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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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范文第1篇

关键词：刑民交叉；经济犯罪案件；先刑后民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230-02

一、刑民交叉案件的概念及分类

所谓刑民交叉案件，又称刑民交织、刑民互涉案件，是指案件性质既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又涉及民事法律关系，相互间存在交叉、牵连、影响的案件，或根据同一法律事实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一时难以确定是刑事法律关系还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案件[1]。

1.广义的刑民交叉案件。广义上的刑民交叉案件，有“质”的交叉，如某一行为是合同纠纷还是合同诈骗罪，是股权纠纷还是职务侵占罪，是技术纠纷还是侵犯商业秘密罪；也有“量”的交叉，如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1款第（3）项规定，因交通肇事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将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该规定表明，在交通肇事仅造成财产损失而又无力赔偿时，数额多少将成为罪与非罪的界限，无力赔偿的“量”在30万元以下时，不构成刑事犯罪，仅作民事处理；在30万元以上时，则构成刑事犯罪，将定罪处罚，但在造成的损失“量”或行为人的赔偿能力尚未确定时，该行为是民事行为还是刑事行为处于不确定状态，这也是一种刑民交叉。同时，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刑民关系还存在转化的可能，如过去将骗取贷款用于生产未归还而产生的争议界定为民事争议，但在《刑法修正案（六）》新增的“骗用贷款罪”，则将该种不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贷款欺诈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2]，即民事纠纷向刑事犯罪转化。又如经济领域的投机倒把行为，过去大多作为犯罪处理，现在基本上作为民事争议处理，即刑事犯罪又向民事纠纷转化。此外，在刑法规定的追缴与退赔中，也存在刑民交叉问题。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讲，追缴与退赔都是通过刑事诉讼，对遭受财产损害的被害人合法权益进行恢复，是由司法机关主动采取的一种损害赔偿措施，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刑民交叉问题[3]。

2.狭义的刑民交叉案件。狭义上的刑民交叉案件，主要包括以下两种：一是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但法律事实之间具有一定的牵连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具体表现为同一主体实施的两个独立的法律行为，分别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导致法律事实的牵连而成立刑民交叉[3]。二是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而成立的刑民交叉。

二、处理刑民交叉案件面临的困难和障碍

1.传统观念的影响。在中国，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一切从国家本位出发，倡导国家利益至上，个人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二者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让位于国家利益，体现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就是刑事第一，民事第二，以刑事案件为主导，民事案件服从于刑事案件，这种“重刑轻民”、“刑主民从”的思想，在司法实践中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各司法机关常以刑事优先于民事，民事部分的审理应服从于刑事部分的审理为由而对民事部分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如银行审查不严导致存款被犯罪分子冒领；停车场疏于管理致使停放的汽车被盗窃；雇员为雇主服务期间交通肇事逃逸等等。该种“先刑后民”的处理方式过于强调公共利益的维护，忽视了社会利益的多元性和矛盾性，忽视了被害人独特的利益要求[4]；同时阻断了对被害人民事权利进行司法救济的正当渠道，也阻碍或延后了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民事部分的不受理或中止审理，必然导致案件的久拖不决，使被害人的民事权益长期处于搁置状态。由于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护，容易造成被害人的第二次伤害，使被害人滋生强烈的情绪，甚至由被害人角色向犯罪人角色转换。因此，对刑民交叉案件，不能一味以“刑优于民”、“先刑后民”的单一模式处理，而应当根据个案情况区别对待。

2.法律方面的障碍。为保证刑事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刑事诉讼法第一条开宗明义，明确规定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即将“打击”放在第一位，“保护”放在第二位。因此，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面前，被害人的个人权益应作出让步和牺牲，其无须在刑事诉讼中提出民事权利要求，国家对犯罪的追诉，即是对其民事权益的最好保护。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1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该条是刑事诉讼法从立法角度，对通过刑事诉讼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确认和肯定，但仅适用于被害人因被告人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案件，适用范围狭窄，远未反映刑民交叉案件的整体范围和法律特征[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违法犯罪必须严肃执法的通知》均规定，为打击经济犯罪，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时，民事案件应绝对服从刑事案件的需要，即在实体上要求“重刑轻民”，在程序上强调“先刑后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针对经济犯罪领域的刑民交叉案件，在固守“先刑后民”的同时，也作出了可以“分案审理”的例外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司法解释形式，针对经济领域内的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作了较为全面而具体的规定，使司法机关对经济领域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有章可循，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但其适用范围仍然有限，即只适用于经济领域内的刑民交叉案件，而对大量的其他领域的刑民交叉案件如何处理，仍然存在空白。

三、刑民交叉案件的判断标准

《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该条规定了当民事案件的处理须以刑事案件（当然也包括其他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时，该民事诉讼案件应当中止审理，即“先刑后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1条第1款规定，“在诉讼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六）案件的审判须以相关民事、刑事或者其他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相关案件尚未审结的”。该条规定了当行政案件的处理须以刑事案件（当然也包括民事案件和其他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时，该行政诉讼案件应当中止审理，即“先刑后行”。刑事诉讼法第181条第1款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自诉人或被告人患精神病或其他严重疾病以及案件到人民法院后被告人逃脱，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审理”。该款规定了在刑事诉讼中，只有自诉人、被告人患精神病或其他严重疾病以及后被告人脱逃的，才应当中止审理，而对是否须以相关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未予明确，但从第2款“由于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使案件无法继续审理的，可以裁定中止审理”的规定中可以得出，如该刑事诉讼案件的审判须以相关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时，“相关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应当视为“由于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之一。此种情形下，刑事诉讼案件应当中止审理，即“先民后刑”。如某甲、某乙就生产某一产品的商业秘密产生权属争议。某乙以某甲侵犯其商业秘密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发现某甲、某乙正就该商业秘密的权属争议，在另一法院进行民事诉讼。由于权属的确认对某甲是否构成犯罪影响重大，此种情形下，等待人民法院作出确权裁判后，公安机关再决定是否继续侦查，更为妥当。

综上，三大诉讼法均规定了当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出现相互交叉情形时，在处理方式上，是“先刑后民（行）”，还是“先民（行）后刑”，抑或“刑民分离”、“刑民合一”，其判断的唯一标准只能看刑事诉讼案件（或民事诉讼案件）的顺利运行是否以另一民事诉讼案件（或另一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如刑事须以民事结果为依据，则“先民后刑”；如民事须以刑事结果为依据，则“先刑后民”；如刑事结果与民事结果互不为依据，则可“刑民分离”或“刑民合一”。因此，“先刑后民”只是在刑事诉讼中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方式之一，而非唯一模式，只有在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下，民事诉讼案件才应中止审理[6]。在理论上，固然可以说犯罪行为就是严重的侵权行为，但司法实践中，定性的不同必然也带来管辖与处理机制的不同，刑事公诉案件应由公权侦查机关先行侦查，刑事自诉案件应向刑事审判部门提起，民商事纠纷则应由民事审判部门受理，各部门发现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时，应主动建议当事人变更救济渠道[1]。因此，简单以“先刑后民”方式处理，不仅在法理上讲不通，而且也会在司法实践中造成混乱。

参考文献：

[1]何帆.刑民交叉案件审理的基本思路[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25-27.

