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保护法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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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保护法条例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家庭教育儿童权利协调机制
一、家庭教育中父母与儿童权利冲突的表现
（一）父母教育权与儿童人格权的冲突
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不完善，思想尚不成熟，由父母决定自己子女的生活以及学习等诸多方面的事宜，有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然而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享有自己的人格权，父母在行使对儿童的监护权或者教育权之时，很多时候会无形中与儿童的人格权产生冲突。具体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父母的教育权与儿童的人格尊严产生冲突，另一种是父母的教育权与儿童的人格自由产生冲突。首先是父母的教育权与儿童的人格尊严产生冲突。父母在行使对儿童的教育权之时，有时候会采取打骂等过激的行为，比如当子女没有达到父母的要求时，或者当子女犯某种错时，有的父母会使用带有侮辱性的语言指责自己的子女，这就极易对儿童的人格尊严带来伤害，甚至是给他们幼小的心灵留下阴影。其次是父母的教育权与儿童的人格自由之间的冲突。望子成龙是每一位家长的心愿，因此在孩子小时候很多家长会给自己的孩子报各种各样的特长班，而很多家长在给子女报特长班时却并不听取子女的意见，不在乎孩子是不是真的感兴趣，这就干预了儿童的人格自由，甚至是让孩子厌学、产生逆反心理。
（二）父母教育权与儿童隐私权的冲突
父母作为儿童的监护人，有照顾儿童生活起居、保护儿童生命健康、管理儿童私有财产以及儿童进行相应的民事活动等职责，这既是父母的义务，也是父母的权利。因此，当父母行使以上权利时，就必然会从某种程度上与儿童的隐私权发生冲突。对于学龄前儿童，家庭生活几乎是他们的全部，家长也大多代替儿童做出涉及到儿童利益的所有决定，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家长不会听取儿童的意愿，就极易造成对儿童隐私权的冲突。比如家长在“抖音”等短视频社交软件上随意自己子女的，就属于侵犯了儿童隐私权。而对于年龄较大的儿童，父母在行使监护权或教育权的时候也会侵犯到儿童的隐私权。比如有些家长以担心儿童早恋影响学习的名义，翻看儿童的日记、聊天记录，甚至是通过在儿童的房间里安装摄像头的方式来密切关注他们的一切，这些行为都属于严重侵犯了儿童的隐私权。
（三）父母教育权与儿童生命健康权的冲突
父母的教育权里边包含着父母对儿童一定程度的处罚权，父母对儿童的处罚权在我国是法律默认合法的，而且从教育儿童的角度也是有一定必要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之中，部分父母却滥用自己对儿童的教育权，体罚甚至是虐待儿童从而导致儿童生命健康权受到威胁。传统观念认为，通过一定程度的体罚可以有效控制或者是纠正儿童的行为，而且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属于一种强化方式，也是合理的。然而体罚需要掌握一个度，如果过分体罚就极易对儿童造成心理上或者是身体上的伤害。2018年12月22日晚，深圳市一个八岁女童被殴打的视频在网上并传播，视频中一个成人女性拽着女童的头发殴打女童，很恐怖的把女童甩在地上。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立即核实并展开调查，经调查发现视频中殴打女童者为女童的亲生父母，而且其父母对殴打女童的事实供认不讳。现实生活中不断有这种父母体罚、虐待儿童的新闻曝光出来，不论父母体罚的目的到底是不是真心为了自己的子女，但这种体罚的方式给子女带来的伤害是很大的。
二、家庭教育中父母与儿童权利冲突的原因
（一）父母教育权界定不清
我国法律中明确规定了父母有对子女的教育权，但却并没有详细规定具体应当以何种方式教育，进行何种程度地教育。而纵观我国法律实践，只有父母教育儿童的教育行为达到虐待儿童的程度，法律才会加以干涉，因此在达到虐待程度之前的所有教育行为是否恰当，是否会对儿童造成伤害，仅仅依靠道德去衡量，法律上不会予以否定。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明确规定，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应学习家庭教育方面的知识，教育、抚养未成年儿童，正确地履行自己的监护职责。国家相关机关或者是社会组织也应当为未成年儿童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提供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这一规定对父母的教育权进一步做出解释，然而对于如何才能完成自己的教育、抚养义务，怎么样才算“正确地履行自己的监护职责”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规定，因此该条法律条文的可操作性不强。而且，关于国家相关机关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对儿童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的家庭教育指导这一规定更是模糊，现实生活中难以实行。也正是基于我国法律中关于父母“教育权”的模糊性规定，才导致有一部分父母对儿童在行使教育权的时候为所欲为，肆意体罚虐待儿童，给儿童的身心造成极大伤害。
（二）儿童权利保护立法不完善
关于儿童权利的法律保护，我国在很多法律中都有所涉及，目前大体上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主体，包括《民法》《刑法》《义务教育法》等在内的儿童权利保护法律体系。然而这些法律规定的内容不够细化，大多是纲领性的内容，可操作性不强，法条的规定比较模糊。理念决定制度建设和制度模式，纵观我国立法传统和一直以来的立法观念，我国更关注公法的制定与发展，而关于家庭方面的立法特别是儿童保护的相关立法，发展相当不成熟。也正基于此，我国儿童保护方面的立法相当不完善，具体而言有以下两点。首先，我国缺少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专门性法律。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相关条款只是零散的规定在《民法》《刑法》等法律之中，而并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儿童权利保护的法律，因此弥补这一缺陷，是当前儿童权利保护至为关键的一步。其次，现存儿童权利保护立法的系统性较差。主要表现在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各部法律之间缺乏关联性，从而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相关立法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没有统一的立法原则，也就最终导致不能达到立法的目的。
