境对语体的制约以及语体的社会功能

在第一部分里我们提到，语境可以分为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而在这一部分里，我们主要探讨非语言语境（以下均称为语境）对语体的制约作用以及不同语体所实现的不同社会功能。

从第二部分语体的分类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场合下，与不同的对象交谈，谈话者所用的语体是不同的。朱司（1962）对语体的五种分类便是语境对语体制约作用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体现，语境对语体的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不同的言语场合及谈话对象对不同语体的选择。

以上阐述的语体的五种类型也可大致分为三种，即正式的语体、非正式的语体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体。在正式的场合，譬如重大会议、大型典礼、制定官方文书或法律条款等情形下，必须使用正式的语体，这样才能形成严肃、认真甚至庄严、神圣的气氛，从而很好地发挥语体的功能与作用。否则，如果在正式的场合下使用非正式的语体，会给人一种啼笑皆非，不登大雅之堂的感觉，那便使得言语交际失败，从而失去了语体的作用与意义。

不同的交际对象对语体的选择也具有很重要的制约作用。例如，面对亿万听众演讲，对上级或长辈讲话都需要用正式的语体；反之，同学、朋友及亲密伙伴之间的对话就使用非正式的语体来拉近彼此的距离，显得自然、亲切而随意。中间体是介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它是日常交际的一种语体，如用在购物时售货员与顾客之间，旅游的游客与导游之间，以及办公室同事之间的谈话等。

不同的语体有其不同的社会功能。每一种语体在其相应的语境下所达到的交际目的就是其社会功能的一种体现，除此之外，某些特定的语体在特定的语境下还可以实现某些特定的社会功能。正式的语体应用在制定法律条款、商务合同等方面可以使条款用词严谨，内容明确，避免产生争议。

非正式语体在英语广告中的使用，使得广告具有简短精悍、幽默诙谐、生动活泼、亲和力强、容易记忆等特点。

总之，语境制约对不同语体的选择，而选择适当的语体可以帮助达到不同的社交目的，实现不同的社会功能。

四、结论

语境是话语得以进行、文句赖以存在的情境，语境又可以分为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本文主要探讨了在非语言语境即社会语境下，语体的分类及其作用与功能。非语言语境是指用语言表达某种意义时所依赖的时间、地点、场合、话题、交际对象、交际目的等因素构成的情境。根据场合的不同，语体可以分为五种，即庄重语体、正式语体、商议语体、随便语体及亲切语体。它们的文体特征不同，在不同的语境下分别发挥不同的作用。语境，包括话语进行的场合以及话语涉及的对象，对语体的选择有制约作用。在特定的语境下选择相应的语体，才会使话语交际成功地进行，从而实现不同的社会功能。

【参考文献】

[1]Joos，M.The Five Clocks.Harcourt，Brace and World，1962.

[2]Hudson，R.A.Sociolinguis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3]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经济社会与社会经济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消耗；社会构建；亲属关系

【作 者】郑宇，博士，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民族研究院讲师；谭本玲，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硕士。昆明，65009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040-007

Economic Expenditure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The Economic Anthropology Analysis of Qingkou Hani People’ Funeral

Zheng Yu，Tan BenLing

Abstract：The funeral is the grandest and most expending ritual in private life area of Hani people. The analysis of Qingkou’s funeral economic expenditure shows that it has those reasonable characteristics：actual flexible expenditures by the general same proportion，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the lease and hierarchical differences of social consumption. It is one special kind of food storage，redistribution and extraction phases system. The furthermore analysis of gifts’ presenting and distributing tells us that the essentials of the funeral is through the consumption of economy to reproduce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tructure which is built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elatives and non-relatives.

