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法典的几个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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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法典的几个主要问题范文第1篇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欧盟及其前身（欧共体）颁布了一系列指令，从而催生了具有统一性（至少具有协调性）的欧洲民法。就侵权法而言，《关于产品责任的指令》已在14个欧盟成员国中得以执行，并影响到了欧洲之外国家的民事立法：就合同法而言，《关于消费者合同中不公平条款的指令》覆盖了合同法的核心部分，并已经在绝大多数成员国中得到实施。目前欧洲的学者们还在讨论《关于消费品的销售及其相关担保问题的指令》的草案。
当然，协调民法领域中的侵权法、合同法问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例如《关于产品责任的指令》的合宪性就曾受到政治家们的诘难；而《关于服务领域责任问题的指令》的草案则遭到了来自于学术界、生产商和消费者等各个方面的攻击。这就引发了下述几个问题：是否有必要制定《欧洲民法典》；根据《罗马条约》、《马斯特利赫条约》及《阿姆斯特丹条约》制定《欧洲民法典》是否具有宪法基础；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如何制定《欧洲民法典》？是按照大陆法系还是按照普通法系的体例制定，是否应当同时规定民法总则和民法分则，如物权法、合同法和侵权法？为探讨这些问题，作为欧盟主席国的荷兰司法部于1997 年2月28日，在荷兰海牙附近的申维根市（scheveningen）召开了为期一天的关于制定《欧洲民法典》可行性的研讨会。许多私法专家向会议提交了论文，并就起草《欧洲民法典》的法律基础、存在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希腊海伦尼克国际与外国法研究所的克莱默斯（kerameus）教授还探讨了起草《欧洲民法典》的班子问题，荷兰最高法院的副院长施耐德博士更是明确主张建立一个常设机构。本文拟就该次会议的学术观点做一述评。
二、制定《欧洲民法典》的必要性及法律基础
欧洲议会曾三次作出一致建议，批准《欧洲民法典》的起草研究项目。这并不是偶然的，主要原因在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欧盟成员国民法规范的不统一容易造成新型的法律歧视。也就是说，欧洲统一大市场中民事主体在同一情形下由于成员国民法的不同规定享受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为了确保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公平和效率，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实现欧盟法律的有机性。而欧盟法律的有机性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一是欧盟规则之间的连贯性（例如关于侵权责任的两套欧盟法律规则就需要欧洲法院予以协调）；二是欧盟成员国规则之间的协调性，这种协调主要是通过欧盟的指令，如产品责任指令；三是各个欧盟成员国内部规则之间的同质性。就确保各欧盟成员国内部规则之间的同质性而言，也有许多问题需要予以解决。例如，公司与消费者订立了不公平合同条款受《关于消费者合同中不公平条款的指令》影响下的国内法规则的调整，而公司与其他当事人订立的不公平合同条款却不必受该指令的影响和调整，这就产生了具有同一性质的民事关系却适用不同国内法规则的问题。
一些学者认为，起草《欧洲民法典》的设想应当是一个立法协调项目，这也符合《欧洲共同体条约》第100条及100条甲之规定。事实上，欧洲议会曾要求委员会着手起草《欧洲民法典》，委员会也没有拒绝，只不过没有迅速采取行动而已。一些学者认为，起草《欧洲民法典》主要是一个学术意义上的研究课题。当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探讨起草《欧洲民法典》问题也很有必要。欧洲，特别是西部欧洲的变化日新月异，一些新的法律问题经常出现。（1）有些问题，例如大气污染、 空中交通管制、风险投资控制和难民的管理等问题不可能在一国之内得到解决。（2）对于有些新问题，国内现行立法缺乏明确规定。例如， 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中的平等原则的实施、新医药产品未知风险的责任、水质或土壤污染的责任、家庭法和人权保护法的关系等问题都是如此。律师们对于上述这两类问题往往无法从一国的法典、成文法和现存判例中寻求答案，只能借助比较法方法。例如，英国上议院在审理设计律师责任的怀特诉约翰一案时，直接从德国法中寻找判案依据，而未作任何进一步的说明。从这一角度来说，起草《欧洲民法典》对于解决这些新兴的民事法律问题确有裨益。
当然，也有学者反对制定《欧洲民法典》，认为很难找到制定《欧洲民法典》的法律依据；至于《欧洲共同体条约》第100条及100条甲之规定虽然可以作为消费者保护立法协调的法律基础，但不宜作为制定欧洲债法乃至于《欧洲民法典》的法律基础。此外，从目前的政治气氛来看，欧盟正全力以赴准备经济和货币联盟，扩大申根协议加入国、吸纳3个中欧国家加入欧盟等一系列计划上， 尚无暇问及制定《欧洲民法典》这一长期工程。荷兰的新民法典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着手制定，然而直至今日还未完全竣工，因此制定一部《欧洲民法典》同样是一项旷日持久的事业，它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此外，法律是一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因此应该维护各国法律的特色。反对者认为，没有一个象国家立法机关那样的欧盟立法机关，有能力统一调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保持民法中民族和地区的差异性非常有必要，既要维护文化的差异性，也要维护法律的差异性。私法是一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应该保留国内法，由国家议会来改变或保持不变。因此，要实现欧盟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协调势必比登天还难。而且，如果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已经采纳国际私法中的实体规范，就没必要再制定欧洲层次上的民法典。
但是，客观说来制定《欧洲民法典》有利于实现欧盟市场经济基本规则与欧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协调，降低欧盟范围内民事流转的交易成本，其积极作用显而易见。因此，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制定《欧洲民法典》是否具有法律上的依据。
赞成制定《欧洲民法典》的欧洲学者往往从《欧洲共同体条约》第100条及第100条甲第1款寻求法律基础。《欧洲共同体条约》第100条规定，“经委员会建议并同欧洲议会及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协商后，理事会应以一致同意发出指令，以使各成员国对共同市场的建立和运转发生直接影响的法律、 条例或行政法规趋于一致。 ”《欧洲共同体条约》第100条甲第1款规定，“理事会应依据第189 条乙中的程序并同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协商后，采取措施以使那些以内部市场的建立和运转作为其目标的成员国的法律、条例或行政法规趋于一致。”
洛文天主教大学经济法系教授格尔文（gereven）认为， 《欧洲共同体条约》第100条比起第100条甲第1款来，适用范围要广。 只要成员国立法直接影响到共同市场的建立和运转，即属前者协调之列；而后者协调的范围只限于旨在推动成员国内部市场的建立和运转的国内立法。第100条甲调整的对象主要是成员国内部市场， 而不是欧洲整个大市场。依据该条予以协调的成员国民法仅限于各国民法典中有关反对企业不正当竞争的条款和保护消费者条款。就物权法、合同法、侵权法而言，很难说其唯一目标在于推动成员国内部市场的建立和运转，但可以被视为直接影响到共同市场的建立和运转。
他认为，即使《欧洲共同体条约》第100条与第100条甲各有不足，前者在立法协调的程序上灵活性不强（理事会决议采取理事会成员一致表决主义），后者在立法协调的法律基础上不够广泛；仍然可以在该条约第235条找到制定《欧洲民法典》的基础。
而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教授铁尔曼（tilmann）则认为， 只有《欧洲共同体条约》第100甲才能成为制定《欧洲民法典》的基础。因为， 该条的优点在于：欧盟立法机关在进行立法协调时采取多数决定原则，而非一致决定原则；欧洲议会能够发挥影响；立法协调的手段既包括指令，也包括规章；欧洲法院还可就立法协调作出司法解释。
折衷性观点则认为：一方面，成员国不应该被迫编纂其私法，甚至在欧盟层次进行私法协调；另一方面，欧洲的非欧盟成员国应当被允许参与起草《欧洲民法典》的进程。
三、《欧洲民法典》调整对象问题
关于《欧洲民法典》调整对象，欧洲民法学家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欧盟主要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联盟，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的目的决定了《欧洲民法典》只应调整财产关系，而不调整人身关系。相应地，《欧洲民法典》主要包括物权法、合同法和侵权法；至于人法、亲属法和继承法则应由成员国的国内法予以调整。一项关于继受外国法难易程度的调查表明，人们比较容易接受有关合同、侵权、公司、劳动关系和租售协议等方面的新法律规则，但很难接受婚姻、继承和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等方面法律规则的变迁。这除了社会行为模式的影响之外，还有宗教和道德的因素。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化欧洲的整合、欧盟成员国之间文化和社会行为模式的融合，逐渐把人身关系纳入《欧洲民法典》也是可能的。
就财产关系而言，《欧洲民法典》的调整范围应当宽一些，还是应当窄一些，也很有争议。突出表现在，《欧洲民法典》的调整范围应当局限于欧盟内部的跨国性民事关系，还是同时包括纯粹的国内民事关系这一问题上。按照后一思路，不必划分欧盟内部的国际民事关系与国内民事关系，似乎合于欧洲精神。但其难度可以想见，不如前一思路可行：（1）根据《欧共体条约》第3条乙第2段确定的从属性原则， 按照后一思路制定《欧洲民法典》不属于欧盟的专属权限范围，而按照前一思路制定《欧洲民法典》则属于欧盟的专属权限范围；（2 ）制定《欧洲民法典》的主要原因在于调整欧盟内部跨国性民事关系的必要性，至于纯粹的国内民事关系则应适用各国的不同民法制度；（3 ）绝大多数成员国把法律制度视为本国文化精粹中的一部分，保留其国内民法的愿望十分强烈，在主要法系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尤为根深蒂固。因此，《欧洲民法典》的总则和分则必须围绕欧盟内部的国际民事关系予以设计。否则，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最终无法实现。
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理由之一是，担心上述思路会导致关于欧洲合同法范围的无止境的争论。例如，德国与匈牙利之间的合同关系是否具有欧盟内部的国际民事关系特点；如果英国不加入《欧洲民法典》，荷兰与英国之间的合同关系是否具有欧盟内部的国际民事关系特点；同一国家的两个商人缔结的买卖关系中，如果货物在第二国，运输目的地在第三国，此种买卖关系是否具有欧盟内部的国际民事关系特点？理由之二是，起草《欧洲民法典》之初就限制调整范围，无疑是对起草者的热情泼凉水。
诚然，从法学家的理想来看，除了受本国文化影响较重、很难统一，或者从性质上看无法统一的民事关系，都应当尽可能地纳入《欧洲民法典》的调整范围。这样，统一的民事法律规范越多，私法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民事法律关系的确定性就越有所保障。但是，从务实的角度出发，我赞同第一种意见。当然，《欧洲民法典》的调整范围局限于欧盟内部的跨国性民事关系，并不妨碍国内民事关系的当事人根据私法自治原则选择适用《欧洲民法典》，也不妨碍欧盟成员国以《欧洲民法典》为样板法修改其国内民法，或者通过特别法律直接规定国内民事关系参照适用《欧洲民法典》。
谈到《欧洲民法典》调整对象，不能不触及民商合一主义与民商分立主义的选择问题。以卓布尼格（drobnig）为代表的通说认为， 应当效法1992年《荷兰民法典》和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对《欧洲民法典》实行民商合一主义。他还认为，民法与商法的区别正在慢慢地被消费者法与非消费者法所取代，现行的欧洲消费者合同立法就强调这种划分。
四、《欧洲民法典》的结构
《欧洲民法典》的结构也是欧洲学者探讨的一个主要问题。《欧洲民法典》应否规定总则，就很有争议。德国马普研究所的卓布尼格教授持肯定说，理由有四：（1）总则条款有利于统领分则条款， 确保民法典的和谐性；（2）总则条款有利于减少分则条款， 从而加快立法步伐；（3 ）总则条款有利于民法典本身在新的社会经济情势面前作出必要的自我调整；（4）总则条款有利于促进对法律的教学与理解， 从而提高法律的实施效率。而法国的塔仑教授则持否定说。这当然与各国不同的民法传统有关，比如《德国民法典》包括总则，而《法国民法典》则并不包括总则。按照卓布尼格的设想，《欧洲民法典》的总则分为两部分：（1）一般原则。包括适用范围， 一般原则（《欧洲民法典》权利：人身自由，反对歧视；结社权；财产）；其他法律渊源，法典的解释。（2）财产关系法的基本原则：法律行为；的权限；物与权利；金钱债权；信义关系（或者信托关系）；履行；不履行；抵销；责任；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多元性；术语的含义与时效期间。
关于债法与合同法。一般债法是各国民法中最抽象的部分。第一届至第三届兰多委员会一直把一般债法作为欧洲民法典的调整对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同关系要遵循契约自由原则。因此有关合同成立与履行的法律规则必须合乎一定的逻辑要求和交易活动的要求。合同法与家庭法、继承法不同，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很少受民族传统和社会信仰的影响。因此，在《欧洲民法典》中详细规定债法和合同法遇到的阻力较小。鉴于合同法的重要性，由学者主张以合同法作为《欧洲民法典》的开篇。但是，该观点遭到了批评。伯奈尔教授认为，法典的第一部分应该是总则性条款，而不应是具体的分则条款。有学者提议，作为一部体系化的法典，《欧洲民法典》中的债法不仅应包括合同法和侵权法等内容，还应囊括返还法、不当得利与“准合同”。
关于物权法。物权法与侵权法、合同法共同构成了传统民法体系中的三大支柱。卓布尼格主张，物权部分的重心在于动产物权；至于不动产物权中的抵押权也可纳入该部分。米兰大学的佳姆巴洛认为，欧洲大多数民法典中的物权法具有极强的本土性，有着数百年的本国法律传统。因此，要在《欧洲民法典》中纳入完备的物权制度，必须对各国的物权法进行合理的扬弃。但究竟应当抛弃哪些国家的哪些物权法制度，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下结论的。总的原则是，既要尽可能尊重大多数国家的物权法传统，照顾不同国家物权法的个性，也要充分保护物的流通和经济效用，谋求最大限度的共同物权法规则。
关于《欧洲民法典》抽象性与具体性的把握。《欧洲民法典》的条款应当原则些，还是应当具体些，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学者们倾向于最好既不采取高度抽象化，因而适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的模式，也不采取非常技术化、具体化的模式，而应当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荷兰民法典》第3编就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范例。一般说来， 欧盟成员国之间比较容易就具体的法律制度达成妥协，但就抽象的法律原则或者抽象程度更高一级的法律规则达成妥协就要难一些。因此，《欧洲民法典》的条款越具体越容易减少阻力，易于被接受。但是，只有具体条款孤军深入，而没有适度抽象的法律条款作指南，也会影响《欧洲民法典》应有作用的发挥。
五、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区分对制定《欧洲民法典》的影响
不少学者认为，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划分并不是不可调和的。普通法和大陆法国家共同参加欧盟的立法活动，共同制定《联合国货物销售公约》，共同参加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工作等，都是明显的例证。欧盟范围内就民法中的崭新而重要的问题而制定的《产品责任指令》，以及世界范围内比较成功的《联合国货物销售公约》都是不同法系互相调整的产物。当然，欧盟立法在协调两大法系方面往往仅涉及商标、产品责任等具体的民法问题，很少涉及一般民法制度或者债法。戈尔文和库普曼都认为，欧盟这种零敲碎打的立法思路带有不少缺陷，必须制定出体系化的民法典，以统帅和整合各项零散的民事立法协调措施。
目前欧洲学者的通说认为，普通法系民法和大陆法系民法的区分并不象比较法著作30年之前所认为的那样绝对。第一，普通法系中的民事立法数量已大幅增长。诸如消费者、承租人、雇员、未成年人、外国雇员、女职工的保护问题都已由立法予以调整。第二，大陆法系中判例法的重要性也日益明显，私法领域中的许多方面已接受判例法的调整，在侵权法领域内尤为突出。例如，在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民法典对于侵权行为的规定十分简单、原则。但是，法院判例在这些简单规定的基础上，就不正当竞争、国家责任、医疗事故责任和交通事故责任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适用标准。后来案件的判决都以先前案件的判决为基础。这种两大法系相互融合的趋势在合同法和侵权法领域表现得十分突出；而在物权法领域，特别是不动产物权和抵押权方面，则进展缓慢。第三，欧洲法院创设法律基本原则的方式的影响日益增大。例如，欧洲人权法院根据《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公约》中的模糊条款发展了一套原则以保护人权和基本的自由。类似地欧洲法院在借鉴成员国立法规定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一系列适用于欧盟法领域的基本法律原则，并为成员国法院所采纳。其中的合乎比例原则，就被英国法院所接受，尽管该原则对于英国法院来说是闻所未闻的。第四，诸多国际商事公约的问世是两大法系互相融合、彼此宽容的又一个重要趋势。例如，1980年的《联合国货物销售公约》已经在50个国家被批准，40个是大陆法系国家，10个是普通法系的国家，即是明证。因此，虽然两大法系的区分会在法律原则、法律制度和法律概念上给《欧洲民法典》的制定带来不少困难，但这并不必然成为制定《欧洲民法典》的障碍。
六、《欧洲民法典》应该采取的形式
制定《欧洲民法典》是采取由单独条约所确定的统一法形式，还是采取样板法形式，也颇值探讨。如果采取样板法，有些欧盟成员国（例如英国）就得把《欧洲民法典》拒之门外，而感兴趣的一些非欧盟成员国（例如挪威、匈牙利、塞浦路斯）则可以自由地采用《欧洲民法典》作为样板法。除了统一法和样板法形式之外，还有第三种模式，那就是先制定一部样板法，然后经过若干年的探索，再把它纳入到国际公约之中。但是第二种模式和第三种模式的缺点是不能适用欧盟的法律制度，如果成员国颁布的成文立法，违反了《欧洲民法典》，欧盟委员会就不得根据《欧洲共同体条约》第169条的规定， 提起违法行为确认之诉。当然，和欧盟指令相比，统一法或样板法更具有灵活性，它可以使起草者根据确定的日程去开展工作。笔者倾向于赞成《欧洲民法典》采取样板法或者模范法的形式。
