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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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B844．1、B84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8)001-0024-02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是家庭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结合，主要包括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职业和家庭收入几个关键性指标[1]。它与儿童自我概念的关系已经得到了多项研究的证明[2,3]，但国内对该问题的关注不够。本文以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为指标，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小学生自我概念的影响。

1 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从武汉市全部城区小学随机抽取5所小学4-6年级的全部班级，每班随机抽取15名学生。发放问卷735份，回收有效问卷721份。其中，男生338人，女生383人；四年级270人，五年级255人，六年级196人。

1．2 工具 小学生自我概念量表[4]共76个项目，分学业自我(包括阅读、数学、一般学校表现)、非学业自我(包括运动能力、生理外貌、同伴关系、亲子关系)、一般自我三个维度。采用5级记分，分数越高表明儿童自我概念水平越高。各分量表的信度在0．80以上，整个量表的结构符合预期[4]。

1．3 统计方法 多因素方差分析。

2 结果

2．1父母职业与不同性别、年级小学生自我概念差异比较

父母职业在小学生自我概念三个维度上的主效应显著(见表1)，仅在学业自我上存在着父母职业与学生性别的交互作用(F=3．15，P=0．025)，其余之间均不存在交互作用。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在学业自我上，知识分子与干部家庭、工人家庭的学生高于商人家庭的学生(P=0．000、0．020)；在非学业自我上，知识分子与干部家庭的学生高于商人家庭的学生(P=0．004)；在一般自我上，知识分子与干部家庭学生高于工人家庭和商人家庭的学生(P=0．030、0．000)，工人家庭学生高于商人家庭学生(P=0．009)。对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分析表明：父母职业在女生中的效应显著，知识分子与干部家庭的女生高于工人家庭、商人家庭的女生(P=0．003，P=0．000)。

父母职业不为以上三者或不同的界定为其他，参与统计但不予分析

2．2父母受教育程度与不同性别、年级小学生自我概念差异比较

父母受教育程度在小学生自我概念三个维度上的主效应显著(见表2)，不存在与性别、年级的交互作用。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学业自我上，父母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学生高于父母高中和高中以下的学生(P=0．000、0．000)；非学业自我上，父母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学生高于父母高中与高中以下的学生(P=0．003，P=0．000)，父母高中受教育程度的学生高于父母高中以下的学生(P=0．013)；一般自我上，父母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学生高于父母高中和高中以下的学生(P=0．000、0．000)，父母高中的学生高于父母高中以下的学生(P=0．001)。

2．3家庭月收入与不同性别、年级小学生自我概念差异比较

家庭月收入在小学生自我概念三个维度上的主效应显著（见表3），不存在与性别、年级的交互作用。学业自我上，家庭月收入5千元的学生低于月收入2千-5千的学生(P=0．025)；非学业自我上，月收入

3 讨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小学生自我概念的各方面都有影响，这一结论与国外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2,3]。其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小学生自我概念的影响更大。在对交互作用的分析中，本研究发现女生明显受到父母职业的影响，男生未受影响，可能与男生生理与心理成熟较女生晚有关。低收入家庭的小学生一般自我概念较易受到父母职业的影响，这一结果提示尽管家庭的经济状况会对小学生的一般自我概念产生影响，但父母职业会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性作用，即在小学生一般自我要领的形成中，家庭经济状况与父母职业两个因素彼此影响，相互渗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小学生自我概念可能通过三种方式实现：直接影响；通过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关系、家庭功能等因素影响小学生的自我概念[5]；通过影响儿童发展进而影响儿童对自身的评价[6]。

参考文献

1 White K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Psychol Bull, 1982,91(3): 61-81．

2 Orr E, Dinur B． Actual and perceived parental social status effects on adolescent self-concept． Adolescence, 1995,30(119): 603-617．

3 Trust J． Achievement,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elf-concept of fourth-grade students． Child Study J, 1994,24(4): 281-299．

4 董奇，夏勇，王艳萍，等．再婚家庭儿童自我概念发展的特点．心理发展与教育，1993,(2):1-6．

5 Song IS，Hattie J． Home environment, self-concept，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 causal modeling approach． J Educ Psychol，1984，76(6)，1269-128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范文第2篇

【关键词】家长;小学生;音乐

结合国内外的研究数据，以及我近八年对小学生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实践研究，现得出以下结论：

一、家长社会经济地位中家庭收入对小学生音乐学习的影响

在实际生活中，家庭的社会经济收入越高，亲子沟通越好，业余专业学习乐器、舞蹈、声乐的小学生音乐学习成就越优异。家庭收入越高，家长更主动联系学校老师，经济收较低的家长则较少参加学校活动（家长会为主）。社会经济收入不影响家长期望，而家长期望间接影响小学生音乐学习成就。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家庭中的亲子沟通对家庭督导产生间接影响。

低家庭收入儿童比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儿童经历更多的各种压力，产生消极情绪和不良行为，这些情绪与行为如果在学校，不仅对自己造成困扰，而且会影响其他儿童的情绪和行为。帮助在情绪和行为上产生问题的学生，使他们走出学业困扰，需要学校全面推进心理健康教育，积极开展心理辅导活动，并开展。在精神层面上，帮助他们树立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意识，让他们摆脱自己是学校“边缘人”的心态。在小学学业发展上，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己学业音乐困难的表现和影响因素，有效地评估自己学业上的优势和劣势，知道应对学业困难的方法和策略，应用自己的合法权利获得他人帮助和社会支持。

事实证明：家庭收入高的家庭的学生音乐成绩通常也会比较好。社会经济地位是衡量成功的一项重要指标。如果父母是成功人士，他们的子女成为成功人士的机会也较多。相反，社区环境的影响倒不大。