Key words：economic expenditure；social construction；kinship；gift

哈尼族的丧礼早已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总体来看，以往的研究已经认识到它具有如下一些显著特征：第一，这种哈尼族最为隆重的人生过渡仪式是由摩匹主持，①并通过丧礼中的歌舞等表现出欢愉的一面。第二，丧礼按不同社会地位、年龄与婚否来区分等级，通常是按直(头人)、批(摩匹)、级(工匠)、悍(成年已婚者)、侬(未婚者)五种身份来区分的。第三，丧礼耗费巨大，特别是为“善终”的老人举行的丧礼，动辄花费数万元，并会先后动员近千人参与其中。第四，丧礼仪式是哈尼族传统文化体现最为集中、最为充分的仪式之一，它展现了哈尼族经济、社会、宗教、历史、文学、音乐、舞蹈等方面的文化特征，特别是与该民族独特的灵魂观念紧密相关。②

但是，视野的局限，使得既有研究的深入受到了限制。特别是对丧礼中引人注目的庞大的物质消耗，既有研究或者批评这种“非理性”活动带给当地人经济生活的负面影响，或者简单强调这些活动体现的合作、互助的道德伦理，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整合功能。然而，对其中最为核心和层次分明的大量礼物交换，以及它们的原因、方式、特征、社会基础等的探讨，总体来看却是极为不足的。对箐口村一次较有代表性的丧礼中的经济消耗的细致调查和分析，不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哈尼族丧礼中大量消耗的实质，更可能对我们认识其他民族此类仪式的本质意义有所启发。

一、丧礼中的大量消耗

箐口村位于哈尼族主要聚居区的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新街镇南部，是隶属于土锅寨村委会的自然村。现有178户，865人，98%以上的村民属哈尼族昂倮支系。它与黄草岭、大鱼塘、全福庄等哈尼族村寨相连，是一个既保留了大量哈尼族传统文化，又因为是旅游村而处于快速变迁中的村寨。而箐口村的丧礼，便仍是依照传统的方式来进行的，并且在该区域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2007年7月16日至20日共五天时间，我全程追踪观察和调查了箐口村张氏家族中一户家庭的完整丧礼。亡者张田前，男，62岁，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7月16日去世。③亡者有两个兄弟、妻子、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其中，妻子来自堕脚村。大儿子已经结婚，儿媳妇来自陈安村。小儿子只有十七八岁，未婚。两个儿子常年在外打工。大女儿嫁到全福庄村，二女儿就嫁在箐口村。本次丧礼参与人数共约700人左右，时间大约为5天，这将是一次中等规模的丧礼。

整个丧礼的基本过程，可以概况为第一天的接气、净身、制作棺木、杀猪、入棺、请舅舅、献祭和守灵等；第二天的报丧、接待奔丧队伍、歌手演唱等；第三天之后的“斯哈多”(seheiqdov)仪式，包括制作和布置祭祀用具、献祭、“摩匹突”(摩匹祭祀)、歌手演唱等；出殡前一天的“保扎”(baoqzaq)仪式，包括交柴火、杀牛、分肉、献祭、迎接和感谢奔丧队伍、“摩匹突”(念诵“父子连名”与“指路经”等)、歌手演唱等；送殡当天的“聪斯把”(colsiilbavq)仪式，包括挖墓穴、送摩匹祖师、“阿威谢”(aqwyusil，即感谢舅舅)仪式、送殡、妇女绕坟、入葬等；送殡后一天的事务，包括亲戚和村民凑钱、当事人家请所有人吃饭，以及十多天后摩匹还要举行的一个专门仪式等。

在这次丧礼中，尤其让人惊讶的，便是其中动员的大量人力和物力。它们可以分为当事人家庭的消耗，依据与当事人家庭的亲疏关系所划分的姻亲、家族亲戚以及其他家庭的消耗。

(一)当事人家庭的消耗

当事人家庭的消耗，主要包括围绕亡者所进行的接气仪式、准备寿服、制作棺木、献祭牺牲、招待奔丧队伍等方面。④

2007年7月16日凌晨3点，在老人去世前，他的大儿子要进行接气仪式。他们在老人的嘴里放入一块银子。大儿子象征性地完成接气后，老人离去了。伤心的家人们为老人穿上了土布制作的全套寿服。

从中午开始，当事人家便请来了本村的木匠师傅制作棺材。其中，木材是自家的，但要送给木匠师傅一些礼物表示感谢。制作棺木的时候，先后约有十个本家族的人来帮忙。为了招待来帮忙的人们，当事人家宰杀了自己家养的一头300多斤的猪。

因为还需要献祭亡者和招待将要到来的亲戚朋友，17日一早，当事人家又购买了8头小猪，用去约2000元。这些猪肉中的一部分，便用来招待这一天来奔丧的13支队伍(每支队伍平均约20人)，当天一共摆了45桌。