七、结论
近年来，欧洲统一大市场对成员国民法发展的影响日益强劲，欧盟已经有许多指令迫使其成员国协调其国内的合同法与侵权法。其他私法制度将是下一步协调的目标。欧盟实现法律协调的手段很多，包括指令、条约和规章。许多欧洲学者认为，目前所需要的就是制定一部《欧洲民法典》，以推动欧洲民法的协调；而且，目前时机已经成熟。但是，反对意见认为制定这样一部民法典尚为时过早。
关于民法典的几个主要问题范文第2篇
夫妻财产制度是规定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制度。夫妻财产制的主要类型包括：古代的妆奁制，早期资本主义的“统一财产制”，近代的共同财产制，分别财产制，联合财产制。我国夫妻财产制立法经历了较长时期，2001年新《婚姻法》颁布实施。新《婚姻法》较1980年旧《婚姻法》有很大进步性：明确了共同财产范围，构建了夫妻专有财产制度，健全了夫妻约定财产制度。同时新《婚姻法》具有显著的合理性，表现在其完成了以下三个过程的转变：从家庭本位到个人本位，从法定财产制到约定财产制，从静态财产制到动态财产制。新《婚姻法》在某些方面仍存在部分缺陷，主要表现在共同财产规定得很不周延；夫妻财产制度的约定缺乏公示程序的规定；夫妻财产制度缺乏协议变更程序；未规定别居制度等方面。笔者针对上述缺陷，提出了相关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夫妻财产制度 夫妻共同财产制 夫妻专有财产制 夫妻约定财产制
Abstract
Couple property system is made to regulate couple legal system of property relation. The main type of the matrimonial regime concludes the ancient absorption property system， early" unify property system" of capitalism， modern common property system， the separate system of the property and unify system of the property. The matrimonial regime of our country’s legislation has gone through relatively over a long time. The new marriage law is issued and implement in 2001. It makes very great progress in defining common property range， constructing exclusive property systems of couple and perfecting the system of the couple property agreement. And it has remarkable rationality at the same time such as from family standard to personal standard， from legal property system to agreement property system and from dynamic property system to static property system. Also the new marriage law has two defects. Display and stipulate very undistributedly in the common property mainly; The agreement of property systems of couple lacks the regulation of the announcement procedure ; Property systems of couple lack the agreement and alter the procedure ; Have not stipulated that does not occupy such respects as the system ，etc. . The writer accordingly puts forward the legislative suggestion.
Keyword: property system of couple. couple common property system. couple exclusive property system. couple agreement property system.
引言
家庭作为社会组织中最基本的单位，它的内部关系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嬗变过程。家庭制度因此也就成为社会制度基本的组成部分。就家庭制度的构造而言，它在总体上可以分成两部分，家庭人身关系和家庭财产关系。由于进入近代以来，夫妻之间的人身关系已逐渐抛弃了我国传统中陈旧的内容而逐步吸纳世界文明中的先进理念，并最终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模式，因此夫妻之间的人身关系已步入了一种比较稳定的也可以说是比较成熟的阶段。相比之下，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则活跃得多，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财产制度也必然会相应地做出种种变化。
一 夫妻财产制概说
（一）夫妻财产制释义
财产关系是夫妻关系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家庭经济职能的基础性要素。夫妻财产关系包括夫妻的财产所有权，夫妻间的扶养关系和夫妻财产继承权等。其中，夫妻的财产所有权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关系的核心，因其涉及双方各自的，共同的以及第三人的权益而受到各国法律的普遍重视。
夫妻财产制又称婚姻财产制，是规定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制度，内容包括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家庭生活费用的负担；夫妻债务的清偿；婚姻关系终止时夫妻财产的清算和分割等。其核心是夫妻婚前和婚后所得财产的所有权问题，某一个国家采用什么的夫妻财产制，既取决于它本身的社会制度，又受着立法传统，风俗习惯以及其他思想，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1]因此，一个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可能采用殊不相同的财产制度；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也可能存在着夫妻财产制度的明显差异。
（二）世界各国及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类型
1、统一财产制：即在婚姻关系成立后，妻将婚前财产的所有权交夫享有，仅保留返还请求权，在婚姻关系终止时，夫应当将妻之婚前财产或财产折价金额，返还给妻。如《瑞士民法典》第199条规定，在联合财产制中，作茧自缚约定财产制度的一种。我国台湾民法第1042条规定，“夫妻得以契约约定将妻之财产除特有财产外，估计价额转移给其所有权于夫，而取得该估定价格之返还请求权”（该条圩1985年6月3日被删除）。
2、联合财产制：指夫妻双方结婚后，条自所有的财产合并为夫妻财产，由夫管理，夫对妻的财产享受占有权、用益权甚至是处分权，其代偿是夫应负担婚姻生活费；当夫妻关系终止时，妻的原有财产由其本人收回或由其继承人继承。联合财产制在瑞士民法典上也称为夫妻财产合并制。如《瑞士民法典》178条规定，“配偶人相互间，如在夫妻财产契约中未有另行约定或未受特别财产制支配的，财产之支配应依财产依合并制的规定”；第179条规定，“夫妻财产合并制，系指配偶双方在结婚时各自所有的财产以及在婚姻存续期间继承或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的财产，合并为夫妻财产。” [2]
3、分别财产制：指夫妻双方婚前财产及婚后所得财产全部归各自所有，并各自实行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权的夫妻财产制度。这种财产制是建立在夫妻别体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充分肯定了夫妻是各自不同的独立之人，承认了已婚妇女具有独立的人格和财产权利。英美法系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的绝大多数的州、加拿大、大洋洲各国以及一些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都采用分别财产制。美国从19世纪开始进行了改善已婚妇女的运动，绝大多数州通过了《已婚妇女财产法》。该法律规定丈夫和妻子实行分别财产制。
4、共同财产制：指夫妻的全部财产或部分财产依法合并为夫妻共同共有财产，按共同共有原则行使有关权利，承担相关义务，婚姻关系终止时加以分割的夫妻财产制度。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国家有巴西、德国、瑞士、法国等国家。
5、妆奁制：妆奁又称“嫁资”，即妇女因结婚而陪嫁到夫家的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妆奁制是关于奁产的提供、所有、管理、处分、收益及返还的法律制度。装奁制起源古罗马前期，近现代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曾或仍在法律规定中规定这种制度，如法国、德国、意大利、巴西、葡萄牙等。
我国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完善了夫妻的约定财产制，增设了夫妻的个人财产制度。根据《婚姻法》第17、18、19条的规定，我国夫妻财产制从其产生形式来看，有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两种。法定财产制有共同财产制、个人财产制和混合财产制三种。我国婚姻法学界普遍将夫妻财产制分为共同财产制、个人财产制、约定财产制三种。
二 我国现行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评析
（一）现行婚姻法较旧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制度规定的比较与进步
修订后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夫妻财产的三个部分：即夫妻约定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个人财产，弥补了我国原有的婚姻法对夫妻财产界定上的一些漏洞，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新《婚姻法》具有显著的合理性，表现在其完成了以下三个过程的转变：从家庭本位到个人本位，从法定财产制到约定财产制，从静态财产制到动态财产制。具体表现在：
1、夫妻之间可约定财产。新婚姻法新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九条规定了约定财产的相关内容，即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共同所有、部分各自所有等。此项规定充分反映了对民事权利主体意愿的尊重，体现了当事人之意思自治，符合私法自治的基本精神。
修订后的《婚姻法》对夫妻之间可约定财产的规定，反映了以人为本的立法价值取向，符合世界各国民事法律发展之潮流，但对此规定也有些学者不甚赞成，认为“它是无异于对离婚诉讼的一种引诱”. [3]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夫妻关系的建立除了感情基础外，更需要物质作后盾。正是由于有了事先的财产约定，才会为日后可能产生之摩擦提供了剂，更能消弭双方可能产生的不快，增加夫妻关系之间的向心力，又有何不可？再说我们经常说“亲兄弟明算帐”，难道能说是对兄弟反目的一种引诱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2、完善了我国的物权制度，体现了物权法定原则。我国民法中未规定物权的取得时效制度，而婚姻法修订以前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中却规定：“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及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8年，贵重的生活资料经过4年，同样可视为共同财产。”该司法解释其实创造了物权的时效取得制度，实际是典型的法官造法，这种造法并不符合立法法的规定，是对物权法定主义的违背，实有检讨之必要。此次《婚姻法》的修订，对夫妻财产作了明确的规定，即除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外，依法属于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从而解决了我国以前婚姻立法中的这块硬伤。
3、规定夫妻个人财产制度，有利于提高婚姻当事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我国原有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规定过于宽泛，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个体业主、私营企业主大量出现，而他们的财产数额巨大，一旦发生继承或赠与，将其个人财产规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会挫伤他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司法实践中，有人正是利用这种法律规定，通过不正当结婚、离婚等手段来敛富聚财，因此这种扩大夫妻共同财产的做法已证明是行不通的，甚至会引发道德灾难。修订后的《婚姻法》规定了夫妻个人财产制度，即新增加了一条作为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1）一方的婚前财产；（2）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3）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4）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5）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这样就免除了婚姻双方当事人的后顾之忧。由于夫妻财产关系明确，也排除了第三人的交易顾虑，有利于推动整个社会资源的最有效利用。
4、夫妻财产内容进一步充实，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要求。[5]我国原有的夫妻财产制度为婚后所得共同所有制，但这种制度的内容却几乎一片空白。事实上此制度的核心是夫妻财产本身。我们知道财产包括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知识产权等），原来的夫妻财产制度对无形财产未加规定，修订后的《婚姻法》对此作了完善。如第十七条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列为共有财产，增加了“知识产权的收益”。
5、体现了对弱者的保护，更好的反映了私法本质——实质正义。修改后的《婚姻法》体现了对弱者的保护，反映了社会主义新型夫妻关系的要求。比如说第四十条规定了“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还有对妇女儿童有特殊的保护，比如说离婚时贯彻“儿童优先”原则等。
（二）现行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我国现行婚姻法在夫妻财产制度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为解决夫妻财产方面的争议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依据，有助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主义家庭关系。但笔者认为现行婚姻法仍存在许多缺陷，现略述如下：
1、共同财产规定得很不周延.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或第十八条的规定。而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分别规定的是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在此两者并不兼容，更严重的是，第十七条第五款规定：其它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第十八条第五款规定：其它应当归一方所有的财产。两者都是“口袋型”条款，都可以作扩张解释，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理？立法者本意可能是避免不能穷尽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的范围而有意为之，但却留下更大的法律空子，甚至可能引起法律适用混乱。在这方面，日本的婚姻家庭法规定得比我们清楚得多，也爽快得多：“夫妻间归属不明的财产，推定为共有。”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也有类似的规定。
2、夫妻财产契约的签订必须遵守诚信原则，不得有违社会之公序良俗，婚姻法对此有所疏漏。实践中，夫妻之间的一方可能凭借其优势地位，或者诱使、利用对方的无经验，签订不公平之协议；或借财产协议规避债务。法律在这方面应作出规定和限制，而我国法律恰恰缺乏相应的规定。或许立法者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往往是一些社会常理，法律不规定就会产生歧义，比如说关于丈夫是否享有生育权以及配偶权等问题的争论，就是因为法律规定不明或者缺乏规定而产生。[7]
3、夫妻财产制度的约定缺乏公示程序的规定，令该约定缺乏公信力。我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虽然该规定约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但是笔者以为，该约定毫无公信力，根本不足以对抗第三人。由于书面约定，乃是夫妻之间的合意，无公证机关的介入，其约定势必可任意曲解，第三人根本不可能知情。于此，善意第三人利益不应因此受损，根据法律最终之价值取向，将不得不以牺牲该约定的公信力为代价，在与夫妻任何一方发生交易之时，第三人的债权可向夫妻任何一方主张债权。在这方面，许多发达国家法典比我们规定得明确：法国民法典规定夫妻所有财产协议，均应有公证人在场，当事人对此协定均表同意并且必须有公证人在契约上签字，该证书必须指明在举行结婚前交至身份官员，德国法也有类似之规定.笔者认为，这些规定固然会增加财产约定的成本，但考虑到约定可能涉及第三人的利益，我们仍然应当借鉴。[8]
