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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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学科；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贸易实务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2008-2009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发生后，数位英国顶尖经济学家联名致信女王，就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的“时间、幅度及严重性”做出诚恳道歉，称这是许多“智慧人士的集体失察” [1]。这表明当今的经济学研究是滞后于经济现实的。作为经济学分支的国际贸易学（包含“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政策”），它的学科体系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或许当前也有必要进行“集体反省”了。
按照我国国家标准G/T13735-92的解释，学科即“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国际贸易学科作为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一般认为它包括三大核心构件，分别是“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和“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理论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开展国际分工与贸易”，国际贸易政策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一国在特定时期针对某一具体产业应采取何种贸易政策和措施”，国际贸易实务则以合同为主线，着力于回答“如何开展一笔具体的进出口贸易业务”。
现有文献中，王建邦通过分析当下中国国际贸易学科设计的种种不足，提出应拓展国际贸易学科的研究对象，确立“大外经贸”的概念[2]；还有学者估计到融合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实践的难度，如陈岩写道：“国际贸易理论多以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作为出发点；国际贸易实务多以微观经济、企业经营为出发点。……国际贸易理论往往是为实现国际经济、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福利最大化，反映均衡、诠释理性、昭示方向，而国际贸易实务往往作为企业获得利益最大化的赢利过程和步骤，充满谋略、充满争夺、布满规则。把二者融合为一个层面的命题的确不是件易事。”
上述文献确立了研究国际贸易学科结构的理论价值，但其并未充分认识到下列现象，即在国际贸易学科结构中，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与现实国际贸易政策存在明显的矛盾，并且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之间仍存在不少脱节现象。因此，我们亟须从方法论层面深刻剖析这些问题并不断完善国际贸易学科，以构建一个理论与实践互生互动、融为一体的国际贸易学科新体系。
二、对国际贸易学科困境的剖析
1. 困境之一：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
社会科学理论是政策制定的向导和指南。因此，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必须为现实的贸易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逻辑支撑。众所周知，国际贸易政策可分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其中，自由贸易政策坚持“无为而治”的基本理念，表现为“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没有政策’，但实际上，没有政策本身就是政策” [4]；保护贸易政策则一般通过“奖出限入”或“奖入限出”的措施得以实现，常用措施有出口鼓励（奖出），进口税、非关税壁垒（限入），进口鼓励（奖入）及出口税、出口配额（限出）等。自由贸易政策、保护贸易政策分别由自由贸易理论、保护贸易理论为之提供理论支持。古典、新古典等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已证明，为促进全球资源最优配置和贸易参与国总体福利最大化，自由贸易是最佳选择。但历史和现实却向我们展示了如下基本事实：
其一，在各国的贸易政策演变史上，自由贸易政策与保护贸易政策交替占据上风，在当代这两股思潮又存在“折中”趋势。通过对历史上不同国家的贸易政策的回顾和梳理不难发现，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贸易政策选择也是截然不同的；即便是同一个时期，不同国家的贸易政策主张也往往不同。不可否认，完全的自由贸易、彻底的保护贸易都是极端情形，现实中一个理性的国家可能既想享有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又不想因为自由贸易导致本国的相关产业经受国际上太激烈的竞争而被摧毁，于是当代诸多国家在具体贸易政策选择方面往往存在明显的“折中”倾向，如采取管理贸易政策、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等。
其二，现实世界中的保护贸易从来没有停止过，国际市场上贸易摩擦和纠纷不断。尽管这些现象与现实中对贸易福利的分配不无关联，但主流贸易理论所证明的政策取向与现实贸易政策形成了如此强烈的反差，不能不令人深思。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层出不穷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比如自愿出口限制（VERs）、反倾销、反补贴、环保标准、技术标准等，无一不是出自于倡导自由贸易理论的某些发达国家 [5]。这就使得主流贸易理论中所鼓吹的自由贸易，显得难以逻辑自洽、自圆其说了。
其三，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分析中存在方法论上的矛盾与混乱。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作为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微观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影响，是微观经济学在空间上的延伸，于是被称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一方面，贸易理论分析须严格坚持微观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另一方面，贸易政策分析往往又违背了这一方法论。举例来说，微观经济学的效用理论表明，效用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无法比较，更无法简单求和。但是，主流贸易理论在分析各种保护贸易政策措施（比如关税、进口配额等）的经济效应时，往往是先分析实施一项贸易政策对一国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政府税收收入等的影响，然后对之求代数和，以得到实施该政策措施的净经济效应[6]，这种分析事实上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一个货币单位给消费者、生产者、政府带来的效用是相同的”。而根据效用理论，上述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进一步地，就不能随意对消费者、生产者和政府的福利状况进行简单求和，从而一国实施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措施后的整体福利变化将是难以确定的。这足以表明，“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存在着方法论上的矛盾与混乱。
上述三大事实说明，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困境。
2. 困境之二：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之间的脱节
通常人们在学习任何一门理论的时候，摆在桌面上的说法是“用理论指导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等。但从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经济学的一部分）与国际贸易实务的关系来看，似乎很难找到二者之间直接的契合点。更直接地说，在不排除国际贸易理论对实践“潜移默化”的指导外，国际贸易理论没法、实际上也没有对实践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而当理论不能有效指导实践时，显然不能去怪罪实践，而只能从理论方面找原因。表面上看，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存在诸多不同，比如出发点、研究视角、研究对象、侧重点等方面都可能存在不同。但这些均不能构成二者脱节的充分条件。造成二者脱节的根本原因需要从二者的方法论、特别是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的方法论中去寻找。在阅读相关文献和思考国际贸易学科方法论的过程中，笔者认识到，导致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脱节的原因至少包括：
其一，企业主体地位在传统贸易理论中的缺失是造成理论与实务脱节的基本原因。或许也正因如此，迈克尔·波特（Micheal E. 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引入并强调了企业因素，近年来甚为流行；而新贸易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的融合 [7]，也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21世纪初出现的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通过将分析变量细化到微观企业层面，关注企业的异质性与出口和FDI决策的关系，关注企业在国际生产中对每种组织形式的选择，从而开拓了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新前沿 [8]。
其二，国际贸易理论内部大量苛刻的假设前提离现实太远，甚至存在方法论上的矛盾。在以往贸易理论分析中，都抽象地假设货币是中性的，且交易过程不存在交易成本和各种阻碍贸易自由的障碍，这与现实是相左的。现实的贸易实务中，不仅大部分时候货币不是中性的，而且就整套业务流程来看，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交易成本。可以说，国际贸易实务所关注的一整套业务流程及其中所伴随的成本，恰恰被国际贸易理论从根本上忽略了。在国际市场上，交易成本比在国内市场更为显著，影响也更深远[9]。因此，忽略了交易成本的存在而进行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必须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同时，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带来矛盾。经济学说史中，微观经济学一般指新古典学派，尽管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大量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但从国际贸易学说史看，其本身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当代贸易理论（如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的发展和演进。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因为其中除了包括新古典学派的内容外，还包含了大量古典学派和当代经济学家的观点。
