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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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一个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是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必须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和历史文化保护的关系，尊重城市发展的历史，使城市的风貌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更具内涵和底蕴。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需要，也是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历史文化名城丽江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规划工作总结出了很好的原则和做法，值得其它城市学习和借鉴。
一个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是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必须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和历史文化保护的关系，尊重城市发展的历史，使城市的风貌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更具内涵和底蕴。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需要，也是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历史文化名城丽江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规划的原则和做法值得其他城市学习和借鉴。
1国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历程
在国外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由来以久，而从现代意义的文物保护并通过国家立法开始于19世纪。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价值观的改变，人们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认识也不断的发生变化．从保护古玩器物发展到保护建筑物、遗址，从保护宫殿、府邸、教堂、寺庙等建筑精品扩大到见证平民生活的普通建筑，从保护单体的文物古迹扩大到成片历史街区，乃至一座完整的古城。同时，人们也不在只追求与对历史文化遗产风格的复原，而是更加注重对其全方位的“真实性”保护。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现代遗产保护法的国家。1913年12月31日通过的“保护历史古迹法”是世界上第一部保护文化遗产的现代法律]。它至今规定了法律的保护范围、申请保护的行政程序、享受的税收优惠等，这部法律内容全面细致，使有关的行政人员、专业保护人员都有章可循。从此以后，国际上更多的国家重视起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1964年制定的《威尼斯》就是一部关于文物古迹保护及修复的国际，它年全文分六节：定义，保护，修复，遗址，发掘，出版。古迹不仅包括单个建筑，还包括历史的环境；它不仅包括建筑艺术的精品，也包括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普通建筑。古迹的保护包含着它们处的环境，一般不得迁移。修复是以历史真实和可靠文献为依据，修补要和整体和谐又要有所区别，不可以假乱真。要保护古迹在各个时期的叠加物，对遗址要保护其完整性，用正确的方式清理开放而不应重建。同时提出了文物保护修复的真实性、可读性、可识别、可逆性原则，强调了文物保护连同环境一体保护。
2005年lO月通过的《西安宣言》延续了《威尼斯》的文物古迹周边环境的概念并加以扩展，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它把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的环境界定为：直接的和扩展的环境，即作为或构成其重要性和独特性的组成部分。
2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根据不同特点采取不同方式。对于文物保护单位，要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保存原貌和真迹。对于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典型地段，要保存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对于历史文化名城，不仅要保护城市中的文物古迹和历史地段，还要保护和延续古城的格局和历史风貌。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分为三个层次：文物古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街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古城——历史文化名城。
(1)在“文物保护单位”之外，增加“历史建筑”或“近代优秀建筑”的名目，保护有继续使用的要求，又不适合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方法的建筑遗产。
(2)在“历史文化保护区”之后增加“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名目，保护那些不够“历史文化街区”标准，却又不应放弃的历史街区和历史性自然景观。
(3)在实际工作中，仔细地认定保护层次。属于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轻易拆掉或仅保留外观，可称“原物保护”；属于历史文化街区的，要保护外观整体的风貌，不必强求所有建筑的“原汁原味”，可称“原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中非文物古迹、非历史地段的大片地方，只求延续风貌特色，不必再提过高要求，可称“风貌保护”。
3当前存在的问题
(1)错误理解城市现代化。贪大求洋，搞高层建筑、欧陆风，甚至追求怪异，破坏古城格局和风貌，破坏文物环境。
(2)不能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片面认为保护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急功近利，只重近期效益，竭泽而渔，过度开发，破坏了永续利用。
(3)为旅游效果，不顾历史真实盲目复建，造假古董，仿古一条街依然不衰。
(4)“保护性的破坏”，出于好心而方法不对，清理文物周边环境则开大广场，却丢了文物的历史环境气氛，或者追求华丽，整饰一新，损害了历史信息，损害了文物真实性和完整性。
(5)将历史文化遗产经营管理权整体出让给企业谋利，违反文物法原则，损害文物价值，也损害了群众的利益。
(6)关于出让经营权：①历史文化名镇的旅游价值取源于历史文化价值，这是巨大的无形资产，是名镇历代祖先创造的，也是现在全体居民的共同财富。随着知名度的提高，其无形资产的价值巨升，如何使这些能对当地居民有利，目前作法对此考虑不够。②协议的项目投资不少，但都是为旅游自身及其旅游环境，与古镇基础设施(如排水)建设无关，对居民生活环境改善无所助益。③授权独家授权一家公司拥有“保护性开发权和旅游经营管理权”会防碍广泛吸引社会各界的资金，无益于古镇的整体繁荣。
4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和方法
4．1历史文化名城丽江
丽江古城，坐落在玉龙雪山下丽江坝中部。因四周青山环绕，镇中碧水滢滢，宛如一方碧玉大砚而取名为“大研镇”。古城面积3．8km。，海拔2400m，人口2．53万(1997)，其中，纳西族1．69万人。
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一直是区域政治及民族文化、教育的中心，曾一度成为滇藏贸易、中印贸易的枢纽。丽江古城有别于中国任何一座王城，未受“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的中原建城复制影响。城中无规矩的道路网，无森严的城墙，古城布局中的三山为屏、一川相连；水系利用中的三河穿城、家家流水；街道布局中“经络”设置和“曲、幽、窄、达”的风格；建筑物的依山就水、错落有致的设计艺术在中国现存古城中是极为罕见的。丽江古城民居在布局、结构和造型方面按自身的具体条件和传统生活习惯，有机结合了中原古建筑以及白族、藏族民居的优秀传统并在房屋抗震、遮阳、防雨、通风、装饰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发展，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其鲜明之处就在于无统一的构成机体，显示出依山傍水、穷中出智、拙中藏巧、自然质朴的创造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和特定的区域里对纳西民族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丽江古城风貌整体保存完好。依托三山而建的古城，与大自然产生了有机而完整的统一，古城瓦屋，鳞次栉比，四周苍翠的青山，把紧连成片的古城紧紧环抱。城中民居朴实生动的造型、精美雅致的装饰是纳西族文化与技术的结晶。丽江古城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少数民族传统聚居地，它的存在为人类城市建设史的研究、人类民族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瑰宝。
丽江古城因其历史悠久，古朴自然，兼有水乡之容、山城之貌，它作为有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城市，从城市总体布局到工程、建筑融汉、白、彝、藏各民族精华，极具纳西族独特风采。我国政府于1986年将其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97年12月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2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原则和方法
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对其丰富、珍贵的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的全面保护，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只重开发，不重保护，以致破坏自然文化遗产；是对保护自然风景和历史文化遗产全面重视，在旧城改造中注重保留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街区和建筑，而不是一味追求高层现代建筑，体现领导政绩；是保护性修复真文物，而避免兴建假古迹，大搞人造景观等。