4、与前一问题相关，夫妻财产制度缺乏协议变更程序。由于夫妻财产协议是夫妻双方意思一致达成的结果，是其意思自治的反映，那么，当事人当然有权利对夫妻财产协议进行变更。遗憾的是，我国婚姻法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相比较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婚姻家庭法对夫妻财产的协议变更有明确的规定，如法国民法典规定：夫妻之间对财产契约作任何更改，须具备前述签订财产契约的条件，并且必须以书写在婚姻财产契约的原本之后，才能对抗第三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5、婚姻法未规定别居制度，造成夫妻在关系存续期间难以对财产进行分割。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夫妻的财产分割必须是以婚姻关系破裂为代价，这就掐断了当事人选择的余地。实践中，有的夫妻仅只想进行财产方面的分割，而不想婚姻关系破裂，走向离婚之路的情况也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上，正是没有规定别居制度，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当事人对个人财产行使完整的物权也显得困难重重。
三 如何完善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
完善我国的夫妻财产制，需要对许多方面进行认真而详尽的研究。笔者试从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宗旨、夫妻法定财产制、夫妻约定财产制、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明确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宗旨
保护婚姻和家庭，保障公民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权益，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在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根据宪法的规定明确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宗旨，对重新构建夫妻财产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认为，关于夫妻财产制的立法设计，应当遵循以下三项立法宗旨：
1、夫妻财产制必须紧紧地同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相联系。中国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深刻地影响着夫妻财产制，因此，夫妻财产制的设计如果离开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这种设计是空洞的，对社会现实生活中夫妻财产关系的调整不会产生实际的意义。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公民的物质生活保障还离不开婚姻家庭，而要满足婚姻家庭物质生活的需求，在夫妻财产制的设计方面必须强调法律规范的强制性；另一方面，在当代社会经济关系多元化的情况下，还要尊重当事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意思自治。
2、夫妻财产制的制度设计必须同我国的物权立法相统一。有关夫妻财产制的规定，离不开民法中物权法的基本规则。我国物权法正在起草拟定之中，如果将来公布的物权法与婚姻法规定的夫妻财产制有矛盾的话，将会造成我国民事立法的冲突，妨碍到法制的统一。
3、坚持男女平等原则与婚姻家庭观念现代化的结合。在婚姻家庭领域中，我们一方面必须遵循男女平等原则，另一方面还要适应社会的进步，用现代化的婚姻家庭观念引导人们建立互爱、平等、和睦的婚姻家庭关系。在夫妻财产制方面，我们应当鼓励婚姻家庭成员从事创造性的劳动，否定不劳而获的观念。同时，我们要承认家务劳动在夫妻财产价值构成中的贡献，这是与劳动创造财富的时代精神相配套的一个价值观念。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一个定律，在我们的婚姻立法中也应当体现出来。
(二)完善对共同财产，专有财产的规定
新婚姻法在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了在没有约定情况下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划分；在第四十一条规定了离婚时有关债务的清偿；还在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了过错责任。以上构成了我国的婚姻关系中的法定财产制。与旧的婚姻法相比，新的规定更为具体，例如，第十八条明确列举了归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但原有的一些问题在新的法律中并没有得到解决，有的甚至变得更加复杂。
1、分居期间的财产归属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这是我国婚姻法的一项原则。依照这一原则，因为分居期间夫妻关系依旧存在，其间所得的财产理应为夫妻共同财产。（这是多数学者的观点，司法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在新婚姻法中，法定财产制的这一原则并没有改变，但在有关离婚的规定中，明确的增加了一条“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这样一来，我们是否可以做如下理解：婚姻法将分居作为婚姻关系解除的“预备期”，是婚姻关系存续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对于这个阶段一方取得的财产也应该特殊处理。这就使有关分居期间财产归属的问题更为复杂。
笔者认为，婚姻关系应该允许存在特殊阶段，特殊阶段的财产问题应该特殊处理。夫妻财产关系的基础是夫妻身分关系。婚姻法确定法定财产制度本质上是在双方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推定双方基于夫妻的身分关系愿意对财产进行共同的管理、使用、收益、处分，并愿意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在分居、离婚诉讼进行等特殊时期，夫妻双方的身份关系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在这种时期内仍然按照一般的原则推定双方默认财产权的混同，明显违背了财产取得方的真正意愿，是不合适的。[9]如果我们承认婚姻关系存在特殊阶段，那么我们同样应该承认，在特殊阶段，夫妻之间的某些权利义务是中止的，这其中包括部分的身份权和部分的财产权。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立法可以借鉴国外法有关“分居制度”的规定。法国民法典就规定：“分居效力及于夫妻财产，因分居当然成为分别财产，夫丧失妻的财产管理权。”实行分居制度意味着夫妻一旦分居，夫妻财产即采用分别财产制。即在分居的期间，夫妻各自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
2、无形财产的问题
无形财产是指以权利形式存在的财产利益，主要是知识产权。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无形财产进入家庭，在家庭财产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有关无形财产的争议也越来越多。新婚姻法在第十七条（三）中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知识产权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这主要解决的是知识产权有关财产权部分的问题。而知识产权中的人身权部分，因其基于智力成果创造人的特定身份，与智力成果创造人人身不可分离，争议也不大。目前，主要问题集中在“知识产权还未曾实现的经济利益”，即所谓的财产期待权。知识产权实现其经济利益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并且利益能否实现还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风险。一项专利，一个商标，一本书稿，一幅画，将来可能价值巨大，也可能一文不值。 创造者或许愿意实现知识产权的经济利益，但也有可能他根本就不想让自己的研究成果进入流通领域。这样，无形财产是否有期待利益，这种期待利益到底有多大，就缺少衡量的标准。正常情况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知识产权的取得，离不开另一方的支持，进行研究的投入往往包含了大量的夫妻共同财产。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项知识产权的取得是夫妻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如果仅仅规定既得知识产权收益为夫妻共同财产，而对期待利益没有一个明确合理的说法，对当事人中的一方是不公平的。[10]在这个问题上，各国婚姻法都给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由于无形财产的特殊性，我国在修改婚姻法的过程中也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在今后的司法解释中应该会有相关规定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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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关“过错责任”
新婚姻法中增加了关于“过错责任”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1) 重婚的；(2)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 实施家庭暴力的；(4) 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这是我国婚姻法的一大突破，旨在惩罚婚姻关系中的过错方，保护弱者的合法利益。出发点是好的，但还在可操作性上存在一定缺陷，下面介绍两宗具有代表性的离婚诉讼案件，一宗是刘某诉王某离婚诉讼案，该案中，王某长期对刘某实施家庭暴力，给刘某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王某在请求损害赔偿时要求了精神损害赔偿，而法院认为对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范围是否包括精神损害赔偿新婚姻法尚无明确规定；另一宗是佟某诉曲某离婚诉讼案，佟某追加了明知曲某已结婚而与其重婚的方某为共同侵权人，要求其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此案涉及第三者是否能作为共同侵权人等比较尖锐的问题。（上述两则案例引自于《婚姻家庭继承法案例——百姓法律通丛书》.）毕竟，“过错责任”的规定是我们的一次尝试，有关这一规定的利弊还要由实践来检验，这项制度也还是需要不断完善的。
4、有关期待利益问题
辽宁省大连市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案件：2002年2月，于某（女，带有一子）与杨某（男）登记结婚，结婚三个月后，于某经杨某同意使用杨某婚前个人财产15万元购买了一投资性保险，受益人为其子，该保险协议约定，15年后，投保人可全额取回15万元保险金，另外保险公司每年向受益人支付1万元，该保险协议为不可撤销协议。结婚一年后，于某向法院起诉离婚，于某与杨某在分配上述财产时发生争议。法院在处理该案时，认为无明确法律依据可以遵循。（该案例为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曾被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翟云岭教授多次引用。）该案争议财产分为15年后可以取回的保险费用15万元以及因此产生的保险收益每年一万元两部分，都属于期待财产利益，应如何处理，修改的婚姻法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在今后的司法解释中应有相关规定予以明确。
（三）其它相关立法建议
由于《婚姻法》刚修改不久，再行对其修改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但却可通过与之不相冲突的婚姻法实施细则或在以后民法典亲属篇的制订中加以完善，就夫妻财产制度方面，具体说来可以作以下几方面的完善：
1、法律中明确规定：夫妻财产约定不明或未加约定的，推定为共同共有。这样规定可以明确夫妻双方新增的但尚未约定权利归属财产的权利归属，有利于减少双方因此发生的争议。
2、夫妻财产协议应遵守诚信原则、公平原则、合法原则、不违背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即使是制订民法典，仍然应当对夫妻财产协议应遵行上述原则作出特别规定，因为夫妻财产协议制度属于民法中的一项特殊制度，无论从立法习惯还是守法意识方面讲，这种规定都是必要的。
3、规范夫妻财产协议，规定登记公示程序，未经公示程序不得对抗第三人。这样规定可以避免夫妻通过财产协议制度来逃避债务，甚至可以避免当事人利用现行《婚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规避对第三人所负债务。对于夫妻财产协议的公示程序，可借鉴法国民法典的一些做法。
4、建议增加财产协议变更程序，规定夫妻双方对财产协议变更重新达成一致时，可以按法定的程序进行变更。但同时，为了确保协议的公信力，应当对夫妻财产协议的变更次数和条件作出必要限制，这也是对夫妻的财产协议变更冲动和轻率作出的必要规制。至于限制的方法，笔者认为不能简单的规定变更的次数，而应当将变更条件和次数综合考虑，针对夫妻制度的总体特点作出必要限制。
5、增设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分割制度，既为更好地体现民事权利主体之意愿，也为挽救更多的婚姻。
6、法律应明确规定：破坏他人婚姻（即通常所称的“第三者”），情节严重的，无过错方可以将其列为共同侵权人，要求赔偿。这样既可以加大对破坏他人家庭幸福不以为然者的约束力度，也可以适当减轻无过错方的精神痛苦。笔者认为，在离婚损害赔偿中，第三者可以被列为赔偿请求的对象。如果第三者明知婚姻一方有配偶，仍故意或放任自己的感情，与婚姻一方同居、结婚，以至婚姻方离婚，那么，第三者就具备了所有离婚赔偿的条件，应该对婚姻的另一方作出赔偿。但在离婚损害赔偿中，配偶一方的故意往往是明显的，应该注意的是第三者的主观故意和过失，若第三者不知道婚姻一方已有婚姻事实，她（他）自己本身也处于蒙蔽、受害地位，那么就不存在主观上的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独立见解：
由于夫妻财产协议是夫妻双方意思一致达成的结果，是其意思自治的反映，那么，当事人当然有权利对夫妻财产协议进行变更。遗憾的是，我国婚姻法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因此建议增加财产协议变更程序，规定夫妻双方对财产协议变更重新达成一致时，可以按法定的程序进行变更。但同时，为了确保协议的公信力，应当对夫妻财产协议的变更次数和条件作出必要限制，这也是对夫妻的财产协议变更冲动和轻率作出的必要规制。
法律应明确规定：破坏他人婚姻（即通常所称的“第三者”），情节严重的，无过错方可以将其列为共同侵权人，要求赔偿。这样既可以加大对破坏他人家庭幸福不以为然者的约束力度和惩戒力度，也可以适当减轻无过错方的精神痛苦。
结 语
新婚姻法对我国夫妻财产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完善，原有的规定变得更加具体，同时还做出了很多新的规定，这些新规定对社会上普遍争论的焦点问题做出了较为明确合理的回答，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不可否认，新的婚姻法依旧存在规定过于抽象、宽泛的老问题，想用几条规定就涵盖夫妻财产制度的所有方面是不现实的。我们在立法时经常有意的回避某些尖锐矛盾，把一些难度较大的规定留给司法机关去解释，这或许才是更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致谢
在撰写这篇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了法学院老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各位老师在百忙之中不辞辛劳，多次为论文的修改提出宝贵意见。各位老师学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堪称为学之楷模；其人格之高洁、待人之宽厚，更可谓为人之典范。老师的言传身教，使我感悟甚多。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致，心向往之。
感谢老师您的精心培养和耐心指导。
参 考 文 献
[1]马忆南.婚姻法修改中几个争议问题的探讨[J]中国法学2001（1）
[2] 李明舜《民法典的制定与结婚、夫妻法律制度的完善》，《民商法学》2003年第1期。
[3]陶毅.新编婚姻家庭继承家庭法[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7
[4]龙陈.试论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法学论坛[M]2004.7
[5]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第710页。
[6]蒋月.夫妻财产制分民事交晚安全若干问题[J] 法学2002
[7]王利明.婚姻法修改中的若干问题[J]法学2001.5
[8]金天星. 中国当代婚姻法学[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145
[9]赵江红.论我国夫妻财产制的创制[J]当代法学 2001.10
关于民法典的几个主要问题范文第3篇
关键词：监护；监护人；监督
一、我国监护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对我国现行的监护制度进行分析，我国现行监护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我国对被监护人范围规定不够完善
根据《民法通则》，我国给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包括痴呆症）设立监护人。我国将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做了个限定即只能是精神病人（包括痴呆症）才可以设立监护人。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水平逐渐先进，我国植物人的数量日益上升，虽然在执行中我们也会为植物人设立监护人，但就一部法律而言，要符合最底道德标准、严谨、合理、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由此，我国法律中关于监护的规定不够严谨，会将植物人等新出现的人群排除在外是不合理的。
2、监护种类的规定不合理
我国《民法通则》中将监护分为3种：法定监护、指定监护、委托监护，并且在法律中将监护人的范围、顺序都做了强制性规定。但是，纵贯各国有关监护种类的改革趋势都十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同程度的都承认遗嘱监护、任意监护的效力。遗嘱监护是被监护人的父母可以用遗嘱为被监护人指定监护人，这种指定优于法定监护的效力，如指定不一的以后一个的遗嘱中指定的为主。任意监护即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为了以防日后自己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提前用合同的方式为自己指定监护人，指定的效力同时也大于法定监护的效力。俗话说得好"虎毒不食子"任何一个父母都会为自己的子女做打算，并且任何人肯定会为自己考虑，最有可能选出适合照顾子女、照顾自己的监护人。