其三，国际贸易理论对贸易利益的关注具有抽象性，与具体的贸易实务存在差别。一个贸易参与贸易的基本动因是为了获取贸易利益。因此，无论国际贸易理论还是国际贸易实务都离不开对“贸易利益”的分析。国际贸易理论通过引入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抽象地分析了一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所能得到的直接利得和间接利得，其方法论本身决定了无法通过国际贸易理论具体告知一个企业如何实现自身的贸易利益。国际贸易实务则以合同为主线，强调一个微观的企业如何操作以谋取贸易利益。具体而言，一次成功的贸易，无非是交易前贸易双方就各项交易条款展开磋商，然后签订进出口合同，最后履行进出口合同的过程。贸易实务强调相关法律法规、国际惯例和交易程序，最终是为了实现具体而非抽象的贸易利益。各个贸易参与方能否实现自身的贸易利益是衡量交易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此来看，企业只能从实践着手，在实践中积累获得自身贸易利益的方法，而不能获取国际贸易理论的直接指导。
三、进一步完善国际贸易学科的路径选择
1. 协调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的对策
为了协调和化解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与现实的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有如下几种思路值得借鉴：
其一，尝试从利益创造和利益分配的不同视角看待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自由贸易论若要成立，必要条件之一是国内和国际的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的。现实世界中非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普遍存在表明，上述必要条件在现实中往往不成立，因此自由贸易在现实世界难以实现，不仅如此，人们还普遍观察到保护贸易政策存在的事实。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呢？光、张燕生、万中心的回答给出了基本方向，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决定贸易利益创造，保护贸易决定贸易利益分配，利益创造与利益分配的统一和均衡决定了现实贸易状况[10]。
其二，通过对国际贸易政策展开政治经济分析，试图从政治、经济双重运行的视角去考察实际贸易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以中国为分析样本，盛斌进行了深度考察和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对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给予解释[11]。笔者认为，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试图把政治因素纳入经济分析之中，以弥补主流贸易理论在解释现实贸易政策时的不足。这看似一个简单的学科交叉，但实际上可能反映了主流贸易理论的“研究纲领”存在某种退化。事实上，国际贸易政策作为国际贸易制度的具体化，并没能内生到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针对二者之间一定程度的脱节和矛盾，学者们主要批评的是主流贸易理论的假设前提过于苛刻。孙杰正确地指出：“新古典贸易理论抽象掉了制度因素这个重要的环节，一下子跨越到贸易政策理论来解决国际贸易问题，显然缺乏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因而，在解释真实世界现象中暴露出许多不足。” [12]
其三，试图在自由贸易理论中纳入就业因素与利益分配因素，以化解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杨正位认为，从就业和利益分配出发，可以将自由与保护的观点统一起来，“自由贸易理论中本身含有保护的根基。出现这种保护的呼声，并没有否定贸易带来的总的利益提高的情况，即竞争中处于优势的资本家及工人获得的利益有可能大于受损者的损失，也即是说，这并没有否定自由贸易本身[5]”
毫无疑问，学者们的研究无疑可大大深化对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贸易政策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出协调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衔接点，并构造相应的理论体系，可能在未来若干年是一个有意义的学术任务。
2. 衔接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的对策
为了将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衔接起来，可能需要使抽象的理论和政策分析“落地”，使现实而具体的实务分析“上天”，最终找到二者的对接点。
其一，为了使贸易理论（政策）分析“落地”，适时放松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并使之更贴近现实是根本之道。比如可考虑在其中引入“关注现实经济生活”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制度、交易成本等变量来分析国际贸易问题。正如张亚斌所指出的，“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最新趋势之一，就是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与分析方法”[13]。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曾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提出了“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由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的命题[14]。这些中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与新制度经济学有着众多的理论“接口”，甚至可对国际贸易展开系统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制度与贸易”在进入新世纪后成为学术前沿可谓对此的最好注解，笔者曾将这种学术思潮命名为“国际贸易的制度主义”，并认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贸易理论对制度因素的自觉吸纳，是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自然趋势，也是其回归现实的必然选择 [15]。此外，还可将国际贸易政策视为制度的一种形式来加以分析，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一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在产权界定、保护和转移的过程中，伴随着种种交易成本，因此国际贸易活动需要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展开，以克服过于高昂的交易成本，促进贸易的发展。通过引入制度经济学的方法，高度重视制度要素和交易过程本身，自然可更好地衔接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贸易实务。
其二，为了使贸易实务“上天”，在讨论如何签订一笔具体的业务合同时，应不断地追问“为什么”，这样终究会找到其理论根源。国际贸易实务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展开的，通常国际贸易的制度环境分为三个层次：国内法、国际贸易条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和国际贸易惯例（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这些制度的作用在于制约贸易商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交易的一方能对对方的行为形成明确而稳定的预期，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使参与者能获得更大的交易剩余，有动力参与交易。其中，契约（合同）是贯穿一笔进出口业务的主线，不论是出口业务还是进口业务，其基本程序都包括交易前的准备工作、交易磋商、合同签订、合同履行等几个环节。在这一过程中，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由于国际贸易的难度更大、更复杂、风险也更大，一般而言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更高。既然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伴随着产权的界定和转移而发生的交易成本，可以说是与国际贸易实践相伴而生的一种客观存在。在进出口合同中，最为核心的条款是价格条款，而国际贸易报价一般借助于贸易术语才能得以完成，选用贸易术语的过程，就是明确双方各自在交易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过程，即明确进出口双方在贸易中的责、权、利的过程。贸易术语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大大简化了产权界定和转移的程序，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上述分析表明，可运用制度基本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对国际贸易实务展开详细的分析，从而将其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可沿着不断追问现实国际贸易活动的根源，即不断寻找“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原因的原因”、“国际贸易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等，进而找到衔接贸易理论与现实的一根“红线”。基本线索为：
贸易发生贸易利益（分配）（广义）贸易条件交易条款贸易合同商务谈判
