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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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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等级

社会经济等级范文第1篇

关键词:社会平等,经济发展,博弈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1-0000-01

自从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开始宣扬平等思想开始,人类就从未中断过对平等的追求,到当代社会亦是如此。

一、社会平等的涵义发展

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平等涵义是不同的,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

“古代自然法和基督教关于平等的思想还是十分模糊的,无论是斯多葛主义哲学家抑或基督教教父都未对平等的概念和内容给予明确的定义和界说”。[1]因此,在这个阶段,还并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平等的概念。

宗教改革运动是人类追求平等思想的转折点和起始点。而后出现的《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则是近代社会平等的理论基础。在这个阶段,人类追求的平等主要分两部分:政治层面的平等和经济层面的平等。其中政治层面的平等应为公民有平等的权力制定社会基本规则、表达自己的意愿,以及有平等的选举和被选举权。而经济层面上的平等不止表现在生存权的平等,更表现为发展权、受教育权和经济地位上的平等。

到了现代,人类追求平等的步伐仍在继续,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就是这一时期思想的代表。罗尔斯认为每个人都有平等的享有各种不同权力的自由,而由于人的本性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现实只能达到相对的平等,即分配至少要对每个人都有利而无害。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追求社会平等的实践中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对人权的诠释,更是人类在对社会平等的探索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也是人类进步的标志性成果。

在哲学中,上层建筑都是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经济基础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此,要争取政治层面的平等,必须先争取经济层面的平等。

二、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平等的相互影响

中国在逐步进入市场经济模式和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新的经济模式下,越来越多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比如城乡和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创新力量不突出和社会平等等问题。其中,社会平等问题的严重性更加突出,因为处理不好这个问题将威胁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如果使人民群众对平等产生了失望,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的本真意义,就会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执政党的合法性和党的阶级基础也必然丧失。[2]

在对我国经济发展对社会平等产生的影响这个问题上,国内外专家都有着不一致的看法。有的认为社会平等程度高了,有的认为低了。其实对待这个问题应该辩证的进行讨论。首先,由于经济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得受益面从整体上都扩大了,并且我国实施了各种平衡社会利益分配等制度,加强了城乡一体化等建设,使得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界限不再像过去那样明确;健全了社会保障制度,使得低收入人群也得到了更多的生活保障。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由于经济的急速增长,使得我国人民收入的两极分化程度更加严重了,而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是消除两极分化,单从这一点上看,我们的确是在倒退,而事实也证明了最稳定的社会构成应该是中产阶级占的比例越大越好。因此,两极分化问题越严重,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也会越大。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因为我国在过多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社会平等问题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够。

由此可见,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都是我国现阶段需要重视的问题,必须寻求一条社会平等建设与经济建设和谐发展的道路,才能让社会主义事业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三、解决我国社会平等问题的途径

第一,理论层面的社会平等问题解决途径。要寻求解决我国社会平等问题,首先要明白社会不平等的本质所在。所谓社会平等,其实就是追求对享有各种权利的平等,自由的使用各种权力的平等,和希望受到公正的待遇。归根结底,就是要充分的尊重人权。因此只有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权的平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平等问题。

第二,具体层面的社会平等问题解决途径。当代中国出现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具体原因,总结起来就三点:起点、机会和结果。[3]

首先,起点的不平等在我国除了表现为城乡人群之间起点的不平等之外,还包括处在同一范围内不同人群的起点的不平等,如因家庭条件、社会背景、生理条件等各方面的不平等。要解决这一层面的社会平等问题,就要加强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政策的力度。我国当前的这类相关政策已经制定了不少,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社会福利和保障事业的投入占整个财政输出的百分比还是很少的。而且,在政策的具体实施上也存在较多问题,比如在监督环节就存在较大问题,社会上“开豪车领低保”的现象层出不穷,而往往真正最需要的人却得不到保障。因此,国家应该加大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在实施基础保障制度的制定、实施和监管各环节上,给予足够的重视。

其次,机会的不平等主要表现为享受社会各种基本权利问题上,如受教育的权利,就业机会的权力,受公正待遇的权利等等。在这一层面上,就要健全国家体制,制定合理政策,同时加强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建设,确保尽可能的搭建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能够提供公平机会的社会平台。教育是一个民族的希望,也是改变个人命运的途径,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而且每一个公民都有接受教育的愿望,所以加强教育方面的重视程度是很重要的措施。就业机会同样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以及我国高素质人才的大量涌现,就业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这同时给社会带来了很大压力,也是带来社会不平等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在就业机会的宏观调控方面,国家也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受公正待遇方面,要减少地域、生理、出身等方面的歧视,提供给人民公正的机会,这样才能实现更广泛范围内的平等。

最后,结果的不平等主要表现为社会收益的分配问题上。社会主义的共同成果应该由所有人民共同享有,当然不是绝对平等的享有,除了按照按劳分配等方式进行社会收益的分配外,就是国家通过宏观手段对其进行再分配的方式。罗尔斯认为,现代社会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不公上,要解决这种不平等,除了再分配别无他法。[4]因此,一定要利用好再分配这一方式,让更多的人民享受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果。在必要时,甚至可以进行二次、三次再分配进行经济层面的调节。此外,现阶段人们对社会不平等最不满的是人为地破坏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造成的社会的不平等,这就是:一些人为了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不顾国家法律法规,利用手中权力搞,贪污受贿,投机倒把,走私贩私。[5]所以,在对社会成果的分配中也同时需要加强反腐倡廉的力度。

结语:

在众多途径中,都与经济发展有关系,只有坚持不懈地发展经济,打好基础,同时在其他层面加以保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平等问题。因此,当下让人民更广泛的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才是当下解决我国社会平等问题的最急迫、最可行的方式。

参考文献:

[1]王一多. 社会平等:理想与现实[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7,第219页

[2] [3]王新建,季正矩. 近年来我国社会平等问题研究概览[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5期,第154页

社会经济等级范文第2篇

摘 要:社会性别主流化于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被联合国确定为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要求各国将社会性别平等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指引,将社会性别观点纳入社会发展各领域的主流。成立于2001年的香港社会性别专责机构――妇女事务委员会一直致力于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实施,特别是在政策范畴(制定、推行、实施)的参与和监督方面,有效地推动了香港地区的社会性别平等事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香港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实践经验可为中国大陆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中图分类号:D442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1-0037-06

