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调解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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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调解案例范文第1篇

1、建筑工程结算的依据难以确定

建筑工程结算的依据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依据，就有不同的分类方式。按照建筑工程结算的性质不同，就可以将建筑工程结算分为两种：计量依据，费率、价格依据；而按照性质来源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合同中确定的依据以及在施工过程中进行逐步商议的依据。这种建筑工程结算依据存在不确定性主要的原因是合同双方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没有比较明确的合同双方结算依据，即使有的合同有，但也是比较的含糊，模棱两可，存在不合理性，以及合同双方在施工过程中进行建筑工程结算的商榷依据也存在不确定性，进而引发合同双方产生经济纠纷。

2、建筑工程结算的期限和审核效力难以确定

建筑工程结算是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对施工工人进行劳动支付的前提，对工程计量以及建筑工程支付的期限不同，签订合同双方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不同的。在签订合同时，没有对建筑工程款的支付形式进行比较明确的约定，无论是采用分期支付的形式，建筑工程完工以后一次性支付的形式，还是设定一个结算的期限的形式等等都没有，这样就使得签订合同的双方出现经济纠纷时，因为这些原因而没有设定时间权限，在进行建筑工程款不能够按实结算，就没有按照正常的法律形式，这样就会导致建筑工程款的结算变得遥遥无期。建筑工程结算审核效力比较的难，一旦出现经济纠纷时，走上法律程序，这样就会使得要进行对方的审核，重复的操作就会拖延时间，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并且以工程没有完工为由而拖欠工资。

3、建筑工程结算纠纷缺乏合适的解决机制

目前，我国出现建筑工程结算纠纷的情况越来越多，然而解决这些建筑工程合同经济纠纷的机制却比较的单一，不能够采用多种形式来解决经济纠纷问题，一般解决合同经济纠纷都是采用诉讼的形式。然而诉讼作为建筑工程结算解决经济纠纷的主要方式，却缺乏灵活、便捷，不能够及时的解决出现的建筑工程合同经济纠纷，从而降低了解决经济纠纷的效率和公正影响力。在一次的案件中，经过了多次工程结算审理和坚定，最终才解决这一经济纠纷，这样的过程和程序既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又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二、建筑工程结算难的原因

1、建筑工程管理存在无序和混乱，制约着建筑工程结算

目前，由于在现阶段下的经济体制，我国对合同的管理存在极其不规范的现象，现在的经济体制存在一定的制约性，并且管理手段落后不能够满足现在建筑工程结算的管理。建筑工程合同存在的不完全性就要求对合同进行规划的管理，而建筑工程造价的不确定性则要求对合同实施的工程加强管理。现在，存在很大的问题是在于技术与经济的脱节，施工管理和合同管理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不能够形成统一，施工人员既不能够对经济有所了解，又不能够有一定的合同管理意识。而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一般的管理人员都只是注重对工程质量的管理，而忽略了对合同的管理，同时监管的体制也不能够达到要求，不能够实现规范化管理的要求。

2、建筑工程合同的不完全性决定了工程款的不确定性

建筑工程合同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不完全性合约，其与一般性的购物合同有所差别。这种不完全性是由于建筑工程本身决定的，建筑工程本身就存在比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在签订建筑工程合同的过程中，不能够对每一个细节都作出比较详细的规定，并且对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改善措施和解决方案有明确的规定，更不能够对存在不可预知的情况做好实现的补偿和安排。为了能够将改善建筑工程合同这种不完全性，签订合同的双方在签订合同时，都应该考虑到再协商，再修正，以便更好地解决纠纷，以此来弥补建筑工程合同中这一缺陷。建筑工程合同款的最初造价和追加款存在不确定性，在进行具体施工过程中，需要进行随时的变动，不断地进行调整。

三、建筑工程结算难的治理措施

1、提高解决工程结算纠纷的质量

有效地提高解决工程合同纠纷的质量关键在于建立合适的纠纷解决机制。根据以往的案例表明，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建筑工程结算的纠纷，并不是一种最理想的方式，诉讼存在其自身的缺陷，解决工程缓慢，程序复杂，现在应该借鉴国外一些先进的经验，来改进我国现在的解决建筑工程结算合同经济纠纷机制。采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通过运用这种解决方式，就不需要做那些复杂麻烦的法律程序，而是通过谈判、协调、调解等等形式来解决纠纷，这种方式具有比较强的专业性，一旦出现经济纠纷时，能够迅速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且简单、便捷，在国际工程纠纷中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

2、提高合同的签约质量

提高合同的质量关键在于能够在签订之前做好防御工作。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应该对采用什么样的结算方式有比较明确的规定，无论是采用计量与支付，还是建筑工程费用需要变更以及需要进行索赔的都应该有相应的规定，同时在签订合同时，还应该对合同双方应该承担的责任以及义务都有比较详尽的规定。提高合同质量主要的是提高合同双方人员的综合素质。对采用不同方式来进行签订合同的双方，采用招标工程的，应该将招标文件尽快的转换为正式的合同，并且加强对合同的审查；对进行工作的，应该找好合格的人，并且不断地提供人的服务。

