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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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的困境与出路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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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Hunt，J.The New Frontier of Money Laundering：How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use Cyberlaudering to Fund Their Activities， and How Governments are Trying to Stop Them，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Law，2011（20）.

[11] Downey，J.and Fenton，N.Constructing a Counter-public S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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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詹姆斯・柯兰，等.互联网的误读[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50.

[13]Cartalucci，T. Google’s Revolution Factory Alliance of Youth Movements：Color Revolution 2.0.http：//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3283.

[14]詹姆斯・柯兰，等.互联网的误读[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4：17.

乡村教育的困境与出路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 乡村教育 治理困境 突破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发展面临着学生大量外流、学校大量撤并等诸多挑战，如何保障乡村儿童就近接受有质量的教育是乡村教育发展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

1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治理的现实困境

1.1治理价值取向的偏失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乡村逐渐走向了衰落，乡村教育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逐渐沦为了城市教育的翻版，出现了“乡村教育城市化论”的价值倾向。该观点认为，伴随着“新派”教师充实到乡村教育中，城市取向的教育理念、“现代化”的教学设计和方法使得传统的乡村教育逐渐丧失了乡土本色；大量乡村学校、教学点的撤并，使得乡村学校存在的空间场域发生了位移，随着大量乡村学校向城镇的集中，乡村学校存在的本土之根和文化场域受到了剧烈的冲击；伴随着现代性知识对地方性知识和乡土知识的控制和侵占，城市取向的知识选择机制导致在教学知识体系中，乡土知识被无情地淹没和遗忘。因而，无论是知识体系、课程设置、教学过程，还是整个校园环境都与城市教育别无二致。乡村教育的城市化论取向以“城市教育是现代的，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发展方向，乡村教育是落后的，是需要着力改造的对象”为前提假设，本身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忽视了乡村教育的历史基础、乡村社会的客观事实以及乡村教育的本体价值。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现代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也滋生了破坏性的后果。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觊觎，人类主体性的丧失、精神世界的荒芜等使得人类开始反思现代文明的价值，并在传统文化和乡村文明中寻找治愈现代性后果的处方。人们逐渐认识到了乡村文明的独特价值和文化底蕴，以及乡村教育之于乡村社会乃至人类世界的重要意义。因此，在乡村教育的建设和发展中，出现了“乡村教育特色论”的价值取向，即认为城乡教育的发展历史和现实背景是不同的，乡村教育具有不同于城市教育的天然资源和独特优势，乡村儿童的生长空间和个体经验也不同于城市儿童，因而乡村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应有别于城市教育，乡村教育发展必须以坚守传统乡村文化为前提，审慎利用现代文明和技术。

1.2治理主体的单一化

一方面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无论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是教育质量的监测和评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缺乏让教师、学生和家长参与、商议和合作的意识，广大教师、学生和家长群体并未进入管理者的视野，遑论参与乡村教育治理。另一方面，作为乡村教育的真正实施者、受教育者以及利益直接相关者，教师、学生和家长亦没有作为真正的主体参与乡村教育治理，这不仅缘于其缺乏一定的治理能力和支持条件，更在于其从未意识到自己的教育主体地位，也尚未萌生过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主体意识。为此，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单一化管理和垂直式管理成为了乡村教育治理的客观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讲，乡村教育治理主体的单一化有助于相关政策的传达和执行，自上而下的政策下达和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有利于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然而，由于主体的单一化，势必造成视域的狭窄和思维的封闭，导致对现状的掌握和问题的剖析不够全面和深刻，从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产生负面的后果。

1.3治理力量的碎片化

1.3.1乡村教育治理力量条块分割，较为分散

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乡村教育管理和发展的相关政策的制定、监督和评估，各类乡村学校则是在制度框架范围内，按照教育部门的政策和文件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乡村社会组织很少参与到乡村教育活动中，广大教师、学生和家长则成了乡村教育治理的现实“他者”，远离乡村教育治理实践。因此，由于乡村教育治理主体的缺位，导致了乡村教育治理力量的碎片化。

1.3.2乡村教育治理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和持续性

乡村教育治理不仅需要系统的顶层设计和完整的框架体系，而且要求相关政策的执行具有衔接性和连续性。然而，由于治理力量的碎片化，导致在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现象和问题导向的线性思维，缺乏对乡村教育治理的整体性考量和系统化设计。

