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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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结构主义；白族；文化分析

国内对白族文化的研究领域较广，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南诏大理国时期文化、、服饰、建筑等方面，但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甚少。结构主义在当代西方众多的思潮和流派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结构主义以其独特的结构思想和方法论，在语言学、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甚至自然科学等领域掀起了一场影响广泛而持久的思想运动。无论是作为哲学层面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和范式，结构主义实际上已经对民族文化的研究产生了影响，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对白族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与分析，或许能为民族文化的研究开辟新的视界，这对于丰富和完善我国地域文化内容以及民族文化研究方法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期望能唤起人们从整体角度去研究和保护民族文化的意识。本文正是这样一种尝试与努力的开始。

一、 结构主义阐述

结构主义思想产生于20世纪初，当时西方的一部分学者对现代文化分工太细，只求局部、不讲整体的“原子论”（atomism）倾向感到不满，渴望恢复自文艺复兴以来中断了的注重综合研究的人文科学传统，因此提出了“体系论”（systematology）和“结构论（structuralism）”的思想，强调从系统方面来研究结构和规律性。1945年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与人类学》一书，第一次将结构主义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人类学上，揭开了结构主义的运动序幕，他随后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引起了其他学科对结构主义的高度重视。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法国哲学家、思想史学家米歇尔·福柯，文理学家雅克·德里达，者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以及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等一大批学者的合力推动，结构主义思潮很快占据了法国学术舞台，并对世界范围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也被称为结构主义的“黄金时期”。

毋庸置疑，对于结构主义而言“结构”是最为重要的观念， 结构（structure）来源于拉丁文“structura”，从拉丁辞源上说，“结构”是指“部分构成整体的方式”[1]。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甚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而主要是一种方法论，因为它最初是作为一种结构分析的方法运用于诸多学科领域，后来才逐渐超越了学科的界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结构主义思潮。“结构主义之父”皮亚杰认为，“结构主义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方法或方法论”，他还指出“结构”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2]。结构主义者所要探寻的“结构”是指深层结构，即“决定历史、社会与文化中诸具体事件与行为的基本规则整体”[3]，在方法论上结构分析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对“结构”的探寻，达到对整个人类社会与世界的深层理解。

二、白族及研究区域简介

（一）白族简介

白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文化的民族，自称“白子”或“白尼”。居于大理昆明等地及湖南桑植县的白族，汉语称之为“民家”，居于维西、兰坪一带的，纳西语称之为“那马”；居于碧江泸水一带的，傈僳语称之为“勒墨”；而居于贵州威宁等县的，共有七县被当地人称为“七姓民”[4]。白族总人口为193.3万人，大多分布在云南省，有156.1万人（占全国白族人口80.7%），大理白族自治州又为云南省白族的主要聚居区，有111.2万人（占云南省白族人口的71.2%）。关于白族来源的问题众说纷纭，但最权威的观点认为：“白族是由汉代的昆明与滇僰、魏晋的昆与叟、唐宋的乌蛮与白蛮（包括东爨乌蛮与西爨白蛮），以及元明以后的爨与僰、罗罗与民家等不同的族流随着时代的递续不断发展与融合，有了渐趋一致的语言和风俗习惯，逐渐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共同体”[5]。1956年，人民政府根据广大白族人民的意愿，正式确定其族称为“白族”，白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亲仁善邻，广泛学习和吸取其它民族的先进文化因素，丰富和发展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白族有独具特色的节日、服饰、建筑风格、婚丧嫁娶仪式以及信仰。

（二） 研究区域简介

我国白族大部分分布在云南省，云南是古人类发源地之一，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以洱海和滇池为中心的人类文化遗址遍及全省。而云南白族的主要聚居区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大理洱海地区是白族文化的发祥地，剑川海门口遗址发掘出土了石器、陶器、青铜以及碳化稻谷。宾川白羊村遗址，是洱海地区文化面貌较完整的原始社会聚落遗址，遗址中发现了平地起建的木结构建筑、石器、骨器、稻谷、家畜等[6]。这些遗址均证明早在四千多年前，白族先民就在这块地上生息繁衍。楚顷襄王时（公元前289—前263年）“庄蹻入滇”与当地居民婚配，成为滇王族。汉武帝（公元前109年）“发巴蜀兵击灭劳浸、糜莫，滇王降”，设郡县治理。晋、唐间，今云南东部地区为大姓爨氏所统治，分为东西二境。这段时期滇池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洱海地区，此时滇池已是较发达的农业社会而洱海广大地区仍是“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军长”的原始游牧社会[7]，这种情况到晋代时发生了变化，两爨（东爨、西爨）相争，致使滇池、滇东北地区烽火连天，而此时洱海地区安定和平，靠山面水，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众多人户为了逃避战乱到洱海地区安家。公元八世纪中叶，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后，继而征服了东西爨。在击破西爨后，一次用武力强迫迁徙“白蛮”20万户于永昌城（永昌指古洱海地区）。经过南诏500多年的统治，洱海地区成为了云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洱海位于大理市区西北，北起洱源，长约42.58公里，东西最大宽度9公里，湖面面积256.5平方公里，是云南第二大淡水湖，洱海背靠苍山，苍洱间的坝子是白族主要居住地。