二、家长的经济地位中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小学生音乐学习的影响

多年小学工作中，我逐渐发现父母文化教育程度高的学生学习成绩显著高于父母文化程度低的学生，有良好考试方式的学生，那是肯定有影响了，家长受教育程度的高低，音乐知识结构的不一样，看问题的方法就不一样，这会耳濡目染的影响到自己的孩子。孩子都是喜欢模仿的，家长平时的兴趣爱好，处事方法都会直接的影响到孩子。

父母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学生的成绩越好。这并不令人奇怪。智商高的父母，其子女智商也往往较高。这是遗传的影响。而家庭结构和状况则不见得有什么影响，虽然人们往往想法相异。父母学历、家庭教育水平对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的影响程度不一。在孩子小学成长过程中。我们是提倡父母给孩子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我们之所以提倡儿童发展计划，虽然意图极好，却没有实际的效果。也许是因为当那些教育程度不高，工作强度大的母亲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发展计划的项目活动时，所教育她孩子的，可能也是一位教育程度不高，工作强度大的母亲（还有一大群同样背景的孩子们）。因此也证明了教育程度低的家长又一次影响了小学生音乐学习的影响。

在这里，作为一名多年从事小学音乐教育的工作者，我并不是在诋毁教育文化低的家长，其实教育程度并不是单指学历，学历只不过是一张纸，学历高的家长不一定就教育出优秀的孩子，但作为父母，我们应该不断的去学习，为了孩子，必须努力的提高自己的文化教育程度，不要被信息时代所淘汰，从而能积极的影响和帮助宝贝的学业及以后的人生发展！

三、家长的经济地位中父母职业对小学生音乐学习的影响

在实际生活中，父母的职业想必也影响着小学生的音乐学习的发展。全职妈妈未必能教育好子女，反而对小学生的学业发展有负效应。例如：对于一个30岁或30岁以后才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女性来说，她往往因自己的职业发展，而且，比那些未成年的母亲有更加充分的时间做母亲的准备。再例如：没有适合的职业，职业强度大，没有时间陪同孩子、关心孩子音乐学习和生活，那就势必影响了孩子的学业和身心健康！毕竟小学生还不能自我约束、控制自已，更多的还需要成人的帮助。反之如果父母的职业轻松，有充足的时间陪同孩子成长，陪孩子练琴、舞蹈、唱歌或多去听钢琴演奏会、童话剧场、国际交响乐团，则潜意识里就能提高孩子的音乐感悟力！

如果父母的职业稳定，那么家庭想必也和睦，幸福的家庭生活能为小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促进他们音乐学业的发展。

四、缓救措施、方法

针对以上综述：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确实影响着小学生音乐学习的发展，那么我们教育者则应该引导家长正确的做好家校共育工作。

1.家长要增强自身参与意识，关心子女成长，不断与之交流沟通。树立家校合作的意识，多与老师沟通，共同推动孩子学习和发展。

2.除了正常的音乐课，学校还要建立各种音乐教育社团，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爱好有计划、有组织的去开展音乐教学活动，共同为他们营造良好的音乐学习氛围。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范文第3篇

【关键词】紊乱型依恋；行为指针；成因；社会经济地位

依恋是指儿童（特别是婴儿）与成人（父母或其他看护者）之间所形成的持久的情感连联结。Main 等提出紊乱型依恋,也被称为混乱的依恋、混乱/无法定向型依恋。

紊乱型依恋的儿童人数不多，大约只有5%―10%的儿童属于这个类型（O’Connor，Sigman，& Brill，1987；Mayseless，1996）。紊乱型依恋风格的儿童通常表现出不一致的，相互矛盾的行为。当母亲离开后回来时，他们会跑到母亲身边，却不看她，或最初显得很平静，后来却爆发出愤怒的哭泣。与陌生人交往少,不友好，在陌生情境中行为杂乱无章。他们的行为难以理解，经常表现出具有安全型、回避型、矛盾型三类型儿童的混合特点。有研究表明紊乱型儿童在内隐和外显问题行为上得分都较高。

婴儿自身特点、父母无助或惧怕行为表现特征、母亲精神健康、家庭环境和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都对形成紊乱型依恋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婴儿自身特点

婴儿最初表现出来的行为特点制约了看护者与婴儿相互作用的模式，从而影响婴儿依恋风格的形成。Kagan 提出了气质假说：婴儿的依恋行为反应的是婴儿自己的气质。研究发现，婴儿易表达消极情感的气质维度会影响母婴互动的质量。有研究表明，气质和依恋安全感之间没有稳定直接的关系[2]。气质虽不是依恋类型的决定因素，但儿童气质会影响到养育行为和儿童依恋行为的表达及其强度。

对婴儿的其他特征研究发现，低体重婴儿行动迟缓、易激惹等特征使抚养者疏远了他们，并采取不敏感的抚养方式，因而这些婴儿比其他婴儿形成紊乱型依恋的可能性更大。除此之外，早产、发育迟缓、慢性疾病、畸形也会成为紊乱型依恋的诱因。

二、 父母的抚养方式

（一）父母无助或惧怕行为的表现特征

父母的依恋模式和婴儿的依恋模式有一定的相关，父代的依恋模式对子代的依恋模式有一定的预测性。Fonagy和Steel等(1991)研究发现，在AAI中被评定为不安全依恋的父母，其子女也常常表现出对父母的不安全依恋模式。JosePh(2004)研究发现，母亲的依恋类型无论是类别上还是维度上，都可以预测女儿的依恋类型。此外，父母依恋的回避维度是女儿依恋最有力的预测变量，母亲的回避分数越高，女儿的回避也越高。

（二）母亲的精神健康

母亲的抑郁和精神障碍能明显地预测婴儿的紊乱型依恋,而且母亲的精神病史也和紊乱依恋有着较高的相关。患有抑郁症的母亲，通常焦虑、沮丧、易怒, 对孩子消极的观点多, 批评多, 并且抚养的一致性、敏感性、警觉性比非抑郁母亲要差，因此对儿童的看护不连贯，不规律，致使儿童情感矛盾，行为混乱。当孩子长期受母亲抑郁情绪的影响, 自身产生抑郁或难过时就会产生混乱的亲近、抗拒和回避行为，成为了诱发儿童发展成紊乱型依恋的原因。