四、总结

经济纠纷调解案例范文第2篇

基层派出所受理处置各类纠纷情况分析及对策研究

调解各类纠纷是派出所基础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做好群众工作和加强治安管理的一项既基本又重要的工作。调解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社会稳定，如果处理不及时、解决不彻底，还会影响公安机关形象，引发问题或导致案件转型。目前，各派出所社区民警在工作中花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调解各类纠纷，甚至被日益增多的各类纠纷所困扰，很难抽出时间、定下心来扎根社区工作，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社区其他警务工作的正常开展。按照“三基”工程建设的思路和要求，笔者就全局受理处置的纠纷情况进行了专门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一、目前派出所受理各类纠纷的基本情况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出现了新情况、新变化。由于经济利益关系不断调整，一些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矛盾比较突出，因邻里关系、家庭矛盾、宅基地使用、经济往来、干群矛盾引发的各类纠纷日益增多，已经成为派出所社区工作中的一项工作量和工作难度都比较大的警务工作。从XX近几年的情况看，派出所接待受理各类纠纷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20__年是3851起，20__年是3927起，20__年是4093起，20__年是4152起。在近三年的各类纠纷当中，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纠纷占50，可调处治安案件占26，经济纠纷、劳资纠纷占7，店铺、摊位间纠纷和宅基地纠纷矛盾各占5，干群矛盾占2，其他纠纷占5左右。处理如此多的纠纷，给基层派出所带来了很大的工作压力。受警力和经费限制，全市21个派出所中，只有3个派出所各有一名专职调解民警，其余派出所受理纠纷后均采取了以社区为单位责任到人的办法，由社区民警直接调查处理。从工作情况看，有30的纠纷能够在一周内调处结案；[找文章到文秘站网-一站在手，写作无忧！文=秘=__=网=站]有15的纠纷和可调治安案件转入诉讼程序解决；有40的纠纷因情节复杂，需要经过大量的调查取证和多次的调解、疏导才能使双方达成协议，这一过程一般需持续10到20天时间才能完成；有10的纠纷按管辖权限转入其他职能部门处理；有5的纠纷处理起来比较棘手，一部分难处理的纠纷还需要所长甚至分局领导亲自参与调处。尽管如此，目前派出所每年人均接待调处各类纠纷达20起之多，工作量之大、占用时间之长是可想而知的。工作中，我们一般采取如下调解方法：一是对影响大、矛盾突出、事态比较紧张的纠纷，派出所一般在先期受理处置的同时，向乡镇领导汇报，争取综治部门的支持配合，会同乡镇司法助理员或抽调村（街）干部、威信较高的村民组成调解小组，共同开展工作。有的疑难纠纷还需分局领导直接参与调处，如XX镇教师与一学生的纠纷，均由市局领导多方努力，直接做了大量工作，才得以化解矛盾、平息事态。二是对个别久调不结、需要告知双方当事人经过诉讼程序解决的纠纷，派出所在按照有关程序进行处理的前提下，提前与管辖法庭沟通纠纷的处理方案，一旦双方当事人按诉讼程序解决，派出所及时向受理法庭提供双方当事人的有关情况，协助法庭做好下一步审理工作，以防矛盾得不到有效化解，导致更为严重后果发生。三是在农村，因宅基地纠纷引起的矛盾是比较难调解的，一般双方当事人都有“寸土必争”的心态，调解起来涉及部门政策性比较强，派出所一般在控制住事态发展的基础上将纠纷移交乡镇房管部门或法庭解决。二、派出所接待受理的各类纠纷日益增多的原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频繁，新的治安问题和不安定因素随之产生，这是导致基层派出所民事纠纷和治安调解任务日益繁重的主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110报警机制的完善。随着110报警机制的建立以及“有困难，找民警”等口号的提出，致使大量本不属于公安机关受理的纠纷也送到了派出所，派出所不得不先行受理。比如在市场上因摆摊设点引起的纠纷本应由市场管理部门解决，纠纷当事人却通过110电话或直接到派出所报案。二是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的信任度增强。近年来，派出所建设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队伍形象有了明显转变，在群众心中的威信有了较大提高。同时，派出所受理、调解纠纷不收任何费用，内部制约制度完善，处理也比较迅速有力，使群众一有纠纷就找派出所。三是基层组织调解功能日益弱化。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基层调解组织名存实亡，社区和村街治保组织功能不能充分发挥，不景气企业内部保卫组织不健全，导致单位矛盾、宗族矛盾、干群矛盾等在基层得不到有效解决，不少矛盾被推向了公安机关。三、日益繁重的纠纷调处工作使派出所面临困境派出所承担繁杂的各类纠纷调处工作，不仅牵制了大量的警力和精力，制约了打击、防范功能的发挥，而且难免使民警顾此失彼，导致多方不满意。