[2]江伟，范跃如.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研究[J].法商研究，2005，(4).

[3]黄太支.刑法修正案六的理解与适用下[J].人民检察，2006，(8).

[4]龙宗智.相对合理正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56.

[5]刘红.审理刑民混同案件的几点思考[J].四川审判，2008，(4):23.

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范文第2篇

关键词：涉众型经济犯罪；司法；侦查对策

中图分类号：F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2-0182-02

一、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定义及现状

涉众型经济犯罪本身并非一个法律概念，而是政府有关机构、司法部门从有针对性打击犯罪、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保护公民权益等方面出发，将某些高发、具有一些相同或类似基本特征的济犯罪归为一类需要特殊对待的案件类型。

2006年11月，在公安部召开的有关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专题新闻会上，将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定义为：“涉及众多受害人，特别是涉及众多不特定受害群体的经济犯罪”。在公安部召开的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专题新闻会上，公安部经侦犯罪侦查局副局长高峰在会上表示，2016年1月份到10月份，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1.9万起，同比上升9.1%，涉案金额则高达70亿元人民币，呈现出多发、高发态势。案件绝对数量、占经济犯罪案件的比重均不断上涨，并且该类案件涉及的领域广泛，包括证券投资、房地产、入学就业等多个领域，而表现形式主要是四种，包括集资诈骗、合同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传销。

二、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特点

（一）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犯罪分子很善于利用市场的热点，也就是人们的关注点去布置骗局，利用各种新兴市场、产品来吸引群众投资，并且给投资者讲述一些他们不太懂的所谓新的理念，让投资者误以为真，踏入犯罪分子早已部好的陷阱。例如在北京发生的“蒙京华”非法集资案件，犯罪分子就是利用了市场热点，以养殖奶牛可获得高额回报为诱饵，采取向社会公开招聘、集中培训等形式，诱使公众投资，导致最后向投资人销售了1万多头奶牛，远远超过了该公司实际拥有的4 000头数量。该案主犯的奶牛计划，实际上是让后期的人源源不断地前来投资，来弥补前期人的损失，返本返利。

（二）犯罪手段呈现职业化

近几年，涉众型经济犯罪分子的学历较过去大为提高，作案对象的选择、逃避打击的技能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如“亿霖木业案”中，28名被告中有18名被告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到近2/3。同时，不法分子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作案的高科技化、智能化在“提高”。例如，涉众型信用卡诈骗案中，被告人登录网络终端系统，破译储户银行卡密码，借助现代印刷手段伪造行用卡、伪造身份证等实施犯罪。同时，大多数犯罪分子以公司经营为幌子已成为涉众型经济犯罪的趋势之一。

（三）犯罪组织结构严密

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犯罪团伙结构越来越多地呈现出“金字塔”的特征，上下线利益关系紧密依附，组织犯罪结构严密。犯罪团伙成员为夫妻和兄弟关系，这样的内部联系形成的犯罪团伙异常团结，就算被公安机关抓获，也往往不会轻易透露出团伙其他人的信息，给打击和治理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公安机关查处的犯罪团伙，公司内部大多分工严密，公司头目一般都是暗地指挥，而且只有单线联系，下线不能主动联系上线。明确的职责分工，使得涉众型经济犯罪的运作更加“高效化”，犯罪活动的规模、频率、区域等都得到进一步的扩展。传销式作案手法不断沿用。犯罪分子采用传销的运营模式，通过许诺成员高额的提成奖励来刺激成员，让他们不顾一切全力以赴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四）犯罪手段科技化

涉众型经济犯罪之所以能达到“涉众”效果，善用现代传媒技术美化、包装和宣传，已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采取公开化宣传。通过合法的“外壳公司”来为自己进行公开化的宣传，鼓吹自己公司或者产品的美好前景。为了让更多民众陷入投资陷阱，犯罪分子将宣传发之于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有的设置借助邀请政府官员出席活动、与政府官员合影等形式，进一步增强公众的信任度。

（五）受害群体多元化

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犯罪分子会根据被害人所涉及的领域，采取相应的手段。比如，对于社保领域的涉众型经济犯罪，犯罪对象集中在下岗员工和无业人员，尤其是中年妇女居多；对于电信领域犯罪，犯罪对象往往集中在退休人员、老年人等人群；对于期货交易、原始股等犯罪，受害人更多的是公司企业高管等高收入群体；对于融资领域犯罪，作案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私营企业等。多元化趋势呈主导，受害群体的多元化实质上为作案对象的选择提供了更为宽泛的范围，而针对高层次领域人员实施的犯罪，欺骗性更强，得逞机会更大，犯罪所得更多。

三、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侦查对策

（一）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侦办难点

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往往采取“合法外衣”与违法犯罪相衬托、真实项目与虚假承诺相交织、正常交易与违规操作相混合的方式，不仅增加了投资者等受害人甄别的难度，也给打击处理造成了困难和障碍。

1.取证难

涉众型案件案情复杂，不仅犯罪起数多、数额巨大、受害人众多，而且时间跨度长。因此，需要调取的证人证言、书证数目和履行的法律手续数目庞大，有的案件需依法询问的受害人、证人多达数千人。例如，“亿霖木业”案在案件的查处过程中发现，被害人来自11个省、市，45个县、市、区，涉及地域极其广阔，涉案金额高达16.8亿元，数字极为庞大，而涉案人数高达6 000人。

2.定性难

涉众型经济犯罪表现形式非常复杂，容易与民商事经济纠纷相混淆，难以准确的清晰地划分出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的界限。比如“碧溪广场”案，这个案件在当时是以所谓新型经营模式的面貌出现，在我国还属新类型事物，因而对其行为性质还存在一些争议。在该案的办理期间，受害人以多达10余种民事案由、1 000多件民商事案件的形式进行维权，有的正处于诉讼中，有的以下判，与刑事处理的“交叉”情形比较突出。

3.查处难

查处时机难以把握，案发前查处，由于犯罪行为未充分暴露，受骗群众往往不理解，甚至将矛头指向公安机关；等到“资金链”崩盘再查处，则已形成较大的社会危害。如法院在审理“亿霖木业”时，上百名受害人在法庭外“声援”正在候审的被告人，理由是被告人如果不羁押、不受审，资金链就不会断裂，他们就不会有损失。

4.追赃难

为逃避打击，涉案公司、企业的财务管理往往极不规范，财务账册资料残缺混乱，导致追赃线索中断，加之犯罪分子往往“拆东墙补西墙”，无脏可追或者追赃无据。还有的犯罪嫌疑人将自己违法犯罪所得存入自己配偶或者亲戚的账户，所以应该建立犯罪嫌疑人家属财产来源审查制度。侦查机关在立案之初，对涉嫌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的家属财产进行审查，一旦查实该财产确属被执行人所有，应采取防范与保全结合型的控制措施，确保将来赔偿判决顺利经行。