1.3.3乡村教育缺乏协同、商议与合作

这种“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导致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各类教育主体的视域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一隅，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仅仅关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各类学校组织则将重心放在教育教学活动和日常管理上，社区机构则几乎不参与乡村教育治理。此外，在乡村教育资源的配置与利用过程中，由于各类教育主体缺乏协同和互动，导致教育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如撤点并校运动之后，大量村小和教学点被停办，留下了大量闲置的教育资源，而这些资源对于乡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但是，由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各级管理机构的分割和教育组织的封闭，导致这些闲置资源并未获得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2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治理的突破路向

2.1乡村教育治理理念现代化

（1）乡村教育治理的法治和德治理念是乡村教育治理理念的前提和基础。一切乡村教育治理必须遵循国家宪法和相关教育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德治的作用，促进法治和德治的有机融合，发挥法、理、情的整体功能。

（2）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元治”理念，主张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简政放权，减少对乡村教育治理和改革的过多干预，为乡村教育治理创造更多自主的空间。同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需要积极发挥“元治”作用，对乡村教育治理及其未来发展作出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引领乡村教育治理方向；协调乡村教育主体之间的利益和冲突，实现主体之间利益的最大化；加强对乡村教育治理的宏观监测和评估，提升乡村教育治理的整体质量。

（3）多元主体的“共治”理念旨在突破过去单一的政府控制理念和“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方式。通过发挥政府、学校、社会组织、教师、学生以及家长之间的协同作用，提升乡村教育治理力量；借助多元主体之间的民主协商、合作互动，优化乡村教育治理方式，增强乡村教育治理效果。

（4）乡村学校的“自治”理念，旨在强调乡村学校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主张给予乡村学校充分的自，“让学校摆脱对政府的依附性，逐步形成‘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自我约束、社会监督’的机制，凸显学校的主体性，增进学校办学的专业性，更好地满足学生的教育需求，促进学生的发展”。

（5）专业组织的“他治”理念，重在突出在乡村教育治理中，适当地引入第三方机构，借鉴其专业的治理能力，提升乡村教育治理效果。由于第三方组织不是利益的直接相关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具备专业化的能力，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其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真实性。

2.2乡村教育治理目标现代化

（1）角色定位目标。只有正确的角色定位才能形成合理的角色认同。乡村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村落教育和乡镇教育。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承担着共同的责任、享有平等的权利。基于此，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治理的角色目标在于城乡教育的平等、均衡与公平发展。尽管乡村教育和城市教育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其本质是一致的，都是国民教育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在教育治理过程中，应该正视乡村教育治理的角色，尊重乡村教育治理规律，促进城乡教育公平发展。

（2）时展目标。当前，我国乡村教育治理以全球化为时代背景，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现实场境。在此基础上，乡村教育治理的时代目标在于抓住全球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时代契机，以西方发达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教育发展的经验为借鉴，充分利用现代文明技术，推进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再次是价值定位目标。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治理有助于乡村教育可持续发展，对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而言：一是有助于构建和完善乡村教育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教育质量，促进乡村儿童健康发展；二是通过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交流、互动和资源共享，推进城乡教育均衡与公平发展；三是通过乡村文化进学校、进课堂等形式，传承、传播和创生乡村文化；四是疏通乡村学校与乡村社会的有机联系，通过二者的有效互动，促进文明乡村社会、新型城镇化以及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在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教育治理目标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需要构建符合乡村教育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道路，在国家教育发展规划中彰显乡村教育的战略意义，提高乡村教育在国家教育发展布局中的战略地位，使之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从而在政策上为我国乡村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2.3乡村教育治理主体现代化

（1）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包括中央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领导者、设计者和决策者的作用，旨在通过对乡村教育发展现状的评估和对乡村教育发展趋势的研判，制定乡村教育发展政策，监测乡村教育发展质量。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担当着乡村教育“元治理”的角色，重在对乡村教育治理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把握。

（2）乡村学校是乡村教育治理的直接参与者、政策执行者和效果展现者。乡村学校认真领会相关政策的精神和要义，依据有关教育政策和实施纲要对学校的发展做出具体的规划；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实际，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促进乡村学校健康发展。

（3）广大教师和学生是乡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教育的活力所在，是乡村教育治理最为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教师是乡村教育的实施者，日常教育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离不开教师，相关教育政策的执行需要教师的亲力亲为。学生是乡村教育治理的直接受益者，乡村教育治理的核心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和精神成长。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广大师生的现实状况、利益诉求，发挥师生的积极能动作用，促进相关教育政策的有效实施。