18日要举行“斯哈多”仪式，祭祀牺牲至少要有一头猪、两只公鸡、两只母鸡。一早，家人便买来了一头约200斤，价值2000多元的猪，中午时进行了献祭。

19日的“保扎”仪式，核心内容是杀牛献祭。其中的第一头中等大小的牛，是亡者生前自己饲养的。献祭完成后，牛头被放置在屋外，其他部分的则按以下方式进行了分配：舅舅得到四条肋骨；大女儿得到一条牛腿；当事人的妻子家、大媳妇家，以及小女儿家分别得到3条肋骨。剩下的牛肉则用来招待参加丧礼的人们。

20日举行的是出殡的“聪斯把”仪式。其间，当事人家庭要举行专门的感谢舅舅的“阿威谢”仪式，在仪式中，他们要象征性地给舅舅几十块钱。21日，当事人家要请所有来帮忙的亲戚朋友吃饭，感谢他们的帮助。这一天共来了200多户600多人，他们家摆了50多桌。依据当时的物价，当事人家庭的全部支出换算为现金的话，大约为9000元左右。

(二)姻亲的消耗

除了当事人家庭外，姻亲的消耗是最大的，他们的消耗主要表现在礼物赠与方面。在姻亲中最为特殊的，就是亡者的舅舅。在哈尼族传统丧礼中，这个社会角色的地位是最高的。舅舅送来了一头小猪，并在“阿威谢”仪式中得到感谢。

此外，在17日奔丧时，亡者妻子娘家、大儿媳妇娘家、大女儿夫家、二女儿的夫家，他们分别率领各村的奔丧队伍，每支队伍至少带来了一只鸡，以及米、面等食物。尽管这是“他们自己吃的东西”，但这些东西依然被当事人家庭马上记录下来了。用记录人的话来说，“这些都是债，将来是要还的”。

姻亲们赠送的最为贵重的礼物，便是19日赠送的牛了。这次丧礼中送牛的，包括了亡者妻子娘家、大儿媳妇娘家、二女儿的夫家。他们分别牵来了三头中等偏小的，每头约200公斤价值约3000多元的牛。当然，这些赠送的礼物也是要还的。大女儿正是“为了避免给自己兄弟增加负担”，便只送来了一头小猪。

17日至19日的晚上，分别由大女儿、大儿媳妇请来了歌手，在当事人家的二楼演唱哈尼族的“哈巴”古歌。歌手每晚的演唱需要支付三五十元的辛苦费。此外，18日晚上的时候，大女儿还用买来的几大箱薄饼向当时所有在场的约300多人分发。从以上主要方面来看，姻亲们的消耗换算为现金约为1万元。

(三)家族亲戚的消耗

家族亲戚又分为本村与外村家族亲戚。本村家族亲戚的礼物，主要是一块土布，19日送给当事人家的两升米、一斤黄豆。而外村家族亲戚，则主要是19日送给当事人家的约30斤米和一些糕点等。其中部分关系较为亲密的，还另外赠送了小猪。这些消耗换算为现金，约为1000元左右。

当然，家族亲戚特别是本村家族亲戚的主要负担，更多的是以帮忙即人力的方式体现的。丧礼开始后，家族本村家族亲戚能赶回来的都赶回来了。本村25户张氏亲戚，几乎都派出了人来帮忙。从第二天开始，他们便要到各村寨报丧。之后的每一天，男性按年龄进行分工，分别负责制作棺木、制作墓碑、砍柴、烧火、宰杀和清理献祭牺牲、煮肉、在自己家中接待奔丧队伍，以及挖掘墓穴、送葬和埋葬等繁重工作。妇女们则主要负担起了做饭、做菜、招呼客人等工作。

(四)其他家庭的消耗

这部分主要是本村张氏家族以外的其他家庭，以及村外当事人家庭成员的朋友等的消耗。本村的其他家庭，需要在19日早上每户交来了一捆约5公斤左右的柴火，以及部分关系亲密的家庭送来的小猪。此外，所有参加丧礼的家庭，还要在21日的时候，送给当事人家庭5～10元钱。如果不出钱的话，送1斗谷子或1斗大米也可以。这些消耗换算为现金，共2000元左右。此外，其他家庭的成员们，需要在丧礼期间来看望当事人家庭。他们可以不帮忙，但必须要来看看，不然的话“以后遇到事情就没人会帮忙了”。