三、家庭环境

有研究表明，母亲对婚姻的满意度与婴儿依恋的安全性成正比。[5]婚姻质量既可能通过影响母亲的依恋工作模型间接影响母亲对女子看护的敏感性，也可通过影响父母双方的心理状态和应激水平, 进而影响父母和子女的互动过程。儿童如果在成长过程中遭受虐待，会促使儿童形成消极的自我和他人表征，被虐待儿童会担心失去少有的爱，于是更加小心地维护与父母的关系，与父母之间出现角色颠倒现象,导致紊乱型依恋风格的形成。

四、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经济地位，是结合经济学和社会学关于某个人工作经历和个体或家庭基于收入、教育和职业等因素相对于其他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总体衡量。混乱型儿童的母亲一般受教育程度低,家庭收入低,抚养压力较大,因此她们一般对儿童严厉、应答性低、教育要求不连贯。家庭压力模型认为, 家庭内部的贫困或经济损失通过增加父母的压力、父母对精神疾患的易感性以及负面的教养行为间接导致儿童的异常行为。Yoder等( 2005)发现,[6]家庭经济压力与父母的抑郁症状有关, 进而与父母的敌意行为以及身体虐待有关。Mistry等( 2002)发现 , 较低水平的经济幸福与感知到较高的经济压力通过对父母的心理幸福感产生消极影响，来间接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

据现有研究来看，紊乱型依恋风格的婴在四种依恋风格中所占比例不大，但随着紊乱型依恋风格的婴儿的成长，其紊乱的依恋风格将对其社会性发展及适应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对紊乱型依恋，目前研究较多的是来自于母亲的教养方式中的不良方式，对父亲或其他照看者的研究较少。

参考文献:

[1]丘永华.儿童的依恋类型与其行为问题的关系.心理科学 2010 33（2）：318-320

[2]Ross A T.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ume). John Wiley & Sons Inc,2006:55-56.

[3]陈琳，桑标 依恋模式的代际传递性，心理科学进展，2005 13（3）：267―275

[4]钟鑫琪, 刘建安, 李秀红. 儿童与母亲的交往及依恋[ J] . 华南预防医学, 2004, 30( 1) .24-28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范文第4篇

【关键词】知识分子社会经济流动知识与社会自主意识

一 知识分子社会经济流动的宏观动力

关于“知识分子”的界定，不论是西方的精英论、泛化论还是中国大众普遍承认的以受教育程度为标准的划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必须是掌握并运用一定文化知识并以此为生存基础的人，因此知识文化是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知识本身的状况、掌权者对它的态度倾向及现实社会对它的需要和依赖，决定了知识在社会生活实际中的地位、发挥的作用，进而决定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命运。因此，知识分子社会经济流动的宏观动力是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区别于农民社会经济流动的主要动力机制是城市的聚集效应。

在当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中国也必将卷入这场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全球化趋势，中国社会将出现两次科技革命相互交融的局面。因此不管是复杂社会发展本身，还是这一转型的结果，知识分子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社会权威影响等方面将更加明显，即社会更加需要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相对传统社会主义时期，这一关系的变化决定着知识分子整体性向上社会经济流动。

在知识分子整体上升流动的同时，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发生了中心地位的互换。这一中心地位位移不是孤立发生的，它同时涉及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念，尤其是政治权力的合法化机制、国家发展战略的转换以及知识分子与权力关系的变化。

二 知识分子社会经济流动的制度性渠道：教育机制和职业提升制度

从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状况的视角分析，正是教育机制使社会成员拥有知识和技术，这是社会成员改变其先赋地位的基础。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技术是社会分层的基础，教育是社会分层的途径”，而技术程度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以受教育程度为基础的。在当今学历社会的中国，通过教育机制达到的不同学历程度事实上成为个体居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依据，社会生活的重要环节，如就业、晋升、流动、社会声望等主要受受教育程度高低的影响。而在知识越来越成为社会“中轴”的发展趋势下，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层次、收入、声望成正相关的趋势日益明显。教育是实现社会经济流动（垂直流动）的主要机制，而社会成员通过教育机制达到的不同教育程度也构成了社会分化的基础，这同样也是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和内部分化的基础。

三 知识分子社会经济流动的微观动力

知识分子的社会经济流动不仅仅是社会整体变迁和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也并非只是简单地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选择，而是主体与结构二重化的过程。相对农民社会经济流动为求生存的被动性，知识分子作为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群体，在整体结构性向上流动的同时，在职业提升机制提供流动可能性途径的基础上，其社会经济流动更多的是在自我意识指导下的社会选择。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市场已经渗入社会的核心层，世俗社会的功利主义、工具理性大规模侵入学界。知识分子个体面对社会现代化产生的个人发展途径多元化，在价值选择过程中首先出现了大规模的分化，这种分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在与社会体制关系中的分化：或选择“下海”经商，或依旧留在社会体制内，或选择游离于社会主流体制和经济市场之外。

