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之供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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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之供求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哲学基础；本体论假设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7－0005－06

演化经济学是达尔命和19世纪末物理学大革命所产生的新的世界观的产物，而新古典经济学仍是以经典物理学所产生的牛顿主义世界观为基础。更具体地说，演化经济学是以动态的、有机的和开放的世界观为基础，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以静态的、机械的和封闭的世界观为基础。因此，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哲学基础上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正如尼古拉斯・乔治斯库一罗根指出的。“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因此，正如美国老制度学派的开创者凡勃伦试图按照达尔文主义重建经济学一样，根据威特的看法，演化经济学应该成为经济学中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

我们知道，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实质上是世界观的根本性变化，哲学基础或者更特定地说有关实在的本体论假设不仅限定了更为具体的经济理论的构造，而且对经济实践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是，目前的经济学教育对哲学并不重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也缺乏自觉的哲学批判意识，这是导致存在着严重缺陷的新古典经济学被相当多的大学师生顶礼膜拜的重要原因。在演化经济学领域，自1994年福斯敦促演化经济学家加强对其哲学基础之一的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进行深入研究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撰文讨论其哲学基础问题，但绝大多数演化经济学家们仍忙于对具体的实际经济问题进行研究，“这意味着演化经济学在方法上和研究兴趣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裂”，这是导致演化经济学目前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为了使演化经济学动态的、有机的、系统的和开放的世界观具体化，实现演化经济学诸流派的创造性综合，同时也是为了在哲学与经济学之间、演化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理论体系(如经济学)之间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对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假设进行深入讨论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本文在霍奇逊和何梦笔等演化经济学家已有研究基础上，试图概括性讨论演化经济学的六大本体论假设及其对学科建设和经济政策的指导意义。

一、有机层级本体论

演化经济学深受怀特海、皮尔斯乃至马克思的有机论哲学的影响。霍奇逊在《经济学与演化》一书中，根据怀特海、克斯特勒、迈尔等人的见解，将自然科学领域的本体论上的“层级观”扩展到社会及心理领域。根据这种层级观，整个世界被看作一个层级结构。在层级结构中每一层上的系统或亚系统具有双重特征，即它们自身既是整体又是其他整体的组成部分，每个子整体(holon)既有自主性又有依赖性，这被称为“杰纳斯效应”(Jalius effect)。每个子整体拥有两个相反的极性(阴阳)――个作为更大整体一部分去运作的整体倾向和一个保持其个体自主性的自我决定倾向。在这一复杂的层级结构系统中，贯彻的是突现原则。虽然一个层面上的现象以其下层的现象为基础，并受其上层现象的影响，但是每一层上作为整体运转的系统(就像是一个同质的实体)具有不能还原为其组成部分属性的新特征。

在这种层级结构中，由于每一层级都具有双重特征，这就产生了并存的向上和向下的因果关系，并且在不同层级之间存在着反馈关系。更重要的是，每个层级的突现特征不能(甚至不能在理论中)根据其组成部分的知识演绎推出，或通过其他部分不完整的结合来割裂地理解。因此，制度、社会结构乃至宏观经济现象可以被看作个体行为的突现特征，但是，却不可以还原为个体行为进行解释。何梦笔曾以企业举例：“企业是自成一类的一种实体，不能化约为一种使个人最优的合约网络。”进而，每个层级在解释上具有某种自主性，具有其自己的解释原则和自己的分析单位。突现原则表明了所有将复杂系统简化为共同的、简单的单位和理论规律的简化论或还原论方法的无效性。因此，合理的方法论立场必然是拒绝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原子论为基础的将理性个人作为唯一的理论本原以及将描述和解释压缩到一个单一的非历史的层级，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反还原论的多分析单位和多层级的分析。

有机层级本体论对演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创新体系文献的发展遵循着有机层级本体论的原理。自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伦德瓦尔于1985年提出创新体系的概念以来，目前该文献已经发展成由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地方)创新体系、部门创新体系和创新型企业所构成的体系框架，这种在不同层级上以互补和非简单加总的方式对创新问题的研究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有机层级本体论直接指导着演化经济学有关“微观－中观－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构过程。西方主流经济学试图“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推导宏观经济理论”仅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境；而且，作为一般均衡理论基础的原子论个体的微观模型一直“都遭到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和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演化经济学不仅论证了宏观经济学相对自主的本体论地位，而且进一步指出，作为个量和总量的微观和宏观框架无法处理在经济系统的中观层次上所发生的结构变迁和质变过程，因此，有必要在微观－中观－宏观框架的基础上重建经济学的体系结构。

