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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日前从龙山县城驱车3个多钟头,来到坐落在大山深处海拔近千米的贾坝乡岩门口小学。这是一所村小,校内教学设施陈旧落后,校外群山环抱。因条件艰苦、交通不便,愿来这里工作的老师为数不多。而出身贫寒的方弟虎老师偏偏选择在这儿支教,于是就发生了“三次请缨”为支教的故事。
一请:“我是党员就要冲在最前面!”
方弟虎是龙山县靛房镇人,1994年毕业后,一直在偏远的靛房镇坡脚小学任教。1999年,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家庭,将他调到召市小学工作。今年8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龙山县第三小学,成为一名县城小学教师。按常理,刚调入县城小学任教的农村教师,不是很想再回农村学校支教。也许是和农村孩子有难以割舍的情结,在他来第三小学报到开会的第二天,当听到该校的支教制度后,他第一个主动递交了下乡支教的申请。申请书这样写到:“我是一个预备党员,原在召小任教,看到农村小学的孩子还很需要教师,我愿意冲在前面,申请去贾坝小学支教!”
按照第三小学的支教制度,刚调入的老师暂时不安排支教任务。看了方老师的申请,该校校长殷哲凯同志十分感动。“方老师,你心系农村教育,热心支教工作的行为,是对学校工作的支持,更是对支教事业的支持,我们一定会考虑的……”第三天,殷校长将他安排到贾坝小学去支教。
二请:“把我安排到最偏僻的村小去!”
当接到下乡支教的通知后,方弟虎当天就赶到贾坝小学,找到了冉孟开校长了解学校给他安排的工作。冉校长告诉他:准备安排他在中心校担任四年级数学教学工作,言谈中不经意说出了岩门口村小更缺老师的情况。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方老师觉得那里更需要他,于是他再次请缨:“既然那里缺老师,就让我到那里去吧;去锻炼锻炼,再偏僻我也不怕,反正我还年轻,多积累一些经验有好处!”
听了方老师的话,冉校长觉得眼前这位年轻人不错,敢于吃苦,何况原来在召市小学还从事过教科室工作,正好让他协助岩门口村小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当我们亲身来到两所学校后,才真切感受到,贾坝小学无论从校园环境到办学条件,还是教师工作量,都要比岩门口村小好许多,轻松一些;方老师请求下村小,这正是他的崇高之处!”该县教育局支教办秦世辉老师说道。
三请:“我来把关!”
说起“把关”,明白人都知道,就是从事毕业班教学工作,个中的苦和累,老师们都清楚。方弟虎在召小任教时,代过多年的高年级数学,有一定的经验。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转变农村小学生畏惧数学的心理、帮助他们树立学习数学的信心、培养学习数学的兴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来到岩门口村小后,他找到该校负责人张德润校长请缨:“张校长,我到这里的支教时间仅仅只有一年,就让我代六年级数学吧,一来我轻车熟路,二来是想在我的支教时间里,把接手的班级带到毕业,少给后面的老师添麻烦。”
为社会服务,他有着火一样的热情。
有着自己经营不错的公司,却不顾劳累,拿出大量时间用在与公司经营无关的新桥坊会的工作上。但,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在做的都是利澳、利民的好事情。
他就是尹根先生,在他的心中为居民、为社会服务就是人生头等大事。
社团工作:实事温暖民心
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成立于1983年,是澳门非牟利的社会志愿服务团体,团结和联合澳门各区街坊会而组织起来的民间社会服务团体,身为常务理事的尹根先生是无条件的向会员和居民服务。