基于社会结构的针对女性的歧视及不平等对待,上世纪初和六七十年生的两次妇女运动浪潮强调在法律面前男女平等、参政权利平等、就业机会均等、女性在社会中应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地位、享受同等的教育机会等等。这些妇女运动和许多妇女组织、女性主义者的不懈努力对全球女性权利的提升和两性平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75年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上,联合国宣布1976―1985年为“联合国妇女十年”(Decade for Women),其宗旨和目标是平等、发展与和平,并以此目标来开展各项旨在提高妇女地位、维护妇女平等权利的活动,发挥各国妇女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家庭等方面的作用。自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实现男女两性平等当作政府的一项发展目标。例如澳洲、新西兰、英国、加拿大等地,在上世纪70至80年代已开始推行男女平等观念和政策。1994年在开罗举行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了未来20年全球人口发展领域国际合作的指导性文件《行动纲领》,其中包括单独的一章“社会性别平等、公平和妇女赋权”,反映了国际社会对社会性别平等重要性的承认以及重视。但是正式提出将社会性别纳入主流,是1995年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大会通过了《北京宣言》,“社会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被联合国确定为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要求各国将社会性别平等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指引,将社会性别观点纳入社会发展各领域的主流。2000年联合国第23届特别联大(“北京+5”)再次确认了这一全球性的争取社会性别平等的战略。

一、“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概念及发展

(一)社会性别

在中文中,性别往往被理解为男性和女性的差别。而在英文中,相对于生物性别(sex)还有表示性别的社会性别概念(gender)。社会性别表示男性及女性在社会中相互关连的、具有结构与功能的一系列关系的总和。由于社会性别常常在社会制度(如文化、资源分配、经济体制等)中以及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传递和巩固,因此作为一种社会化的过程,社会性别角色和意识是可以改变的。“社会性别”这个概念表达了对传统社会性别不平等关系的不认可和挑战。它认为造成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和行为差异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文化等社会因素而不是生物性因素。它提供了一种思维方法,即如何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来分析社会性别不平等现象。现今,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已成为国际上分析男女平等的重要概念.为理解、评价和改变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富有价值的视角。

(二)社会性别主流化

1997年6月,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给社会性别主流化下了定义,其内容如下:“所谓社会性别主流化是指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上评估所有有计划的行动(包括立法、政策、方案)对男女双方的不同含义。作为一种策略方法,它使男女双方的关注和经验成为设计、实施、监督和评判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所有政策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使男女双方受益均等,不再有不平等发生。纳入主流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男女平等”。从上述定义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性别主流化”实际是一种促进男女平等的策略,一种达到男女平等目的的手段,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结果。社会性别主流化涉及到如何确保把社会性别观点和注意力集中到使男女平等目标作为一切活动的中心――诸如政策制定、研究、对话、立法、资源分配,以及项目和方案的计划、实施和监控。

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UNIFEM)指出,“社会性别主流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妇女主流化”(main-streaming women),就是把妇女归纳入主流的制度,使两性在各政策范畴的参与得以平等,让妇女所关心的议题、需要及意见在主流制度中得到关注。“妇女主流化”着重女性的参与及设立有效的机制以确保妇女有参与的空间和权利。二是“社会性别观点主流化”(mainstreaming gender),就是去评估所有政策及发展项目对两性不同的影响,来了解男女在决策及社会资源运用方面的差别,把社会性别观点纳入制定(包括设计、发展、推行、监察和评估)政策的过程。社会性别观点主流化着重提升决策者及执行者的社会性别觉醒意识和把社会性别观点带人主流的有关治理技术。“妇女主流化”和“社会性别主流化”二者虽有不同的着眼点,但却相辅相成。如果只提高女性的参与,并不能保证社会性别观点在主流制度内受到重视,因为女性同样会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就算当两性参与比较平等时,我们也需要不断以社会性别观点来分析政策对两性的影响及如何能实现两性平等。

简而言之,这个行动策略的目标重点在于希望所有政府部门的公共资源重新分配都能够被郑重地被“社会性别化”(engendering),在决策和施政上将社会性别当成一个重要指标(criteria),以形成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主流观念,藉此来达成公共领域中社会性别平等的目标。相对于过去争取权利以法律政策的修改或废除为主要策略,社会性别主流化则将焦点由平等对待(equality of treatment)转移至平等影响(equality of impact)。

既然“社会性别主流化”都是针对现行制度不完善而发展出来的纠正政策偏差的策略手段,那么,“社会性别主流化”本身便有需要溶入制度之内,才可收到预期的效果,使“社会性别主流化”真正成为制定政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及采用的观点。frankson将社会性别主流制度化称之为社会性别管理系统(gender management system)。它由四大元素组成,一是建立支持性的政策环境(enabling envi―ronment),二是“执行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常设架构(structure),三是推行“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程序(process),四是认可“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机制和方法(mechanism)。这四项元素,可以说是一环扣一环,彼此是互动的关系。自从正式提出社会性别主流化策略之后,不少国家、地区及相关的国际组织,都

纷纷响应联合国要求各成员国建构国家机制(na―tional machinery)以提升妇女地位的行动议题,推动成立社会性别专责机构,制定出具体的社会性别观点主流化政策和行动计划,一些国家和地区还规定了时限和具体目标以及后续行动和评估。

二、香港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实践经验

(一)政府机构:从“平等机会委员会”到“妇女事物委员会”

香港作为由“放任自流”(laissez-faire)原则支配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经典事例,一直缺少反对性别歧视的法律,这给香港妇女的权益保障和两性平等带来了不利影响,比如,在就业领域,性别歧视极为严重,报纸定期刊载“男性”或“女性”的招工广告。妇女团体为反歧视法律进行了有力的游说活动,并获得了立法院议员的支持,在1996年和1998年两个年度中,香港政府着重进行了立法审查活动,颁布了一系列消除歧视妇女及不平等待遇的修正案和法案,其中包括保障妇女权利的《反对社会性别歧视条例》(1995)和《家庭地位法令》(1997)等法规。为了执行反歧视条例,使香港成为一个机会平等和没有歧视的社会环境,1996年香港成立了平等机会委员会(简称“平机委”)。作为政府设立的委员会,“平机委”是一个公营的机构,但它独立于政府,拥有充足的资金,它的主要职责是:消除社会性别歧视,促进男女平等,执行一系列的反歧视法规,处理相关申诉。尽管“平机委”作为一个重要的机构为妇女的权益保障和两性平等做了大量工作,但妇女也抱怨说,“平机委”太关注社会性别平等的技术问题,对赋权于妇女或改善她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做得太少,其职权范围限于以消除各种歧视为主,而并非专为消除两性歧视。人们(包括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希望香港成立一个促进妇女进步,保障和协调社会性别平等政策及长期战略实施的政府机构。这也是对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提出社会性别主流化策略后联合国推动成立社会性别专责机构的响应。