一是群众不满意。当前纠纷很多，并受到民警素质局限，总有一些纠纷得不到及时有效处理，导致部分当事人的个人心理需求、利益需求得不到满足，有时候甚至是矛盾双方将矛头都转向了办案民警，影响了警民关系。二是政府部门不满意。由于个别疑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有效解决，致使群众反复上访，越级上访，进京上访，造成政府部门对派出所调解工作不满意。三是民警不满意。由于警力不足，派出所民警超负荷运作，已不堪重负，加上纠纷增多，当事人的不理解、不尊重，甚至有时把矛头指向调解民警，调解民警经常存有“费时费力不讨好”的心理，部分民警对调解工作的畏难怵头情绪很大。四、基层派出所做好纠纷调处工作的对策探讨当前派出所受理的各类纠纷量多复杂，成因各异，调处难度大，呈现出了产生原因复杂性、涉及部门政策多样性、调解处理艰巨性等特点。为此，我们要紧紧抓住“三基”工程建设这个契机， 在苦练基本功、提高民警的调解水平和调解成功率上文秘资源下功夫，同时按照系统论的要求，多措并举，使调解工作更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一要切实增强对做好纠纷调处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纠纷调处工作在整个公安工作中是一个“子项目”，把这项工作做好了，不但能够体现基层公安机关为群众排忧解难、驾驭治安局势的能力，同时也能够使派出所的领导和民警在一个地区树立起较高的威信；如果这项工作做不好，不仅会影响到全局的工作，而且也会损坏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形象。因此要树立大局意识，不能因为调解工作面对的是一些民间小事，就认为它无关大局，疏于调解。要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预防”上，针对纠纷产生、演变、发展的规律，研究防止纠纷激化的方法措施、化解矛盾的法律依据和政策，努力做到“抓早、抓小、抓苗头”，使各类纠纷的调解工作真正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二要加强纠纷调解工作的组织建设。当前派出所工作纷繁复杂，尤其是农村派出所，辖区人口居住分散，辐射面大，而且群众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相对较低。一些群众遇有利益争执只知道找地方“说理”，不知道谦让，而且受“死要面子不吃亏”思想观念影响，导致了农村地区的纠纷多、处置难。现行的社区民警“一揽子”工作的模式已不适应形势需要，建议以做强派出所为切入点，在派出所内设立专门纠纷调处机构，使社区民警从纷繁复杂的民调工作中脱离出来，更好地扎根社区，专司其他基础工作。三要加强纠纷调解工作的制度建设。调处各类纠纷是一项集责任心、执法水平、工作经验、工作能力于一身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全方面知识和能力，包括政治、法律、政策、心理、人文等知识和做群众工作等能力。有的民警会侦查破案，但做起调解工作却不一定得心应手，成功调处一起纠纷的难度往往比侦破一起刑事案件的难度还要大。因此能否成功调处纠纷、保持较高的成功率，标志着这个单位领导和民警综合素质能力的高低。派出所全体民警包括领导干部要加强自我学习，特别要认真学习《治安管理处罚法》，做到干练合一，熟练掌握纠纷调处工作业务知识和做群众工作的方法技巧，同时加强相关学科和边缘知识的学习。现实工作实践中，尽可能地采取典型案例剖析等方法，组织民警尤其青年民警，探索纠纷发生发展规律，培训调解技巧，提高调解能力，并且要明确派出所长是纠纷调解的第一责任人，所领导要定期听汇报，重大复杂纠纷要亲自主持。对纠纷案件必须要有证据意识，社区民警只有首先占有证据，才能有理有据，说服当事人。对一些调解不成、派出所又不能依法处理的，要按时限和程序告知双方当事人走诉讼程序解决。对纠纷调解也要有相应的制约机制，不能随心所欲。对涉及多个部门的疑难纠纷要征得共同上一级党委、政府的支持，抽调相关部门人员共同调处，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受理的一些不属于公安部门管辖的矛盾纠纷，要在控制事态的基础上快速移交有管辖权的部门。四要积极推进纠纷调处工作的综合治理。要采取以防为主的办法，通过法律宣传、精神文明建设等有效途径，营造遵纪守法、邻里团结、互相尊重、平等待人、和谐相处的良好氛围，尽量防止矛盾摩擦，减少纠纷，遏制不安定因素滋生。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确保对各类纠纷要做到发现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及时。要切实加强村街和单位内部调解组织建设，提高基层组织的纠纷调处能力，形成“家庭矛盾不出门，邻里纠纷不出村，疑难复杂纠纷事态控制得住”的有利局面，缓解派出所调解工作压力，提高派出所调解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试行派出所与乡镇综治、民政部门调处纠纷联署办公制度，对派出所受理的一些性质单一的纠纷可转交乡镇有关部门直接调解；从这些职能部门选派抽调一些工作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人员，或是从社会吸收一些热心公益事业、品行良好、有专业知识的人士（如政法部门的离、退休人员），充实到派出所纠纷调处机构当中，协助派出所调处一些复杂疑难纠纷。