街坊会的工作是繁杂和具体的,尹根先生每年有大量的工作。居民纠纷、社要处理,小区老人生活、居民娱乐、青少年发展、社会经济,他都要关注和关心。远期的工作不说,除了解决这些事情外,他还积极参加政府提倡的各类活动,“有些社会上的事务不是我这一区的,我也要去参加。”采访时尹根先生还在筹备下个月的全澳青少年歌唱比赛,他讲10月份还有一个澳门、佛山、珠海三地的歌唱比赛要准备。
事实上,尹根为社会服务说来时间可是够久了,早在18岁时就投入到了社会服务中,把最珍贵的青春投入到为他人服务的行列中。自从加入到了街坊联合会后,他为社会服务更是甘畅淋漓,充分发挥了“团结坊众、参与社会、关注民生、服务社群”的街坊联合总会的宗旨。都说“居民无小事”, 社区的工作就够他忙的团团转,但尹根先生说:“整个澳门的社会服务都有我的份。” 居民区的排水渠道堵塞,下大雨后雨水积留在地表影响居民的出行,他带领居民进行排水。狭窄、破旧的旧街道不仅影响着市民的生活,也影响着澳门的交通和市容,尹根先生便积极向特区政府建言,推动旧城区改造。
热衷服务的人,在哪里想到的都是“服务”,尹根先生发现许多社区存留有庙宇,有的庙宇历史悠久,有丰厚文化价值,他认为这些庙宇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于是,尹根便建言街坊联合会与政府合作发展庙宇文化,向游客开放,也进一步带动了澳门旅游业的发展。大到为澳门整个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小到为居民解决零散琐事,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尹根都喜欢“管事”,而且乐在其中。
社区工作的方针就是“服务人”,“一个社区就像是一个人的身体,社区整体的利益大于每一户的利益。”尹根先生说。几年来,他挖掘社区资源,开拓服务功能,努力为更多居民服务的同时也积极维护澳门特区政府,维护“一国两制”,在澳门平稳过渡时期,尹根发动坊众参与过渡时期的各项事务、举办座谈会、讲座、文艺晚会等群众性的活动,宣传推介澳门的基本法,带动居民积极配合澳门特区筹委会的工作。举办各种活动,尹根先生可谓是出钱又力,身为康泰装修工程公司董事总经理的他经常是放下手中的生意,奔劳在服务街坊的队伍中,任劳任怨、公而无私。
“做社团工作不论做得好与不好,难免有人对你有意见,但是自己尽力了,问心无愧。很多人问我做这么多事情有什么好处?我就说,除了让自己心安理得之外,还有一种为人服务后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的确,尹根先生为社团服务,为居民解难,任劳任怨,功不可没。
社会工作:广西情意浓
在采访尹根先生时,他向记者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年是广西的扶贫年,广西和澳门的关系很亲密,很多澳门人去广西扶贫,捐资教育。”身为政协广西委员会委员、广西海外联谊会副理事长、广西工商联合会特邀顾问的尹根先生对广西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为澳门街坊服务的同时,还把这种默默服务的精神传递到了广西南宁,南宁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捐资办学、送生活用品和慰问金,就像他本人说的只要有需要的地方他就去帮忙。
义务工作繁重,尹根先生从来不觉得累,因为他在服务中找到快乐。在广西和澳门间,他牵线搭桥,带领澳门学生去广西参观,体会贫困县的孩子们艰苦的学习条件。为了广西的特色产品能在澳门的市场上销售,2001年尹根开办了澳桂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广西特色产品的贸易,不但拉近了广西和澳门的关系,还带动了广西的经济发展。除了组织澳门人士到广西访问,捐资办学,创办澳桂贸易有限公司,尹根还经常亲自去广西贫困山区考查,来往于澳门与广西之间。期间留下了许多难以忘记的事情,这些都深深地触动着尹根先生的心。
