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主义文学艺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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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主义文学艺术特征范文第1篇
关键词：哥特式建筑 哥特文学艺术 浪漫主义
哥特艺术是人类为表达某种特定的生存理念及满足其精神慰藉和审美诉求而创造出来的伟大艺术形式。哥特式艺术形式主要是指一种区别于罗马风格的玉树形式。从十八世纪末以来的一些文学中具有共同的基调与文体风格而被归类于哥特文学范畴，两者的联系是其浪漫主义精神气质。哥特文学代表H.P.洛夫克拉夫特曾指出：“哥特文学中最为有力的道具中最重要的是：地处荒野的一座高大灰暗的哥特古堡建筑，潮湿的楼梯、荒芜的藤蔓植物……”这说明哥特建筑在哥特文学创作中成为文学家长期的关注点。哥特文学与哥特建筑艺术具有极其相似的文艺观，并受到各方文化人士的关注。从社会人文背景看，哥特文学和哥特式建筑艺术产生的背景都在动荡和繁荣的冲击中。哥特建筑艺术和哥特文学的复兴繁荣并非偶然，导致哥特趣味复兴的特殊情感与精神状态在很大程度上由方兴未艾的浪漫主义所激发，它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在思想观念、审美旨趣以及文化重心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朱迪斯・本内特和沃伦・霍利斯特在著作《欧洲中世纪史》中指出：“从罗马式到哥特的转变过程，也正是情感向更强烈、更精致的方向转变的过程，哥特建筑是生动的、挺拔的、热情的，满含着抒情诗与浪漫传奇中那种高度的敏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哥特文学作为欧洲文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地受到影响。哥特文学对于哥特建筑艺术的关注从贺拉斯・瓦尔浦尔创造的第一本哥特小说《奥特朗托城堡：哈里发沉沦记》就已经开始。由此开始，哥特文学创作的初期到成熟时期，哥特建筑艺术始终是哥特文学创作中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哥特建筑艺术中的浪漫主义探析
西方建筑史几乎没有其他阶段像哥特时期一样带来如此的风格诠释，这朵充满诗意和结构天才的奇异之花曾被解释为天主教、民族特性、建筑守诚、经院哲学等原因的必然表达方式。建筑物作为“凝动的音乐”，不仅具有美学上的功效，而且是人们心灵世界的一种物化形态。几个世纪以来，许多重要的文学家、美学家和艺术史家对哥特式建筑艺术的美学特征与本质都予以了深入的探讨。歌德曾在《论德意志建筑》中以极其浪漫的笔调记录了斯特拉斯堡带给他的心灵震撼。而黑格尔则从哥特式建筑艺术所体现的宗教精神出发，明确将其归入浪漫型艺术。在《美学》一书中，黑格尔将艺术分为三种类型：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就建筑而言，浪漫型建筑要求在形式结构上最大限度地体现哥特的精神内涵。而宗教建筑无疑是浪漫型建筑之典范，因为宗教本身追求的就是无限精神对有限物质的超越。在黑格尔看来，最能体现浪漫型建筑特征的就是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艺术。
哥特建筑作为城市兴旺安定的标志，是社会生活的中心，是市民感情的寄托，是城市生机的精神反映。哥特式建筑艺术的结构是尖拱（ogival or pointed arch）或称尖拱券和肋架拱顶（ribbed vault）。独特的建筑形式的魅力来自于比例、光与色彩的美学体验，即通过对光的形而上的沉思，通过对数与色的象征性理解，使灵魂摆脱俗世物质的羁绊，迎着神恩之光向着天国飞升。哥特式建筑艺术的这种向上自由飞升的努力以及两侧立柱相交汇于尖顶的形式体现了人的心灵对有限存在的超越和主体与上帝的和解。哥特式的建筑艺术是“把自己提高到越出单纯的目的而显现出它本身的无限，这种对有限的超越和简单而坚定的气象就形成哥特建筑的惟一的特征。”哥特式建筑结构本身所体现的对精神无限性的追索正是浪漫主义的内在动力与需求。浪漫主义艺术崇拜力量、激情、诗意，追求奇异不凡之美，痛苦与冲突之美以及震撼之美，这使它们傲然自得地超乎那沉静、平衡、规矩、微小、平凡的事物之上。哥特式的建筑中追求的变动是浪漫主义打破古典式单纯与静穆的方式，变化本身是对自然千差万别、不拘一格的模仿，它把艺术从机械的程式与规范中解救出来，赋予其丰盈的生命力与生动的表现力。因此，哥特式建筑艺术所体现的正是这种浪漫主义美学取向与精神诉求，为哥特文学的创作者们所推崇。
二、哥特文学理论中的浪漫主义
哥特文学中的背景环境通常会设置在哥特建筑中，通过对哥特式建筑的刻画与展现，孕育恐惧、黑暗、压抑的情感。建筑艺术中的哥特风格彰显了浪漫主义的精神内涵，而文学中的哥特风格同样与浪漫主义息息相关。“浪漫”源于英文中的Romance，是“传奇”的意思，这种传奇最早由罗马语写成而得名。因此，传奇是滋养浪漫的根基。黑格尔也认为哥特式是浪漫的，因为它的不规整性打破了传统古典式的宁静。在哥特式文学诞生之前，浪漫主义运动已在英国悄然兴起，它表现为轰轰烈烈的复古运动以及一系列正在改变的审美趣味与标准。浪漫主义作为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来超越现实的乏味与有限。而浪漫主义的超常想象力正是哥特艺术的显著特点。
哥特建筑成为哥特文学作品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是由于当时的社会人文环境，整个欧洲文化界对建筑艺术的关注；二是哥特小说的创始人贺拉斯・瓦尔浦尔个人兴趣中，对哥特建筑艺术的热爱。他居住的草莓山庄是一所仿哥特建筑的古堡，在创作《奥特朗托城堡》时，为了在小说中创造哥特式的恐怖气氛，并使其产生良好的艺术效果，贺拉斯思想受到哥特建筑的启发。他率先把充满神秘浪漫色彩的哥特古堡引进小说中，使其成为人物活动的舞台和情节演进的环境。哥特文学的表达方式脱离了由笛福等人在l8世纪上半叶确立的文学传统，不受真实性与可能性之束缚。哥特文学的场景往往设置在遥远的中世纪或充满异域情调的东方和欧洲南部，这种时间与空间上的疏离为哥特风格的艺术家的想象提供了广阔的维度。它体现在哥特文学家们拒绝描写日常平庸的生活，他们采用超自然的素材，运用虚幻的场景、离奇的情节、夸张的手法讲述神秘、荒诞、超凡的人物与事件，浪漫主义者正是通过想象编织的奇迹来对抗常态的生活。
哥特建筑在哥特文学作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哥特文学的创作主题呈现了人类心灵世界的邪恶领域，它为理性光照下的十八世纪构建了一个野蛮而黑暗的过去。在哥特艺术构筑的世界中有对中世纪乌托邦式的幻想，对古诗民谣考古式的发掘，对如画废墟、风景园林以及东方异国情调的激赏。与此同时，也有一种恐惧、阴郁、颓败的艺术审美取向在文学中逐渐酝酿。哥特式文学艺术中总是着力表现消极的与非理性的方面，文学艺术的表现手法将心灵世界放大，使之把失常与异化纳入进来，这些被压抑的情感与思想往往通过梦境、幻觉甚至疯癫来表现。哥特式文学艺术正是通过进入这些不受理性掌控的意识之外的领域来深入探讨人类的内心世界。从哥特文学的上述特征中我们不难看到浪漫主义所强调的诸多价值，对野蛮原始、离奇古怪、超常力量、非凡人物、强烈情感与夸张想象的偏爱以及对隐蔽欲望、邪恶本质的直面揭示。因此，哥特文学艺术享有“黑色浪漫主义”之称。
在艺术情感的表达方式上，哥特文学与浪漫主义都将情感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情感的抒发往往寄情于自然，浪漫主义欣赏田园牧歌式的静谧，也讴歌大自然充满原始野性的崇高之美。而哥特文学中层峦叠嶂的高山、岩石突兀的峭壁、强盗出没的幽暗森林、惊涛拍岸的海滨礁岩、骤然出现的雷鸣电闪、狂风暴雨无不唤起崇高的激情。爱尔兰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关于崇高与美的概念起源的哲学探讨》中将恐惧作为崇高的心理基础，因为恐惧是人类各种情感中最强烈的，没有哪种情感能像恐惧那样有效地使精神丧失一切行动与思考的能力。此外，哥特文学艺术又通过一系列的极端对立来保持情感的高度敏锐，助长了夸张的情感，唤起放纵的激情，它使读者不寒而栗，并满足其迷信的幻想，滋养他们对神秘与奇异的好奇。
三、结语
德国学者艾诺・雷罗在《闹鬼的城堡：英国浪漫主义要素研究》中指出：“如果哥特建筑消失了，整个浪漫主义运动就会失去根基。”哥特式艺术的复兴影响哥特文学的出现作为浪漫主义运动的先声，传递了浪漫主义的精神特质与美学主张。正如德国现代艺术家威廉・沃林格尔教授在《哥特形式论》中指出：“文学中的哥特主义与建筑艺术中的哥特主义表达了同样的美学与哲学观念，建筑和文学艺术都是对世界领悟和思辨的产物，他们形成了某种共同的精神气质与艺术渊源。”哥特式的艺术风格从属于浪漫主义，它是对启蒙理性与古典主义的反驳和颠覆。哥特式建筑艺术与文学艺术代表了艺术领域突破古典传统规范的革命性力量，而任何革命性力量都不会甘于平庸，在强大的意志力驱动下，在无法妥协的对立冲突中，哥特建筑艺术与哥特文学都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追求极至的表达。
参考文献
[1]贡布里希. 范景中译.艺术发展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2]（德）黑格尔 著.朱光潜 译.美学：第3卷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John Ruskin.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 [M].Boston：Dana Estes，1849.
