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保护法和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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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保护法和刑法范文第1篇

一、少年司法制度内涵及依据

所谓少年司法制度，就是对规定少年不良行为和保护处分以及对少年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检控、审理、处罚、矫治、的原则，以及程序、等的总称。具体到我国包括到社会、家庭、学校依据法律规定，实行综合治理，配合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有关少年犯罪案件，教育与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制度。

二、根本方略和方针基本原则

（一）综合治理是根活少年犯罪的根本方略。

综合治理是实现社会治安和风气根本好转的战略方针，是解决我国犯罪问题，特别是少年犯罪问题的基本对策。

（二）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预防法》第44条和《保护法》第38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挽救、惩罚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教育——感化、挽救是一个紧密相连、互为依存的有机整体。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是一个紧密相关、互为依存的有机整体。

三、少年司法体系

《保护法》第41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并可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

四、审判方式及诉讼权利的保障

（一）“寓教于审，惩教结合”注重疏导方式启发式的特殊审判方法

1、制作“社会综合调查报告”。

2、营造良好的法庭氛围。

3、少年审判与成年人审判最大的区别在于程序上增加了法庭教育阶段。

（二）保障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有别于成年人的特殊权利

1、审判未成年少年犯罪案件时应当通知被告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到场。

2、少年案件不公开审理。对此，《刑诉法》第152条有明确规定。

3、有获得辨护的权利。少年犯罪案件的辨护包括以下内容：①少年被告人有自行辨护的权利。②少年法庭必须保障少年被告人获得辨护。③少年犯罪案件一般应由律师担任辨护人④名誉权受保护。

五、适用刑罚处罚措施

（一）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其内容即包括在量刑幅度内的从轻处罚，又包括在量刑幅度以下的减轻处罚。

1、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一般就减轻处罚并且不适用无期徒刑。

2、对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一般应从轻处罚。

（二）不适用死刑

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刑法》规定对少年犯罪者不适用死刑是由我国刑罚的目的和少年犯罪者自力的特点决定的。

（三）扩大适用缓刑

缓刑是我国《刑法》对罪行较轻，符合法定条件的犯罪人，不由于予关押，放在社会上进行监督改造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

（四）尽可能适用管制刑

管制是我国刑罚体系中最轻的主刑。

（五）少适用财产刑和资格刑

财产刑包括罚金和没收财产，是一种从上剥夺犯罪分子犯罪能力的刑罚方法。

（六）减刑、假释适度放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规定；“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犯罪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人犯罪依法适度放宽。

六、矫治设施及手段

（一）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需要关押的送少年犯管教所教育改造。

（二）已满16周岁的有严重违法行为的送劳动教养。

（三）已满14周岁还不满16周岁依法不予以刑事处罚的送收容教养。

（四）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边缘少年送工读学校。

（五）社会帮教

社会帮教是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实践中创造的一种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对违法和轻微犯罪以及缓刑、假释少年进行帮助教育，便之改正不良习性，健康成长的社会性管理措施。

我国刑法所说的未成年人，是指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未成年人犯罪或者称少年犯罪已经成为席卷全球且有共同性的问题，它被不少犯罪学家和刑法学家称之为难以医治的“社会痼疾”是继环境污染和吸毒后的第三大社会公害。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家，大都面临未成年人犯罪增长。犯罪率日益攀升的问题。联合国自1995年迄今为止已召开了七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犯罪待遇大会，未成年人犯罪每次都是重要议题之一，并且对完善少年刑事司法制度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实际上，与未成年人犯罪作斗争，已成为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刑事立法，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都极为重要的课题，作者围绕少年刑事审判这个中心，就未成年人审判，少年犯罪预防，矫治等内容，简要谈谈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

一、少年司法制度内涵及法律依据。

所谓少年司法制度，就是对规定少年不良行为和保护处分及对少年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检控、审理、处罚、矫治、教育的原则，以及程序，大法等的总称。具体到我国包括社会、家庭、学校依据法律规定，实行综合治理，配合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有关少年犯罪案件，教育与保护未成健康成长的制度。

