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天文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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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天文学成就范文第1篇

泰勒斯是谁?古希腊第一个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被人们誉为“科学之祖”、“希腊七贤之首”。好比观察天上星星那样的专注，泰勒斯测量过太阳的直径约为日道的1／720(这个数字与现在所测得的太阳直径相差很小)。他还告诉那些航海的人，按照小熊星航行比按大熊星航行要准确得多。在没有任何天文观察设备的情况下，通过对日月星辰的观察和研究，是他确定了365天为一年。他还曾预测了一次日食，制止了一场战争。同时，他的数学天才令他成功地准确测量了埃及金字塔的高度，他最著名的哲学观：“水生万物，万物复归于水”，在今天看来也的确是一个充满先知的观点。

与泰勒斯不一样的是，人类自成规模的科学却并非真的因个人好奇而诞生，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态及许多偶然因素而产生的。

古巴比伦的第一批“知识分子”――祭司们从对天空的探询而开始观察“如果一颗恒星从西方闪烁并进入Yoke，就会有变乱发生”，到用楔形文字书写天文学原典，并制作许多解释多变天象的精巧算术模型。虽然他们当时对于天空的研究并非出于自己本人对知识的热望，而是为了完成某些政治使命，同时满足国王的好奇心――毕竟当时的占卜比将拿到手边的真理更重要。但是，这样的研究在无形中令古代科技就此诞生。

与古巴比伦的情况一样，在古代中国，对天文历法的研究向来和统治者有密切的利害关系。《礼记》、《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就精确陈述了统治者和整个宫廷必须做什么来确保天地和谐，如音乐的演奏、用膳的种类，一直到宫室嫔妃着装的颜色等。《月令》以可怕的警告结束每个月的叙述：如果不遵从那些仪式。哪怕是微末细节，自然灾害和政治变动就会发生――我们国家的钦天监就此存在了大约2000年，一直到最后一个朝代清朝为止。不过。因为统治者的重视，这就使得许多纯粹的天文学17作得以混合其中。在我国卓越的天文学成就之中，最重要的是制定历法的规则和确定越来越精确的日、月食周期，其次是分辨出什么是可以严格预报的而什么是不能的：后者包括关于新星、超新星和太阳黑子的记录，都是17世纪之前世界上最完整的记录。

竞争式教育

现在我们再将注意力转向泰勒斯所在的希腊。既不同于古巴比伦的祭司，也有别于中国的钦天监官员，古希腊研究天文的人通常都不为国王工作，也不从国家机构那里获得持续稳定的支持。于是，从事教育工作成了这些人最主要的谋生方式。这也难怪为什么在占希腊有那么多先贤会公开演讲或辩论，大概其中电有增强自身威望以吸引更多学生来支付学费的原因吧。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希腊人本身的好胜心理及研究科学的独立思想造成了最直接的影响。因为你要经常公众演讲，就必须要有原创性的新观点来吸引大家，这种严苛的竞争意识，无形之中令许多科学观念得到了发展，并被运用于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数学和其他相关领域。

如果说希腊人重视传播科学思想和方法。那么雅典人则更重视科学发明的技艺了。或许是由于公元前雅典人与波斯人一直发生着的持久战争。这些战争产生的殖民贸易，令雅典的手工业发达起来。雅典执政者对手工技艺的重视也越发提升，连作为诗人和商人的梭伦，在他对雅典的执政生涯里都曾颁布了这样一条法令：“除非父亲教儿子学会一项技艺，否则儿子就不需要奉养父亲。”雅典许多发明家因而在这个时期活跃起来：有人发明了风箱：有人改进了铁锚和制陶的轮子；有人发明了杠杆、三角板、车床、量尺和钥匙。就连当时的希腊语“sophia”一词也仍旧用来指工艺技术，而不是指智慧。

而当雅典人战胜了波斯人之后，雅典的哲学诞生了――为了丰富城邦生活，一位将地球上一切运动归之于心灵或灵魂作用的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被雅典人请进了城。值得庆幸的是。阿那克萨哥拉热衷于观测天文，他认为太阳是一块烧得又红又热的石头；月亮和行星也和地球一样，月亮上面也有山和居民；同时，他是第一个设想月光是日光的反射的人，也是第一个用月影盖着地球和地影盖着月亮的见解来说明日食和月食的人。

古希腊天文学成就范文第2篇

这台声音振记器所用的存储介质是用煤烟熏黑了的纸。声音从大喇叭状的接收器传进来，空气的振动推动一支短而轻的针尖，在运动的纸上刮下煤烟，留下浅色的波纹状线条。声音的振动终于转成了图像，就像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声波图。不过唯一的问题在于，它不能播放。1860年4月9日，他录制了一首历史悠久的法国儿歌《在月光下》。2008年，人们根据斯科特的“声波图”将这首歌还原了出来。