其中，前面的是结果，后面的是原因。即，国际贸易的原因为对贸易利益的追求，贸易利益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贸易条件，贸易条件由包括价格在内的种种交易条款决定，交易条款在贸易合同中确定，贸易合同的签订靠商务谈判来达成共识。沿着这个思路，或许可构建一个理论与实务融为一体的国际贸易学科新框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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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罗能生，洪联英. 新贸易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的融合与拓展[J]. 经济学动态，2006（9）：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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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盛斌.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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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Douglas North. 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财务经济学逻辑起点资源配置激励机制
近年来财务学科发展明显特点是其“外延”不断扩张，以至于学科之间“边界”越来越模糊；各学科的内容也处于经常变化与调整之中，不断地引入其他学科理论来丰富财务学的内涵。在整合与渗透中财务学科与其他学科正走向融合或交叉，财务经济学在此背景下形成新的边缘交叉领域。
一、财务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回顾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财务学与经济学几乎没有交集，经济学者对金融机构、投机行为以及构成财务主要部分的不确定性及其他层面等极少关注，财务学的研究主要依赖经验法则以及零散的例证，缺乏理论基础及严谨的实证研究，财务学科内容分布也非常零散，大都只是罗列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措施。1952年，亨利・马柯维茨(H.Markowitz)提出了资产投资的组合理论，并将投资选择问题系统阐述为不确定性条件下投资者效用最大化的问题，这是学术界首次将经济学理论与财务学结合。随后，威廉・夏普(w.Sharpe)将这一模型进行了简化，并提出了资产定价均衡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也是第一个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资产定价均衡模型。由于股票等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CAPM的实质是讨论资本风险与收益的关系。但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建立是基于一系列严格假设之上的，而且其中的一些假设显得过于理想化，该模型的实用性和有效性不断受到质疑。在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提出质疑的同时，不少经济学家开始探索新的资产定价理论。如斯蒂芬・罗斯(Stephen Ross)于1976年提出的资本资产定价的套利理论(ArbitragePricingTheory)等，正是经济学家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得财务学和经济学的结合更加紧密，并由此引申出一门新兴的学科――财务经济学。西方国家有关财务不但有丰富的理论体系，还有广泛的实证检验，得以验证理论建构与其现实状况的关联。与西方国家蓬勃发展的财务经济学研究现状相反，我国还仅是限于介绍和零散的研究，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财务经济学体系。财务学教科书重心仍在介绍有关财务会计核算原理、主要资产经营以及选择优劣股票的各种经验法则和财务制度的介绍等，没有一种可供广大学生了解这些现象的整体架构和完整的理论体系。
二、财务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及理论框架体系
(一)财务学理论的逻辑起点研究现有的财务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对财务经济学有很大的启发。纵观财务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大体上可以分为本质、环境、假设、产权、目标和本金起点论等观念。“本质起点论”认为，财务的内在本质决定了财务的多种形态，是奠定财务独立存在的客观基础。这一观点符合我国传统的哲学思维习惯，突出了财务不同于其他经济领域的特征，但本质起点论不能反映社会经济环境发生的变化及财务各领域的内在联系，更不能成为财务系统的向导和沟通财务理论与实践的桥梁，以本质为起点会阻碍财务应用理论的发展。“环境起点论”认为，在上个世纪财务管理的发展过程中，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内容、财务管理方法的变化，都是理财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即有什么样的理财环境，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理财模式，也就会产生相应的财务理论结构。该观点根据环境的需要确定财务管理的目标，进而确定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的财务理论体系。用历史发展的视角考察财务理论的发展，有利于理解不同时期的财务内涵，但将环境作为起点构建财务理论结构是不合理的。因为财务环境是经济、法律、社会、风俗、文化等若干要素的综合，而逻辑起点只具备单一性，用一个复杂且多变的概念作为财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势必影响整个财务理论体系的构建质量。“假设起点论”认为，任何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以假设为逻辑起点的，然而在财务学中却忽略了这一点，假设对任何学科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为本学科的理论和实务提供了出发点和奠定了基础。这种观点重视对财务假设理论的研究，将财务理论的研究建立在一系列无需证明的命题基础之上，符合人们对事物本质研究的习惯。但逻辑假设因其过于完备而使得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在假设前提发生变化时轰然倒塌。“产权起点论”是近年来人们在研究产权问题时产生的，认为产权作为一切经济制度的基石，对企业的经济行为起约束作用，财务管理作为一项经济管理活动，必然受到产权结构的制约。不同的产权结构形成不同的财务管理模式，产权结构决定了企业的财务管理，因此，研究财务管理应从产权结构着手。该观点强调了产权结构对财务理论结构形成的深刻影响，揭示了不同财务模式产生的产权关系，但财务模式的调整除受到产权制度的影响外，还受到社会制度的约束，因此，产权关系不能构成所有社会制度下财务模式的基石。“目标起点论”是近几年在大量借鉴和吸收西方财务理论过程中较流行的一种观点，该观点认为，任何管理都是有目的的行为，只有确定合理的目标才能实现高效的管理。这种观点突出了财务管理目标在财务管理理论结构中的作用，有利于财务管理理论对财务管理实践的指导。但将财务基本理论的具体内涵作为财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并贯穿整个财务理论体系显得有些勉强。本金起点论认为，本金是指为进行商品生产与流通活动而垫支的货币性资金，具有流动性与增值性等特点，经济组织的本金按其构成可以分为实收资本、内部积累和负债等组成部分，强调本金起点理论符合逻辑起点的基本标准，弥补了其他起点理论的各种不足。但以本金作为财务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实质上还是探讨财务的本质问题。
以上这些观点从不同的侧面构建了各自不同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但这些逻辑起点理论均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其理论体系极不稳定，忽略了财务理论运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也没有合理地解决理论与实践的接口问题，不能有效地指导财务管理实践，因而不利于财务理论体系的完善。
(二)财务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及理论框架财务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分析应基于财务学，但又不同于传统财务学。这一新兴学科将经济学和财务学集于一身，其边缘交叉组合的性质导致其理论逻辑起点应包容这两大学科，并构成两个学科的共同基石。众所周知，经济学研究理性经济人的行为，作为理性经济人具有以下特征：主观的
自利动机、理性的行为和客观的利他结局。而财务学追求的是效益最大化，两者的共性在于理性地追求微观资源的有效配置，寻求资源的最佳利用，从而取得最大化的收益。由此笔者将这一共性提炼为“财务资源的理性配置”，并以此作为财务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基于财务经济学的逻辑起点，这一学科理论体系，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财务经济学结构体系包含三个层次：第一，资源理性配置理论是财务经济学体系的基础。财务资源配置是指资本在不同来源渠道的组合和不同经济用途之间的分配，其涉及到财务活动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资本的形成进行组合，
即融资中的资源配置。资源的配置表现为资本在不同时期之间和不同性质之间的安排，从而形成了融资的核心问题，即融资结构的合理安排。包括长期资本和短期资本的安排、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的安排；另一方面是对资本的使用进行分配，即投资中的资源配置，这里的资源配置主要表现为资本的合理分配，从而形成了投资的核心问题，即资源流向和流量的调整。而资金的筹措和使用正是财务的核心所在，其决定了资源配置的目标、原则和内容，可以视为整个学科的理论基石。第二，财务经济学基础理论是由一组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概念集、按其内在逻辑关系排列而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其建立在财务经济学逻辑起点之上，是财务实务理论的根基和出发点，决定财务经济学的目标和原则，反映了财务资源的客观属性及其规律性，即财务资源配置缘于它的稀缺性。而财务资源的稀缺性客观上要求人们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对财务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将有限的财务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因此，财务资源配置应以优化融资结构和投资结构，提高稀缺资源的产出率一资本收益率，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稀缺资源为目标。资源配置的基础理论可以围绕融资决策与投资决策以及各自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和探讨。有效市场假设、投资组合、资本结构、委托、股利政策、资产定价以及风险与收益均衡等理论，正是从不同侧面探讨财务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这些理论相互辉映构成一个完整的财务经济学理论基础。第三，财务实务理论。建立在财务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上的财务实务理论体系，是财务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重心部分，是对财务工作进行操作和管理的具体阐述。该理论直接对现行财务实务做出解释，并有效地对未来的财务活动进行预测。具体而言，是从财务资源的筹措、投放、使用到分配等几个环节进行资源的有效、合理安排，以期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三、财务经济学结构体系