少年司法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治理与预防少年违法犯罪的一种专门的司法制度，它包括少年司法实践，法律体系，专门的司法机构及专业的司法人员等内容。客观的说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仍存在许多缺陷及不完善的方面，尚未形式完备少年法律体系，也就是说没有自成体系的不同于成年人的案件处理的程序法，实体法和外置法，特别是对未成的犯罪，定罪刑罚适用的是同一部《刑法》，侦查，起诉及审理程序也规定在同一部《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法中》）中，这里不得不说是我国少年刑事法律规定的缺陷，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和1995年分别制定下发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物若干规定》和《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规定》及《解释》）是对我国刑事诉讼刑法在审法少年刑事案件程序和实体处罚上的补充弥补了有关规定上的不足。特别是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下简称保护法与犯罪法先后制定与实施，初步形成了以保护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具有划的意义。尤其是1999年11月1日施行的预防法这不仅是我国少年立法上的重大突破，填补了法律制度的建设空白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走向全面发展时期。

这两部法律，堪称姐妹篇，制定保护法的目的是从保护角度出发“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的品行，智力，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把它们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制定预防法的目的，是人预防犯罪角度出发，”为了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培养未成年人的良好品质，有效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前一部法律明文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等方面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后一部法律明文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的犯罪的教育，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预防，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未成年人自我防范，以及时未成年人的重新犯罪的预防等内容，两部法律殊途同归，都是为了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狠抓少年犯罪这个犯罪源头，针对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实行教育，预防，针对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实行教育，预防，挽救，矫治。

二、根本方略，方法和基本原则。

（一）综合治理是根治少年犯罪的根本方略

综合治理是实现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战略与外，是解决我是犯罪问题，特别是少年犯罪问题的基本对策。它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过去同刑事犯罪斗争的丰富经验，在新的条件下的一个伟大创造。综合治理就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动员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同心协力，互相配合，采取各种手段，从各个方面来教育，保护少年人健康成长，保障少年人的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的违法犯罪，依法严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教育挽救失足少年，达到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

未成年保护法和刑法范文第2篇

舟轻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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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要趁早。”这样的话出自孩子之口真难以让人置信，但事实确实如此。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日益高发的趋势，近日有媒体邀请专家学者进行了探讨，却难以形成统一的建设性意见，因为他们只能在现行的《刑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设定的相关规定内发表意见，不敢提出与法定意见相左的处治方针。

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条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两条等于明确规定了对少年犯量刑的原则。但是，在现实中，教育为主的原则，真的起到作用了吗？

未成年保护法和刑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刑法保护；规制；虐待儿童

当今我国存在大量侵害儿童权益的行为，浙江省温岭市蓝孔雀幼儿园教师虐童事件将警钟敲醒，政府在通报中也明确表示此类事件曾经多次发生，但并未引起相关教育部门的重视。这一现象不仅凸显了教师的教育责任和信仰的缺失，也体现了法制的不完善以及对儿童权利的漠视。

一、关于虐童行为的立法现状

（一）相关法律规范缺乏可操作性

中国存在三部针对未成年人制定的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第8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不得虐待、遗弃未成年人；不得歧视女性未成年人或者有残疾的未成年人；禁止溺婴、弃婴”。《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2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由其所在位或者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予以劝诚、制止。”然而这些规定中并没有涉及到如何防控、如何查处甚至如何善后等带有动态感的法律链接，也没有配套的相关监护体系和操作细则，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操作。

（二）关于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具有局限性

对于虐童行为而言就现有的刑法只能涉及到四个罪名，虐待罪、侮辱罪、故意伤害罪与寻衅滋事罪。虐待罪的行为构成要件与虐童行为最为贴近，然而主体的特定性却使得只有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虐童行为能够适用此罪而非家庭成员间的虐童行为却被排除在外。故意伤害罪门槛又太高非构成轻伤以上的行为结果也被排除之外。侮辱和寻刑滋事罪在很大程度上与虐童行为特征又不相符，无法适用。总之我国刑法规范无法和现实中虐童行为进行有效的协调，在已有的虐待罪之下无法包容非家庭成员对儿童虐待的情形。这样我国刑法规范便无法追究对儿童造成同样虐待后果的非家庭成员的刑事责任，也使得在校园医院等非家庭成员生活的场所，儿童的保护脱离刑法规范。现行刑法中的罪名无法囊括虐童行为，这就对虐待儿童入罪提出了规范化的要求。