1967年4月24日――“联盟”1号宇宙飞船坠毁搭，载宇航员成首位太空任务遇难者

弗拉基米尔・科马沃夫出生于1927年3月16日，32岁时成为苏联第一批宇航员。但是随着苏联“联盟”1号宇宙飞船的坠毁，科马沃夫也成为首位在执行太空任务时遇难的宇航员。

其实，在执行此次任务之前，科马沃夫对面临的风险早有心理准备，他的队友加加林曾对飞船进行详细检查，发现了203个结构性问题。虽然加加林极力劝阻此次发射，但迫于领导层压力，飞船如期发射。当“联盟”1号进入轨道后，马上就出现了问题：两个太阳能电池板中的一个无法打开；电力受损，飞船的动力一下子少了一半。1967年4月24日清晨，“联盟”1号飞船开始降落，主伞没能顺利拉开，备用伞也无法启用。最终，“联盟”1号以9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撞向地面坠毁。

1777年4月30日――“数学王子”高斯诞生

古希腊天文学成就范文第3篇

爱因斯坦在回答施威策的信中，在讲到中国为什么没有近代科学技术而西方在这方面却层出不穷时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的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在这里，爱因斯坦把科学成就与哲学成就，特别是与哲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成就紧密联系起来，认为西方科学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就是把西方哲学家发明的哲学研究方法成功地运用到了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并为科技工作者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正确途径。而中国的哲学家没有做这类研究，也就谈不上将哲学与自然科学结合从而取得科技的巨大发展。由此表明，哲学与科技发展关系密切，在科技发展的历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科技创新的关键是方法创新

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创新活动的历史。创新活动贯穿于人类生产实践、社会斗争实践、科技实践之中，知识为体方法为魂，方法是创造一切的关键。对于科技创新来说，科学方法的创新是关键环节。因为科学方法能使科学研究更严密，从而使科技创新更有效地进行。巴甫洛夫曾深有体会地认为：“方法是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东西”，“方法掌握着研究的命运”。科学方法是科技工作者认识客观事物的手段。这个认识手段在黑格尔看来“是主体方面的某个手段”，即主体在探索的认识中所拥有的能动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方法。黑格尔又说：方法也就是工具”。因此，科技工作者掌握了优秀的科学研究方法就等于拥有了先进的科研工具，用这个工具去进行科技创新，定能促使科技创新的实现。因为任何方法都包含着对有关对象规律性的认识，它是根据这种规律而制定出来的用以进一步认识和改造现实，并从而获得一定成果的手段或工具。众所周知，在科技史上开普勒因善于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概括出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而他的老师第谷因却使得真理从眼前溜掉。所以，通常情况下科技工作者们不仅非常注意科学研究的具体内容，而且非常重视科学研究的方法。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笛卡儿说:“我可以毫无踌躇地说，我觉得我有很大的幸运，从青年时代以来，就发现了某些途径，引导我作了一些思考，获得一些公理，我从这些思考和公理形成了一种方法，凭借这种方法，我觉得自己有了依靠，可以逐步增进我的知识，并且一点一点把它提高到我的平庸的才智和短促的生命所能容许达到的最高点。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说：认识一位天才的研究方法，对 于科学的进步，……并不比发现本身更少用处。科学研究的方法经常是极富兴趣的部分。”

科学方法是科技工作者所应掌握的一种创造性的复杂技能，但这种技能不是人们先天就有的，是人们通过学习不断总结经验而逐步地提高和发展的。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他在科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大致有三个主要来源:一是从前辈或同行中学习得来;二是在科研实践中摸索、体会出来；三是在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获得。哲学是科学研究相当重要的方法源泉之一。因此，学习哲学是科技工作者获得科技创新方法的一条必不可少的途径。作为科技工作者应重视对哲学的学习，因为：第一，哲学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哲学研究的方法，如归纳法、演绎法、矛盾分析法等能为科学方法的创新提供最普遍的方法论指导;第二，哲学是主体的纯粹思维活动，是主体方面反思人类各种活动(包括科技活动）的重要手段，它总是超越关于经验对象的思考，超越既定的科学理论，做出新的科学发现或提供新的科学理论;第三，从科技史上看，大凡在科学活动中有创新举措的科技工作者都具有很高的哲学素养，都自觉地使用哲学的方法指导自己的工作;大凡有众多科技创新成果产生的年代，也都是人们在哲学观念（思维)转变的带动下使科学方法有重大突破的年代。20世纪的创新巨匠爱因斯坦，年轻时就曾如饥似渴地钻研过古希腊哲学家和近代笛卡尔、康德、马赫、彭加勒等人的哲学著作，并从中获得很多启发，他认为，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他讲：科学如果脱离了认识论一只要这是可以设想的一就成为粗俗的、混乱的东西。[1因此，一个国家、一个科技工作者要想有不断的科技创新成果产生，就必须重视对哲学的学习，不断改进科研方法:4]。