（4）作为学生的监护人，家长是乡村教育治理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由于广大家长具备不同的素养和能力，因而是乡村教育治理的重要组成力量。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需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家长的积极作用，如组建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等，通过家校合作，增强乡村教育治理的整体力量。

（5）社会组织因其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专业能力，因而是乡村教育治理需要依靠的重要力量。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如通过第三方教育评估机构对乡村教育治理效果进行评估，有助于更为客观公正地评价乡村教育治理的效果，诊断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策略。

3结语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教育发展面临诸多新的挑战。我们应该把乡村教育问题摆在一定的战略高度加以设计和谋划，乡村学校的规模可以小，但乡村学校的水平不应该差；乡村学生的数量可以减少，但乡村学生的发展不可以忽视。政府、社会、学校等多方面要加强合作，共同努力，保证乡村学生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为乡村学校提供更丰富的教育资源，不断提升乡村教育的质量。

参考文献

乡村教育的困境与出路范文第3篇

关键词：乡村治理；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6.11.02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n rural governance was in the ascendant. Fro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academics studied the connotation， mechanism， mode and path of rural governance， analyzed the problem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village governance， and obtained some valuable results. But there were also some disadvantages， such as the lack of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research， the research of rural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rural governance model need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In the research metho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studied mostly below normal. From the trend， not onl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oretical study villages， but also to focus on rural governance practices 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research methods should be diversified， especially in the use of mathematical models and advanced technical means to carry out empirical research.

Key words： rural governance； theory； summary

自20世纪20年代起，研究农村问题的专著在我国陆续面世。1998年，在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华中师范大学学者提出“乡村治理”的概念。随着该理论在乡村管理工作中的广泛应用，学术研究也愈来愈深入，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治理主体、治理权力配置方式、治理目的以及治理过程等4个方面[1]。

1 乡村治理研究的主要观点

1.1 乡村治理内涵

在治理主体方面，赵树凯[2]认为，乡村治理中多种主体参与，通过协商谈判等方式来解决分歧，实现共同治理。郭正林[3]提出，乡村治理的主体应该是乡镇的党委政府及其附属机构，以及村委会等村级组织和各种民间团体。在乡村治理目标上，贺雪峰[1]认为“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其中“有序发展”也就是公共利益所在。徐勇指出进行现代化乡村建设是治理的目标。

1.2 乡村治理机制

由于公共信息不透明等原因，腐败问题日益严重。陈力予等[4]提出户代表会议制度，以户为单位，成立村民小组会议，协商、监督村务。王朋琦等[5]指出新农村建设在操作机制上要走出传统误区，禁用“指标摊派”的方法，慎用“试点推广”的方式，避免“典型激励”的惯性，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在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难方面，张恒利[6]提出要重建农村公共财政运行体制，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应机制[6]。针对当前村民选举非理性投票过多，精英政治受到阻碍的现象，盛义龙[7]提出选举机制要与乡村治理保持整体一致性，特别需要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相结合。

1.3 乡村治理模式

陈洪生[8]以村民自治实施效果为出发点，通过对影响社会自主性的发育与发展的4个基础性条件――经济发展、利益分化、公民素质以及政府控制和主导社会力量的程度的分析，提出了自觉自治乡村治理模式。龙立军[9]以广东珠海幸福村建设为例，提出构建可运转的乡村治理模式。将治理融入幸福村居建设之中，并使其机制化，使得乡村的发展更加人性化和可持续化。王海侠等[10]通过对江西分宜的乡村治理模式进行考察，提出从“党建+村民自治”的角度来进行治理探索，以党建强化乡村治理的思路的分宜模式，运用“党建+”理念，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高村民自治水平。阎占定等[11]提出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结合的产物，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到乡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之中。郐艳丽[12]以巴林左旗后兴隆地村为例，提出了“农民置上”的本原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农民始终作为受益和实施建设的主体，其政策效果具有扩散效应。

1.4 乡村治理路径

张继兰[13]认为可以通过完善协商互动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等路径来解决乡村社会自主性缺乏、乡村组织不健全、治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周朗生[14]择取较有代表性的云南乡村治理为考察对象，提出了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完善乡村的治理结构和切实解决乡镇财政困难、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路径开展乡村治理。唐绍洪等[15]提出在现有的基础上对各决策主体进行权力关系界定，走多元化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道路。赵艳霞等[16]在调查唐山农村新民居建设后，提出乡村治理的成功路径是开展新民居建设。兰海洋[17]认为当前要实现中国乡村善治，有三大治理路径：一是优化治理结构，政治生态和谐化；二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三是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