由上述可知，洱海地区是孕育白族文化摇篮，也是当今我国最大的白族聚居区，将洱海地区定为本文的研究区域来探讨白族文化，具有极强的代表性。

三、结构主义在我国民族文化方面的研究概述

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在诸学科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西方文化分析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我国，将结构主义方法论应用于文化分析的研究较少。我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不仅仅是因为拥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文化不论是在其萌发生成的最初阶段还是在以后漫长岁月演进中，都不是由单一民族创造的，而是由内部有众多民族文化并存的多元复合的文化形态而存在的。刘鸿武认为“对中国国内各民族文化关系结构及其特征的探讨，应该是我们得以把握中国文化历史连续性这一问题的关键”[8]。秦涛从结构主义的视域对民俗体育文化进行了研究，提出“结构主义为民俗体育文化的审美提供了新的文化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将促进民俗体育文化审美思维层面的拓展和深入”[9]。地域文化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胡义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在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中的应用进行初探，他认为“地域文化的研究内容，使用‘解构’的方法也具有合理性”[10]。 虽然，结构主义在我国民族文化中的研究甚少，但可以看出结构主义或多或少已经对我国民族文化的研究产生了影响。那么从方法论的视角看，结构主义与民族文化研究的关系到底如何？ 结构主义应用于民族文化的研究是否能为民族文化研究提供崭新的视角以便于我们对民族文化进行合理的开发与保护？下文便以洱海地区的白族为例对此进行初探 。

四、 结构主义视角下的白族文化研究

白族文化是什么呢？有学者认为“白族文化最主要的方面是语言，白族通过说白族话保持着自己不同于汉族的特色，白语包含着白族人民的思想、情感和人生观”[11]。也有学者提出“村落及村落中的人群、广场、本主庙、斋堂等是白族文化内涵保护的直接载体”[12]。众所周知，很难给“文化”一词下定义，白族文化不仅仅是它的语言、服饰、建筑、信仰和舞蹈，但又包含这些因素。找出推动白族文化形成、发展的“深层结构”，可以增加我们对白族文化的深层次理解。

下文将白族文化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探讨。

（一） 白族文化萌芽阶段（4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魏晋时期）

白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择优而居的思想也自古有之，可以说选择适宜的居住环境是人类进行其他一切生产和生活的前提。洱海地区属高原季风气候，有着丰富的植物和矿产资源使人类在洱海地区生存和生产成为可能。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极其的低下，只能顺从自然、适应自然，苍山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洱海为其提供了水源和鱼类，白族先民进行一些简单的种植、捕鱼、打猎等活动以维持生计。但是该地区又处于横断山脉和哀牢山脉的交汇区，位于滇西地震带上，地震频繁，频繁的地震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们为了寻求心灵的寄托，渴望安定、宁静的生活，便有了众多关于观音降服妖魔给人民带来幸福的神话。每年农历三月十五由民众自发组织讲经说法、祭祀观音。由于生产力水平低，日月星辰、血雨风霜都会使白族先民感到神秘莫测、威力无穷而加深了对自然的畏惧和崇拜，这种对自然界处于完全屈服的情况下，就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便出现了自然本主，人们在祭祀本主的时候会有一些简单的仪式。要抵抗大自然的灾难，仅靠个人力量远远不够，只有加强合作，团结一致，白族先民在日常交流中便逐渐形成了渐趋一致的语言和穿着，但是由于交通不便利，人们来往不是特别密切，就由各自首领和族长管理本部落和氏族。

可以看出白族文化在萌芽阶段其实是自然界与人类的一种对立，正是自然与人类对立的矛盾派生出其它的一系列矛盾，人类之所以使用“文化”的工具就是为了解决自己与自然的矛盾。结构主义就是要“从生活的一切表象中寻找生活的基本模式”。可见，这一时期，白族文化深层次的结构就是“地理环境与人类生存之间的矛盾”，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顺应自然，祈求自然的恩赐，自然环境决定了白族各种文化的萌芽。