（二）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侦查对策

1.多途径取证

涉众型经济犯罪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其非法活动基本在封闭状态下进行，必须通过多种取证途径。一就是重视受害人的报案或者群众的举报。涉众型经济犯罪往往涉及大量的受害人，这些受害人到公安机关报案可以提供大量的线索，是我们获得该类案件的重要线索来源。二就是金融、证券、审计、税务等行政执法机关的移送。三是公安机关通过收集情报信息来获得犯罪线索。通过监控涉众型经济犯罪高发的行业和地点，而获得犯罪线索。在证据的搜查过程中，还要注意收集和固定电子证据。时代在发展，很多犯罪活动往往在网络上进行，对于涉众型经济犯罪来说，成员名单、账目详细等资料都会存入计算机当中。以下几点是我们在搜集电子证据时应该注意的地方：一是防止犯罪嫌疑人销毁电子证据。二是在查封、转移电子设备时，要做好充足的备份工作，防止转移过程中出现意外，导致数据丢失；还可以聘请专业计算机人员来进行证据的调取工作，获得隐蔽的电子证据。三是在电子设备的现场，要注意搜集其他光盘优盘等电子证据。四是在搜集到计算机上的电子证据后，要做好转化的工作，把电子证据转化为文书类的证据，这样才能拥有法律效力。

2.充分准备、缉捕犯罪嫌疑人

在审讯时注意法律教育，让嫌疑人主动交代出其“上线”和“下线”的相关信息，然后迅速抓捕。我们在抓捕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时，要注意方式方法，防止其他的犯罪嫌疑人知道消息以后逃跑，增加以后追逃的难度。在抓捕之前，应该了解清楚该团伙的情况，包括人数，成员姓名等，然后在同一时间，对多个场所进行抓捕，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3.采取合理的讯问策略

由于涉众型经济犯罪一般是团伙作案，导致作案人数过于庞大，所以在抓获犯罪嫌疑人之后，一定要顺利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初步讯问。但是由于组织头目时常会给团伙成员“授课”。给他们讲述一些应对公安机关询问的办法，因此，造成了询问工作难度的加大。所以，要使用有针对性的讯问方法，要集中时间与地点展开讯问，要结合案件的要点，制定讯问的要点。

结语

涉众型经济犯罪受害人人数庞大，社会影响坏，而打击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公安机关、工商执法部门、网络媒体、通讯企业及社会组织紧密协作，结合广泛的群众基础合力，打好涉众型经济犯罪这场攻坚战。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公安机关及工商执法部门的侦防措施智能化和高效化，涉众型经济犯罪必定无所遁形。

参考文献：

[1] 程小白.经济犯罪侦查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W出版社，2013.

[2] 杨威.新形势下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特征及侦查对策[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8，（3）.

[3] 王松丽.涉众型经济犯罪研究[J].公安研究，2010，（4）.

[4] 孟庆丰.涉众型经济犯罪问题探讨[J].公安研究，2007，（11）.

[5] 任怡.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待点及侦查对策多维思考[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8，（11）.

[6] 蔡文霞.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防范研究[J].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2）.

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范文第3篇

二、加强法律宣传，营造法治环境。深入项目建设现场，通过张贴宣传标语、悬挂警示挂图、播放法律宣传录音、设立法律咨询服务站等形式，帮助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增强项目投资建设管理者和员工遵纪守法意识和廉洁自律意识，积极为项目建设单位依法经营、有效管理提供法律政策咨询服务。

三、开展“工程优质、干部优秀”活动，做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针对项目招投标、材料采购、资金拔付、工程验收等环节，强化预防措施，同步跟踪监督，切实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发生。

四、依法查办职务犯罪，营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对查办项目建设过程中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以及、等职务犯罪案件作出专门部署，提出对此类案件实行“四优先”，即：优先立案、优先捕诉、优先挽损、优先帮助整章建制。

五、切加强诉讼监督，维护合法权益。加大刑事诉讼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审判监督和刑罚执行监督力度，着力解决有案不立、有罪不究、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司法腐败问题，为项目建设创造公正高效的司法环境。

六、掌握法律政策界限，做到“四划清”。即：划清违规违纪与违法犯罪的界限，工作失误和渎职犯罪的界限，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人情往来与行贿受贿的界限，切实做到惩治破坏项目建设的犯罪者、保护无辜者、支持投资创业者、挽救失足者、教育失误者。

七、改进执法方式，做到“两个不轻易、两不准”。不轻易对大项目经营者和技术骨干采取强制措施；不轻易冻结、查封项目建设方面的账户、账册和资金；不准发表有损项目建设投资者声誉的报道；不准侵犯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八、规范执法行为，做到“六严禁”，即：严禁越权办案；严禁随意冻结、截留、挪用暂扣大项目建设款物；严禁乱拉赞助；严禁吃拿卡要；严禁要求企业以优惠条件同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做生意，严禁在项目建设实体中兼职或挂名取酬以及从事有偿中介活动。

九、提供全程服务，开通绿色通道。开通网上举报和电话自动答录系统，全天候受理大项目建设方面的举报事宜；开通项目投资的绿色通道，随时随地受理项目投资方面的举报投诉，随时随地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开通服务大项目建设快捷通道，选派干警积极与项目投资办公室对接，提供法律援助，做到一般问题当天答复，需要查办的优先受理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

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范文第4篇

法务会计，作为会计的一个分支，是20世纪末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在WTO规则下，法务会计属于服务贸易的一部分。我国加入WTO时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的，从我国加入WTO到2006年12月10日，是“过渡期”，市场准入和开放是渐进式进行的，这样，从时间上来看，对服务贸易的全面开放的限制已经到了终点，法务会计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起点，我国作为WTO成员，既面临着法务会计事务的全面开放，也面临着法律会计理论国际接轨问题，有机遇，也有挑战。在国际上，法务会计已经被应用到反倾销领域，发展好法务会计，也有助于我国有效的应对贸易摩擦。

法务会计及其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法务会计，是法学和会计学的结合，是两者交叉渗透的一门边缘学科，属于会计学的分支。所谓法务会计就是特定主体运用会计知识、财务知识、审计技术与调查技术，对在经济管理和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法定经济标准和经济界限规范过程和报告结果进行计算、检验、分析、认定的运用型学科。

法务会计主要存在于三大领域：一是企业、行政、事业单位；二是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三是检察、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还包括审计、纪检部门。法务会计的对象是经济纠纷中需鉴别的与经济纠纷相关的反映纠纷资金运动的会计资料和其他资料，包括财会部门的会计凭证、账簿和财务报告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法务会计的主要职能就是分析会计资料，为经济纠纷的处理提供会计证据。法务会计既涉及到会计知识，又涉及到法律知识，所以在进行法务会计工作时必须遵循法律活动和会计工作的相应原则。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原则：合法性原则、客观性原则、重点性原则、专业性原则等。