（三）传统观念中儿童权利保护的弱化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孝道文化的国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逐渐形成了“父慈子孝”“父为子纲”等孝道传统文化。传统社会观念认为在一个家庭之中父母就是儿童绝对的家长，父母管教孩子甚至是对儿童进行体罚是理所当然的家事。这也就是所谓的父爱主义或者是家长主义，这种理论认为儿童年龄小，心智不成熟，脆弱无知，不知轻重，而家长成熟明智，做什么事情肯定是为自己的孩子考虑，使自己孩子的利益达到最大化。因此父母干预儿童的一些权利甚至是体罚打骂儿童是不违反道德的，是有助于儿童成长的。这种父爱主义或者说是家长主义和儿童权利的家庭保护形成了严重的冲突。而且，在成人的世界里，儿童就一定是因缺乏社会阅历而不够成熟，从而不能为自己做更好的选择或者是形成一些不好的行为习惯，父母的这种质疑儿童能力的观念扼杀了儿童选择自由的权利以及生活当中的自主权。
三、家庭教育中父母与儿童权利冲突的解决
（一）明确界定父母的教育权
家庭教育中，父母与儿童权利冲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当前法律中对于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权规定模糊，因此要解决父母与儿童的权利冲突问题，首要环节就是明确界定父母的教育权，将教育与虐待做出一个明确的区分。关于儿童权利保护中教育与虐待的区分问题，美国儿童权利保护领域的研究比较成熟，这也正是由于美国强调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因此，在美国不论是法律层面还是道德层面，都没有将儿童看作是家长的附属品，而将他们看成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父母可以适当的为了保护儿童的利益去教育、惩罚儿童，但在教育方式和教育程度上不能过分，也不得强迫儿童去做任何不想做的事情，儿童的人身健康权受到绝对的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包括他们的父母。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虽然我国是一个孝道文化传统观念深入人心的国家，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观念也应当适时更新，摒弃儿童是父母的附属品这种陈旧迂腐的思想观念，明确界定父母的教育权，明确界定虐待儿童的标准范围。
（二）完善儿童权利保护的相关立法
我国对儿童权利法律保护的研究起步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研究时间非常短，因此立法相对不够完善。在儿童权利保护方面，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主体的包括《民法》《刑法》等在内的一套法律体系，然而前面已经分析到，这一法律体系并不完善，而且内部的逻辑联系不够。目前来看，除了已经制定出来的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还应当进一步出台针对家庭教育中儿童权利保护的专门法律，从而限制父母的教育权，避免并严惩父母虐待儿童事件。关于家庭教育中儿童权利保护的专门性法律，实际上我国已经有部分地区进行了立法，而且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比如上海市制定了《上海市学前教育条例》，该条例主要是针对未成年儿童在入学之前所接受的家庭教育的规范。深圳目前也已经制定并实施了关于家庭教育的规范性文件和相关制度，形成了一系列的指导家庭教育制度基础和运行机制，而且初步建立起来了一支辅导家庭教育的专家队伍。这些做法都是非常值得采用的，应当综合评判各地关于家庭教育中儿童权利保护的相关法律制度，统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实施，以完善儿童权利保护的相关立法。
未成年保护法条例范文第2篇
一、目前我国对未成年人民事权益法律保护的现状
从1980年到1996年，我国先后修改、修订、补充和新出台的《婚姻法》、《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教师法》、《劳动法》、《母婴保健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都有涉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条款，这些法律法规与地方性法规，共同构成了我国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实施全面、系统的法律保护网络。其中关于我国目前有关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主要是现行《民法通则》中的相关内容。在审判实践中，我们感到，在现行所有涉及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法律规定中，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行使原则、离婚后应当如何依法履行监护权利，以及如何处理没有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的父或母，在履行监护权利的过程中遇到影响其正常行使监护权的问题等，均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这就造成了双方对离婚时子女监护权归属及离婚后因未成年子女监护发生纠纷，无法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有的甚至还因此引起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激化，成为社会和家庭生活的不稳定因素。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因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法规可依据，在处理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往往结果各异。如果对以上问题处理不好，势必会造成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侵害，最终影响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二、民事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纠纷的主要表现形式
