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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a summary of the experiences of the UK's NHS reform,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two-way referral system, in-depth analyses of the status quo and shortcomings of China's two-way referral system, and proposes implementation path of our two-way referral system.
关键词: 双向转诊;纵向整合;实现路径
Key words: two-way referral;vertical integration;implementation path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8-0260-02
1 英国NHS体系及其改革经验
1.1 初级保健社区首诊 在1948年NHS制度实施的初始阶段就已确立社区首诊制度,即一般情况下患者需通过全科医生才能转诊到二级医疗服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患者的就医选择权,但是初级保健的社区首诊得以推行,全科医生的“守门人”作用才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也很好地控制了医疗卫生资源的“过度浪费”。
1.2 全科医生激励机制 全科医生是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基础,自国民卫生服务体系建立之后就一直扮演着“守门人”的角色。部分拥有医保资金控制权的全科医生既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又作为医疗服务的购买者,代表病人向大医院购买专科医疗服务。改革后,全科医生参加初级医保团合同均含有报酬增长条款,即全科医生如能在签约后的3年内,按合同要求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便可望获得上限不超过50%的报酬增长[1],从而有利于全科医生可以集中精力发挥其医疗技术专长,也避免了其相互间展开成本高昂的竞争。
1.3 内部竞争机制 NHS在1989年“为病人工作”白皮书中提出并引入的“内部市场”概念,NHS经历了历史上最重大的一次观念的变革。英国医疗服务体系引入内部竞争机制主要是通过加强社区初级医保团和初级医保信托的建设,用合同管理取代事实上的身份管理,使得服务的提供者与购买者分离,增加医疗服务的竞争,提高医疗服务效率,更为重要的使得全科医生成为英国基层医疗保健体系的中坚力量。
2 双向转诊制度运行的必要条件
2.1 分级诊疗 国际经验表明,要解决“看病难”问题,必须要实施分级诊疗。英国国民卫生服务体系成立初期就形成了医院服务、社区服务、全科医生服务的全方位的健康服务。NHS成立之初形成的由医院、地区政府主办的社区、家庭医生服务为基础的三个部分的卫生服务,由于其分工明确,使得数年后卫生行政部门将这三个部分的服务项目纳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去时,对其进行功能的捏合转换和人员的定位都相当困难[2]。
2.2 纵向整合 由于医疗服务的专业性,医疗服务“片段性”影响了医疗服务的连续性。医疗服务体系的纵向整合是双向转诊实现的基本环境要求。依据各整合机构之间的关系,“纵向整合”的医疗服务体系有两种组织形式:医疗集团或医疗公司(integration firms)和服务网络(contractual networks),两种形式都有成功的典范,“整合”是一个达到结果的工具,而非我们改革的结果,整合的目的就是对消费者/病人的医疗卫生服务进行协调和安排[3],从而顺利实现医疗服务和医疗资源的转移。
2.3 付费方式 医疗保障的付费方式对双向转诊制度的实现至关重要。具体而言,无论各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制如何,医疗保障的付费方式都影响着医疗服务体系的构建。医疗保障的支付方式、支付比例、支付水平都会对医疗服务的转移起到引导,甚至是支配性的作用。各国医疗体制改革中所推出的各种新型的付费机制,让全科医生均有可能通过强化健康维护而获取更高的收入,从而保障了全科医生的基层医疗服务的基础性作用。对于双向转诊而言,医疗保障的付费方式是“向上转”和“向下转”的主要利益驱动,直接影响着双向转诊制度的运行效果。
2.4 监督机制 双向转诊制度的实施牵涉到政府、大型综合医院、中小医院、社区卫生机构和患者的多方利益博弈。对于大型综合医院而言,由于技术的相对垄断性,对政府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与各方博弈的过程中,可以较为容易地争取到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社区卫生服务社会影响力还不够大,尤其是长期以来政府重视程度较低,而且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数量多但力量分散,难以影响政府的决策。利益博弈的存在势必会影响双向转诊制度的实施,防范寻租行为和利益侵害,需要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
3 我国双向转诊制度现状
国内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双向转诊制度运用的尝试,其中包括医疗集团(含紧密型和松散型)、医疗技术联盟、对口支援转诊等形式。
3.1 紧密型医疗服务集团 紧密型医疗服务集团模式下,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其他人、财、物管理归集团统一调配,紧密型医疗集团内部不同级别医疗机构间施行双向转诊。
3.2 松散型医疗集团 松散型医疗集团模式主要发挥通过发挥集团医疗技术优势,对集团内部医疗机构进行业务扶持与管理。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集团内部建立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并且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会对集团内的其他单位的急、危、重及疑难病人进行会诊、手术等工作指导,并定期派医疗专家进行讲学、会诊等工作,提高其他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质量。