古典主义文学艺术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艺理论；20世纪中国；主体性；间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1-0150-08
一、回顾：百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性质
简单地说，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性质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主体性的建构和消解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多元化格局。
建构主体性，首先需要确立人的个性主体（尤其是感性意志）的本体地位。尽管古典主义文论也讲主体，但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主体自我的力量是微弱的，主体最终消融在外在的理性规范之中，或者消融在外在的伦理规范之中，或者消融在抽象的宇宙法则之中。因此，古典主义所讲的和谐统一是以客体消融主体为前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称古典主义美学为客体性美学。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虽然并没有完全忽略人的感望，如《礼记・礼运篇》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告子上》中说“食色，性也”，但却将这种感望归于“天理”，正所谓“有阴阳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焉”，这样，人的感性便完全被纳入封建伦理规范之中，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感性。特别是到了宋明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便更加明确地排斥了人的感望。因此，虽然中国古代文论追求情与理统一的和谐美，而且与古希腊一样，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体现着和谐美的古典文艺，但这种和谐美的实现常常是以压抑和钳制人的感性为代价的。
在确立感性意欲的本体地位方面，王国维的贡献不可抹杀。他在《红楼梦评论》中指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在《叔本华与尼采》《古雅之在美学上之地位》等论文中，他一再申明“吾人之根本，欲而已矣”的观点。确立感性意欲的本体地位，对于消解古典主义的客体性，建构近现代审美意识的主体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使一个人在个性主体的意义上与古代伦理理性产生分离。
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第一次将西方文学中“理想派”（浪漫主义）、“写实派”（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同时引进中国。他指出：“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也。此其一。人之恒情，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澈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此其二……由前之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由后之说，则写实派小说尚焉。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①梁启超的阐释虽然有些原始、初级、粗糙，但这毕竟是中国文论史中首次对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明确论述，其意义显然要超出这种论述本身。后来，王国维又在《人间词话》中再次提出“理想派”与“写实派”的分别，他提出：“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到五四时期，这种有关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抽象的理论提倡，终于演化为“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两种文艺流派的具体实践。
在中国文论由古代向近现代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它的重要美学意义主要体现在对古代群体伦理理性的冲击和反判，从而确立了个性主体的本体地位。无论是鲁迅的“任个人而排众数”，还是所断言的“新文明之诞生……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韪……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②，都将个人置于与社会群体尖锐对立的位置。中国近代文论的产生就是根植于这种人与社会的深刻的分裂之中。
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则逐渐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所取代。例如，郭沫若在他的《文艺论集序》中写道：“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敬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由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人要求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③基于这种认识，他开始抛弃主体的个性，转而提倡“在精神上是彻底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④。这预示着一种新的美学观念正逐渐出现，标志着以崇尚主体性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近代文论的发展已告一段落。
主体性理论也曾于20世纪80年代获得复兴，这主要体现在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和刘再复的主体性文论中，但随着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主体性的呼唤再次被淹没。
作为近代文学理论，现实主义也讲主体性，但浪漫主义主体与现实主义主体又存在着质的差异。浪漫主义文论追求个性主体的普遍性，现实主义文论则追求主体的特殊性。作为刚从社会伦理结构中分离出来的浪漫主体，浪漫主义尚缺乏一种社会内容的具体规定，显得空泛而又抽象，往往表现为一种大人类主义，它将整个外在自然、宇宙一律看成是自我的表现。浪漫主义者提倡抽象普遍的人类之爱，主张以自我为中心，实行超阶级差别的爱的推移。相对而言，现实主义文论则不像浪漫主义那样特别关注自然，对于社会存在，他们也能采取较理智的态度，清醒地认识到人与人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一般来讲，现实主义者反对浪漫主义抽象的人性论，而主张阶级分析的社会学方法。
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主体性经历了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发展到现代主义那里才得以完成和终结。与浪漫主义强调主体的普遍性、现实主义强调主体的特殊性相比，现代主义则强调个性主体的个别性。其审美意识的结构方式主要表现为审美主体的感性意欲对理性目的的剥离，从而丧失了理性目的的总的统摄。在现代主义那里，整个外在世界都是异化的力量，主体感觉是破碎的、不完整的，他们特别表达了一种荒谬、无聊、空虚的纯体验的感觉。也就是说，现代主义处于主体性建构的临界点，是主体性历时发展的最后环节，可称之为“主体性的黄昏”。
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不仅表现为主体性的建，也表现为主体性的消解。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受到古典主义的消解。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具有互动性，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古典主义不会只受到近代审美意识的冲击，它也会对后者进行反击。梁实秋曾在《古典的与浪漫的》一书中，从古典主义客体理性的角度，对中国新文学中所表现出的主体个性化倾向进行批驳与苛责。⑤