2 乡村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基层民主建设滞后

因乡镇基层民主建设的滞后性导致很难有效推进村民自治的民主化进程。在王华[18]看来，由于缺乏有效监督，腐败现象严重。贿选、不合理决策与管理现象屡有发生。高宝琴[19]提出当前村民自治组织长期缺乏有效组织形态，是治理危机出现的重要因素之一。欧阳雪梅等[20]认为基层政府缺少民主素质教育，致使村民主人翁意识不强，从而导致村民自治能力不强。

2.2 乡村治理主体混乱，机构权利分工不明

欧阳雪梅等[20]认为由于治理权力配置不明，一方面导致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在权力间的冲突，另一方面也增加政府与村民在管理上的冲突，影响了治理目标的实现。郑红娥等[21]提出，国家行政权和村庄自治权的冲突是目前乡村治理困局的主要原因。在钟涨宝[22]眼里，缺乏合理有效的机构、人员改革是乡村治理面对的困境之一。

2.3 乡村债务问题突出，农民生活不够宽裕

在李文政[23]看来，乡村治理面对的困难不仅是管理及文化教育上的缺陷，经济发展落后与农民积贫积弱问题同样严重。赵艳霞等[24]提出乡村治理的制约条件包括民主化的现实制约、法律制约和经济制约。袁金辉[25]认为目前乡村仍受到小农经济的束缚，收入低，债务多。钟宜[26]提出因财政经费短缺，乡镇为发展只得过度干预村庄事务。同时基层政权缺少财政来源，村、乡两级财政缺口过大，故造成当今治理困境。

2.4 其他方面

刘勇[27]认为由于我国幅员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村民政治素质不齐。当利益受损，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及方式维护自身利益时，越级上访、申诉或暴力对抗等就容易成为他们维权的工具，这严重破坏了乡村治理的政治环境。陈柏峰等[28]认为灰色势力是治理乡村的一个恶疾。

3 完善乡村治理的对策

3.1 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

李文政[23]觉得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组建公共服务体系，重视村民自治，发挥村委会作用是治理乡村的路径之一。张志英[29]认为进行新农村建设需加强村民自治、大力发展创新村民组织。李莉等[30]提出乡村治理的关键是两个尊重：一是尊重村民意愿，二是尊重村民自主性。

3.2 加强乡镇制度建设，加快服务型步伐

在马宝成[31]看来，完善乡村治理一方面需要体制改革，另一方面要加强建设现代化村庄。韩冰[32]提出解决当前问题需要根据现实情况进行乡镇体制改革，完善管理模式，规范和完善有关村民自治法律法规，大力发展村民组织，建设现代化乡村。陈双鹏[33]认为减少治理危机出现的方法有改革基层组织，特别是乡镇政府；建立村民参与政治的合理机制，动员建立村民组织。

3.3 提高村民民主素质，加强政治文化学习

张晓忠等[34]认为要在尊重村民权利和自由、保障村民权益的基础上提高村民的组织化水平。刘勇[27]认为村民非理性化的利益诉求方式影响了和谐的政治环境。因此需要对村民开展政治参与培训，推动村民合法合理参与政治生活，为乡村政治和谐化发展提供有效保障。欧阳雪梅等[20]认为开展村民意识教育是完善乡村治理的对策之一。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乡村治理理论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不少学者研究了乡村治理的内涵、机制、模式、路径，分析了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一些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乡村治理机制和乡村治理模式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等。从研究方法看，定性研究居多而定量研究偏少，实证研究更是鲜见。从趋势看，不但要重视乡村的理论研究，更要注重对乡村治理实践中具体问题的分析，尤其是对个案经验的总结；研究方法应当多样化，尤其是运用数理模型和先进技术手段进行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贺雪峰.乡村治理研究与村庄治理研究[J].地方财政研究，2007（3）：46-46.

[2]赵树凯.新农村建设呼唤新的治理[J].中国发展观察，2006（3）： 26-28.

[3]郭正林.乡村治理及其制度绩效评估：学理性案例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大学学报，2004（4）：24-31.

[4] 陈力予，郑美玲.试论“村治”新廉政监督机制：户代表会议制度[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09（5）：44-50.

[5] 王朋琦，洪向华.试论乡村治理结构在操作机制[J].领导科学，2009（5）：14-16.