3.3 技术联盟医疗联合体 技术联盟医疗联合体中,综合医院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业务扶持与管理,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的服务机构进行纵向整合,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经营权和所有权都属于政府。河南省确定以郑州市中心医院为牵头单位,在郑州市4区1县成立区域医疗联合体。对各成员单位技术、管理人员免费进修培训,定期到各单位开展义诊、健康讲座等活动。
3.4 对口支援协议转诊 这种模式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经营权和所有权都属于政府,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医院没有隶属关系,双方通过签订合作协议或者契约,实现医院和社区的双向配合,患者原则上转诊到对口医院,并在对口医院享受部分减免费用的优惠政策。湖南省长沙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长沙市中心医院等区域内二、三级医院签订工作协议,享受双向转诊绿色通道。
4 我国双向转诊制度存在的不足
4.1 管理体制未理顺 目前在基层医疗机构实施的体制,即国家不仅通过建立公立医疗机构直接提供某种服务,而且还通过相关行政部门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管控措施来管理这些医疗机构,在国际上通行的说法就是“命令与控制体制”。我国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服务资源的配置缺乏合理的规划,对各级医疗机构尤其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上级医院间各自的职能缺乏明确的划分。即使在医疗集团、医疗联合体内部也存在着产权不清晰、责权不明的情况。
4.2 双向转诊标准缺失 由于双向转诊标准的缺失,包括在医疗集团、医疗联盟等形式中也未能很好解决这一问题。双向转诊标准的缺失,导致无法规范其医疗行为,双向转诊的实施效果也就会受到影响。因而真正贯彻落实双向转诊制度就失去了基础性的依据,从具体操作层面讲,会使医院和社区医生很难执行。另外,转诊的程序和管理制度不明确,缺乏统一的标准和监督、保障机制,哪些疾病应该到大医院就诊,哪些疾病应该在社区就诊,基本是凭基层转诊医生的主观判断,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4.3 付费方式不完善 由于医疗保险补偿并未与双向转诊挂钩,医疗保险作为“第三方付费”也没有良好的费用补偿导向机制,很难对双向转诊形成利益驱动。现实中,医疗机构间的利益博弈不仅不利于双向转诊制度,反而会出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大中型综合医院想方设法“挽留”患者的竞争局面。综合医院具有相对较强资源垄断权,而“上转”更符合综合医院的利益驱动,而对“下转”社区,综合医院的积极性不高。而社区医疗机构对医疗服务的转移的话语权并不强,即使具备承担“向下转”的软硬件条件,其功能实现受限。
5 我国双向转诊制度实现路径
5.1 体系完善
5.1.1 提高基层卫生机构服务能力 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是为实现双向转诊奠定基础。首先,优化资源配置,调整好区域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布局,科学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尤其是增加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资源。其次,加强社区卫生服务团队建设,制定出全科医师培训规划和相关配套政策,尽快培养出以全科医生为主体的包括公卫医生、护士以及其他人员在内的社区卫生服务团队,尝试推广“家庭医生制”。再次,加强上下级医疗机构之间的医疗信息交流、协作与沟通,促进医疗服务融合。
5.1.2 完善医疗联合体 医疗联合体成为今后医疗服务体系整合的重要形式,也是实现双向转诊制度的重要载体。但医联体或医疗集团内部机构尤其是综合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并未建立可持续的信任机制。因此,需要从医联体或医疗集团整体出发,优化组织机构,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医疗人才培养、医疗服务内容对接、文化兼容,促进医疗联合体或医疗集团组织结构柔性化和业务流程规范化管理,完善医疗联合的绩效管理、激励机制和应急处理机制,实现管理一体化。
5.2 机制创新
5.2.1 实现分级诊疗 首先必须进行医疗机构功能定位,明确不同医疗服务机构所承担的医疗服务功能;其次,解决分级办医的政策和制度上的障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实现分级财政,分级财政与分级办医体制紧密相连,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才能从根本上为分级诊疗打开局面。分级财政的实现需要确保财政投入原补偿渠道不变,并对公立医院的补助政策进行调整,以及创新补偿方式,对医疗服务双向转诊形成良性激励机制。
5.2.2 付费方式创新 首先提高基本医保统筹层级,使医保统筹层级和医疗联合体建立层级相统一,确保医疗联合体覆盖区域内医保政策的相对一致。推进实施一般诊疗费,扩大门诊统筹,增加医疗保险基金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补偿力度,促使优质资源向基层下沉,促进防治结合,提升医疗联合体整体绩效。要实行医保分级支付,配合基层服务能力的提升,推动形成分级诊疗格局。其次,加快付费方式改革,探索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和总额预付等多种付费方式改革。引导患者科学分流,推动基层首诊和双向转诊。
参考文献:
[1]侯立平.英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评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4):26-29.