涉及未成年人产生的纠纷，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目前的法规不完善，立法滞后等原因造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归属及如何监护等无明文规定。根据我国《婚姻法》第29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据此表明，父母对子女抚养、教育、管教、保护的权利义务（教育、管教、保护均为监护内容之一），均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但由于父母离婚，父母双方已不能同时与子女共同生活，父母对子女监护权的行使及其他权利义务和抚养义务的履行方式上会有所变化，父母面临决定子女监护权的归属及行使方式问题，即子女监护权归属于父母双方行使或一方行使及如何行使的问题。从以上法条可推知，我国法律主张由离婚父母双方共同行使子女监护权。这样规定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离婚后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但其未能反映出父母离婚后的未成年人监护所具有的特殊性，即未成年子女只能随一方共同生活的特点。由于现实中各种因素的制约，造成未与子女生活的一方无法行使监护权：一是因为他们不可能与子女共同生活，无法进行具体的随时哺育、教育、监管，也无法承担责任；二是离婚父母一方因种种原因如职业、身体健康状况，住房条件及再婚等，愿意在离婚后停止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三是易引起纠纷，离婚后一律赋予双方均有监护权，这样离婚的父母对子女抚养问题因意见不一致，而发生矛盾和纠纷的情况常有发生，只好诉到法院，这样极不利于子女的教育成长。而立法有关监护权只采用双方行使原则的规定，是导致上述情况发生的重要原因。
（二）缺乏离婚后父母对子女的探视权规定。虽然我国法律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子女的权利和义务中含有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探视的权利，但对这种权利如何行使、如何保护及其内容，法律均没有明确规定。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法院只能根据父母的经济情况、生活环境，判决子女随条件较好的一方生活，而对子女来说仅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是不够的。在审理中发现，离婚后有的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以种种理由拒绝对方探视子女，对方不能与子女见面，更谈不上对子女履行教育、监督、保护等监护权利义务；而有的与子女分居的离婚父母一方，频繁看望子女，影响到双方及子女的正常生活；有的因双方对探视子女的方式、时间地点、周期等与对方发生矛盾；在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或是侵害他人民事权利引起诉争时，双方产生矛盾，如未成年人父母作为法定人进行诉讼时，因如何处分未成年人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双方产生相反意见而发生矛盾等。对上述种种产生诉讼的情况，目前有关未成年人监护的法律法规中，均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些情况使离婚父母之间发生纠纷，既增加讼累，也影响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身心健康成长。甚至有时还会出现官了民不了的情况，即当事人在法院的民事案件已经审结，但是当事人之间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产生的纠纷，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从而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三）协议离婚程序简单，草率离婚现象增多。据北京市海淀区工读学校统计，1／3的学生是离异家庭的子女。离婚对于未成年子女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因夫妻协议离婚行政程序过于简单，双方对子女的抚养未予明确的确定，甚至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调解中，考虑更多的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愿，而忽略了子女的利益。
（四）未成年人抚养费标准难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规定：“离婚后，父母对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负担，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生活水平确定。”在具体操作上，《意见》又作山规定：“即有固定收入的，抚育费一般可按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比例给付。负担二个以上子女抚育费的，比例可适当提高，但一般不超过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无固定收入的，抚育费的数额可依据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有特殊情况的，可适当提高或降低上述比例。按此规定，确定抚育费数额应以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的给付能力和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为前提，这对有固定收入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有固定收入的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来说，法院只要参照《意见》的规定即容易操作，当事人对此已无争议。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单位效益的波动，职工收入的增减，《意见》规定的尺度就难以掌握，部分单位效益差，只发给职工基本生活费，部分单位工资、奖金跟效益挂钩，收入波动幅度大。另外还存在着高收入阶层子女抚育费的确定，是否仍按《意见》规定的标准，以及个体经营者或”下海“经商者隐形收入更难确定等问题，如果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不加以研究和解决就难以切实运用法律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因有关对抚育费内容未作具体规定，双方对子女负担的费用上产生争议。对于子女入学投资费（资助费）如何分担，及随着私立学校、自费学校增多，这些学校不仅要交公费还要增加额外的赞助费或自费上学费用。法院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也存在争议。