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范文第3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绿色发展与多重转型背景下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竞争战略优势提升转换研究”（11BGL01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研究”（12&ZD094）
作者简介：李宝元（1962-），男，河南陕县人，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和人本发展与管理问题研究。Email：byli@163com
摘要：人本管理经济学顺应后工业化及网络数字化时代组织管理人本化大趋势，立足于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视界，遵循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逻辑思维范式，借鉴利用现代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经典及最新理论和方法，以研究并回应组织管理中人的问题为基本宗旨和任务，特别聚焦于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战略性激励相容问题主题，以“职场就业—战略规划—目标导向—投资开发—人际整合”人本管理运作主线，分别沿着竞争—合作（人本组织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与规矩—方圆（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个层面）两大人本管理经济问题导向线索展开相关学术研究而形成的一门应用经济学新分支。
关键词：人本主义；人本价值论；组织人本激励管理；人本管理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2001808
一、问题提出：直面历史现实的理论演化脉络及跨学科整合走势
大而言之，主体欲求的无限性与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共同困境和永恒主题。为此，人类在长期历史演化中自发形成两种基本应对机制，即市场交换与组织管理；相应地，在学术上分别直面聚焦回应这样两大实践的理论范式就是经济学与管理学。
要缓解这个基本矛盾和困境，人力在主观“用力”上无外乎两个基本方向：一方面，依托“情商”（人文伦理及）努力节制欲求或抑制需求；另一方面，凭借“智商”（人类理性或科学技术）尽力有效利用既有资源并进一步开发利用新资源。其结果，以工业化为标志使人类历史发生了一种“非对称性突变”：工业化以前，人类情感在漫长演化的市场自然扩展秩序中占了上风；而市场运作和发展到一定阈值或拐点，引发了工业化革命性突变，结果使人类理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或解放，发展到后来甚至达到登峰造极的无知之狂妄程度。
所谓现代社会，乃工业化及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而正是这种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现代社会经济实践活动，才孕育出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正是基于大机器工业生产的需要，以及在此基础上由发达市场机制链接而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才使人们集结在一个个具有开放系统性、内在合作性和外在竞争性的命运（利益）共同体中；所谓组织，就是这些命运（利益）共同体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稳固化、巨型化发展的结果，并随着市场秩序不断向外自然扩展而在空间上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进入20世纪，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完成工业化，其市场经济进入高级发展阶段以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普遍地“扭结”在特定的社会组织中；同时，以工商企业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政府公共组织多元鼎立为基本格局的现代组织网络体系，逐渐演变成为每一个现代人时时刻刻生存其间、必须直接面对和积极适应的基本生存情景或社会生态环境。结果，市场与组织并肩而行、互动发展，不仅促成了无比繁荣昌盛的现代社会经济实践，而且促成了现代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大融合大发展。
虽然从现代社会经济实践源泉来看，关注市场的经济学与聚焦组织的管理学可以算作孪生兄弟，但在启蒙与集大成发展的时序节奏上，经济学可以大致算作管理学的兄长。早在1776年，现代经济学鼻祖斯密就在其开山大作《国富论》中，富有远见地奠定了主导经济学理论研究基本发展方向和主流趋势的学科信条和理论范式，即建立在每个人追求自利基础上的自由市场机制乃国民财富根本源泉及和谐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石。其后，经由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的集大成诠释，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拓展，到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宏微观新综合，经济学基本上是围绕市场资源配置基础功能主题一路拓展开来的。
相对于经济学来说，管理学实现集大成并蓬勃发展步伐稍有滞后。虽然早在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所开创的工业化新时代，大规模、高密度、商业性和社会化的工业组织（企业）形成了对管理前所未有的特殊需要和要求，并激发了欧文等一大批工业管理专家及管理教育先驱相继辈出，但尚未形成一组逻辑清晰的学科信条和一套完整成型的理论范式。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到巅峰的欧美工业化社会经济、特别是企业制度化管理实践，才孕育出以法约尔特别是以泰勒为代表的一代管理大师级人物，他们在其经典论著中《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1916年）和《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正式提出并清晰阐释了现代组织管理学的基本信条和理论范式，从而使管理学以科学的面目正式登上学术大雅之堂，并在其后近百年的历史中衍生出葱郁茂盛、五花八门的管理学派丛林[1]。
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最初的元问题都是属于或为了回应人的问题，即：如何有效开发、配置和利用稀缺资源才能满足个人、组织或社会等特定主体的目标和需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化大生产体系中，本来是主体、目的和本源意义的人，却在自己所创造的器物工具中被异化，最终被沦落为器物、工具和手段。好在大自然自有自组织平衡协调机制，两极轮回，物极必反，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近百年来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主题都明显地呈现出一种人本化的回归趋势（如图1所示）。
图1人本管理经济学的实践背景及学术源头
按照传统经济学范式，市场是由厂商、居民户、政府和国外四个主体之间进行产品和劳务及劳动力交换，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或方式，至于四个主体各自内部是什么状况又如何运作则不属于其研究的范围。在这四个主体部门中，厂商是经济学最原本、最主要的聚焦点，其他三个则相对有些辅或衍生性；也就是说，回答厂商内部组织管理问题，相对来说显得更为迫切、更为重要、更可以纵深发掘，由此衍生出一门管理经济学分支学科。传统管理经济学，由私人厂商拓展到公共及非营利组织，其实就是将微观经济学特别是市场与厂商理论基本原理运用于组织资源配置及管理决策而形成的一整套具有现实操作性的程式、技术和方法。例如，在国外众多管理经济学教科书中，由麦圭根、莫耶和哈里斯三位教授合著的《管理经济学：应用、战略与策略》以其内容丰富、结构清晰、紧跟前沿、贴近实际等具有显著代表性。他们在最新的第8版中是这样界定管理经济学研究主题的：“管理经济学研究的是在经济中的私人、公共和非营利部门内，由分析人员、经理人员和咨询人员所制定的资源配置战略、战术策略。管理经济学的各种方法力求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实现组织的目标，同时考虑对实现目标的洼陷和内含约束条件。本书围绕两大主题组织内容：私人部门企业的产品线竞争和股东财富的最大化。此外，管理效率问题为所有组织做出资源配置决策提供了一个共同基础”[2]。可见，管理经济学总的理论基点、基调和着重点还是在强调工商企业、非营利性组织的市场逻辑及其对组织决策者的宏观政策约束及技术经济条件限制。
经济学真正从市场偏在视界走出将企业等科层组织正面纳入其研究视野，并将它看做与市场对等并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现实世界替代其发挥经济职能的一种特殊资源配置方式，在期间发挥了转折点或里程碑性关键作用的，是1937年科斯等发动关于“交易费用的概念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新制度经济学”浪潮。由此开始，经济学理论研究逐渐回归人本轨道，一大批研究者越来越关注组织、组织中人的（契约与非契约）关系、组织制度架构及演化，特别是聚焦于组织中管理者（雇主）与员工（雇员）这个基本矛盾，借鉴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研究新成果，将研究对象和重点逐渐指向组织（中人的）行为及其激励问题，拓展衍生出行为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契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诸多新分支，进而与当代组织管理学中的劳动关系学派、人事管理学派和人力资源管理学派渐次对接起来，以致在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上提出了构建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现实目标和任务。
近年来，作为传统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变革和疆界延伸，英美等国一大批对组织经济学问题感兴趣的学院派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探索性研究工作，他们试图在企业等组织层面以人的行为及激励问题为焦点构建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范式和框架。这方面具有集大成代表性的最新标志性著作，大致可以举出如下几部：一是2002年英国白金汉大学组织经济学教授利科特的《企业经济学》，该论著以科斯定理及企业的契约理论为立论基点，讨论了企业及非营利组织的制度结构，以及企业管理者等利益相关者的激励和环境约束问题[3]；二是199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米尔格罗姆与罗伯茨所著《经济学、组织与管理》，该论著对传统管理经济学范式进行了革命性变革，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在组织合约、协调、驱动、雇佣、激励管理及变革领域发展起来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4]；三是2003年亨德里克斯所著《组织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协调、激励与策略》，该论著基于博弈论、科斯定理及信息经济学最新研究成果，围绕如何协调与激励组织中策略互动着的人们这个核心主题，对组织中有关决策、匹配及商业策略问题进行了新的诠释[5]。