关键词:酒精中毒;急性;纳洛酮;西咪替丁
急性酒精中毒向来都为内科急诊的常见病症之一,通常情况下,此类患者在中毒症状发生以后,其中枢神经系统均会出现一个先兴奋后抑制的过程,其后期症状严重者甚至可至突发休克、昏迷与呼吸抑制等,同时还有较高几率诱发心脑血管相关的意外事件,若不能获得及时有效救治,患者生命将受到一定程度威胁。笔者所在科室在近1年内采用纳洛酮联合西咪替丁针对部分急性酒精中毒患者实施治疗,其疗效令人满意,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笔者所在科室于2012年10月~2013年11月收治的52例急性酒精中毒患者作为本研究之对象,所有患者在入院时均表现有不同程度呕吐、腹痛、头晕与头痛症状,同时均排除合并有精神与神经类疾病以及其他特殊病史者。其中包括男48例,女4例;年龄18~64岁,平均(28.2±4.3)岁;饮酒量200~1000ml,平均(512.3±72.6)ml,均为高度白酒;酒后就诊时间30min~4h,平均(1.8±0.7)h;参考急性酒精中毒(AAI)诊断标准与分期包括酒精中毒兴奋期10例,共济失调期22例,昏睡期20例。将此52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26例,比较组间患者的上述临床资料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可比性。
1.2方法 两组患者在入院后均给予密切的生命体征监测,同时给予轻度与中度酒精中毒患者以催吐措施,对重度患者给予转院实施洗胃。在此基础上观察组再采用纳洛酮与西咪替丁联合给药的方法进行治疗,具体方法如下:对处于兴奋期的患者直接采用0.4mg纳洛酮肌注;对处于共济失调期患者以0.4~0.8mg纳洛酮配以5%的葡萄糖溶液制成250~500ml注射液行静脉滴注,滴速一般控制70滴/min左右;对处于昏迷期患者以0.8mg纳洛酮配以50%葡萄糖溶液制成10ml溶液先行快速静脉推注后,再以0.8~1.6mg纳洛酮配以10%葡萄糖溶液制成500ml注射液行静脉滴注,滴速同样控制为70滴/min左右,视患者情况,部分患者有必要再于0.5~1h后采用0.4~0.8mg纳洛酮行重复肌注。在以上治疗基础上,观察组所有患者均再采用西咪替丁0.4g行常规静脉滴注。对照组在行基础处理以外,再采用以下方法进行治疗:常规给予呋塞米和西米替丁行利尿、保护胃黏膜治疗,另采用5~10%的葡萄糖溶液配以ATP、辅酶A、以及维生素等进行静脉补液处理。
1.3效果评价 显效:患者在治疗1h内清醒;有效:患者在治疗1~6h内清醒;无效:患者在治疗超过6h后仍未清醒甚至死亡。以显效与有效计算总有效率。
1.4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所得数据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给予处理,采用率(%)表示并行χ2检验,比较以P
2 结果
结果显示,观察组总有效率为92.3%,对照组总有效率为73.1%,组间比较以观察组显著更优,具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酒精中毒的病因通常是比较明确的故其临床诊断非常容易,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如何妥善治疗的问题,因为此类急诊一旦治疗欠妥,其引发其他并发症的几率也是非常高的。研究发现[1],发生酒精中毒后,患者的脑内所释放的内啡肽的量会显著增加,而该物质对前列腺素以及儿茶酚胺的调解循环功能作用可产生干扰,继而影响到心血管系统功能并造成中枢神经系统发生紊乱,情况严重即可成为导致死亡的诱因。
纳洛酮为羟二氢吗啡酮的衍生物,同时也为不具有任何激动活性的阿片受体拮抗剂。相关研究指出[2],纳洛酮可竞争性拮抗内源性阿片肽与阿片受体的结合,进而达到解除对循环与呼吸抑制以及促进患者恢复意识的目的,只需要施用小剂量的纳洛酮即可在较短时间内改善酒精类物质所导致的中毒症状。另外,较大剂量的纳洛酮还可产生一定与受体并无关联的某些机理改变,而这些症状的改变也均对酒精中毒症状具较好缓解作用,具体包括:①可增强溶酶体膜的稳定性继而更好的保护并维持正常细胞功能;②对花生四烯酸的异常代谢具一定抑制效果,可有效阻止脂质过氧化物以及炎性介质的产生,避免组织遭受损伤;③对前列环索与血栓素A2(PGI2/TXA2)的失衡具调节作用,继而有利于患者微循环的改善;④抑制中性粒细胞释放氧自由基并稳定细胞膜的Ca2+透过性,同样可降低组织细胞的损伤。
另外,包括酒精中毒在内的多数药物中毒患者的胃镜检查结果提示,此类患者的中毒症状出现过后均伴有不同程度胃肠道黏膜充血、水肿乃至糜烂坏死的情况。而在该情况下,患者的胃酸分泌量必然会显著增加,同时碱性物质分泌量降低,继而会加深对胃粘膜的损伤。而西咪替丁的作用就在于其能将H2受体阻断,继而降低胃酸分泌达到保护胃粘膜的目的。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采用纳洛酮与西咪替丁联合治疗急性酒精中毒的疗效显著优于行常规治疗方法的对照组,其组间疗效结果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