[6] 张恒利.重建乡村治理结构――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改革[J].经济论丛，2009（21）：218.

[7] 盛义龙.惯性心理与利益共同体：村选举机制障碍及对策分析――以江西省C县和T县若干村选举为例[J].求实，2011（9）：89-92.

[8] 陈洪生.论自觉自治型乡村治理模式的生产条件[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09（4）：1-6.

[9] 龙立军.论构建可运转的乡村治理模式――以广东珠海幸福村居建设为例[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1）：76-79.

[10] 王海侠，孟庆国.乡村治理的分宜模式：“党建+”与村民自治的有机统一[J].探索，2016（1）：127-133.

[11] 阎占定，白照坤.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乡村政治参与状况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1（5）：72-77.

[12] 郐艳丽.我国乡村治理的本原模式研究――以巴林左旗后兴隆地村为例[J].城市规划，2015（6）：59-68.

[13] 张继兰.乡村治理：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J].乡镇经济，2009（4）：54-57.

[14] 周朗生.云南乡村治理：成效、问题与可能路径[J].经济问题探索，2009（6）：186-190.

[15] 唐绍洪，刘屹.“多元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路径与我国的乡村治理[J].云南社会科学，2009（6）：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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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王华.乡村治理：基层民主与社会结构[J].云南行政学院，2009（1）：15-18.

[19] 高宝琴.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乡村治理的生长点[J].齐鲁学刊，2010（2）：9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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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郑红娥，吴殿朝.困厄与出路：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J]，云梦学刊，2008（1）：72-75.

[22] 钟涨宝，高师.后税改时代的乡村治理改革[J].农村经济，2007（11）：12-15.

[23] 李文政.当前中国乡村治理的困境与策略探究[J].中国农学通报，2009（16）：343-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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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袁金辉.中国乡村治理60年：回顾与展望[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5）：69-73.

[26] 钟宜.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发展与乡村治理方式的变革和完善[J].探索，2005（6）：97-100.

[27] 刘勇.社会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困境[J].福建论坛，2010（5）：141-146.

[28] 陈柏峰，童磊明.乡村治理的软肋：灰色势力[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4）：142-146.

[29] 张志英.21世纪中国乡村治理发展浅议[J].农村经济，2006（11）：17-19.

[30] 李莉，卢福营.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J].人民论坛，2010（6）：60-61.

[31] 马宝成.取消农业税后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J].长白学刊，2007（6）：59-63.

[32] 韩冰.关于完善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问题的思考[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5）：114-117.

乡村教育的困境与出路范文第4篇

2011年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刘醒龙的《天行者》，表达了作家为“民办教师”这一群体“正名”的愿景与努力，并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本文指出的是，恰是在此历史使命下，作家所未能达到的批判力度，使得小说实际上呈现了“煽情”的效果。

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集中描摹了“民办教师”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卑微而“崇高”的职业形象，小说自2009年面世以来，赢得各方交赞，并在2011年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时，盛誉达到顶峰。的确，《天行者》以刘醒龙一贯坚持的“现实主义”笔法，将“民办教师”喻为“民间英雄”来塑造、讴歌，感动了许多读者。关于小说的诸多长处，早有多人论及。本文的尝试，在于通过小说背负使命与煽情写作效果的讨论，来论证小说的某些不足。

一、“正名”的愿景

源于对“时下价值偏移的一种批判”，作家刘醒龙重续近20年前《凤凰琴》的主题，将其扩展为长篇小说《天行者》，在更深广的篇幅内，对旧作所彰显的“民办教师”命运及其社会背景，作更从容的塑造与拓展。

小说的主旨直接明了：刻画并赞颂曾存在多年、长期游离于体制外的“民办教师”，作者称其为“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

换言之，通过对“界岭小学这一群处在社会最底端的乡村知识分子”的“人生状态”与“生活操守”的描绘，《天行者》所致力的，乃是为民间从事教育工作的知识者或读书人“正名”。

这是一个从近代以来就饱受忽略甚至“污名化”的群体形象：从鲁迅《白光》连年不第、精神恍惚的老塾师陈士成，《在酒楼上》意志消沉、落魄无奈的教员魏连殳，《高老夫子》里胸无点墨、洋相百出的高老夫子，到叶绍钧《倪焕之》里找不到乡村教育出路的倪焕之，《潘先生在难中》卑微胆小、仓皇逃难的潘先生，再到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未被当政者所认可与推行的乡村教育模式。最典型的，莫过于“”题材作品里，那位举止猥琐、狡猾可憎、甘当地主钱文贵眼线的小学教员任国忠了。而在当代社会，我们更不难发现污名化甚至妖魔化教师的集体冲动，而2008年汶川地震后，对弃学生而逃的著名教师“范跑跑”范美忠及教师群体的争议性批评，就是这一群体心理的典型表现。