二、虐童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所谓社会危害性，即危害社会的特性，指行为对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造成这样或者那样损害的事实特征。虐童行为作为一种危害儿童身心健康的行为，其危害性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说：“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具有易变性”，以前并不常见的虐童行为如今日渐增多，危害逐渐增大，现在已经是时候对其进行刑法上的保护。

虐待儿童是无形的犯罪，其心理、精神伤害相较于身体伤害往往更严重。尤其是对其成长发育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儿童正处在个体发育非常关键的时刻，受虐经历不仅使他们对周边环境产生恐惧，从而扭曲其身心发育。此外，儿童心理的不健康容易导致儿童未来的不健康发展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性。综上所述，虐待儿童行为不仅对儿童本身的身心健康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而且容易造成社会教育的恶性循环从而使得受害主体范围扩大，更有甚者与社会犯罪率的提高紧密相连，从而加重了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

三、域外虐童行为犯罪化的立法现状

虐待儿童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针对虐童现象，大多数国家都为虐童设立了特定的罪名。如德国设立了违背监护或教养义务罪。在《德国刑法典》中将该罪的主体规定为对不满18岁之人、因残疾、疾病而无防卫能力之人负有照料或保护义务的人、属于行为人的家庭成员或是被照料义务人转让其照料义务之人、行为人属于其在职务或工作关系范围内的下属。在美国，关于保护儿童权益方面的立法起步较早，目前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保护儿童权益法律体系，儿童权益受到非常严格的法律保护。美国联邦有比较著名的儿童虐待预防与处理法、儿童福利法、家庭安全法等，此外各州也有自己的相关法律法规，几乎所有州都将虐童行为规定为犯罪。

四、虐童罪的立法设计

虐童罪应当放在刑法分则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中。虐童罪应为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虐待儿童，给儿童的身体或精神造成一定损害的行为，且暴力或其他方法不以实际造成具体的危险或现实结果为必要条件。虐童罪的犯罪客体应当是复杂客体，包括儿童的人身健康权、人格权、受教}权、生命权等。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虐待儿童的具体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的形式。犯罪主体应当是一般主体，凡年满14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仟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不满14周岁的儿童被教唆虐待儿童的不认定为犯罪。犯罪的主观方面可规定为具有虐待儿童的故意，即明知道自己的行为足虐待行为，即对自己实施的虐童行为和可能造成的伤害结果有一定的认识，希望或者放仟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总之，依照现行刑法罪名给虐童行为定性，不仅有不能确定罪名的情况，也有定性不清或者是难以认定的情况，刑法作为社会利益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确保其所应当保护的法益受侵害时能够尽可能完备并且给予公平的量刑处罚。对于虐童行为不单独设立罪名难以彰显刑法在控制虐童行为有效性的权威，也不足以凸显儿童作为弱势群体所应当得到法律保护的天然性。由此，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对儿童保护力度不足，作为惩罚针对儿童犯罪的刑法应当近可能完善并且严厉。法律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法律趋于完善才能使人们相信在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

参考文献

[1] 王亚辉.浙江温岭“虐童案”的法律思考[J].经济与法，2013（03）.