3、对监护人资格的规定不够完善
我国关于监护人的资格的规定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11条仅仅是要求监护人有民事行为能力、在法定监护人的范围以及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条件这几个方面，并未考虑到监护人的品行与被监护人有无其他利害关系等因素，未规定缺格事由，这样的规定难以确保监护人适当的履行职责以及预防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对不尽监护责任、遗弃虐待被监护人、本身品行不当等仅仅从刑法加以制止并且归为不告不理的范畴这并不能有力的保护被监护人利益。因此，我国对监护人的资格的规定过于笼统，不利于保护被监护人的权益。
4、对监护人的范围规定的不够合理
规定监护人的范围是为了更好、更有力、更有效的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利益，因此各国对此都有规定，纵观我国《民法通则》关于监护人的范围有父母；配偶；成年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其他亲属和朋友；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本人认为将单位与居委会、村委会作为监护人会出现监护空白的情况，我认为这样的规定是不合理的。
5、未规定监护监督机关
设立监护监督制度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更好地保障被监护人的利益。然而，当一个制度有主体、权利、义务、责任的规定，但是却没有监督机关那会是个什么局面？大多数国家（地区）在监护中都将监督予以规定，并且，现阶段公权力介入属于传统私法领域的监护事务业已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的一种趋势，但是，综观我国有关监护制度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我们从中不但找不到任何机关作为监督机关，同时根据我国关于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民事诉讼是采取不告不理的原则，并且我国监护制度中明文规定监护人的职权之一即代被监护人进行诉讼，这些规定就会使我国出现被监护人的权益受到侵犯时，却得不到比较好的救助也就不能有力的保护被监护人。
6、对由父母监护和其他人监护中的监护人的权利义务不做区分
权利义务的规定就是为了明确主体的职权、职责以便于主体依法做出合理合法的民事行为。我国现阶段，未成年人、精神病由父母监护和由其他非父母监护的监护人的权利和义务并没有区别，对于未成年人、成年精神病人除父母以外的其他监护人而言，由于他们的亲情、血亲、道德责任感等较被监护人的父母而言可谓是相差甚远，并且横观我国现在关于这种监护类型的监护情况而言，现状并不能让人乐观，我国依然将未成年人、成年精神病人除父母以外的其他监护人的权利义务做概括性、原则性的规定就会对被监护人极为不利，而且对于这种情况的监护人的权利不加以限制就会造成权利的滥用以及不履行义务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不仅不利于被监护人的利益而且会造成制度的不严谨导致法律有空可钻的局面。所以，我国对由父母监护和其他人监护中的监护人的权利义务不做区分有其不合理的一面。
7、监护人的权利义务规定过于概括
规定权利义务就是为了明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范围，以免当事人滥用权利。故各国都明确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如报酬请求权、辞任权或拒任权但是我国《民法通则》中仅仅规定监护人应负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的责任，不履行职责造成损害时应赔偿等原则性规定，我认为这样的规定会造成不利于执行的状况，并且，我认为监护人有报酬请求权和辞任权或拒任权是合理的，因为由于监护是一个非常繁杂的工作，监护人为履行监护而付出了十分艰辛的劳动，并且承担由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根据民法中的公平、合理原则我们应给予监护人报酬请求权，再根据我国有关监护的立法，被监护人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失的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但未规定监护人是否有报酬请求权，这样会造成监护关系中权利义务失衡，不利于调动监护人履行职责的积极性。
二、主要思考与建议
为适应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鉴于国际上的这些发展趋势，本人认为，有必要对我国现行监护制度做一些调整和修改。
摘 要：本文从涉及我国监护制度的几个案例出发，分析了我国目前有关监护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缺陷。从设立监护制度的目的和建立和谐社会的角度，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以及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结合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在相关立法方面的发展趋势，去其糟泊取其精华，对如何完善我国监护制度提出了一些粗浅看法。
关键词：监护；监护人；监督
一、我国监护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对我国现行的监护制度进行分析，我国现行监护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我国对被监护人范围规定不够完善
根据《民法通则》，我国给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包括痴呆症）设立监护人。我国将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做了个限定即只能是精神病人（包括痴呆症）才可以设立监护人。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水平逐渐先进，我国植物人的数量日益上升，虽然在执行中我们也会为植物人设立监护人，但就一部法律而言，要符合最底道德标准、严谨、合理、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由此，我国法律中关于监护的规定不够严谨，会将植物人等新出现的人群排除在外是不合理的。
2、监护种类的规定不合理
我国《民法通则》中将监护分为3种：法定监护、指定监护、委托监护，并且在法律中将监护人的范围、顺序都做了强制性规定。但是，纵贯各国有关监护种类的改革趋势都十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同程度的都承认遗嘱监护、任意监护的效力。遗嘱监护是被监护人的父母可以用遗嘱为被监护人指定监护人，这种指定优于法定监护的效力，如指定不一的以后一个的遗嘱中指定的为主。任意监护即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为了以防日后自己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提前用合同的方式为自己指定监护人，指定的效力同时也大于法定监护的效力。俗话说得好"虎毒不食子"任何一个父母都会为自己的子女做打算，并且任何人肯定会为自己考虑，最有可能选出适合照顾子女、照顾自己的监护人。
3、对监护人资格的规定不够完善
我国关于监护人的资格的规定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11条仅仅是要求监护人有民事行为能力、在法定监护人的范围以及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条件这几个方面，并未考虑到监护人的品行与被监护人有无其他利害关系等因素，未规定缺格事由，这样的规定难以确保监护人适当的履行职责以及预防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对不尽监护责任、遗弃虐待被监护人、本身品行不当等仅仅从刑法加以制止并且归为不告不理的范畴这并不能有力的保护被监护人利益。因此，我国对监护人的资格的规定过于笼统，不利于保护被监护人的权益。
4、对监护人的范围规定的不够合理
规定监护人的范围是为了更好、更有力、更有效的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利益，因此各国对此都有规定，纵观我国《民法通则》关于监护人的范围有父母；配偶；成年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其他亲属和朋友；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本人认为将单位与居委会、村委会作为监护人会出现监护空白的情况，我认为这样的规定是不合理的。
5、未规定监护监督机关
设立监护监督制度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更好地保障被监护人的利益。然而，当一个制度有主体、权利、义务、责任的规定，但是却没有监督机关那会是个什么局面？大多数国家（地区）在监护中都将监督予以规定，并且，现阶段公权力介入属于传统私法领域的监护事务业已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的一种趋势，但是，综观我国有关监护制度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我们从中不但找不到任何机关作为监督机关，同时根据我国关于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民事诉讼是采取不告不理的原则，并且我国监护制度中明文规定监护人的职权之一即代被监护人进行诉讼，这些规定就会使我国出现被监护人的权益受到侵犯时，却得不到比较好的救助也就不能有力的保护被监护人。
6、对由父母监护和其他人监护中的监护人的权利义务不做区分
权利义务的规定就是为了明确主体的职权、职责以便于主体依法做出合理合法的民事行为。我国现阶段，未成年人、精神病由父母监护和由其他非父母监护的监护人的权利和义务并没有区别，对于未成年人、成年精神病人除父母以外的其他监护人而言，由于他们的亲情、血亲、道德责任感等较被监护人的父母而言可谓是相差甚远，并且横观我国现在关于这种监护类型的监护情况而言，现状并不能让人乐观，我国依然将未成年人、成年精神病人除父母以外的其他监护人的权利义务做概括性、原则性的规定就会对被监护人极为不利，而且对于这种情况的监护人的权利不加以限制就会造成权利的滥用以及不履行义务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不仅不利于被监护人的利益而且会造成制度的不严谨导致法律有空可钻的局面。所以，我国对由父母监护和其他人监护中的监护人的权利义务不做区分有其不合理的一面。
7、监护人的权利义务规定过于概括
规定权利义务就是为了明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范围，以免当事人滥用权利。故各国都明确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如报酬请求权、辞任权或拒任权但是我国《民法通则》中仅仅规定监护人应负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的责任，不履行职责造成损害时应赔偿等原则性规定，我认为这样的规定会造成不利于执行的状况，并且，我认为监护人有报酬请求权和辞任权或拒任权是合理的，因为由于监护是一个非常繁杂的工作，监护人为履行监护而付出了十分艰辛的劳动，并且承担由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根据民法中的公平、合理原则我们应给予监护人报酬请求权，再根据我国有关监护的立法，被监护人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失的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但未规定监护人是否有报酬请求权，这样会造成监护关系中权利义务失衡，不利于调动监护人履行职责的积极性。
二、主要思考与建议
为适应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鉴于国际上的这些发展趋势，本人认为，有必要对我国现行监护制度做一些调整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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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确监护所调整的范围
针对案例5，我们可以在我国民法通则中，明确规定：监护是指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设立监护人，监护人的职责是保护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并对其行为进行限制监督。将法条中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中的精神病人删去。
2、对由父母监护和其他人充当监护人的权利义务做不同的规定
对于由父母监护的情况而言，法律中可以仅仅规定原则性的权利和义务，法律可不多加干预。但是对于由其他人进行监护时就要明确的规定其权利、义务，如规定只有为当事人利益才可以处理其财产的权利，合理精心照顾被监护人身心健康，随时或定期接受监督机关的调查，及时向监督交纳财产管理清单等义务。
3、合理调整监护人范围，建立以亲属监护为主社会监护为辅的监护制度
为了防止出现无人监护的情况我们可以废除被监护人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充当法定监护人的规定。并且，将社会福利机关引入被监护人的范围。也就是说，只要被监护人有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成年子女、配偶、孙子女、外孙子女、近亲属的以他们优先监护，但没有这些监护人或监护人达不到监护资格的或做出监护不利的行为而被撤消监护资格或被遗嘱监护取消监护资格的就由福利机关来担任监护人，这样就可以改善我国现阶段很多被监护人无人监护的情况，从而可以更好的保障被监护人的权益，并且规定福利机关由国家拨经费来维持，为了更有利的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法律可以对福利机关的工作人员的资格做严格的规定，如，规定要从事福利机关的人员时要有从业资格，有较好的信誉、名誉、品德等。
4、明确监护人的资格，具体界定"有监护能力"的范围
增加监护人的不得担当监护职责的情况即增加监护人缺格规定，如不具有行为能力的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法院免职的法定人、对被监护人提讼或曾提讼的人及其配偶和直系血亲、已为其选任照管人的人、因被监护人的父母的指示而被排除监护的人、道德败坏的人、与被监护人有利害冲突的或与其为敌的人、与监护监督机关关系的官员、患有严重疾病、年事已高、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人以及出国、参军等不能承担监护职责的人以及有显著劣迹对被监护人不利的如对被监护人有虐待、遗弃、不履行监护职权、赌博、吸毒、其他犯罪行为、酗酒的人不能担任监护人。最后，在指定监护人时，应考虑监护人的品行、名誉、道德、精神、健康、财产情况、以及被监护人的亲疏关系。
5、合理增加监护种类
第一、增加遗嘱监护，被监护人的父母可以用遗嘱指定监护人，父母指定不一致时，以后死一方指定的人为准，遗嘱指定的监护人较法定监护人优先。
第二、承认任意监护的效力。所谓任意监护，指被监护人在具备完全判断能力的情形下，预先确定某人作为自己在欠缺判断能力时的监护人。承认任意监护的效力，正是"尊重被监护人自主决定权"的体现，也充分体现了民法对私法的尊重与保护。
6、建立监护监督机制
为了防止监护不利的而无人保护被监护人的权益而至使被监护人的权益被侵犯的情形发生我们应设立监督机关来保障被监护人的权益，设立人民法院为专门的监督机构，专门履行监督职责，规定监督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监督监护人善意精心地履行监护义务，定期或随时检查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财产投资、管理情况以及财产清单，定期监督被监护人的生活、教育、医疗、抚育情况，监督检查监护人解除监护职务时的清单，当监护人危害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权益的行为以及监护人的选任和出现缺格事由时撤换监护人。规定监护人的报酬、提成标准。认定遗嘱监护、意定监护的效力以及受理监护诉讼、听取监护人的述职、监督监护人是否履行或认真履行监护职责、监督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人身控制是否已超过必要限度、是否侵犯被监护人财产权利、是否虐待被监护人、在未成年人具有或精神病人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并终止登记。
参考文献：
[1]陈卫佐,译.德国民法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刘心稳.中国民法学研究述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3]龙卫球.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4]王书江,译.日本民法典[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魏清沂（1966-），男，甘肃皋兰人，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法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明确监护所调整的范围
针对案例5，我们可以在我国民法通则中，明确规定：监护是指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设立监护人，监护人的职责是保护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并对其行为进行限制监督。将法条中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中的精神病人删去。
2、对由父母监护和其他人充当监护人的权利义务做不同的规定
对于由父母监护的情况而言，法律中可以仅仅规定原则性的权利和义务，法律可不多加干预。但是对于由其他人进行监护时就要明确的规定其权利、义务，如规定只有为当事人利益才可以处理其财产的权利，合理精心照顾被监护人身心健康，随时或定期接受监督机关的调查，及时向监督交纳财产管理清单等义务。
3、合理调整监护人范围，建立以亲属监护为主社会监护为辅的监护制度