（五）在赔偿案件中未成年人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难以认定。由于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特殊性，成年之前基本是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其致人损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0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给予赔偿。该司法解释为处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就学期间的致人损害类纠纷提供了适用依据。但对限制行为能力人就学期间的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未作明确规定。由于上述条文并未明确学校与监护人之间内部责任如何分担，各自所应承担份额或比例大小，仅规定学校有过错的，应适当给予赔偿，对受害人保护不利，从而亦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未成年人的利益。
（六）未成年人受家庭成员伤害的情况难以处理。因受传统的封建家长制的影响，家长在家庭中的权威性胜过法律，子女始终被视为家长的财产，家长对子女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因此家长虐待未成年子女，甚至致伤致残，异姓旁人不愿插手，“官不管，民不究”。虽说我国目前有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立法，但在家庭保护这一环节上相关的规定过于概括，缺乏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同时也未设立专门机构从事这方面的监督工作，因此难以约束监护人的行为。
造成未成年人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很多，但关键在于我国法制还不完善。因此，要使未成年人权益从根本上得到保护，必须从立法上予以完善。
三、完善未成年人民事权益法律保护的若干建议
（一）增加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单方行使原则。
在父母离婚时，将抚养子女的一方确定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赋予另一方对子女抚养与教育的监督权（即探视权），在抚养子女一方不履行监护职责时，另一方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原裁决，由自己来担任监护人，抚养子女。从世界各国立法看，离婚时兼采取一方行使监护权的很多，如法国民法典1987年改为：“于父母离婚时，在符合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下，法官在听取父母意见后，决定由父母双方共同或一方单独行使亲权。”我国香港特区的未成年人《监护条例》中规定，父母离婚时，可以确定未成年子女归哪一方监护。一方监护，不影响另一方对子女履行抚养义务和享有探视的权利。因此，在确定离婚父母谁为未成年子女监护人时，我们认为应明确以下内容：
（1）离婚时在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原则下，依父母协商决定监护权由父母一方单独或双方共同行使，如由双方共同行使监护权的应以书面形式认定与子女分居的父母一方以何种形式参与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
（2）如果父母协议不成，由人民法院根据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原则判决。
（3）如果父母达成的关于子女监护权协议不利于子女的，人民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本人、其他利害关系人、未成年人保护机关或监护机关的请求或依职权改定。
（二）明确规定关于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的确认原则。
立法在明文规定由父母何方行使未成年子女监护权时，应考虑基本情形及便于审判人员执法操作。既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又可指导离婚双方依法处理其监护权行使问题，减少诉争和讼累，有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根据最高法院1993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中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结合司法实践可增加规定为：离婚时，法院在确定监护权归属父母何方行使时，应根据有利于未成年子女抚养成长的原则，综合考虑以下情形：1 子女的年龄、性别、人数及健康状况；2 10周岁以上子女对父母的选择愿望、人格发展需要及子女生活环境、学习环境；3 父母在监护权行使上的愿望及其对子女的感情状况；4 父母的思想品德、职业、住房、经济条件、健康状况、照料子女的特殊情形；5 父母一方或其近亲属有无优先行使监护权的特殊情形；6 未成年子女保护机关或监护机关的意见。转贴于
（三）增设离婚父母一方对子女的探视权制度。
现代社会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都明确规定，离婚后与子女分居的或未行使监护权的父母一方，有权同子女来往和有权探视子女并进一步规定具体内容及限制条件，如：《德国民法典》规定，无人身照顾权的父或母，保留与子女个人交往权，请求告知子女的个人情况权（以符合子女的利益为限）及对子女财产利益必要时承担财产照顾权之全部或一部；还规定无人身照顾权的父或母和人身照顾权人不得为任何损害子女与他人的关系或造成教育困难的事由。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体现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应增补关于离婚父母一方对子女的探视权立法，可考虑增加以下内容：
一是确定探视权人范围。考虑到目前我国已有一些虽未离婚，但因感情不和事实上分居的夫妻，其中与子女分居的一方事实已停止行使监护权，所以探视权人还应包括，因夫妻分居未与未成年子女生活的父母一方。
二是确定探视权的内容。从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原则出发，停止行使监护权一方，除对子女有探视权或交往权外，还应享有参与教育子女权，监督子女抚养权等，以防止对方滥用监护权，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三是对如何探视子女及探视子女的方式，时间、地点、周期、能否与子女短时期共同生活（包括周末、节假日、寒暑假）等，有原则性规定。对此离婚双方应达成书面协议，规定以何种方式适当履行对子女的上述权利。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利益判决。
四是制定一系列相应的保护措施。对不具有探视资格的人，如可能伤害被探视人的精神病患者，以及有故意伤害其子女的应从法律上剥夺其探视权，对一方探视权行使可能妨碍对子女的正常教育或对子女产生不良影响时，则法院可在一定时期内限制其与子女的交往。