未成年保护法和刑法范文第4篇

    我国法律体现出对未成年人处置的宽容性，表现在：

    在处置形式上，情况不同处置的方法不同。

    根据刑法规定，对于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可以责令其家属或监护人加以管教。

    对于有违法或轻微犯罪行为不够送劳动教养或少年管教条件，但又不适宜留在原学校或社会上的学龄儿童和少年，安排其进入工读学校学习。

    对于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未成年人，由公安机关予以治安处罚，但应从轻处罚；对于不满14周岁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未成年人，则免予处罚，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并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

    对于有严重违法行为又不够刑事处罚的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交由劳动教养机关执行。它介于治安处罚和刑事处罚措施之间，是较收容教养更为严厉的处罚。

    在实体上，表现为特殊的刑罚标准和保护性的刑罚适用。

    我国刑法规定，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不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除法定的八种严重犯罪外，对其他犯罪行为不负刑事责任。对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犯罪未成年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犯罪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不单独适用剥夺政治权利。

    在程序上，表现为特殊的诉讼权利和专门的办案要求。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审前羁押的未成年人，应当与羁押的成年人分别看管。在判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在执行上，表现为特殊的处罚和优待的政策。

    根据《监狱法》第6章之规定精神，对未成年人应当在未成年管教所执行刑罚；未成年犯的劳动项目应当符合未成年人的特点，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应当对未成年犯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未成年犯年满18周岁时，剩余刑期不超过二年的，仍可以留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剩余刑期。

    尽管我国有诸多法律兼顾到犯罪未成年人法律责任的宽容性，但笔者以为，囿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和立法技巧的不成熟，仍存在着不少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一）宽容不是纵容，宽严相济规定不够具体。

    处罚的宽容性，必须与处置的严肃性和严格的法制要求结合起来。忽视这一点，宽容成为纵容，就与少年司法、少年保护的目的完全违背。对此，目前在法律上还规定得不够明确，不够具体。

    （二）从实体上看，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规定过于笼统概括，处理措施也较为单一。

    笔者建议应通过立法对此加以完善：在刑种上，禁止对未成年犯适用罚金及没收财产刑；在刑罚裁量上，对未成年犯较成年犯放宽适用缓刑的条件，不适用累犯制度，尽量采用非刑罚的处罚方法；在刑罚执行上，对未成年犯较成年犯放宽适用减刑、假释的条件；在处理措施上目前主要是采取缓刑、管制、免刑等方法，还不够多样化，应采用更加灵活多样措施适用于未成年犯。

未成年保护法和刑法范文第5篇

我国刑法虽然对未成年人犯罪也规定给予一定的刑罚处罚，但是这种处罚是在处理其不良行为时所采取得一种辅助教育手段，这种处罚从刑罚的目的和本质上看属于保护、教育和预防的性质。因此为了对犯罪未成年人正确定罪量刑，达到教育、挽救和改造未成年犯罪人的目的，需要对我国刑事法律保护功能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的刑事法律保护制度。

关键词：教育.改造.挽救

一、未成年人的概念

刑事法律之所以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的照顾是因为未成年人处于身体、智力的发育阶段，其思想尚未成熟，有着特殊的心理和生理特征，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还比较薄弱。我国刑法和刑事政策基于未成年人的上述特点对未成年作出了不同于成年人的规定。有关未成年人的年龄范围的限定涉及到刑事责任承担主体的范围，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特点也是我国刑法和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对待的自然科学的基础，只有真正了解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方面的的特点才能作出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法律规定和有关的刑事政策，真正实现刑罚的目的，这也是人道主义和最大限度减少犯罪的需要。

（一）未成年人犯罪与青少年犯罪

在我国，长期以来“青少年犯罪”这一概念在法学界和社会各界被广泛使用，通常是指从14岁到25岁这一年龄段中的人的犯罪。其实这一概念包含着两种性质不同的犯罪：

其一是未成年人犯罪。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的未成年人是指未满18岁的公民。”《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解释上也是采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未成年人的界定，以未满18岁为未成年人。我国现行刑法也是以18岁为界限，“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18岁以下的区别情况负部分或者不负刑事责任。

其二，青少年犯罪这个概念中包含着18～25岁年龄段的人的犯罪，因为在25岁以前，虽然已是成年，但仍然是青年，并且犯罪学显示的犯罪规律：25岁左右是人生犯罪易发、高发阶段。所以青少年犯罪在犯罪学中被广泛应用，18～25岁的人的犯罪被划归到青少年犯罪学的研究范畴之中，由此可见“青少年犯罪学”一般是犯罪学意义的概念，而“未成年人犯罪”则具有犯罪学意义也具有刑法学意义上的概念。本文所使用的未成年人犯罪是刑法意义上的概念，与青少年犯罪存在着区别。