在对丽江古城保护与发展中，当地政府一直坚持从城镇的整体布局到民居的形式，以及建筑用材料、工艺装饰、施工工艺、环境等方面，均完好地保存古代风貌。首先是道路和水系维持原状，五花石路面、石拱桥、木板桥、四方街商贸广场一直得到保留。民居仍是采用传统工艺和材料在修复和建造，古城的风貌已得到地方政府最大限度的保护，所有的营造活动均受到严格的控制和指导。丽江古城一直是由民众创造的，井将继续创造下去。作为一个居民的聚居地、古城局部与原来形态和结构相背离的附加物或是“新建筑”正被逐渐拆除或整改，以保证古城本身所具有的艺术或历史价值能得以充分发扬。通过以上所述丽江古城的保护现状和经验，可以总结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有益的原则和方法。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要遵循保护和发展兼得的原则。既要使历史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又要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实现城市现代化。积极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促进各项事业发展。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还要遵循一定的保护方法。从城市总体角度采取综合措施，确定合理的城市发展战略，积极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确定城市合理布局，开发新区，保护古城。分区控制建筑高度，保护古城空间秩序。作好城市设计，延续风貌特色。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建立历史城区、历史地段、文物保护单位三个层次的保护体系。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格局和风貌；保护与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自然地貌、水系、风景名胜、古树名木；保护反映历史风貌的建筑群、街区、村镇；保护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民俗精华、传统工艺、传统文化等。
这些原则和方法是丽江多年来在庞大细密的古城保护和发展的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具有非常现实的借鉴和推广意义。笔者认为，其它城市和地区在学习的同时，应根据各自地域特征和具体情况，制定出相应的保护规划，确定明确的保护目标，确定保护内容及重点、提出保护措施。保护规划应包括城市格局和传统风貌的保护和延续，历史地段和历史建筑群的维修改善与整治，文物古迹的确认。
5结束语
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范文第2篇
1文化规划的内涵
文化规划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概念。在我国，它常常与政府的文化政策、文化事业发展规划纠缠不清。本文所指的文化规划，有特定的涵义，它作为城市规划的子系统，虽然与城市的文化政策、文化事业发展规划有密切联系，但两者并非相互涵盖的关系。国内研究文化规划问题的学者一般认为，“文化规划”（cultureplanning）的正式提法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城市规划界。1971年，美国规划学者哈维•佩尔洛夫（HarveyS.Perloff）从社区层面将文化规划描述为“社区了解并运用其文化资源进行发展的途径”[1]1979年他在《用艺术提升城市生活》(UsingtheArtstoImproveLifeintheCity）一文中又将其作为一种方法推荐给社区建设，以达到社会文化认同和社区文化资源运用的双重目标。
从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随着与大批量生产与工业都市扩张相联系的福特主义（Fordism)，向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与弹性生产方式相对应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的转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与消费社会的兴起，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澳大利亚学者德波拉•史蒂文森（DeborahStevenson)认为，这种社会转变，其结果是导致了城市中物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符号的吸引力日益成为消费焦点，而城市文化的本质与潜力更多体现在其多样性与创造力方面。同时，伴随生活方式的体验与旅游观光业逐渐成为服务经济新的轴心，城市的特色与城市的文化体验日益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一直在尝试创造独特的城市元素，增强城市特色，而这些尝试是构成一个城市在世界众多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策略基础。[3]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创意城市（creativecity）与文化经济在欧美兴起，许多城市开始将文化规划作为一种包括城市、街区、社区和中心商业区复兴在内的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策略，重视城市和社区软环境的建设，重视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将文化作为城市复兴的催化剂和引擎。文化规划的基本途径主要有：基于城市形象的提升而发展文化旗舰项目，兴建音乐厅、美术馆、博物馆等地标性建筑；规划专门的“文化区”；发展文化旅游活动；举办庆典活动或大型文化活动；将都市空间改造成为具有可参观性的文化展示空间等等。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市、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市便是运用文化规划重塑城市形象较为成功的范例。尤其要强调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一些欧美国家的城市为代表，特别注重社区层面的文化规划，探索将文化元素有效导入城市社区的发展机制，即运用文化资源来解决社区层面的文化发展问题，鼓励从社区参与的角度保护地方特色，促进社区空间布局优化与文化品质提升。
与此同时，相关专业人士针对城市美学品质，以及城市文化资源和文化需求的规划方法与理论的探索也开始涌现，例如，伦敦城市大学城市研究院院长格雷姆•埃文（CraemeEvan）所著的《文化规划：一种城市复兴？》（CulturalPlanning:AnUrbanRenaissance?2001）便是其中的代表。总体上看，虽然世界范围内文化规划的概念并没有被普遍使用，但文化规划已逐渐成为现代城市规划、城市设计领域一个受到关注的专业分支。如果不限定使用过滥、几乎无所不包的“文化”的范围，便试图从“文化”与“规划”两个概念整合的角度，或者以城市规划的文化导向、文化途径的角度来界定文化规划的含义，将会因为“文化”内涵的复杂性与模糊性而导致文化规划概念的混乱。黄鹤在总结了国外一些机构和学者对文化规划的定义之后，提出文化规划中的“文化”，针对的目标是城市的文化资源，即指那些能够用以促进城市发展的可共享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4]在此基础上，黄鹤认为：“文化规划一方面是作为针对文化资源和文化需求的规划方法，是在城市和地区发展中对文化资源整体性及策略性的运用，用以提升城市和地区的竞争力，以及城市和地区的适宜性，它是城市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文化规划作为一种规划思想和理念，是城市规划设计的艺术，代表了以文化的观念来解决城市问题的发展理念。”[5]黄鹤从城市文化资源运用的角度诠释文化规划，有助于为文化规划提供一种既具有分析性又具有操作性的定义。
本文将从较为狭义的角度界定文化规划，即将文化规划视为城市规划中对城市文化资源的整体性运用，或者说基于城市规划的文化途径，综合性、整体性地发挥文化资源的价值和作用，使城市文化资源有机融入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和城市形态之中。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而言，能够充分展示其城市魅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文化资源，主要是历史文化资源，具体表现为物质形态的建筑遗产、历史文化街区以及非物质形态的传统民俗、表演、民间技艺等地方特色文化。本文重点探讨的是如何在文化规划中整体性地利用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中的建筑遗产资源，有效地将建筑遗产保护与维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风貌、营造城市文化空间有机联系起来，激活历史文化名城丰富的建筑遗产资源，塑造富有魅力、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城市公共空间和城市形态。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很多历史文化名城出台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是针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问题的专项规划设计，作为一种相对单一的文化规划，它属于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规划的一个层次，但并不能以此替代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规划。因为，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规划是城市规划中一种整体性运用文化资源的方法和途径，旨在建构有明确文化导向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体系，并协调处理城市文化发展的所有要素。
2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
在我国，长期以来城市规划过程偏重物质空间规划而缺乏对文化层面问题的关注。进入21世纪，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观点，在我国规划界和政府层面得到广泛认同。作为公共政策的城市规划，显然也包含着作为公共文化政策的城市规划。换句话说，当城市规划从偏重于物质空间规划向偏重于公共政策设计转变时，就意味着将文化规划也纳入到城市规划的体系之中，文化规划实际上是公共政策与文化资源之间的联接。总体上看，我国的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之中，虽然早就将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之中，但主要任务是划定保护和控制范围，鲜有将城市主题文化、城市总体文化风格、城市形象的文化表达明确纳入城市规划体系之中，并将文化规划视为各个层次规划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其他领域的规划密切合作以更为有效地发挥文化资源的作用，同时制定将文化和土地利用以及文化和城市经济发展关联的整体规划政策。正如单霁翔所说，在我国“从城市规划的任务到城市规划管理的方法，从城市规划的编制到城市规划的实施，内容可谓详尽，但是却缺少城市文化的基本内容，无论是城市文化规划还是城市文化建设均少有涉及。”因此，针对中国城市，尤其是对“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应借鉴欧美一些城市文化规划的成功经验，通过涵盖区域、城市、社区等不同层面的文化规划途径，使城市的传统特色文化有机融入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的所有物质空间对象，并能够得以强化和表达出来。具体针对建筑遗产保护而言，核心原则就是坚持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主要用于调整建筑遗产与城市风貌、城市更新的关系。作为具有一定价值要素的有形的、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建筑遗产是一个城市历史文化最直观和具象的表现，是展现城市风貌独特性的核心元素。现代城市在走向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城市更新速度加快，建筑遗产与城市风貌的关系日益呈现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建筑遗产日益呈现出“孤岛化”或“盆景化”现象，大量的普通老建筑和传统街区被拆除，仅靠少数文物建筑或标志性老建筑作为孤立的“岛”或“盆景”支撑，它们虽使城市体现出历史的痕迹，但所谓历史文化名城的传统建筑元素却萎缩为形象单薄的几个“点”，城市的传统格局几乎不存在，传统风貌整体性丧失。第二种形态是通过城市规划途径较好地处理老城与新城、保护与更新的关系，营造建筑群的图底关系，保留老城、历史地段、传统街区原有的空间场所特征，城市在保持基本文脉的基础上有机更新，历史文化名城整体风貌得以有效保护和延续（图1）。