为了防止出现无人监护的情况我们可以废除被监护人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充当法定监护人的规定。并且，将社会福利机关引入被监护人的范围。也就是说，只要被监护人有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成年子女、配偶、孙子女、外孙子女、近亲属的以他们优先监护，但没有这些监护人或监护人达不到监护资格的或做出监护不利的行为而被撤消监护资格或被遗嘱监护取消监护资格的就由福利机关来担任监护人，这样就可以改善我国现阶段很多被监护人无人监护的情况，从而可以更好的保障被监护人的权益，并且规定福利机关由国家拨经费来维持，为了更有利的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法律可以对福利机关的工作人员的资格做严格的规定，如，规定要从事福利机关的人员时要有从业资格，有较好的信誉、名誉、品德等。
4、明确监护人的资格，具体界定"有监护能力"的范围
增加监护人的不得担当监护职责的情况即增加监护人缺格规定，如不具有行为能力的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法院免职的法定人、对被监护人提讼或曾提讼的人及其配偶和直系血亲、已为其选任照管人的人、因被监护人的父母的指示而被排除监护的人、道德败坏的人、与被监护人有利害冲突的或与其为敌的人、与监护监督机关关系的官员、患有严重疾病、年事已高、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人以及出国、参军等不能承担监护职责的人以及有显著劣迹对被监护人不利的如对被监护人有虐待、遗弃、不履行监护职权、赌博、吸毒、其他犯罪行为、酗酒的人不能担任监护人。最后，在指定监护人时，应考虑监护人的品行、名誉、道德、精神、健康、财产情况、以及被监护人的亲疏关系。
5、合理增加监护种类
第一、增加遗嘱监护，被监护人的父母可以用遗嘱指定监护人，父母指定不一致时，以后死一方指定的人为准，遗嘱指定的监护人较法定监护人优先。
第二、承认任意监护的效力。所谓任意监护，指被监护人在具备完全判断能力的情形下，预先确定某人作为自己在欠缺判断能力时的监护人。承认任意监护的效力，正是"尊重被监护人自主决定权"的体现，也充分体现了民法对私法的尊重与保护。
6、建立监护监督机制
为了防止监护不利的而无人保护被监护人的权益而至使被监护人的权益被侵犯的情形发生我们应设立监督机关来保障被监护人的权益，设立人民法院为专门的监督机构，专门履行监督职责，规定监督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监督监护人善意精心地履行监护义务，定期或随时检查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财产投资、管理情况以及财产清单，定期监督被监护人的生活、教育、医疗、抚育情况，监督检查监护人解除监护职务时的清单，当监护人危害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权益的行为以及监护人的选任和出现缺格事由时撤换监护人。规定监护人的报酬、提成标准。认定遗嘱监护、意定监护的效力以及受理监护诉讼、听取监护人的述职、监督监护人是否履行或认真履行监护职责、监督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人身控制是否已超过必要限度、是否侵犯被监护人财产权利、是否虐待被监护人、在未成年人具有或精神病人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并终止登记。
参考文献：
[1]陈卫佐,译.德国民法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刘心稳.中国民法学研究述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3]龙卫球.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4]王书江,译.日本民法典[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魏清沂（1966-），男，甘肃皋兰人，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法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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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确监护所调整的范围
针对案例5，我们可以在我国民法通则中，明确规定：监护是指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设立监护人，监护人的职责是保护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并对其行为进行限制监督。将法条中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中的精神病人删去。
2、对由父母监护和其他人充当监护人的权利义务做不同的规定
对于由父母监护的情况而言，法律中可以仅仅规定原则性的权利和义务，法律可不多加干预。但是对于由其他人进行监护时就要明确的规定其权利、义务，如规定只有为当事人利益才可以处理其财产的权利，合理精心照顾被监护人身心健康，随时或定期接受监督机关的调查，及时向监督交纳财产管理清单等义务。
3、合理调整监护人范围，建立以亲属监护为主社会监护为辅的监护制度
为了防止出现无人监护的情况我们可以废除被监护人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充当法定监护人的规定。并且，将社会福利机关引入被监护人的范围。也就是说，只要被监护人有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成年子女、配偶、孙子女、外孙子女、近亲属的以他们优先监护，但没有这些监护人或监护人达不到监护资格的或做出监护不利的行为而被撤消监护资格或被遗嘱监护取消监护资格的就由福利机关来担任监护人，这样就可以改善我国现阶段很多被监护人无人监护的情况，从而可以更好的保障被监护人的权益，并且规定福利机关由国家拨经费来维持，为了更有利的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法律可以对福利机关的工作人员的资格做严格的规定，如，规定要从事福利机关的人员时要有从业资格，有较好的信誉、名誉、品德等。
4、明确监护人的资格，具体界定"有监护能力"的范围
增加监护人的不得担当监护职责的情况即增加监护人缺格规定，如不具有行为能力的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法院免职的法定人、对被监护人提讼或曾提讼的人及其配偶和直系血亲、已为其选任照管人的人、因被监护人的父母的指示而被排除监护的人、道德败坏的人、与被监护人有利害冲突的或与其为敌的人、与监护监督机关关系的官员、患有严重疾病、年事已高、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人以及出国、参军等不能承担监护职责的人以及有显著劣迹对被监护人不利的如对被监护人有虐待、遗弃、不履行监护职权、赌博、吸毒、其他犯罪行为、酗酒的人不能担任监护人。最后，在指定监护人时，应考虑监护人的品行、名誉、道德、精神、健康、财产情况、以及被监护人的亲疏关系。
5、合理增加监护种类
第一、增加遗嘱监护，被监护人的父母可以用遗嘱指定监护人，父母指定不一致时，以后死一方指定的人为准，遗嘱指定的监护人较法定监护人优先。
第二、承认任意监护的效力。所谓任意监护，指被监护人在具备完全判断能力的情形下，预先确定某人作为自己在欠缺判断能力时的监护人。承认任意监护的效力，正是"尊重被监护人自主决定权"的体现，也充分体现了民法对私法的尊重与保护。
6、建立监护监督机制
为了防止监护不利的而无人保护被监护人的权益而至使被监护人的权益被侵犯的情形发生我们应设立监督机关来保障被监护人的权益，设立人民法院为专门的监督机构，专门履行监督职责，规定监督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监督监护人善意精心地履行监护义务，定期或随时检查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财产投资、管理情况以及财产清单，定期监督被监护人的生活、教育、医疗、抚育情况，监督检查监护人解除监护职务时的清单，当监护人危害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权益的行为以及监护人的选任和出现缺格事由时撤换监护人。规定监护人的报酬、提成标准。认定遗嘱监护、意定监护的效力以及受理监护诉讼、听取监护人的述职、监督监护人是否履行或认真履行监护职责、监督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人身控制是否已超过必要限度、是否侵犯被监护人财产权利、是否虐待被监护人、在未成年人具有或精神病人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并终止登记。
参考文献：
[1]陈卫佐,译.德国民法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刘心稳.中国民法学研究述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3]龙卫球.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4]王书江,译.日本民法典[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魏清沂（1966-），男，甘肃皋兰人，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法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明确监护所调整的范围
针对案例5，我们可以在我国民法通则中，明确规定：监护是指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设立监护人，监护人的职责是保护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并对其行为进行限制监督。将法条中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中的精神病人删去。
2、对由父母监护和其他人充当监护人的权利义务做不同的规定
对于由父母监护的情况而言，法律中可以仅仅规定原则性的权利和义务，法律可不多加干预。但是对于由其他人进行监护时就要明确的规定其权利、义务，如规定只有为当事人利益才可以处理其财产的权利，合理精心照顾被监护人身心健康，随时或定期接受监督机关的调查，及时向监督交纳财产管理清单等义务。
3、合理调整监护人范围，建立以亲属监护为主社会监护为辅的监护制度
为了防止出现无人监护的情况我们可以废除被监护人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充当法定监护人的规定。并且，将社会福利机关引入被监护人的范围。也就是说，只要被监护人有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成年子女、配偶、孙子女、外孙子女、近亲属的以他们优先监护，但没有这些监护人或监护人达不到监护资格的或做出监护不利的行为而被撤消监护资格或被遗嘱监护取消监护资格的就由福利机关来担任监护人，这样就可以改善我国现阶段很多被监护人无人监护的情况，从而可以更好的保障被监护人的权益，并且规定福利机关由国家拨经费来维持，为了更有利的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法律可以对福利机关的工作人员的资格做严格的规定，如，规定要从事福利机关的人员时要有从业资格，有较好的信誉、名誉、品德等。
4、明确监护人的资格，具体界定"有监护能力"的范围
增加监护人的不得担当监护职责的情况即增加监护人缺格规定，如不具有行为能力的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法院免职的法定人、对被监护人提讼或曾提讼的人及其配偶和直系血亲、已为其选任照管人的人、因被监护人的父母的指示而被排除监护的人、道德败坏的人、与被监护人有利害冲突的或与其为敌的人、与监护监督机关关系的官员、患有严重疾病、年事已高、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人以及出国、参军等不能承担监护职责的人以及有显著劣迹对被监护人不利的如对被监护人有虐待、遗弃、不履行监护职权、赌博、吸毒、其他犯罪行为、酗酒的人不能担任监护人。最后，在指定监护人时，应考虑监护人的品行、名誉、道德、精神、健康、财产情况、以及被监护人的亲疏关系。
5、合理增加监护种类
第一、增加遗嘱监护，被监护人的父母可以用遗嘱指定监护人，父母指定不一致时，以后死一方指定的人为准，遗嘱指定的监护人较法定监护人优先。
第二、承认任意监护的效力。所谓任意监护，指被监护人在具备完全判断能力的情形下，预先确定某人作为自己在欠缺判断能力时的监护人。承认任意监护的效力，正是"尊重被监护人自主决定权"的体现，也充分体现了民法对私法的尊重与保护。
6、建立监护监督机制
为了防止监护不利的而无人保护被监护人的权益而至使被监护人的权益被侵犯的情形发生我们应设立监督机关来保障被监护人的权益，设立人民法院为专门的监督机构，专门履行监督职责，规定监督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监督监护人善意精心地履行监护义务，定期或随时检查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财产投资、管理情况以及财产清单，定期监督被监护人的生活、教育、医疗、抚育情况，监督检查监护人解除监护职务时的清单，当监护人危害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权益的行为以及监护人的选任和出现缺格事由时撤换监护人。规定监护人的报酬、提成标准。认定遗嘱监护、意定监护的效力以及受理监护诉讼、听取监护人的述职、监督监护人是否履行或认真履行监护职责、监督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人身控制是否已超过必要限度、是否侵犯被监护人财产权利、是否虐待被监护人、在未成年人具有或精神病人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并终止登记。
参考文献：
[1]陈卫佐,译.德国民法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刘心稳.中国民法学研究述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3]龙卫球.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4]王书江,译.日本民法典[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关于民法典的几个主要问题范文第4篇
一、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沟通是完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的客观要求
环境污染侵权是伴随着工业化及其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不仅直接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且往往会以受到污染或破坏的环境为媒介，造成对他人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的侵害。因此，在世界不同法律文化背景之中，有关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在民法、民法学以及环境法、环境法学中，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同时，在国际法和比较法领域，它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各方面的关注［1］73。
一般而言，应对现代社会环境污染侵权问题的法律，实际上是以民法中的人身权、财产权的民事法律保护和民事法律救济为起点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形成和发展也主要是从民法中的侵权法理论和实践中脱胎而来。具体而言，英美法系国家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法主要是从普通法中的妨害行为法演变而成，大陆法系国家的环境侵权法主要是在干扰侵害法的基础上发展而形成，日本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法则是起源于公害的无过失责任法［2］1。通常所指的民法是指近代民法，是适用于全体人的法、一个无等级社会的法［3］15。民法中，人的形象根植于启蒙时代，是尽可能地自由且平等、既理性又利己的抽象的人，是“兼容市民及商人的感受力的经济人”(古斯塔夫语)［4］。这决定了民法的价值判断必然以个人为中心，以权利为本位。近代民法建立在私法自治的基础上，其伦理基础即人的相互尊重，旨在保障每个人的存在及尊严。借助于康德的道德训诫来表述，民法的目的是:“人之为人，其自身系属目的，不得仅99以目的使用之。”［5］35民法属于私法的范畴，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以个人为法律的本位，以意思自治为基本原理。由于民法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法律基石，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民法是与社会生活最为贴近的法律部门，并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解决平等主体之间因环境污染而产生的侵权冲突和纠纷的基本法律手段。换言之，因环境污染而造成的个人乃至群体的人身权、财产权的侵害，是民法对于环境问题作出回应的直接原因。环境问题既向传统民法、民法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也为民法、民法学的创新与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6］251。民法需要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生活，反映环境保护这一社会实践的客观要求，并在发展中变革传统民法的理论和实践。
与此同时，当代环境危机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各个方位的日益凸显，使得传统的民法理论和实践在解决因市场失灵而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由于民法的私法法律视阈的局限性，以及其采用的私法手段解决环境污染侵权问题的事后补救、司法消极干预、诉讼效力限制等方面的限制，使得单纯地运用民法手段难以充分适应环境保护社会实践的现实需要。由此，以专门调整环境保护社会关系和解决环境问题为己任的环境法应运而生。在这个新兴的环境法律部门中，包含着以公法管制为特征的大量预防和控制环境污染的法律理念和制度。尽管如此，环境法仍然不可避免地关注到民法所关注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以及对污染受害者进行民事法律救济的私法问题。实际上，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理论不仅是环境法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最早引起学者关注的、与民法相关的研究领域，而且，与民法相关的环境法律问题仍然一直是环境法学者研究和关注的重点［7］。