第二，受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消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一种特殊形态，它理应充分尊重主体性，它所崇尚的主体群体性也必须以个性主体为前提，群体应由具有主体性的个体组成。然而在实际的历史发展中，主体群体性却时时表现出抹杀主体个性的倾向，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表现得尤为突出。1958年提出“两结合”创作方法，旨在把浪漫主义提到与现实主义同等重要的地位来加以确认，但由于受到当时社会氛围的影响，极力膨胀人的主观意愿，漠视客观现实的规律，结果却导致了“假浪漫主义”的出现。“假浪漫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区别在于，后者强调理性目的与理性认知的融合，前者则导致理性目的对理性认知的脱离。“”时期的文艺仍然标榜“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文艺实质上成为“伪古典主义”的试验场。“伪古典主义”是建立在虚假的客体性原则基础上的，其中主体的理性目的外化为一种相当于古代伦理规范的所谓“根本任务”，并强制性地抑制和排斥主体的感性意欲、生命意志；主体的理性认知外化为一种相当于古代外在法则的所谓“三突出”原则，并对主体的感性体认进行了抽象化剥离。上述情况结合在一起，使现代审美意识主体性彻底解体。
第三，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消解。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逃避崇高”为旗帜、以“调侃”为主题的王朔小说中，以及崇尚“零度情感”、追求纯现象还原的新写实主义小说中。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在中国的一种新型的审美意识。它虽然带有从西方横向移植的明显特点，却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文化背景。伴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受到大众文化的奚落和嘲讽，以“逃避崇高”为旗帜的王朔小说是这方面的集中体现。王朔小说中的“调侃”主题、对精英意识的弃置、对“崇高”的嘲讽以及他的大众文化立场、宁愿流俗的态度，都构成了对审美主体性的致命一击，使得还残存在“先锋派”小说中的一点点主体理性也荡然无存了。在坚守大众文化立场、放弃知识分子话语及写作方式这一点上，新写实主义小说与王朔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与王朔小说不同的是，新写实主义小说放弃了许多情绪化的东西，不再有意嘲讽精英意识，而是将这种态度贯穿在具体的纯客观的叙事与写作之中。他们崇尚“零度情感”，追求纯客体还原，将一切主体性的东西搁置在括号中，所剩下的就只能是一些琐碎的带有原貌性质的生活片段和生活场景。在注重客体这一点上，新写实主义小说似乎与现实主义有着共同的倾向，但实际上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现实主义注重艺术形象的典型塑造，在审美主体的构成中，追求感性体认与理性认知的矛盾统一，其中感性体认为现实主义审美意识提供可感的生活素材，理性认知提供理性形式和艺术结构，它是对感性体认的艺术升华。这样，现实主义艺术作品便可以再现社会生活的主流，反映宏大的社会场景，并具有严密的艺术结构。而新写实主义小说却放弃艺术典型的塑造，在审美主体构成中，搁置主体的理性认知因素，只专注于从感性体认得来的生活碎片，虽然有鲜明的形象可感性，但缺少宏伟的艺术气魄。因此，我们决不能将新写实主义小说归入现实主义文论范畴之中。由于对主体情感的完全搁置，王朔小说和新写实主义小说完成了对浪漫主义的最终解构。
主体性建构与消解的过程，也就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中交替发展的过程，从而形成了百年来中国文论发展的多元化格局。
二、反思：百年中国文论的话语转型
百年来，中国文论的发展无疑受到外来文论特别是西方文论的影响。如何看待这种影响成为20多年来中国文论界的一个争论焦点。从20世纪90年代的文论话语“失语症”，到最近一两年的“强制阐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的一个观点是：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激进主义和反传统态度，过于偏激地对待自己的传统，因而使得中国文化出现了某种断裂。基于此，他们极力主张，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中，身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的中国的文论，应强调自己的文化传统，建构自己的文论话语，避免西方话语的入侵。
然而，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话语，论者迄今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答和一个可资操作的方案。如果说，中国传统文论中的“风骨”“神韵”等一系列的范畴可以作为我们中国文论建设的重要的文化资源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这些范畴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自己尚不能对它们的内涵达成共识的话，我们又如何让文论初学者或者外国的文论研究者来掌握它们、接受它们？又如何实现论者所理想的避免中国文论“边缘化”的目的？中国文论百年来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话语体系，尽管这套话语体系对西方有借鉴，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仍然主要是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成长发展起来的。文论话语转型能否完全无视这一百年来形成的中国现代的文论传统，是很值得怀疑的。
笔者深感有文论话语转型的必要，但在实现转型的目标和手段上却有着自己的私见。笔者认同下列观点：文论话语转型的目标和方向，不应该是“向后看”，而应该是“向前看”，不应该是简单地回到古代，而应该是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换”；实现转型的手段也不是简单地采用中国古代的一些术语，而仍然需要立足现实和放眼未来，在中外文化的比较参照中，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照亮和激活传统，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开发中国古代的文论资源，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对待中国现代的文论传统，以一种宽广的胸怀迎接西方文论话语的挑战。
中国传统文论，尽管具有丰富的价值资源，但其概念的构成形式、知识的生产和交换方式均基于特定的v史背景。主要表现在，关于文学艺术品评所操用的术语均局限在特定的文人社群之中，在这种文人圈中，人们的知识背景大致相同，审美趣味大体一致，因此其概念话语均带有自明的共享性质，彼此之间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对方肯定能听得懂。作者在写作的同时，已经将自己放置在读者的位置上，他可以从自己作为读者的立场上来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判；读者也清楚作者的意图，并以作者的身份来对作品做出反应。因此，作为中国古代文论重要资源的诗话、词话、画论、文论、曲论、乐论、传奇评点等，往往三言两语即能道破艺术的真谛，不需要太多的分析与论证。中国文论发展到近代，则逐渐丧失了这种特性。由于文艺要担负重要的启蒙职责，需要面对文人社群之外的广大民众，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求对其话语方式进行转换，以弥合由于知识背景的不同而造成的差异。因此，要谈论中国文论话语的现代转型，必须首先从中国文论自身的发展历史寻找转型的动力。尽管在中国文论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文论接受了西方文论的影响，但西方文论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重要的起因。如果中国文论自身的发展是文论话语转型的“内因”的话，那么外来文论的影响顶多可以看成是“外因”，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才促使中国文论从传统走向现代。