二、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

正如多普菲指出的，对于建立有关实在的、基本的演化动力学来说，心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何梦笔提出了演化经济学的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这种二重结构可以依据有机层级本体论的突现原则加以理解：心智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外部世界特别是生物层级的突现产物，它本身不能被排斥于实在之外，但其本身又是整个实在中相对自主的领域。因此，心智和外部世界形成了一种二重结构，知识状态的变化不能化约为世界状态的变化。心智对世界的反映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必然存在错误，不正确的知识或“谬见”并非是偶然现象。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正确”或者“谬见”主要应从相对于心智单纯地作为外部世界的“镜像”这一角度来加以理解。换言之，它特别地与拉赫曼的主观预期以及罗斯比有关认知与决策的想象标准相关，意味着人类心智在与外部世界交互过程中所显现的创造力。

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说明了演化经济学在本体论上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质差别。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意味着心智单纯是外部世界的反映。即心智产生的知识状态只是由世界实际状态

和实际的因果关系所决定的，并可以化约为后者。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在模型中纳入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对称、计算成本之类的赫伯特・西蒙有关有限理性假定的一些因素，但正如杨小凯和汉斯‘伯杰等人指出的，这种改进仍然是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均衡框架下进行的，它低估了行为人面对的不确定性，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类理性能力的严格局限性。实际上，有限理性的假定只是强调了环境和不完备理性对人类心智的约束作用，但没有包括人类心智所具有的主观和特异性质、“根本的无知”以及人类心智的能动作用，而如果要在理论体系中处理这些因素所导致的变化，就必须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假定的稳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等所有前提条件。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对人类的本性做出新的假设。

三、人性假设：人性二重性与文明创造者的本性

演化经济学在人性的本体论假设上提出以下四个基本命题：第一，人类在利益的本性上同时具有利己和利他这两种倾向或性质，这充分反映了人类作为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在人性上所具有的“二重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人类原始禀赋的本能，具有基础性的本体论地位。西方主流经济学从经济学假定中预先把它排除掉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第二，人类还具有独立于利益关系的作为文明创造者的本性，这是完全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忽视但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却更具根本意义的人性。正如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曾经指出的，人的天职在于勇于探索真理。同样我们可以说，人类经济活动的天职就在于发明、生产、创新或创造。第三，人性的形成受到制度和社会环境的重大影响。制度对人性的作用不仅是约束性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人性的塑造上具有能动性的作用。换言之，制度和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形成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所谓“性相近，习相远”就是这个含义。第四，人性和制度的关系是互动的。对此，霍奇逊曾指出：“个人与制度是相互设定的。制度塑造了人们的行为，并由人们的行为所塑造。”

演化经济学有关人性的本体论假设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首先，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必须考虑到制度对人性的巨大塑造作用，必须考虑到如何唤起并发挥人类作为文明创造者的本性。前者的例子有：在我国的体制改革中，完全市场化的医疗保健体制改革之所以无法成功，就是因为按照“自利经济人”的“工作假设”所设计的制度解决不了医疗保健中的“老大难”问题。后者的例子则有：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按照“自利经济人”的逻辑，必然只关注于产权改革、管理层高薪和所谓资本运作，而如何通过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实现“同舟共济”的奋斗目标就被严重忽视了。其次，文明创造者的假设在我国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应该发扬光大。目前，经济学家们太多关注于人类的利益本性，而没有注意到作为创造者的本性。但人类文明史却说明，创造者的假设不能化简为利己或利他的利益本性，在许多情况下，创造的欢乐是利益的多寡所无法衡量的。因此，笔者曾经指出，国民创造力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经济学要为这种创造力的爆炸性增长提供精神动力。建设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是五四的延续和超越，发明、创造和创新应该成为我们的时代精神。