五是在刑法和治安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明确对侵犯一方探视权或另一方监护权的行为的制裁措施。对离婚后没有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拒不执行法院裁判，以暴力等非法手段从对方家中或幼托学校及其他场所强行抢（接）走未成年子女，使子女脱离对方监护范围的行为，有关法律应明确规定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对离婚后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无故刁难，阻挠或拒绝对方当事人按照法律文书的规定行使探视子女的行为，或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将子女藏匿，使他人较长时期见不到子女的，有关法律也应作山明确的制裁措施。对离婚后的未成年人父母一方或双方故意不履行监护权利或义务，造成子女生活或学习受到重大影响的，如无固定住处，基本生活没有保障，无法接受正常的义务教育，或身心受到严重侵害的，有关法律法规也应明确应当由有关机关作为其监护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四）严格规范涉及未成年子女的协议离婚制度。
（1）实行离异程序的分级管理。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离异，须经诉讼程序，而不适用行政登记协议离婚程序。对于夫妻一方在狱中服刑5年以上或被法院宣告为失踪的人，对方可适用行政程序离婚，而不受子女是否为未成年人的限制。尽管协议离婚更能体现当事人的自由离婚意志，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十多个国家确立了协议离婚制度。法院要求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通过诉讼程序离婚，可以保障法官有效行使调解手段来改善夫妻关系，争取弥合夫妻的婚姻裂痕；有缓冲期使得当事人“冷处理”相互的矛盾，慎重考虑何去何从；即使婚姻关系破裂已无可挽回的夫妻，在法官的主持和裁判一下，不纠缠婚姻破裂细节，心平气和地达成有利于充分保护未成年子女权益的、能够有效执行的离婚调解协议，也是极为必要的。
（2）无论行政或诉讼程序离婚，均须给当事人设立1个月的慎重考虑期。离婚不仅改变了当事人的夫妻身份，而且改变了子女亲权的行使方式，因而应慎重行使。在立法技术上，很多国家规定了当事人在申请登记离婚后，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考虑期，以使其理智冷静且慎重地考虑离婚行为的后果。在双方达成协议时，父或母均无权拒绝对方给付子女抚育费。
（3）对于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父母在协议随何方生活时，也应征求未成年子女的意见。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虽系限制行为能力人，但在其行为能力范围内有准确的表达随父还是随母的意愿，也有一定的识别能力，故应尊重他们的选择，保护其未成年子女的人身权利。因此，《意见》有关“父母双方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发生争执时应考虑子女的意见”的规定，只限于父母对该问题发生争执时行使是不全面的。即使达成协议也不排除父母在协议时带有个人“急于离婚”或“惩治对方”等目的，故笔者建议，在立法上应明确夫妻离婚时对年满十周岁以上的子女随何方抚养问题上均应征求该子女的意见。
（五）提高有关抚育费标准。
一是应明确抚育费内容，不仅包括《婚姻法》规定的基本抚育费，还应包括子女入学赞助费等正常的教育费。
二是当事人可以在离婚调解协议书中约定，一方不遵守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未成年子女抚育费给付及住房腾退等协议时，应承担支付一定数额违约金的民事责任。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庭可予以强制执行。
三是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中应分出一部分作为抚养子女的保证基金。有关法律只在夫妻财产均分时考虑到子女住房等利益，但对父母离婚后因突发事件又如何解决抚养费问题，法院并无明确规定。所以保证基金可以在发生上述情况时维持未成年子女利益。
四是明确“月总收入”的范围。应包括：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职务工资、奖金和各种补贴以及属于企业单位职工的浮动工资。在确定收入数额上可参照以下标准：
（1）对收入相对稳定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波动不大，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收入会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可以按照最高法院《意见》判决按月收入百分比给付，这不仅防止了今后物价上涨形成新的要求增加抚育费，减少诉累，而且在实际执行中也容易掌握，所在单位按法律文书确定的百分比每月从职工工资中代扣给抚育方。
（2）对个体经营者以及其他隐形收入较大，诉讼时一方对另一方的收入不能举证，法院又难以查明真正收入的，应当尽量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根据夫妻双方上年总收入确定一方的收入或参照同行业的年总收入，再按照最高法院《意见》规定的比例判决，但最高数额不得高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的一倍，对经营亏本的，按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给付。
（3）对单位效益不佳，企业面临倒闭，单位只发生活费的，如一方从事第三产业，收入又无从查实，可比照档案工资，按照最高法院《意见》规定的比例判决确定数额；对不参与第三产业的，可参照其基本工资，按照最高法院《意见》规定的百分比判决给付，比例高于当地生活水平的，按比例给付，比例低于当地生活水平的，按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给付。
（4）对单位效益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而浮动的，可按照意见规定的百分比判决给付，由单位按照其每月所拿工资、奖金从中代扣。效益好的，父母一方收入增加，子女的抚育费也相应提高；效益差的，下浮工资拿不到，也不影响子女必要的生活教育费。
未成年保护法条例范文第3篇
(一)赵君怡案的启示
2007 年2 月份，中国国籍的房女士在网上一个名叫海归博士，清华大学毕业生赵春林，把自己女儿当人质的帖子，这就是在网络上引起轰动的赵君怡案。本案的监护权争议比较复杂，经过了4 次诉讼，历时长达4 年多。根据美国法院的判决房女士已经丧失了女儿的监护权，理由是赵君怡已经在中国居住1 年多，父亲赵春林具有经济抚养能力，出于对子女权益的考虑，监护权应该归赵春林。然而，母亲房女士担心永远失去女儿，企图通过私力方式带走女儿。尽管最后房女士没有成功将女儿带离中国，但是她的行为已经产生诱拐儿童危险：一旦房女士获得了女儿的护照，在不经过监护权人赵春林同意情况下，她会毫不犹豫带女儿回美国。中国大陆尚不是海牙《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的公约》的缔约国，未建立起国际诱拐儿童的快速返还机制，因此在处理赵君怡案上当事人还是诉诸于监护权诉讼。监护权诉讼需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而快速返还儿童则可以避免一些不可以预见的问题。赵君怡案引出了国际儿童利益保护问题以及中国将如何处理国际儿童诱拐行为的思考。