经济纠纷调解案例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民调解 四个转变

一、在调解工作根本方向上，推动“单一调解”向“调诉衔接”的转变

过去，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矛盾纠纷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往往因为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而得不到有效的履行。随着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司法解释的出台，通过明确调解协议的可诉性质和设定部分民事纠纷诉讼前置的规定，进一步实现了人民调解与诉讼程序的衔接。

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出台与实施，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为实现人民调解制度与诉讼制度的衔接方面提供了法定的依据，亦为促进当事人自觉履行调解协议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人民调解组织要严格依法开展调解工作，调解纠纷过程中要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认真做好调查笔录和调解笔录，并制作合法规范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达到调解工作与民事案件审判工作协调一致的最佳效果。

二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具有相关法律知识和工作经验的组织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这就实现了将部分民事纠纷列为诉讼前置。法院可将一些事实清楚，争议标的较小的经济纠纷和涉及婚姻、赡养、邻里等简单的民事纠纷设定为由人民调解组织先行调解，调解不成再由法院受理，既减轻了法院的压力，也拓宽了人民调解的工作范围。法院在纠纷结案后，若仍有后续工作需要做的，应将有关情况告知纠纷所在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并附送调解书或判决书，所在地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做好后续调解工作，并及时向人民法院反映有关情况。

二、在调解工作基本方针上，实现“重调轻防”向“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转变

一些基层调解委员会掌握纠纷不及时，以人民调解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为借口，认为当事人不上门就不能主动开展调解工作，对辖区纠纷闹大了再调、上门了再调等重调轻防的思想比较普遍。人民调解工作为维护社会稳定服务，必须掌握主动，坚持调防结合的原则，重点在防字上下功夫。

一是要做好普法宣传，提高全社会对人民调解的认识。充分利用人民调解宣传月活动，以开辟人民调解工作宣传专栏、举办法律知识问答、以案说法形式大力宣传人民调解工作的地位、作用，正确引导纠纷当事人主动寻求人民调解的帮助；坚持在调解纠纷过程中深入开展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员直接面对普法对象的优势，加强对群众的法律知识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让群众知法、懂法、用法，提高群众面对纠纷的理性程度，更多考虑成本、效益等因素，使人民调解获得信赖并深入人心。

二是要建立矛盾纠纷的预防和排查机制。调解委员会要善于从既往调解案件中科学分析把握辖区纠纷产生发展的规律，比如以我街来说，改制公司换届选举时期往往是矛盾集中爆发期，年底是劳资纠纷的多发期，房屋宅基地相邻权纠纷较为频繁等等，建立因人预防、因地预防、因事预防、因时预防等预防机制。建立矛盾纠纷的排查制度，确保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排点上以征地补偿、城市拆迁、劳资关系、宅基地、婚姻家庭等纠纷为主，排查形式上坚持定期排查与集中排查相结合，平时十天一排查；在政治敏感期、重大节假日等矛盾纠纷高发期开展统一排查行动。

三是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解工作人员必须要化被动为主动，要经常对辖区单位和居民进行走访，全身心融入到群众中去，了解社情民意，及时发现纠纷苗头，真正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调处”，把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三、在调解工作运行方式上，确保“单独调解”向“联合调解”的转变

“调解工作只是司法所的事，是调解委员会的事”的思想和内部分工分家的现象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调解工作的力量和力度。在当前民间主要矛盾纠纷发生新变化，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新形势下，开展调解工作必须运用综合手段，多方协调才能达到更好效果。

一是健全人民内部矛盾调处办公室牵头各部门参与的协调配合机制。随着环境纠纷、医疗纠纷、产品质量纠纷等特殊纠纷的增加，专门性的行政处理、行政调解机制愈发显得重要，因此其它职能部门要积极参与矛盾纠纷的调处。调处办应定期召开协调会议，研究推动人民调解工作的思路、方法、措施，及时分析人民调解工作的薄弱环节并探讨对策。

二是整合辖区社会资源，优化人民调解员队伍。根据实际情况，聘请本辖区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以志愿者或兼职调解员身份加入到调解员队伍中来，如当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法学教师、离退休的法官、检察官、司法行政工作者等，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既提高了调解队伍的专业水平，又扩大了社会参与和社会影响。

三是积极推行人民法院与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纠纷互动制度以及公安派出所和司法所“两所联调”工作机制。区法院可为各街道指派一名法官作为人民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员，负责业务指导，为调委会提供各种形式的业务培训，对重大疑难案件给予法律上的建议和帮助，调委会可为法院送达法律文书、寻找当事人等方面提供必要的协助，在诉讼、调解和执行过程中给予必要的配合协助。街道司法所与派出所建立联动联调的工作机制，派出所接警涉及民间纠纷或者经调解能解决的轻微案件由派出所交司法所或街道调委会解决；改制公司、社区人民调解组织可与社区民警建立联系会议制度，定期沟通情况，遇到有可能激化的矛盾纠纷，社区民警应积极参与；派出所对案件的民事争议部分，可移交调委会处理，调委会处理的情况及时反馈给派出所。

四、在调解工作实践方法上，促进“以德调解”为主向“依法调解”为主的转变

从实践来看，目前一些调解组织在调解矛盾纠纷时主要仍是依靠个人威望和传统道德规范，实施劝说和情感影响，使双方当事人相互让步，达到和解和好的目的，有的干脆硬性依靠命令或依靠调解人员的年龄大、辈份高为调解的基础进行。但随着人们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法律素质的不断提高，在矛盾纠纷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手执法律法规各执一词的情况并不鲜见，甚至有的当事人能将相关法律条文全文背出，这势必对以往依靠情理进行调解的工作方法提出重大挑战，如果单纯凭劝导说服当事人就很难接受，势必影响到调解的法律威信和工作效果。这对调解工作人员提出了新要求。