四、异质性(多样性)假设

正如著名生物学思想史专家迈尔指出的，达尔命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体系。在这种哲学体系中，个体群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占有突出的地位，它与物理学中流行的本质论思维(typological thinking)相对立。本质论思维的实质就是把变化多端的现象化约为同质性的某种基本类型，认为世界上真实的和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些基本类型的内在本质，而基本类型与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可以被看作是某种可以被忽视的东西。物理学是本质论思维的避难所，其基本特点就是对质点模型的追求。为了建立均衡模型并使经济学实现数学形式化，西方主流经济学明确把经济学与物理学相类比，把丰富多彩的个人和企业行为简化为“代表者”，抹杀经济活动的不同质量及其多样性，通过对类似于作用与反作用力的供求力量进行原子化的质点分析，制造了市场自动创造和谐的神话。这种同质性假设不仅预先从理论体系中排除了多样性和人类的创新行为，而且否认经济活动的不同质量对国家贫富所产生的极其重要影响。

达尔命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上述本质论思维的革命。在达尔文之前，生物学家们即使承认变异，也只是停留在物种的层次上，正是达尔文把它定位到了个体层次上。在人类社会中，正是因为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多样性才使创新和演化得以发生。因此，达尔命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是决定性的。正如彼得・M・艾伦指出的，“适应和演化来自这种事实：知识、技能和惯例在个人间从没有完全被传递，个人之间总是有差别的”，人类心智的不完备，它所具有的主观性质，不同的制度、文化、习俗、阶级差别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塑造，个人经验以及人类心智的创造性理解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个人即使在面对完全相同的信息和同样的想象机会，其认知和行为也不会完全相同。以此类推，不同的企业、地区、国家乃至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同一产业都具有不同的知识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演化经济学所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等分析框架受到人们欢迎的原因。以个体群思维为基础的异质性或多样性假设也构成了个体知识和意会性知识这些概念的哲学基础。

五、时间不可逆、不确定性和历史重要

时间可逆和机械决定论的世界观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本体论基础，恰如琼・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一旦我们承认经济是存在于时间之中的，历史是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向着未知的将来前进的，那么，以钟摆在空间来回摆动的机械类比为基础的均衡观就站不住脚了”。正是因为这种静态的和封闭的世界观，西方主流经济学坚持认为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经济规律和经济政策。但对于演化经济学来说，时间不可逆在经济系统的演化中具有基本的建设性作用，技术轨道、技术经济范式、路径依赖、路径创造(path creation)和经济类型(economic style)等演化经济学的这些概念都渗透着时间不可逆的观念。正如柏格森指出的，“我们越是研究时间，就越是会领悟到：绵延意味着创新，意味着新形式的创造，意味着不断精心构成崭新的东西”，演化过程的历史性是以新奇创新为特征的，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在时间进程中“不可改变”地不断突现，甚至时间可以被视为一系列有序的变异和选择的事件。因此，时间进程是不会完全重复的，也就是不可逆的。

但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这种新质要素的突现是以人类心智的创造力为基础的。因此，著名的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家劳森指出，由于社会经济结构依赖于人类能动作用的转变潜能，社会经济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相对持久的，它不可避免地是以时空制约或地理历史性为基础的。……如果说自然科学家的任务是要持续不断地改进相对不变(或缓慢变化)的有关实在的理论，那么，社会科学家则要更快地改进他们对相对快速变化、具有高度时空特定性的世界的理解。爱伯纳也指出，“大

多数的经济现象是时间依赖的(lime-conditioned)，根植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它们随着时间而变化，因此无法用声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和概念来对待。经济理论只能通过不同的经济生活模式来应对这些经济现象，而这些模式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因此，经济学以及所有的社会科学在其性质上必然是历史的和地理的科学。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存在着少数为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社会经济规律，而是强调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多数规律只具有历史的暂存性，其有效性与地方化的条件高度相关。

根据这种历史时间的本体论假设，脉络主义(contextualism)就成为演化经济学在以典型化事实(stylized facts)为基础进行理论建构并制定经济政策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所谓脉络主义就是“情境和脉络特定(context specific)”的方法，这是一种历史的方法，它充分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考虑特定历史地理条件的精神，把社会事件及其“规律”置于事物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空间限制之中。脉络主义在方法论上依赖着一个基本的循环：经济事件依赖于经济时空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反过来，经济时空新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也是由这些经济事件所影响和塑造的。脉络主义类似于《易经》中“时位相关”的概念，按照《易经・系辞传》“天地之大德日生”的思想，时间和空间并不构成一个可供事物在其中发生的“宇宙容器”；毋宁说，它们是与作为创造性之脉动的事件和实在一起被创造的。因此，按照脉络主义的基本原则，经济政策都应该是情境和脉络特定的，而不是如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普遍适用的经济政策。