(二)我国相关规定及对该类问题的处理
面对日益增加的国际离婚案件和诱拐儿童的行为，我国法律显得薄弱且操作性不强，相关法律有《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婚姻法》。《刑法》拐骗儿童罪，从法条字面意思理解，其犯罪主体可以包括父母，比如父母离婚后，未行使监护权一方的父母通过蒙骗、利诱或者其他方法使得子女脱离行使监护权一方。故拐骗儿童罪可用来处理发生在我国大陆境内的父母掳拐儿童行为，然而如果儿童被带到国外，则该罪的执行是比较棘手的问题。笔者接下来将结合海牙《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的公约》的内容和各国实施情况，具体论述我国加入公约所需要考虑和解决的实体和程序上的问题。
二、构建快速返还机制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海牙《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的公约》若干实体问题研究
1.儿童利益原则认识和实践
儿童利益(the interests of children)出现在海牙《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的公约》开头，公约指出儿童利益是关于儿童监护权利最重要的方面。然而，儿童利益究竟具体内容为何，公约并未明确说明。Elisa Prez-Vera 提到国内法院在运用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做出裁决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考虑特殊文化、社会等因素，由此做出的裁决会产生主观价值偏向性。人们不难看到，在一些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儿童的最大利益明显地得到了倾向尊重个性发展的政策的佑护;而在更多的传统社会里，首先考虑更多的则是家庭和当地社区，儿童的最大利益相对家庭或社会利益而言，只是个别儿童优先权的提升。儿童不受监护权利存在争议的人的非法转移和滞留本身就可以认定儿童利益的一方面。另外，欧洲委员会议会的建议书874(1979)中表明，儿童必须不再被认为是父母的私有财产，而应当被当作一个有个人权利和需求的个体。
故儿童独立权利也被视为是儿童利益的内容。相比之下，在中国长期形成的封建伦理观念是礼治天下，父为子纲的伦理观念严重制约了儿童人权的发展，儿童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没有独立的自主权和人格权。将儿童视为独立个体，儿童拥有独立个人权利的观点与我国国民认识并不一致，儿童独立权利在我国并没有得到确立。从海牙《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的公约》实际做法看来，公约不对儿童利益作具体规定的做法巧妙地将这个问题交给各国法院去认定，更加注重迅速采取行动，使得儿童得到及时返还或者探望权得到实现，故公约给了法院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文化特色，中国政府在关于儿童工作的立法和司法等各方面的工作中，将保护儿童权利的最大利益原则具体化为儿童优先原则加以适用。例如，我国法院在离婚案件中优先考虑子女权益。儿童优先原则与儿童利益原则虽有重合之处，但后者的出现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有密切关系，突出儿童独立的地位。所以，加深国民对儿童利益内容的理解及儿童独立权利的认识有助于提升国民对公约的接受度。
2. 惯常居所的理解
海牙《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的公约》多次提到儿童的惯常居所，第四条明确表明了惯常居所地的法律决定了儿童监护权或者探望权的来源，决定了转移和滞留行为是否合法。然而，公约未明确惯常居所具体含义，导致实践中对其认定存在分歧。就美国而言，惯常居所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关注父母的意图，第二种是平衡父母的意图和孩子适应的环境，第三种是关注儿童本身。总结起来，美国法院对惯常居所认定争议存在以下方面：一、惯常居所是否唯一存在;二、父母意图的作用;三、如何审视儿童对周围环境适应情况;四、如何看待儿童稳定的意图。国际公约管辖并未形成单独确立惯常居所的方法，但是国际上仍存在一些可辨别的趋势。国际上对惯常居所理解的趋势是：在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司法管辖区内，通常做法是同时考虑事实环境和孩子看管者稳定的意图，赋予围绕孩子生存环境各种客观情况以重要性。
这种确立惯常居所的方法考虑内容较多。在我国，惯常居所与经常居所含义很接近，经常居所地强调的是一定时期的居住中心。从海牙《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的公约》的适用来看，惯常居所用于明确公约的对象范围;从公约根本目的来看，确立惯常居所体现公约对儿童长期在一个地方居住生活，与周围环境形成稳定联系状态的保护，是儿童利益的体现。我国经常居所不足以涵盖公约惯常居所的内容。笔者认为惯常居所的确立要以儿童为中心，包括考量儿童居住时间，对居住环境的适应程度，儿童长时间居住的稳定想法。至于父母的意图，可以作为补充考虑条件，因为父母的意图很可能影响到孩子对周围环境的适应程度。惯常居所的获得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事实问题，父母的稳定意图是否被认定为对儿童诱拐行为的同意，消除了诱拐行为的非法性要另当别论。
3. 公约第13 条例外的理解
公约第13 条是拒绝返还儿童的四种抗辩理由。从2008 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司法拒绝案例27%的理由是公约第13 条b款，17%的理由是儿童拒绝，共计44%，占拒绝返还理由的大部分。从公约的逻辑结构来看，例外规定使公约内容更加完善。从国际上普遍做法来看，各缔约国适用例外规定的态度是严格和谨慎的。在美国，以第13 条作为拒绝返还理由的案例有Friedrich案，该案中美国母亲援引了重大危险作为拒绝返还儿童的理由，并指出儿童仅有两岁，而且儿童已经与她以及在俄亥俄州的家庭成员产生了严重的依附关系，因而把他返还到德国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美国第六巡回法庭对诱拐者主张的重大危险理由持审慎态度：第一、判断儿童最幸福所在地是惯常居所地法院的监护权问题，目的地法院并不解决该问题;第二、主张重大危险的诱拐者要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第三、重大危险的内容范围狭窄，仅包括儿童处于即时危险和对儿童有严重虐待或忽视的情形。有学者指出，第六巡回法庭该案中的做法可以被定义成进一步分析法，体现在存在严重虐待或忽视的情形，而儿童的惯常居所地国又无法或者不愿为该儿童提供足够的法律保护表述之中。进一步分析法表明存在重大危险时，法院不一定裁定返还，而应当进一步考虑儿童被返还后惯常居所地国是否存在法律保护。