无论是从文化规划的视角，还是从城市建筑遗产保护理论的基本原则来看，上述第二种形态是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应该努力的方向。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的第一层含义便是通过城市规划途径实现城市建筑遗产资源的整体性保护。早在20世纪初叶的意大利，既是一位建筑师，又是一位城市规划师的古斯塔夫•乔万诺尼（GustavoGiovannoni），在其所创立的城市遗产保护和修复学说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就是“古代城市‘片断’应被整合到一个地方的区域的和国土的规划中，这一规划象征了古代肌理与现在的生活关系。”[8]可见，乔万诺尼主张，应通过城市规划整合建筑遗产与当代城市形态的关系，使古代的肌理能融入现代城市生活。实际上，从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通过的一系列保护文化遗产的来看，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建筑保护理论对建筑遗产本身内涵的扩展性认识，即建筑遗产的范围既包括历史建筑及其建筑群，也包括历史建筑赖以存在的历史街区、历史文化风貌区等能够集中体现特定文化或历史事件的城市或乡村环境，已足以说明对建筑遗产资源整体性保护的重视。1964年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和技师协会通过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威尼斯）第六条指出：“古迹的保护意味着对一定范围环境的保护。”1975年欧洲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建筑遗产的欧洲》中指出：“多年来，只有一些主要的纪念性建筑得以保护和修缮，而纪念物的周边环境则被忽视了”，因此，“欧洲建筑遗产不仅包含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还包括那些位于古镇和特色村落中的次要建筑群及其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9]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比建议），提出了一个影响至今的重要理念，即“保护历史地区并使其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是城市规划和土地开发的基本因素”，同时，该建议还强调：“除非极个别情况下并出于不可避免的原因，一般不应批准破坏古迹周围环境而使其处于孤立状态，也不应将其迁移它处。”
上述总体上强调的是通过保护建筑遗产的周围环境，或者说通过对建筑遗产环境的控制来实现对遗产的整体保护，这是实现建筑遗产资源整体性保护的底线要求。从城市发展和文化规划的视角看，对于有着丰富建筑遗产资源的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建筑遗产资源的整体性保护原则还要求充分发挥建筑遗产的综合价值与整体文化效能，避免城市空间中传统建筑元素的“面”被打散，“线”被切断，通过“整体保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的规划策略，将建筑遗产有机整合到城市的空间形态和结构形态之中。以北京为例，近些年来已初步构建了片状保护与线状、带状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整体保护模式。若不算旧城外的1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在北京旧城区域内共有33片历史文化保护区，面积共1967公顷，占旧城面积的31%，此外还有风貌协调区183公顷，占旧城面积的3%，正是它们所承载的丰富的历史肌理、建筑景观资源与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构成北京城市魅力的重要部分。除了片状保护，2011年12月公布的《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设规划》提出“一轴”、“一线”和“一带”的保护概念，坚持旧城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文化北京建设中的核心地位。这其中，“一轴”（传统的中轴线）和“一线”（从朝阳门到阜成门的朝阜路沿线）和“一带”（长安街-前三门大街带状区域）是旧城的核心景观带（图2），必须进行更为完整和系统的保护。历史文化区空间要素的整体保护与线状、带状开发，有利于突显北京传统城市格局和历史文化建筑的独特魅力，使之成为北京文化记忆和文化旅游的高度聚集地。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不仅强调文化规划必须从空间维度上将建筑遗产单体和周边环境、空间格局的整体保护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还应处理好建筑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之间的关系，从时间维度上动态保护城市发展各个时期形成的建筑遗产，处理好新老建筑之间的关系。物的衰败与消亡，一如其更新与发展。在历史文化名城发展过程中，即便在旧城风貌区，也不可能完全不允许新的开发，不建造新建筑。老建筑固然是旧城风貌的基本载体，但不同时期、不同时代的新旧建筑并列而形成一种和谐的层叠关系，恰是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与活力之源。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认为，好的城市形态是充满活力的，而城市活力主要源于城市的多样性。维系城市多样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处理好老建筑与新建筑的关系，使不同年代和状况的建筑能够并存。雅各布斯特别强调，她所谓的老建筑主要不是指博物馆之类的标志性建筑，而是很多普通的老房子。假若不同年代的普通建筑能聚在一起，复杂多元的用途和功能才有可能真的混合。[11]因此，在历史文化风貌区，可以在符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要求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更新或建造一些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建筑，只要这些新建筑能够尊重周围的环境氛围和空间尺度，不以自我为中心，破坏空间环境的整体审美品质和文化特征，如《内罗比建议》所说：“应特别注意对新建筑制订规章并加以控制，以确保该建筑能与历史建筑群的空间结构和环境协调一致。”
目前在我国，不少历史文化名城所制订的保护条例和保护规划中，对保护规划范围内的新建筑风格和体量有一些强制性要求，如现行《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20条规定不能突破建筑高度、容积率等控制指标，违反建筑体量、色彩等要求；不能破坏历史文化街区内保护规划确定的院落布局和胡同肌理等。这些规定仅适用于保护规划范围内的新建筑，从城市整体风貌保护的视角看是不够的，应在城市总体规划层面对新建筑的整体风貌提出基本要求，制订具体的新建筑设计导则，从城市规划层面对历史风貌区及建控地带的城市开发形成有力的控制。
3强化传统建筑文化认同基础上的适宜性开发原则
虽然在建筑遗产保护问题上“开发”这个词如同“文化产业”一词一样，由于与市场化、商业化紧密相关，而常常遭致批评。但实际上，在现代城市的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不可能仅仅只对建筑遗产实施保存、修缮和环境整治工作，如同建筑遗产的内涵在不断扩展一样，对于何谓“保护”，也有新的拓展性认识。1979年，澳大利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巴拉会议上通过的《保护具有文化意义地方的》（《巴拉》），不仅突出强调遗产的文化价值，还提出“保护”的概念包含保护性利用（conservativeuse）、展示或阐释（interpretation）等更为广义的内涵。西班牙学者萨尔瓦多•穆尼奥斯•比尼亚斯（SalvadorMunozVinas）认为，今天的保护是一项综合性的活动，狭义的保护是相对于修复而言的保持性活动，而广义的保护还包括再生、复兴、更新、改造、利用、活化等其他相关活动在内的行为的总称。同时，现代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拓展，便是对建筑遗产的价值认识从内在价值走向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相结合的综合价值观，即将建筑遗产不仅仅视为一种珍贵的文物，同时还视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culturalcapital）。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通过对建筑遗产的适宜性再开发（包括重建、改造、扩建、再利用等活动），更好地保护其综合价值，尤其是挖掘和发挥其蕴含的独特公共文化价值功能，也是一种保护。那么，何谓建筑遗产的适宜性开发原则？文化规划视角下的适宜性开发原则秉承文化价值的保存与提升不仅是建筑遗产保护的首要目的，也是保护的重要手段的理念，强调任何对建筑遗产的开发性保护，若有助于提升而非损害遗产的文化价值的话，则是适宜的。其中，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具有丰富的涵义，它至少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文化教育价值。法国文化部建筑和遗产司总监阿兰•马里诺斯（AlainMarrinos）认为，“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21世纪，保护历史遗产不再是孤立地保护古建筑，更多的是保护一种文化认同，是一个与人息息相关的议题。人们需要文化根基来平衡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冲击继续前行，这就是如今我们保护历史遗产最重要的意义。”[14]马里诺斯的观点实际强调，不能仅仅为了保护而保护一些孤立的古建筑，建筑遗产保护的实质是保护一种文化认同，考虑如何让这种建筑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存续下去。马里诺斯的观点也折射出当今遗产保护理论中的一种价值转向，即真实并不是保护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应从保护“真实”走向保护“意义”。建筑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相比，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公共性文化意义，因此如何通过保护性再开发途径提升其公共文化效能，提升公众对建筑遗产的兴趣以及对其价值的认知和鉴赏水平，使之成为一个城市地方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象征和源泉，一定程度上说是对建筑遗产最好的保护。1975年欧洲建筑遗产大会通过的《阿姆斯特丹宣言》指出：“建筑遗产只有得到公众赏识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赏识才能得以存续。”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只要有利于增强公众对建筑遗产的了解、赏识和文化认同感的开发性保护，同样也是适宜的，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作为文化发展和教育策略的遗产保护途径。英国社会学者贝拉•迪克斯（BellaDicks)曾经从“可参观性”（visitability)的生产这一视角，探讨了当代城市公共空间被展示出的文化价值。