法务会计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诞生的一个新职业。在美国，法务会计不仅在政府部门如联邦调查局、国内税务署得到开展，而且在银行、保险及一般企业也得到广泛应用。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制定了有关的法务会计准则，但法务会计不论从理论到实践都发展迅猛，被广泛应用到国际商事纠纷中，尤其在“两反一保”事务当中。

在我国，“法务会计”还是个新生事物。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案件的大量增加，法务会计的任务也日益繁重。政府部门和有关专业机构开始关注法务会计行业的发展。近两年，关于法务会计的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逐渐被人们所重视。一些高等院校也逐渐设立了法务会计方向的专业，并对在职人员提供了研修班等形式的教学方式。当然，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法务会计的发展主要还是局限于司法会计鉴定、保险理算等业务领域，服务内容比较单一，法务会计的新型领域尚未涉足。因此，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在法务会计内容、服务领域等方面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积累有很大的差距。

法务会计在应对国外反倾销中的应用

法务会计在国际商事纠纷中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反倾销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如果我们利用好，能够有效应对国外的反倾销调查。 自1979年欧共体对中国出口的糖精及盐类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以来，全世界约七分之一的反倾销调查针对中国，我国连续11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有关人士曾估算过，中国出口产品遭受国外反倾销每年平均损失800多亿人民币，中国已成为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我国遭受国外反倾销存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承认我国为市场经济地位国家，这样在计算生产成本时，采用替代国，使我国不该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却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另一方面，在遭受一些具体的反倾销案中，在确定出口价值和生产成本上，存在较大误差，最终被认定为倾销的存在。上述两种情况都与法务会计存在着紧密联系。

首先，我们来分析法务会计在欧盟认定我国市场经济地位中的作用。具有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法规是认定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之一，法务会计作为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认定市场经济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欧盟把“企业有一套明晰的基础会计薄，该帐薄按国际通用会计准则进行独立审计并有通用性”作为认定市场经济地位五个标准之一，2006年9月初，中国与欧盟(EU)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了双边会谈。在会议上，双方讨论了关于欧盟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地位国家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清楚地指出，要欧盟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仍存在四个重大障碍，即政府的影响力、会计准则、破产法以及金融服务领域的改革。巴罗佐表示：“在确定反倾销价格和成本时，这些因素都是相关的。一旦(中国)达到了这些标准，我们一天也不会多等。”虽然影响欧盟拒绝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因素很多，但如果单纯从技术方面来看，我国不完善的会计制度，尤其是法务会计制度的不健全和不完善，却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法务会计在具体反倾销案件中的作用。在反倾销调查发起之后，调查机关与有关当事人之间迅速卷入了一场关于产品成本和价格的会计争论之中。法务会计在应对反倾销中的作用主要在于提供会计专业证据证明不存在倾销，这些证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证明被调查人的成本会计制度符合公认会计准则或国际会计准则，法务会计人员的任务之一就是证明被调查的中国企业采用的成本会计制度符合公认会计准则或国际会计准则，证明被调查人具有市场经济地位，因此，法务会计人员在诉讼中必须获得充分的证据以证明应诉产品的市场经济条件。证明被调查人产品成本的归集和分摊客观、公允，法务会计人员要证明报表所反映的内容是真实而客观存在的，会计数据的表面特性与其背后的经济事项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证明生产和成本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有效，因此，法务会计人员需要取得证据，证明被调查人的内部控制健全有效。在应对国外的反倾销实践中表明，法务会计应用的好与坏，关系着倾销成立与否，我们下面举一反一正两个案例。在欧盟对中国发起的反焦碳倾销案中，欧委会认为无法确定该出口商的所有出口销售是否都反映在会计薄中，认定该企业的会计薄没有完整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没有遵循国际通行会计准则，因此拒绝给予其市场经济地位。在欧盟对中国发起的另一例反倾销案――“黄磷案”中，涉案人云南马龙公司的各类财务报表非常规范，采用的会计准则、记帐方法、收入确认原则、帐龄法、坏帐准备、资产折旧方法、无形资产构成和摊销等完全符合欧盟的会计准则标准，因而被给予了市场经济地位。

发展我国法务会计的对策及建议

我国的法务会计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在应对欧盟倾销方面却有重要作用，尤其在欧盟认定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把我国的法务会计健全与否作为认定条件之一。为此，我国应当做好如下工作：

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补充和完善已的各种法律法规，逐步建立法务会计开展工作中应严格遵守的鉴定技术标准、基本准则、具体规则、工作程序与方法、执业规范和职业道德等规范体系，并监督执行状况和执行力度，努力为法务会计发展建立良好的外部法律环境，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加强法务会计人员的队伍建设。首先加强法务会计理论教育。如增设“法务会计”课程或专业方向，鼓励学生修法务会计专业课程。其次规范法务会计师资格认证制度。

建立法务会计行业管理制度。为了保障法务会计事业的健康发展，应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行业管理制度体系。首先要制定一套法律法规，将法务会计师的执业资格要求、执业准则等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在法律中明文规定法务会计师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惩戒不当执业，使法务会计师在执业时有责任心。另外，政府财政、税务、审计等部门，要对法务会计师或其所属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工作规则的遵守情况、业务工作制度的执行情况等进行监督，并依照相关规定对法务会计师违反法律行为进行处理。

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范文第5篇

强制措施作为赋予公、检、法机关的一种权力，对于刑事诉讼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防止他们给诉讼制造障碍。二是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危害。即对其适用强制措施，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就可以防止其继续进行犯罪或者实施新的犯罪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三是可以警戒社会上不法人员，威慑不安定分子，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以身试法。由于在客观上会不同程度地限制甚至剥夺被适用对象的人身自由，如果适用不当，势必造成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侵犯。因此，在适用强制措施时，必须坚持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既要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现行犯、重大嫌疑分子的人身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又要注意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其他各项合法权利；对于必须采取强制措施的人，既应当坚决、果断地采取强制措施，同时又要注意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而不能滥用。

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例，根据刑事强制措施的法律规定和，了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没有拘传证采取拘传、一次拘传超过12小时、以连续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不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而采取、监视居住成为变相拘禁、应当（不应当）拘留、逮捕而不予（予以）拘留、逮捕、公安机关不执行不批准逮捕决定、拘留、逮捕羁押时间超期等滥用刑事强制措施权的具体形态，并提出了依法行使刑事强制措施权的看法。