六、系统协同效应与循环累积因果机制

系统协同效应以及作为其核心机制的循环累积因果原理是演化经济学的一项基本的本体论假设。所谓系统协同效应是指存在着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公共福利，从整体上加以考虑的制度和政策措施有利于改善每个国民的福利，它也由四个基本命题所构成。首先，不同的经济活动的创新机会窗口和福利效应是不同的(异质性假设)：律师比捡莴苣的人挣更多的钱，因此，一个捡莴苣之国要比一个律师之国更贫穷。其次，创新机会窗口大的经济活动在系统协同效应中处于核心地位，它在地方或国家范围内产生并扩散了这种富裕：“在有许多人使用机器工作的地方，商店老板也比没有使用机器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再次，由报酬递增规律所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所产生的“良性循环”是全体国民共同富裕的基础(虽然程度有所不同)：“北欧国家的公共汽车司机的实际工资5倍于生产率相同的玻利维亚同行”。最后，国家创新体系在企业家、工农和政府“共谋式”地分配创新收益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它导致了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

微观经济学之供求理论范文第2篇

从厂商的角度看，公交公司作为经济人，本质是利己的，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要使利润最大化，就要使扣除成本后的收益达到最大化，即在既定的运输服务之下实现成本最小，或者在既定的成本之下达到运输服务的最大。在公交运行已基本市场化的大环境中，公交公司的任何一项改革的实行，都要考虑到成本与收益的问题。又因为是理性的，会自觉按照收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在市区，按单一票制，普通公交车的票价是1元，价格不高，但路线不会太长，符合市民的心理价位和公交企业的利润要求，实现了客流量与票款收入的同步增长。

裁掉售票员，换成与售票员的工资、养老金、医疗保险金等一揽子支出相比几乎不用花钱的不求美观只求实惠的钱箱，同时也省去了车票的纸张、印刷的花销。“无人售票，不设找零”,一方面节省了公交公司的运营成本，使运输流程简单高效，车辆周转加快，大大增加了公交车的运行效率;另一方面方便了人们出行，减少了乘客排队上车的时间，“时间就是金钱”，乘客的时间机会成本也随之降低。

售票员提供售票劳动，获得工资，应属普通劳动者工人一类，根据供求定理，商品价格由供给和需求的情况决定。在生产要素市场上，也不例外，生产要素的价格如何，要看这种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的情况。售票员的活，很多人都能干，也就是说，售票劳动生产要素的资源十分丰富，供给充分，在未推行“一票制”之前，也是供给远大于需求，这就决定了售票员的工资收入极其有限。但公交公司对售票劳动的需求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售票劳动在公交车运行中的重要性，运输市场对售票服务的需求，相关生产要素的价格，售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等等，其中主要取决于售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售票员提供的劳动生产要素的价格不高，但钱箱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与之相比几乎为零。在两种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性很大的条件下，公交公司用价格低的钱箱代替价格高的售票员，是作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如果有人售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大于无人售票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即在其他运营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一单位有人售票劳动所增加的收益大于增加一单位无人售票要素所增加的收益，则售票员也不会被钱箱轻易替代。举例来说，为了简便，假设一个售票员一天的工资是30元，所带来的收益是230元；一个投币机一天的花费是0元，所带来的收益是100元，则即使售票员的价格高于投币机30元，公交公司也不会让售票员下车，因为售票员比投币机多带来200元的利润。再假设一个售票员一天的工资是30元，所带来的收益是100元；一个投币机一天的花费是0元，所带来的收益是100元，则售票员比投币机少带来70元的利润。现实的情况是，乘车人要想乘车，售票员或是投币机都不大可能对乘车人产生巨大的吸引或者排斥，也就是现实趋于后者，售票员下车在所难免。

市场经济中的我们一面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另一面是力求把自己卖个好价格的生产要素的提供者。我们都不想沦落为被一个钱箱就可以替代的人。所以，我们读书、读书、再读书，竭尽所能蜕变成生产要素市场上的稀缺资源。鲁迅不管学没学过经济学，都深谙经济学之供求定理。他说，隆冬时节，山东的大白菜运到北京，倒挂在水果店头，价格居然奇高，因物以稀为贵之缘故吧。现在，大学生比不上大白菜，蔫了一茬又一茬，天之骄子成了失业的代名词；研究生也是五十步笑百步，命运乐观不到哪里去；博士生也不再是抢手的香饽饽；“海龟”也可能变成“海带”。当然，其中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人太多毋庸置疑是个很大的原因。