美国法院对进一步分析法持肯定意见的裁决包括Walsh 案和Turner案，相比之下，反对的意见更多。重大危险例外是儿童利益原则的体现，限制重大危险例外则很可能违背了公约的根本目的。考虑到进一步分析法的种种弊端，司法实践必须给与高度重视，防止返还裁决与保护儿童利益的宗旨相行甚远。在欧盟地区，海牙《国际儿童诱拐民事方面的公约》第13条的例外性规定仍具有其在海牙公约中被赋予的地位，不过儿童原惯常居所地国家法院获得对监护裁决的最终决定权。《布鲁塞尔条例Ⅱbis》中体现了对公约13 条b 项的限制：若儿童在其原惯常居所地国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则被请求国应当做出返还儿童的规定，这种做法与美国的进一步分析方法有相似之处。《布鲁塞尔条例Ⅱbis》还增加了保障儿童意愿表达权的条款：除非法官根据儿童的年龄和智力情况决定不适合听取儿童之陈述，否则在涉及儿童被诱拐的案件中，儿童的意愿应当有权得到表达。这里一方面强调了对年龄和智力情况达到可以表达意见程度的儿童权利的尊重，另一方面也增大法院以公约13 条儿童拒绝返还意愿为依据裁定拒绝返还儿童的可能性。我国应该以儿童利益原则为指导，对公约第13 条严格适用。美国最大危险的认定、进一步分析法的适用，欧盟原惯常居所地最终决定权的确立、尊重儿童意愿表达权的做法也对我国有启示作用。
三、我国构建国际诱拐儿童快速返还机制的设想
未成年保护法条例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家庭暴力 危害 成因 对策
Legal Analysis on Family Violence
Dong Xiaobo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42）
Abstract:. Family violence is a kind of violence happening among family members ,which damages seriously the victims' health, infringes their lawful rights and destroys so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has caused widely social concern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victims' rights and interests, all-round social support system must be built up.
Key words: family violence damage cause measure
所谓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范围内的暴力行为。家庭暴力是古今中外家庭常见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丑恶现象，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家庭中的弱者,如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都有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家庭暴力根源是男尊女卑、父权制的传统陋俗，它严重危害妇女身心健康,侵犯妇女合法权益,破坏社会稳定和发展,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我国2001年4月实行的新婚姻法对家庭暴力制定了一些具体的制裁条款，如将家庭暴力作为受害方提出离婚的一个条件，受害方离婚时可请求损害赔偿等，还明确规定受害方可以请求公安机关援助和居委会进行劝阻，因此，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而是一种法律予以制裁的行为。
本文试就家庭暴力内涵、危害、成因、预防与对策等方面谈一些拙见,以期人们从法律、社会、心理各层面对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给予更全面、更具体、更适当的协助,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一、 家庭暴力的内涵
在国外,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及立法较我国进行得早,并经历了多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如英国学者认为:“家庭暴力是指男为了支配和控制女性,在他们关系存续期间或终止之后对女性所施行的暴力和虐待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感情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从英国学者观点看出:“家庭”不仅指有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的生活共同体,而且还包括同居关系及婚姻关系终止后出现的暴力行为。行为方式不仅有直观性还有非直观性的。可见,家庭暴力是许多不同行为所体现的一种共同性,这些行为的共同目的都是施暴者为了实现对受害人的控制。[1]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内部出现的侵犯他人人身、精神、性方面的行为。按其危害程度可分为重大暴力与一般暴力两类。[2]
因此，家庭暴力从形式上来看,可分为以下三类:
1） 身体暴力:包括所有对身体的攻击行为,如:殴打、推搡、打耳光、脚踢、使用工具进行攻击等。
2） 语言暴力:以语言威胁恐吓、恶意诽谤、辱骂、使用伤害自尊的言语,从而引起他人难受。
3） 性暴力:故意攻击性器官、强迫发生性行为、性接触。
二、 家庭暴力的危害
首先，家庭暴力侵犯了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具体为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
其次，家庭暴力伴随着对妇女的精神摧残。由于家庭暴力受害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因此她们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只不过因为身体上的损伤是外在的、较为明显而吸引了人们更多的注意,精神上的损伤是内在的、较为隐蔽而容易被忽视。精神的创伤往往比身体上的创伤更难以愈合,遭受暴力的妇女长期生活在恐怖、紧张的气氛中,心里充满了恐惧与悲哀,有的悲痛欲绝,导致心情抑郁或精神分裂。在找不到正当的解脱途径的情况下,她们只好采取回娘家、出走,甚至自杀等消极反抗方式。当虐待超过了她们肉体、精神的承受能力时,有些被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有资料表明：我国五成以上的女性犯人是因为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走上犯罪道路的。[3]