（二）未成年人犯罪与少年犯罪

在大多数学者的论述中将少年犯罪等同于未成年人犯罪，认为二者仅是在表述上有差别，在实质上是指同一年龄段人所犯之罪，“依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在刑事司法意义上的少年应是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 “在中国，所谓少年犯罪也称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危害社会并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少年犯罪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中自动等价于未成年人犯罪。

（三）未成年人的年龄限定

各国对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未成年人的年龄起点规定各不相同，1984年修订的《印度刑法典》规定为满12岁，与我国规定满14周岁相同的有1950年《朝鲜刑法》、1968年修订的《意大利刑法》、1971年《加拿大刑法》、1976年修正的《联邦德国刑法》和现行的《日本刑法》等。规定负刑事责任的起点也有的达到我国未成年人年龄的上限18岁如《巴西刑法典》。对于未成年人年龄的限定，应当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那些真正影响人的生理、心理、成熟早晚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气候和其它因素，使未成年人年龄的限定科学合理，更适合于保护未成年人和预防犯罪的发生。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行政处罚法》第25条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9条规定：“已满十四岁不满18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处罚;不满十四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免予处罚，但是可以予以训诫，并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十四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同时我国《宪法》、《选举法》等法律规定已满18周岁的为成年公民，未满18周岁的为未成年人。

由以上法律的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是指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这一规定显然将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排除在此“未成年人”之外，因此本文中未成年人犯罪中的“未成年人”是指从其出生的年月日起计算已满14周岁而尚未到18周岁的公民。未成年人出生的年月日是指法律意义上的出生的年月日，即合法的出生证明上所记载的出生的年月日。我国刑法理论中所说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刑律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二 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

一、从宽处罚原则

我国现行刑法典第17条第3款也明确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此条款以“应当”来限制审判人员，不允许其运用自由裁量权，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必须按照法律的明文规定或从轻或减轻处罚，而不能有其他选择。不能以未成年人所犯之罪社会影响巨大或手段极其残忍或民愤极大而忽视法律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明文规定，作出与犯罪性质和其他犯罪情节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成年犯罪人一样的处罚，或者相近的处罚。刑法之所以这样规定是由于以下原因：

1、未成年人从宽处罚是基于其身心特点。未成年人身体处于发育时期，心理还不成熟，情绪还不稳定，思维能力欠缺，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尚未形成。辨别是非的能力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还比较弱，容易受外界的影响，易感情用事。所以未成年人以偶犯、初犯居多。同时未成年犯罪人也较成年犯罪人容易教育改造。对未成年人采取“报应主义”的观点而处以同成年人一样的刑罚，不仅达不到刑罚预防、减少犯罪的目的，相反会促使未成年人在犯罪的道路上不回头。还有我们不得不承认未成年人的犯罪不仅是未成年人自身的因素，更多的应该是归责于未成年人所处的外在环境如家庭、学校、社会等，如果在刑事法律上给予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一样的地位和处罚，显然是不公平的，也与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

2、对未成年犯罪人从宽处罚也是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求。众所周知，规范人民的行为的方式有道德手段、法律手段等。法律手段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等诸多部门法。一个行为首先要由其他部门法来进行调整或规范，当其他部门法对该行为束手无力时，便只有来求助于刑法。刑法以其实现方式――刑罚的严厉性和剥夺性而构成了“刑法是社会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由此决定了刑法是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而不予适用，即使适用也要尽量地温和些。刑法对他们应该是关心多于惩罚。

在刑法具体实施过程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刑法也采取了从宽的原则，以便与成年犯罪人来加以区别。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宽容：如1995年《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指出“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使用语言威胁或者使用轻微暴力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的；”1998年《关于审理盗窃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盗窃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数额交大的起点，但情节轻微的，可以不作为犯罪来处理”。