公共汽车上没有了售票员，只好让司机承担售票员的部分职责，监督每个乘客向钱箱里投一元钱。钱箱和售票员的替代性很大，但毕竟不是完全可以替代的。钱箱没有思维，也没有人工智能到可以识别出“不付费，搭便车”的人。司机的劳动量增大，以前停车时的闲暇，现在不得不胜其烦地对“钱入箱，人上车”进行监管。有司机这样调侃地说：“每到一站都要歪着脖子查看乘客是否投币，一天下来，扭得脖子疼。”由聚精会神地驾驶转变为一心开车一心查客，劳动量的增大带给司机心理上的负效用增大，司机需要谨慎开车的程度增大，也就是说，司机开车的边际成本增大。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司机要比较谨慎开车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开车的边际成本虽然增大，但还是远小于安全行车的收益，所以司机依然会小心驾驶，保证自己和乘客的生命安全。

司机一个人掌控实施运客的服务过程，颇有点儿“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味道。公交公司与司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两者之间，司机处于信息有利的一方，对乘车人的付费情况知道很多，公交公司处于信息不利的一方，对乘车人的付费情况知道知之甚少，所以司机在很大成度上掌握收费的权利，容易与乘车人之间达成有利于司机与乘车人而不利于公交公司的交易。为避免这种交易的达成，公交公司规定司机不允许以任何理由触碰乘车人的车费。通过这种简单易操作执行的规定，使司机与乘车人之间形成互相监督的机制，公交公司把自己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风险成本降低。而司机与乘车人之间同样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乘车人处于信息有利的一方，完全清楚自己的乘车付费情况，司机处于信息不利的一方。因为司机要完全了解乘车人的付费情况，需要付出的监督成本是巨大的。当乘车人投入整一元纸币或整一元硬币时，司机在驾驶坐上瞟一眼即可确认；对两张五毛纸币的一元组合，两枚五毛硬币的一元组合，一张五毛纸币与一枚五毛硬币的一元组合，也无需费力；但是对一张五毛、两张两毛、一张一毛的一元组合，一张五毛、一张两毛、三张一毛的一元组合，一张五毛、五张一毛的一元组合，一张两毛、八张一毛的一元组合，两张两毛、六张一毛的一元组合等等，听起来都绕腾的让人头晕，让肩具安全行车之重要使命的司机怎么对一个个这样的一元组合保持清醒？即使司机遇此而不乱，也需持有这样一元组合的乘车人一张一张地投进去，或者向司机一张一张地展示完毕之后才可投进去。司机会比较这么做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显然，这样做的结果是极大地增加了自己的劳动边际成本，而自己的工资收入不会同步增长。所以，现实的情况是司机只好睁大右眼，闭小左眼。于是几张几毛的纸币折叠成的细长小卷或者几毛纸币包裹着硬币攒成的小团有时被一起投入钱箱。更有甚者，电游币、破损残币、5元假币、10元假币也蒙混过关。但也正因为司机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公汽的运行效率才得以保证，公交公司搬起“一元票制”的西瓜，才没有砸了自己的脚，没有砸了被动承担起自备零钱成本的广大乘车人的脚。

一次行程中，一辆公共汽车上配有一个司机，通常“一元票制”的公汽司机在一次行程中不会换做他人，大家对此都司空见惯。没有司机不行，车开不走；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司机，不是长途，用不着。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就是，车、加足了油的车、加足了油的性能良好的车这种不变的生产要素，在没有司机的驾驶劳动这种可变的生产要素的投入时，利用价值极低，不能跑在路上的公汽，只能让人坐着歇会儿或者避避风雨什么的，增加了司机的驾驶劳动这种可变的生产要素，发挥了公汽强大的运输载客服务功能，使车这种不变的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从而总收益递增。增加的司机不能超过限度，否则就进入总收益减少的阶段了，两个司机就会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吃”的现象，因为车这种不变的生产要素已经得到充分利用，再增加的司机不但没什么贡献，还使车的营运效率降低。这就是经济学中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如果是长途，一个司机会因为过度疲劳，不能使车得到充分利用，就会配有两个司机，这种情况就另当别论了，不在我们的主题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