2001年1月香港政府成立第一个促进和保障妇女权益的政府机构――妇女事务委员会(简称“妇委会”)。“妇委会”的使命是促使女性在生活各方面充分获得应有的地位、权利及机会。其职责包括,协助特区政府制定有关妇女事务发展的长远目标和策略,并就有关妇女权益的政策和措施提出建议;定期检讨香港的各类妇女服务,就妇女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以及筹办各种关于妇女的教育和宣传活动。从2001年2月起,香港政府每年拨款约2300万元,以支持“妇委会”的工作。

(二)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实践

香港“妇委会”自成立起就一直致力于向政府倡议关注社会性别观点,且制定了一个综合性策略,协助政府在推行有关政策时,逐步在不同政策的范畴实施社会性别主流化。首届“妇委会”将提供有利的环境、增强妇女能力和公众教育这三大策略设为委员会的目标。而这三大目标的实现,无一不与政府的立法、措施与服务相关,因此最为重要的就是将社会性别观点纳入政府的施政,促进妇女权益。

2002年6月,“妇委会”倡议的社会性别观点主流化策略获政府的最高决策层通过并开始实施。具体内容由下述几个方面构成:

1.设计社会性别分析工具:社会性别主流化检视清单

在参考外国经验和聆听妇女团体的意见后,“妇委会”制定了一套“社会性别主流化检视清单”,以此作为分析工具,帮助政府人员在制定法例、政策和计划时,能充分考虑社会性别及需要。检视清单由一系列选择题组成,通过它可以帮助政府官员推行社会性别主流化,并评估公共政策、措施及法例对两性的影响。这些问题包括对性别数据、咨询妇女意见和妇女独特需要等方面的详细描述。若检视结果显示某些政策范畴并无将社会性别观点纳入考虑或评估。委员会便会向有关政府官员提供建议和协助。此外,委员会同时准备了一份资料库,为政府官员提供相关的参考资料,让他们对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概念有更深入的认识。

目前,香港已在民政事务局、信息科技署、建筑署等多个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采用该检视清单作为分析工具,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引进社会性别观点。比如,在“妇委会”的支持下,政府统计处自2001年起出版统计年刊《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统计数字》,收集了按性别分类的数据,帮助分析香港女性和男性的人口特征,为规划工作提供资料;政府新闻处在其标书中规定,投标者必须确保提交给政府的宣传工作并无社会性别偏见或男女不平等的情况;根据女性使用厕所所需的时间通常较男性为长的调查结果,食物环境卫生署由2004年4月起在规划公厕设施时,将女厕和男厕的厕格比例由1.5:1增加至2:1。而屋宇署于2005年5月发出实务守则,要求在商场、戏院和公众娱乐场所增加女厕厕格比例。此外,民政事务局将委任25%的咨询及法定组织成员为女性作为一项工作目标,并采取积极措施,联络、物色和栽培有能力并愿意服务社会的妇女,使妇女参与咨询及法定组织的比例由2003年10月的22.4%,增加至2005年10月的24.5%。

2.成立“社会性别课题联络人(gender focalpoint)”网络

“妇委会”通过成立社会性别课题的跨部门委员会,联络有关部门和专家共同协作,就有关的社会性别平等问题保证政策的连贯性,携手推广社会性别观点主流化措施。具体的做法是,“妇委会”协助决策局和部门成立社会性别课题联络人网络,在各政府部门指定具体人员作为“社会性别课题联络人”,大部分为政府部门的高级公务员。联络人的职责有二,一是收集本部门对各项社会性别主流化措施的意见和关注事项,向“妇委会”反映;二是致力于提高所属部门对社会性别课题的认识和触觉,比如,使决策局各部门的同事更加认识和了解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重要:向同事介绍渐受关注并与工作有关的社会性别课题或活动(如研讨会、讲座),并引发同事对社会性别课题的讨论和兴趣等,推动部门用社会性别视角审视本部门政策措施。“妇委会”承担这个网络的“组网者”,担当领导和协调的角色。“妇委会”与这些联络人保持紧密的联系和合作,为联络人在政府内部推行社会性别主流化工作提供所需的意见和协助。为提升联络人的相关能力,“妇委会”曾为社会性别课题联络人举办按他(她)们特定需要而设的工作坊,介绍由“妇委会”设计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检视清单,以及一些渐受关注的重要社会性别课题,藉以加深他们对社会性别课题的认识。

3.进行与社会性别课题相关的培训

为了提高公务员对社会性别课题和妇女需要的认识和了解,改善他们进行社会性别分析和搜集性别统计数据的技巧,以及协助他们在工作上应用社会性别主流化,“妇委会”与本地大专院校合作,协助政府为超过1000名各级公务员提供培训,增加他(她)们对社会性别课题的认识。培训的课程根据不

同部门和职系的需要而设计。培训计划包括课堂讲解、小组讨论、与其他非政府机构人员、妇女团体代表分享交流、进行技巧练习和阅读参考数据,并制作自学教材系列,以供各政府部门员工参考。除了与市民大众有密切接触的基层公务员外,政府和“妇委会”还为主要官员、部门首长以及立法会议员举办了社会性别主流化专题研讨会。

4.收集及分析性别统计数据

作为推行社会性别主流化重要的一环,“妇委会”积极推动香港政府收集及分析性别统计数据,政府统计处为此做出了很多贡献,并自2001年起出版年刊《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统计数字》,收集了很多有用的按性别分类的数据,包括人口特征、婚姻、生育及家庭状况、教育特征、劳动人口特征、就业收入、社会福利、医疗与健康、治安、参与公共事务的情况、运用时间的模式及参与各类活动的情况等项目。