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文化体系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国家统一控制调配知识分子的流动。几乎所有知识分子被纳入主流文化体制，自由职业知识分子无法生存。因此当国家统一控制体系逐步松弛，一些激进知识分子便获得社会制度的夹缝自由空间，从国家中心体制自主流出而成为反体制知识分子。他们站在文化批评的边缘，始终保持清醒的理性，提供一些以后会传播到大众和公共决策者那里的重要的批判性观念，并且可能帮助确定标准和影响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他们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较少受到制度的压力，比起其它类型的知识分子较少受到正规要求和日常事务，因而具有较多的可变性。没有固定的社会职位，使他们得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观察世界，更自由地摆脱服从传统的压力。但中国社会转型的速度如此迅速，使刚获得夹缝自由空间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接踵而来的专业化、制度化分工产生的夹缝空间的不断缩小。在社会文化生活逐渐科层化的当代中国，专业知识分子逐渐取代普遍知识分子而成为社会文化的话语霸权，而自由职业知识分子由于缺乏那种社会大部分领域越来越需要的专门知识，而隐藏着一种对“技术性失业的内心焦虑”。他们通常靠出书、写书评等获取不固定的有限收入。生活条件和社会制度夹缝一起恶化，使他们在仍然处于文化批评边缘的同时，难以抵制制度带来的稳定性诱惑。于是，刚脱离主体制度的自由职业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的巨变，其中一部分又重新流动到学院体制、行政体制、大众媒体等其它机构，或者直接流动至自由市场中。他们在被社会成功制度化的同时，可能依然保持着很高的创造性和批判精神。

而随着中国社会体制结构的深刻变化，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人才竞争愈演愈烈。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相对“优秀人才”成为社会各部门竞争的主要对象。面对这种社会背景，知识分子群体出现了大规模的流动，具体主要表现是中青年知识分子从国家控制体制向自由市场流动，从低收入地区部门向高收入和更多发展机会的方向流动。他们之所以做出这种社会行动，更多的是在自我价值观的指导下，衡量人生追求、职业生涯发展、工作满足感、工作发展机会、家庭生活、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量等方面后所做的社会理性选择。

参考文献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范文第5篇

关键词：初婚年龄 教育程度 职业 家庭社会经济特征

一、引言

初婚年龄的变化不仅反映了一个社会中婚姻和家庭的变迁，而且会对国家的人口再生产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研究其变化趋势并寻求其社会经济根源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

许多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近几十年来，初婚年龄呈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Manning，1995；Raymo，2003），与此相对应，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和收入迅速增长（Sweeney，2002）。这种现象引发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即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否可以解释初婚年龄的变化？对此，学界存在下列三种观点。（1）将初婚年龄的推迟归因于女性经济的独立（Becket，1973；Teachman，et al，1987），假定性别角色分工所带来的男女两性的相互需求是结婚的主要动力，职业前景较好和经济资源较丰富的女性从婚姻中所获得的收益相对减少，从而导致了结婚年龄的延迟。该观点在一些跨国的经验研究（Blossfeld，1995；Ono，2003）中得到了修正，即认为在性别角色严重分化的社会中，女性很难平衡工作和家庭，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女性更有可能推迟结婚年龄。（2）强调由于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在校就读时间的延长在客观上推迟了初婚年龄（Blossfeld and Huinink，1991；Thornton，et al，1995；Sweeney，2002；Raymo，2003）。（3）强调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初婚年龄有显著的影响。许多经验研究表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龄越晚（Gierveld，et al，1991；Axinn and Thornton，1992；South，2001）。可见，除了少数研究（Goldscheider and Waite，1986；Oppenheimer，et al，1997；Sweeney，2002），大多数研究对男性的婚姻行为是忽视的，而对婚姻行为中性别差异的关注则更少。

国内关于初婚年龄的研究主要围绕女性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而展开（王跃生，2005；赵旋，1993；陈友华，1991），少数研究则基于局部地区的数据资料，从宏观因素（如人口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婚姻观念等）或微观因素（如外出经历、社会网络等）探讨初婚年龄变化的原因（王跃生，2005；叶文振，1995；郑真真，2002；靳小恰等，2005；刘利鸽、靳小怡，2011）。

当前中国正经历着经济与社会的巨大变迁，在此过程中，女性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否会影响其初婚行为，尚缺乏相应的经验研究；其次，按照现代化理论的假设，家庭背景对个人婚姻行为的影响日趋式微，这能否得到中国经验的证明？再者，上述因素对初婚年龄的影响是否存在结构性差异？由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长期作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存在巨大差异，城乡户籍居民的个人生活，如教育、职业、婚姻等方面也深受影响，因此，有必要从城乡户籍两个层面对初婚时间进行研究。另外，已有研究表明，农村男性在婚姻市场上面临着更大的劣势（刘利鸽、靳小怡，2011；齐亚强、牛建林，2012）。这种婚姻挤压现象，是否关乎人口性别比，尚需结合上述自致性和先赋性因素对男性和女性初婚行为的影响机制作深入研究。

因此，本研究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试考察三个方面的问题，即个人教育和职业对初婚年龄有何作用，家庭背景对个人初婚年龄有何影响，以及上述自致性和先赋性因素对初婚年龄的作用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和户籍差异。

二、理论与研究假设

（一）个人教育与初婚年龄

个人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在校就读时间的延长客观上推迟了结婚年龄（Goldscheider and Waite，1986；Blossfeld and Huinink，1991；Thornton，et al，1995；Sweeney，2002）。如果说，完成学校教育是向成年人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Marini，1985），那么，婚姻则通常被看做是正式进入成年状态。婚姻角色不但要求个人在经济上独立，而且要与另一个人保持亲密关系，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生在经济上大多依赖父母，而且学业要求较高，学生角色与婚姻角色存在不相容性，加之倘若退学结婚所带来的高昂的机会成本，使得人们期望学生先完成学业，再去承担婚姻和家庭的责任（Thornton，et al，1995）。基于上述理论推理，本文提出：

假设1a：总体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初婚年龄越大。

第二，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教育程度的增加意味着信息、技能的积累和学历的提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劳动力市场的预期收益就越高。

根据“性别角色专业化假设”（assumption of gender role specialization）（Becker，1973；Goldscheider and Waite，1986；Preston and Richards，1975），女性主要从事家庭内部的生产与再生产，男性则致力于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具有不同相对优势的、收入差异较大的男性和女性通过婚姻的形式可以使自身及双方的收益最大化。因此，婚姻的主要收益就来自于性别角色分工所导致的配偶之间的相互依赖。