前,在澳门社工司帮忙的尹根,有机会去内地参观广西省南宁市的孤儿,“我和女儿一起,还有一个团的人,看到那些被抛弃的女婴、有残疾和先天性疾病的婴儿,我们心里很震撼,团里的每个人都流着泪离开的。”这只是一次扶贫的场面,然而让尹根先生印象最深刻、心灵震撼的还是到广西深山区的贫困屋,几乎与世隔绝的深山区连条人走的道路都没有,尹根和考查团爬了20多公里的山路去探望农户。“那里就住着4户人家,全部都是茅草屋,我不相信山区没有水,可他们是真的没有水,因为附近没有水源。其中一家4口人,没有一个是健全的,男主人是哑巴、女主人残疾,女儿有精神病,最小的一个孩子还营养不良,他们是近亲结婚,所以孩子大部分都是残疾。这些悲剧是可以避免的,贫穷落后的地区需要帮助。”尹根先生讲道,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很多贫苦山区的人需要帮助。
在考查中,尹根先生深刻明白帮助贫困山区的人不能仅仅从物质上帮助,最根本有用的帮助就是从精神和思想上帮助,“我知道广西政府给每户都发了两万元的保贴金,让住在深山的独家住户迁到交通发达的地方,可他们不愿意,认为有土地种点粮食就能有点收入,解决自己的口粮问题,有的住户已经搬了家结果又搬回深山了,给政府也增加了许多麻烦。给点钱只是暂时的,政府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先要解决落后的思想,帮助贫困人民用自己的力量创造财富。”
2009年初,立邦和杜邦公司合作开启“为爱上色”公益活动时,目标是涂刷100所希望小学,改善孩子们的学习环境。四年后,当这一项目超额完成计划时,作为立邦中国区公关及企业品牌传播总监,同时也是这一项目总负责人的吴佳伦(Ariel Wu)的心情是难以言喻的。
“我已无法计算曾经遇到的每一张美丽的脸庞;但共同欢喜的笑容,充满对热忱生命追求的小希望与大愿望,我努力地想记住,并且感谢着所有孩子、老师及曾经参与的同事与经销商们。”她说。
截至目前,立邦不但超额涂刷了135所小学,建设35所立邦小学,并捐建了135所立邦快乐美术教室,区域覆盖26个省区、2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近百个城市、乡镇,还累计为超过三万名儿童、上千位教师带去了“爱的色彩”;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为爱上色”的平台中,一起参与公益项目。
不可否认的是,在“为爱上色”开展的四年时间里,立邦不但带动了诸多企业、员工、个人参与到公益事业中,也将“为爱上色”打造成了自己的“第二品牌”,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共同谱写的故事
——品牌落地生根的连接点
众所周知,对于外资企业而言,如何在中国市场落地生根,是他们面临的问题。除了广泛地了解中国市场和中国消费者,在产品结构、管理和销售模式等方面进行调整外,公益项目成为立邦与消费者加强情感联系的方式。
“虽然我们把‘为爱上色’项目归为企业社会责任(CSR)项目范畴,但是对立邦来说,‘为爱上色’项目更多的是增强了立邦与这片土地的关联性,最终‘为爱上色’项目变成了立邦与这片土地上的人共同谱写的故事。”吴佳伦说。
在中国,仅仅利用自身力量,让品牌和产品在三四级市场落地生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涂料制造商,立邦中国始终将环境美化、环境保护和为促进社会和谐而积极贡献的理念,视之为使命。正是立邦的这一理念,让吴佳伦豁然开朗,她和团队成员一起找到了一个契合点:从立邦企业特色出发推出“为爱上色”公益项目,让它与立邦品牌和市场同步发展,这也就使得立邦与中国这片土地有了极高的关联性。
这一结合,成为立邦在CSR(企业社会责任)上的一个重要创新。
“我们重视的不止是对社会的关怀,也更重视与中国文化的连接,我们毕竟是一家外资涂料公司,了解市场可以帮助我们改进产品配方,提高服务水平。更重要的是我们成功找到了与这块土地上的消费者对话的方式。”吴佳伦坦言。
结合自身优势
——让公益项目成为“第二品牌”
这一点可以从“为爱上色”项目三个不同的方向有所了解:
一是捐建学校。在为捐建学校选址的过程中,当地是否有人能够照顾学校,成为立邦考虑的首要因素。立邦在全国有4个分公司,110个办事处,因此,捐建的学校也基本选在有立邦办事处和经销商的地方。值得提出的是,由于经销商有着较深的地缘概念,因此在参与项目的支持与维护时,往往比较积极。“在他们看来,这是立邦为他们提供的在当地做‘好事’的机会,必须支持。”吴佳伦说。这就使得立邦不但加强了与当地消费者的联系,也使其与经销商的关系更为融洽。