她认为，“1980年代以来，可参观性已经成为规划公共空间的一项关键原则”，而可参观性取决于对文化的展示程度，即如何将场所变成展览，使场所具有“可读性”（legibility)，让文化被铭刻在物质层面上，使某些文化价值被视为某一场所的身份，以此方式吸引市民的注意力，这是促进城市文化消费的重要路径。“可读性”、“可参观性”同样也可作为建筑遗产资源规划与开发的一项原则。基于文化规划的城市有机更新与建筑遗产保护，可以通过对一些建筑遗产和传统都市空间进行改造、再开发，并介入一些阐释性的公共艺术，使之成为具有可体验性、可参观性的文化设施或文化展示空间，让建筑遗产更好地传递意义，令使用者（居民、游客）不仅能“观看”建筑遗产，而且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阅读”建筑遗产、体验建筑遗产，以此激活建筑遗产的公共文化价值，培育公众的传统文化认同感，发挥建筑遗产有助于展示与体验城市独特性的重要功能。例如，在当代，侧重于与社会文化与艺术需求相结合的普通历史街区、产业建筑遗产再开发模式，业已成为保护并活化建筑遗产的重要途径，中外许多城市都有不少成功的范例。一些再开发较为成功的历史文化街区，往往在保护真实的历史信息基础上，以地域文化脉络为主线，根据建筑遗产的不同特点，将其修复或改建成不同功能的文化空间，探索传统建筑遗产与城市文化生活融合的有效途径，有效发挥其公共文化功能。还有一些产业遗产丰富的历史文化名城则结合自身情况对产业遗产进行改造再利用，将其改造或扩建成主题博物馆或展览馆、社区文化中心、艺术区、景观公园、工业遗产展示游览区等各个层次的文化空间（图3）。基于城市文化规划的历史街区和产业建筑遗产再开发利用模式，不仅可以通过其营造的文化空间展示和传承城市文化，而且还可以给予衰败的街区和废弃的建筑以新的生命。需要说明的是，通过建筑遗产的再开发途径提升其“可参观性”，多数情形下只适用于具有一般保护价值的非重要文物建筑。建筑遗产中具有突出的文化价值的重要纪念建筑和文物建筑，例如北京的故宫、天坛，其建筑遗产本身便具有独一无二的“可读性”与“可参观性”，这类建筑不适合开发性保护。对这类建筑遗产的保护，除了坚持原真性和历史完整性原则之外，面对人潮汹涌的参观者，还有必要采取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丝•萧伊（FrancoiseChoay）所提出的调节游客人流、设置步行通道等限制方式的策略性保护原则。由此可见，适宜性开发原则并非适合所有建筑遗产的保护，它主要针对的是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中具有一般保护价值的普通建筑遗产。
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城市规划；文化规划；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整体保护原则；适宜性开发原则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planning， a sub-system of urban planning，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architectural heritage， namely 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ed protection under the basis of organic renewal and the principle of suitabi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sis of strengthening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The former， as the core principle， is not only the basic requireme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architectural heritage， but also the basic path of cultural planning in the protection of architectural heritage， the purpose is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and integrated function of architectural culture resources. The latter， as the expansion principle， aiming at promoting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urban development agenc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heritage protection department， makes full use of the existing architec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so as to make its integration with the city’s cultural education， cultural tourism， entertainment and leisure and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traditional urban space and public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 urban planning ； culture planning ；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ies ； architec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 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ed protection ； the principle of suitability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5）-11-10（6）
总体上看，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已有的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注重文物建筑或某一类型建筑遗产的保护，却未能有效地将建筑遗产保护与维护城市整体风貌和营造城市文化空间有机联系起来，缺乏从文化规划的整体视角探索建筑遗产保护与再利用问题。本文以历史文化名城为主要考察对象，尝试提出基于文化规划的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
1 文化规划的内涵
文化规划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概念。在我国，它常常与政府的文化政策、文化事业发展规划纠缠不清。本文所指的文化规划，有特定的涵义，它作为城市规划的子系统，虽然与城市的文化政策、文化事业发展规划有密切联系，但两者并非相互涵盖的关系。
国内研究文化规划问题的学者一般认为，“文化规划”（culture planning）的正式提法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城市规划界。1971 年，美国规划学者哈维・佩尔洛夫（Harvey S. Perloff）从社区层面将文化规划描述为“社区了解并运用其文化资源进行发展的途径”[1]1979年他在《用艺术提升城市生活》（Using the Arts to Improve Life in the City）一文中又将其作为一种方法推荐给社区建设，以达到社会文化认同和社区文化资源运用的双重目标。[2]
从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随着与大批量生产与工业都市扩张相联系的福特主义（Fordism），向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与弹性生产方式相对应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的转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与消费社会的兴起，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澳大利亚学者德波拉・史蒂文森（Deborah Stevenson）认为，这种社会转变，其结果是导致了城市中物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符号的吸引力日益成为消费焦点，而城市文化的本质与潜力更多体现在其多样性与创造力方面。同时，伴随生活方式的体验与旅游观光业逐渐成为服务经济新的轴心，城市的特色与城市的文化体验日益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一直在尝试创造独特的城市元素，增强城市特色，而这些尝试是构成一个城市在世界众多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策略基础。[3]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创意城市（creative city）与文化经济在欧美兴起，许多城市开始将文化规划作为一种包括城市、街区、社区和中心商业区复兴在内的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策略，重视城市和社区软环境的建设，重视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将文化作为城市复兴的催化剂和引擎。文化规划的基本途径主要有：基于城市形象的提升而发展文化旗舰项目，兴建音乐厅、美术馆、博物馆等地标性建筑；规划专门的“文化区”；发展文化旅游活动；举办庆典活动或大型文化活动；将都市空间改造成为具有可参观性的文化展示空间等等。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市、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市便是运用文化规划重塑城市形象较为成功的范例。尤其要强调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一些欧美国家的城市为代表，特别注重社区层面的文化规划，探索将文化元素有效导入城市社区的发展机制，即运用文化资源来解决社区层面的文化发展问题，鼓励从社区参与的角度保护地方特色，促进社区空间布局优化与文化品质提升。
与此同时，相关专业人士针对城市美学品质，以及城市文化资源和文化需求的规划方法与理论的探索也开始涌现，例如，伦敦城市大学城市研究院院长格雷姆・埃文（Craeme Evan）所著的《文化规划：一种城市复兴？》（Cultural Planning： An Urban Renaissance？2001）便是其中的代表。总体上看，虽然世界范围内文化规划的概念并没有被普遍使用，但文化规划已逐渐成为现代城市规划、城市设计领域一个受到关注的专业分支。
如果不限定使用过滥、几乎无所不包的“文化”的范围，便试图从“文化”与“规划”两个概念整合的角度，或者以城市规划的文化导向、文化途径的角度来界定文化规划的含义，将会因为“文化”内涵的复杂性与模糊性而导致文化规划概念的混乱。黄鹤在总结了国外一些机构和学者对文化规划的定义之后，提出文化规划中的“文化”，针对的目标是城市的文化资源，即指那些能够用以促进城市发展的可共享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4]在此基础上，黄鹤认为：“文化规划一方面是作为针对文化资源和文化需求的规划方法，是在城市和地区发展中对文化资源整体性及策略性的运用，用以提升城市和地区的竞争力，以及城市和地区的适宜性，它是城市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文化规划作为一种规划思想和理念，是城市规划设计的艺术，代表了以文化的观念来解决城市问题的发展理念。”[5]黄鹤从城市文化资源运用的角度诠释文化规划，有助于为文化规划提供一种既具有分析性又具有操作性的定义。
本文将从较为狭义的角度界定文化规划，即将文化规划视为城市规划中对城市文化资源的整体性运用，或者说基于城市规划的文化途径，综合性、整体性地发挥文化资源的价值和作用，使城市文化资源有机融入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和城市形态之中。