因此，男性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在劳动力市场的预期收益越高，独立支撑一个家庭的能力越强，从而增加他在婚姻市场上的吸引力。许多研究表明，男性潜在收入对其进入婚姻有着显著的正面效应（Cooney and Hogan，1991；Goldscheider and Waite，1986；Lloyd andSouth，1996；Oooenheimer，et al，1997；Sassler and Schoen，1999；Sweeney，2002；Xie，et al，2003）。而随着女性教育地位的提高，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强，从婚姻中所获得的收益相对减少，这就推迟了女性的初婚年龄。

国内关于教育回报率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城镇不同学历层次上，大学以上的教育收益率是最高的（李实、丁赛，2003）。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研究表明，女性明显高于男性（郝大海、李路路，2006）。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劳动力市场的预期收益越高，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成本越高，因此，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推迟结婚年龄。由此得出：

假设1b：教育程度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要大于男性。

第三，在婚姻匹配的经验研究中，教育是一个常用变量，因为它同时反映了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资本。许多研究表明，在工业化国家，教育的同类婚现象相当普遍（Kalmijin，1991；Qian and Preston，1993；Raymo and Xie，2000）。中国关于婚姻匹配的研究也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初婚夫妇教育的同质性呈现了不断增强的特征（张翼，2003；李煜，2008，2011；齐亚强、牛建林，2012）。结构理论（Blau，et al，1982）对这种现象做了解释，即在婚姻市场上具有相似社会地位的男女相遇的机会更大，而在生命历程中遇到具有同等资历的潜在配偶的机会又与教育程度密切相关（Blossfeld，2009）。

但是，教育的同类婚又因性别而呈现差异。根据性别角色专业化模型，男性是家庭经济的支撑者，而女性主要承担家庭内部的劳动。因此，在性别分工更为传统的社会中，女性倾向于寻找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高于自己的配偶，而男性恰恰相反。这已经得到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Kalmijin，1998；Blossfeld，2009）。

在中国，男性的平均教育水平高于女性，城市户籍居民的平均教育水平高于农村户籍居民，这种性别差异和户籍差异在高等教育的层次上尤为明显（下文的表1说明了这点）。从婚姻匹配的角度来看，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寻找配偶的范围小于男性，这可从另一个侧面推论——高等教育对女性的推迟效应要大于男性。农村户籍男性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明显低于城市户籍男性，尽管农村户籍女性的择偶对象并不局限于农村户籍男性，但已有的研究表明，户籍匹配在婚姻匹配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户籍制度松动之前（齐亚强、牛建林，2012）。因此，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农村户籍女性遇到同等或更高资历男性的机会要低于城市户籍女性。由此得出：

假设1c：高等教育对农村户籍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城市户籍女性。

（二）职业与初婚年龄

稳定的职业生涯对初婚年龄有着重要的影响。奥芬海默（Oppenheimer，1988，1997）认为，性别的专业化角色通过影响婚姻匹配过程而造成了结婚时间的性别差异。

对于女性而言，稳定的职业使其在经济上更加独立，工作不仅减少了女性对未来配偶的依赖，使其不必为了寻找经济依靠而不得不早结婚，而且还降低了对父母的依赖，从而减少了父母对女儿施加早婚的压力。同时，如前所述，由于女性倾向于寻找社会经济地位高于自己的配偶，因此，女性的职业地位越高，对未来配偶在教育背景、经济能力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期望会越高，择偶的范围可能会越小，寻找配偶的过程也会更长。

对于男性来说，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支持，男性在劳动力市场的位置对其结婚年龄有重要的影响（Bennett，et al，1989；Lichter，et al，1992；Qian and Preston，1993；South and Lioyd，1992）。男性职业发展越困难，发展过程越拖延，结婚年龄越可能推迟；相反，男性职业发展越顺利，结婚年龄越可能提前（Oppenheimer，et al，1997）。由此得出：

假设2：职业地位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即对男性的初婚年龄有提前效应，对女性的初婚年龄有推迟效应，且同时适用于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居民。

（三）家庭社会经济特征与初婚年龄

第三种理论解释强调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初婚年龄的影响。本文将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简单划分为父母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兄弟姐妹数目。许多研究发现，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龄越晚（Axinn and Thornton，1992 Blossfeld and Huinink，1991；South，2001）。

父母受教育程度经常被作为衡量家庭文化资本的一个重要指标。家庭文化资本会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这由布迪厄和帕斯隆（Bourdieu and Passeron，1977）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提出，也得到了许多经验研究的证实（李煜，2006；Wu，2008），即父母的文化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越高，则子女在教育获得上越享有优势。在上文的讨论中，我们认为教育程度对初婚年龄有着推迟的作用。基于此，父母的教育程度会通过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而间接地对子女的初婚年龄产生推迟效应。由此得出：

假设3a：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龄越大。

父辈职业地位对子女初婚年龄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1）父母的经济资源可帮助子女建立新家，即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子女所获得的经济帮助越多，在婚姻市场越处于有利的位置，结婚年龄可能会越小（Mulder and Smits，1999；Kalmijn，2004）。（2）父母职业会影响代际关系的价值观和实践模式。经验研究表明，一个人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职业位置和经验的影响，这可用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经验来解释。受教育程度越高，观念越开放，看问题的视角也多元化；职业经验越自由，越倾向于自我引导（Kuhn and Schooler，1969）。这种价值观的区分又会被带人家庭生活，即如果父母职业主要是自我指导的，那么他们与子女的相处更加平等，更尊重孩子的自我导引；如果父母职业更看重遵从权威，那么与孩子相处时往往更倾向于运用父母的权威（Kuhn，1976）。