从2001年起,经过发展概念、发展工具、实验及改进、扩大参与到最后的评估,社会性别主流化在香港“妇委会”的推动下得到了循序渐进的发展。香港最高行政长官已公开承诺政府在设计和推行政策时,会考虑两性的观点,而政府也正逐步将不同的政策范畴引入“社会性别主流化检视清单”。行政长官在《二五至六年施政报告》别表示会关注推动妇女参与咨询及法定组织的工作。也就是说,社会性别视角已逐渐成为香港政府政策制定、推行、实施的一个常规部分,政府已将社会性别观点纳入其日常工作流程中,香港正趋向为社会性别制度化的社会。

三、香港“社会性别主流化”对中国大陆的启示

当“社会性别主流化”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组织改造的一项重要原则,将所有政策纳入社会性别观点已蔚为一股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战略的国际潮流时,中国如何应对?身处全球一体化发展环境之中,中国也深切感到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巨大影响,没有社会性别视角,很难落实男女平等,很难进行国际合作。中国政府把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也是世妇会后承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49个国家之一。但近年来,在联合国所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中国的社会性别发展指数(GDI)和社会性别赋权指数(GEM)一直呈下降趋势,在国际上排位较低。最近一项全国妇联社会性别平等项目组针对中国高层决策者(均为副司局级以上官员)的社会性别平等意识调查指出,有55%的决策者对现行政策中的社会性别不公正或不平等缺乏辨析;有28.1%的决策者不认为“一项政策可能会给男女两性带来不公正的后果”,缺乏应有的社会性别敏感。这些情况表明加大对中国民众尤其是政府高层决策者社会性别主流化倡导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就“香港经验”而言,社会性别主流化多半以中产专业女性的参与为主,多着重在主流政治的参与和法律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对政策制定、推行、实施的参与和监督,这是其保证实现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手段。虽然中国大陆地区与香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具有不同的城乡二元结构、多民族文化差异、区域发展不平衡等情况,但同样存在由于社会性别分工和父权家庭制度所造成的男女两性社会性别差距,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香港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经验,在政策设计、决策和执行中纳入社会性别视角,力促社会性别主流化。

1.立足于全国妇联,建设“社会性别课题联络人”网络

应从国际、区域、国家和地方等层面加强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组织制度建设,从多方面开展有社会性别意识的集体活动,为促进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提供资源。由于全国妇联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并和国家提高妇女地位机构具有密切关系(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设在妇联),拥有广泛的参政议政、影响高层决策的渠道,所以应充分发挥其优势和影响力,由过去的注重福利转变到关注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广泛地参与国家和部门决策,为社会性别平等决策提供建议和咨询,开展长效机制和倡导能力的建设。但是要注意不能把社会性别问题看成妇女问题,仅仅由妇联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警惕将社会性别问题边缘化或妇女化。现有的机制似乎正在加强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香港经验,建立一个新的机制“社会性别课题联络人”网络,在妇联的领导和协调下,让政府各部门都参与到跨部门跨领域的社会性别问题中来。香港经验表明,指派社会性别课题联络人,能确保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工作在本部门得以顺利推行。这些政府部门包括教育、健康、劳动、法制、文化、传媒、工业、贸易、农业、农村发展、社会福利、财政和规划等各个领域。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工作要依托妇联.通过“社会性别课题联络人”网络,把社会性别意识的概念引入各领域各部门的决策系统,使整个国家的政府部门把它作为一个战略和政治目标,从而促进它变成一种机制。比如,在预算拨款方面,积极推进财政预算采取对社会性别问题敏感的方针,以确保各级部门的预算进程考虑到社会性别问题,内容包括促使政府部门制定社会性别平等拨款的比例。以及审视预算项目对妇女已经产生或即将产生的影响等。

2.发展建立适合中国大陆的社会性别分析工具,并在社会政策范畴内推行

香港的经验表明,各政府决策局和部门对使用社会性别主流化检视清单均给予好评,认为检视清单在提高员工对社会性别问题的意识和触觉、协助各部门获取妇女团体的有用意见和建议以及通过社会性别分类数据确定须注意的重要范畴方面具有很好的作用和效果,并且认为愈早使用检视清单愈好。妇联与相关研究组织合作为政府决策人员发展可操作性的社会性别分析指南和清单,作为社会性别分析工具在社会政策范畴内推行。这些清单作为一种提示,提出了决策人员在酝酿、制定、执行、监督、评估决策项目各个过程中如何考虑和操作社会性别问题,以减少政策对处于边缘的社会性别的负面影响,使男女得到共同的发展。清单内容至少要包括下述几点:

第一,识别和界定与社会性别有关的每个政策环节,一般包括设计、执行、监督、评估和展望五个环节:

第二,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法律、政策和计划时要整理和分析性别统计资料;让两性表达意见并参与;了解两性的不同需求和感受;考虑对两性的影响等方面:

第三,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关注公众教育和宣传中的社会性别观点以及政策的实施对妇女造成的影响:

第四,政策执行的监督过程要收集和分析性别统计数据和监督指标,将社会性别观点纳入政策执行的实施成效监督中;

第五,通过社会性别分析角度来评估公共政策对两性的影响;

第六,未来的政策中要持续或加强对社会性别的考察。

总之,社会性别分析工具的目的是力图将社会性别作为政策范畴的一个考察变量,提高政策制定者对社会性别的敏感度。

3.开展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宣传和教育培训

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推动如果缺少社会舆论的支

持与认同,那么,政策的制定者就不会把社会性别主流化视为自己必须执行和遵守的规则,仍然会沿袭传统的社会性别视角,致使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工作难以取得广泛的成效。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公众对两性的角色、价值观、形象甚至能力仍然存在偏见和误解。因此,我们要重视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公众教育及宣传活动,以改变大众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误解,提高对社会性别问题的触觉,消除社会性别定型的观念和唤起对妇女事务的关注。一方面,通过积极向民众宣传和解释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内容和重要性,以获得民众和舆论的支持,继而转化为源自整个社会的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将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特别是男性)纳入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教育和培训中,加强相关人员的社会性别意识,使其认同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重要性,发展他(她)们将社会性别意识转换成实践的技巧,掌握社会性别的分析工具,包括收集、分析社会性别数据,洞悉妇女的经验和需要,征询妇女意见,检讨现有的制度和机制实现和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能力和作用等。香港的经验表明,社会性别培训在促进社会性别主流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地方,一些政府官员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性别主流化教育和培训的重要意义,甚至有抵触情绪。香港的经验表明,这些公务员一旦参加了培训,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改变态度。因为传统的社会性别根深蒂固,沉淀在深层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只靠一两次短暂的培训并不能一下子澄清认识。因此。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宣传和教育培训是一个长久的系统工程。