参考文献:
关键词:高度近视;白内障;白内障超声乳化术;人工晶状体植入术
高度近视合并+白内障为一种具有特性的白内障类型。白内障较早发生,且在形状上通常表现为核性,极易导致玻璃体后脱离、视网膜病变情况发生[1]。在本次研究中,我院应用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及人工晶状体植入术对33例高度近视合并白内障患者进行治疗,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09年2月~2014年6月我院收治的高度近视合并白内障患者,共入选66例患者,随机将其分为两组各33例。观察组:男性18例,女性15例;年龄为37~79岁,平均年龄为(54.8±2.4)岁;近视时间为1~26年,平均(7.6±5.2)年;白内障患病时间为1~10年,平均(3.5±3.5)年。对照组:男性17例,女性16例;年龄为36~76岁,平均年龄为(55.1±1.8)岁;近视时间为1~25年,平均(7.1±6.2)年。白内障患病时间为1~13年,平均(3.2±3.6)年。统计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比较上均无显著性(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术前3d,对所有患者实施常规性抗生素滴眼液点眼。术前1d将患者眼睫毛剪掉,使用无菌氯化钠溶液(0.9%)冲洗泪道。术前30min使用3次复方托吡卡胺散瞳至充分大。所有手术操作均是在显微镜下进行。
观察组给予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及人工晶状体植入术进行治疗,具体手术步骤如下:于12点钟位置行透明角膜切开,3点钟处实施角膜穿刺,注入粘弹剂,环形撕囊,将晶体皮质与核进行充分分离。超声乳化吸出晶体,然后行人工晶体植入,清除残留的粘弹剂。切口注水,恢复前房水密至无渗漏。碘必殊眼膏点眼,术眼加压包扎,结束手术。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白内障囊外摘除及人工晶状体植入术进行治疗,具体治疗步骤如下:按照常规方法实施白内障摘除操作,人工晶状体植入相关操作流程与步骤均与观察组相同。
1.3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散光度数、患者视力改善情况、术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观察,并作对比分析。
1.4统计学分析和处理方法 采用SPSS16.0软件包实现统计学分析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均以标准差(x±s)表示,并进行t检验处理,计数资料进行χ2检验处理,以P
2 结果
2.1患者视力恢复情况比较 接受相应治疗前,两组患者视力情况比较未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接受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视力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比较存在显著性(P
2.2两组患者散光度数变化情况比较 接受相应治疗前,观察组、对照组患者的散光度数分别为(2.05±0.91)D、(2.11±0.82)D,接受治疗后,两组患者散光度数分别为(0.82±0.61)D、(1.42±0.59)D,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比较存在显著性(P
2.3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对照组有6例患者发生不良反应,4例为黄斑水肿,2例为囊膜破裂,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8.18%。观察组有4例患者发生不良反应,不良反应、反应性高眼压分别为2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2.12%。观察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比较存在显著性。
3 讨论
高度近视合并白内障为眼科临床治疗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疾病。在治疗上,使用传统白内障囊外摘除术存在较多局限性,手术切口相对较大,术后散光明显,并发症多,视力恢复受限[2]。