二、哲学为科技创新提供普遍有效的方法

哲学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它在给人提供世界是什么的同时也提出认识世界的方法应当是什么样的，即为人们提供认识世界的工具。古希腊哲学家、科学方法论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称自己的哲学为“工具论”，近代经验论哲学鼻祖弗朗西斯·培根也把他自己崭新的哲学叫做“新工具”。哲学的这一工具性突出地体现在它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以下三种主要方法。

(一)哲学的逻辑思维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了科学的归纳法和演绎法，为科技创新开辟了新思路

恩格斯说，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甚至连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形式逻辑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对人类思维的形式进行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的关于人类思维规则的学问。它揭示了正确的思维形式，让人们弄清了思维必须符合哪些条件才能达到认识的目的。逻辑思维方法是哲学研究中重要的也是最常用的方法。由于逻辑推理具有使人的思维更严密、严格、严谨的优点，被逐渐运用于自然科学研究中，并成为科技工作者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科学研究的日益发展，通过逻辑论证获得科学知识的方法越来越受到极大关注，科技工作者们根据一定的科学事实和经验材料，遵循逻辑思维规律和思维规则，按照严格的逻辑程式进行科学思考、判断和推理，获得了极大的科研成就。特别是进一步系统化和程序化的逻辑论证方法一归纳法和演绎法的诞生和运用，为科学研究方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科技工作者开创了新的思路，迎来了科技创新史上的一次大丰收。

归纳法和演绎法是由两位著名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和笛卡儿在建立科学知识体系时将具体的科学方法上升至哲学的高度进行提炼、研究提出来的。

归纳法是一种建立在对大量观察资料进行理智分析比较的基础上，由个别到特殊，由特殊到一般从而得出关于此类事物的规律性认识的科学研究方法。进一步系统化了的科学归纳法是培根在批判经院哲学和传统教条阻碍科学发展的前提下，从经验论的角度，进一步阐述科学试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必须建立一个合乎时代需要、能促进科学与生产发展的新哲学的思想指导下首先提出，后经赫舍尔、惠威尔等人完善和扩大的。比起以往自发的归纳法来，科学归纳法能根据对某类事物的典型对象及其属性之间必然联系的认识，推出该类所有对象中都具有某种属性的一般性结论，深刻揭示和显现事物的因果关系，是一种上升到自觉的、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层次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因此倍受科技工作者的青睐，是科学方法的创新。这一创新在物理学领域使科技工作者们发现了许多新定理、定律。例如:力学中的牛顿三定律，热学中气体的三定律，电学中的库仑定律、欧姆定律、焦耳一楞次定律，光学中的反射、折射定律，等等，都是归纳实验的结果。在生物学领域达尔文进化论的创立，也与他自觉地运用归纳法有直接关系。

而瑞典生物学家林耐由于忽视归纳法的运用，仅仅用分类方法分析问题，得出了物种不变的错误观点。恩格斯指出：从个别东西开始的一切推理形式都是实验上的和以经验为基础的东西。演绎法是从已知的某些一般原理、定理、公理或概念出发推出个别结论的思维方法，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它是笛卡儿在批判经院哲学和传统教条阻碍科学发展的前提下，从理性主义角度提出的必须把科学知识大厦及其每一组成部分都建立于“理性”的基础上的科学方法和思想。笛卡儿认为，从感觉经验中引申出来的认识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运用归纳法只能得到或然性的、不确定的知识。

而近代科学中的力学和天文学已不满足于个别经验材料的搜集甚至也不满足于系统经验材料的初步整理，而是要求建立完整的、逻辑上自恰的科学理论体系。于是，笛卡儿借助数学建立了他的直观一演绎法。后经以伽利略、牛顿等为代表的科学家和以杰文斯为代表的哲学家的发展，又建立了假说一演绎法。演绎法的创立和使用，加强了科学研究的理性思维特征性，是科学方法的又一个创新。因为它可以在大前提的第一原理下通过一系列的间接论证得到“较远的推论”，它是发现的逻辑是发现真理的一种最有效的方法。演绎法使科技工作者从中受到很大启发，产生了许多科技创新成果。例如，狭义相对论的一系列重要结果，是爱因斯坦运用演绎法从两个基本原理得出的，一个是相对性原理，一个是光速不变原理。从这两个原理出发，推导出洛仑兹变换，进而演绎出物体在高速运动时，钟慢、尺缩、质增以及同时性的相对性等等。建立了与经典物理学的时空理论根本不同的现代物理学的时空理论即狭义相对论。又如，热力学的全部内容便是从热力学的三个定律出发，按照严格的逻辑推理而演绎出的一系列新结论。