在已有的关于父母职业与子女初婚年龄之间关系的研究中，技术类与管理类是作为同一类职业与其他职业进行比较的（Sweeney，2002；Raymo，2003）。但是，根据父母职业与代际关系的研究，我们认为，管理类和技术类的职业经验会有所不同，并进一步影响与子女的关系；另外，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的经验研究表明，在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中，管理人员（包括政府机关、事业、企业、社会团体单位负责人）比技术人员（包括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医疗、文化、教育、商业、政法等专业人员）享有更大的利益（边燕杰、刘勇利，2005）。因此，本研究将父亲的职业划分为管理类、技术类和非技术非管理类。其中，技术类职业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职业经验的自由度也最高；管理类职业者的经验更强调对权威的服从，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最丰富。我们认为，从事技术类职业的父母更倾向于对子女的尊重和自我引导，而从事管理类职业的父母对子女更偏向于控制和支配。由此得出：

假设3b：父亲的职业会对子女的初婚年龄产生不同的效应，即管理类职业对子女的初婚年龄产生提前效应，技术类职业对子女的初婚年龄产生推迟效应。

另外，相比城市而言，中国农村中的传统家庭文化对代际关系的影响更为深刻，掌握家庭财产权的父亲更愿意使用权威，让子女处于依附和服从的状态。并且，中国传统的代际关系有着强烈的性别倾向，即对儿子的偏好，要求儿子早日成婚并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尽管城乡居住地与户籍并非完全吻合，但由于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绝大多数属于农村户籍，由此推断：

假设3c：父亲职业对子女初婚年龄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户籍差异，即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对子女初婚年龄有提前效应，农村户籍大于城市户籍，男性高于女性。

尽管在以往研究中，兄弟姐妹数目与初婚年龄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证实（Blossfeld，1991），但是兄弟姐妹数目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共同的发现是兄弟姐妹数与儿童的教育获得呈反向关系（Blake，1981；Downey，1995）。资源稀释假设（the resourcedilution hypothesis）经常被用于解释这种现象。该假设认为，家庭的资源是有限的，子女数目越多，分配到每一位子女的资源就越少，因而子女的教育获得就越差（Blake，1981）。根据这一假设，我们认为，在中国，家庭资源直接与家庭住房空间相关联。在城市户籍居民中，无论是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时代，住房都是社会经济分层的重要指标之一，人们所拥有的权力、收入和职业会影响住房的面积和质量（边燕杰、刘勇利，2005）。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住房是稀缺性资源，普通职工的住房面积相当小，只有少数有权力、有资历、有技术或社会资本充裕的人才能分配到面积大的住房，所以，年轻人分配到住房的可能性较小，男性在结婚后与父母同住的情况很常见。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后，城市住房紧缺的情况有所改善，但是住房面积与质量直接与收系在一起，城市中大多数的普通家庭，如果没有充裕的购买能力，住房空间仍然紧张。因此，对于城市户籍居民而言，兄弟姐妹越多，家庭成员的住房空间就越小，达到结婚年龄的成员，尤其是女性就有可能被要求尽早结婚，离开父母家庭。在农村户籍居民中，住房几乎没有受到再分配体制的影响，儿子结婚是可以通过自建房屋来拓展家庭住房空间的，住房商品化改革对农村户籍居民的影响也远不及城市户籍居民，兄弟姐妹数目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可能不太明显。据此得出：

假设3d：兄弟姐妹数目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存在户籍差异，即城市户籍家庭兄弟姐妹越多，初婚年龄越小；对于农村户籍家庭，该变量的影响则不明显。

三、数据、方法与变量

（一）数据

本研究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的数据。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样本覆盖了中国内地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查对象的年龄介于18-69岁之间，样本量为10151个。该调查收集了大量关于受访者及其家庭成员的教育经历、职业经历与婚姻经历的信息，比如，包括受访者第一份工作或劳动前的最高教育程度、受访者18岁时父母的最高教育程度、第一次结婚时本人与父亲的户籍及职业情况等。由于本研究关注研究对象的教育、职业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初婚年龄的影响，上述发生在初婚前的信息是很有意义的，因此是一个合适的数据资料。虑及1949年以前出生者的初婚事件相对发生较早，本文主要选取1950-1988年的出生者作为研究对象，得到有效样本量为8342个。

（二）统计模型与分析策略

本研究数据分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描述统计分析，旨在描述平均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以及不同性别、出生年代、教育程度和城乡户籍之间进入初婚的风险函数的差异；第二部分使用事件史的分析方法（event history analysis model，简称EHA模型），估计教育、职业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初婚年龄的影响。EHA模型不仅估计事件（event）发生与否，而且将事件发生前的时间也考虑在内，同时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处理数据的截删问题（Blossfeld，et al，2007），因此，它在对初婚年龄的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在本研究中，事件指是否进入初婚，而事件发生前的时间指进入初婚前的时间。具体地说，我们将分析的初始时间设定为16岁，截止时间为第一次结婚时间，直至2006年仍未进入婚姻的个案则被右截删（right-censored）。赫恩（Hernes，1972）对进入初婚过程与进入初婚时间的风险函数做了理论解释，他认为，进入婚姻的过程是一个时间依赖（time-dependence）过程，进入初婚时间（年龄）的风险函数是一个钟形曲线（bell-shaped curve），或者说近似于正态曲线。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某一特定年龄之前，随着年龄的增长，当同龄人中已婚者比例越来越大时，未婚者的结婚压力也会随之增加，因此结婚的风险率会上升；另一方面，超过一定年龄之后，随着年龄的增加，社会吸引力逐渐下降，未婚的同辈人也越来越少，结婚风险率开始逐渐下降。国外许多的经验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Coale，1971；Blossfeld and Huinink，1991）。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显示（见图1），在中国，进入婚姻的风险函数也是一个近似于钟形曲线的分布。基于以上原因，本研究使用EHA模型中的一种参数模log-normal模型来估计影响进入婚姻的因素，该模型就是为估计风险函数分布为钟形曲线的数据而设定的（Blossfeld and Rohwer，2002；Blossfeld，et al，2007）。该模型的方程是：