二是涂刷希望小学外墙。在吴佳伦看来,在捐建希望小学之后,下一步该是如何利用立邦的产品和服务优势去做公益。于是,涂刷希望小学外墙,为孩子们改善校园环境,成为立邦的又一个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既做了公益,又用到了立邦的产品和涂刷服务,而品牌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
三是捐建快乐美术教室和培训美术教师。在立邦的企业理念中,他们除了销售涂料产品,更多的是贩卖色彩与服务。那么,除了涂刷外墙,还有什么方式能够让立邦的企业特色、品牌理念与公益结合起来?一个衍生的概念——色彩教育被提出。“中国人不太敢用色彩,这与从小的教育有关。我们前几年一直在践行捐建美术教室的想法。”吴佳伦说。在这个过程中,美术老师的培养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年6月,立邦携手中国青少年发展青基会启动了“美术教师培训”计划;与此同时,立邦在各大美术院校展开的支教合作也开始进行,7月份,第一批美术教师志愿者奔赴全国各地设有立邦快乐美术教室的希望小学,进行美术课程支教。
“从项目本身而言,‘为爱上色’做的这一系列事情,是与品牌精神100%符合的”,在吴佳伦看来,立邦本身卖的就是涂料,因此利用自身的优质产品和服务做公益,既不会觉得花哨,也能使得品牌精神被更多的人所了解。
“领地”负责制
——良好的内部营销机制
定位问题解决后,接下来需要面对的是沟通问题。每一项营销活动的开展,都需要花费精力与外部沟通,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有一个被很多企业忽略的细节,那就是内部员工的认同。
为了博得内部员工的认同,也带动他们积极参与公益,“为爱上色”项目每一个环节的开展都少不了员工的协助。首先,在捐建小学与涂刷小学的选址问题上,采取区域员工建议以及网络征集相结合的方式;其次,希望小学以及美术教室建立后,立邦采取员工“领养”的方式,各分区员工需要定期对学校进行回访,并将其与学校互动的各项工作汇报至总公司;再次,在总公司方面,则会从内部征集志愿者,参加暑期夏令营等校园回访活动,并且针对这些回访活动建立资料库;另外,员工还与希望小学的小朋友结成“一对一”帮扶的关系,在“为爱上色”项目设计的项目外,帮助贫困山区的小朋友实现他们的梦想。
孩子成长,父母导航
2004年3月8日,于慧光出生在胜利油田一个普通的家庭。妈妈给他取了小名“乐乐”,希望他能快乐成长。乐乐是一个阳光自信的男孩,表现欲特别强。当镜头对准他时,笑容马上会在他的脸上漾出来。周围的人都非常喜欢他。有一次,乐乐一边看电视里的“模特秀”,一边跟着音乐走起猫步来,逗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妈妈说:“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暗号。乐乐毫无保留地展示自己,说明他有这方面的天赋,所以,我和丈夫决心好好地培养他。”
2008年,妈妈在新浪网上为乐乐开通博客,还给他制作了一份“成长小档案”,并开始为他制作MV。每天,妈妈都乐此不疲地为乐乐写博客。为他记录每一次成长,每一个进步,每一份精彩……这也成了妈妈的“重要工作”。“乐乐的外在条件好,镜头感强,北京的不少广告商看中他,就在博客上留纸条,希望乐乐能拍广告。我都一一做了回复,并接到了广告商的邀请。当时,我只想锻炼一下孩子,没想到,他表现得特别好。我经常能接到广告商打来的电话,只要对乐乐的成长有好处的,我就鼓励他参与。”
2009年1月,齐鲁电视台举办“齐鲁宝宝”选拔活动,妈妈给乐乐报了名。活动中,乐乐一路过关斩将,成为电视屏幕上的小明星。乐乐还和台里的主持人摄了《贺岁宝宝》宣传片。这是乐乐第一次接触电视片的拍摄,对他的影响很大。后来,经过才艺表演和评委打分,乐乐被编导看中,成为齐鲁电视台的签约小明星。当时,乐乐高兴地说:“妈妈,我喜欢镜头,我喜欢舞台,我喜欢表演节目。”一连三个“喜欢”让妈妈感到特别欣慰,也增加了培养孩子的信心。