一是调解员要努力提高自身法律素质。人民调解员要通过自学、参加培训等途径，一方面要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重点学习民间纠纷涉及较多的民法通则、合同法、婚姻继承法、物权法、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学习省、市、区行政管理的一些政策法规，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学习调解的技巧和方法。要通过工作实践、经验交流等不断改变调解方法，创新调解工作的技巧。

经济纠纷调解案例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五大发展理念； 国外医疗纠纷解决模式的借鉴； 医疗纠纷仲裁制度的设立

一、 医疗纠纷的成因

医疗纠纷中的侵权损害纠纷无法合理解决，一方面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阻碍了共享理念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换言之，在面对我国医疗纠纷日益增加，医疗纠纷性质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等问题的时候，现有的医疗纠纷的相关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迅速有效的解决。而我国医疗纠纷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矛盾调处能力的不足，都影响着我国医疗纠纷问题的解决。论其成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医方因素。1.医院管理缺陷。医疗质量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或达不到完整落实，主要表现为医护人员有时不能够严格执行医疗护理常规、不及时记录医疗文书或对医疗文书进行任意涂改，行为流程不够清晰规范，或不重视医疗质量控制等。2.医疗保障体制不健全。目前，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相对其他国家较为落后，2002年9月颁布实施的《医疗事故管理条例》在社会发展过快的今天，显然不能完全满足当今社会对于医疗纠纷事故的需要。其次，医院在医疗过程中的支出和运行费用主要靠医疗服务收费解决。商业化、市场化倾向过于明显，导致患者承担的医疗费用较高，“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现象在此过程中以不同程度存在着，致使社会公民对医疗卫生行业满意度呈下降趋势、对医生的信任程度也大幅降低。3.少数医务人员责任感缺失。有的医疗机构中部分医务人员在服务过程中的工作态度过于懒散，对就诊患者缺乏耐心、懒于解释病情或病情交代不清，甚至违反医院规章制度和常规操作流程，错误实施医疗行为或擅离职守、延误抢救等。极少数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不高且临床经验不足、技术操作不熟练却又过于自信，导致患者对治疗过程不满等不良影响。4.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各级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尤其对于刚进入社会，社会经验尤为不足的大学生来说，心态不够沉稳，容易与患者或其家属产生冲突，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医疗纠纷。有些医务人员因缺乏c患者沟通的能力和技巧，常常忽视了患者对于病情的知情权和隐私权等患者合法拥有的权利，并因此引发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二）患方因素。1.医疗期待过高。患者因缺乏医学常识，常常对医疗效果期望过高，甚至直接把医生当成救命稻草，将治愈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医院身上，从而忽视了我国医疗技术水平的局限性以及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2.信任度偏低。医疗服务行业的市场化使其趋利性被进一步放大，导致一部分患者对医疗机构的信任度明显降低，加之近年来人们维权意识的增强，患者有时会要求参与到整个医疗诊治过程中，了解其中的每一个细节，甚至要求将整个治疗过程录制下来，使医务人员始终在高度紧张的情绪下实施医疗行为，这样也极易发生医患冲突。3.其他目的。有些患者会对医生提出一些不合情理的要求；患者或其家属在治疗过程中存在的焦虑，紧张等情绪因素都是引起医疗纠纷的潜在原因。此外，尚不能排除所谓“职业医闹”的故意行为。

（三）其他因素。1.人们法制观念较为薄弱。现行医疗纠纷不能得到恰当的解决，在各类医患纠纷解决中经常存在着“一闹则灵”的情况，有时执法机关在干预、协助处理医疗纠纷过程中法制意识不强，不能对患者或医疗结构达到强有力的震慑效果，基于“维护社会稳定”等固有观念的限制，对医患纠纷事件的处理瞻前顾后，不能及时对过错方进行处罚或警告。因此有关法律在这个时候就不能得到完整的体现。此时，推动共享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2.资讯网络等媒体误导。新闻工作者对于医疗纠纷事件的报道，一般都是为了博得各大新闻的头条版面而不能对有关医疗纠纷事件的真实情况进行准确并客观地把握。经常会为了追求新闻效应，对具体医疗纠纷事件进行缺乏客观评价的报道，且加入自己的主观判断，对大众造成一定程度的误导，更加激发了医患双方矛盾的产生，引起医疗纠纷。

二、国外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的借鉴

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和地区，例如美国、德国、墨西哥等的新近趋向是通过非诉讼纠纷解决方法――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模式来解决日渐增多的各种医疗纠纷。

美国的医疗侵权纠纷诉讼在历史上一共历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20年开始，司法实践中有明确的规定，在医疗纠纷过程中要由医院来承担整个案件中的具体举证责任，要求医院对于其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二阶段则是从1960年开始，这个时代的患者的自我保护意识渐渐开始觉醒，维权意识日渐增强。医疗纠纷案件发生后常常会要求医院增加赔偿金额，具体数额则是根据患者机体损害程度、对未来职业和生活的影响等情况而定。第三阶段是从1980年起，这个时候正处于保险业快速发展的时期。美国医师协会便和各保险公司合作，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减少侵权诉讼发生的数量，并规定了赔偿金的封顶限额。