其中，r（t）是lognormal风险函数，φ（z1）是标准正态密度函数，φ（z1）是标准正态累积分布函数。t是指对某个特定的个体而言，事件发生（此处指初婚）前的时间，x1…xk是指所有的解释变量，β1…βk则是指每个解释变量所对应的回归系数。

（三）变量

1.因变量 由于lognormal模型是加速失败时间模型（accelerated failure time model）中的一种，该模型估计的是事件发生前的时间，根据上述模型设定，本研究因变量是初婚前时间的自然对数。

2.性别和户籍 性别和户籍状况是虚拟变量（男性=1，农村户口=1），它们反映了不同性别、户籍之间的差异。分为未婚样本（包括未婚和同居）与已婚样本（包括已婚、分居、离异和丧偶），其中未婚样本是目前户籍，已婚样本是初婚时的户籍。

3.教育程度 教育在工业化社会中是职业成功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且反映了影响个体择偶倾向的文化资本（Blossfeld，2009）。本文使用被访者最高学历作为操作化指标，即小学或以下（参照类）、初中、高中（或中专、技校）、大学专科或以上共四类。其中，未婚样本是目前最高教育程度；已婚样本中如果最高学历是在参加工作或劳动之后获得的，则使用第一份工作或劳动前的最高教育程度，因为大多数人是在获得第一份工作之后结婚的，仅少数人（在读硕士或博士）先结婚后工作，这一部分人在CGSS2006的样本中所占比例极低。

4.职业 一个人获得的职业等级经常被用于测量其社会地位的高低。本研究中，职业作化为三类：非管理人员和无技术职称人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非管理人员和无技术职称人员为参照类。其中，未婚样本是目前职业，已婚样本是初婚时的职业。

5.家庭特征变量 由于父辈的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本研究用父母的最高教育程度来测量（高中及以上=1，高中以下=0），即该变量是被访者18岁时父母的最高教育程度；父亲职业反映了一个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包括非管理人员和无技术职称人员（参照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三类。其中，未婚样本是父亲目前职业，已婚样本是初婚时父亲职业；兄弟姐妹数反映了家庭规模，是连续变量。

6.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可能会影响初婚年龄的结构性因素，即民族和出生年代。其中，民族为虚拟变量（汉族=1），反映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出生年代是一个类别变量（1950-1959年=1，1960-1969年=2，1970-1979年=3，1980-1988年=4，模型中1950-1959年为参照组），它反映了影响初婚年龄的世代效应，同时也能部分控制因国家婚姻政策改变（如1973年的晚婚晚育政策，以及1980年的《婚姻法》对法定婚龄的调整）对进入初婚年龄所造成的影响。

四、分析结果

虽然本研究的核心是教育、职业与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初婚年龄的影响，但对于其他影响因素也会报告并作相应讨论。

（一）描述统计分析

图2展示了城乡户籍居民在不同时期的平均初婚年龄趋势。总体而言，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要大于女性，城市户籍居民的平均初婚年龄要大于农村户籍居民。1967-2006年，已婚男性和女性，无论户籍在城市还是农村，平均初婚年龄都呈现了上升的趋势。平均初婚年龄的趋势在不同时代也发生着变化，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城乡户籍居民的平均初婚年龄持续上升；80年代与70年代末相比，城乡户籍居民平均初婚年龄呈下降趋势；90年代后，城乡户籍居民平均初婚年龄总体趋势是在波动中上升。

城乡户籍居民在教育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别。城市户籍居民的教育程度、父母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比例，以及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的比例明显高于农村户籍居民。

图3显示了16岁至初婚年龄不同性别、户籍、出生年代和教育程度进入婚姻的风险函数差异。可见，女性进入婚姻的风险率高于男性，即女性初婚年龄小于男性；农村户籍居民进入婚姻的风险率高于城市户籍居民，即农村户籍居民初婚年龄会更小；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风险率明显低于其他教育程度，即受过高等教育的初婚年龄会更大；20世纪80年代出生人口进入婚姻的风险率低于其他年代，表明该出生年代人口初婚年龄最大，而50年代出生人口进入婚姻的风险率略低于60年代，可能是受到了婚龄政策的影响。

（二）初婚年龄的决定因素

通过事件史分析lognormal模型所估计的初婚年龄决定因素，报告分城乡户籍，各自包括三个模型：所有样本模型、男性样本模型和女性样本模型。由此可以估计各因素对总体初婚年龄效应并比较它们对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龄作用的差别（见表2）。

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的性别系数分别是0.208和0.241，且均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后，男性比女性16岁至第一次婚姻的时间（即生存时间）更长，即初婚年龄更大。

汉族与其他民族居民相比，进入初婚前的时间有显著差异；汉族居民进入初婚前的时间更长，初婚年龄更大。

以“1980-1988年”为参照群体，“1960-1969年”的回归系数为负数且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在男性居民中，“1970-1979年”的回归系数为负数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上述数据表明，与20世纪80年代出生人口相比，60、70年代出生的人口进入初婚前的时间更短，即初婚年龄更小；在城市户籍居民中，“1950-1959年”的回归系数为正数，表明50年代出生的人比80年代出生的人的初婚年龄更大。

在控制民族、地区特征和出生年代等变量后，教育、职业和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对城乡户籍的效应呈现如下特征：初中、高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回归系数均为正数且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且学历越高，回归系数越大，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初婚年龄越大，假设1a成立。在城市户籍女性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者相比小学学历者进入初婚前的时间延长了56%；在城市户籍男性中，高中学历者相比小学学历者进入初婚前的时间延长了23%。农村户籍女性的学历越高，初婚年龄越晚，如高中学历者相比小学学历的农村户籍女性进入初婚前的时间延长了49%；在农村户籍男性中，初中学历者的回归系数为负数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初中学历者比小学学历者的初婚年龄更小。而高中学历的效应是正的，表明高中学历者的初婚年龄比小学学历者要大，但统计不显著。以上分析显示，无论是城市户籍还是农村户籍，教育程度对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是存在性别差异的，该效应对女性的影响要大大高于男性，假设1b成立。