从那以后,各地的广告商不断向乐乐发来邀请,参与拍摄。2009年8月31日,乐乐拍摄了津酒集团的“津酒”广告;2009年10月29日,乐乐拍摄了“新华保险”广告;2010年3月18日,乐乐拍摄了“芪参茶”广告;2010年7月5日,乐乐拍摄了“玉屏地产”广告……经历了多次拍摄,乐乐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与此同时,他也把童真的笑脸带给观众。乐乐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当第一次拿到酬劳时,他请爸爸妈妈吃了一顿大餐,还给姥爷买了一份礼物。
乐乐不仅拍摄广告,还参加过“儿童节文艺晚会”。2010年4月30日,妈妈带他参加录制CCTV“阳光下成长”儿童节文艺晚会。乐乐跟小朋友们一起演唱了晚会的主题歌——《阳光少年》。三天多的排练和录制对乐乐又是一次锻炼。在录制当中,乐乐发现一位特殊的同学,她就是汶川地震时温总理怀里抱着的那个小姑娘汤星月。汤星月和乐乐住在宾馆的同一层,这也算是缘分吧。一天晚上,乐乐和小演员们在楼道里玩,其中就有汤星月。他们玩得好开心,一阵又一阵的笑声从楼道里传来,让人好羡慕呀!那天,乐乐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洗涮完毕,躺在床上跟妈妈说:“妈,我刚才去汤姐姐的房间了。”妈妈问他:“哪个汤姐呀?”“就是汶川的那个汤星月啊!我把你的电话号码给了她了。我还跟她说,我妈是学计算机专业的,会修电脑,如果遇到什么麻烦,可以免费服务!”妈妈看着他,笑个不停,这小家伙还会讨好别人了。
参与拍戏,收获多多
2010年8月,乐乐参加了电视剧《有爱就有家》的拍摄。在剧中,乐乐饰演小李佳(主演李佳的童年)。这是乐乐第一次接触电视剧,不过,在戏中表现得非常出色,和明星配戏也不紧张。他比剧中的小李佳稍小一些,拍摄时,导演特意将剧本做了改动,以便符合人物的特征。在导演的指导下,乐乐正式拍摄,一遍就通过了。拍摄时,乐乐会认真地听导演的指令,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动作做好。
2011年6月28日下午,乐乐考完期末试,妈妈就带他前去承德木兰围场拍摄央视6套的公益电影《留守的天空》。《留守的天空》讲述了一位支教老师来到小山村打柴岭,给那里的小学带去新的教学模式。在教学中,这位老师发现了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及时向上级汇报,求得政府的支持,并帮助留守儿童解决心理问题。乐乐在剧中饰演留守儿童周小宝。在山区小学,乐乐和留守儿童一起吃饭,一起交流,一起学习,这样的经历让他感触颇深。看到简陋的校舍,乐乐流下了眼泪。他回到宾馆对妈妈说:“以后,我要勤俭节约,存些钱帮助这里的小朋友。他们的生活太苦了,还看不到爸爸妈妈……”
拍戏的时候,还发生了两件趣事呢。刚进剧组时,乐乐的皮肤还是挺白的,可长时间在阳光下晒,他变成了小黑人。“以前化妆时需要打上黑底色才可以的,现在,根本就不需要打底色了。”有意思的是,进剧组前一天,乐乐的两颗门牙一起下岗了,只剩下刚换的一颗大门牙了,这部电影算是他换牙期间的一个影像记录吧。
2011年7月,乐乐在电视剧《宣言》中饰演牛板儿。其中,有场戏是牛板儿放学回家喊饿,跟剧中的妈妈牛嫂要吃的,却被“小油坊”投了毒。牛板儿吃了后,脸色煞白,差点丢了性命。这场“中毒昏死过去”的戏,对乐乐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在表情和语言上有很多的要求。当时,乐乐有点紧张,闭上眼睛就不会说话了。经过几次拍练,乐乐才慢慢入戏,最后通过了导演的审核。9月19日,乐乐参加了《南官河边的女人》的拍摄。该片由国家一级导演韩志君执导,女主角由著名演员赵雅莉担任,男主角由李楠扮演。乐乐在剧中扮演男主角的外甥水仔。在剧中,乐乐的表演得到了韩志君的表扬,他夸乐乐很人戏,表演松驰,不跳戏,是一个很有灵性的孩子。饰演乐乐外公(方伯)的梁音老师86岁了,每次和乐乐对戏时,台词都记得很清楚,不愧是老艺术家,这对乐乐的影响很大。开拍前,爷孙俩总会打开剧本,先即兴演上几场。乐乐被梁爷爷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一回到宾馆,乐乐就对妈妈说:“梁爷爷那么大年纪了,台词说得比我都准,真叫人佩服啊!”