面对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的现实挑战，环境法既要依托于民法相对成熟的理念、制度和方法，同时还需要透过其独特的部门法视阈，对环境污染侵权的传统私法救济手段进行修正、补充和完善，并提出一些新的法律解决方法和路径。例如，民法视阈中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主要是为了使污染受害人的合法人身、财产权益获得弥补和赔偿，而环境法视阈中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除了考虑对污染受害人的民事法律救济之外，还注重考虑环境污染的预防和建立环境污染的社会安全保障机制。又如，为了有效地、及时地解决层出不穷的环境侵权纠纷，环境法中环境污染侵权救济机制需要摆脱单纯的私法视阈的局限性，并通过杂糅公法手段和私法手段，发展并演化出一些新的环境侵权行政救济机制和环境侵权法律责任形式;其结果是，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社会化的思路被逐渐引入到环境法理论和实践之中，有关保险制度也出现在环境法视野之中。
当前，随着环境污染事件的频繁发生及其影响程度和范围的不断扩大，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对我国环境法治建设构成了严峻挑战，从而日益成为民法学和环境法学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有学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对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污染环境和破坏资源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的侵权救济领域，重点关注归责原则、举证责任、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等问题，侵权责任社会化的思路最终被引入有关的环境侵权领域，从而推动了民事侵权理论的发展［7］。由于民法学和环境法学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的不同法学视阈的存在，两个学界之间的沟通与互动成为完善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的客观要求。对于这一问题的共同关注，以及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公平、合理、有效的法治方法和路径，则构成了我国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沟通与互动的客观基础和根本动因。
二、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协调
在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起步较晚。环境污染问题之所以引起民法的关注，主要是因为环境污染问题造成了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侵害问题并引发了社会冲突和纠纷。早期有关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专门民事立法之中，特别是散见于1986年《民法通则》之中。作为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法律，《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奠定了我国环境侵权污染责任法律制度的法律基础。具体来说，该法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此外，该法第107条关于不可抗力的规定，第123条关于高度危险作业的民事责任规定，以及第83条关于不动产相邻关系的规定也都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有一定关系。环境污染侵权往往是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并具有复合性、滞后性、累积性、迁移性等特征，民法试图通过不断地调整和变革自身的理论和实践，以适应保护污染受害者合法权益的现实需要。例如，传统民法中过失责任的归责原则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不利于有效地保护污染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因此，民法中环境污染侵权归责原则的发展经历了“过失客观化”、“违法即过失”到过错推定，乃至最终无过错责任的确立［8］。除了引入无过错责任外，民法还通过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等程序规则的变革，来不断适应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法律实践的现实要求。实际上，《民法通则》将环境污染侵权作为特殊侵权行为予以对待，并在其构成要件，特别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法对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的重视和关注。
就我国环境法领域和环境法学研究而言，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也逐步成为最早受到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在1989年《环境保护法》及其后颁布的一些单项环境污染防治立法中，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分别做出了规定。不过，我国环境法中有关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规定，基本上都是因循《民法通则》相关条款的规定，再结合环境法的理论和实践而做出的一些更为明确、具体的要求。尽管如此，在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具体法律规定方面，由于民法和环境法存在一些立法用语上的差异，使得对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在理解和适用上出现了一些歧义。例如，《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由于该规定中没有包含《民法通则》第124条中“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的表述，使得在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是否包含行为的违法性的问题上，产生了理论上的分歧和司法实践中的障碍。
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制定和修订的一些单项环境立法中，分别根据水污染、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等不同的环境污染形式，对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作出了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些环境单项立法主要包括1984年颁布、1996年和2008年两次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1987年通过、1995年和2000年两次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1995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6年《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82年通过、1999年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以及2003年《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这些法律涉及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规定大都沿用了《民法通则》或者《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一个明显的立法特征是，考虑到环境污染侵权法律救济的现实困难和障碍，以及结合不同环境介质的污染特征和造成的环境污染侵权事实，我国环境法学者呼吁在相关单项环境立法中规定更加明确的关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法律适用的条款，以保护污染受害者的合法环境权益。一定程度上，这些单项环境立法反映了环境法学者的这种主张和要求。例如，《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修订)第85条规定:“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有权要求排污方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由于不可抗力造成水污染损害的，排污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水污染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排污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水污染损害是由受害人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减轻排污方的赔偿责任。水污染损害是由第三人造成的，排污方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该法第87条还规定:“因水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排污方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显然，这些细化的实体性和程序性的法律规定，有利于污染受害者援引法律保护自身的合法环境权益。
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立法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可以看出，我国立法实际上采取的是民事立法和环境立法的双轨制，并分别反映了民法学和环境法学的理论研究成果及其对于立法实践的能动性。因此，民法学和环境法学的积极沟通与有效互动是确保我国环境侵权责任制度的统一性、协调性的根本要求。实际上，近些年来日益增强的民法学和环境法学的沟通与互动，为2009年《侵权责任法》以专章形式规定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提供了较好的理论铺垫。针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几个关键问题，《侵权责任法》在第八章用四个条文分别规定了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污染者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以及环境共同侵权和第三人原因造成污染损害时各个责任主体的责任范围等内容。可以说，该法推动了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立法进步。尽管《侵权责任法》属于民事立法的范畴，但对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民法学和环境法学的共识，是民法学界和环境法学界沟通与互动的结果。
三、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拓展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是基于特定社会语境下的自然科学发现、伦理道德观念、政治价值取向、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的认知产物。随着环境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的不断演化及其社会认知的深化，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法律制度肯定需要不断地予以拓展。目前，环境本身损害的民事法律责任问题，以及新型环境风险引发的侵权责任问题，已经引起了法学理论领域和法律实践部门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这些新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对于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沟通与互动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
(一)对环境本身损害的民事责任问题
与传统的侵权行为不同，一般而言，环境侵害行为往往是通过环境介质而对他人人身或者财产产生的侵害，并兼具对个人和人群的私害性和公害性。在传统民法的视阈中，由于民法以个人权利的保护为出发点，民法(特别是其中的侵权行为法)关注和保护的是以个人为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而无法关注到具有公共财产属性的一些环境要素，如土地、水资源等环境要素，以及本身并不具备财产属性的一些环境要素，如大气、水等环境要素。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由于民法尚无“环境”观念，更无“环境损害救济”观念，民法中的侵权法的功能只以填补个人损害为唯一要旨［6］232。然而，由于环境污染的空间跨度和时间跨度都在急剧地扩大，相对于人身、财产权利受损害，在很多案件中，对于环境本身的污染或破坏而造成的损失往往要大得多，治理、清理和恢复费用也更为巨大。例如，在2004年四川沱江水污染事故中，肇事者川化集团仅支付了1100多万元作为对相关利益主体渔业财产损失的赔偿，并交纳了100万元的行政罚款。而实际上，该事故导致了当地约100万人的饮水受到严重影响，直接经济损失约达3亿元;另据专家估计，沱江生态系统的恢复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又如，2010年美国墨西哥湾BP石油公司石油泄露污染事故，以及我国大连发生的输油管道破裂而造成的海洋污染事故，相对于巨大的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的损失而言，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损害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实践中，这些治理、清理和恢复受污染的环境的费用或者需要由公共财政和社会来负担，或者因公共财政的无力负担而导致了对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放任。由此，暴露了民法的以私法救济为基础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法律制度的不足和局限。因此，国外有学者呼吁在国际法中建立协调的环境本身损害法律责任体制［9］。对环境本身损害的赔偿问题无疑对传统民法的侵权责任理念和规则构成了挑战［1］1。考察我国现行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立法，不论是民事立法中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还是环境立法中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实际上都是从现有的民法理论与实践出发，关注于人身、财产权利的保护和救济，并没有涉及到环境本身受到侵害的损害赔偿问题。以《侵权责任法》为例，虽然该法专章规定了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但是一些环境法学者所主张的对环境本身侵害的法律责任并没有规定在其中。该法第65条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引起的环境污染造成了权利人的利益损害，要求行为人承担的是侵权责任，作为责任构成要件的损害可以理解为某种权利主体的损害，如人身损害、财产损害等［10］。据此，《侵权责任法》显然没有涉及到环境本身受到污染或者破坏的民事法律责任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体制改革的深入，环境资源的诸多价值也逐步得以浮现，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环境资源市场化趋势。一方面，这种趋势对于解决环境本身受到污染或者破坏的民事责任问题是一个重要契机。显然，市场化的领域应属于私的领域，民法的调整作用和私法手段的运用是解决环境本身损害责任问题不可或缺的手段。吕忠梅教授指出，在解决环境问题的公法调整手段中，通过启动私法机制，可以有效防止“政府失灵”，从而优化环境资源配置、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11］。另一方面，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出发，环境法学必须突破民法学“兼容市民及商人的感受力的经济人”的视阈，在解决环境问题时必须超越传统民法通过“意思自治”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6］232。实践证明，政府行政管制手段和市场机制调控手段的结合，已经日益成为我国解决包括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在内的环境问题的基本路径。我国有学者提出，以往环境法学所讨论的环境侵权只是环境侵害的间接结果，对这种侵权的矫治及对受害人的补偿等，是传统法律部门的事，而环境法的使命则是防治对作为媒介的环境的侵害［12］。这种观点似乎有失偏颇;因为对于环境本身污染或破坏的法律责任问题，仍然无法漠视和摆脱传统民法侵权责任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经验的运用。在此方面，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法律实践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例如，2004年欧盟颁布了《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的第2004/35/EC号指令》。它以污染者负担原则为依据，试图在欧盟范围内建立了一个针对环境本身受到损害的民事责任法律框架，以解决对环境本身污染或破坏的民事赔偿责任问题。该指令以传统的民事法律责任构成理论为基础，结合行政法律手段的运用，在环境本身受到污染或破坏的民事责任方面，实现了突破性的变革。对于我国民法学和环境法学围绕着环境本身受到污染或者破坏的民事法律责任问题的沟通与互动，这种做法无疑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
(二)新型环境风险带来的环境风险侵权责任问题