关键词：强制措施 司法机关 司法实践 滥用 形态

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采取的在一定期限内暂时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法定的强制。它有以下特征：一是它只能由法定的专门机关适用。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0条、61条、132条的规定，适用强制措施的法定机关有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另外，还有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和监狱，在侦查其管辖的案件时，也有权实施强制措施。二是它具有特定的对象。特定的对象是指只能适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包括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对其他诉讼参与人，即使其严重违反诉讼程序，或有妨害诉讼的，只要不构成犯罪，就不得对其适用强制措施，而只能用其他方法对其做出相应的处理。三是它的适用具有特定的目的。适用强制措施的目的在于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即防止被适用对象可能实施逃跑、隐匿或伪造、隐藏、毁灭证据及串供等妨害刑事诉讼的行为，否则，就没必要适用强制措施。四是它必须依照法律规定适用。依照法律适用，包括按照法定的强制措施的种类、条件、程序、期限等适用 。否则，就是对强制措施权的滥用。

强制措施作为法律赋予公、检、法机关的一种权力，对于刑事诉讼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防止他们给诉讼制造障碍。二是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危害社会。即对其适用强制措施，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就可以防止其继续进行犯罪或者实施新的犯罪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三是可以警戒社会上不法人员，威慑不安定分子，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以身试法 。由于在客观上会不同程度地限制甚至剥夺被适用对象的人身自由，如果适用不当，势必造成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侵犯。因此，在适用强制措施时，必须坚持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既要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现行犯、重大嫌疑分子的人身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又要注意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其他各项合法权利；对于必须采取强制措施的人，既应当坚决、果断地采取强制措施，同时又要注意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而不能滥用。但是，司法实践中，还存在滥用强制措施权的行为，主要形态如下。

一、拘传权的滥用

拘传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强制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指定地点接受讯问的方法。拘传应当由侦查人员或司法警察执行，执行拘传的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2条第二款规定，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个小时，不得以连续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同时，根据《公安部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5条规定，拘传的地点应在犯罪嫌疑人所在的市、县以内的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拘传后应立即讯问。但是，司法实践中，却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对拘传权的滥用，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没有拘传证采取拘传

根据规定，拘传应当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签发拘传证。可是极少数公安司法人员就是公开违反此规定，滥用拘传权。例海南省澄迈县大丰农场派出所所长王成章等五人滥用职权案。根据正义网报道，2001年3月10日，海南岛西部澄迈县境内的海南大丰华侨农场职工潘在勇和哥哥潘在富与农场派出所副所长李世华之妻徐瑞英为收购尖椒而引起一次纠纷，双方互有轻微的伤害。原以为事情就这么了结了，没想到3月13日上午10时许，派出所所长王成章和澄迈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马建国等12人，乘3辆汽车来到了潘家，见到潘在勇兄弟两人，二话不说就是一阵拳脚相加。在没有拘传证的情况下，王成章等人用手铐把兄弟两人铐住继续殴打并带到派出所。中午1时许，值班干警发现潘在勇口角有白沫，王见状叫两名干警将潘送往农场。后潘在勇怕报复重伤出院，延误死亡。《海南日报》披露了此案的情况，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白克明当即做出批示：“希望省委政法委认真予以调查，并严肃处理，昭告全省。”

从以上案件，我们可以看出派出所所长王成章、澄迈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马建国等人在没有拘传证的情况下，对潘在勇采取了拘传措施，并导致了严重后果致潘在勇死亡，属于滥用拘传强制措施权。后检察机关以王成章、马建国等人涉嫌滥用职权罪决定立案侦查。案件公诉后，以滥用职权罪判处王成章有期徒刑六年；判处马建国有期徒刑二年。

2、一次拘传超过12小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2条第2款规定，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个小时。但是司法实践中，极少数的公安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还存在拘传持续的时间超过十二个小时的情形。主要形态有：一是侦查人员让犯罪嫌疑人填写到案时间故意往后退，从而达到不超过十二小时；二是侦查人员对于拘传证上的到案时间有意或无意不让犯罪嫌疑人填写，事后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由办案人员自行填写，从而达到不超过十二小时；三是侦查人员在拘传路途中，故意拖延时间，时走时讯问，推迟到案时间，从而达到不超过十二小时等等。

3、以连续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司法实践中，这种滥用拘传强制措施权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的，如某县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张某采取拘传后，持续时间已接近十二小时，于是把张某带到所在的单位让单位负责人给其谈话。时过1小时后，检察干警再次对犯罪嫌疑人张某采取拘传，又是12小时。从以上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某县检察院的做法似乎是合法的，但其实质还是以连续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权的滥用

取保候审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缴纳保证金，以保证其不逃避和妨碍侦查、起诉、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方法 。监视居住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责令犯罪嫌疑人在一定期限内未经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或指定居所，并对其行动加以监视的方法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0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享有这两项强制措施权力。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1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可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适用附加刑；（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根据《公安部规定》第64条和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第38条规定，对部分重大犯罪和特殊情况的犯罪嫌疑人，不得适用取保候审。虽然法律规定很明确，但仍有极少数公安司法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滥用这两项强制措施权力。

1、不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而采取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公检法三机关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的范围是在刑事诉讼中。显然，如果该行为是其它法律调整的范围，不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就不能对当事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如湖南中大商贸公司李治诉广东清远市公安局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一案。1993年5月3日，李治代表湖南中大商贸公司（以下简称为“中大商贸”）与广东省清远市建北集团电器公司（以下简称为“建北公司”）签订了一份工矿产品代销合同，合同约定：由建北公司供给“中大商贸”窗式空调150台；电热水瓶120台；抽油烟机60台，累计人民币416130元。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协商解决，协商无效，按《合同法》有关条款执行，并由清远市经济仲裁庭裁决。合同签订当天，李治按合同规定提货。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1996年6月止，“中大商贸”先后付给建北公司货款34800元，并退回部分不合格产品，余款因产品质量、市场销售难等因素，建北公司多次派员催收，但一直未清结。1999年4月2日，建北公司以李治涉嫌合同诈骗为由向广东省清远市公安局报案，同年5月5日，清远市公安局正式立案。5月13日中午11时许，广东省清远市公安局将李治从长沙抓至清远市，次日，对李治下发了21号监视居住决定书，并将李治交由建北公司保安人员看管。5月19日，在清远市公安局的主持下，李治与建北公司签订了一份退货协议。5月20日，李治离开监视居住场所，5月21日，清远市公安局以收缴赃款名义令李治亲属交纳退赃款32100元。结果，1999年5月29日，李治以原告的身份向长沙市天心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清远市公安局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和收取退赃款的行政行为，赔偿经济损失26000元。

从本案我们可以看出，被告广东省清远市公安局实施的异地限制人身的强制措施有以下违法之处：一是公安机关采取监视居住的目的不是为了收集刑事诉讼的证据，查明犯罪事实，而是以此强迫原告清结所欠建北公司的货款；二是强制措施实施前，公安机关立案时没有严格审查立案依据，在没有诈骗犯罪事实存在的情况下，将经济合同纠纷当成了合同诈骗，造成了定性错误。公安部于1989年下发了〔89〕公（治）字30号通知，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下发了法办（1992）42号通知都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这就要求公安机关在判断某行为究竟属于经济纠纷或经济犯罪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凡属债务、合同等经济纠纷，公安机关绝对不得介入”。三是监视居住是公安的一种侦查行为，其对象是罪行轻微，不需要拘留逮捕，但对其行为自由又必须作一定限制的犯罪嫌疑人，然而广东省清远市公安局采取监视居住对象并不是犯罪嫌疑人。因此，本案中清远市公安局实施“监视居住”是插手经济纠纷、超越职权的违法行为，是滥用了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权。