4.建立社会性别数据统计国家机制,使社会性别统计和信息制度化

中国目前的社会数据统计中(特别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数据,这方面的数据收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专项工作,未被列入国家统计部门的正常统计工作方案之中)较少社会性别区分和社会性别统计。然而。社会性别数据可以帮助决策者增进对社会性别情况的了解,促进决策者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为法规、政策的制定提供社会性别分析的依据。同时,监测妇女地位发展状况和变化趋势,监测政策的执行和影响,能够作为政策评估指标的依据,为公共政策的修改提供真实可靠的统计数据和评估资料。因此,我们要建立健全社会性别统计常规机制,使分性别数据的收集和公布制度化,以利于社会性别主流化策略在政策范畴的推进和发展。目前在中国的有关统计数据中,不少来自基层的基础数据是分性别统计的。因此,建立国家和地方两级性别统计数据库具有可行性基础。

此外,为了扩大可以用于社会性别分析的信息范围,不仅需要对国家统计局正式收集的统计资料规定这些要求,对其他数据来源也需要提出这些要求,特别是对其他政府机构及公共和私营部门组织正在收集和的行政数据。我们可以借鉴香港的经验,作为实现社会性别观点主流化的途径之一,为统计人员提供有关社会性别统计方面的培训课程,并逐渐将培训扩大到其他的统计工作人员。

社会经济等级范文第3篇

关键词:宏村;古建;测绘;风景园林;景观环境测绘

历来的古典美学家都把建筑列入艺术种类的首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就存在或出现的次第来说,建筑也是一门最早的艺术。”它与绘画、雕塑一样,都有着鲜明的艺术形象,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独特的民族与时代风格,深刻的文化意蕴。微派建筑则以其科学的环境意识、精湛的建筑工艺、精巧的构思设计,在世界建筑艺术和建筑文化史上独树一帜。

在西方传统建筑教育中,古建筑测绘一直占有重要位置。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大师曾倡导“测绘经典建筑就是向古代大师学习”;巴黎美术学院中专设“罗马大奖”用于资助那些表现优异的学生,让他们到罗马测绘古迹遗址。我国现代建筑教育的先驱和泰斗梁思成更是亲自实践,并在一期文章结尾处特别指出:“以测量绘图摄影各法将各种典型建筑实物作有系统秩序的记录是必须速成的。因为古物的命运在危险中,调查同破坏力量正好像在竞赛。多多采访实例,一方面可以作学术的研究,一方面也可以促成社会保护……研究实物的主要目的则是分析及比较冷静的探讨其工程艺术价值,与历代作风手法的演变。知己知彼,温故知新,已有科学技术的建筑师增加了本国的学识及趣味,他们的创造力量自然会在不自觉中雄厚起来。这便是研究中国建筑的最大意义。” 时至今日,这段话仍然有现实意义。此言仍然可成为建筑教育和科研活动的历史使命,也是许多院校开设《古建测绘》课程的一个主要目的。这门课程作为建筑教育中的实践环节,在认识体验建筑、培养基本绘图技能等方面的作用颇大,故而受到教师与学生普遍的重视。

2010年,我校对安徽宏村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实习写生,其中也包括古建筑测绘。在测绘之前,我们各个小分组进行走访和现场摸底普查,在此基础上进行资料的统计再筛选整理。同学们四处走访,现场实地测绘。后期,各个小分队又采用CAD、SketchUp等软件进行图纸绘制、三维建模等将测绘成果立于纸面。

说到测绘的最终目的,虽然古建在当初建造时是因地制宜、灵活多变的,但根据宏村古建的现状并结合同学整理出来的测绘成果,完全可以为之后的古建模型制作与复原古建原貌提供充分的根据,当然对宏村现有古建进行修缮和保护是没有问题的。古建筑的测绘与保护是连在一起的,只有测绘与保护同行方是对传统建筑的真正保护。当然,测绘的重大意义不仅仅只停留在对测绘物体本身的保护上,想象一下,如果没有精确的测量,能有宏村古建筑群整体规划的有效实施吗?当然不能。在现代社会,测绘是一种发展的手段,是一种极有意义的规划整理活动,是一种正确的社会生活方式。

测绘即对自然地理要素或者地表人工设施的形状、大小、空间位置及其属性等进行测定、采集、表述以及对获取的数据、信息、成果进行处理和提供的活动。测绘学主要研究对象是地球及其表面形态,在发展中形成了包括大地测量学、地图制图学、摄影测量学等多个分支学科。

所以,看似陌生的一个专业名词,但却是和我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小到目测距离,判断方向的日常生活经验,大到国家建设,武器制导的重要科技手段,无一不与测绘联系紧密。在中国,测绘古已有之,从最早记载地理山川河流的甲骨文,到师从意大利传教士而最早传播西方测绘术的徐光启,再到完成了古代中国最大规模地图测绘的清朝康熙皇帝,测绘对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毋庸置疑。再比如,如果没有测绘提供大地基准,卫星就无法发射,“神舟”上天、“嫦娥”奔月那更是妄想;两国边界有争端,你不懂边界勘测,神圣的国土就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被别人占领;打仗的时候,指挥员不能没有地图,现代远程武器的制导更离不开相关数据支持;要找矿产得有地形图,航空重力测量还能为其提供相关依据――测绘在我们身边做了这么多事,你难道没有觉察到吗?