伴随着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一些具有高风险特点的新型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转基因生物技术、核污染的扩散等新开始显现。这些后工业社会的环境风险的特点在于其在科学上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一方面，科学上难以对这些环境风险所造成的损害及其发生的概率进行可靠的预测;另一方面，确切地评估可能发生的损害范围和程度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具体而言，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损害地理范围的不确定性，如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的不确定性;二是影响时间的不确定性，如有毒化学物质或核辐射的环境影响;三是影响的滞后性和累积性，如气候变化的环境影响等。“在风险的界定中，科学对理性的垄断被打破了。”［13］即使是科学家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在环境风险的预测和防范方面，也往往是束手无策，难以提供准确的信息和做出科学的判断。然而，如果不对环境风险采取广泛的应对措施，将极可能发生严重或者不可逆转的环境威胁、环境污染或破坏，以及对人身健康权、财产权的巨大侵害。这里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进行讨论。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在大气环境中的过度累积。从温室气体的排放分析，其排放主体不仅具有现实社会的多元化特征，而且还具有产业革命以来的历史累积性特征。关于气候变化的损害结果，美国国家科学院255位院士(其中有11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指出:“地球变暖将导致许多其他气候模式以现代史无前例的速度发生改变，包括海平面上升以及水文循环变化的增速。二氧化碳浓度的日益增加正在使海洋的酸度增加。”而且，“复杂的气候变化作为一个整体威胁着沿海的社区和城市，威胁着我们的食物和用水供应，威胁着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威胁着森林，威胁着高山环境，以及威胁诸多其他。”他们还指出:“对于像气候变化这样一个潜在的巨大灾难，不采取任何行动则会对我们这个星球构成一种危险性的风险。”［14］然而，与传统的侵权行为不同，气候变化引发的环境侵权十分复杂。它可能是一因多果，也可能是多因一果;它既可能造成近因损害，又可能造成远因损害;它既可能是一种即时的损害，也可能是一种滞后的累积性损害。这样，对于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特定侵害行为或活动，不仅其侵权主体难以确认、损失程度和范围难以估量，而且，直接因果关系的确认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民法中，侵权民事责任的适用条件是以侵权主体和受害人的确定性、违法行为的确定性、损害结果的确定性，以及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确定性为前提。显然，如果拘泥和固守于传统的民法侵权责任理论，则无法解决环境风险造成的风险损害责任问题。为了公平、合理地实现对环境风险损害受害人权益的法律保护和救济，需要加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沟通，并对传统民法的侵权民事责任法律制度和机制进行调整、变革和创新，才可能有效地应对新型的环境风险侵权责任问题，从而共同解决环境风险侵害产生的民事法律责任问题。例如，可以考虑在变革传统侵权民事法律责任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环境风险社会或者集体分担责任机制，包括环境风险基金、环境风险救助基金等，以应对环境风险并解决环境风险侵权的法律救济问题。然而，环境风险社会或者集体分担责任机制不仅离不开传统民法的侵权民事法律责任理论和实践的变革，而且需要创新和发展环境法中污染者负担原则和风险预防原则的理论和实践。
关于民法典的几个主要问题范文第5篇
「关键词民事证据，经验，规则
在民事证据法领域，修订及完善现有的证据规则，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完备的证据法律系统，已经成为了法学界与司法实务界的共识。在进行必要理论准备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已经研究、起草了一些民事证据法草案（民间草案），如中国人民大学陈界融博士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建议稿）、①中国人民大学肖建国副教授和复旦大学章武生教授起草的《民事证据法》（建议稿）、②清华大学张卫平教授、法官学院毕玉谦教授等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建议稿）等。③但是，一些学者对于制定单独的民事证据法仍然持有不同意见，如王利明教授主张将民事证据法的内容放在民法典内，陈桂明教授则主张将民事证据法的内容放在民事诉讼法典内。④在比较上述证据法草案后，我们发现各草案在内容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上述表明，民事证据立法的体例、民事证据法应当具备的内容等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事实上，许多学者已经从国外立法例、立法技术等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非常有见地的研究。但作者认为，要澄清上述问题，更重要的是从证据法的本质属性着手进行分析。在下文中，作者将从经验与证据规则之间的关系入手，研究、解决三个问题：（1）证据法是否能够脱离诉讼法单独存在；（2）独立存在的证据法应当具有什么内容；（3）如何平衡证据规则与法官自由裁量之间的关系。
一、从经验到规则：证据法与诉讼法的分野
何家弘教授认为，现代司法制度在认定案件事实方面已经实现了从“告知真理”到“发现真理”的转化。⑤这就意味着，现代司法制度对案件事实的发现采用的是“发现”的方法，即通过某种方法来探知发生于既往的事实。我们研究与构建证据法律系统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一种在司法过程中发现既往事实的方法与制度。
根据哲学理论的一般观点，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主要方法是演绎法。这一论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具体到司法制度，在司法过程中，演绎法对于裁判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⑥普遍认为，“三段论”的演绎推理是大陆法系诉讼的主要推理方式。作者认为，“三段论”推理也普遍存在于英美法系的诉讼过程当中。人们一般认为由于英美法系国家奉行判例法制度，类比推理才是他们诉讼过程的主要推理方式。事实上，类比推理只是英美法系法官寻找“三段论”大前提的一种推理方式，即他们通过类比推理以及逻辑推理以外的方式，如美国著名法官卡多佐所提出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学的方法”少社会学的方法“等，⑦寻找每一个案件所应当适用的法律规则，即寻找”三段论“推理的大前提，在此基础上结合庭审认定的事实小前提以作出裁判。因此，用三段论来描述英美法系司法推理的宏观过程是适当的，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司法推理的区别仅仅在于：
英美法系法官寻找大前提的过程是复杂的，需要通过额外的类比推理甚至一些逻辑推理之外的推理方法，⑧如辨证推理；⑨而大陆法系法官则可以从现存的成文法中轻而易举地找到三段论的大前提，其过程简单得可以被忽略。⑩
在运用演绎法形成裁判的司法过程之内，还存在着演绎法的个别运用。其中，通过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也借助了演绎法。例如：一般认为，只有债务人才会向债权人写欠条；有一张甲写给乙的，并签署了甲的姓名的欠条；结论是甲为债务人，乙为债权人。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证据本身属于认定案件事实这个演绎过程中的小前提。那么，大前提是什么呢？一般认为，当存在证据规则时，证据规则是大前提，在没有证据规则的情况下，经验法则是大前提。[11]
“经验法则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以及科学实验中通过对客观外界普遍现象与通常规律的一种理性认识。司法审判上的经验法则是社会日常经验法则的一个必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现在法官常常根据自身的学识、亲身生活体验或被公众所普遍认知与接受的那些公理经验作为法律逻辑的一种推理定式。”[12]简单说来，经验法则本质上是一种经验，这种经验来源于法官对既往工作、生活经历的总结，体现了法官的价值观，反映了具有时间差异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如：现实的欠条与既往的借贷事实之间的联系，事故现场的刹车痕迹与既往的车辆行使速度之间的联系等。在没有证据规则的情况下，现存的证据与既往的事实之间的连接点就是经验法则。或者说，经验法则是在缺乏证据规则的情况下法官运用演绎法发现案件真实的大前提。
在存在证据规则的情况下，证据规则就是演绎法的大前提了。证据规则实际上也是一种经验。例如，传闻证据规则否定传闻证据的证据能力，是因为经验告诉人们，道听途说的消息往往是不准确的，但又很容易误导听取传闻者，因此为了避免误导，只能将传闻证据拒诸法庭之外。又例如，书证的原件要比复印件具有更强的证明力，是因为经验告诉人们，伪造复印件比伪造原件要容易得多。因此，从本质上讲，证据规则也是一种经验。与经验法则不同的是，作为证据规则的经验是经过司法实践反复检验、屡试不爽的经验，为了指导法官判断证据，立法者将这些经验总结成为法律，从而完成将经验上升为证据规则的过程。
根据哲学理论的一般观点，形成演绎法大前提的方法是归纳法。这个论断在证据演绎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证据演绎的大前提是证据规则或者经验法则。无论是证据规则还是经验法则，都是人们日常生活、工作经验的总结与归纳。
因此，证据立法的过程是一个从经验到规则的过程，是一个形成证据演绎大前提的归纳过程。而运用证据发现真实的过程则是一个证据演绎的过程，证据规则是这个过程的大前提，而证据则是这个过程的小前提。我们制定证据规则，主要就是要将经过司法实践检验的，能够正确指导法官判断证据的经验上升为规则。[13]
有关证据能力、证明力等的证据规则是证据演绎推理的大前提，而作为演绎推理大前提的规则，从法律规则的角度看具有实体法的属性。可见，有关证据能力、证明力等的证据规则与诉讼规则相比具有了本质上的差异：前者是实体规则；后者是程序规则。实体规则作为演绎法的大前提，是对社会事物抽象后的一般性判断。这种判断如果要具体到个案当中，则需要服从程序规则的安排。诉讼的实际结果由于诉讼程序或具体程序的差异可以有极大的不同。[14]具体到发现真实的诉讼环节当中，由经验上升而来的证据规则在经过适用后能否实现最大限度接近客观真实的价值目标，对程序安排的依赖性非常强。例如，为了保障作为演绎小前提的证据资料的真实性，必须设计检验证据的宣誓程序、质证程序。又例如，呈现在法庭上的证据资料越多，证据演绎所得出的结论就越接近真实，为了方便当事人发现证据，就必须设计证据开示的程序。归根到底，证据演绎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内进行的，与发现真实相关的程序实际上就是对证据演绎过程的安排。
这样一来，与发现真实相关的规则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证据演绎推理大前提的证据实体规则；另外一类则是作为安排证据演绎推理过程的证据程序规则。证据程序规则在诉讼法所营造的司法大空间之内又营造了一个发现真实的小空间，而证据实体规则在这个小空间内指引着法官对证据的判断和当事人对证据的运用。
因此，证据实体规则与证据程序规则既是相互关联的，在性质上又是径渭分明的。证据实体规则与证据程序规则可以相互分离出来，前者可以独立成法，后者可以规定在诉讼法典当中。当然，立法上的分离无法掩盖两者之间的关联，正如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联一样。证据程序规则的设计不应当满足于纯粹的程序正义，其所实现的正义应当是在追求完全程序正义的过程中所实现的不完全程序正义。[15]证据程序安排的结果应当是在追求客观真实的过程中所实现的法律真实。[16]在设计证据程序规则时既要反对“绝对工具论”，[17]又要反对“程序至上论”，[18]在追求程序内在价值的同时必须最大限度地兼顾程序的外在价值，以发现客观真实作为衡量证据程序规则正当性的重要指标。
目前学界内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发现真实是诉讼的主要目标，证据规则是诉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将证据规则从诉讼法中独立出来，诉讼法将便得空洞无物。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就在于没有将与证据相关的规则进行性质划分。将证据规则独立成为证据法，并非将所有与证据相关的规则都从诉讼法中剥离出来，所剥离的仅仅是那些证据实体规则，证据程序规则仍然规定在诉讼法当中。因此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除了性质差别的因素外，其他的一些因素也决定了证据规则独立成法的必要性：为了尽可能指导法官判断证据，应当将更多的司法经验上升为证据规则，如果将全部的证据规则都纳入诉讼法典当中，会造成诉讼法典的局部臃肿；作为经验总结的证据规则必然会随着人们对世界认识水平的提高与经验的不断积累而发生变化，如果将证据规则纳入诉讼法典当中，为了保持诉讼法典的稳定性，这些变化就不能通过法律的修订工作而及时得到立法体现；在司法实践工作急需证据规则指引的情况下，如果将证据规则的制定纳入工作量巨大的诉讼法典修订工作当中，无法满足现实的立法需要等。[19]这些理由结合上述对证据法属性的分析，决定了证据实体规则应当独立成法。
二、经验的演绎：证据法的应有内容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知，我们所讲的证据法，是法官判断证据的根据，而非法官运用证据发现真实的程序安排。法官判断证据的规则是证据演绎推理的大前提，具有实体法的属性。这些规则本质上属于经验，它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得到了检验，从而被立法者上升为法律。因此，制定证据法的过程主要是从经验到规则的归纳过程，而运用证据法的过程则是一个证据演绎的过程。
事实上，目前一些由学者起草的民间证据法草案并没有区分证据实体规则与证据程序规则，而是将与使用证据发现真实这个过程相关的一切规则都纳入到证据法当中。例如，由肖建国副教授与章武生教授共同起草的《民事证据法》（建议稿）就是按照在诉讼中运用证据发现真实的实际进程来安排内容的：首先规定举证责任的分配；然后规定书证、物证、人证、视听资料、当事人陈述、鉴定等各种证据的证据能力、证明力，以及运用这些证据进行证明的程序；最后再规定证据保全的程序。又如由张卫平教授、毕玉谦教授等学者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征求意见稿），当中也包含有大量程序规则，如第三章“审前程序的证据调查”、第四章“庭审程序中的证据动作”等，均主要涉及到运用证据的程序。
将证据实体规则与证据程序规则一并纳入独立的证据法当中的做法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毕竟证据演绎是发生在诉讼过程当中的，证据演绎的过程需要依靠程序的安排，证据的程序规则与实体规则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但是，这种做法会产生以下两个问题：（l）正如许多学者所担心的那样，将与证据有关的所有规则都独立成法，实际上是掏空了诉讼法典，诉讼法典将因为独立证据法的存在而变得空洞无物。（2）证据程序规则所营造的发现真实的小空间是存在于诉讼法所营造的司法空间之内的，如果将证据程序规则与诉讼法相分离，两者之间很可能出现不兼容的情况。
归根结底，规则的本质属性决定了证据的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应当分别存在于不同的法典当中，前者存在于证据法典当中，而后者存在于诉讼法典当中。证据的实体规则是证据演绎推理的大前提，我们在制订证据法时，应当将证据演绎推理的有关大前提纳入证据法当中。也就是说，证据规则的主要内容是由证据演绎推理的大前提组成的。
证据演绎推理的大前提究竟包括什么呢？我们可以将证据演绎的过程从诉讼程序中独立出来考虑这个问题。简单说来，证据判断是一个从证据资料到证据再到事实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由若干个演绎步骤构成的：
第一步：从证据资料到证据。这个过程主要考量证据资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能否从证据资料转化为证据。证据能力规则（或者说证据能力排除规则）应当是这个演绎过程的大前提，而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资料则是这个演绎过程的小前提。虽然大陆法系国家基于自由心证的原因对证明能力的规定比较少，但证明能力规则还是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规则当中（最常见的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规则当中，证明能力规则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国的证据法应当首先规定证据能力的规则。
第二步：从证据到事实。这个过程又是经过如下演绎过程实现的。首先，法官依据证明力规则或者经验法则判断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在这个过程中，上一个阶段的结论“证据”成为了小前提。这个阶段演绎的大前提是证明力规则或者经验法则。而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则是演绎的结论。作为演绎的大前提，证明力规则也应当成为证据法的内容。在得出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达到何种程度的结论之后，这种结论又会成为下一个演绎阶段的小前提。在下一个阶段中，需要得出证明的最终结论，即有关证据是否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存在。在这个阶段中，演绎的大前提是证明标准，小前提是证据与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如果证据与事实的关联程度超过了证明标准的要求，则结论为待证事实得到了证明，反之则待证事实无法得到证明。作为最后一个演绎阶段的大前提，证明标准也应当规定在证据法当中。