德国自1970年起，德国医疗纠纷诉讼案件的数量迅速增加。紧接着，德国各地的医师协会便设立了处理医疗纠纷案件的诉讼外处理程序――停所和鉴定委员会。目前德国医疗纠纷案件的诉讼外处理机构包含4个调停所和5个鉴定委员会。调停所的主要功能在于是在裁判外处理医务人员的损害赔偿责任，鉴定委员会的作用则是对医生的整个治疗过程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而在启动程序上则是由医患双方主要当事人提出书面申请，调停所进行介入审查并且采用相关证明文件，告知鉴定事项等。

仲裁作为ADR的一种解决机制，是指当事人合意将争议或者纠纷提交第三人居中作出裁决，彼此承担由此而确定的责任并自觉履行，使纠纷得以解决的一种方式。世界各国在解决医疗纠纷案件的各种ADR方式里，仲裁以其独立性、快捷性、专业性以及一裁终局性，倍受世界主要国家的青睐。各国的实践经验表明，当前社会中，仲裁已经逐渐成为解决各国医疗纠纷案件最重要的非诉解决机制之一。反观我国，虽然许多学者在其撰写的文章中论证了在我国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医疗纠纷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三、我国现阶段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医疗纠纷有三种机制：协商解决，诉讼解决和行政调解。针对我国现阶段的医疗发展状况而言，该三种机制各有利弊，下面逐一介绍：

（一）协商调解。该种方法确实有诸多优点。对于医院来说，有利于保护其声誉，避免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但有利必有弊。我国协商调解的弊端在于该解决方式没有完全考虑到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疗知识的理解程度。大多数国民，对于医疗后果都缺乏精准的判断，且患方在调解时一般都处于情绪激动的状态，在沟通过程中有可能会对医务人员做出过激行为，干扰到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危害到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使医院迫于无奈答应患者不合理的请求。因此患方和医方之间也很难进行有效的沟通，达成一致的解决意见。我国协商调解并没有强制执行力，因此对医疗纠纷的解决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二）诉讼解决。诉讼作为美国、德国的重要解决机制之一，也是我国维护国民利益的最后一道强有力的防线，许多患者都会优先选择以诉讼的方式解决医疗纠纷，期望法律会带给他们合理并令人满意的诉讼判决。但是，从司法实践的角度上看，真正能作出让患者和医方都满意的诉讼判决少之又少。一方面，大部分法官很难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和医院提供的证据进行精准的事实判断。另一方面则是我国诉讼一般采取两审终审制度，诉讼时间较长，费用较高，不利于高效率地解决患者的医疗纠纷问题。

（三）行政调解。美国和德国也有相类似的解决机制。相对于我国来说，行政调解中的行政机关一般是卫生行政部门。但由于我国目前有“儿子出事找爹理论”的特殊关系，一般而言卫生行政部门很可能会和院方站在一条战线上，这样患者的利益就不能得到合理有效的维护，因此就会违反我国“公权力的行使是为了保护国民私权利不受侵害”的理念。因此行政调解中行政机关的中立性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一直备受质疑。故很少有患者会选择行政调解来作为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令行政调解的设立如同虚设。

四、建立医疗纠纷法律制度的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在建立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时，何种方式能够高效地解决纠纷，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分析了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大部分是建立仲裁制度，对仲裁制度笔者是持肯定的态度，虽然在我国学者中也有不同的看法，但笔者看来，建立纠纷仲裁有其独特的优越性。

（一）对纠纷仲裁制度建立的不同意见。医疗纠纷仲裁机制的设立，学界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因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是靠政府实行相应补贴并严格限制其服务价格的非营利性组织机构，并不是通常含义上的利益经营者，因此医患关系应由我国行政法调整。故医疗纠纷不能通过仲裁方式进行解决。不过学界中大部分学者并不赞同这样的说法，他们觉得医患双方之生的纠纷是平等民事主体即医生和患者之间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包括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及侵权损害赔偿纠纷，这两类纠纷均属于当事人可自由处分的具有财产性的事项。从我国仲裁法的规定来看，纠纷是否有可仲裁性应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所提交仲裁的医疗纠纷必须是民事经济纠纷；二是医患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应该平等；三是需仲裁的事项为当事人有权利处分的民事实体权利。因此，医疗纠纷完全可以通过仲裁方式予以解决。

（二）仲裁解决纠纷的优越性。根据德国、墨西哥等国家的经验，医疗纠纷的仲裁制度在这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首先，仲裁解决机制比协商调解更具有权威性；比诉讼更具有快捷性、专业性和高效性；比行政调解更具有可靠性、公正性。其次，医疗纠纷仲裁机制可以与其他解决机制一起，共同形成多元化解决机制，形成集和解、调解、诉讼及仲裁等多位一体的解决格局，满足不同患者的需求，通过更高效的方式保护患者及医方的利益。

（三）从财产性角度建立仲裁制度的可行性。对于为何可以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医疗纠纷，我们要对医疗纠纷本身的性质进行分析。首先，医疗纠纷主要包含了医疗人身侵权纠纷与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两种不同的类型。因医疗人身侵权纠纷案件损害的是患者的健康权和生命权，与患者人身具有密切联系，因此不能被纳入仲裁解决的范围之内。但因为医疗行为侵害了患者的健康权与生命权的同时会发生一系列医疗损害赔偿问题，而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因其具有财产性的内容，故将其纳入仲裁解决的范围内是被认可的。