如前所述,测绘对现代生活影响重大,对我们的专业学习亦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众所周知,风景园林景观规划设计是风景园林景观专业的核心,而这创造性设计技能的训练基础,则是本专业的“临摹” 与“写生”―景观环境测绘。这一点对于小尺度的园林景观设计―如公园设计、广场设计等体现得更加充分。通过对建成环境第一现场的“临摹”、“写生”,对于理解景观环境的基本尺度、材质、空间限定、意境等有难以替代的作用。风景园林通过“测”,进行现场勘探、尺度把握、材料认识、空间理解、园林植被认知等,并以“绘”制成图的过程来进行专业设计图纸的表达、基本绘图技能提高的训练等。与美术、书法专业不同,对于风景园林景观专业而言,测绘更强调工程性、尺度准确性,这也是本专业的基本素养和要求。

目前我们景观园林专业的同学中有好多都过早的进行计算机绘图而忽视了手绘测绘能力的培养,这是不对的。因为手绘是表达设计初步思想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所以在园林测绘中采用测草――仪草――机绘顺序进行、缺一不可的方式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说到景观园林环境测绘,它源于建筑测绘,但又与其有所区别。首先是测绘对象重点的不同,景观园林环境测绘强调景观园林环境空间,而建筑测绘则是以建筑单体为重心;其次在图纸表达方面的不同,景观园林环境测绘着重整体环境的搭配、植物形态的刻画、地形与材质的细节表达等,而建筑测绘则强调图纸的层次,平、立、剖面对应的逻辑性,构件与大样的精确性等;另外,景观园林环境测绘对于时间更具有敏感性,如树木群落、水位等的变化,均在景观环境测绘中作为重要内容进行表达,更进一步地讲,这种群落演化记录正是景观园林环境测绘的重要特征之一。

景观环境测绘的目标除了“整体空间的理解、景观元素的认识、测与绘技巧熟悉和提高”三个层面之外,还有培养我们对于景观园林环境历史背景的深入理解能力。测绘对象不全是精华,不少情况下也存在目前看来的设计缺陷,其实均有其时代背景。这也正是实践课程与理论课程的重要区别。我们可以通过自我提问:比如对于改善当前环境的建议等,可以方便我们更好地加深对设计的理解。

参考文献:

[1] 王其亨,吴葱,白成军.古建筑测绘[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2] 林源.古建筑测绘学[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社会经济等级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女性高等法律教育 社会经济发展 良性互动

自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男权主义文化盛行,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几近被剥夺,更遑论接受法律教育了。一般而言,一国经济愈落后,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愈乏善可陈,而女性接受教育机会的缺乏在客观上又必然会牵制该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形成恶性循环。二十一世纪,我国已告别了劳力经济阶段,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立足社会经济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也必然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主题。[1]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广大的女性积极报考法律院校研习法律,与此相适应,高等法律教育特别是女性高等法律教育也相应地得到迅猛发展。笔者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与女性高等法律教育二者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关系。

一、社会经济发展为女性高等法律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

(一)智力经济社会为女性高等法律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突飞猛进的全球高科技使得人类的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吴季松认为,自有人类文明以来,从技术进步和生产国发展来看,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劳力经济阶段、(自然)资源经济阶段和智力经济阶段。[2]劳力经济始自人类文明之初,男性凭借其天生的体力优势扮演了社会的主角,女性则因其生理特点而在体力上处于弱势。而在智力经济阶段则不然,生产的自动化与高智能化使劳动强度发生了实质性的改观,体力劳动的比重已大为减少,无需劳动者再付出艰苦的体力。因此,女性的体力弱势在这一阶段已变得无足轻重,可以说,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是女性。

更重要的是,随着妇女自身能力的增强和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妇女进入传统上主要由男性主导的职业领域包括法律领域的机会大大增多了,这在客观上为女性高等法律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智力经济社会,知识尤其是法律知识,是每个想在社会中最大限度地展示自己才能的女性都必须具有的,而要想获得这些知识,接受相应的高等法律教育无疑是最好的途径,这样,女性高等法律教育便成为了社会的迫切需要,发展女性高等法律教育也就有了原动力。

(二)市场经济倡导的竞争平等理念削弱了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束缚,为女性平等参与社会和接受高等法律教育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也是法治经济,自由竞争、等价有偿、平等、公平是市场经济必须遵守的法则。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它所要求的竞争、平等、公平等理念必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影响我国的高等法律教育。

过去,由于社会经济的落后、法律服务市场的匮乏和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束缚,接受高等法律教育对大多数女性近乎奢望。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一切得到了极大的改变: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必然要求法律制度的健全和法律服务的保障,这样,法律服务的市场容量就随之增大,为法律人才包括女性法律人才就业和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同时也就有力地推动了以培养法律人才为己任的高等法律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的竞争是知识的竞争,能力的较量,而非性别的选择。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机制,已为女性高等法律教育所培养的人才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使她们率先成为靠实力立足社会、服务社会进而实践男女平等的楷模,而她们的形象、贡献和地位又以榜样的力量影响更多的女性选择、接受女性高等法律教育,从而使女性高等法律教育得到进一步的壮大和持续发展。

(三)适应市场经济的教育制度也为女性接受并参与高等法律教育提供了保障。

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要求,也是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基本出发点之一。教育机会均等作为现代教育的基本理念,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主要是改变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的教育状况。机会均等的原则意味着任何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或文化的低下状况,都应尽可能从教育制度本身得到补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保障高等教育功能的顺利发挥,制定相应法律制度已成为必然。

从国际上看,自二十世纪五十中后期到九十年代初,世界各国纷纷加强本国的高等教育立法。就我国而言,目前已初步建立起了适应市场经济并有利于女性高等法律教育发展的教育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宪法明确规定了男女地位平等,为我国女性平等地接受、参与高等法律教育创造前提条件。(2)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文化教育权利”、“学校和有关部门应当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妇女在入学、升学、毕业分配、授予学位、派出留学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3)教育法是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基本法,是随后制定高等教育法直接的立法依据。(4)高等教育法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全面依法治教阶段的重要标志,它作为我国第一部全面规范高等教育的重要法律,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包括女性高等法律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依据和保障。

二、女性高等法律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女性高等法律教育的发展有助于女性树立主体意识,将性别意识纳入社会决策主流,进而有助于实现人的自我发展与完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根本目标的实现。