这次丧礼包含了哈尼族丧礼的重要环节，并且，无论从经济消耗、参与人数、持续时间，还是从仪式程序等方面来说，在哈尼族丧礼中都是极具代表性的。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哈尼族丧礼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中动员的大量人力和物力，特别是极大的经济消耗。

二、“理性”的经济消耗

哈尼族丧礼中的巨大耗费是否导致了类似“波特拉赤”的“在物质方式中的颤抖的手”呢?⑥以张氏本次中等规模的丧礼来看，包括现金和实物两项支出在内，计算当事人家庭的经济消耗以及亲戚朋友赠礼等，那么，整个丧礼的全部花费换算成现金为22000元左右。这样的花费对当地年均现金收入只有800多元的普通家庭而言，显然是难以承受的。然而，事实上，当事人自己家的主要消耗，只是一头牛、两头中等大小的猪和八头小猪，以及用于购买其他东西的现金支出。这部分支出换算为现金，大约为9000元左右。当然，除了当事人家自己所饲养的牛和猪外，真正的现金消耗约为4500元。而此外的13000元，则都可以归入因“礼物”赠予产生的消耗。

而这些消耗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其中大量的用于献祭的牺牲。对此的解释，村民们认为那是对亡者在另一世界继续“正常”生活的必要保证。它表达了这样的观念，即亡者作为自然生物体的生命结束了，但他的灵魂却仍将在另一世界继续“活着”，他仍需要后人通过献祭的牲畜、食物等才能继续“生活”。但这只是观念层面的解释，而经济的认识需要从经济本身的分析开始。所以，我们将首先考察这部分消耗的产生及其转化。

以亡者大儿子的“负债”情况为例。因为两个儿子打工有一些积蓄，他们家没有另外借钱筹办丧礼。因此，大儿子将来需要偿还的便只是丧礼礼物，包括父亲的这次丧礼，以及将来母亲丧礼中必然的几乎相同的以献祭牺牲为主的所受之礼。也就是说，他需要还礼的数量，包括父亲丧礼中的3头牛，以及将来母亲丧礼中的约3头牛，其他亲戚、朋友赠送的小猪共约60多头，以及共约400多户的2000多元钱。即便将来他的兄弟可以帮助他分担其中的一半，即他需要负担的为约3头牛、30头小猪和1000多元钱，这样支出乍看起来也还是较大的。

然而，礼物赠予总是与回收相对的。大儿子将来回赠的礼物，同样会在更远的将来逐渐收回。如果从这样的过程的、“主位”的视角出发，那么，以上仅从一次丧礼便得出的经济大量“浪费”的通常的粗略结论，就值得我们反思了。以下关于丧礼次数的测算及礼物回收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发现丧礼消耗的合理性的一面。

箐口村2007年户数为178户，人口865人(近10年仅增加了约50人)。从死亡人口来看(除去18岁以下夭折人数)，近十年平均每年死亡人数约为5.7人。⑦再考虑到其中50岁以下死者的丧礼从简，也就是说，仅箐口村平均每年就要举行约5次左右的中等规模的丧礼。如果再拓展到周围联系极为紧密的黄草岭、大鱼塘、全福庄等亲属关系紧密的约七八个哈尼族村寨，那么，箐口村每个村民每年参加的丧礼便达到了约15次之多。对该村近30名村民的访谈，证实了这一测算结果是基本准确的。

再从个体参与丧礼次数来看，根据1992年至2004年的统计数字计算，箐口村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52.5岁。以一个人参与当地丧礼的时间为40年，每年15次测算，那么，一个人一生参与的丧礼理论上就达到平均600次之多，平均每月为1.25次。按一个人一生赠送的约3头牛、30头小猪的实物支出，并按照牛每头约200公斤、小猪每头约10公斤来计算，那么，每个家庭在每次丧礼中消耗的肉量约为：(200×3+30×10)/600=900/600=1.5公斤。这个结果与本次丧礼的实际观察也是基本符合的。由此来看，丧礼中的大量消耗便不再是简单的“浪费”。所有一次性赠予的牛和猪，其实是在多达约600次的丧礼中，全部由自己和家庭成员逐步“收回”了。因而，从长期对比来看，每个家庭赠予和分配的食物是基本均衡的。