（四）医患双方地位的平等性。对于医患双方主体地位是否平等，学界看法存在着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医疗关系中双方主体地位并不平等。在服务对象的选择上，医院总是处于一个被动的位置；而另一种观点表示，医疗机构服务的收费无论是直接来自患者还是由国家财政拨付均不影响医患之间存在平等交换关系的判断。笔者认为，诚然医患双方在社会地位上不平等，但在法律地位方面，其平等性与否取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平等交换的法律关系。患者如果对于医院的医疗服务不满意，可以对医生的治疗方案予以否决，或者选择更换其他医院，医生与患者之间形成的是服务与被服务的法律关系，因而二者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我国《仲裁法》规定的仲裁范围是平等主体之间可自由处分的财产性权益纠纷，因此可以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医疗纠纷产生的问题。

（五）对医疗纠纷设立的仲裁程序的建议。在医疗纠纷案件发生后，医患双方在自行协商不成的情形下，如果双方能自愿将产生的争议以书面形式提交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处理，则可按照下列仲裁程序进行：1.当事人申请。（下转第58页）（上接第45页）提出仲裁申请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在医疗纠纷发生之日起规定的时间内向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2.案件受理。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应当在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规定的时间内作出是否予以受理的决定。对决定受理的案件应及时通知被诉方，并组成仲裁庭。3.案件审理。仲裁庭在处理医疗纠纷案件时应当先进行协商调解，在合法自愿的原则下促使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仲裁庭及时作出裁决。4.仲裁的执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对当事人具有强制执行力。当败诉方在不主动履行仲裁裁决的情形下，胜诉方可以请求法院对败诉方强制执行。通过法院的强制执行程序能够体现仲裁裁决的权威性。且在保证实现当事人权利的同时，也能够保证医疗纠纷仲裁制度的顺利发展。

五、结语

通过仲裁来解决医疗纠纷是对我国完善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决制度的有益探索。仲裁以其专业性、快捷性、独立性、保密性、公正性以及其终局性的优势在医疗纠纷案件的解决过程中发挥着其独立的作用。目前我国医疗纠纷解决制度之所以存在构建的难点，是因为医疗纠纷仲裁方式的可仲裁性及医疗纠纷仲裁模式的问题。通过在国家层面上的立法的模式对医疗纠纷仲裁法律制度予以肯定，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医疗纠纷仲裁法律制度，同时也推动五大发展理念的快速进步，为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刘泉等.医事程序法.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2]古津贤，张新华主编.医事程序法.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经济纠纷调解案例范文第5篇

2015年11月24日，浙江省高院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借助阿里互联网平台的云计算能力和用户数据，建立“审务云”平台，力求实现当事人协查信息共享、文书送达、电子商务纠纷网上化解、金融犯罪预测预防等“互联网+”功能。

在浙江，去年新收的60.5万件一审民商事案件中，有23%的案件法律文书不得不采取公告送达。这不但费时费力，增加了诉讼成本，也使得不少当事人错失了维护自身权益的最佳时机。

而有了“审务云”平台，浙江法院系统就能通过淘宝平台的数据确定当事人常用电话和地址，及时作出通知，把法律文书寄往淘宝收货地址，提高送达率，从而保护双方的诉讼权利。此举还有利于追查老赖行踪，解决法院执行中“人难找”的最大难题。

浙江省高院与互联网“大佬”合作并非第一次。之前，浙江省高院还与腾讯签约“互联网+审判”战略合作协议，推出两项合作成果：浙江法院微信“专用号”和浙江法院律师服务平台微信端。前者实现法院工作人员手机移动办公，后者实现诉讼服务移动化。

浙江省高院常务副院长徐杰说：“本次合作将构建符合信息时代特征的‘智慧法院’，为促进审判体系、审判能力和法院管理能力现代化探索新路、积累经验。”

支付宝余额查控和当事人信息共享

在与阿里的签约仪式上，浙江省高院工作人员当场展示了“审务云”的两大功能：支付宝余额查控和当事人信息共享。

只要当事人在淘宝网上购物或使用支付宝，办案法官经身份认证登录“审务云”办案数据关联检索系统，可以查询到被执行当事人的支付宝余额情况和联系方式，并根据案件执行需要冻结涉诉人员的资产，方便案件审结后的执行。

数据显示，全球淘宝网用户近5亿，这些用户的数据应用在司法实践中将给法院审判工作带来变革。而淘宝网只是阿里巴巴旗下的一个网上交易平台。蚂蚁金服也是阿里巴巴旗下的网上金融平台，利用蚂蚁金服平台上的用户消费数据，法院可以实现涉诉当事人资产信息的在线查询，得知涉诉当事人的支付宝余额、余额宝资产等。对于一些涉及经济纠纷的案件，依照法律程序可予以冻结、划扣。

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也会与蚂蚁金服共享，这意味着，当事人一旦有了法院的不诚信记录，芝麻信用分就会大受影响，以后在“花呗”上申请不到额度、在“借呗”上拿不到低息贷款，甚至无法通过支付宝购买机票和奢侈品。不仅如此，支付宝还会时时推送“还债”的温馨提示……