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而言，能够充分展示其城市魅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文化资源，主要是历史文化资源，具体表现为物质形态的建筑遗产、历史文化街区以及非物质形态的传统民俗、表演、民间技艺等地方特色文化。本文重点探讨的是如何在文化规划中整体性地利用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中的建筑遗产资源，有效地将建筑遗产保护与维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风貌、营造城市文化空间有机联系起来，激活历史文化名城丰富的建筑遗产资源，塑造富有魅力、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城市公共空间和城市形态。
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很多历史文化名城出台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是针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问题的专项规划设计，作为一种相对单一的文化规划，它属于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规划的一个层次，但并不能以此替代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规划。因为，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规划是城市规划中一种整体性运用文化资源的方法和途径，旨在建构有明确文化导向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体系，并协调处理城市文化发展的所有要素。
2 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
在我国，长期以来城市规划过程偏重物质空间规划而缺乏对文化层面问题的关注。进入21世纪，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观点，在我国规划界和政府层面得到广泛认同。作为公共政策的城市规划，显然也包含着作为公共文化政策的城市规划。换句话说，当城市规划从偏重于物质空间规划向偏重于公共政策设计转变时，就意味着将文化规划也纳入到城市规划的体系之中，文化规划实际上是公共政策与文化资源之间的联接。
总体上看，我国的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之中，虽然早就将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之中，但主要任务是划定保护和控制范围，鲜有将城市主题文化、城市总体文化风格、城市形象的文化表达明确纳入城市规划体系之中，并将文化规划视为各个层次规划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其他领域的规划密切合作以更为有效地发挥文化资源的作用，同时制定将文化和土地利用以及文化和城市经济发展关联的整体规划政策。正如单霁翔所说，在我国“从城市规划的任务到城市规划管理的方法，从城市规划的编制到城市规划的实施，内容可谓详尽，但是却缺少城市文化的基本内容，无论是城市文化规划还是城市文化建设均少有涉及。”[6]
因此，针对中国城市，尤其是对“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7]――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应借鉴欧美一些城市文化规划的成功经验，通过涵盖区域、城市、社区等不同层面的文化规划途径，使城市的传统特色文化有机融入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的所有物质空间对象，并能够得以强化和表达出来。具体针对建筑遗产保护而言，核心原则就是坚持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
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主要用于调整建筑遗产与城市风貌、城市更新的关系。作为具有一定价值要素的有形的、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建筑遗产是一个城市历史文化最直观和具象的表现，是展现城市风貌独特性的核心元素。现代城市在走向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城市更新速度加快，建筑遗产与城市风貌的关系日益呈现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建筑遗产日益呈现出“孤岛化”或“盆景化”现象，大量的普通老建筑和传统街区被拆除，仅靠少数文物建筑或标志性老建筑作为孤立的“岛”或“盆景”支撑，它们虽使城市体现出历史的痕迹，但所谓历史文化名城的传统建筑元素却萎缩为形象单薄的几个“点”，城市的传统格局几乎不存在，传统风貌整体性丧失。第二种形态是通过城市规划途径较好地处理老城与新城、保护与更新的关系，营造建筑群的图底关系，保留老城、历史地段、传统街区原有的空间场所特征，城市在保持基本文脉的基础上有机更新，历史文化名城整体风貌得以有效保护和延续（图1）。
无论是从文化规划的视角，还是从城市建筑遗产保护理论的基本原则来看，上述第二种形态是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应该努力的方向。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的第一层含义便是通过城市规划途径实现城市建筑遗产资源的整体性保护。早在20世纪初叶的意大利，既是一位建筑师，又是一位城市规划师的古斯塔夫・乔万诺尼（Gustavo Giovannoni），在其所创立的城市遗产保护和修复学说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就是“古代城市‘片断’应被整合到一个地方的区域的和国土的规划中，这一规划象征了古代肌理与现在的生活关系。”[8]可见，乔万诺尼主张，应通过城市规划整合建筑遗产与当代城市形态的关系，使古代的肌理能融入现代城市生活。
实际上，从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通过的一系列保护文化遗产的来看，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建筑保护理论对建筑遗产本身内涵的扩展性认识，即建筑遗产的范围既包括历史建筑及其建筑群，也包括历史建筑赖以存在的历史街区、历史文化风貌区等能够集中体现特定文化或历史事件的城市或乡村环境，已足以说明对建筑遗产资源整体性保护的重视。1964年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和技师协会通过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威尼斯）第六条指出：“古迹的保护意味着对一定范围环境的保护。”1975年欧洲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建筑遗产的欧洲》中指出：“多年来，只有一些主要的纪念性建筑得以保护和修缮，而纪念物的周边环境则被忽视了”，因此，“欧洲建筑遗产不仅包含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还包括那些位于古镇和特色村落中的次要建筑群及其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9]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比建议），提出了一个影响至今的重要理念，即“保护历史地区并使其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是城市规划和土地开发的基本因素”，同时，该建议还强调：“除非极个别情况下并出于不可避免的原因，一般不应批准破坏古迹周围环境而使其处于孤立状态，也不应将其迁移它处。”[10]
上述总体上强调的是通过保护建筑遗产的周围环境，或者说通过对建筑遗产环境的控制来实现对遗产的整体保护，这是实现建筑遗产资源整体性保护的底线要求。从城市发展和文化规划的视角看，对于有着丰富建筑遗产资源的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建筑遗产资源的整体性保护原则还要求充分发挥建筑遗产的综合价值与整体文化效能，避免城市空间中传统建筑元素的“面”被打散，“线”被切断，通过“整体保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的规划策略，将建筑遗产有机整合到城市的空间形态和结构形态之中。
以北京为例，近些年来已初步构建了片状保护与线状、带状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整体保护模式。若不算旧城外的1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在北京旧城区域内共有33片历史文化保护区，面积共1967公顷，占旧城面积的31%，此外还有风貌协调区183公顷，占旧城面积的3%，正是它们所承载的丰富的历史肌理、建筑景观资源与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构成北京城市魅力的重要部分。除了片状保护，2011年12月公布的《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设规划》提出“一轴”、“一线”和“一带”的保护概念，坚持旧城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文化北京建设中的核心地位。这其中，“一轴”（传统的中轴线）和“一线”（从朝阳门到阜成门的朝阜路沿线）和“一带”（长安街-前三门大街带状区域）是旧城的核心景观带（图2），必须进行更为完整和系统的保护。历史文化区空间要素的整体保护与线状、带状开发，有利于突显北京传统城市格局和历史文化建筑的独特魅力，使之成为北京文化记忆和文化旅游的高度聚集地。
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不仅强调文化规划必须从空间维度上将建筑遗产单体和周边环境、空间格局的整体保护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还应处理好建筑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之间的关系，从时间维度上动态保护城市发展各个时期形成的建筑遗产，处理好新老建筑之间的关系。
物的衰败与消亡，一如其更新与发展。在历史文化名城发展过程中，即便在旧城风貌区，也不可能完全不允许新的开发，不建造新建筑。老建筑固然是旧城风貌的基本载体，但不同时期、不同时代的新旧建筑并列而形成一种和谐的层叠关系，恰是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与活力之源。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认为，好的城市形态是充满活力的，而城市活力主要源于城市的多样性。维系城市多样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处理好老建筑与新建筑的关系，使不同年代和状况的建筑能够并存。雅各布斯特别强调，她所谓的老建筑主要不是指博物馆之类的标志性建筑，而是很多普通的老房子。假若不同年代的普通建筑能聚在一起，复杂多元的用途和功能才有可能真的混合。[11]因此，在历史文化风貌区，可以在符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要求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更新或建造一些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建筑，只要这些新建筑能够尊重周围的环境氛围和空间尺度，不以自我为中心，破坏空间环境的整体审美品质和文化特征，如《内罗比建议》所说：“应特别注意对新建筑制订规章并加以控制，以确保该建筑能与历史建筑群的空间结构和环境协调一致。”[12]目前在我国，不少历史文化名城所制订的保护条例和保护规划中，对保护规划范围内的新建筑风格和体量有一些强制性要求，如现行《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20条规定不能突破建筑高度、容积率等控制指标，违反建筑体量、色彩等要求；不能破坏历史文化街区内保护规划确定的院落布局和胡同肌理等。这些规定仅适用于保护规划范围内的新建筑，从城市整体风貌保护的视角看是不够的，应在城市总体规划层面对新建筑的整体风貌提出基本要求，制订具体的新建筑设计导则，从城市规划层面对历史风貌区及建控地带的城市开发形成有力的控制。