可见，丧礼中的礼物赠予及其分配方式，事实上构成了一种“一次给予，长期回收”的食物储存、再分配和分期提取制度。它显然发挥着定期营养补给的重要功能。进一步来看，这样的储存和回收，如果仅仅从物质层面来说，就是基本等值而没有增值的，其中的赠予与归还当然也就没有“利息”可言了。这种仪式性的礼物赠予，因而实质上是一种无息的长期借贷活动，它通过将财富在亲属之间进行不断转移，从而实现了剩余产品的储存、再分配和分期提取。

当然，这样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对当事人家庭长期而深刻的经济影响。以本次丧礼为例，对于亡者的大儿子而言，换算为现金，他平均每年在丧礼中大约需要支出225元左右，其中的现金支出每年约为100元。与当地每户每年只有800多元的现金收入相比，这仍是一笔不消的支出。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丧礼对于当地一个一般家庭的经济影响呢?

首先，对于当地一个中等经济水平的家庭而言，丧礼基本是“收支平衡”的。以本次丧礼来看，其耗费主要包括当事人家的牛和猪，买来的八头小猪，以及购买蔬菜、米、烟、酒等必要支出。其中，牛和一头猪“是老人自己养的”，其他全部支出换算为现金约为4500元左右。而最后一天的参与丧礼的家庭共凑钱1000多元，也就是说，他们家的实际现金支出为3000多元。这对于当地大多数家庭还是能承受的。这就避免了当事人家庭被这样的事件抛入突然贫困，保证了丧礼不至于从经济上击溃大部分家庭。

其次，丧礼事实上是反对过度消耗的。丧礼过程中杀的牛的大小，可以按自己家的实际经济情况来调整，“有钱的杀大牛，没有钱的杀小牛”，需要的猪和鸡的大小和数量也同样如此。并且，当事人家庭还可以主动拒绝难以承受的过度礼物赠予。例如，本次丧礼中就有外村的远房亲戚表达了“牵牛”的意愿，但遭到了当事人家的婉言谢绝。

最后，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实物收入的话，其实丧礼的支出在一个一般家庭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非常大。从对该村经济状况的长期调查来看，如果计算实物收入(种植业、家庭饲养业、渔业等)以及打工经济的收入，结合2007年经济统计年表中人均862元的数据来看，当地家庭目前的平均年收入达到了约3000元左右。对于大部分家庭而言，除了当年造成的直接较大影响外，平均每年换算为现金200多元的，占全年总收入7%左右的支出，除了对最为贫困的七八户家庭影响较为明显外，对大部分一般家庭还是能够承受的。

哈尼族丧礼中的经济消耗，因而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特殊经济运行方式。它是一种通过食物的储存、再分配和分期提取的方式，实现共同体内部处理剩余产品、相互分担经济压力的，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有效制度。它也许是对以往共同体应对生存危机、共同分担风险的惯性表达。在此意义上，它不仅是一种长期的无息信贷制度，还是一种社会保险制度。我们从中不仅看到了经济的复杂运行，更可以体会到社会关系所具有的经济功能，特别是在此过程中社会关系的不断“增值”。

三、礼物的流动与社会的构建

每一种经济的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的现象。⑧特别是对于礼物而言，它的核心意义，就在于经济表象背后所产生的某种社会权利与人的流通。⑨哈尼族丧礼中的消耗同样并不限于食物借贷的经济功能，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背后的社会关系的联结。正如当地人对该现象的认识一样，对于丧礼中的财富和礼物流动，大家都毫无例外地明确反对这是一种“经济关系”，而认为这是亲戚朋友相互帮助的必要方式。得到他们公认的表述是“有借有还，互相帮助”。对丧礼礼物的分类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对应充分表明了，其中的礼物流动绝不限于经济目的，其根本目标是指向社会构建的。