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居民收入差距、区域经济差距都在不断扩大, 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但效果并不好。近日,复 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主任华民教授提出,要想缩小这些差距,城市 化、生产公共品、人口向贸易区流动是必然选择,应该制定一个长期稳定 的发展战略。
全球经济似乎都进入了一个政策时代,各国都在制定政策。政策时代并不好,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战略,而不是频繁出政策。政策时代造成的结果是,今天的政策和昨天的政策矛盾,明天的政策和今天的政策又矛盾。
政策调整正在替代市场改革进程。如今,中国面临着内部经济失衡和政策失效的双重问题,内部失衡主要表现在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即城乡收入、居民收入、区域增长与收入差距扩大。那么,中国经济失衡下的政策该作何选择?
“城市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原因:一是农业属于“报酬递减”的产业,工业属于“报酬递增”的产业;二是中国农业效率只有美国的1%。所以,缩小城乡差距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城市化,制定有利于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政策
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城里人剥削了乡下人、城市居民欺负了农民工,造成了城乡差距扩大。于是,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举措。我们只看到城里人收入在提高,农民收入没提高,没有人去问为什么。很多政策也是想当然,很少去研究为什么。我认为,城乡差距的失衡原因在于生产力,工业是递增的,农业是递减的,只要农民不进城,农业不实现现代化,城乡差距一定扩大。
以美国为例,美国只有800万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耕地面积占全世界的22%;而中国耕地面积占全世界的7%,不到美国的1/3。但中国有8亿农民,从事土地耕种的人少说也有4亿,等待分馅饼的农村人口数量巨大。
美国的农业产出占GDP比重是4%,美国的农村居民占总人口的2%,美国农村居民收入是城市居民的2倍。所以,美国的农民、欧洲的农民都是很富的,而且政府还给补贴。补贴应该是多数人补给少数人的行为,少数人去补贴多数人,就不叫补贴,叫再分配。所以,我们用工业去反哺农业,城里人补贴乡下人,都是再分配,不是补贴,这是没有效率的。
前年,我去法国看薰衣草,在种植薰衣草的几公顷的土地中间,有一座别墅,旁边有一个车库,里面停着宝马汽车,别墅前面是一个游泳池,一个农民穿着比基尼在游泳池里游泳。
这就是法国的农民,他们住的是别墅,撑的是太阳伞,开的是宝马,门前还有私家游泳池。到了秋天,他们将薰衣草收割后做成薰衣草油,可以卖很高的价钱。整个生产过程全部是机械化,劳动生产率极高,一个家庭就可以做成一件独立的香料产品,行销全世界。
在中国,针对农村国家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比如机器下乡、科技下乡、银行贷款下乡,等等,为什么都下不去?因为人出不来。所以,中国的出路一定是鼓励农民走出来,农民都待在农村一定还是穷光蛋。
但现在的政策正好相反。中国为什么会有民工荒,很简单,农民一直在出外打工和在家种地之间犹豫不决。国家先取消了农业税,种粮还有补贴,然后又大力倡导新农村建设。政策天天往农村倾斜,对农民产生很大的诱惑。在城里打工的人全部跑回去了,即使无地可种也可以向政府要补贴,所以,这个政策是错误的。
农业是“报酬递减”的产业,而 工业是“报酬递增”的产业:农村人越多,越无法规模化生产,生产效率就越低;城市人越多,工业规模就越大,效率也就越高。所以,推进城市化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方法。只有把农民“赶”进了城,农田才能空下来,才能形成规模化的农场经济。同时,工业才能不断扩大规模,降低成本。
“生产公共品”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在于能力和机会的不均等。能力不均等是教育机会不均等造成的;机会不均等是政府管制和寻租及产业政策造成的。因此,我们要提供有效的产权制度和进入市场的机会,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积极发展各种职业教育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能力不均等,一个是机会不均等。能力不均等的原因是教育机会不均等。农村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到城市孩子的1/4,一个在山区的孩子一天要步行30里地去上课,这个成本太高了,导致很多孩子没法上学。城里的父母开着车送孩子上学,几分钟就到了。同时,最好的老师也大都在城里,很少有到农村去的,到农村去支教的大都是一些大专生或刚毕业的研究生,他们自己还是孩子,很难把孩子教好。北京和上海的特级教师、模范教师很多,他们不会跑到农村去的。所以,农村和城市的教育机会、教育水平都不一样。