《天行者》反其道而行，小说作者感动于“映秀小学的樊晓霞老师，在那么美丽的女性身上，其命运的荒诞，让我一下子看到了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本质”。因此以“普天之下的每一位乡村知识分子”为原型，写出《天行者》“向民办教师致敬”。此一背景下作家对教师群体的“致敬”，其情可表，其意可嘉。

让我们回到“民办教师”的历史与定位上。民办教师的出现，从1950年代我国中小学全部为公办学校时开始。民办教师主要指“中国中小学中不列入国家教员编制的教学人员。主要为普及义务教育补充师资之不足。一般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由学校或当地基层组织提名，主管行政部门选择推荐，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包括文化考查)批准，发给任用证书。教育主管部门在业务方面进行领导和管理。教绩突出者经全面考核，可改为公办教师。”而作为“中国乡村和城镇中小学教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工资收入大部分由乡镇集体经济或农民负担，国家财政给予定额补助。”

据统计，全国民办教师人数曾多达数百万，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农村小学。数十年间，为乡村初等教育奉献良多。然因其人数众多但良莠不齐，其地位长期以来成为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1997年9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通知》([1997]32号)，各地政府部门遂加大解决民办教师工作问题的力度。

他们在“乡村精英”的归属中，似是而非，悬而未决。一方面他们在政治、经济上身处边缘，另一方面，他们又处于文化、教育事业的中心位置。只是原本并非发达的乡村文化教育事业，在1949年后的中国，更是日渐衰落，沦落至乡村公共事物的边缘。他们教书育人，有相对固定的工资收入(历史上教师工资遭地方政府拖欠的情况相当普遍)，但报酬微薄，度日艰难；他们拥有一定社会声望，但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改革开放鼓励致富、经济至上的社会风潮影响下，民办教师作为“求富”路上的落后者，社会地位进一步滑落与降低。

作为一个“历史性”的群体，“民办教师”与“生产队长”、“赤脚医生”等有着相似的身份与处境：看似体制内，实则体制外，处境尴尬而暧昧不清。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并且至今仍有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出现的背景，实际上是在师资匮乏的年代，国家让乡村中文化水平较高的一部分人担当起了教师的职责。他们的尴尬之处在于，挂教师之名，有教师之职，行教师之责，却无教师之地位和待遇。他们明明就是教师，但是教师的真正身份和地位，却要等‘别人’来赏赐，这是何等的尴尬，又是何等的不公!”于是，他们卑微的要求和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转正”，“转正”因此成为小说的核心词与情节发展的动力。小说作者竭力表现的，是民办教师们被“转正”这一无形的手所操纵的“宿命”。

对于民办教师而言，要实现从“名”到“实”的成功转换，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转正”。可是僧多粥少，“转正”问题长久以来“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高悬”。为了获得这样一种“身份认同”，界岭小学的三个民办教师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在“转正”面前“时时焦虑，进退失据，甚至有时不得不丧失尊严”。“转正”恰到好处地传达、印证了长期以来，“知识者”在“权力”面前不堪一击的弱势地位。

二、写作使命与煽情的危险

我以为：为了处理上述历史使命与诸多命题，作者采取的叙事策略，是以“转正”为核心，围绕这一核心而发生的种种“人情”上，主要是突出民办教师及其同情理解者“奉献”的精神内核与意蕴，以及他们在极其艰苦的办学条件下，对于教书育人理念的坚守，从而凸显这一群体的人格魅力。

作者刘醒龙不止一次在访谈中谈及他对“民办教师”群体的尊崇与同情，这也可视作《天行者》写作的基本出发点。如“他们在被称为‘民办教师’的时间里所经历的，不仅是个人的心灵之痛，也是中国教育之痛，更是中国之痛。这些卑微的乡村知识分子在不起眼的角落里，用高尚的灵魂，用最大的努力，来争取最大的可能。”作者还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写作《凤凰琴》和《天行者》，是对我心中的乡村情感的一种抚慰。早先写作的中篇小说《凤凰琴》，是因为我们对他们心存感动。写作长篇小说《天行者》，更重要的因为我发现自己对他们内心充满感恩，是对生命在最卑微时刻所展现出来的伟大意义和伟大的人性之美的参悟。我想，整个国家都应该对他们充满感恩。”除此之外，作者还有着更高的写作诉求：“当然，我不希望把它被理解成只写了民办教师这个群体，而是希望读者从中读到我对历史、生命的沉思。”