从赠予者与亡者的关系、礼物赠予的时间、种类和数量出发，我们可以对此次丧礼礼物赠予情况进行如下总结：

一、舅舅(第一代姻亲)：16日鸡一只、银制挖耳勺一只；19日小猪一头；

二、妻子娘家(第二代姻亲)：17日鸡一只；19日牛一头；

三、大儿媳妇(第三代姻亲)：17日鸡一只；19日牛一头；

四、大女儿夫家(第三代姻亲)：17日鸡一只；18日小猪一头，大量薄饼等；

五、小女儿夫家(第三代姻亲)：17日鸡一只；19日牛一头；

六、本村张氏家族家庭(家族亲戚)：19日送给当事人家两升米、一斤黄豆；

七、外村张氏家族亲戚(家族亲戚)：19日每支队伍送给当事人家约30斤米；21日每户凑给当事人家5～10元钱；

八、非本家族家庭(本村或外村非本家族家庭)：19日本村非本家族家庭每户送给当事人家5斤柴火；21日每户送5～10元。另外，村寨内外亲戚朋友共约30多户赠送约10公斤的小猪30多头。

如上所示，礼物的分类实质上是与社会关系的分类相互对应的。礼物的不同类型，勾勒了一幅以当事人家庭为中心展开的层次清晰的社会关系图示，而其中最首要的便是亲属与非亲属的不同。

对于非亲属来说，他们只需要在丧礼最后赠送柴火和一些钱即可。而且，他们并不参与丧礼具体事务。如大李家族的一位老人就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张家的事情，我们不好插手”。当然，丧礼并非就此把非亲属完全排除在外。特别是如果当事人家杀自己饲养的第二头牛的话，这头牛的肉是要专门分给参与丧礼的其他家族的人员的。而即便不杀第二头牛，也还要在出殡时专门为其他家族的成员煮一锅叫做“雅刹伊”的肉来感谢他们的帮助。

在亲属内部，礼物的不同性质和数量，进一步展现了哈尼族基于血亲、姻亲、其他家族亲属区分的不同层次的亲疏关系。如牛对应的是姻亲(姻亲中的舅亲是特殊的⑩)，小猪则主要是家族亲戚和其他朋友。礼物数量进一步表明了其间的差异，即姻亲的礼物最多也最为贵重，其他家族亲属、朋友则逐渐次之。

其中，直系血亲包括了亡者的儿子们，以及亡者的兄弟及其儿子们。他们因为是“一家人”而不必相互赠礼。但需要说明的是，他们内部其实也是有区分的。如丧礼中涉及用钱、收礼等重要事务，便只是由当事人的儿子来处理。

与之相对，赠牛的各代姻亲的礼物却是最为丰厚的，约占整个丧礼消耗的45%。如上所示，依据不同辈分，姻亲从上至下还可以细分为由亡者的母亲、妻子和女儿所依次形成的亡者的舅亲、亡者妻子的娘家和亡者女儿的夫家三代姻亲。姻亲团体通常限定在三代以内。三代以后，两个家庭间的第一代姻亲关系才结束。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之间诸如丧礼、婚礼等产生的礼物交换也是要连续维持三代的，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交换关系视为一种契约式的代际转移。

而本家族其他亲戚，他们的经济消耗并不大，但他们投入的人力却是最大的。另外，其他非亲属的消耗约占整个丧礼的十分之一。它们在整个丧礼中的投入无疑是最小的。

可见，丧礼中展现了哈尼族社会的以血缘为根基，同时充分重视婚姻关系的基本社会规则。它表现为以家庭为中心的，依循血缘和地缘关系逐渐向外扩展的基本社会结构，即按“直系血亲―姻亲―家族亲属―非亲属”来决定亲疏关系的逐层向外扩展的同心圆结构。[11]这也就使丧礼礼物交换具备了有等级差异的社会性消耗的基本特征。

丧礼中的礼物表明，获取使用价值只是礼物交换的表面目标，其根本却是指向礼物背后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再生产。借助礼物的流动，丧礼实现了社会团体之间边界的区分，特别是他们内部社会关系的强化。它因而是一种借助于物的经济价值的消耗，来构建、巩固社会关系的特殊方式。它说明了“物品的流动与人际关系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而，“不仅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能决定物品的既定运动，同样，某种特殊的交换也能产生特定的社会关系”。[12]