与此同时，近百年来，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特别是网络数字化新技术革命的推动，组织管理学越来越呈现一种不断软化和人性化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领域的相关研究课题，迫切需要依托一套以组织中的人为中心、以既自成体系自圆其说又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做支撑，为组织管理者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提供一整套既可以证伪又易于操作的经济学思想方法、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为此，中外学者在学科建设上也做出了一系列相关努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拉奇尔教授在1998年出版的《人事管理经济学》，该书围绕招募与雇佣、人员流动、精简、工作效率、团队、年功报酬、考核、福利、职权和任务分派等人力资源管理主题，系统地介绍了一系列相关经济分析技术和方法，其目的是为组织管理者及人力资源管理者权衡相关利益关系、提升决策水平和降低管理成本提供相应的经济学理论支撑[6]。在该领域国内学者也做了有益探索，近年来国内图书市场上也陆续出现了若干部有关人力资源经济学或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分析[7]教科书，探索性地将经济学、劳动经济相关的原理与方法依照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模块串联成体系，试图形成一个独立学科。
但是，既有相关研究成果尚有不少缺憾及存疑之处，大致说来有三：一是没有在人本主义意义上给出具有硬核性质的学科概念和核心理念，使相关经济学分析方法缺乏坚实可靠而又逻辑自洽的理论根基。二是对有关经济学概念、原理与方法的转述，没有从学科视角分歧、学术流派渊源及交叉整合脉络上给出应有的清算梳理，使相关内容虽然围绕组织管理或人力资源管理职能模块组合在了一起，但在经济学理论逻辑体系上显得十分零碎零散，不能形成逻辑清晰、前后连贯的统一体系，往往研读起来使人有些不得要领。三是由于在理论逻辑上不能自洽成体，相关问题研究没有可支撑的对接点，因而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上缺乏应有的成长性和可持续性。
笔者数十年来由宏观而微观、由经济学而管理学，游走于国民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与企业管理学等多门学科教学与科研活动之间，但在研究方向和主线上万变不离其宗，长期始终如一地聚焦于人本发展与管理问题。2006年，笔者将自己多年累积的相关成果汇集成著，以《人本发展经济学》名字推出[8]；经过又七年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学术累积，并基于现实咨询管理和科研教学需要，特别是依托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认为是该推出其姊妹篇人本管理经济学（二者类似于宏微观经济学之的关系）的时候了。本文乃该著之导论，现将自己初步构思和粗略观点先行公开发表，以求教于同行专家。
二、研究范式：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视界、方法论及主题基线
人本管理经济学是立足于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视界，严格遵循个人自由主义方法论的逻辑思维范式，借鉴利用现代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经典及最新理论和方法，以研究并回应组织管理中人的问题为基本宗旨和任务，特别聚焦于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战略性激励相容问题的研究主题和主线，并由此形成的一门应用经济学新分支。
1人本管理经济学视界：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
关于人本主义（Humanism），源于人如何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这个最基本的元哲学命题。虽然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特殊物种，但人类毕竟也是大自然的造物，人类文明自从诞生的那天起就面临着一个无法摆脱的现实困境，那就是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说的两难悖论：自以为自由的人类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类到头来往往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9]。
自然科学是人类理性超越自然束缚而客观认识外部世界的产物，西方科学主义最初正是源自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文化传统，那时的人们普遍崇尚用自己的智慧、勇敢和正义去观察思考大自然奥秘的精神意志。但是，进入中世纪（公元500—1 500年），这种理性主义精神在大自然强大的力量压迫下被扭曲为基于的神学，一开始一些传教士还试图运用古希腊理性主义文化去解说基督教义，随后在经院哲学那里理性主义异化为论证基督教永恒真理的工具，这样，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伴随着日益盛行的基督教经院哲学而得以保留和传承。后来，当传教士堕落行为被揭穿、经院哲学越来越走向玄虚而逐渐远离现实生活被人们所唾弃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启蒙者们，将科学理性主义从传统经院哲学中抽取出来，以人本主义面目出现而成为反对神本主义的有力武器，由此滥觞并迅速演化成为西方主流价值文化。
也就是说，人本主义作为一种西方价值观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是自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经历代思想家发展、完善逐步形成和传播开来的。最初，人本主义是特指16—17世纪的一种文化思潮，即对古希腊罗马文学、语言、科学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热衷，对宗教、神权和经院哲学的扬弃和批判，对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理性至上和科学实证精神以及人权和人的自由价值之复兴或弘扬等；但是到了18—19世纪，以人本主义为表现形态的理性主义发展到极致，终于孕育出了工业革命和工业文明，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理性主义逐渐走向现代科学理性主义极端，在这种理性主义思潮涌动下，导致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之象：科学技术开发出来的物质机器逐渐将人性异化，本来是生产目的和主体的人反而被异化为生产的工具和手段，物质享受几乎侵蚀人们所有的心灵空间，物质性的工具理性代替了终极关怀意义上的价值理性。
20世纪，可以说是人类在社会变革特别是科技革命中涅槃重生的世纪。随着大机器工业化的登峰造极和人类科学理性主义的泛滥成灾，人们逐渐看清并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主体异化和工具理性带来的一系列不快乐、不幸福乃至痛苦或灾难，人们在大自然一场场惩罚性的灾害面前越来越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无力感，不得不生发出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敬畏感。于是，以人为本，回归大自然、回归人本性、回归人的主体性和价值理性，成为从市场运作到组织管理、从经济学到管理学研究的共同取向。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提人本主义就具有对立于科学理性主义的新意义，而回归人性，反思科学价值、解构理性标准、呼唤终极关怀、重塑心灵美德，也就成为当代人本主义精神的基本内涵及主流倾向。这也是人本管理学应持有的认识论视野。
2人本管理经济学方法论：遵循现代经济学逻辑思维范式的“个人自由主义”
在方法论上，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研究者本身就是参与其研究对象中的一分子，很难在“局外”用条件控制的试验方法对社会活动或人类行为做观察。尽管目前一些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在研究技术上已经发展到很像自然科学的状态，对个体微观行为也已开始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但就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总体状况来看，这也仅是作为一种辅的经验检验方法来使用，其主要研究方法还是以理论实证为基本特征的。
关于理论实证研究方法，其基本套路无外乎：从大量的客观社会现象或人类行为中分析、归纳和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假定，也就是借助理论思维将客观对象抽象为韦伯所说的“理想模型”，以此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然后，在这些基本假定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推导出一系列理论结论，并通过逐步放松有关假定，把原来抽象掉的不同层次的非本质的东西追加进去，使理论联系（契合）实际，以达到理论实证社会经济现实的目的。这种社会科学方法，在马克思那里就叫做抽象法，其前一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而后一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而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则称之为“假想结构法”，并认为“经济学的独特研究方法就是假想结构法”[10]。
经济学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同样或更需要依赖这样的抽象法，但从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工协作关系来看，经济学则有其独特的角度和方法。其独特之处就在于：任何人类个人的行为，在经济学看来都是一种在稀缺资源环境约束下来追求个人自身预期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行为。其中包括三层基本含义：一是自利动机，即追求自身利益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和基本目标。二是环境约束，即追求自利目标是在稀缺性资源条件和社会制度规则约束下进行的。三是理性选择，即人们总会设身处地地权衡自己的处境和所追求目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终找到一条均衡的、恰如其分的最佳方式或路径，使自己所费成本最小而获得收益最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政府或私人的办公室里，无论在教堂里，还是在科学活动中，简言之，无论在哪里，永远是效用最大化者[11]。这就是所谓理性人假定，是经济学方法论的硬核，是任何经济学包括人本管理经济学必须操守的。