其实，在实际的科学认识过程中，归纳法和演绎法是互为条件、互相渗透的，是不可绝对分开使用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5归纳法和演绎法都是哲学逻辑思维的基本方法，在被一些科技工作者自觉运用于科学研究之后，使科学活动一改过去工匠式的从经验中摸索着创造技艺和工具的应用状态，成为用逻辑探索自然界规律的理性活动；使科技工作者一改过去那种只着重于“做什么”的闭塞思路，发展为要研究“为什么做”和“怎样做”这种寻求科技创新规律的新的思维风尚。逻辑思维方法已成为必不可少的思维工具。

(二)哲学的辩证思维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了辩证逻辑方法，使科技工作者沿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正确道路在实践中认识真理、丰富真理

著名的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曾经说过: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事情乃是制定研究法。

从整个科学以及各门具体科学的发展史来看，科学认识的进步和科技创新成果的获得是同科学研究方法的提高密切相关的。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单纯的归纳和演绎方法对于认识物质世界运动变化深层次的规律显得愈来愈不够用，科学已进入了需要用高于形式逻辑方法的方法去认识和揭示事物变化发展本质的阶段。此时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被引入到科学研究方法之中。由于辩证法是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世界，因此用辩证的方法思考问题，把辩证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结合起来就能实现严密揭示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的认识目的。辩证逻辑方法给人们开辟了一种新的、但又符合自然规律的认识模式，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实现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恩格斯说:“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因而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难……”科学的辩证逻辑的方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

科学创新的实践，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创新实践表明，许多重大的科技突破或科技创新都与科技工作者自觉地运用辩证逻辑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密切关系。例如：哥本哈根学派的著名物理学家玻尔的“互补原理”就是在解决粒子波粒二象性统一的情况下，使用辩证的思维方法发明的。在1926年当哥本哈根学派的物理学家们为测不准关系所困扰的时候，玻尔指出，电子在原子中“轨道”的不确定并不是绝境，这只是对传统的质点运动轨道概念的否定。他认为，正是这种否定，反倒构成了原子能量唯一定义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把否定本身看成是我们认识的真正进步。只要把粒子属性的两个方面看作是互相补充、彼此过渡的，就可以更全面地把握粒子的真实状态。“互补原理”的基本原则就是从共存的对立面中寻求二者的统一性。二象性是粒子两种对立的客观属性，即在某些观测仪器下，微观客体被描述为“微粒”，而在另一观测仪器下，它们又被描述为“波动”，这是粒子两种对立的客观属性，是客观事实。但这一事实在经典物理学的机械观点看来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时属于一个事物的，是无法统一的。但是波尔运用了辩证的思维方法，即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辩证规律去认识客观事物，承认粒子的两种对立的客观属性，并从对立面的特殊性中全面地把握了事物的丰富内容，正确地揭示了微观客体的特殊本质。

玻尔所使用的辩证的逻辑方法，随着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被广泛应用于现代物理学、现代宇宙学、现代数学、系统科学等学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例如，1928年狄拉克根据它的新方程得出一个大胆的假说:“真空”不空，“真空”充满了电子。这一假设后被美国科学家安德森所证实。又如，日本现代核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提出并证实的介子理论，为我们展示了质子和中子持续不断地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从而被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辩证本性。又如，彭加勒关于在数学中逻辑思维和直觉思维交互运用、相辅相成的思想，扎德提出的模糊数学，贝塔朗菲创立的系统学等等，无一不是借助辩证逻辑方法思考和研究得出的。

辩证逻辑方法的性质决定了辩证逻辑方法的作用：即揭示事物的对立方面，在对立面互补统一的关系中达到新的和谐一致，达到对事物的更完美的认识，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各门具体科学都应学会运用辩证逻辑方法，科技工作者也只有在辩证逻辑方法的引导下才能沿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道路前进，才能取得更大的科技创新成果。

(三)哲学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引导科技工作者按照研究对象的本性确定与之相适应的方法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唯物辩证法的灵魂，也是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中最具普遍意义的方法和最高的指导思想。任何一种科学方法都是在人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在考虑自己的行动方式时，始终要依据客观实际，依据目标和实际情况去选择和确定自己的研究方法。

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科技工作者进行科学研究时所使用的科学方法应该按照研究对象的本性和研究的目的制定，不能随意制定。也就是说，不同的研究目的、不同的研究对象要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如果要寻找研究对象的某种现象或证明某种假设，就应该进行实证性的研究，这种研究的主要方法是经验认识的方法。经验认识方法主要包括观察法和实验法。经验认识方法比较重实践、重系统经验，它能为科学研究、技术发明、理论发现、科技创新提供大量的、真实的感性材料和对认识对象纯化的、定向性的、典型性的研究成果。比如天文学是较为典型的实证科学，它主要靠观察天体的位置、分布、运动、结构等因素来开展研究，不能去人为干预和改变这些因素，故天文工作者较多地使用经验认识的方法，他们长年累月地进行天体观测所积累的天文资料成为天文学发展的源泉。