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西方文论的启迪，这在王国维、这两位中国现代文论的缔造者身上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不过我们在强调他们的“西学”知识背景的同时，同样也不应该忽略他们深厚的“中学”知识背景。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中当然也有“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⑥问题。纵观百年来中国文论的发展，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价值取向，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被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作为文论思想的阐释者，就曾明确地提出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反对“背诵马列主义条文和硬搬外国经验，而不结合中国实际”的做法，强调文艺理论“必须与我国的文艺传统和创作实践相结合”。⑦这种意见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影响不可低估。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确实存在着外来文论话语横向移植的倾向，但以下四个问题同样不能否认。第一，这种分析性知识质态的移植或切换并非唯一的现代性知识的生成形式，如宗白华的文艺理论话语显然是个例外。第二，中国文论发展中即使有对西学异质知识的移植，但它也不是某些理论家个人有意选择的结果，而是中国现实发展的内在驱动使然，其中存在着“反传统的中国传统”问题。第三，我们对西学知识的接受存在文化“误读”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在借用西方话语时，由于受到本土经验的干扰，其“能指”与“所指”在西方原生意义上的关联性有时会出现分裂的现象，我们借用的是西方话语符号的“能指”，而“所指”的却常常是中国现实文本。西方话语在中国现代文论中的意义生成有着深刻的中国现实的文化背景，这也使得西方知识的全面置换打了折扣。第四，要将知识话语的建构与价值话语的建构进行区别，不能一概而论。从概念的外延上讲，话语不仅仅是知识性话语，而且包括价值性话语。我们在接受西方知识性话语的同时，是否也接受了西方所有的价值性话语，这仍然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问题，并非不证自明。
从整体上看，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现状，其中有采纳，也有拒绝；有借鉴，也有变异；有西方的知识话语形式，更有中国本土的现实经验。中国现代性文论话语正是在这种冲突与融合中曲折地发生、发展的。这种现象可以首先从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层面上去说明。“知识的现状，与其说是根据它们本身的情况，还不如说是依其所追随的事物来界定和解释的。”⑧文论知识的增长，不仅是文论自身内部的知识调整，更是它所关注的现实经验的回应。在中国文论的历史发展中，话语系统的变换应该被看成是一种经常发生的情况，即使是被看成一个整体的中国古代文论，其自身依然存在着“不连续性”“断裂”等现象。如果我们断言，中国传统在现代出现了断层，我们就应该接着追问这种断裂变换的判断是否也适用于中国古代传统。我们不应该只注意到传统与现代的界限，而分别将传统与现代看成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毫无变化的僵死实体，从而忽视和抹杀传统和现代本身所具有的差异性。需要指出的是，所谓“不连续性”“断裂”的论断仍然是西方话语，这在米歇尔・福柯的著作中可以很容易地查找出来。但“中国传统断裂论”也同样没有将福柯的理论贯穿到底，其中仍然有“误读”。论者在传统与现代的分界点上，采用断裂的判断，但当他们分析传统这个概念的时候，却给传统赋予了“连续性”。在这里，我们非常有必要听一听福柯本人关于传统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解说。他指出：“传统这个概念，它是指赋予那些既是连续的又是同一（或者至少是相似）现象的整体以一个特殊的时间状况；它使人们在同种形式中重新思考历史的散落；它使人们缩小一切起始特有的差异，以便毫不间断地回溯到对起源模糊的确定中去”，而这在福柯看来，不过是“以各自的方式变换连续性主题的概念游戏”，本身并不“具有一个十分严格的概念结构”。⑨不幸的是，“断裂论”正是通过“变换连续性主题”、通过无限夸大现代与传统的差异而极力缩小两者本身中存在的差异的方式构造出来的，这里显然使用了双重标准。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格局是多元化的。中国百年来文论历史发展的实践表明，以单一模式来限定本身具有诸多差异性的中国现代文论，必然会显露出自身的理论困境。
三、展望：间性研究与中国文论的未来发展
间性研究是当前文艺理论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研究观念和方法，它包括学科间性、文化间性、主体间性和文本间性四个方面，追求和强调的是学科之间、文化之间、主体之间、文本之间的综合性、跨越性、开放性、互动性。间性研究对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通过学科间性研究，可以进一步明确文艺理论的学科定位与性质，促进文艺理论与相关学科的互动，密切文艺理论与当代审美实践的P系。通过文化间性研究，可以突破以往中/西二元对立模式，避免中西方文化孰优孰劣的简单对比和无谓纠缠，可以进一步发掘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资源，促进中外文学艺术的交流。通过主体间性研究，可以突破主客二元对立模式，进一步认识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文本间性研究，可以突破文学研究内外二元对立模式，促进文艺理论文本研究的开放性。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有利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建设及理论创新。
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又称“互文性”，这一概念首先是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于1966年提出的。她在论文《巴赫金：词、对话、小说》中说：“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这个概念取代了‘主体间性’的位置。诗性语言至少是作为双重语言被阅读的。”⑩在1974年出版的《诗歌语言的革命》一书中，她又指出：“互文性表示一个（或几个）符号系统与另一个符号系统的互换；但是因为这个术语经常被理解成平常迂腐的‘渊源研究’，我们更喜欢用互换这个术语，因为它明确说明从一个指意系统到另一个指意系统的转移需要阐明新的规定的位置性，即阐明的和表示出的位置性。”从克里斯蒂娃的解说中，我们可以看出，文本间性超越了主体间性研究和“渊源研究”，其基本内涵是，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这样，阅读成了在文本之间的游走过程，而意义则存在于文本与其他相关符号系统之间。应该说，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理论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是对巴赫金历史诗学的对话思想和复调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其学术背景则是结构主义理论向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转变。文本间性研究也可以看成是对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新批评理论所提出来的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二分模式的超越，它强调的是在“符号系统的互换或文本意义的相互开放”基础上文本与文本之间所达到的交融与会通。在这个意义上，再划分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的所谓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中所说的“文已尽而意有余”“文外之旨”“韵外之致”与“味外之旨”，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有关“互文性”问题的理论资源。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胡塞尔提出来的。对于胡塞尔而言，主体间性指的是在自我和经验意识之间的本质结构中，自我同他人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为我的世界不仅是为我个人的，也是为他人的，是我与他人共同构成的。“在胡塞尔现象学中，‘交互主体性’（即主体间性――引者注）概念被用来标示多个先验自我或多个世间自我之间所具有的所有交互作用。”因此，这一术语可以克服现象学还原后面临的唯我论倾向。同时，主体间性还可以突破西方理性主义“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和美学，“让哲学和美学回到人的‘生活世界’，避免那种离开人类生活世界的客体与主体的隔绝与对立”。对于文学艺术问题而言，主体间性的概念则可以比较合理地解决作者、世界、文本、读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文艺美学的主体间性研究要侧重研究的是作者与世界、作者与作品、读者与作品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即不再把作者对世界的感知、读者对作品的解读看成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将其看成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作家和作为主体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使长期被忽视的读者的地位得到重视；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作家与作为主体的文本之间的关系，从而不仅注意到作家对文本的决定作用，而且也注意到文本对于作家的反作用或方向的决定作用；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读者与作为主体的文本之间的关系，从而不仅看到文本对读者的决定作用，而且也看到读者对作品的主动接受与变异；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世界不再被看成是文学艺术反映的被动对象，而是与我们具有相互依存的密切互动关系，从而使我们对周围的世界产生某种敬畏和依存感。与西方古典美学以主客二元对立论哲学为基础不同，中国古代美学以“天人合一”的思想为基础，以“致中和”为审美理想，完全以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中国古代美学可以成为今天文艺美学主体间性研究的重要资源，并与西方现代美学和后现代美学形成对话格局。