从这一写作诉求来看《天行者》的创作实践，是背负了“中国在界岭”这样一个沉重的历史使命的。小说关注与投射的，超越了教育本身，除了再现学校及乡村教师的处境，学校、教师与所在村庄、村民、村官、“上级”、乡村未来的复杂关系，乃至留守儿童、失学少年(如张艺谋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城乡对立与交流等等命题，每每有所关涉，作者的历史忧患和现实关切，可观且积极。

因此我们看到，在对民办教师群像的塑造过程中，作者设置了种种现实磨难与心灵苦痛，来考验“民间英雄”的成色，如恶劣的自然环境(漫天遍野的雪灾和出没山间的野兽)、人祸(如孙四海与王小兰这一对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情感纠葛，王小兰在结尾处的死亡)与反面人物(村长余实的倒行逆施与权焰滔天)等种种阻挠，尽管如此，主人公们历经苦难，结尾大致有着大团圆的结局。

历史使命的承载与民办教师群像的讴歌赞颂，对于小说的写作与叙述，本无可厚非，然而问题就在于此：由于过重的使命感与尊崇感恩，造成了该小说的最大短板：在情感的渲染上，用力太过，近乎煽情。

这种为赞颂而赞颂、为讴歌而讴歌的情感塑造，恰是历年来，“民办教师”(乃至乡村教育)题材文艺作品(包括影视作品)的通病与症结，如《天行者》的前身《凤凰琴》，电影《美丽的大脚》(杨亚洲导演)、《烛光里的微笑》(吴天忍导演)等。

在“歌”与“颂”的情感先行下，《天行者》这一曲“英雄赞歌”难以深挖存在于民办教师性格与灵魂中丰富的多样性，尤其深掩在灵魂深处的某些复杂的东西，如艰难环境与残酷竞争中的人性阴暗面，自私、贪婪、龌龊等。

在对民办教师之所以当“民办教师”的深层原因，如家庭窘境、个人性格与能力等无奈方面，小说并未做更深入描绘。而在老师、学生与学生家长这一“三角关系”的表现上同样乏善可陈：现实中老师与学生、老师与学生家长、学生及其家长之间的普遍存在的矛盾冲突，基本避而不见。是作者力有不逮，还是不愿为之?

一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范畴里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典型化”与“标签化”为其重要特征一般，对“民办教师”的过分推崇而掩盖、回避其缺点，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天行者》对人性深层探索、拷问的缺失，作家将笔墨集中于写民办教师的现实“困境”及摆脱困境的挣扎上，因此忽略了对意蕴丰厚的教育“理想”及其坚守的关注，在这一方面，现代作家叶圣陶写于1920年代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就做得更好。

另一方面，《天行者》那个虚幻的、庸俗的“大团圆”结局，迎合了部分人的偏好，弱化了现实描摹与批判的力量与深度，也使得小说的现实主义风格不可避免地打了折扣，受到严重的削弱。

上述“历史使命”，于是成了小说“不能承载之轻”，以致超出了作家所能掌控的范畴，作为一种“历史”题材的写作，与前辈作家如沈从文相比，缺乏一种书写人情、人事，写历史时的“从容”、平静，无论是《边城》、《长河》还是《湘行散记》，那些静静流淌、亘古不息的河流，与河岸边随四季更替的平静“人事”，构筑了一个充满魅力的文学世界。

乡村教育的困境与出路范文第5篇

关键词：当代乡土小说 现代性 模式化 困境 出路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广大的乡土是乡土文化得以沉淀的家园，而乡土小说则是反映中国乡土文化的灵魂所在。研究当代乡土小说的出路，首先要从现代乡土小说的兴盛谈起。

自从鲁迅提出乡土文学这一概念之后，中国现代文坛涌现了大量的乡土小说作品。当时的传播途径还比较单一，人们主要是靠杂志、报刊等一些印刷媒介。但虽然是单一的印刷传播，却没有影响现代乡土小说的传播，反而让中国现代文坛呈现了生命力，使文学的社会价值发挥到了极致。凭借了印刷文化，大部分知识分子敢于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能够发表自己的心声，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从而启蒙了无数的中国人。