应用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及人工晶状体植入术对高度近视合并白内障患者进行治疗可有效改善传统治疗方式存在的局限性,患者术中、术后并发症明显减少,术后散光轻,恢复快,患者视力得到更好恢复[3]。为了促进治疗效果得到有效提高,需注意以下几点:①术前需对患者实施相关检查,在对患者病情具有全面了解的前提下实施针对性治疗;②加强对角膜内皮进行保护,在应用超声乳化技术过程中需使用角膜内皮保护剂,最大限度降低角膜内损伤,降低并发症发生率;③高度重视使用连续撕囊术,保证手术顺利开展;④将晶体后方粘弹剂进行彻底清除,保证人工晶体和后囊膜间存在良好的紧密性,降低术后再发白内障、高压眼的发生率[4];⑤术前需精确测算人工晶状体度数。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视力恢复、散光度数情况均明显优于对照组,且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也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比较均存在显著性(P
综上所述,联合应用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及人工晶状体植入术对高度近视合并白内障患者进行治疗可取得更为确切的治疗效果,且安全性更高,但在治疗过程中需严格把握相关注意事项。
参考文献:
[1]黄玉华.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联合负度数人工晶状体植入术治疗高度近视眼合并白内障的临床观察[J].中华眼科医学杂志(电子版),2013,15(01):205-206.
[2]王刚,胡蓉,舒平,等.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人工晶状体植合小梁切除术治疗白内障合并青光眼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评价[J].现代生物医学进展,2013,13(36):7112-7115.
服务业是实现分工的重要保障,经济要素的流通靠服务业实现,信息、情报、技术等服务业对于分工的协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AllenYoung的《递增报酬和经济进步》发展了斯密关于“分工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的斯密定理,指出分工是一种“网络效应”.在分工网络中,经济因为分工而产生整体的递增报酬,服务流通网络与市场的规模相互决定.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为服务经济研究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分工、专业化、交易费用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成反比),内生和外生等基本概念可以为经济现象特别是服务经济现象给出新的解释.服务经济是分工与专业化的产物,也是分工的过程体现.在经济实现的过程中,大量的服务经济是作为交易费用的形态出现的,服务经济对交易效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内生和外生成本的概念可以用来很好分析服务经济本身的效率.
二、服务经济、分工与专业化
服务业的发展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服务最深刻的根源在各类劳动的独立化和社会化,也就是生产劳动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专业化和协作化的程度越高,与此相应的服务业的发展越快.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水平提高,组织管理水平同时也大大提高,使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促进了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的自我服务转化为社会服务.服务业发展与分工演进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斯密定理指出,市场的范围决定分工的程度.服务业的核心部门流通服务业如商业、金融、交通、信息、物流等,都是通过建立市场网络来提供服务的,服务业将分割的市场在空间和时间上联接起来,服务业的发展某种意义上直接决定了市场的范围与深度,也决定了市场分工的水平.此外,服务业功能性部门中的生产业如咨询、技术支持等行业,作为高效的中间投入为生产服务的同时,更加速了信息传导,强化了各类资源的整合能力,大大减少了社会分工试错过程的盲目性,间接推动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发展.
三、工业经济与服务经济的融合发展
一些研究者将服务经济简单地等同于“发达经济阶段”、“后工业化社会”、“丰裕社会”.事实上,“服务经济”虽然在表面数字结构上有其突出的特征,但它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代表着原有的工业经济增长路径的逐渐改变,并随之不断延伸拓展、以及从中所反映出的一系列社会生产生活特征.