第三步：有关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责任作为一种“风险”，并不会在所有案件中直接发挥作用。[20]如果通过第一步与第二步的演绎能够得出待证事实存在或者不存在的结论，则运用证明责任规则进行第三步演绎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但如果经过第一步与第二步演绎之后，有关重要事实仍然不能被认定，则需要以证明责任规则作为大前提进行第三步演绎。[21]在这个阶段的演绎过程中，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是大前提，小前提为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事实的属性，结论是证明责任应当由某方当事人承担，且该当事人应当承担不利的裁判后果。因此，从理论上讲，作为这一演绎阶段大前提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也应当规定在证据法当中。尽管罗森贝克的法律要件分类说本身也存在许多缺陷，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指引证明责任分配的“最不坏”的学说。法律要件分类说本身以实体法规则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基础，与实体法规范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在民法中规定具体情况下证明责任的分配比较合适。在证据法中应当规定与证明责任分配相关的问题：一是当运用法律要件分类说分配证明责任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公平时，应当如何分配证明责任，即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具体情形。二是当运用法律要件分类说分配证明责任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公平，同时这类案件又没有被纳入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时，法官应当根据何种原则，如何具体地分配证明责任，以实现实质上的公平。换言之，证据法当中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应当是民法中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范的补充。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将证据演绎过程中若干环节的大前提纳入证据法当中，它们包括：证据能力规则、证明力规则、证明标准规则与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为了与上述内容相配套，我们也应当将证据的种类、证明对象（包括面证事实）等的内容规定在证据法当中。
证据法的上述内容大部分是经验的总结。例如，在证据能力规则中，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是根据道听途说之内容不可靠的经验上升而来。又如，在证明力规则中，书证原件的证明力高于书证复印件的规则来源于伪造复印件要比伪造原件容易的经验。当然，除了经验之外，其他因素对于证据规则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在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尤其是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中，除了从经验上考虑到当事人接近证据程度的实际情况之外，还包含了一定的社会价值考量。例如，在医疗过错侵权赔偿诉讼中之所以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除了病人无法清楚了解治疗过程的司法经验外，还包含了保护弱者的价值考量，也体现了国家提供医疗水平，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基本政策。三、规则下的经验：证据规则与法官自由裁量的平衡
证据规则与经验法则都是证据演绎的大前提。虽然证据规则与经验法则从本质上讲都是经验，但对法官的约束力是不一样的。经验法则是存在于法官心中的经验，可以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证据规则是由立法机关从经验上升而成的规则，在一般情况下法官都应当严格适用，对法官判断证据有比较严格的约束力。因此，在证据法中，证据规则的数量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有着直接的影响。证据规则越多，以经验法则作为证据演绎大前提的情形就越少，留给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就越小；反之则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就越大。
因此，在证据法中应当规定适当数量的证据规则，既不能束缚法官的经验与智慧，也不能因过度放任而造成法官的态意裁判。在上文中，笔者已经总结了证据演绎过程中的若干大前提，它们是：证据能力规则、证据力规则、证明标准规则与证明责任规则。下面，笔者将针对这些大前提分别探讨在各种规则之下应当如何平衡证据规则与法官的自由裁量。
我们先从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角度来分析上述问题。与其它证据规则相比，证据能力与证明力更能体现证据规则的经验属性。从本质上讲，经验是无穷的，因为经验是人类在长期探索外界世界过程中的知识积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人们会不断积累新经验并不断淘汰不合时宜的老经验。因此，人类大脑中的经验仓库应当是开放性的。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彻底束缚法官主观能动性的法定证据主义是不科学的，必然遭到时代的抛弃。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法定证据主义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首先，它将司法活动中运用证据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使那些反映证明活动一般规律的经验成为证据规则而得到普遍适用。其次，它使证据的运用整齐划一，保证了在证据问题上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再次，它还可以防止法官滥用权力。[22]上述合理因素使得以自由心证为证据制度显著特征的大陆法系在当代仍无法完全抛弃有关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规则。例如，在《法国民法典》的亲属法当中，法律对证据方法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在财产法方面，依待证事实是法律行为还是法律事件作出不同规定，对法律行为中超过一定金额的合同原则上只能以书证作为其证据方法，对事件则允许用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23]又如，《苏俄民法典》第44条第2款规定：“公民之间发生的金额在100卢布以上的法律行为必须用书面形式实施”，并在46条中规定：“不遵守法律所要求的普遍的书面形式，当事人在发生争议时则无权引证证人证言证实法律行为……。”此外，日本著名学者三月章认为：“事实存在与否的判断，常以某种经验法则为大前提，自由心证主义将何为经验法则的判断委任于法官。可见其基础是对法官的信任。反之，法定证据主义则预先对何为经验法则加以规定，法官须据此行事，以防止法官擅断性判断。可见，其出发点是对法官的不信任。”[24]〔我国法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多规定一些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还是有必要的，毕竟证据规则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数量与一国法官的素质有重要的关系。因此，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基于经验的无限性与发展性，应当以自由心证作为判断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主要方式，同时也基于法定证据主义的合理因素与我国法官素质的现状，应当在证据制度当中规定合理数量的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
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究竟应当规定多少，规定哪些内容比较合适呢？有学者认为，我国在制订证据能力规则时应当采用法定证据制度，制定比较详尽的证据能力规则，从源头上保障证据的质量，而在制订证明力规则时采用自由心证制度，以充分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25]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未免过于抽象。在制订证据法时，我们应当针对各种证据方法的特点来决定成文规则在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当中的比例。以下分别以人证与书证为例提出笔者的思路：
人证分为一般人证与专家人证。前者是通过普通证人（区别于专家证人）陈述其亲身经历所感知的事实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方法；后者是依靠专家证人的知识、经验、技能、培训对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而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方法。[26]在一般人证中，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规则重点规定证人证言的证据能力。因为证人证言的可靠性主要取决于证言的来源，即证言是否来源于证人的亲身经历，证人所陈述的内容是否是其亲身经历所感知的事实。一旦确保了上述两点，法律在一般情况下无法对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作出预先设定，对证人证言证明力的检验只能依靠法庭询问。法律只会，也只能够对法庭询问的形式作出规定，无法具体规定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因此，有关一般人证的证据规则应当重点规定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规则。根据英美法系的立法经验，主要包括传闻规则与意见规则。当然，对于一般人证也可以设定一些证明力规则，主要是根据社会人际关系经验所设定的证明力比较规则，如亲属证人证言与一般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孰高孰低。值得强调的是，这些证明力规则对于法官应当只具有参考作用，而没有绝对的约束力。在专家人证中，专家证言的证据能力应当主要考察专家的资格。因为专家证人之所以能够对专门性问题发表结论性意见，是因为专家证人具有了常人所不具备的知识、经验与技能。由于专家证言（或者专家意见）涉及到专业问题，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法官与当事人很难检验专家证言的证明力，因此，很有必要为法官判断专家证言的证明力提供相应的参考标准。例如，美国联邦法院通过“Daubertv.MerrellDowPharmaceuticals.Inc.”一案，[27]确立了检验专家证言证明力的所谓“Daubert规则”。该规则规定，对专家证言证明力的检验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l）形成专家证言所依靠的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是否建立在可检验的假设之上；（2）形成专家证言所使用的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是否与现有的专业出版物当中记载的原理相同；（3）有关理论的已知的或者潜在错误率以及该理论现存的研究标准；（4）指导相关理论的方法论及研究方法为相关科学团体所接受的程度。[28]笔者认为，为了方便法官判断专家证言（在我国表现为鉴定结论）的证明力，应当在证据法中多规定一些有关专家证言证明力的判断标准。此外，为了防止法官对专家意见的过度信任，在证据法中还必须规定专家证据不得具有预设证明力的规则。[29]
在书证中，书证的内容总是通过一定的载体出现在法庭之上。载体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就确定了书证的证明力，例如公证文书的证明力一般高于一般文书，文书原件的证明力一般高于文书复印件的证明力。通过载体形式的比较，法官比较容易对书证的证明力作出判断，不易受到证明力低下的书证的影响。而且，立法者也比较容易在证据法中根据载体的形式来规定各种载体证明力的大小。因此，有关书证的证据规则应当重点放在证明力之上，没有必要过多地规定证据能力，将一些有可能具有证据价值的书证资料排除在法庭之外。
综上所述，我们不应当笼统地讲应当多规定一些证据能力规则，少规定一些证明力规则，或者多规定一些证明力规则，少规定一些证据能力规则，而应当根据不同证据方法的不同特性来设置证据规则。我们应当把握以下标准：如果有关证据方法很可能误导法官的判断[30]，而且很难对其证明力以成文法的形式预先设定，那么在证据法中就应当多规定一些证据能力的规则。反之，立法的重点应当放在证明力判断方向的指引与证明力大小比较的指引之上。
在证据能力与证据力规则之外，应当让法官依据经验法则作为证据演绎的大前提，利用法官的经验，充分发挥法官的聪明才智。为了鼓励法官运用经验，可以考虑在证据法的总则部分对经验法则的概念与作用作出明确规定。
同时，值得强调的是，既然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本质为经验，而经验的仓库又是开放性的，我们应当适时地对证据能力与证明力规则进行更新。这种更新表现为法律的修订。在这个过程中，身处司法实践第一线的法院应当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美国，传闻证据的排除是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总结出了许多传闻证据排除的例外情况，例如，美国纽约州法院就总结出了“兴奋性陈述”（excitedstatement）等类型的例外情况。[31]对证据规则的修正与补充要么以判例的形式实现，要么以成文法修订的形式实现。在我国，我们也必须肯定法院在形成证据规则方面的作用。在目前法院严格适用法律的司法体制下，尚无形成判例法的可能，法院对证据规则的补充应当主要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实现。[32]在将来，应当考虑建立判例法制度，为有益经验的补充与过时经验的删除提供一个畅通渠道。
再看证明标准规则。证明标准是衡量证明责任是否完成的标准。通常认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是占优势盖然性。在各类专业著作、教科书中，许多作者习惯用比例的形式来表达何谓“占优势盖然性”（如许多人认为超过50%即为占优势盖然性）。事实上，证明标准只是立法对法官判断证据的一种指引。作为一种心理状态的描述，证明标准实在无法用比例来描述。因此在证据法中，只需要用适当的条文将证明标准概括出来就可以了，至于什么情况下算是达到了有关证明标准，还是应当由法官自行决定。换言之，证据法中的证明标准规则只具有指引功能。
最后，看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从理论上讲，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是在事实认定的最后阶段发生作用的，是法官在穷尽一切法定手段之后，待证事实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裁判案件的依据。但是，基于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对当事人提供证据责任的牵动[33]，司法实践中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实际上在证明活动之初就开始发生作用。因此，为了有效指引当事人的证明活动，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应当是明确的。基于上述原因，尽管罗森贝克的法律要件分类说存在着种种瑕疵，但该学说易于操作、对当事人具有较强指引功能的特点使得该学说始终为大陆法系各国所青睐。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以成文法的形式预先规定证明责任的分配会过于机械，在许多情况下对规则的严格适用会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尽管证据规则会以成文法的形式列举一些倒置举证的情况，但成文法终究无法穷尽客观存在的一切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给予法官在成文规则之下的自由裁量权。一般认为，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分配证明责任的方式有以下两种：
其一，法官直接决定个案当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在英美法系国家，关于证明责任的分配没有统一的标准。美国证据法学家wigmore认为，在实务中没有统一的分配规则，在理论上也不应当有统一的分配规则。其理由是，每个案件各不相同，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主要是经验上的事项（matterofexPerienc.），应当基于公平分配证明责任。[34]基于上述证明责任应当具有指引功能的理由，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但是，这种观点也指出了证明责任分配成文规则过于机械性的缺陷。因此，我们可以将法官根据个案情况决定证明责任分配作为成文规则的补充。在有关案件缺乏证明责任分配的成文规则，或者根据成文规则将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时，应当允许法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分配证明责任。根据美国学者的总结，法官根据个案情况具体分配证明责任所考量的主要因素包括：（l）政策（policy）；（2）公平（fairness）；（3）证据所待（possessionofproof）或证据距离；（4）方便（convenience）；（5）盖然性（pro、a、ility）；（6）经验规则（ordinaryhumanexpe-rienc.）；（7）请求变更现状的当事人理应承担证明责任，等等。[3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该规定事实上承认了我国法官在一定情况下直接决定证明责任分配的权力。在日后，应当进一步研究法官在具体分配证明责任时作出具体判断的过程。上述美国学者所总结的各种因素值得我们参考。
其二，法官通过事实上的推定以影响证明责任的分配。所谓推定，是指根据一个前提事实A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事实B，在诉讼上利用推定，当事人可以将较难证明的证明对象B置换为较易证明的证明对象A.如果这种推定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称为法律上的推定；如果这种推定仅仅是法官依职权作出的，则称为事实上的推定。法律上的推定，由于前提事实与结论事实之间的联系是不可的，实际上起到转移证明责任的效果；[37]事实上的推定[38]，由于前提事实与结论事实之间的联系没有固定化，不能起到转移证明责任的效果，但可以起到减轻证明责任的效果。[39]运用推定，尤其是运用事实上的推定，可以使我们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灵活起来。例如，警察身着制服检查车辆可推定为执行公务，饭店菜碟里面出现了苍蝇可推定饭店厨房卫生差等。证据法应当有灵活的推定制度，法官应当敢于、善于运用推定制度。在运用推定的过程中，法官应当不断加入新获得的社会经验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使我们的证据法与社会的发展保持同步，使诉讼事实的认定更接近真实，使我们的裁判结果更具有正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