现代乡土小说，出现了鲁迅和沈从文这两个“标杆”：鲁迅思考国民性，冷酷地揭示我们国民身上的弱点，刺痛国人麻木的神经；沈从文则挖掘着乡村的温存，用“善”与“美”去介入现实，救赎国人千疮百孔的心灵。鲁迅和沈从文是现代乡土小说的两座高峰，围绕在他们周围的还有小山峰，比如王鲁彦、萧红、台静农、废名等，让现代乡土小说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各具形态，用独立的发声，刺激读者的神经，建筑了现代乡土小说繁荣的精神家园。

现代“乡土小说”，作家的写作对象是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乡村农民，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站在较高的角度去审视和思考乡下人的生存状态，继而通过印刷文化的传播，把思考的结晶公之于众。这是一个精英文化的时代，每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思考，都能够在读者中得到相应的回声。社会的反响是热烈的，在读者身上造成的反思也是剧烈的。至少，中国的启蒙文化，是从鲁迅的乡土小说发端，在一批的乡土作家的努力之下，达到。

现代文坛的乡土小说家，开创了乡土小说的广阔园地，并创作了许多原生态的作品，散发着原始而纯正的气息。虽然作品的质量高低不齐，但他们敢于思考，发出个性化的声音，写出创造性的作品，这是现代文坛难能可贵的精神。这也是现代乡土小说能够影响当时的读者，最重要的根源。传播途径的单一非但没有影响现代文学的发展，反而在读者群里面激发了各种各样的思维风暴。乡土小说作为思维风暴中的一股浪潮，也体现出了国民审视民族问题、审视乡土家园的现状和出路的心态。

鲁迅的乡土小说写作体现了现代性精神灵魂中的启蒙和理性，他笔下的乡土能够真实地反映中国当时艰难的社会历程和中华民族的愚昧落后的精神面貌。这也是鲁迅的乡土小说成为经典之作的原因。具有现代性的思想高度，才能让乡土小说真实地观照和促进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在信息相对闭塞和落后的现代，现代乡土小说能够在读者群里边，站稳脚跟，不断蔓延。然而，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乡土小说却被淹没在了大众文化的浪潮里面，难以发声。随着城市化的扩张，具有乡土气息的空间正在急剧缩小，眼看还有濒临灭亡的危险。没有了精神赖以生存的土地，没有逃避世俗的藏身之地，文人的精神找不到栖息地。浮躁的中国，更难孕育出纯正的乡土作品。这是当代文坛的一大悲哀。究其根源，乃是缺乏理性和启蒙精神。

当代中国社会已经朝着现代化的目标迈进，但是，国人的思想并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思想的滞后，导致作品质量普遍不高。华美的包装下，书籍的精神很贫瘠。能够真实反映现代化转型期，中华民族心理历程的乡土小说更是少见。

当代的“乡土小说”，也出现了贾平凹、刘庆邦、陈应松、王祥夫等优秀的作家，作品的数量颇丰。但是读起来，却容易引起审美疲劳。他们的笔下裸地呈现了中国乡土的堕落与道德的沦陷，人性变成了冰冷的写作武器。对于当下乡土苦难的真实描写，的确体现了作家的悲悯情怀和良心，但是，他们的作品缺乏理性的思考，并没有体现文学作品应该高于生活的秉性。他们进入一个圈套，就是把乡村的苦难作为叙事的焦点，读者越读就越觉得中国乡村没有希望，越读就越绝望。因为，在他们的作品里面，看不到希望，也看不到出路。作家自身并没有找出远离苦难的途径，因此，他们也只能迷失在自己笔下的苦难里边。

当代乡土作家笔下的“苦难”，源于现代性转型期，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产生的冲击。乡村的逐渐消失，农村人民的生存焦虑，价值沦陷都成了作家笔下的创作素材。但因为作家自身也没有建立理性的价值坐标系，所以不能冷静地思考当下乡土的现实，更不能引领读者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有些作者甚至在精神层面，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倒退和扭曲。

当下的“乡土小说”，既没有鲁迅“故乡”中的思想高度，也没有沈从文“边城”真善美的精神风度，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让人看不到希望和未来的苦难故事。一开始，还会跟着作者去体悟乡村的苦难，看多了之后，就只会跟着作者一起变得麻木，找不到方向。当代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就真的像作家所写，如此不堪入目吗？中国农民的幸福，难道就真的无迹可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