自斯密以来，经济学之所以成为市场主义的誓死捍卫者，按照米塞斯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中的论述，就是因为它认定：“市场经济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进行劳动分工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人都代表他自己的利益，但是每个人的行为都既是为了满足他人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每个人在行为时都在为他人服务，另一方面每个人又都是在接受他人的服务，每个个体都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他自身的最终目的以及使他人获得满足的手段”[10]。也就是说，“市场将个体活动引向能最好地服务他人的渠道”[10]。“市场不会直接阻止某一个体随意伤害其同伴，但市场会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市场上，强迫每个人都尽力服务他人并克制自己的随意和恶意的，不是因为宪兵、刽子手和陪审团的高压统治和强制政策，而是因为个人利益。契约社会的成员之所以自由，就是因为他服务别人就是服务自己。限制成员的只有不可避免的自然资源稀缺现象，至于其他部分，所有成员在市场范围内都是完全自由的。”所以，“没有一种自由可以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自由相媲美。在极权的霸权主义社会中，个体所应有的唯一自由，也是无法剥夺的自由，那就是自杀”[10]。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经济学的任务主要是分析市场上交换的物品和服务的价格决定。”但现实中“人们总是同时面对‘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他们要从不同的替代品中进行选择，不管这些东西是被归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在价值的天平上，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是混合在一起的。即使我们能够在物质的与精神的考虑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每一个实际的行为要么是为了同时实现物质的与精神的目的，要么是物质与精神的东西之间选择的结果。”因此，为了完成特定研究任务，经济学“必须从人类行为的综合理论开始研究”，其研究对象要超越有关利用货币进行交换的“市场现象”而涵盖所有人类行为[10]。在米塞斯看来，市场中人与人的竞争是“想在合作的制度里取得更优秀、更杰出的成就。竞争的功能就是，给整个社会体系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安排一个最适合他的位置，从而使他能够最好地服务于整个社会，服务于社会里的其他成员。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就成为一种把最称职的人安排在最适合的岗位上的有效方法”[10]。因此，由市场链接起来的社会是“联合的行为和合作，其中的每一方看待对方的成功就像是自己的成就。”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伟大的社会”[10]。
尊重并弘扬每个人的个性和自由，由他们各自为了自身利益而自主自由地做选择，整个组织或社会才能和谐发展。这是经济学在认识论上不可更变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也是无论什么经济学（流派或分支）都必须传承和操守的价值判断和学术信念。基于此认识论立场，将研究视野从市场运作拓展到组织管理层面而且特别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管理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必然要严格坚持个人自由主义立场，即不承认一个超越个人之上的所谓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一切选择和决策归根结底都是源于组织成员或利益相关者的个人理。正如美国学者博兰指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在社会现象的任何解释中，它认为只有个人才能成为决策者”[12]。 从此观点出发，将个人（及其利益和行为）看做是任何社会活动的基本单元和基础，并且认为一切集体的行动、群体的互动、社会的活动以及政治的程序或过程都是一种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总结果，而任何超越或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所谓集体利益是不存在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定，分析人类行为或研究社会活动（包括我们所关注的组织管理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观察个人基于理性的选择行为表现来达成，这应该成为人本管理经济学最恰当或最有效的方法论。
基于方法论的个人自由主义原则，人本管理经济学在研究组织中人的行为及其管理问题，自然离不开经济计算、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以及基于边际的成本—收益分析等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但鉴于传统新古典主义滥用数学的恶劣倾向，而现实组织中的人不是物理原子式的无生命个体，而是有自由意志并由此支配其行为的主体人，而且随着社会进步人的自由意志及其表现行为越来越个性化、多元化和非线性化，因而人本管理学研究不能沉溺于基于大数定律的统计学方法去寻找所谓规律，必须对传统经济学计量分析方法在扬弃中有所发展。
关于经济学分析滥用数学的倾向，正如米塞斯所批评的那样：由于数学家的自觉不自觉误导，“本可以用几句话和平凡的语言来表达的意思却用一种大多数人不熟悉的术语来表达，因此这种语言很快得到了人们的尊敬。人们甚至认为这些令人迷惑的公式有着某种未被传授以隐藏起来的很重要的启示，认为存在一种赌博的科学方法，而数学的神秘学习可以教会人们赢得胜利的钥匙”[10]。应该清楚：“无论用哪种定量的方法去分析经济学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基本的缺陷，那就是：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我们说的经济变量之间没有常数的关系。在各种商品交换比率的形成和评估中也没有任何的不变性和持续性可言，每一个新的数据都会导致整个价格体系的重新组合。相反，理解，通过力图抓住事件所涉及的人的头脑中的所思所想，可以很好地预测未来情况的变化。我们可以说这个方法不是令人满意的，而且实证主义者们也鄙视这种方法，但是这种武断的判断根本不会、也不可能会遮盖一个事实，即理解是唯一一种用以处理未来不确定因素的恰当的方法”[10]。近年来，这种故弄玄虚、自娱自乐的研究倾向在管理学界也司空见惯，一些学者不直面回应现实问题，而是沉迷于数学的精细美妙，甚至喜欢“用玄妙深奥的理论辞藻来粉饰论文”，例如“一头会说话的猪”用晦涩的学术语言表达成“家畜与人这两类不同物种成员发出的听觉信号之异质同形性”，但这并不能解决“凭常识显而易见”的现实问题[13]。对此，人本管理经济学研究必须力戒之。
3人本管理经济学主题：组织管理中“人”的战略性激励问题
百余年来，现代组织管理呈现出“人性渐凸现”的历史趋势，大致可以分为几大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于古典管理（特别是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劳工管理时代；20世纪中叶，基于组织行为与人际关系理论的人事管理时代；20世纪末21世纪初，基于人力资本和战略管理理论的人力资源管理时代。近年来，在技术网络数字化、市场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发展人本化的新时代背景下，以人为本，战略性激励成为当今世界各类经济社会组织为获取并保持战略竞争优势、实现长程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指向和必然选择。这也应该成为人本管理经济学研究并回应的核心问题。
关于以人为本，在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论意义上，大致有两个层级的提升：一是从把组织中的人看做人力成本，到把人看做能够创造价值的人力资源、人力资产或人力资本；二是在此基础上，将人从手段或工具意义上剥离开来，进一步提升到将组织中的人看做是具有生命终极价值目标意义的主体，即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现实人。基于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现代组织管理的基本目标和核心任务，就是战略性激励，即通过人力资源战略管理以获取和保持核心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以人为本，战略性激励是组织管理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任务，也是人本管理经济学关注和研究组织经济问题的基线。
简言之，以人为中心，紧紧围绕以人为本的两级提升，以及组织激励基本矛盾在理念、机制和方法上的互补辩证平衡关系，为组织获取可持续发展的比较战略优势为基本目标和任务，逐渐展开相关经济学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就构成人本管理经济学的主题主线。
三、初步构想：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基点、主体架构和内容体系
在组织管理问题的研究中，始终以人为中心，将人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有感、活生生的主体在价值理性意义上来看待，而不是仅将人视作客体（劳动要素、劳工成本、人力资源、资产或资本）在工具理性层面打转转，此乃人本管理经济学独特的理论视野和基点。
价值论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正如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效用价值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人本价值论是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沿着新古典主义聚焦于市场的学术传统，劳动经济学主要关注与产品（或服务）市场相对应的要素市场中不同于（物质）资本市场的劳动（力）市场运行及其结果[14]，其隐含的基本假定就是劳动（力）是一种生产要素、一种稀缺资源，它在由雇主作为需求者与雇员作为供给者构成的劳动（力）市场上借助工资这种价格信号引导实现有效配置，由此展开并形成整个学科主线、理论体系及政策含义。同样，传统组织管理学及管理经济学，包括与人事管理及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直接相关的经济分析，往往也主要是将员工的劳动力或知识技能视作生产要素在成本管理、资源配置和价值增值层面打转转，而无意忽视或有意漠视组织成员（管理者及员工）的主体价值和工作本身的内在激励意义。与传统价值论有所不同，人本价值论不仅关注人作为劳动力、作为人力资源、人力资产或人力资本在生产要素意义上的外在价值，而且更加关注人作为组织成员在主体、主人翁意义上的主观能动性和内在驱动力，以及如何通过工作本身的内在价值激励去实现组织及其成员个人的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内容体系应该搭建在这样的人本价值论基石之上，沿着“人本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到工作价值论”—“组织人本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个人竞争目标与组织合作目标”—“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层面：制度契约激励与管理策略激励”的逻辑层次循序展开。