如果要确定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就应进行基础理论性的研究，这种研究的主要方法是理论思维的方法。因为基础研究力图提供一个概念体系，把相关事实纳入一个可以理解的框架中，并通过这个概念体系，把各种各样的观察材料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理论思维方法主要包括经验定律和理论原理，理论思维方法能从经验事实中归纳出经验定律，然后运用演绎的方法去解释或预测从经验定律中建立的某种假设原理。比如物理学中关于运动的基本定律和万有引力理论，就是将经验上千差万别的不同现象，如将自由落体、单摆、潮汐、月球、行星、慧星、双星、人造卫星的运动，显示为内在的一致性和规律性，显示为一个共同的基本机制的作用，由此可以对从苹果落地到卫星轨道等广泛的现象做出解释。基础科学就是用少量的原理法则对纷繁的自然现象做出统一的解释。

经验认识方法与理论思维方法也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在科学研究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工作者能否自觉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科技工作者只有学会根据不同的科研对象和在不同的科研阶段运用不同的科研方法，才能在科技创新中取得成就。简言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科技创新的又一内在方法。

古希腊天文学成就范文第4篇

关键词：墨子苏格拉底智慧天子神

据晚清学者孙诒让考证，墨子（公元前468年到前387年）是春秋时期鲁国人。他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军事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除此之外，《史记》中记载墨子“善守御，为节用”，是一名技艺高超的工匠，可与当时的巧匠公输班（俗称鲁班）相媲美。墨子出身“贱民”，反对世袭制度，所以被长达数千年的封建世袭社会所边缘化。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到前399年)，出生于古希腊雅典城，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他的父亲是一名雕刻家，起初苏格拉底子承父业做过雕刻工。他出身普通公民家庭，一直追求真理却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被判处死刑。这样两位大思想家有着几乎相同的生活年代，相似的出身背景和成长经历，在对“智慧”问题的界定中却存在着迥然的差异。

一、墨子对“智慧”的界定

《墨子・尚贤中》记载：“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知己”。这是我国有关“智慧”二字的最早记载。通过对《墨子・尚贤》的主题思想进行分析可得智慧者指的是文中的“贤良之士”。“贤良之士厚乎德，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意思是说智慧之人应具备良好的德行，善于言谈论辩，还要博学多识，对宇宙人生有深刻理解。简而言之就是指德才兼备之人。

《墨子・尚同中》有言：“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既已立矣，以为唯其耳目之请，不能独一同天下之义，是故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为发政施教，曰：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墨子讲求将智慧者立为天子，建立以天子为最高决策者以三公、将军、诸侯、乡长、里长等为辅佐者的统治，而天子的目的是“一同下之义”。

《墨子・天志上》又有言：“天子为政于三公、诸侯、士、庶人”，“天之为政于天下”，“天子有善，天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天为贵，天为知然则义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为义者，则不可不顺天之意矣”。“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名之曰圣人。以此知其赏善之证。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之兼恶天下也……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罚之证”。墨子认为天子由天来赏罚。

因此，墨子认为：智慧者，即贤良之士、德才兼备之人，应该被举为天子，实现“一同天下之义”。天子并非至高无上，他受制于天，天是天子是否行善恶的裁判者和主宰者。所以，墨子对于“智慧”的界定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智慧的拥有者是贤良之士，是凡人

(二)智慧指的是有才也有德

(三)智慧者应立为天子，一同天下之义。“智慧”二字从组合之时就被强加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四)天赏罚天子，智慧者要顺天意，兼爱天下。

(五)“天为贵，天为知”，“智慧”二字不足以形容天。

二、苏格拉底对“智慧”的界定

《苏格拉底的申辩》中提及：神认为苏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人，海勒丰的令弟可以为苏格拉底作证。苏格拉底本人却“自信自己毫无智慧”，于是他访了一位以智慧著称的政客，想借此反驳神谕。苏格拉底设法向那位政客指出说：“你自以为智，其实不智”。结果，苏格拉底被政客所恨，被在场的许多人恨。这次拜访后，苏格拉底得出结论：“我是智过此人。我与他同是一无所知，可是他以不知为知，我以不知为不知”。

他继续拜访以智慧著称的诗人，却发现“诗人作诗不是出于智慧，其作品成于天机之灵感，如神巫和预言家之流，常作机锋而不自知其所云。”他同时发现，诗人们因其会作诗，其他方面便自以为智在人人之上，成了出类拔萃的人物，其实不然。