文艺理论的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e）是指文艺理论与美学、文艺美学、艺术学的学科关联性和交叉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理论是一门“间性”学科――这种认识对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研究对象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人文学科的一大特点。我们关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定位的讨论，总是试图找到一个确定的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其结果总是让人感到失望，原因就在于我们忽视了文艺理论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特征与品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区别于人文学科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其学科研究对象的相对确定性。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人文科学，显然是忽视了人文学科的特点，容易滑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本质主义的泥坑。文艺理论的学术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跨学科性，这是文艺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就具备的一种独特的品质。文艺理论总是在自己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联中来确立自己的学术形态、知识谱系、话语方式、精神皈依与价值取向，这其中主要是它与美学、文艺美学、艺术哲学、部门艺术美学的关系。正确地对待和处理这些关系问题，对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发展是内在性、本质性的问题。毫无疑义，文艺理论与美学、文艺美学、艺术哲学、部门艺术美学一样，研究对象均脱离不了文学艺术，共同的研究对象使得上述各学科之间形成一个密切相关的相似于家族的学术部落。
谈论文艺理论的学科间性，当然不是否认文艺理论的特殊性，否则文艺理论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文艺”作为文艺理论的对象，有“文学的艺术性”“文学与艺术的并列”和“文学与艺术的综合”多种解释的可能性。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是指诗歌、散文和小说，艺术是指音乐、绘画、雕塑、舞蹈等，这些文学艺术形态之间是并列的，而当代大众文化中新出现的文艺形态（如影视作品、网络文学、多媒体动漫等），则具有文学与艺术的综合性、兼容性，传播的全球性、跨文化性，读者观众与作品的互动性，阅读接受的互文性，也可以说是一种间性文艺。文艺理论的研究应该适应当前审美实践的主“场域”由过去小说、诗歌、散文到现在的影视作品、网络写作的变化。
文化间性研究，即跨文化研究。在英语中有三个词都可以被翻译为跨文化研究，即cross-cultural studies，inter-cultural studies，trans-cultural studies，有学者分别把它们解释为“穿越式沟通”“互动式交叉”“会通式超越”。笔者认为，从总的方面来讲，我们没有必要过于拘泥于英文中这三个词的细微差异。“跨文化”这个词已经很好地将这三个词的意义提炼了出来。所谓跨文化研究，就是跨越文化的界限，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之间进行比较，以便促进文化之间的理解、交流。在西方，希罗多德可能是最早的跨文化研究者，他在《历史》中比较和分析了许多希腊世界的文化。19世纪，跨文化比较开始被进化论用来排列社会阶段，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尝试的那样。在文学领域，根据德国著名理论家伊瑟尔的说法，跨文化话语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托马斯・卡莱尔的《拼凑的裁缝》这部作品。这是一部写法非常独特的书，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小说和自传，而是三者的结合。作者借助“衣服哲学家托尔夫斯德吕克先生的生平和观点”，采用戏剧的手法，既对所涉哲学的原则作精要的叙述，又对哲学家的生平和性格进行描述，同时又扼要地阐释了卡莱尔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和观点，而这正是对该书书名的解释：衣服是指一切形式和惯例，裁缝则是指形式与惯例的创立者；裁缝是那位伟大的德国“衣服哲学家”，而将他的故事拼凑起来的另一位裁缝则是英国的卡莱尔。这就形成了一种沟通英德两种不同文化的跨文化话语，作者也就成了一位将两国不同的思想文化拼凑起来的文化的裁缝。伊瑟尔在《跨文化话语的出现：托马斯・卡莱尔的〈拼凑的裁缝〉》这篇文章中指出：“卡莱尔在《拼凑的裁缝》中对跨文化话语的勾勒，是一个模式，而绝不是不同文化碰撞的缩影。不过，它倒确实提供了有关这种碰撞可能被确认的线索。跨文化话语不可能被确立为一种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都包容进来的超验的姿态，只有在此情形下，它才能成为模式。跨文化话语也不是一种凸现的第三维，它只能行使连结网络之职，并将假定一种形态，其普遍特征不能等同于任何现存的类型。”也就是说，在伊瑟尔看来，跨文化研究也许不会关心不同文化碰撞和冲突的具体过程，但却为理解和研究这种过程提供模式和线索。这种理解和研究并不是超越于F存文化之外的，而是在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因而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间性。
目前，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跨文化研究或者说文化间性研究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那种局限于一个国家和民族领域内的单纯的文化研究会越来越难以进行。过去将世界文化简单地分为东方和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模式显然已不合时宜，亨廷顿的世界七种或八种文明的划分，也显得粗糙。最理想的当然是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文化和文明都能得到同等的尊重和理解。在这一方面，笔者认为荷兰跨文化研究学者霍夫斯戴德（G. Hofstede）的研究值得我们注意。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霍夫斯戴德通过大规模的文化价值抽样调查，得出了表现各国文化核心价值的五个层面：个人主义（IDV）、权力距离（PDI）、不确定性回避（UAI）、男性化（MAS）、长期倾向性（LTO），计算出了53个国家和3个地区在这五个层面上的数值，从而揭示了不同文化之间量的差异性。霍氏为跨文化研究创立了一个可操作的理论框架，文化价值五个层面的数值之间可以比较。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不再是质的差异，而表现为量的差异。这在文化比较研究方面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例如在霍氏的量表上，中国的PDI为80，IDV为20，MAS为66，UAI为30，LTO为118，而澳大利亚相应的数值则分别为36、90、61、51。这表示，与澳大利亚相比，中国文化更能注重上下级在各方面的差异，不太注重个人主义倾向；在注重生活质量方面稍差，而在承受不确定性的能力方面以及在尊重传统方面都要高于澳大利亚。而这样的比较只是量的差异，并不是质的差异。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只是在量的意义上在注重个人权利方面低于澳大利亚，而这并不表示中国不注重个人权利。这就消除了以往异质文化论带给我们的理论困惑。这样的一种观念，对于我们的美学研究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过去我们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中国美学是表现美学，而西方美学是再现美学。这就容易将中西美学完全对立起来，消解了中外美学对话的可能性。实际上，中国美学中并不是没有再现的因素，而西方文化中也并不是没有美学表现的因素，中外美学的差异只是量的差异。这种量的差异性就为中外美学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能性，从而可以消解中西二元对立模式所造成的绝对论倾向。