2、监视居住成为变相拘禁的方式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7条规定，监视居住的地点是犯罪嫌疑人的住处，无固定住处的，由执行机关指定居所。尽管监视居住是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一种，但不能因此而将被监视居住人加以拘禁或者变相拘禁。不得建立专门的监视居住的场所，对被监视居住人变相羁押；不得在看守所、行政拘留所留置室或者其他的工作场所执行监视居住；不得在监视居住期间对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房间内派人看守，或者在其有住处的情况下另行指定居所，使其失去人身自由。据报道 2003年5月15日，浙江省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为由，对该市的张某实施刑事拘留，后张某的亲属为其聘请了律师。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普陀区公安分局必须在最长一个月内完成对张某的刑事侦查并提请检察机关批准对其逮捕，否则，只能释放张某，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当律师向办案民警了解犯罪嫌疑人去向时，办案民警告诉律师，他们已根据法律规定，于6月13日对张某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张某在普陀区有固定的合法住处，对张某的监视居住应当在其住处（家中）执行，而且共同居住人可以与其一起居住，律师也可以随时进行会见。然而，普陀区公安分局并没有将张某放回家，那么，张某现在究竟在何处呢？张某的妻子朱枫明确表示不知道其丈夫的下落，律师也称不知道。律师询问普陀区公安分局处一位警官，张某是否已被释放？他明确回答这是不可能的。又问，张某现在何处？他答仍在看守所。当律师指出早已超过刑事拘留期限时，对方立即改口说张某在一个宾馆内。从本案我们不能看出，如果事情确实如这位警官所说，那么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的做法就属于变相地实施了拘禁犯罪嫌疑人，滥用了监视居住强制措施权。

3、对申请取保候审的，有权决定机关不能按期和按要求答复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六部委第20条对刑事诉讼法的这两条规定进行了细化，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和律师申请取保候审，有权决定的机关应当在七日内做出是否同意的答复。同意取保候审的，依法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不同意取保候审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司法实践中，相当一部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法定人、近亲属和律师提出取保候审申请的，不能按期和按要求答复有权申请人，显然，这种情形属于滥用了法律赋予的强制措施权。它不仅侵犯了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和律师的诉讼权利，而且还违反了法律的规定。

4、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时间超期

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对于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的，应当及时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司法实践中，极少数公安司法机关不能依法办案，滥用了此权力。

据大众网2002年3月1日消息：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新闻发言人说，云南省云龙县公安局原局长赵紫和因为徇私枉法等罪已被严办。犯罪嫌疑人赵紫和，原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公安局局长。1995年，犯罪嫌疑人吴会照盗窃耕牛一案由云龙县公安局负责办理，吴的姨父找到赵紫和请其帮忙，赵徇情安排有关人员为吴办理了取保候审，并将此案搁置三年不作处理。直至1998年4月大理州检察机关对吴会照盗牛案依法进行监督时，县公安局才办理了相关手续，犯罪嫌疑人吴会照因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从本案我们不难看出，云龙县公安局原局长赵紫和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对涉嫌盗窃的犯罪嫌疑人违反规定办理了取保候审。在取保候审期间，赵又中断对该案的侦查，超期办理取保候审，将此案搁置三年不作处理，其意图就是使该案件不了了之。这种情形属于滥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权。大理州人民检察院于2001年8月28日对云龙县公安局原局长赵紫和以徇私枉法罪名立案侦查。以上仅是从报道上看到的一个案例，类似此部分公安机关很普遍。

三、拘留权、逮捕权的滥用

刑事诉讼中的拘留，又称刑事拘留。它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在侦查过程中遇到法定的紧急状况，对现行犯或者重大犯罪嫌疑分子所采取的临时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1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拘留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拘留的对象是现行犯或者重大犯罪嫌疑分子；二是具有第61条规定的7种法定的情形之一 。逮捕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并进行审查的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最为严厉的方法 。一般认为，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的条件比较好理解，但是对于如何判断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是否足以发生社会危险性？如何判断有无逮捕必要？比较难以理解。我们认为要综合考虑犯罪情况，所谓“社会危险性”主要是指逃避、阻碍侦查、起诉、审判的可能性和继续犯罪的可能性。衡量是否有逮捕必要，主要还是考虑犯罪性质、严重程度以及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的大小。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享有拘留权；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有权决定逮捕，人民检察院具有批准逮捕权。无论是决定拘留，还是决定逮捕和批准逮捕，都由公安机关执行。但是，司法实践中，部分公安司法机关和人员却滥用了拘留权、逮捕权，不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妨碍了法律公平、公正的实现。

1、应当拘留、逮捕而不予拘留、逮捕

拘留、逮捕是限制犯罪嫌疑人比较严厉的强制措施，同时，也是公安司法机关查办案件的重要保障。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强制措施的权限进行了明确分工，公安机关对自己侦查的案件，认为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侦查部门移送本院侦查监督部门决定逮捕。之所以这样规定，就是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在逮捕上的具体体现。

例如某县公安局副政委王某徇私枉法案 。1996年10月7日，段某因涉嫌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被该县公安局刑事拘留，段某的叔叔段乙找到其同学某县公安局副政委王某，要求对段某罚款处理。王某利用职务之便，在明知段某的犯罪行为不应采取取保候审的情况下，于1996年10月16日擅自批示将准备提请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段某取保候审。直到1998年1月6日在该县检察机关的督办下，王某才带领民警将段某重新抓获归案。同年6月26日，段某被该县法院以收买被拐买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数罪并罚执行5年。从本案我们不难看出，某县公安局副政委王某明知段某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是严重的刑事犯罪，有危险性，却徇私情故意将段某取保候审。提请逮捕是公安机关实施逮捕强制措施权的组成部分，某县公安局副政委王某对段某应当提请逮捕却不提请逮捕的行为，这种情形属于滥用逮捕强制措施权。后检察机关以王某涉嫌徇私枉法罪决定立案侦查，案件公诉后，法院做出有罪判决。

2、不应当拘留、逮捕而予以拘留、逮捕

强制措施就像一把“双刃剑”，公安司法机关运用适当会促进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滥用就会破坏公平、公正的实现，并侵犯当事人的人身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因此，对于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适用时，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办理。