3 强化传统建筑文化认同基础上的适宜性开发原则
虽然在建筑遗产保护问题上“开发”这个词如同“文化产业”一词一样，由于与市场化、商业化紧密相关，而常常遭致批评。但实际上，在现代城市的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不可能仅仅只对建筑遗产实施保存、修缮和环境整治工作，如同建筑遗产的内涵在不断扩展一样，对于何谓“保护”，也有新的拓展性认识。1979年，澳大利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巴拉会议上通过的《保护具有文化意义地方的》（《巴拉》），不仅突出强调遗产的文化价值，还提出“保护”的概念包含保护性利用（conservative use）、展示或阐释（interpretation）等更为广义的内涵。西班牙学者萨尔瓦多・穆尼奥斯・比尼亚斯（Salvador Munoz Vinas）认为，今天的保护是一项综合性的活动，狭义的保护是相对于修复而言的保持性活动，而广义的保护还包括再生、复兴、更新、改造、利用、活化等其他相关活动在内的行为的总称。[13]同时，现代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拓展，便是对建筑遗产的价值认识从内在价值走向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相结合的综合价值观，即将建筑遗产不仅仅视为一种珍贵的文物，同时还视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通过对建筑遗产的适宜性再开发（包括重建、改造、扩建、再利用等活动），更好地保护其综合价值，尤其是挖掘和发挥其蕴含的独特公共文化价值功能，也是一种保护。那么，何谓建筑遗产的适宜性开发原则？
文化规划视角下的适宜性开发原则秉承文化价值的保存与提升不仅是建筑遗产保护的首要目的，也是保护的重要手段的理念，强调任何对建筑遗产的开发性保护，若有助于提升而非损害遗产的文化价值的话，则是适宜的。其中，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具有丰富的涵义，它至少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文化教育价值。
法国文化部建筑和遗产司总监阿兰・马里诺斯（Alain Marrinos）认为，“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21世纪，保护历史遗产不再是孤立地保护古建筑，更多的是保护一种文化认同，是一个与人息息相关的议题。人们需要文化根基来平衡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冲击继续前行，这就是如今我们保护历史遗产最重要的意义。”[14]马里诺斯的观点实际强调，不能仅仅为了保护而保护一些孤立的古建筑，建筑遗产保护的实质是保护一种文化认同，考虑如何让这种建筑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存续下去。马里诺斯的观点也折射出当今遗产保护理论中的一种价值转向，即真实并不是保护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应从保护“真实”走向保护“意义”。[15]建筑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相比，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公共性文化意义，因此如何通过保护性再开发途径提升其公共文化效能，提升公众对建筑遗产的兴趣以及对其价值的认知和鉴赏水平，使之成为一个城市地方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象征和源泉，一定程度上说是对建筑遗产最好的保护。1975年欧洲建筑遗产大会通过的《阿姆斯特丹宣言》指出：“建筑遗产只有得到公众赏识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赏识才能得以存续。”[16]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只要有利于增强公众对建筑遗产的了解、赏识和文化认同感的开发性保护，同样也是适宜的，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作为文化发展和教育策略的遗产保护途径。
英国社会学者贝拉・迪克斯（Bella Dicks）曾经从“可参观性”（visitability）的生产这一视角，探讨了当代城市公共空间被展示出的文化价值。她认为，“1980年代以来，可参观性已经成为规划公共空间的一项关键原则”[17]，而可参观性取决于对文化的展示程度，即如何将场所变成展览，使场所具有“可读性”（legibility），让文化被铭刻在物质层面上，使某些文化价值被视为某一场所的身份，以此方式吸引市民的注意力，这是促进城市文化消费的重要路径。“可读性”、“可参观性”同样也可作为建筑遗产资源规划与开发的一项原则。基于文化规划的城市有机更新与建筑遗产保护，可以通过对一些建筑遗产和传统都市空间进行改造、再开发，并介入一些阐释性的公共艺术，使之成为具有可体验性、可参观性的文化设施或文化展示空间，让建筑遗产更好地传递意义，令使用者（居民、游客）不仅能“观看”建筑遗产，而且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阅读”建筑遗产、体验建筑遗产，以此激活建筑遗产的公共文化价值，培育公众的传统文化认同感，发挥建筑遗产有助于展示与体验城市独特性的重要功能。
例如，在当代，侧重于与社会文化与艺术需求相结合的普通历史街区、产业建筑遗产再开发模式，业已成为保护并活化建筑遗产的重要途径，中外许多城市都有不少成功的范例。一些再开发较为成功的历史文化街区，往往在保护真实的历史信息基础上，以地域文化脉络为主线，根据建筑遗产的不同特点，将其修复或改建成不同功能的文化空间，探索传统建筑遗产与城市文化生活融合的有效途径，有效发挥其公共文化功能。还有一些产业遗产丰富的历史文化名城则结合自身情况对产业遗产进行改造再利用，将其改造或扩建成主题博物馆或展览馆、社区文化中心、艺术区、景观公园、工业遗产展示游览区等各个层次的文化空间（图3）。基于城市文化规划的历史街区和产业建筑遗产再开发利用模式，不仅可以通过其营造的文化空间展示和传承城市文化，而且还可以给予衰败的街区和废弃的建筑以新的生命。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建筑遗产的再开发途径提升其“可参观性”，多数情形下只适用于具有一般保护价值的非重要文物建筑。建筑遗产中具有突出的文化价值的重要纪念建筑和文物建筑，例如北京的故宫、天坛，其建筑遗产本身便具有独一无二的“可读性”与“可参观性”，这类建筑不适合开发性保护。对这类建筑遗产的保护，除了坚持原真性和历史完整性原则之外，面对人潮汹涌的参观者，还有必要采取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丝・萧伊（Francoise Choay）所提出的调节游客人流、设置步行通道等限制方式的策略性保护原则。[18]由此可见，适宜性开发原则并非适合所有建筑遗产的保护，它主要针对的是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中具有一般保护价值的普通建筑遗产。
总之，本文从文化规划视角，探讨并提出了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即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与强化传统建筑文化认同基础上的适宜性开发原则。前者作为核心原则，既是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要求，也是文化规划作用于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路径，旨在推动综合性、整体性地发挥建筑文化资源的作用；后者作为扩展性原则，旨在促进城市开发机构与建筑遗产保护部门紧密合作，充分利用现有的建筑遗产资源，使其与城市的文化教育、文化旅游、娱乐休闲等功能有机结合，成为富有活力的公共文化空间，强化城市空间的文化特色与公众的文化认同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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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范文第4篇
换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由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和“民族记忆的背影”。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涉及诸多门类，包括考古学、民俗学等多个方面，严格地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和物质文化遗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有很多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的。
一个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需要得到整体保护。这也是城市化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在此，我们摘录三位权威人士在《城市更新和文化传承》论坛上的发言，与读者共飨，并就其中的观点和看法与读者商榷。
“非遗”：不该忘却的城市精神载体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珍贵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多姿多彩，其中包括各民族的民间文学以及作为载体的语言文字、各种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和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民间艺术。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体现，是现代民族团结奋进的基础和重要表现。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延续城市的历史脉络，就是延续我们的民族文化独特特征和。
一