但必须说明的是，通过礼物所描绘和再生产的社会结构，应当被视为哈尼族文化的一种“理想类型”，它同现实是有差异的。例如，表亲、邻居或朋友，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就比姻亲还要亲密和重要得多。舅舅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丧礼对舅舅这个角色的重要性给予了毫不掩饰甚至略显夸张的强调。他在从始至终的丧礼中得到了不同寻常的最尊贵待遇，特别是“阿威谢”中，舅舅要接受当事人家的“付款”这一极具戏剧表演性质的仪式，集中地表明了舅舅社会角色的特殊性。[13]这同哈尼族普遍流行着“舅舅最大”、舅舅要“叫三代”(维持三代关系)等说法是相吻合的。[14]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少量村民同他们的舅舅关系却并不是最亲密的。甚至还有极端的相互不来往的案例。

综上所述，哈尼族丧礼中的经济运行方式特别是礼物交换，并不是一种非理性的现象。它精巧的运作过程、复杂的交换流程、层次分明的结构特征、多样化的功能和意义等都表明了，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适应当地现实状况的一种合理安排。它是一种食物的储存、再分配和分期提取制度，具备按大致同等比例灵活决定实际支出、契约式的代际转移有、等级差异的社会性消耗等主要特征。它因而是一种“嵌入”于当地社会结构的经济方式。[15]它服从于共同体稳定和延续的首要诉求，是当地人保障自身社会延续、实现社会再生产的一种基本机制。[16]我们可以推想，在当地社会没有发生结构性的重大改变之前，它还将延续下去。

注释：

①摩匹是哈尼族基于家族区分的神职人员。

②遵循当地哈尼族避讳亡者姓名，以及相关亲属姓名的规则，该个案中出现的相关人名均使用化名。其中的部分重要仪式名称用哈尼语进行了标注。

③“当事人家庭”是指，除了亡者的妻子、儿子、儿媳外，还包括了直系血亲，即亡者的兄弟及其儿子们。他们作为一个“家庭”负责整个丧礼。

④相关基本数据由村委会提供，并结合实地调查进行了修正。

⑤有一些区域的哈尼族，亡者的舅舅在丧礼中需要赠送羊。但据箐口村老人回忆，在他们还很小的时候，本地就很少养羊，也许因此，这里的舅舅也就没有丧礼中“牵羊”的规定。

⑥亡者的儿子和侄儿们身着华丽的衣服在舅舅面前跪好，舅舅帮他们缠上包头后，由大儿子拿出了一叠零钱，总共大约四十元交给舅舅。舅舅慢慢地一张一张地数，最后还要把钱放在秤上象征性地称称重量。就在舅舅表示钱“太轻了”的时候，周围本村的村民们一起高呼“太多啦，太多啦”。就在大家的欢笑声中，舅舅“被迫”抽出其中的七八元零钱，把它们还给了当事人的儿子和侄子们。

⑦史军超.哈尼族文化大观[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9. 226-249；李克忠. 寨神――哈尼族文化实证研究[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387-436；陶贵学. 新平哈尼族的丧葬习俗及其灵魂观念[A].李子贤、李期博. 首届哈尼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 361―372. 何作庆. 哈尼族丧葬习俗中的人际关系[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7.4；甘俊琳. 西双版纳哈尼族丧礼刍议[ A]. 李期博. 第四届哈尼/阿卡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5. 320-327等.

⑧李克忠. 寨神――哈尼族文化实证研究[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387-436

⑨Snyder，S. Quest for the Northern Puget Sound：An Interpretation of Potlatch[J]. In Ethnology 14：(2) (April，1975) . 154-156.

⑩Parsons. T，Smelser，N. J. Economy and Society-A Study in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Theory[M]. London，Boston，Melbourne and Henley：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ress. 1984. 306-307.

[11][法]马赛尔・莫斯. 礼物[M]. 汲?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1.

[12]郑宇.哈尼族宗教组织与双重性社会结构――以箐口村“摩匹―咪谷”为例[J]. 民族研究. 2007.4.

[13]Marshall Sahlins. Stone Age Economics[M]. Aldine de Gruyter press. 1972. 186.

[14]李云霞. 哈尼族丧葬礼仪中的舅权――以元阳县水沟脚村哈尼族多尼人为例[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