在中国，最早的跨文化研究至少可以上溯到《史记》。《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西王母”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人物，司马迁的这条记载说，在条枝（即今伊拉克）一带也有类似的“西王母”的神话传说，这可以被看成是中国跨文化研究的最初萌芽。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年），采用“取外来之观念与中国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方法，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最早的跨文化研究的文艺美学著作。这种中外相互参证的跨文化阐释法，也成为中国现代文艺学、文学批评的一个主要学术范式。
对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建设而言，文化间性研究要超越中西二元模式，它以文化间的开放性为前提，要研究的是不同文化之间文学艺术的接触、交流、相遇、传播的运作方式，其中包括“文化翻译”“跨国界传播”及“跨语际欣赏”等问题。文化间性研究要达到的总体目标是实现“多元化的普遍主义”，既强调文艺创作的“地域性”“本土性”特征，又强调文学艺术欣赏与消费的超地域性，以及人文精神价值的普世性。
文化间性研究对于中国文艺理论未来发展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有利于促进中外学术的平等对话，有利于提升中国人文学科的国际形象和地位，有利于解决中外学术交流中中国学术话语缺失的问题，以真正做到中外学术的平等对话。第二，有利于发掘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资源。相对于西方发达的哲学美学而言，中国古代则具有更加丰富的文论资源，从文化间性的角度，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包括诗话、词话、评点、画论、书论在内的文论资源，可以使这些资源更好地走向当代，更易于被国外的研究者所接受。第三，有利于促进文艺理论对文化研究的积极回应。文化间性研究是对文化研究的超越，它强调的是审美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因而可以回应文化研究的冲击和挑战，并承担起在市场经济与信息化时代的新形势下从审美的创造和接受的角度探索通俗性与审美性、娱乐性与陶冶性有机统一的问题，使得新时代的文学艺术（网络文学、影视作品等）在适应大众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提高作品的审美品位。
注释
①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十《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转引自《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中华书局，1981年，第424页。②：《“晨钟”之使命》，《晨钟报》创刊号，1916年8月15日。③郭沫若：《文艺论集・序》，《沫若文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页。④郭沫若：《革命与文学》，《沫若文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21页。⑤详细论述请参见李庆本：《梁实秋与中国近代浪漫主义的终结》，《东方丛刊》1998年第2期。⑥具体论述参见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关于现代性问题问答》（《天涯》1999年第1期）、《传统、现代性与民族主义》（《科学时报》1999年2月2日）。⑦参见《建立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文艺报》1958年第17期。⑧[美]马尔库塞、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三联书店，1998年，第24页。⑨[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4页。⑩Julia Kristeva.Word， Dialogue and Novel. The Kristeva Reader， edited by Toril Moi，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86， p37.[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诗歌语言的革命》，《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英]拉曼・赛尔登编，刘象愚、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22页。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三联书店，1999年，第255页。张玉能：《主体间性与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3页。王柯平：《走向跨文化美学》，中A书局，2002年，第2页。程主编：《文化研究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8页。Wolfgang Iser.The Range of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59.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3―3164页。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n The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in One Hundred Years
Li Qingben
古典主义文学艺术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浪漫主义 现代主义 反传统
一、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
浪漫主义这个词起源于中世纪法语中的Romance（意思是“传奇”或“小说”）一词，“罗曼蒂克”一词也由此音译而来。浪漫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由来已久，早在人类的文学艺术处于口头创作时期，一些作品就不同程度地带有浪漫主义的因素和特色。但这时的浪漫主义既未形成思潮，更不是自觉为人们掌握的创作方法。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主要文艺思潮，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盛行于欧洲并表现于文化和艺术的各个部门。
而现代主义本身则具有很复杂的背景，严格地说，现代主义不是一个什么流派，而是由许多具有现代主义创作手法派别汇成的一股文艺思潮（包括美术、音乐、戏剧和建筑等等）。这种流派的产生有它的历史和地域因素：现代工业的兴起，涌现出一批中产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冷漠，孤僻，社会变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作为个体的人感到无比的孤独。两次世界大战，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用人类发明的枪支弹药屠杀自己的同类，西方自由、博爱、人道理想的观念被战争蹂躏得体无完肤，西方的文明被抛进了一场深刻的危机之中，现代主义就在这样的条件下诞生的，现代主义的审美意识有着复杂的倾向。许多作家对丑和恶采取愤怒的态度表现在作品里。他们认为，个人无法改变世界，因此在作品里表现出颓废或玩世不恭的倾向，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这些作家倾心表现荒谬、混乱、猥琐、邪恶、丑陋等意识，使作品中的场景总有梦魇的特征。他们的理由是表现“诚实的意识”。表现“诚实的意识”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精神。他们肯定美好的东西的存在，但他们又不愿意用那种虽然极为善良却是非常简单的眼光来认识这个世界，社会的不完美和恶势力的存在，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如果还用一种正直善良的眼光把这个世界说得如何善美，即使不是有意的，至少是无力把握现实的结果，所以现代主义强调“从着魔状态下清醒过来”，是“天真状态的结束。”