1人本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到工作价值论
如果说，劳动是描述前工业社会以及所有不发达或发展中状态下每日挣扎在生存死亡线上的劳苦大众群体生态的过时语；那么，工作就是关于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组织中职场人士特别是白（领）骨（干）精（英）群体生态状况的流行词。关于劳动的外在谋生手段意义，从普通百姓到学术精英，似乎都能感同身受。例如，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传统劳动经济学乃至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都想当然地认为，劳动对人来说意味着一种外在的苦难，因而假定劳动是一种给人带来负效用的东西，人们都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劳动。应该承认，如果历史地看问题，这是有其合理性乃至科学性的；但逻辑地瞻前顾后辨析问题，可能会发现这是一种局限于特定历史条件和物本功利观点而形成的极其表象化、非常肤浅的偏见，即使用劳动价值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也是一种很不实事求是的看法；如果从正在走向后工业化、已经步入网络数字化时代的当今社会经济实际情况出发来前瞻性地审视问题，那么，这种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极端不合时宜、不负责任的想当然假定。总之，基于人本主义观点，关于劳动价值或工作意义的一个精确表达就是：烦人的苦工是工作意义的结果而不是工作本身带来的结果。技术永远不能消除苦工，但正确的社会关系却能办到[15]。为此，人本管理经济学应该本着马克思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论，条分缕析地梳理经济学如何从工业化背景下的劳动价值论，逐渐摆脱人被异化为手段和工具意义上的劳动要素、人工成本或人力资源之理论局限，走到当今以后工业化为时代大背景的工作价值论，直面现实讨论关于作为主体的人在组织中通过工作实现自我价值和组织目标的内在激励意义，以及由此引致的现代组织学习型变革趋势及革命性意义。
2组织人本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个人竞争目标与组织合作目标
从组织角度来看，所谓激励意味着一个简单而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开发、调动、鼓励或强化与组织目标相契合的个人行为。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一些各有目标和行为动机的个人，最初可能来自五湖四海，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之所以要加入组织，成为组织一员去干事，就是因为想干那些他们自己单个干不了的事情，这种事情就构成了他们的共同目标，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组织之所以存在并进一步发展下去的基本使命和战略目标。但是，加入组织的个人成员其最初动机和最终目标，可能并非就是为了达成组织目标，他们可能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特殊利益和目的，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可能有种种行为表现。这些行为有些与组织目标相一致、相融合，有些可能与组织目标不一致、不协调，有的甚至相矛盾、相对立。针对组织合作目标与个人竞争行为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组织人本激励管理的核心意义和基本任务就是，要强化、鼓励、奖励那些与组织合作目标相契合的竞争行为，弱化、调和、协同那些与组织合作目标不一致的竞争行为，矫正、规制、惩戒那些与组织合作目标相矛盾、相对立的竞争行为，使每个组织成员的个人竞争行为与组织合作目标契合在一起。在实际中，这个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即组织合作目标与个人竞争目标具体体现为绩效与薪酬两个焦点职能之间的关联。绩效体现的是组织合作目标，薪酬体现的是组成成员的个人竞争目标，组织目标与个人行为的一致协同要求，就表现为绩效与薪酬在制度设计理念和具体制度安排上的相容性，以及二者在运作管理机制层面的契合性。这正是人本管理经济学所特别关注和着力研究的焦点问题，其他管理模块相关的经济学问题都可以由此向外展开并涵盖其中。
3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层面：制度契约激励与管理策略激励
组织人本激励机制的设计和运作，必须立足于这一基本事实，即组织成员都是在既定的外在环境条件约束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经济学和管理学各有其侧重的抽象视角、理论解说和政策含义。经济学看重环境条件对人们行为的限制和影响，因此侧重从制度层面研究激励机制设计问题，由此可以引申出相关的组织激励原理，我们称之为制度契约激励；而管理学则更加关注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特定动机和具体情景，因而注重从日常管理策略上研究有效激励实现问题，因此可以引申出相关的组织激励原理，我们称之为管理策略激励。制度形成及变革，更加强调基于组织成员自主选择权利的民主互动，一旦形成和确立，则要求所有成员必须严格操守；而制度的具体实施和执行，又往往需要组织管理者以某种科层性的、行政性的、非对等性的程序和方式，来策略性地、变通性地体现进而实现制度所内含的民主性质及人本化要求。相对而言，制度契约激励就是“立规矩”，管理策略激励就是“寻变通”。制度契约激励是组织需要建立的一种长期稳定的根本性激励机制，它是管理策略激励的基础或前提；而管理策略激励则是一种动态权变的日常性管理策略，它是制度契约激励的具体实现形式。二者一体两面，合起来才能完整解说组织激励相容的基本原理及现实运作机制。这样，可以将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新制度及契约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产权变革、公司治理及股权激励理论、经济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心理学、组织行为及行为经济学等领域有关研究的最新成果[16]-[19]，一一经过适当改造纳入并有机整合在人本管理经济学之中，形成一种具有全新视野、逻辑自洽、问题聚焦且内容完整的学科体系。
总之，人本管理经济学以人本价值论为理论基石，以“职场就业—战略规划—目标导向—投资开发—人际整合”人本管理运作主线，分别沿着“竞争—合作”（人本组织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与“规矩—方圆”（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个层面）两大人本管理经济问题导向线索，形成自成体系的研究主题、内容、原理及方法。当然，人本管理经济学要真正屹立于管理学及经济学丛林，尚需国内外学界同仁合作协力做出一系列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工作搜寻与人员招聘 人本就业管理经济问题 就业公平与职位配置
生涯规划与组织战略 人本战略管理经济问题组织演化与管理变革
薪酬设计与绩效评估 人本目标管理经济问题核心理念与战略演进
个人学习与组织学习 人本投资管理经济问题HCI战略与HRD策略
个体行为与组织行为 人本整合管理经济问题组织文化与人际沟通
图2人本管理经济学理论架构及内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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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产权交易市场；市场效率
所谓产权交易市场的优劣，实质就是产权交易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是否得到了充分发挥，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权交易市场的效率状况。可以认为，市场效率是产权交易市场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制约着整个市场功能的实现。因此，市场效率应该成为产权交易市场分析与思维的主线与核心问题，衡量产权交易市场优劣程度的首要标准应该是其效率的高低。
一、产权交易市场效率的基本内涵
效率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指资源是否得到了合理配置，从而达到了最大化的社会福利，使人们获得了最大程度的效用。萨缪尔森将效率定义为“最有效的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求”，但这是对效率含义的一般理解，理论界对此还存在其他看法。
在金融研究领域中，金融市场效率长期以来也是一个非常关键而又有争议的范畴，通常是指金融市场动员资金、调节资金和分配资金的效率，即金融市场能否将资金分配到最能有效使用资金的企业。尽管对这一概念的界定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一个共同的认识是，金融市场的高效率指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程度实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
产权交易市场效率是产权交易市场运营并发挥作用的效率，是对产权交易资源的配置效率。参考资本市场（主要指证券市场）效率分析的权威理论工具――有效市场假说（EMH）[1]，产权交易市场效率可定义为“在有效率（即在信息完美和市场充分竞争的前提下）的市场条件下，产权交易价格能准确反映产权交易资源价值和所获得的信息，并能实现这种稀缺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也就是说，有效率的产权交易市场就是指能将有限的产权交易资源以最低的交易成本配置到效益最好的企业及行业，可以为区域内外投资者提供高获利前景和较高安全性的投资领域，并进一步引导劳动力资源和其他社会经济资源合理流动、优化组合，进而创造最大的社会产出，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的产权交易市场。
产权交易市场效率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整个金融市场的效率，也影响着资本市场的投资回报率和市场动员社会资本的能力，最终影响了一个经济体系的竞争力。依据于西方经济学，产权交易市场效率属于微观经济学研究领域。但在我国整个资本市场上还存在明显制度缺陷，并不存在“一般均衡”的条件下，产权交易市场效率也是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问题。
二、产权交易市场效率的分类
很显然，产权交易市场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集中了融资并购、信息交流、风险分散、价格决定等一系列功能。这意味着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强调规模之外更强调效率。