在城市化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塑造城市个性、提升生活品质、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具有历史、科学、文化价值的，具有东方民族特色的文化遭到严重破坏。一些依靠口头、行为传承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消失，破坏严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后继乏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刻不容缓。为了进一步做好包括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国务院先后颁发了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等文件，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逐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初步估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87万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确定了2200个，从业人员达到了2万多人。中央财政从零到投入18亿元的经费，有力地保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目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1028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逐步形成。文化部确定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总数达1000多人。一大批传承人出色的技艺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单一的项目保护逐渐转向整体保护，文化部先后公布了六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包括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实施了整体有效的保护。近年来，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民俗馆展示中心稳步推进，全国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424座，展示中心96个，为全面展示宣传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全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目前是入选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最多的国家之一。2006年我国成功当选首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有望早日出台。
二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包括城市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然面临严峻形势。一位德国历史学家针对中国的旧城改造提出：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也会有，而你们曾经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一位知名学者也说，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事关一个城市的人文态度、人文素养。我认为这是事关一个城市的整体文明和我们后代回家的路的问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它关系城市历史脉络的延续，我希望大家都给予高度的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重要责任，不仅是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不让我们的后人忘记回家的路。
京剧，现代城市重要的文化经脉
我毕生钟爱和从事的事业——京剧艺术，其诞生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1790年，江南安徽戏班进京为乾隆皇帝祝寿，从此在北京、天津安顿下来。经过十几年的演变，成为一个由徽剧、汉剧、昆曲、秦腔、京腔和民间曲艺综合而成的崭新剧种。它以西皮、二黄为主，字正腔圆，当时人们根据这一新兴剧种的唱腔，直呼其名为：西皮二黄。
西皮二黄第一次进入上海是在1867年，当时引得全城轰动，市民争抢观看，一睹为快。据记载，沪人初见，趋之若狂，在我的想象中，这并不亚于《阿凡达》上映引起影视热潮。京剧来到上海以后，便风靡全城，其他表演艺术几乎是望尘莫及，本地原有的昆曲，当时有点门庭冷落，京剧受欢迎的原因主要是雅俗共赏。京剧这一称谓正是来自上海，1876年，上海《申报》正式刊出京剧之名，意思是来自北京的戏剧剧种，从此这一称谓取代了“西皮二黄”，而一直沿用到今天。随着京津名家谭鑫培、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相继到上海演出，上海本地同样涌现出大量的名角，其中周信芳先生成为当仁不让的领军人物。正是他使上海成为海派京剧的发祥地，与北方京剧形成双峰并立的良性竞争局面。北京、上海，南北呼应，开启了长达近百年的京剧鼎盛时期。与许多戏剧剧种相比，京剧的历史并不长，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它成为国剧、国粹，成为民族文化的代表性艺术，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之一呢？
首先，京剧吸收、汇聚、熔铸了众多地方戏曲乃至其他各类艺术的精华，可谓融众家之长于一身，集中华艺术之大成，拥有博大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这种兼收并蓄，融汇创造的精神正是京剧始终保持活力、不断发展重大的重要基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京剧既由多个地方剧种升华而来，又以深厚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性回馈地方剧种，使许多地方剧种得到滋养和提高。从而推动了整个中华民族戏曲艺术的多样化进步和繁荣。
其次，京剧云集了众多大师级人物，以及他们用心血浇铸的大量经典作品，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其他剧种。由于京剧的艺术语汇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凭借精湛的演艺和优秀的剧目，因此能够通行全国。拥有最广泛的观众群体和最深厚的群众基础。
第三，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京剧得到了城市的有力支撑和推动，它酝酿、发源于农村，诞生、成熟于北京，繁荣、兴盛于上海。正是城市强大的集中性与辐射性，使京剧得以极大地拓展生存的空间，赢得上升的高度，获得长足的发展。仅以上海而言，这座城市不但为京剧定了名，更为京剧的舞台艺术、演出市场、评论理论等诸多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从未进过大型都市的剧种，其艺术能够得到长足的提升，其市场能够得到充分的拓展，其影响能如此广泛和深远。另一方面，京剧的繁荣也使城市文化得到极大的丰富，使城市精神得到了足够的升华，城市的力量推动了京剧的成长，京剧的魅力塑造了城市的文化。因此，京剧与城市的关系是血脉相连、无法拆解的。
当然，一种艺术自有其盛衰转变的自然规律。近几十年来，戏曲艺术逐渐从市民文化娱乐的主流地位趋向边缘化，各地地方戏如此，京剧也不能例外。这里有外来文化的冲击，有多元选择的影响，也有京剧自身所遇到的问题，总之，原因众多而复杂。但是有一点我坚信，既然在近两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空间内，我们整个民族都深深浸润于京剧的美妙艺术享受中，那么它值得也理应被我们永久珍惜、永远呵护。这是因为我们从传统中走来，身上、心中无不带有传统的印记，而传统正是我们面向今天、走向未来的基点和底气，更何况京剧是那么一种令人赏心悦目、铭心刻骨的美好剧种。对京剧我们没有舍弃的理由，只有保护和提升的使命。相信只有通过对优秀传统弘扬和提升，并与现代市场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和谐中谋共处，城市的文化才能在拥有亮丽的同时拥有一份深沉，在拥有时尚之轻灵的同时拥有一份厚重。
所以，我们要培养有志于京剧艺术的优秀传承者，将传统的技艺和经典剧目原汁原味传承下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妥善留存，需要政府的支持和民间的广泛发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延伸，主要靠京剧艺术工作者的自身努力。只有同时做到以上两点，京剧艺术与城市文化才能同时焕发古老的与现代的双重魅力，达到城市生活的美好愿景。
一个健康的人，从儿童成为少年，从少年成为青年，再从青年成长到壮年，他的骨骼和肌肉在不断扩大，他的心智和才能在逐渐成熟，他的经脉随着骨骼、肌肉的增加而延伸，以便将心脏供给的血液和养分，源源不断地传送出来，令人始终拥有充沛的活力。我们发现，在这一个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样被完全代替，没有任何一样被彻底消灭，他们只是在进步，在演变，在和谐共同成长。如果将城市比作一个健康的、不断成长的人，那么建筑便是它的骨骼和身躯，版图便是它的肌肉，科学技术、生产水平和市民社会生活水平便是它的血液，而支持、成就它的则是一条条文化经脉。京剧艺术正是一条永恒跳动的经脉，它的搏动牵动了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学、中国的各类艺术，它与其他千万经脉一起构成了整个城市。没有文化的经脉，一个城市再怎么高耸，再怎么庞大，也只能是一个缺乏智慧、没有活力的躯壳。
共荣：古今城市文化的繁盛之路
我们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延续着城市的历史文脉，但是城市的发展，却往往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陷入尴尬的境地。这种尴尬的境地显示了我们对于发展方式的不同的理解。
现代化的发展，农田的消失，我们曾经称雄世界的棉纺技艺在何方？大片水稻田上耸立起现代化的工厂，悠扬婉约的吴歌如何能飘荡在我们的天空？中华戏剧的剧种曾经达到过二、三百个，但是今天，大都市的新建剧场不断涌现时，传统戏剧演出却廖若晨星。现代化的发展，一方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变化，同时给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如何来消除这些灾难？我感到有三个方向：
第一要适度修复和恢复我们的文化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在特定的文化生态场景、语境中发生和发展的。如果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场景和语境，单独把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保存下来，当然这很重要，但是却失去了生存的基础。
棉纺技艺是以上海郊区为代表的。黄道婆在元末改造了我们的棉纺技艺，使我们的棉纺生产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并不是黄道婆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得益于当时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上海处于国内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地位，而且上海当时的土地近海，不能种水稻，盐碱地只能种棉花。另外，当时传统的男耕女织在这个阶段发生重大的变化，妇女织布不仅是为了服饰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服饰可以成为商品。
到了19世纪中叶，长三角以及上海周边的棉纺业，产品远销欧洲和全世界。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这样的技艺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使它流传下去？我们不可能恢复过去的时代，我们只能在现在的基础上思考这个问题，适度恢复一定的文化生态。上海的徐汇区在这方面就做了一些工作，准备在黄道婆故乡的周边种一片棉花、水田，重新恢复这样的场景，在中小学开辟这样技艺的传授。我们不是要真正推行这样的技艺，但是至少在某种场合，作为一种文化的记忆和文化的精神传递下去。因为上海女性的文化人格的形成和黄道婆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当今世界看，城市化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现代化也没有一个特定的规范，每个城市的城市化和现代化都是在本民族的文化基础上的发展。所以我们的城市化的进程和更新，就要考虑到我们独特的生态环境的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为有利。