机会不均等的原因是政府的管制和寻租及政府的产业政策。中国现在的产业政策是提倡产业升级、制度创新,于是,产生了两个问题。先看内部问题,由于很多低端的产业被淘汰,产生了大量下岗职工,失业之后收入自然下降。同时,那些产业升级到高端的企业,高端人才又不够,于是,高端人才就频繁跳槽。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七个壶三个盖”的现象,就业岗位是七个,人才只有三个,要想把这壶水烧开,只能抢盖子。
大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做的最牛的事,就是怎么把人才稳定住,因为到处是猎头公司,到处是想挖优秀员工的企业,提高员工收入是稳定员工的主要办法。如此一来,很多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就会说收入分配不公,然后,通过征税等手段把这些高收入人群的钱拿过来补贴别人。
再看外部问题。以前,中国做低端产品,美国做高端产品,现在产业一升级,产生了交叉,中国抢了别的国家的饭碗,于是,就遭到反倾销。很多经济学家又说,我们被反倾销是因为产业结构落后,这种说法是错的。相反,我们的产业升级太快了。中国被反倾销的不再是落后产品了,袜子、打火机、皮鞋没有人敢反倾销了,被反倾销的是机电、轮胎等产品,都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不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了。
资本密集型的产品,欧洲人也做,美国人也做,中国人一旦做了就被反倾销。所以,产业升级不能太快,太快了就会脱离我们的约束条件,激化内部矛盾和国际矛盾,搞得全世界都不欢迎。中国不高兴,别人也不高兴,何苦呢?
国家首先搞了一个错误的产业政策,再去搞一个错误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用来创造一个“和谐社会”,这是折腾。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收入差距扩大:第一,收入差距扩大不等于收入分配不公;第二,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就是改革的动态过程。
但是,政府要任凭这种收入差距扩大,这个社会就会断链,所以要缩小差距。对于富人来说,要鼓励他们做慈善,与别人分享财富。但是问题又来了,中国的富人都不愿做慈善,因为中国人没有产权。一个没有产权的国家不会有慈善。即使有人捐款了,另一些人就会说,查一查捐款人偷漏了多少税,还有人敢捐款吗?
对于穷人要鼓励奋斗,不要仇富。鼓励穷人奋斗要做两件事:第一是降低进入市场的门槛,让大部分人可以进场创造财富。第二,提高教育水平,让穷人有能力从事生产力较高、收入水平较高的工作。但是,如果这些事情政府一件都不做,仅仅通过再分配、财政转移支付去帮助贫困人群,中国的穷人就只会等待政府救济,这样的发展趋势是非常可怕的。
现在,政府应该做的就是转变职能,不应该把各种税收一味地用来搞产业升级,而是去生产公共品,比如,发展教育、医疗、卫生、健康、社保等公共品。让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都可以享受到这些公共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高收入者如果觉得这个公共品质量不够高,还可以消费私营用品,比如,请名医看病或到国外去看病。这样一来,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自然会缩小。
“人口流动”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导致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开放经济下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二是内部经济中市场潜力的差别。这两个因素决定了人口集中度和市场潜力大小,从而也决定了经济增长速度与收入分配的差距。所以,我们要加大鼓励人口流向有贸易机会的地区,获取国际市场效应;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市场化层级,造就本地市场效应
导致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南部、北部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扩大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国际贸易的地理效应。中国的东部地区有贸易机会,海洋运输成本是最低的,中部和西部地区没有贸易机会,经济增长就落后。有人说过一句话:要看世界经济增长集中在什么区域,最好晚上去天空上看一下航拍,什么地方灯光璀璨就有经济增长,什么地方漆黑一片就没有经济增长。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看到在长三角、珠三角,人口在东部集聚,产业在东部集聚,城市在东部集聚,东部经济高速增长。而中西部相对落后,跨国公司选择投资区域,基本上不越过京广线,过了京广线,西出阳关无故人。
第二是区域内部经济中市场潜力的发展,一个是开放经济,一个是本土经济。一般来讲,50万~500万人的城市有经济发展机会,有市场潜力,这个机会是内生的。比如,这个地区的发展需要环卫,需要社区服务,需要保安,需要卖早点的,这些就业机会不需要政府投资,会自动产生。如果在一个只有3万人的小城镇,这些机会就很少了。所以,现在的新农村建设都是包袱,人口过于分散,城市规模太小,不能创造就业机会,没有本地市场效应,养不了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