产权交易市场效率是衡量产权交易市场发展水平的关键性指标，是衡量产权交易市场成熟度的重要标准，其高低决定于市场发挥作用的成本和作用力的强度。由于产权交易市场的交易品种、交易方式、交易价格等与其他金融产品存在很大区别，使得对其效率的分类与评价显得更加复杂，评价的角度也常不相同。这里，我们对产权交易市场划分两类性质的有效率，即产权交易市场的内部效率和外部效率。
（一）内部效率
内部效率就是产权交易市场自身运行的效率，它反映了产权交易市场自身运行的质量，也就是产权交易市场能否在组织功能和服务功能上体现出效率。较高的内部效率指各交易方在及时准确获取完整信息后充分博弈，在最低交易费用和风险下完成交易。
内部效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衡量：
1、信息效率
信息有很多种定义，在产权交易市场上，那些能够客观描述产权交易标的经营活动及其发展变化特征，相关交易方需要掌握并影响产权交易价格的指令、数据、资料、消息、情报、新闻、知识、报告等信号统称为信息。这些信息反映了产权交易标的物的“整体轮廓”和“内在素质”，产权交易过程实际上就是各产权交易方相互接触、相互沟通交易信息的过程，信息成为决定交易者交易行为的主要因素，也必然影响着产权交易市场的效率。依据有效市场假说，信息效率又称市场信息有效性（简称市场有效性），是指产权交易能充分吸收和反映了所有可获取的信息。信息披露度、信息流速、信息分布均匀度、信息的筛选和价值评估效率是考察信息效率考察的重要指标。
2、运行效率
参考O'Hara（1995）分析资本市场效率时提出的运行效率[2]，可以将产权交易市场的运行效率定义为市场的交易执行效率，即产权交易市场能否在最短时间内以最低的成本完成交易。这是反映产权交易市场内部组织功能和服务功能的效率，为产权交易市场上一系列效率的实现提供了可靠的微观基础。运行效率高，意味着交易时间短和交易成本低，整个交易市场的流动性强，各交易者能不断根据新的信息形成更加合理的预期，然后通过改变交易策略和投资组合促成更加合理的资产定价，促成定价效率的提高；也可以在突发状况下尽快的做出反应，从而降低风险以提高保险效率。市场容量（交易次数、交易频率、交易量）、市场透明度、市场及时性（达成交易所需要的时间）、市场弹性（指由交易引起的价格波动消失的速度，或者说委托簿上买单量与卖单量之间不平衡调整的速度）是考察运行效率发挥的重要指标。
3、保险效率
根据Arrow和Debreu（1954）对证券市场保险效率的相关分析[3]，可以将产权交易市场的保险效率定义为产权交易市场能为各交易方在未来不确定状态下的交易提供保险的效率。保险效率高，意味着产权交易市场能提供严密和规范的交易程序，提升市场参与者的信心，增加交易确定性，有效减少场外交易率；能根据各交易方的需求和偏好适时的推出合适的项目吸引更多投资者，增加交易可能性；甚至能通过将一些风险集中但具有投资价值的项目重要设计，重新分配给最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从而分散风险使项目交易成功率提升。市场的规范程度、进场交易率、创业投资与风险投资参与率、成交率、投机度等是考察保险效率发挥的重要指标。
（二）外部效率
产权交易市场的外部效率即产权交易市场通过规范的组织和运行，以最合理的价格将产权交易标的重新优化配置的效率。产权交易市场的内部效率对自身生存至关重要，但发展产权交易市场的根本点在于通过这一市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如果产权交易市场只着眼于自身的发展而与区域经济发展相脱节，那么发展产权交易市场就失去了实质意义。因此，产权交易市场的内部效率是基础，而外部效率是关键。
外部效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衡量：
1、定价效率
产权交易市场的外部效率集中体现为产权流转定价能否准确反映产权交易标的的真实价值，即“定价效率”。准确的评估并形成合理的定价，不仅能及时准确反映与定价有关的信息，使定价动态的趋近内在价值，达到了定价意义上的效率；还能充分满足各交易方的交易合理预期，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速度和市场流动性。值得注意的是，定价效率可能因价格操纵行为而降低，使标的成交价格严重偏离真实价值，形成“非帕累托最优的纳什均衡价格”。定价偏低意味着贱卖产权造成资产流失，定价偏高可能带来潜在投资主体的退出，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相关资产的盘活，导致资产无法流向有成长型的企业及行业，造成资本资源的错误配置。因此，在许多文献中，定价效率等同于产权交易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即产权交易资源经过招标、拍卖、公开竞价等方式形成合理定价，使标的资源从低资本回报率的行业转移到高资本回报率的行业，向社会重新提供更有效的产出。市场竞争性（产权交易方的类型和数量）、（平均）增值率、成交价格溢价率及产权交易资源交易报酬率等是考察定价效率发挥的重要指标。
2、规模效率
规模效率，也就是产权交易市场的技术效率，指产权交易市场规模提升而带来的效率。证券市场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高端市场，为上市公司股权提供交易平台；而产权市场则是低端市场，为非上市公司股权提供交易平台，能适应更多的企业以及投资者的需要，成为区域重要的融资通道。不仅为各类资本提供了有效退出渠道，也为各类投资者遴选出大量具有投资潜力的项目，充当项目搜集平台，便于投资者根据自身需求偏好进行选择。因此，产权市场规模效率的提高，直接体现为产权交易“聚集效应”的更好发挥，有能力完成高效的信息化建设，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最终提高产权标的资源的“商品化率”。市场成长度、交易市场规模、市场集中度、进场交易额、交易额占据资本市场比重、成交额等是考察规模效率发挥的重要指标。
3、功能效率
产权交易市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进功能，就是产权交易市场的功能效率。这种功能效率，不仅直接体现为产权交易行为对区域生产总值、资本的形成与分配、产业结构优化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还表现为促进区域间要素流动和企业兼并重组，形成彼此有效的资源互补和产业整合。累计进场（国资）交易项目数、累计进场（国资）交易额、累计（国资）成交额、累计盘活（国有）资产总额是考察功能效率发挥的重要指标。
三、我国产权交易市场效率的提升
研究我国产权交易市场的效率问题，对于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价我国产权交易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制定有效的监管政策，促进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具体的实践指导作用。而从整体上看，我国产权交易市场还处在低效率运行之中，表现在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与资本市场的整个建设进程之间不协调，有被边缘化的倾向；而产权交易市场统一化进程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业务的拓展突破缓慢；还存在着大量的不规范交易行为和场外交易行为，从而需要重点关注和研究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始终是产权交易市场提高效率的根本，因为制度设计从根本上决定着一系列内部效率和外部效率的提高。我国的产权交易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和独有的三板市场，是地方政府自发制度创新的产物，性质接近于西方国家的并购市场、私募股权市场和柜台交易市场。但其设计的初衷是在市场化改革中为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服务，其后才逐渐拓展了产权交易的标的，因此存在着诸多明显的制度缺陷，包括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过多的行政干预、非市场化倾向以及整个市场明显的投机偏好和较多的寻租行为，加之相配套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委托制度、金融支持等都不完备，使得内部效率低下，这又造成了外部效率不能得到体现，严重弱化了多维的市场功能的发展。不及时改善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的状况，使产权交易市场在整体效率上表现不尽如人意，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从现阶段产权交易市场发育程度上看，需要着力进行以下几项制度，一是普遍推行交易机构公司制。二是尽快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从而改善整个产权交易过程中的信息条件。三是尽快制定专门的产权交易法，从而有效减少产权交易过程中对各交易方合法权益的损害。四是掌握好金融管理的度，尽可能减少市场中的寻租行为。
2、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产权交易市场提高效率最有效的手段，如实现交易方式的创新，包括进行证券化、拆细和连续性的资产产权交易，涉足未上市公众公司的股权托管、交易和为私募设立公司充当社会融资渠道。但值得注意的是，产权交易市场上技术创新可能是有风险的，会导致产权交易市场效率的下降甚至引发国家对产权交易市场的整顿、限制或者取缔（如1998年成都、乐山、武汉、淄博等一批产权交易市场因涉及拆细交易和权证交易的产权交易，被视为“场外非法股票交易”而明令关闭）。
3、市场整合
我国的产权交易市场是依托于区域发展起来的，使得产权交易由熟悉区域实际情况的交易市场完成，从这一点讲是有效率的。但从长远看，死守既得利益的行政权利式市场分割，将使我国各个区域内的产权交易市场难以融入统一的资本市场体系，实现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因此，推动各省产权交易市场的整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全国的市场整合，既能避免市场涵盖地域狭小规模效率始终难以提高的尴尬，又会使各产权交易市场伴随着全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构与成熟完成自身的蜕变，避免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中因丧失价值与效率而被边缘化，还可以真正成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的初级资本市场，承担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更重要的责任。
4、专业化建设
专业化建设包括了许多方面，核心是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市场信息化建设。产权交易过程复杂、专业性强、复杂程度高，因此拥有投资、管理、会计、法律等多领域学科知识、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并且熟悉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的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对产权交易市场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信息化建设指形成依托电子化和网络化手段的信息系统，形成迅捷、准确、高效信息披露、信息互动与共享、综合定价、信息反馈与监测预警，避免信息不对称和暗箱操作，使产权交易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阳光下的交易。另外，从市场发展角度来说，产权交易理论的研究、交易规则的制定和宣传、服务功能的拓展也是重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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