1.工业经济阶段工业经济是指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工业因大量使用机器而在短时期内实现了非常迅速的规模扩张,工业与其他产业在结构互动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服务业的主要部分是流通服务和基本功能服务.工业主要带动的是诸如交通运输网络、商业和金融之类的经济网络型服务活动的增长,因为它们是工业生产供应和需求之间的桥梁和网络;而其他服务业的发展可能更多地来自于一些消费型服务的增长,这类服务业的增长因素更多地来自于收入在较短时期内较大幅度的提高.在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工业财富膨胀过程中,工业和服务业的互动加强和反哺机制还并不特别显着,工业生产中服务活动的中间投入地位也还没有那么突出,工业或制造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发展迅速,大大超过服务业,服务业在就业方面快速扩张,但产值贡献增长远落后于就业增长速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低于工业部门.
2.服务经济阶段服务经济是指随着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因物质生产及其实现所需流动性带来的非物质交易与活动超过物质生产活动自身的经济形态.随着市场的不断进化、深化,社会分工的链条不断加长,一些原本不能交易(即交易费用大于自给自足费用)的人类活动被市场卷入,成为市场交易的重要部分;信息、物流、金融、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等不断成长,提高经济效率,成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流通服务业占据服务经济的主导地位,引领服务业总体水平迅猛增长.传统服务活动因注入新的时代特征(如网络技术、物流技术、营销方式等)在形态上得到改进.服务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市场经济必须有大量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从事包括融资、销售、定价、广告、评级、筛选、质量保证、保险等在内的看似无用,实质上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业务,来确保产品的生产、交易得以完成.随着市场深度与广度的拓展,产品需求更加多样化或精细化,服务行业的形式、机构、人力、物力资源等都得到迅速的增加.
3.工业经济与服务经济的融合发展在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互动和反哺机制日益加强.由于服务业自身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服务业中的某些行业的产值比重增长速度要高于制造经济时期,社会整体生产效率较之于制造经济时期也有大幅的提高.乔根森从实证的角度比较了1947—1985年间不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年平均增长率,发现服务业中许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幅度都比较高,甚至在总体上不比制造业低.在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工业比重日益下降的同时,工业物质财富对社会生产生活的支撑地位和能力仍继续存在.黄少军对22个OECD国家和57个其他国家所做的实证分析显示,即使在服务经济阶段,服务业仍不是整体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工业始终都扮演着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角色.在经济结构变动与增长速度的关系方面,只有工业比重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服务业的比重变化影响并不显着.但从ThijstenR的实证中又可以看到,美国1980年代到1990年代间制造业生产力的恢复与这个时期服务外包所促成的服务经济飞速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说明流通业和知识资本集中的功能业对工业经济的增长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制造业较长期的强劲增长表现与产业结构表现中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并不冲突,这也是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精髓之一,即服务业通过自身的增长和结构的放大,同时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巨大变革,帮助比重下降的工业仍能提供足够的社会物质财富,反过来支持这种高服务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态.服务经济的发展实质上是社会生产分工的深化过程.
四、服务经济在经济体系中的网络效应
随着经济发展与市场容量的扩大,分工与专业化逐渐深化,经济体系对服务业创造了条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商业贸易具有了更丰富的含义,金融资本市场、原材料市场、中间市场等新型服务业逐渐壮大;公共服务体系的功能进一步增强,人类活动的冲击力更大,需要的公共基础设施更多,协调机制也远比过去更为复杂精巧.服务业的范畴已从最初的商业贸易、公共服务、个人消费深入到生产的内部环节中.人们已充分认识到了流通的效率不仅在于其自身,更在于其作为中间投入所发挥的微观积极作用和宏观经济影响,它有助于促进产业集聚、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经济)效率(efficiency)……越来越取决于在不同生产活动之间建立起来的互相联系,而不仅仅取决于生产活动本身的生产率状况.”这一现象被杨小凯称为“分工经济的网络效应”.物质生产对经济发展的有形作用与服务业无形作用之间的关系,可以借用老子在《道德经》第11章的描述来表示:有形的辐条汇集到一根毂的孔洞当中,有了车毂中空的地方,才有车的作用.开凿门窗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内的空虚部分,才有房屋的作用.所以,“有”给人 便利,“无”发挥了作用.老子的这段话表明,服务业是“无”,农业工业是“有”,“有”是“无”的寄托,“无”是“有”的媒介,“有”和“无”的共同作用构成了完整有效的经济体系.Riddle通过构造一个“经济部门相互作用模型”向我们描绘了服务在分工经济中的独特作用:服务不是“边缘化的或奢侈的经济活动”,而是位于经济的核心地带.具体而言,服务经济在经济体系中有3个重要作用:一是加速流动,实现市场扩张.“贸易、金融在某种程度上讲在集中固定的生产和分散变动的需求之间所起的桥梁作用明显地加强了.”不受时间、地点和环境限制的大规模工业生产能力极大减少资源对生产制约的同时,将分散市场与集中的生产联结起来的商业和金融业变得格外重要.二是提高交易效率,提升经济体系效能,促进了工业的效率.“国家生产系统的越来越复杂导致中央政府监督和调节作用的加强”,同时,“政府对劳力消费需求(警察、卫生、公共保健、教育及其他)大大增加”.三是增加经济体系的弹性,实现经济平滑调整.市场的透明性加强,信息传导更迅速,避免了盲目生产;生产链条加长,生产消费过程更具有弹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服务的最终需求也会增加.