大专及以上学历对男性（包括城市和农村户籍）的回归系数为正数且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高等教育对男性的初婚年龄有着显著延长的作用。城市女性中的大专及以上学历者进入初婚前的时间与小学学历者相比推迟了97%，而农村女性中的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相比小学学历者进入初婚前的时间则延长了151%，可见，高等教育对女性婚龄的推迟效应存在户籍差异，农村户籍女性婚龄的推迟效应要大于城市户籍女性，假设1c成立。

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在城市户籍居民中，技术类职业的效应是负的，管理类职业的效应是正的，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农村户籍男性的技术类职业的回归系数是负数且在统计上显著，说明男性从事技术类职业者相比非技术非管理类职业者，进入初婚前的时间缩短了7%，即提前了初婚年龄，假设2部分成立，即职业地位的提高对男性的初婚年龄有提前效应。

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中，父母最高教育程度为高中以上的，对城市户籍，尤其是对男性的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推迟效应，但在农村户籍中不显著，这很可能是父母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比例低（在表1中，约为0.4%）所导致的。因此，假设3a部分成立，即在城市户籍居民中，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子女初婚年龄越大。

技术类职业者对子女初婚年龄的效应在总体上均为正数，且在统计上显著，表明父亲从事技术类职业者相比对子女的初婚年龄有推迟效应。管理类职业对男性初婚年龄效应为负数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者相比非技术非管理类职业者会缩短儿子进入初婚前的时间，即对儿子的初婚年龄有明显的提前效应，假设3b部分证明。分性别看，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者对男性的效应是显著的，对女性则不显著，表明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者对子女初婚年龄的影响是存在性别差异的。分城乡户籍看，该变量对城市男性的回归系数是-0.063，意味着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者使得儿子进入初婚前的时间缩短了约6%；该变量对农村户籍男性的回归系数是-0.100，意味着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者使得儿子进入初婚前的时间减少了10%，因此，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者对农村户籍男性的提前效应要大于城市户籍男性，假设3d成立。

兄弟姐妹数对于城市户籍样本的效应为-0.016且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每增加一个兄弟姐妹，进入初婚前的时间缩减2%，即在城市户籍居民中，兄弟姐妹越多，初婚年龄越小，特别是对女性初婚年龄的影响更为显著；但对农村户籍不显著，表明在农村户籍居民中，兄弟姐妹数对初婚年龄没有影响。因此，兄弟姐妹的数目对初婚年龄的影响是存在户籍差异的，假设3d成立。

五、总结与讨论

基于CGSS2006数据的统计分析，本文着重探讨了教育、职业、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与初婚年龄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本研究的结果部分支持了目前许多工业化国家关于教育、家庭背景与初婚年龄之间关系的主要假设，同时基于中国的数据也有新的研究发现。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初婚年龄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初婚年龄普遍小于男性，用性别角色专业化的视角解释，即男性作为家庭的主要供养者，其结婚时间与职业生涯密切相关，较早结婚会影响他完成教育、职业训练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而作为一个承担传统家庭角色的女性，婚姻匹配所需要的各种女性特征在年轻时的优势更为明显，而且家庭生产技能在父母家庭中也能够习得（Oppenheimer，1988）。

初婚年龄也根据出生年代而表现出差异。20世纪80年代出生人口比60年代和70年代的初婚年龄更大，这验证了已有的经验研究，即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初婚年龄是逐步上升的（Manning，1995）；50年代出生人口的初婚年龄较大，与人口政策的变化有很大关系。1973年，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明确提出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其中“晚”是指男25周岁以后、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汤兆云，2008）。因此，在这一时期（正值20世纪50年代出生者的婚龄期）中国的平均初婚年龄有所提高，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张翼，2006）。1980年，修改后的《婚姻法》规定了法定结婚年龄，男为22周岁、女为20周岁，这一年龄相比“晚、稀、少”政策所提倡的婚龄有所降低，因此，60年代的出生者相比50年代的出生者平均初婚年龄有所提前。

教育获得和职业地位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和户籍差异。首先，无论在城市户籍还是农村户籍居民中，教育程度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均大于男性。该结果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较高的教育程度与在校就读时间的延长联系在一起，这在客观上推迟了初婚年龄；教育程度的提高还意味着人力资本和在劳动力市场预期收益的增加，据已有研究显示，女性的教育回报率明显高于男性，因此，受高教育的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推迟结婚年龄。其次，高等教育对农村户籍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城市户籍女性。这可能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农村男性精英纷纷从农村流向城市，农村婚姻市场上的高教育程度的男性比较稀缺。尽管农村户籍女性的择偶对象并不局限于农村户籍的男性，但是户籍匹配在婚姻匹配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现有户籍松动之前，导致农村高教育程度的女性很难找到教育匹配的配偶。在本研究中，技术类职业者相比非技术非管理类职业者，对于农村户籍男性居民的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提前效应，这表明，在农村，职业地位的提高会增加男性在婚姻市场的吸引力。

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初婚年龄的影响也有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和户籍差异。在城市户籍居民中，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龄越大，这与多数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研究一致。父母的教育程度代表了家庭的文化资本，通过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价值观和信仰等间接地对其初婚年龄产生推迟的效应。该变量在农村户籍居民中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效应，这可能是在我们的农村户籍样本中，父母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很低所导致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乡户籍之间不均衡的受教育状况。另外，在城市户籍居民中，兄弟姐妹越多，初婚年龄越小，这可能与城市家庭住房资源相对稀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