3、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是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需要。恪守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双边或多边条约、国际公约，从来都是我国的一贯立场。我国先后加入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规则》（《利雅得规则》）《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北京规则》）《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等，这些规则互相配套，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未成年犯罪人得特殊保护的一贯思想和原则，我国参与或接受了上述公约就有义务在相关的立法中体现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处置时的从宽原则。

正是考虑到以上因素，我国刑法对未成年犯罪人作出了与成年犯罪人不同的规定，体现了对未成年人进行刑事处罚时的从宽原则，它以总则17、19、49条之规定为核心与分则的有关条文相互配合，构成了对未成年人的刑事保护体系。具体体现刑法对未成年犯罪人从宽处罚原则的是刑法第17条第三款即“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是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的体现，这是该规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看到该规定的一个缺憾，虽然该规定用“应当”限定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必须在法定范围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是到底从轻多少或者是减轻多少，法官依然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在司法实践中也容易造成标准不一，致使相同性质，类似情节的犯罪所判处的刑罚差别过大，对未成年犯罪人造成了不良的心理影响，导致了对他们教育改造的困难。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应该在刑法中明确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以体现未成年人的责任能力的不完备也有程度的差别。年龄的差别就是反映其刑事责任能力不完备的外在显著标志，更好地体现刑法对未成年人地体恤与从宽处罚。可以在对两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分别作出规定：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处刑时不得超过性质相同、情节类似的成年人所判刑罚的二分之一，对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处刑时不得超过性质相同、情节类似的成年人所判刑罚的三分之二。 二、不适用死刑原则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死刑的存废也一直处于激烈地争论之中，但学者们也意识到了中国的国情和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也逐渐趋于上述的第二种趋势：不废除死刑，但严格限制死刑。坚持少杀、严禁滥杀、防止错杀是我国在死刑适用问题上的一贯政策。我们既要运用死刑的手段来惩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又要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我国对死刑的适用范围严格限制，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

然而，我国1979年刑法规定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同时又规定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一规定实际上为未成年人适用死刑保留了一个尾巴，它表现了我国刑法在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问题上的不彻底性。” 此规定在逻辑上无法解释，死缓并非一个独立的刑种，只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在规定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的同时又规定特殊情况下可以判处死缓，立法者将自己锁定在自己创设的逻辑难题中，在实践上也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如果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未成年人在死刑考验期间，“抗拒改造情节恶劣”该如何处理？立法者逻辑上的疏漏给司法人员带来了无处求解的难题，1997年刑法对死刑的适用对象作了修改，废除了对犯罪时年满16岁不满18岁的人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规定，从而使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得以彻底化，对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进行严格限制：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并废除了原来刑法关于未成年人也可以适用死刑缓期执行的规定，从而将未成年人完全排除在适用死刑之外。我国大陆学者在未成年人适用死刑问题上，对于犯罪的时候未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基本上是持肯定的态度，认为未满18周岁的人，智力发育尚不成熟，辨别是非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较差，同时他们的思想也不固定，可塑性较强，相对地易于接受改造，因而对他们不宜适用死刑，而应给予改过自新地出路。

三、尽量适用缓刑的原则

缓刑，是指对判处一定刑罚的罪犯，在他具备法定的其他条件时，在一定期间暂缓其刑罚执行的制度，犯罪学和心理学已经表明未成年人身心尚未发育成熟，其可塑性较强。所以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未成年犯罪人应尽量适用缓刑，让其回到社会上接受监督改造，因此也避免了封闭关押最大的弊端――交叉感染，同时也有利于动员社会、家庭和学校等各方面的力量对未成犯罪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从而减轻了国家司法资源的负担。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大多数还处在求学阶段，缓刑的执行将有利于其学业的继续，而不至于因犯罪而失学。由此可以看出缓刑将比实际送监执行刑罚更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的扭曲的心灵的复位，更容易让其早日回归社会，重塑自我。