关键词:中国 苏联 工业化 强制工业化
中国与苏联作为历史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发展道路和经验对世界其他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工业化道路上,先后开创了苏联工业化模式和中国工业化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学习、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后发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而苏联最终走向了消亡,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而中国与苏联早期的强制工业化尤其对处于相同发展困境的后发型发展中国家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
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经验和道路主要分为三类,即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
(一)苏联的工业化道路
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具有巨大的示范意义,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尝试,苏联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1、巨大的成就
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苏联用了不到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即从欧洲的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欧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整个国家快速地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完整的国家工业经济体系,工业实力雄厚,这些巨大的成就为后来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战胜法西斯德国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2、存在的问题
苏联的工业化进程过于仓促,国家以行政命令强行启动工业化,其工业化发展并没有很好的农业基础,在农业和农村的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同时在工业发展中各产业之间的结构与比例不合理,过于重视和强调重化工业和军事宇航工业,忽视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这些结构性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为后来苏联经济体系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二)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1、巨大的成就
1949年之后,中国开始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一五”期间中国在苏联156项重大工业项目协助下迅速建立起了自己门类齐全的工业经济体系,这一时期建立的初步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来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与苏联类似,虽然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对社会主义苏联模式进行了反思并实施了适当的调整,但是仍然没有能够跳出苏式思维。中国的工业经济发展长期存在着农、轻、重比例失调问题。
二、中国和苏联发展早期的强制工业化
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化早期普遍存在着强制工业化问题,即在经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不具备工业化前提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强大的国家政权的作用强制启动工业化。
(一)苏联早期的强制工业化
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启的工业化进程属于典型的强制工业化,苏共在工业化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通过国家政权的作用强制启动工业化进程。
1、农业
对农业实行简单粗暴的政策,在农村消灭地主和富农,要求农业服从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
2、工业优先发展
片面扶持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长期维持“工农业剪刀差”,通过转移农业的资源来支持工业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认为,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是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尤其是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属于落后国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赶超式国家发展战略,这其中的重点是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苏联在短短十年内即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家。
3、强制工业化
在这些条件的约束下,苏联的早期工业化道路实质上是一种强制工业化。
(二)中国早期的强制工业化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启动的工业化进程实质上也是一种强制工业化,但是与苏联相比中国具有自己的特点。
1、国民经济恢复
中国在正式启动工业化进程之前首先进行了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在这三年时间里社会得到了很好的“休养生息”,积蓄了足够的社会力量和能量,为后来开始的工业化进程打下良好基础。
2、
与苏联的做法相比,中国施行的“”极为成功。经过几年的时间用相对缓和的方式完成对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和平赎买的方式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改造资本家,而不是像苏联那样一概枪毙了事。中国的“”完成了基本经济制度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3、农业集体化
先后经过建国后的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形成了适应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农业,特别是农业集体化为工业的跨越式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4、社会与政治动员
通过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力量进行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动员,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通过大规模的无偿集体劳动来弥补资本的不足,促进劳动向资本的直接转化。
三、中、苏道路的启示
(一)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
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这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不同于先发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道路。社会主义国家大部分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很多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前还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的几重压迫,因此他们具有强烈的翻身做主人的愿望,同时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一定的警惕性。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早期工业化不得不走上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制启动的工业化道路。
(二)社会主义国家强制工业化中存在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国家早期的强制工业化中存在着一些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问题,例如农村和农业发展问题、“工业反哺农业”问题、先进制造业问题、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和比例问题、生产资料生产与生活资料生产的关系问题、农轻重比例失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