例原武威市凉州区公安局犯罪侦查大队队长潘竟英滥用职权案 。据报道，原武威市凉州区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队长潘竟英，滥用职权追索债务，把28件本来属于经济纠纷的案件，故意列为诈骗犯罪案件处理，对欠款人进行刑事拘留，甚至错报批捕，并借此收受贿赂，侵吞公款。近日，潘竟英被民勤县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11万元。同案犯、原凉州区经侦警察孙增新因徇私枉法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且看其中的一起案件，2000年6月，甘肃武酒集团营销总公司“西北王”酒浙江省销售总经理周文政与凉州区个体户张志武发生生意往来，先后向张借款12万元。在清偿债务过程中，张志武与周文政及武威先锋广告公司经理姜仙军之间发生经济纠纷。为此，张志武于2002年6月初以周文政、姜仙军涉嫌诈骗，向凉州区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原凉州区公安局经侦查大队大队长潘竟英、民警孙增新接到报案后，采取强制手段为张志武追索债务，民警孙增新在讯问中，对周、姜陈述的与张志武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没有做客观、全面的记录。2002年7月15日，新闻媒体对周文政、姜仙军一案的定性提出异议后，民警孙增新将张志武叫到区公安局经侦大队，潘竟英向张志武表示了要对周、姜提请批捕的意图，并授意张通过关系到检察机关批捕科活动。后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明确要求纠正此案，潘竟英却故意歪曲事实，隐瞒上级的纠正意见，向凉州区公安局局务会汇报，建议对周文政、姜仙军提请逮捕，致使局务会做出对周、姜提请批准逮捕的错误决定。孙增新在办理提请批捕手续时，仍故意隐瞒张志武与周、姜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8月9日，周、姜二人被批准逮捕。8月14日，潘竟英、孙增新将周文政执行逮捕，姜仙军外避未能执行。同年10月10日，武威市检察院做出撤销凉州区检察院对周文政、姜仙军批捕决定书，而此时周文政已被错误羁押58天。人们也许奇怪，本是一桩经济纠纷，为什么他们硬要处置为经济诈骗呢？且看背后的事实：此案中，潘竟英和孙增新两次接受案件当事人张志武宴请，而潘竟英两次接受张的贿赂款1万元，孙增新接受贿赂款3000元。

从本案我们不难看出，原凉州区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潘竟英、民警孙增新，明知举报人张志武与被举报人周文政、姜仙军之间是经济纠纷，明知上级公安机关已明确答复要求纠正此案，本案属于没有犯罪事实发生。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应立即依法逮捕。”本案没有犯罪事实发生，经侦大队大队长潘竟英、民警孙增新却在两次接受案件当事人张志武宴请和贿赂的情况下，故意做虚假记录，隐匿当事人之间有关借条、收条等书证证据，歪曲事实，隐瞒上级的纠正意见，向凉州区公安局局务会汇报，建议对周文政、姜仙军提请逮捕，致使局务会做出对周、姜提请批准逮捕的错误决定。依照法律规定，潘竟英、孙增新两人的行为属于滥用逮捕强制措施权。

3、对于不批准逮捕决定，公安机关未立即执行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9条第3款规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并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但是，司法实践中，少数公安机关在接到人民检察院的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后，并未按此规定执行，立即释放被拘留人，而是继续关押或将被拘留人审批为劳动教养，这是不符合法律基本精神的。

如渑池县某公安派出所所长李某、民警郭某滥用强制措施非法拘禁案。2002年9月1日，农民建某以涉嫌聚众哄抢罪名，被渑池县某公安派出所立案侦查，案件由民警郭某主办，该派出所所长李某为直接领导。9月24日，建某因涉嫌聚众哄抢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9月30日，经渑池县公安局领导批准，建某的刑拘时间被延长至10月12日。10月11日，办案人员将建某一案批捕事宜与检察院交换意见，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12月2日，办案人员就建某涉嫌聚众哄抢一案向检察机关提请审查批捕。检察院于3日后的12月5日，以事实不清，证据不力做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同日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接到检察机关的不批准逮捕决定后，并没有立即释放因刑事拘留而被羁押的建某，或变更强制措施进行补充侦查，而是于12月26日将建某申报劳动教养，继续羁押。期间，检察院多次提出口头纠正违法意见，但未引起办案人员重视。2003年1月14日，对建某的劳动教养申报未获批准。1月15日，检察院就建某被长期非法拘押一案，向办案单位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两名办案人员收到纠正违法通知书后，既未采取补充侦查行为，也不释放建某，引起建某家人多次上访、申诉。

显然，郭某、李某二人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在对郭某、李某两人行为的定性和是否构成犯罪的认定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郭某、李某的行为属于有权机关的组织行为，二人的行为最多是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但其情节还达不到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条件，不构成犯罪，属于违纪行为，应由公安机关追究纪律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郭某、李某二人利用职务之便，滥用强制措施权非法拘禁他人，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应立案侦查，追究刑事责任。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是：首先，两名办案人员主观方面具有非法拘禁建某的故意。刑事诉讼法第69条第3款之规定是刚性的、明确的法律界限，即把经检察机关审查后做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当事人”继续关押，所形成的超刑事拘留期限的“超期羁押”，实质上就是非法限制、剥夺无罪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其次，两名办案人员在客观方面具有非法拘禁建某的行为。如果说在接到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决定之后不放人，而是将建某申报劳动教养，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劳教建某未获批准，检察机关提出纠正违法意见，继而送达纠正违法通知书之后仍不放人的行为，就不是“机关行为”所能解释得了的。再次，超期羁押的实质是非法拘禁，并不排斥其可以具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罪过形式，也不排斥其背后可能隐藏的其它职务犯罪。按照刑法，由于超期羁押形成的非法拘禁罪与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属于法条竞合关系。按照刑法适用关于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特别关系原则，刑法第238条所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拘禁罪，在适用中优于刑法第397条所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是无庸置疑的。这就是我们对上述案例以非法拘禁罪定性的法律依据。如果按照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的立案标准去解决超期羁押中的非法拘禁问题，死人不达1人以上，重伤不达3人以上，轻伤不达10人以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不达10万元以上，就达不到立案标准，就不能立案。如此，不仅谈不上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促进超期羁押问题的解决，而且简直无疑于对超期羁押的纵容，对宪法和法律的亵渎，对公民的犯罪了。据悉渑池县人民检察院已于2003年3月6日至13日，对郭某、李某以涉嫌非法拘禁罪立案侦查。

4、拘留、逮捕羁押时间超期

刑事诉讼法对提请批准逮捕的期限、审查批准（决定）逮捕的期限、拘留、逮捕的期限都有明确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超期羁押的行为还是屡有发生，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所谓超期羁押，其实就是公安司法机关超出法定的期限，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做出了限制。为了使读者对超期羁押有一个直观的认识。我们首先来一个案例。1997年1月31日，河北省涉县龙虎乡北郭口村发生一起爆炸杀人案，村民张违书的儿子被炸致死。次日，涉县公安局认为姚成功涉嫌此案，遂将其监视居住。2月5日，姚成功被押送涉县公安局看守所，先是行政拘留15天，后又刑事拘留2天，然后于2月22日被送往涉县水泥厂监视居住。同年3月12日，涉县公安局又一次将姚成功刑事拘留，并于3月19日经涉县检察院批准，对其进行逮捕。因此案证据不足，涉县检察院先后于1997年8月和12月，两次将案卷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