千百年来,占据社会意识形态主流的一直是男尊女卑的观念,自1949年以后,男女平等的社会制度对我国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从当时的情况看,这种自上而下解放妇女的制度变革实际上更多地得益于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而不是众多女性自主意识的真正觉醒。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女性的权利意识、主体意识和性别意识大大滞后于制度变革的步伐。直至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妇女教育特别是女性高等法律教育才有了长足的发展。女性高等法律教育的直接任务是培养具有权利意识、主体意识和性别意识的女性法律人才,故而伴随着女性高等法律教育的蓬勃展开,女性的权利意识、主体意识和性别意识都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女性高等法律教育不仅为女性的权利意识、主体意识和社会性别意识的复苏和强化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条件,更主动地促进了这一过程的发展。正如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指出的那样:“教育的基本作用,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在于保证人人享有他们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尽可能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需要的思想、判断、感情和想象方面的自由。”[3]因为这种自由既是女性主体意识获得发展的前提,又是女性主体意识充分发展的必然产物。因而,受过高等法律教育洗礼的女性,在思想观念和意识上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具有良好的权利意识、主体意识和社会性别意识,她们对女性的正当权益有着极为强烈的追求,以其独立的和不断完善的人格勇敢地走向社会,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与男性同样的贡献。

时至今日,女性高等法律教育一直在充分发挥自己对社会的批判性思考和监督职能,它积极培养人们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要求人们从性别的视角观察社会,对其进行社会性别分析和性别规划,以便防止和克服不利于两性发展的模式,实现男女平等,促进社会进步。人权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和社会性别意识的觉醒与增强,有效地削弱了不利于男女平等观念的误导作用,它使未来的社会高级人才真正具有男女平等的思想意识。由于他们的思想观念及行为在社会上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自然就有利于社会中男女平等观念的普及。

(二)女性高等法律教育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女性依法维权的能力,从而对妇女解放运动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女性高等法律教育的发展,为广大女性学习法律、掌握法律知识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和机会。例如:对女性进行高等法律教育,既可以增强女性自身的权利意识,又可以使女性在权利受损时更易获得司法救济;既有助于防止女性因对法律的无知而受害,又能提高女性素质,增加其择业的机会。同时,实践也已证明了发展女性高等法律教育、提高女性的法律素质,对实现妇女解放有着不可或缺的功用。因为对于一个女性而言,其法律素质的高低,不仅与其整体素质的高低密切关联,而且关系到其具体权利能否实现。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对法律知之甚少的女性能够积极主动地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

(三)女性高等法律教育的发展,有利于建立平等和谐的家庭,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女性高等法律教育的发展,带来女性自身法律素质的提高,必然会对女性的家庭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受过高等法律教育的女性有着更强烈的婚姻自由意识和追求婚姻自由的意愿,能够正确认识女性的平等地位,自觉履行婚姻法所规定的义务。由于受过高等法律教育的女性往往有着较强的人权意识、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就更能够深刻体察到发生在家庭中的暴力所具有的违法性及其侵权本质与危害,即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不仅是对妇女人权的严重侵犯,而且是一种反道德反法律的野蛮行为。她们还能够态度坚决地谴责家庭暴力,反对任何为家庭暴力进行辩护的言行,从而创造出有利于制裁和消除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舆论环境。此外,女性高等法律教育的发展还有助于提高家庭成员依法文明解决家庭纠纷的自觉性,有助于整个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平等和睦的家庭关系的建立,进而推动和谐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治宣言法学文献—十七大报告的法学解读[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6).

社会经济等级范文第5篇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区域经济

本文为安徽省教育厅教育规划项目:“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联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JG10010)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6月20日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等职业教育既是高等教育,又是职业教育,承担着为区域经济建设发展培养并输送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重任,它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可持续发展的职业素质为目标,走产学研结合发展的道路。所以,高等职业教育必须而且能够通过改善人才培养规格,培养产业自主创新紧缺的应用型高技能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产业创新能力,提高产业附加值,创造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联动,有利于发挥群体优势,主动适应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教育一体化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的融合实现,也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人才之本和科技之基。

一、高等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一)高等职业教育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技能人才。高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面向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培养大批高技能人才,特别是为地方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级应用型人才。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升级以及高新技术向各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不断涌现,传统农业也要走“三高一优”等现代农业发展之路。工农业生产由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向技术密集型,由体力型为主转向智力型为主,由对熟练劳动者和中初级人才的需求转向为对中高级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而这些高技能人力资源主要是通过高等职业教育来培养的。高职院校能够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多规格、多层次、高质量、广适应的高级应用型人才,从而有力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高等职业教育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高等职业院校拥有一支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的师资队伍,具有一批较先进的仪器设备和大量图书资料,能够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其一,高职院校可以将自身的科技成果和发明专利通过科技中介机构向企业转移和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可以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科技需要来调整自己的学科专业结构和科研方向,从而增强了高职院校的科技创新工作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其二,高职院校还可以发挥自身的人才和科技优势,承担企业委托的横向科研项目,或者与企业联合开展科技攻关或者合作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其三,高职院校的教师与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还可进行双项流动,教师可以把自身最新科技成果带到企业,或参与企业的技术改造、科技攻关、职工培训等活动,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二、区域经济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的促进作用

(一)区域经济发展为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办学经费支持。目前,我国民办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还比较落后,地方高职院校以公立为主,其办学经费也以地方财政拨款为主。一般来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方财政收入越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资就可能越大,亦即经济较发达地区,高等职业教育一般也比较发达。此外,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产业梯度较高,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也较高,对技术的需求更迫切。这样,企业会主动“攀高亲”,积极寻求与高校包括高职院校的合作与联姻。高职院校就可以通过向企业转让科技成果、接受企业委托的横向课题、提供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与企业联合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等方式,获得企业的经费支持,增强高职院校的办学实力。

(二)区域经济发展增强了对高职毕业生的吸纳能力。经济发展是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内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之间客观上存在服务与被服务、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根据克拉克定律,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就业人口将发生梯度转移,即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依次流动,结果是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的比例逐渐减少,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比例逐步增加。而第二、第三产业对从业人员的知识与技能素质要求更高,亦即吸收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主要是第二、第三产业。由此不难看出,区域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和高度化,相应扩大了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和就业机会,提高了当地企业对高职毕业生的吸纳能力,进而相应扩大了高职院校的招生数量和办学规模。因此,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就业结构的变化,增加了对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需求量,促进了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