最后，他又去访手工艺人，发现“手工艺人竟和诗人犯同样的错误，因有一技之长，个个自以为一切都通，在其他绝大事业并居上智。这种错见反而掩盖了他们固有的智慧。”

因此，苏格拉底在判刑后发出感慨：“在场的人见我揭穿了他人的愚昧，便以为他人所不知我知之；其实，诸君啊，唯有神真有智慧。神谕是说，人们智慧渺小，不算什么。并不是说苏格拉底最有智慧，不过是借我的名字，以我为例，提醒世人，仿佛是说：‘世人啊，你们之中，唯有苏格拉底这样的人最有智慧，因他自知其智实在不算什么’。”

所以，苏格拉底认为：智慧是属于神的，凡人是没有真智慧的。苏格拉底自己被神认为有智慧，是因为他自知自己无知。苏格拉底对“智慧”的界定的特点是：

(一) 智慧的拥有者是神

(二) 智慧指的是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全知全能

(三) 政客、诗人、手工艺者均无智慧，“人的智慧渺小，不算什么”

(四) 神谕说苏格拉底有智慧，因为他自知自己无知

三、墨子和苏格拉底“智慧”界定存在差异的原因

墨子和苏格拉底有着几乎相同的生活年代，相似的出身背景和成长经历，在对“智慧”问题的界定中确存在着迥然的差异，这与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很紧密的关系。

墨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也是人们关于天的观念大转变时期。“在西周的天命神学中，天命是一个神圣庄严的宗教范畴，它说的是由天神所支配的有关国家命运的大事。”春秋时期出现了转变，“随着春秋时期天子权利进一步的没落，天和天命范畴失去了神圣庄严的性质，逐渐从高不可攀的地位下降为社会的习惯用语”（任继愈：《中国哲学史》（先秦）第123页）。受这种大环境的影响，注重人自身的智慧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墨子所处的环境还是转型的初期，所以作为“”的墨子，依然坚持至高无上的上天，认为：“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墨子看到了周天子倒戈以来，世袭制度的种种弊端，呼吁尚贤，鼓励智慧者“一同天下之义”，并对上天仍抱有幻想，试图建立起上天――天子――臣――子民为体系的新国度，新统治。然而，这种尝试恰恰犯了苏格拉底所言的“政客自以为智慧”的错误。从这个层面看，墨子通过自己一人之力建构的新国度充满着大量的的理想化色彩。天子是凡人，而古往今来凡人是没有十全十美的。天子不能保证完美，必会引起臣民的质疑，倒戈也是不可避免的。将上天与天子纳入一个体系，也必会招来众人对上天的不信任。因此，墨子的智慧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合理的，但同样存在着理想化浓厚的局限。

与墨子所处的环境不同，苏格拉底成长于古希腊，一个神祗活动繁多，神庙林立的时代。荷马和赫西俄德等先人留下的诗篇为希腊人提供了有关诸神的完整体系。神与神以及神与人之间的故事生动形象的反映给了后人。威严无比同时有沾花惹草的宙斯、醋意十足的怨妇赫拉、爱欢笑的阿佛罗狄忒，个个神人同形，活灵活现，被普通大众广泛接受。

受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苏格拉底所处的雅典同样庆典繁多，敬神活动盛行。古代希腊人对于神的信仰和崇拜没有严格系统的教义，没有如《圣经》一般的神圣典籍。但这却给了人们最大限度的与神亲近、沟通。使神圣生活与世俗生活交织在一起。

虽然希腊的信仰氛围自由，但神是至高无上的，而且受法律的保护。对神不敬，必受重罚。苏格拉底的罪名就是引进新神，蛊惑年轻人对神祗产生怀疑，其罪行是死罪。柏拉图在《法律篇》也指出：法律应首先告诫那些企图抢劫者尊敬神灵，不从的，若是奴隶或外邦人就在其手、脸上烙上印记，打一顿，然后驱逐出境；若是本邦公民则处以死刑。可见，对亵渎神灵的行为，处罚力度是相当大的。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苏格拉底在拜访了众多自称拥有智慧的人后，得出唯有神真有智慧的结论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中思想有着人类的无奈，但至少使人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寄托。