西方浪漫主义艺术家，常常论述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理论主张和文学创作。他们以‘返回自然’为口号打开了思想的闸门。这不仅意味着返回人类的原始生活状态，返回朴素美的大自然，更重要的是要返回人的自然本性。它是以承认人的自由，承认自我，承认个人意志为基本内涵的。人与自然的对立既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人作为主体的可贵和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依照自己的想象力去改造自然，当然与此同时也改造了人自身。人依靠想象形成自己的理想。而理想总是比现实更善更美更好。理想成了人作为自我的宝贵财富，成为人之为人的重要的特征和能力。依靠想象力去表现自我的理想，这可以说是一切浪漫主义作品所普遍追求的艺术原则。这样的创作在浪漫主义作品中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大仲马的名作，《基督山伯爵》中爱德蒙・唐泰斯可以说是人物理想化的的最典型代表，它在作品中精心策划，心计重重，一步一步将自己的仇人逼向绝境。所有的人都成了他操作之下的玩偶，基督山伯爵简直成了上帝的化身。因此，‘自我’是西方浪漫主义者在解体时代找到的新的出发点和中心。由“自我”出漫主义者着力强调感情性，感情性是一切文学艺术所具备的特征，所有的美学理论也绝不会否定它。而这里关键在于，只有浪漫主义者才把感情在文学艺术诸要素中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才把感情当做自己全部美学理论的出发点和根本的基础。假如说浪漫主义者是情感的代表，那么古典主义者则是理性的代表。在现代艺术中，有人崇尚现实主义的真实描绘，有人膜拜古典艺术的优雅理性。但却只有浪漫主义以主观感情为本。当然，比起现实主义作品艺术描写有所本的真实性和生动性，浪漫主义的艺术形象往往存在概念化，以至成为时代精神的简单话筒这般现象。
二、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之关系
而与浪漫主义向继承的是表现主义，在艺术本质问题上，表现主义者接受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观念，认为艺术是作者的主观表现。但是他们之间也存在根本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文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从自然中解放出来，是表现主义的口号。这与浪漫主义者‘返回自然的’旗帜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在我们读到卡夫卡小说中人变形为虫的辛辣嘲讽；在法国新小说家以物来取代人的地位的寓意深长的描写中，都能强烈的感受到他们对物质世界，对自然的敌视态度。可以说它代表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种根本态度和精神。
表现主义与浪漫主义它们有时是相互对立的，但也是关系最为密切的。象征主义是直接从浪漫主义的基地上发展起来的。如同一个大潮的的第二个浪头一般。而表现主义也接受了浪漫主义对艺术本质的基本认识，把艺术看成作家的主观表现。但表现主义也并不是完全与浪漫主义相等，从作者和观者之间的关系来看两者就有这明显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状态――浪漫主义作家都与他们的读者保持着密切精神联系，作者把自己身边的事实告诉读者，读者就会立刻对这种与他熟悉的生活内容做出反应，引起共鸣。维克多・雨果写就的《悲惨世界》即使今天的我们在阅读它的时候依然会被故事的宏大和感人所震撼。德拉克罗瓦的画作《西奥岛的屠杀》即使是今天的我们看起来依然可以从画面中看到残暴的土耳其侵略者强加给希腊人民的惨无人道的灾难。
古典主义文学艺术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鉴赏；油画；审美；欣赏者
中图分类号：J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1
前言
当代大学生要适应社会发展就应全面发展自己，除了扎实地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还应具有一定的艺术欣赏能力。因为艺术鉴赏是提高大学生的艺术修养、文化素养的有效途径，对培养大学生的审美能力、鉴赏能力和创新能力有着积极的作用。目前很多高校都开设了艺术鉴赏课作为公共选修课。艺术鉴赏课的课时安排是有限的，油画鉴赏是艺术鉴赏的内容之一，教师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不仅要给学生介绍优秀作品的内容和创作背景等，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鉴赏方法，形成良好的鉴赏思维。本文主要依据美术鉴赏的过程来论述大学生该如何鉴赏油画作品。
油画鉴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欣赏，与油画创作一样，都是人类的审美创造活动。所谓鉴赏，是指“人们对艺术作品感受、理解和批判的过程。人们在鉴赏中的思维活动和感情活动一般都从艺术作品的具体感受出发，实现由感性阶段到理性阶段的飞跃。”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油画鉴赏是鉴赏者通过对艺术作品的感受、理解与再创造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精神活动来正确认识艺术作品的。我们欣赏一幅优秀的油画作品，它不但能使人悦目，得到美的熏陶，而且会给人带来精神享受，有的作品还能引起观者和作者的精神共鸣。
美术鉴赏的过程
在当下的艺术市场中，油画作品卖得越来越“火”，价格越来越高，广大百姓也逐渐喜欢鉴赏和收藏油画。作为一名油画鉴赏者，怎样才能看懂一幅油画的内容和画家的思想呢？欣赏者在进行美术鉴赏过程中，一般分为几个步骤，文中主要论述审美感知、审美理解、审美再创造这三个步骤，并针对每一个步骤都提出相关的鉴赏方法来引导欣赏者对油画作品进行鉴赏。
1、审美感知
审美感知是指当欣赏者开始接触艺术作品时，就被艺术作品外在构成形式和内在情感意蕴所吸引和震撼。当欣赏者把注意力集中和停留在油画作品上时，审美注意就开始了，感知是审美的出发点。欣赏者欣赏油画时一般先是被画面色彩和构成形式所吸引，之后将情感移入到作品中。但审美感知不是某种单一或单纯的感知反应，它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活动过程，是人的心理诸功能、因素自由活动的结果。这一过程在时间上相当短促、迅速，具有直觉性的特征。
欣赏者在鉴赏油画的审美感知阶段，作品能让欣赏者迅速地获得艺术享受的满足感。这时欣赏者可以运用情感性欣赏法，因为艺术作品的构成存在形式是其独有的艺术魅力，欣赏者跟油画作品开始见面时一般不会用理性思维去深入思考、分析，而是去捕捉艺术作品最打动自己的地方。当然审美感知也需要欣赏者具备一定的欣赏眼光才能发现优秀的作品。大学生开始学习鉴赏油画作品时，一定要选择中外美术大师的代表作，因为这些大师的作品都是经过时代和历史的检验所保留下来的，也是各时代、各国最具有价值的艺术精品。我们只有多看优秀作品，加强文学艺术的修养，欣赏油画艺术的眼光才会越来越高。
2、审美理解
人们在鉴赏中的思维活动和感情活动一般都从艺术形象的具体感受出发，实现由感性阶段到理性阶段的飞跃。审美理解是欣赏者能领悟作品的外在构成形式因素、内在情感指向与艺术魅力等。在鉴赏油画时，我们需要了解作品形成的时代特征，把握作品情感倾向，同时，还需理解与把握作品的艺术风格、画家人格以及艺术技巧。正如阿恩海姆所说，人观看对象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把知觉特征和刺激材料所暗示出的结构相对照的过程，而不是一种接受原刺激材料本身的过程”。[2]欣赏者面对油画作品时，一般是在以往经验的心理结构的基础上去判断和评价它。欣赏者的审美观念与审美经验有关，还有个人的生活环境、人生经历、兴趣爱好、文化修养、个性倾向和气质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欣赏者具有与艺术家相似的思想感情、文化学养和艺术修养，健康的心理等因素，那么他就能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作品。
这一阶段我们可以运用理智性欣赏法来对油画作品进行审美理解。如鉴赏写实主义油画一般是先理性地了解作品题材、产生的背景、丰富的内容情节和深刻的寓意等知识。鉴赏古典主义油画我们应站在历史的角度用人文主义精神和美术的造型知识去解读它们，还可以关注油画技法等问题。大学生运用理智性欣赏方法时应将理性与感性、情感与理智进行有机结合。例如，当我们面对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时，首先会注意到她那“神秘”的微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都朝着你微笑，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之后欣赏者会发现画面是采用稳定的三角形构图，蒙娜丽莎那优美的双手和背景中静谧的山水都同她的微笑相协调、相呼应，整个画面流露出自然、优美、高雅的艺术气息。总体来说，它充分体现出达芬奇所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