我国有关缓刑的具体规定是在现行刑法第72条：“对于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需执行。”该规定并未对未成年犯罪人和成年犯罪人作出区别对待，刑法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从宽处罚在此无法得以体现。当今世界趋势是注重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感化教育，缓刑也为各国所重视，而我国的缓刑制度，无论在缓刑的适用条件、缓刑的考察、缓刑的撤销等方面均没有体现未成年犯的特殊情况。我国刑法应研究世界刑法关于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缓刑的趋势，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缓刑加以改进，以更好地符合对未成年人挽救改造地需要，更好地实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缓刑制度，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1、放宽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缓刑的范围。笔者认为可以考虑改变刑法的现行条件，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缓刑的条件单独列出：对判处拘役、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犯罪人，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决定了未成年人一般为初犯、偶犯、激情犯。虽然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的欠缺，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薄弱，感情易冲动，易被激惹，行为时可能不顾后果，有时会造成比较大的社会危害，甚至一些未成年人犯罪的手段也是极其恶劣的，但是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一般其主观恶性较成年犯罪人小，事后也大都有悔罪表现，如果采取和成年犯罪人“一刀切”的做法，使得一部分被判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的未成年犯罪人不能适用缓刑，这样在立法上限制了对未成年犯罪人缓刑的适用。放宽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条件，作出有别于成年犯的不同规定。

2、在考察和管理方面。可以增设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性的限制其行为的措施。现行刑法规定了缓刑人员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此项规定比较笼统。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而作出具体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我们可以借鉴澳门刑法典第50条的规定，对未成年人规定保护性限制其行为的措施。该条规定：“法院得规定被判缓刑者在缓刑期间遵守下列行为规则：不得从事某些职业；不得常至某些场合或地方；不得在某些地方居住；不得与某些人为伍或收留、接待某些人；不得常至某些团体或参与集会；不得持有能便利实施犯罪的物质条件；定期向法院，社会重返技术员或非警察三实体报到。”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和借鉴澳门的立法经验。我们对未成年人设计缓刑制度时，可以考虑在现行刑法有关缓刑撤消的法定理由上增加规定未成年人参与或接触一些易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行为或场所，可以撤消缓刑，比如：

（一）不得常至某些场合或地方；

（二）不得与某些人为伍或收留、接待某些人；

（三）不得常至某些团体或参与集会；

如若违反且情节严重，可以撤销缓刑，收监执行。这样规定是因为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是感性多于理性，情绪易兴奋，也易失控，很容易受周围环境不良因素的影响。未成年人在犯罪后有强烈的悔罪表现，内心也在自我谴责，但是有时又很难抵制不良的诱惑，既想重新做人，又对过去无拘无束的生活有些许留恋。

3、缓刑的法律后果方面。笔者建议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的后果不仅要消灭刑罚而且也要消灭犯罪，以没有犯罪前科论。而我国现行刑法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人“……如果没有本法第77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从此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大陆的缓刑的法律后果是原判刑罚不再执行但仍认为是犯过罪的。

四、双向保护原则

在前述几个原则的论述中，我们在一直强调对未成年犯罪人要从宽处罚，要作出与成年犯罪人不同的规定，尽量适用缓刑等，这些都体现了刑法对未成年人的宽容，但是宽容不是纵容，这些规定都是基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和我国刑法“教育、改造、挽救”的刑事政策作出的，而不是无原则的迁就与放纵，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达到教育人、挽救人和预防犯罪的目的，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的利益。在保护未成年犯罪人和保护社会利益这一对矛盾中，如何才能达到双赢呢？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北京规则》明确提出对未成年犯罪人选用刑罚要兼顾社会利益和犯罪未成年人的利益，要求将“少年司法……视为有助于保护青少年和维护社会的安宁秩序。”由此确定了保护社会利益与未成年犯罪人利益的双向保护原则，实现了未成年司法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与预防犯罪的刑罚宗旨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 赵秉志主编： 《刑法总论问题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 赵秉志著： 《犯罪主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 赵秉志著： 《刑法总论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

4、 杨春冼、杨敦先主编：《中国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 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