四、墨子和苏格拉底智慧观的深远影响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曾评价墨子在古代与孔子曾享有同等的盛名，《吕氏春秋・当染篇》也记载：“孔墨皆死久矣，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可见墨学在当时的辉煌。冯友兰认为“孔子之后，下一个主要的哲学家就是墨子，墨学的影响不亚于孔学”。在他看来，“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辩护者，辩护它是合理的，正当的；墨子则是它的批评者。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是战斗的传教士。” 。所以当孔子的儒家一直备受推崇的几千年来，墨家却一直在被边缘化。墨子的思想虽未被封建帝王列入正统思想，但一直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尤其是清乾隆、嘉庆时期，是清朝海禁大开时期，中西交通发达，西方一些引入的科学理论，许多方面与墨经中的数学、光学、力学、天文学等理论相吻合，引起了治墨者的关注。同时治墨者发现，墨学的墨辩，是印度因明三段论、西方穆勒名学、近现代兴起的逻辑学的先驱。比如如何立辞、归类、推理等深奥的理论，墨辩中常常运用。这使得墨子的学说得以复兴和继续繁荣，充满智慧的东方思想从新被重视。

而苏格拉底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均有大批的追随者和崇拜者。他一生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但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哲学史家往往把他作为古希腊哲学发展史的分水岭，将他之前的哲学成为前苏格拉底哲学。而苏格拉底的行为和学说，通过他的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记载流传下来。由于柏拉图以及他的徒弟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思想同样出色，使得苏格拉底的地位在希腊一直保持着无可逾越的极高地位。他极深的思想造诣使得他成为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他为真理而献身的品质也一直为人多赞颂。

参考文献：

[1]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 新编诸子集成・墨子校注[M]. 中华书局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2]柏拉图. 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里同[M]. 商务印书馆，1983年9月第1版。

[3]苏凤捷,程梅花. 平民理想――与中国文化[M].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古希腊天文学成就范文第5篇

【关键词】数系；实用数学；演绎数学；算法；对比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数学，由于不同的社会需求、传统文化和思维特征，在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同的侧重点和演变方式，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数学内容和数学思想.东西方数学的不同性质就是这一状况的表现.本文选中国为东方国家代表，选希腊为西方国家代表，来进行对比分析.

一、中国与希腊数学的简要回顾

中国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也是数学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先秦时期是中国数学的萌芽和知识素材的积累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国形成了以十进制为主的记数制，计算的工具是算筹.《周易》中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思想.《墨子》有了数学概念、定义的意识.《庄子?天下篇》称“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是极限的观点.《周髀算经》中有相当丰富的数学内容：勾股定理（未加证明）、利用相似勾股形的性质测量日径、简单的等差级数计算以及繁杂的分数乘除运算等等.中国数学经初创时期数百年的知识积累，于汉唐时期形成了它的理论体系——“算经十书”中内容最丰富、影响最大的《九章算术》.不管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它都为后世的数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时期里，希腊数学同样蓬勃发展.泰勒斯开创了演绎几何的先河.毕达哥拉斯学派成果卓著，突破了对数学本身的认识和研究方法.芝诺悖论，无论在数学还是在哲学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亚里士多德完成了逻辑演绎的系统化.欧几里得成功总结和整理了前人的数学成果，写出了《原本》，其影响“超过了任何别的书”.阿波罗尼斯对圆锥曲线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远远走在时代之前.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数学开始摆脱哲学的牵制，和力学、天文学等一起在经济和技术的影响下发展.希帕切斯、梅涅劳斯发展了希腊的三角学.丢番图的算术开创了符号代数的先河——简字代数，其意义和价值不可低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只是早期的数学，但中国与希腊数学的侧重点的不同已经表露出来了.中国的数学着重计算，偏向应用.希腊数学着重逻辑演绎，偏向抽象理论.

罗马人的统治使古希腊的数学走向衰落，其后中国就成为世界上数学最发达的地方之一.当欧洲进入了中世纪漫长的黑暗时代时，中国的数学却在突飞猛进，出现了许多数学家和大量的数学著作.贾宪创立“增乘开方术”.《数书九章》中阐述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和一次同余式的理论都代表着当时的世界最高水平.李治的《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改进和完善了“天元术”.朱世杰的《四元玉鉴》和《算学启蒙》，创立了“四元术”和“垛积招差术”.

但是，到了明代，中国数学除了计算技术得到发展外，其余部分出现了停滞，从此走向了滑坡.在往后的数学发展过程中，解析几何的创立、微积分的发明、抽象代数的发展等，无一与中国有缘.

二、中国与希腊数学发展史的对比分析

由上述对发展史的简要回顾，中国和希腊数学的萌芽、发展、衰落历程可谓是大相径庭.下面就两者在这三个阶段所显示出的重大差异展开对比分析.

1.萌芽时期：算筹数系与字母数系

建立数字系统只是数学萌芽走出的第一步，但也是关键的一步.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数学的发展方向.在文字和书写用具的约束下，各地区的记数系统表现出很大差异，这正是产生不同数学思想和数学研究方法的原因之一.希腊的字母数系在各种数系中堪称“精巧”，记数简明、方便，并且在客观上蕴涵了序的思想.但一涉及运算，这种记数制似乎变得毫无优越性可言，而且很难产生变革.这是希腊实用算术和代数长期落后的原因之一.中国的算筹一直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用一根根同样的算筹来记数，除了采用先进的位值制外别无选择.这确实使中国数学在起跑阶段就占得先机.但随着数学的发展，算筹明显暴露出不足之处，甚至成为中国数学本身存在着的缺陷.用算筹只能表示一般意义上的量，难以表示更高层次的抽象的量，难以进行逻辑论证.看来，我们也要以长远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和评价记数系统.