3、审美再创造
艺术鉴赏是一种再创造的行为，欣赏者的鉴赏活动是积极能动的精神创造。欣赏者应敢于抛开艺术家与批评家既定的规范框架指令，去大胆探索对作品的再创造性认识、批判等。我们可以在知觉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情感记忆和审美理想，对艺术形象加以想象和联想，使作品内容更丰富。
这一阶段欣赏者可以运用情感与理性综合的艺术欣赏方法，以直接感知性与分析研究性相结合而领略、理解艺术作品。在审美欣赏中，对作品内在意义的理解不是靠概念而是靠想象来联系的。想象是欣赏者在对油画作品的感知和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把某些经验的东西提出来进行回忆、联想、类比，有很强的主动支配性，是具有综合统一性能的感性活动。当鉴赏立体主义油画、表现主义油画时就需要我们充分发挥想象力，挖空心思去理解未表现出的和模糊不清的东西。因此，大学生要从古今中外的名画中品尝美，从生活中提炼美，之后再创造视觉美。非美术专业的大学生要想积累审美经验，就应该进行艺术形式感的专业训练，培养自己对艺术和美的感受能力。
结语
欣赏者每一次鉴赏油画作品都有利于提高自己的艺术感悟能力。作为当代大学生，只要你对艺术充满热情，加强文学艺术的修养，充分运用和调动自己所掌握的文化知识对油画作品加以关注，多学习、多实践，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就能逐步练就出敏锐而准确的艺术鉴赏能力。
参考文献：
[1]李泽厚著.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2][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著.滕守尧、朱疆源译.艺术与视知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古典主义文学艺术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科学；美术；文化
文艺复兴，原意是指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再生。它的核心就是人文主义精神，其性质是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领导的反封建文化运动。而人文主义精神的核心是提倡人性，反对神性，主张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倡导个性解放，反对愚昧迷信的神学思想。
一、文艺复兴在社会和历史上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第一，文艺复兴运动首发于意大利，后经传播由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出现了著名的城市如罗马，佛罗伦萨等城市。文艺复兴运动作为资产阶级文化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传播过程中，为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也为积累了原始财富。也为新航路的开辟，宗教改革及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必要条件。
但是文艺复兴运动在传播过程中因为过分强调人的价值，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如造成个人私欲膨胀，物质享受和奢靡。
第二，文艺复兴打破了以神学为核心的的局面，为以后的思想解放进步扫清了道路，使各种世俗哲学兴起，其中著名的有英国的经验论唯物主义，它也推动了政治学说的发展。马基雅维利为后来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 “人民”以及“三权分立”等理论。
第三，文艺复兴提倡重视现实生活，反对权威，打破了宗教神秘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有力地推动和影响了宗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提倡重视现实生活，反对权威。
第四，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文艺复兴恢复了理性、尊严的价值。虽然文艺复兴在哲学上成就不大，但是它摧毁了僵化死板的哲学体系，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种求实态度、思维方式和科学方法为17到19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教会斗争中形成的思想体系和世界观，也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文学的中心思想。它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下解放出来。宣扬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崇尚理性。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提出了民主政治思想，也要求民主自由，但其有早期的不成熟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说，人文主义并没有统一的定义。而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对人的观念可能很不相同，有些人文主义观念互相之间非常矛盾。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和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人文主义往往被称为历史主义，而威廉·冯·洪堡的人文主义则与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完全不同。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
文艺复兴力图恢复希腊、罗马时的古典文化，其实是通过学习古典的途径创造新文化， 并非单纯的复古。古典艺术的具体形式给人人以启发，但重要的是从中领悟到现实主义的方法和古典社会的民主思想。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则是力图突破中世纪教会控制的非现实主义，为此文艺复兴在创作和实践上密切结合。这个时期是大师辈出的年代，其中最耀眼的便是文艺复兴美术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
达芬奇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的成就不仅仅在艺术，在自然科学方面的造诣也颇高。他擅于将艺术创造和科学相结合，《蒙娜丽莎》描绘了一位端庄秀美的银行家的夫人，她温文尔雅，身着华贵，给人一种美的无限的遐想。达芬奇敏锐的抓住了她一瞬间发自内心的微笑，直击她灵魂深处，这是对人的一种赞颂，以真人为表现内容。
《最后的晚餐》是达芬奇接受米兰圣马利亚·德烈·格拉契修道院的订件时作的。从人物的活动、性格、情感和心理反应等特征上着手,通过耶稣与犹大的冲突反映出人类的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对立。这幅画是达芬奇从现实生活中对各种不同人物的观察，获得不同的个性形象，观赏者可以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欣赏此画，感受大师在作画时是我心里活动。
文艺复兴的第二位大艺术家米开朗基罗，不仅是伟大的雕刻家，画家，还是位了不起的建筑师、军事工程师和诗人。《大卫》是米开朗基罗整最重要的雕像之一。大师通过作品来表现他心中的大卫，是个充满青春活力的英勇斗士。在大卫决战前的瞬间，以站立姿态，重心落在一只脚上，显得轻松自然，表现出面对强敌毫无畏惧，是一种准备迎接战斗的姿势，这种身体得放松和精神得专注形成对比。米开朗基罗赋予这块原本废弃的大理石以新的生命,使它具有精神的象征性。
四、结束语
文艺复兴不仅仅对欧洲的社会和政治产生深远影响，也在另一个程度上影响着西方的美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绘画,并在人文主义的氛围中体现出它的风貌。艺术家解放了思想,提倡个性自由,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主义传统。借助理性与科学知识,使生动的形象和真实的场景再现,开创了现实主义。对后世美术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吴于廑，齐进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 苏珊·伍德福特等编著.《剑桥艺术史》第二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4]《外国自然科学哲学选辑》，哲学研究编辑部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
[5] 丁宁著.《西方美术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