第三，家庭暴力严重地危害社会安定、阻碍了社会发展和进步。社会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创造者。而那些受家庭暴力侵害的人,在其生命、生存及人身权利、人格、名誉等这些做人最基本的权利都被暴力所侵害、所剥夺的情况下,在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生产、发展中去呢?家庭暴力不仅严重侵害了这部分人的人身权利,而且影响了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社会生产的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也直接间接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家庭暴力也严重地危害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很难想象,在一个充满暴力、充斥吵骂、怨恨和悲愤的家庭中,其家庭成员会是幸福、快乐的。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子女,深受家庭暴力的影响,其生理、心灵上必然会受到较大的伤害,也会给下一代人的心理投下灰暗、悲伤的阴影,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子女,大多数患有恐惧、焦虑、孤独、自卑、不相信任何人等心理障碍。在他们长大之后,如果其心理得不到及时诊治,很可能会成为新的家庭暴力的实施者,其中有的人甚至会成为敌视社会、报复社会的人,结果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一点,已为社会上发生的许多案例所证实。
三、家庭暴力的成因
1. 经济收入的不平衡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经济原因。经济收入的不平衡导致了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传统的择偶观是男强女弱。女方希望找一个各方面都比自己强的男性,而自己甘愿默默奉献于家庭,一些男性由于有了妻子及其家庭成员的支持,因某些机遇而迅速致富,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所谓的“优越感”得到了体现,于是要求家庭成员绝对服从其意志,否则就恶语伤人,大打出手。此外还有政策的原因,妻子下岗,收入减少,重新就业困难,不得不暂时依赖丈夫,从而受到丈夫的冷落和歧视。
2. 立法不完备和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强是家庭暴力滋生的法律原因。我国目前尚无明文惩处家庭暴力法律规定,虽然《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都规定了禁止用暴力虐待、残害妇女,但由于有些家庭暴力事件与虐待罪事实之间有本质的差别,裁决起来缺少法律依据。
3. 男权文化和夫权思想是家庭暴力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 “男尊女卑”,夫权统治贯穿数千年中国历史;“三从四德”,将女性置于男性统治之下。对子女则实行惩戒之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叫子死,子不敢不死”推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封建礼教。掌握家庭经济权力的家长,对家属当然地享有至高支配权,从而使干涉与侵害妇女、子女的人身权利的行为合理合法化。直至今天,崇尚男性对女性暴力、父母对子女惩戒的历史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家庭。
4. 司法的漠然态度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社会根源。，因为家庭暴力并非一般的治安问题,还涉及到感情因素。司法人员认为“清官难官家务事”，他们怕自己正儿八斤的去处理了,可当事人之间马上又和好了,反过来还怪自己多管闲事,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四、预防、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的对策
首先，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框架来制止和处罚家庭暴力行为。我国现有关于维护妇女、老人、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散见于《宪法》、《民法通则》、《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中,要消除家庭暴力就是要逐步完善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受害者提供充分有效的法律救济手段。例如：设立分居制度，它作为同居制度的一种补充，不仅可以缓解夫妻双方的矛盾，避免草率离婚，还可以对防止婚内暴力以及由此引发的刑事案件有积极作用；在民法上，因从侵权的角度看待家庭暴力，赋予受害方民事赔偿请求权，受害方有权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包括精神赔偿）。
其次，建立多层次多机构的社会支持体系。1.充分发挥基层居委会等组织的调解作用。2.强调执法机关及时介入,有效制止的职责。3.建立类似于国外妇女庇护所性质的社会救助机构。以帮助受害人及时摆脱家庭暴力。
第三，加强道德教育,提高全民素质,树立良好风尚。通过多种教育活动形式加强国民的道德教育,促高社会道德水准,制止、减少甚至消除对妇女的家庭暴力。通过教育,借助舆论的力量,倡导良好的婚姻道德风尚等以制止和消除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使不道德者受到应有的舆论谴责,同时也通过教育使每个人懂得彼此尊重对方的人格和尊严的重要,充分认识到只有尊重别人的人,才能获得别人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尊重。另外,通过多种渠道对弱势群体———妇女进行“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教育,使她们提高自身素质,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从根本上摆脱家庭暴力。
第四，构架家庭暴力法。制定专门的家庭暴力法。针对家庭暴力的长期性、复杂性与严重性,许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家庭暴力法。1995年12月新西兰国会通过了《家庭暴力法案》，全面调整家庭暴力问题;英国也于1994年出台了家庭暴力法;新加坡对此也有专项立法;在我国台湾地区,1998年也通过了家庭暴力防治法,从刑事、民事、家事和防治服务多种角度,治理家庭暴力问题。由于我国家庭暴力有关的现行法规,均散见于各类法典,法条中并有许多的漏洞与缺失,并未提供根本防治及解决家庭暴力问题之途径,极不利于司法操作及社会实践。因此我国在今后的立法规划中,也应将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纳入其中,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的行动有专项法律可依,且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到统一的威慑作用。
参考文献：
[1]郝艳梅，重新审视家庭暴力[J],《前沿》，2001.9.6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