鉴于补充侦查期间羁押超过法定的期限，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多次请求涉县公安局变更强制措施，均遭无理拒绝。无奈，家属只好向其他部门申诉，但得到的回答是：要找还得找公安局。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向涉县公安局提出取保候审的申请，但涉县公安局的答复是：不批准取保候审。但没有就此说明理由。于是，姚成功一直被羁押在公安局看守所。1998年8月21日，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涉县法庭第一次公开审理此案，并进行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等各项庭审程序，但没有做出判决。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姚成功仍然被羁押在公安局看守所。1999年9月14日，姚成功死于涉县公安局看守所。河北省高级法院出具的鉴定结论是：“姚成功系冠心病碎死”。2000年2月27日，邯郸市中级法院裁定：此案终止审理。

应当说，这一案件如果不是因为姚成功“碎死”在公安局看守所，对他的羁押很可能会继续下去，从行政拘留一直到死亡，姚成功一共被羁押了2年7个月。我们不难看到。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间的延长随着办案的延长而相应地延长，这在本案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除了逮捕需要检察机关的批准外，其他诸如行政拘留、刑事拘留、逮捕后羁押期间的延长等事项，基本上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及其聘请的律师反复请求公安局变更强制措施，但均遭到拒绝，而向其他部门的申诉甚至上访也都以失败而告终……

这一案件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不仅仅因为被告人姚成功死在公安局看守所里，还因为公安机关滥用了强制措施权，并且因为它暴露了我国刑事羁押制度中的问题和缺陷。现行刑事诉讼法对羁押问题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刑事拘留、逮捕以及逮捕后羁押的延长等程序方面。刑事拘留、逮捕是引发嫌疑人、被告人受到羁押的两种法定方式。对于拘留要求公安机关在拘留后的3日内，提请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特殊情况下，提请批准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1-4天，但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至30天。检察机关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后，应在7日内做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据此，公安机关一旦将犯罪嫌疑人予以刑事拘留，就有权将其连续羁押14天甚至37天！部分公安机关在实际的刑事拘留实践中，已经彻底突破法律所要求的特殊拘留的限制，而将犯罪嫌疑人都羁押37天！37天已经实际成为部分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所引发的必然羁押期间。

如果说刑事拘留不过是为逮捕准备的话，那么逮捕则为最为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逮捕一旦得到批准，就意味着嫌疑人将要受到较长时间的羁押，并导致无数次的羁押延长。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逮捕后的羁押期间不得超过2个月，这是法律规定由逮捕本身所带来的最长羁押期间。但是，刑事诉讼法第125条、126条、127条、128条却规定了逮捕后延长羁押期间的，这些是侦查阶段羁押期间延长的几种主要情形。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还有权以行政处罚措施代替刑事强制措施，以弥补侦查期间的不足保证调查取证，尤其是获取有罪供述的需要。例如，公安机关可以对一些嫌疑人采取劳动教养、收容等手段，使其不算在正式刑事羁押期间之内。在姚成功案件中，公安机关就对作为杀人嫌疑人的姚成功两次采用行政拘留措施。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只要被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几乎普遍有着这样一种心理倾向-----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与侦查永远相伴，使羁押期间实际与办案期间完全和二为一，由此方能达到控制犯罪嫌疑人、获取供述、侦查破案的目的。

对于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羁押期间的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有明显的不同。检察机关一旦对某一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就可以将其持续羁押14天，然后决定逮捕或者其他强制措施。逮捕后羁押期间原则上为2个月，但此后的羁押期间的延长却完全由检察机关根据侦查的需要自行决定。如果说在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中，一些延长羁押的决定还要由检察机关做出的话，那么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则完全由其自行决定羁押的延长问题，这就带来了一个危险：检察机关很可能出于侦查破案的需要，任意地延长羁押期间，因为它对羁押期间的延长无需取得任何其他机构的批准。司法实践中少数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超期羁押情况“平分秋色”、“不分伯仲”的现实，表明超期羁押绝不仅仅是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特有的现象，而成为所有侦查活动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对于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活动，刑事诉讼法除规定诉讼期间最长不超过1个半月以外，并没有对嫌疑人的羁押期间做出任何规定。一般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一直持续到审查起诉结束之时。与审查起诉阶段一样，第一审、第二审、死刑复核以及再审等各种审判程序在刑事诉讼法中都只有诉讼期间的规定，而没有被告人羁押期间的明显限制。在法院审理案件期间，被告人自动地受到持续的羁押，而无需专门的审批程序，甚至在法院因为案情复杂或者诉讼拖延而长时间休庭的情况下，被告人也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里，而难以获得变更强制措施的机会。原因很简单，审判阶段被告人有关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也只能向负责审判的法院提出，而法院作为“公检法三机关”办案流水线上的第三道工序的负责者，当然愿意将被告人继续控制起来，以便取得打击犯罪这一“战役”的最后胜利。因此毫不奇怪，前述案例中的姚成功，在法院第一次开庭后长达1年多的休庭期间里，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而无法获得变更强制措施的机会。

根据以上分析，北京大学教授陈瑞华认为，超期羁押的出现和盛行固然有一系列的社会、文化传统方面的因素，但更有制度上的原因，部分公安司法机关和工作人员利用了这种缺陷的强制措施制度，滥用强制措施权，造就了超期羁押的问题。对此，可以做出具体的分析。

第一、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将羁押期间与诉讼期间进行严格的分离，致使羁押期间严重地依附于诉讼期间或者办案期间，使得羁押期间的延长完全服务于侦查破案、审查起诉甚至审判的需要。

第二，在我国的审前羁押制度中，不存在有中立司法机关进行的司法审查机制，致使羁押的授权、审查和救济几乎完全变成一种行政行为，而丧失了司法诉讼行为的基本品质。

第三，我国的羁押制度没有贯彻“成比例”或者“相适应”的原则。在法国，被告人受到轻罪（量刑幅度最高不超过5年监禁）指控的，一般不得被羁押4个月以上，但在法定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到6个月至8个月；而受到重罪（量刑幅度5年监禁刑以上）指控的被告人，羁押期间一般为1年以内，但在法定情况下可以延长到2年。

最后，我国关于强制措施体系存在致命的缺陷，可以替代的措施发挥不力。作为羁押的替代性措施，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在适用上过于狭窄。这样，只要一个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而又不属于身患重病、怀孕或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的情况，就极可能会面临遭受刑事拘留或者逮捕的命运。而且，一旦遭到刑事拘留或者逮捕，嫌疑人受到的羁押期间还会随意地延长。

资料

1． 陈光中 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1999年版。

2． 李文生主编《渎职侵权犯罪认定指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01年版。

3． 林著：《意大利刑法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 田宏杰著：《中国刑法化》，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

5． 陈兴良著：《刑法适用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6． 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1997年修订版。

7． 张明楷著：《刑法的基础观念》，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