三、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联动实践分析

(一)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一方面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和短缺显现出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日趋扩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不断深化,我国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不断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日益迫切,企业员工从业的国际标准化日益明确,人力资源能力建设要求不断提高,正在加快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的步伐。在这一过程中,高技能人才的严重短缺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阻碍产业升级的“瓶颈”。因此,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力争到2020年,使我国高、中、初级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形成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格局;另一方面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需求和不足显现出来。抓高等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发展、抓产业能级、抓社会和谐,这是一种超越教育本身的认识,但并未完全落实了。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已取得了快速发展的有效成果,但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发展战略明确但政策支持尚有缺位,规模扩张迅猛但内涵发展尚不平衡,办学理念确立但面上运作难度不小,优秀学校个案突出但社会总体认可不高,在这一发展阶段,做强高等职业教育,使之与社会经济发展达到良性循环互动尤为重要。

(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教育发展内部结构优化的匹配。一方面当教育与科技一起被视为促进国家工业化、社会现代化的双引擎时,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理论给出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就是必须为更多的人提供高等教育的学习深造机会。因此,高等教育领域内必须实现结构性的变革。社会的人才呈金字塔形,与之相匹配,教育类型也应呈金字塔形,高等职业教育是基础教育、中职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键链接点,起着启下承上的作用,必须有一定的适度规模,必须有相应的质量要求。任何高等教育机构,给予学生的必然有两条出路:分流就业与回流深造,高等职业教育就是教育立交桥的不可或缺而又十分重要的中间站;另一方面当区域发展战略日益凸显其在国家整体发展中的作用时,教育的区域布局意义也凸显出来:高等教育面向中心城市而后走向农村,中西部高等教育的结构布局调整与开发,区域高层次人才“下得去、留得住”的招生制度改革与就业制度的导向,区域促进民办高校发展的政策引导。在这一布局发展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成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做强高等职业教育成为区域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四、高等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案例

(一)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紧紧围绕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与各级政府携手成立宁波开发区数字科技园、服务外包学院、北仑人力资源基地与大学生创业园。成立阳明学院,探索中高职衔接办学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国际化发展,承办商务部援外项目,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以“开放程度高,资源整合能力强,特色鲜明,具有较高国际知名度的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率的国内一流职业技术学院”为目标,践行“素质为核心,能力为基础”的育人理念,在实践中形成了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三位合一”,政府、学校、企业“三方联动”的办学模式。

(二)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南宁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四个适应”。即办学方向适应经济发展需求、人才培养适应市场变化需求、专业设置适应区域发展需求、教学改革适应就业转型需求;“三个联动”,即学院发展与区域发展联动、学院发展与城市建设联动、学院发展与新农村建设联动;“两个承接”,即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承接区域工业化发展的科技创新重任;实现“一个打造”,即打造高水平示范院校,促进地方高等职业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三)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安徽职业技术学院走颇具自身内涵特色的服务社会之路,坚持“课堂小企业,理实交融;企业大课堂,德技兼修”的教育理念,创新并实践“校企融合、项目带动、双轮职训”的高职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了“一依托三适应”,即依托行业,适应学生、适应社会、适应政府的开放办学模式,致力于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需要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多年来,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8%以上。

五、完善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联动的思考

(一)政府重视。国家和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到高等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发展的最高级对于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把发展中西部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促进中西部经济发展,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一种手段,采取多种有利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措施,支持和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让高等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树立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抓高等职业教育就是促进区域经济飞速发展,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生产力,抓高等职业教育就是促进生产力快速提高的观念,把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各方面做到高度的关注和重视。

(二)加大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规模,满足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必须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扩大高职院校的数量和招生规模,拓宽高等职业教育为区域经济服务的领域,培养区域经济所需要的各类应用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为地区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人才资源动力。事实上,扩大高等职业院校的数量和招生人数远比普通高校要难得多。第一,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不愿意读高职,使高等职业院校招生困难,生源不足;第二,政府和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扶持还不够,比如高校的扩招,“使得普通高中规模迅速增加,不少地方高中阶段教育的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的比例几年内从5.5∶4.5迅速增加到7∶3,这让本来就生源不足的高职院校情况更糟。我们必须认识到开拓高等职业教育市场,扩大办学规模是区域发展经济所要求的,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和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国家、地区政府可以做好以下方面:中职与高等职业教育的衔接,扩大高等职业院校招生规模;整合中职和高职资源,充分发挥职业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有质量地增加高等职业学校的数量。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高等职业教育质量。高等职业教育是以能力、技能培养为中心的教育,高职教师既要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业务知识,又要具备过硬的实践技能和较强的实践指导能力,即具备“双师型”素质。对于提高高职院校教师队伍的水平,建立一支结构合理、水平较高、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尤其是“双师型”教师队伍,保障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以下有两点建议:(1)加强培训。通过加强高职师资培训基地建设和建立高职教师定期实践锻炼制度,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安排教师特别是专业教师、实训指导教师和新进校的“双门型”青年教师,到基地和对口企业进行专业训练、挂职锻炼、新技术培训、现场考察或技术开发,让他们更多地贴近现场、接触生产实践,在干中学、学中干,提高自身的技能水平,并给予学生更高质量的实践指导;(2)外部引进。面对教师不足,水平不高的现状,高职院校可以面向社会和企业外聘水平较高的专业技术人才,或以兼职方式,扩大“双师型”教师比例。

(四)以产学结合为机制,推行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产学合作是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大潮流,也是我国高职院校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必由之路。订单式培养模式是一种产学合作模式,是高职院校与用人单位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签订学生就业订单,在学校、企业两个教学地点进行教学与实践,学生毕业后直接到该企业就业。在这种双向参与合作模式中,企业直接介入学校的教学计划制定、专业设置、课程与教材建设等过程环节,并在师资、技术、设备、信息等方面开展合作与交流,其最大的好处是能使学校、企业和学生三方实现“共赢”。对学校来说,人才培养目标明确,教学内容具有针对性,教学方法上理论与实践、课堂与现场紧密结合。学校根据订单单位的需要培养出“适销对路”的人才。对企业来说,学校直接为他们培养急需的人才和后备员工,毕业生能做到直接上岗,直接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也节省了大量的员工上岗培养费用。因此,高职院校必须以产学结合为机制,大力推行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

主要参考文献:

[1]宋桂言.深化校企合作服务区域经济[J].潍坊高等职业教育,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