（二） 白族文化形成发展阶段（唐宋时期——改革开发）

唐宋时期对应着洱海地区的南诏大理国时期，这一时期是白族文化形成发展期。从新石器时代到魏晋时期白族文化已初具雏形，南诏统一六诏之后，公元738年，唐封皮罗阁为云南王，增进了洱海地区与汉族人民的交流，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使洱海地区冶铁炼钢技术以及畜牧、种植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改进人们便不再听凭自然的摆布，而要与自然灾害顽强斗争，于是各种开拓疆土、降龙伏虎、为民除害的英雄人物便应运而生，这样在白族本主中也出现了英雄崇拜和祖先崇拜。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祭祀本主时要杀猪宰鸡，载歌载舞，于是便有了霸王鞭、耍龙、耍狮、上刀杆等民俗活动，祭祀不同的本主就有了不同的节日（火把节、绕三灵、三月街、甩海会），节日当天人们虔诚的祈祷，场面盛大。为了方便祭祀本主，白族先民又修建了本主庙、寺院。公元1368年，朱元璋了元皇朝的统治，建立了明皇朝，俘获大理路总管段氏，之后在洱海地区实行“行省制”、“军屯”政策，清朝时承袭明的“改土归流”，这些政策都加深了白族人民与汉族的联系，大量汉族人民融合于白族之中，白族人民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因子（雕刻、绘画、建筑方式等）并为自己所用，创造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建筑形式（“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同时在白语的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白族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建筑风格、、婚丧嫁娶仪式、饮食习惯、节日等等。

如此看来白族文化的形成似乎杂乱无章，毫无规律，既受到其它民族的影响，也有来自汉族的文化因子；既受到自然的限制，又不断超越自然、利用自然。白族文化包括了祭祀本主、修建房屋、寺庙、纺织工艺、统治形式、舞蹈、语言等等因素。正是这些看起来毫无关联的部分通过不断的调整、改变构成了白族文化，通过各部分之间建立起来的隐形关系，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这其中的每一部分的发展都受到了生产力水平的推动，这些构成白族文化的各部分变迁和发展都取决于经济的诱因。该时期白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就是“发展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三） 白族文化传承阶段（改革开放以后）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新奇异”的异域文化，白族的传统文化受到强烈冲击。本主祭祀中的繁文缛节，其中招魂、问先灵等封建迷信，让外出求学、工作、务工的年轻人随着科学文化知识的提高、视野的开阔而丧失信仰的基础，主持祭祀的传承人也日渐凋零，也很难清楚尊奉的本主的来龙去脉。科学知识的普及，使得白族学生从小就讲普通话，慢慢丧失了自己的语言。为了留住游客民族歌舞也逐渐舞台化，失去了原真性。白族民居被改造成客栈，使用新型材料和现代造型与传统建筑显得格格不入。白族文化是白族的根，它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若干历史时期白族先民的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对自然的认识利用改造的情况，是白族人民宝贵的不可在生产的遗产。对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和科学研究，对于我们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量，揭示白族发展的客观规律，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促进当代和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全球化威胁着白族文化延续和传承时，保护我们的“根”保护白族文化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处理好“发展与保护”这一对矛盾，对白族文化的传承至关重要。

五、 结构主义方法论应用于白族文化研究的合理性

结构主义强调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首先：整体性是结构的首要的特性，我们在研究白族文化的时候应该将其看做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整体性也是白族文化逻辑思维的一种体现，正是在这种整体性的逻辑思维框架内，白族文化才具有了更深层的文化含义。其次：结构的转换性表明，结构不仅规定了整体，联络整体各组成部分，同时结构还构成了整体，具有自组织性；结构的自身调整性表明结构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稳定之中，结构是一个过程，具有历史性，结构自身成为了一个“发展”的框架，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综合体。 结构主义的概念显得抽象和隐晦，然而这个概念呈现出的特性与白族文化的基本属性却极其相似。白族文化的结构经过历史的演化具有更稳定的生命力，同时白族文化也是“时间”和“空间”的综合体，无论民族文化的表层是多么的复杂多变，内部的深层结构也是不变的。

将结构主义的思维方法应用于民族文化的分析，也就是从这种文化自身出发，研究构成该文化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的整体性。总之，把结构主义引入民族文化研究，对我国民族文化研究方法论知识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可能做出重要贡献。但是在运用结构主义进行民族文化研究的时候，应当注意条件和局限性，结构主义既不是民族文化研究的唯一方法，也不是最好的方法，它是众多方法流派中的一支，应该保持其自身的开放性以并与其他方法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结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卷）.季广茂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序言.7.

[2]皮亚杰著.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97.2—11.102.102.

[3]李幼蒸.结构与意义——人文科学跨学科认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50.

[4][5][6]白族简史[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2—3，24—31，35—37.

[7]林超民.试论南诏统一洱海地区的历史条件[J]思想战线，1984：49—56.

[8]刘鸿武.民族文化关系结构的独特性与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发展[J]思想战线，1996，2：57—62.

[9]秦涛.结构主义视域下民俗体育的文化意蕴探析[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2，7（38）：34—37.

[10]胡义程.结构主义和中国地域文化研究[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4，19（1）：7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