徐杰表示，此次与阿里的战略合作，吸收和整合双方的优势资源，在“审务云”平台建设、诉讼便民服务、大数据分析、智能化办案系统开发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合作，进一步推动司法审判网络化、阳光化、智能化。

双方合作的具体方式是，依托浙江省高院积累的案件数据资源，结合公安、政务、电商、金融、社交、航运交通等周边数据，形成智慧法院大数据生态圈，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的优势和阿里巴巴不断提升的多维度分析、数据可视化、深度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沉淀，开发和实现办案全过程法官审判经验积累共享、司法资源智能推送、诉讼结果预判等智能化辅助办案平台，并可以进行审判偏离度分析预警，智能化协助法官工作，进而提高司法效率。

同时，法院通过对法院内外的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和建模，提高司法决策的科学性，提高司法预测预判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让数据为司法业务服务。

构建网上法庭审判新模式

其实，从2012年开始，浙江省高院与阿里就网络司法拍卖、“审务云”平台应用、支付宝执行查控、案款在线缴退费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

数据显示，在公开、透明、零佣金的司法网拍下，浙江省法院94%的涉讼资产通过淘宝网公开拍卖，成交率和平均溢价率比传统委托拍卖分别高出约13个百分点和20个百分点。为当事人节省佣金12.7亿余元。

2015年8月，浙江法院电子商务网上法庭与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天猫、聚划算、蚂蚁金服小额贷款等平台的网上交易数据实现对接，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网上交易纠纷、网上著作权纠纷、小额贷款纠纷等案件类型的电子商务网上法庭审判新模式。

阿里巴巴副总裁俞思瑛介绍，阿里年均处理纠纷超过400万件，转换成诉讼的案件量年均增长300%，每年有1000多件；其中小额纠纷诉讼多，超过80%的纠纷交易金额在1000元以内。

由于网购的特点，大部分交易纠纷都涉及跨区域，异地诉讼差旅费和时间成本极高，中小卖家经常不出庭。

“过去，每个案件我们都要将相关资料打印出来，做公证，请律师，费用高，且费时费力。对用户来说，打个官司成本也很高。”俞思瑛说。

现在，在浙江省，网购纠纷在前期各环节调解不成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网上法庭走法律途径解决。

当事人在线一键就可引入交易数据提交网上法庭，从立案、送达、证据交换、庭审、调解到判决每一个环节全流程在线上实现，一份诉状只需5分钟即能在线提交，数据证据也可一键导入。

浙江省高院审判管理处处长姚海涛介绍，电子商务网上法庭充分运用电子商务的在线证据，充分发挥了网上调解、裁判的便捷优势，极大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体现了诉讼便利，又方便法院及时审理。截至2015年11月30日，网上法庭共收到提讼案件813件，其中诉前调解196件，原告撤诉231件，已判决15件。

在法律界，“同案不同判”一直以来备受争议。阿里云的大数据专家研究出一套“相似案例比对服务”，将之命名为“明镜”。法院借此来充分挖掘法院已判案例数据，输出与目标案件相似的已判案例，从而智能化协助法官判案。另一方面，这个系统还有审判偏离度预警机制，这样，法官给出判决之前，系统会自动与历史案例的裁判尺度进行比对，减少主观因素，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

据透露，浙江省高院此次还引入了阿里云对象存储OSS，对法院的庭审录音录像、裁判文书等诉讼档案进行电子化存储，并通过司法公开平台实现案件审判流程信息、庭审视频及裁判文书等法院信息的公开上网。

“浙江法院近2000个审判法庭全部实现数字化，2009年以来所有开庭案件全程录音录像，目前已经存储了200多万个庭审录像。年底前全省法院所有已归档案件将完成电子化扫描并纳入审判管理系统。上网公开裁判文书160万余份，居全国法院之首。”姚海涛说。

是否侵犯个人隐私

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浙江省高院与互联网“大佬”密集合作，引起业界和舆论的广泛关注，赞誉声不断，尤其是基层法官好评如潮，微信圈内爆热。

但赞誉声中也伴随着疑虑声。有人称，阿里将用户数据提供给法院没有法律依据，且涉嫌侵犯个人隐私。也有人认为，浙江省高院与阿里合作会影响司法公正。

姚海涛表示，民诉法第67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民诉法第121条规定，状应当记明原告、被告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都规定当事人应当向法院提交准确的送达地址。对法院而言，当事人送达地址等不属于隐私，通过获取当事人准确的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通知当事人应诉，能更好地保障当事人行使和保护自身权利，同时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案件。办案法官查询当事人在淘宝预留的联系电话和地址，系统会设置查询权限，法官只能查询本人在办案件当事人的信息，不能查询无关人员的信息，查询记录全程留痕。

记者了解到，阿里已与海南、浙江等7个省份的省级政府建立了围绕云计算与大数据的战略合作关系，但涉足司法领域浙江是第一家。阿里巴巴副总裁俞思瑛表示，工作模式线上化后，可记录，可查询，通过严格的程序操作、权限控制，用户不必担心信息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