2.发展（常量数学）时期：实用数学与演绎数学

这一差异是被大家经常提及的，并认为这也是东西方数学的最大不同之处.我们可以从希腊和中国在对待无理数的态度上窥知一二.毕氏学派尽管发现不可公度比确实客观存在着，却因为无法从理性上去认识它而排斥它.反正他们也没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忧虑.而中国数学早就接受了无理数.因为在实际问题中像求x的平方等于2中的x值这一类问题是屡见不鲜的.中国学者毫不犹豫地去接受它、使用它，虽然他们的工作只局限在提高无理数的近似值精确度而已.我们看到希腊的严谨逻辑与中国的实际经验的巨大反差.

在古代中国，数学完全是一种实用的工具，用于解决测量田亩面积、分配粮食、探天测地等实际问题，不曾思考数与几何图形自身的性质和关系，没有把数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大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中就称自己写书的目的是“以拟于用”.相比之下，公元前200年左右，阿波罗尼斯就已经写下卷的《圆锥曲线论》，而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之下，这些理论是难于“以拟于用”的.希腊人是把数学作为认识自然界、认识宇宙规律的途径.他们更倾向于哲理的思考，使数学摆脱对实物的依赖，进行独立研究.

于是，中国“实用”的数学观念形成了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机械化算法体系.数学著作一般都取个带“算”字的名称，均由一系列的数学问题组成，更像是一本本的习题集.问题叙述十分具体，抽象度低.问题的解决大多通过计算，算法是解题基本的数学手段.可以说，这些问题都是“计算题”，而没有“论证题”.“术”即算法，是中国数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如《九章算术》中的今有术、衰分术、盈不足术、少广术，贾宪的“增乘开方术”等等.与此同时，希腊人却在想方设法地对一些显而易见的几何命题加以“论证”.他们看重的是逻辑的演绎，坚持从抽象的概念出发，以公理为基础，进行严格的演绎推理.事实上，在世界的几百种文明里，只有希腊人才有意识地自觉地完全用演绎推理来证明结论.他们把所有公理明确说出，并且在他们的著作中采取一开头就陈述公理的做法.希腊人发现定理与作出证明方面的能力很强：欧几里得《原本》含有467个命题，阿波罗尼斯《圆锥曲线论》含有487个命题.但正是希腊数学坚持演绎推理的要求严重阻碍了算术和代数的发展.

3.衰落：算法的桎梏与环境的恶化

罗马人的入侵不仅使希腊数学，而且所有的希腊科学活动都遭受到灭顶之灾.基督教的兴起几乎毁灭了希腊所有的数学家和学者.希腊文化在创造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并完全有能力跨入人类现代文明之际，被强权暴力和宗教偏见扼杀殆尽.幸运的是，希腊的著作传入欧洲，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数学发展的接力.当然，希腊数学的衰落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数系的落后、惧怕无理数与无限思想，这些希腊数学自身的局限也是原因之一.但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社会环境的恶化.回顾亚历山大里亚时期，希腊数学出现了“哲学的数学向科学的数学的转变”.海伦、尼可马切斯和丢番图开始单独处理算术和代数问题，逐渐使其摆脱几何的依赖，成为独立的学科.若不是环境的恶化，相信希腊数学会顺利发展下去.

探究中国古代数学衰落的原因，我认为中国数学本身存在缺陷是主要方面，尤其是方法论意义不大的各种算法成为中国古代数学变革发展的桎梏.人们只满足于改进算法，以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实用数学”顾及不到数学的相对独立性，是很难发展完善的.罗马人就是太注重实用才毁掉了希腊数学.中国古代数学基本没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没有数学表述符号化的趋向，没有形成一般的方法论，没有对这门学科概括性的认识，有的只是算法的积累和增加.与希腊数学相比，中国数学衰落得更加彻底.前者至少得到了欧洲人的继承和发扬，而后者到现在都还是一蹶不振.目前的大学基础数学教材中几乎看不到中国数学家的名字.

三、反 思

经过上面一番对比分析，似乎中西方数学都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其实两者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弊端.开放、交流才能促进发展.数学的进步更需如此.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简直就是科学、国家和民族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对于外来的先进的科技文化，我们不妨都放下架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

【参考文献】

［1］杨泰良.数学思想史精读.

［2］袁小明.数学思想史导论.桂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