第二要重新引导我们民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取向和情趣。我们观摩昆曲，聆听评弹，这些优美的戏剧，它的出现表示我们曾经有过美好的城市生活。昆曲和评弹的发展，和当时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化的生活，和当时民众的审美需求和意愿是一致的。现代生活走向简约化、通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如何进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活美好的产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是我们在追求生活更美好的形势下出现的，是当时的一种优秀的文化。比如说顾绣（包括苏绣），它的意义在于它融合了人的文化精神、人的审美感受。顾绣不是一般的女工都能干的，它要求你懂得琴棋书画，要懂得如何把琴棋书画融入技艺中去。上海松江恢复了顾绣，但工厂主只是把几个女工关在屋里成年累月刺绣，技艺方面是得到了发展，但达不到真正顾绣的意境。历史上的竹刻，不是拿刀刻几下就行了，还有深层的文化含义融入在竹刻中，这刀就是笔，是用笔在书写。城市化进程给我们提供了条件。但是不够，还要融入一种优良的审美情感。
我曾跟上海的一些女孩子和媒体记者说，你们能不能把生活服装和工作服装分开？你们难道不能从旗袍的发展中得到另类的感受吗？
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不得不面临一个更新和发展的问题。我们要科学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合理传承中的创新和变化。我们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往往会强调原汁原味，这个不错，总体上是对的，但是这个原汁原味的理解并不是我们原模原样的不动，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回顾我们的历史，哪一样东西流传到今天是一成不变的？
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壮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困境 出路
On the Dilemma and Outlet to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Zhua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Jingxi County in GuangXi for Example
Jiang Mingwei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 in Baise Collage; Guangxi Baise;533000)
Abstract:The Zhua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is created and inheritanced by Zhuang people in material and spiritual heritage, thatwith Zhuang characteristic.With the chage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ome people lack of profound understanding to the intrinsic value of Zhua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while excessive pursuit its economic value, resulting the imbalance between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Zhua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Now the key piont is how to protect intrinsic its cultural value when development its economic value,and make sure it has independent cultural attributes but not economic vassal. and further explorethe way to inheritance the Zhua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Zhua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壮族历史文化遗产是壮族人民在特定区域和历史环境中辛勤劳作、共同创造并传承的具有壮族特色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的总称，而今社会转型与经济模式的变迁，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部分主体由于缺乏对其内在价值的深刻认识或过度追求经济价值等诸多因素，致使对其保护与开发存在失衡问题。广西靖西县是壮族人口聚居最为集中的县份，在历代壮族人民辛勤耕耘民族文化领域与努力创作下积淀了深厚的壮族历史文化，历经多代的传承和时代的变迁，至今仍保留着丰富的壮族历史文化遗产，其表现形式涵盖了历史古迹、风俗民居、戏曲舞蹈和刺绣山歌等多个领域，极富历史文化价值。因此，选择靖西县的壮族文化作为调查研究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意义。
一、壮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现实困境
目前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尚处于初始阶段，部分主体对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缺乏深刻认识或仅聚焦于其经济价值而摒弃历史文化价值或缺乏相关的法律意识和开发能力，从而使壮族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和开发过程中呈现出诸多失衡问题。以靖西县为例，尽管相关行政机构、开发商与社会团体（如民俗演唱队）等多个主体从多角度、多维度给予壮族历史文化遗产极大的关注与保护和开发，但仍存诸多失衡问题，具体表现如下：以绣球制作重市场需求而轻文化价值；壮剧壮歌关注度狭窄与传承主体缺失；壮居壮服习俗淡化与历史古迹保护乏力等。
（一）绣球制作重市场需求轻文化价值
绣球是壮族人民深入挖掘日常生活的爱情素材，以五谷和丝绸为原料，以手工加以绘制而成的爱情信物，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寓意深刻，是壮族历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一文中对绣球制作和寓意曾作详细描述，如“上已日（三月三），男女聚会，各为行列，以五色结为球，歌而抛之，谓之飞驼。男女目成，则女受驼而男婚已定。”据此可以窥看绣球制作历史悠远而且爱情寓意深刻，不仅如此，绣球寓意不仅涉及爱情领域而且还预示着日常生活的吉祥、喜庆和平安等意，其以表示爱情为主线，以表示吉祥、喜庆和平安为辅。因而绣球制作选料极为考究，表层多选用优质丝绸为面料，内部多填充五色五谷，颜色多以红黄为主，图案多以凤凰、鸳鸯、梅兰竹菊为主，字样多以“一帆风顺”、“四季平安”等吉利和祝福之词，不仅外表精美而且意义深刻，极富壮族历史文化特色。诚然，绣球精美的外表和深刻的文化价值为制作商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入，但随着市场需求量激增与利润吸引力的增强，使得部分绣球制作商重市场需求而轻文化价值。部分制作商为削减成本，制作绣球表层的优质丝绸被劣质布料所代替；内部填充的彩色五谷被无人问津的木削、纸削所替代；外部所绣的图案和花纹的数量有所减少，外形粗糙且凹凸不平；制作和销售人员极少能够阐述绣球的历史渊源历史价值和深刻寓意，使许多购买者仅认识到其美学价值，仅视为颜色鲜艳的室内装饰品，忽视其内在的历史文化价值等。从而使绣球内在核心文化元素被外在肤浅的经济价值所取代，历史文化价值表现缺失。
（二）壮歌壮剧关注度日趋狭窄与传承主体日趋缺失交错纵横
一是壮歌传承主体间的断裂与关注面的日趋狭窄。壮歌是壮族人民为表达日常生活中的喜庆、爱情、亲情和平安等意，以壮文和状语为载体，以劳作休憩时加以对唱的民间山歌。壮歌历经数代的创作与传承形成了内容丰厚，寓意深刻，表达形式多样的壮歌体系，是壮族历史发展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的有力佐证，是壮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富历史文化价值。然而，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经济模式的变迁，壮歌传唱的关注度日趋狭窄与传承的主体日趋缺失问题交错纵横。以靖西为例，从年龄结构来看，目前壮族山歌的传唱以40岁以上的壮族女性为主体，能够完整演唱山歌的更多为50岁以上壮族女性。而壮族年轻人大多数踏出壮族生活文化领域，融入到了多民族多文化的现代社会，逐渐丧失了对壮歌传唱的动力与兴趣，取而代之是社会流行的民族歌谣和民族文化。从表达方式来看，壮歌传唱主要以“三月三”的歌圩节等大型歌会为载体，更多的体现了商业化；而原始的田间地头、山林塘边的传唱方式日趋减少，对于部分壮族人民来说，壮歌已经不再是生活的一部分。总言之，壮歌传唱不仅是传承主体间的断裂，而且也表现为关注面的日趋狭窄，商业化程度高而生活性逐步淡化甚至消失。
二是壮剧传承主体缺失与关注度狭窄。壮剧是以壮族人民日常生活的喜吉之事为素材，以壮族人民自制的乐器为伴奏如马骨胡，牛角胡，土琵琶，田螺箫等，以状语表达感激、欢迎、吉利和喜庆等意的民族戏曲，是壮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富历史文化价值。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和多元文化的激荡，青年壮族人缺乏对壮剧内在的民族历史文化价值的深刻认识，或视为盈利较少的行业或认为是民族文化的老古董或土货，因而使得青年壮族人不仅缺乏欣赏兴趣更丧失了发乎于内的传承动力。如靖西目前仅存的几只表演队伍，演员多以中老年人为主且大部分成员是兼职演员（平时多为务农，表演时才是演员）。尽管壮族博物馆内的民俗演唱队秉承了先辈的表演精华且创新了诸多节目，甚至荣获国际国内的表演大奖，但仍未解决传承和关注度每况愈下的问题。
（三）壮服壮居习俗淡化和历史古迹保护乏力
一方面，壮服壮居习俗淡化。随着各民族经济与文化的交往和融合，壮族人对民族服饰的制作工艺和文化内涵的认识度和传承力日趋下降，大多数壮族人在日常生活或大型节庆活动中对壮服的需求日趋淡化。而年轻壮族人不仅从民族习惯甚至从内在观念对壮服加以否定。而壮族民居也存在类似问题。无论是在城市或农村，从建构风格到内部装饰的民族特色日趋消磨殆尽。另一方面，历史古迹保护乏力。悠久的壮族历史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遗留了颇多的极富历史文化价值的历史古迹，如靖西的南天国遗址、照阳关和“黑旗军遗址”等。然而，保护主体或由于缺乏对其内在历史文化价值深刻认识或缺乏相关资金或缺乏有效宣传，诸如“南天国遗址”、“照阳关”和“黑旗军遗址”等壮族历史文化古迹仍处于粗放保护和尚待开发状态，不仅部分古迹知名度甚低，还使部分历史古迹的部分建筑已被自然风化或人为破坏，诸多历史文化遗产流失。
二、壮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关系失衡的内在根源
（一）核心传承主体对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认识的缺失
对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认识的缺乏是保护和开发失衡的根源。壮族历史文化遗产是壮族人民辛勤劳作和努力创造的富含民族特色的物质和精神的宝贵遗产，囊括了刺绣、绘画、雕刻、演艺、建筑等多个领域，是壮族人民历史发展的物质和精神的有力佐证，是壮族人民的立根之本和生存之基，富有历史文化价值，极具考究和开发价值。年轻壮族人本应作为承担传承本民族特色历史文化遗产重任的核心主体，但这一主体由于大多数外出求学、务工等跨出了特定的狭窄的本民族生活区域，更多地接触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庸俗的潮流文化，使其内在的民族特性日趋丧失，逐渐从“特殊的壮族人”转变为“毫无特色的普通人”。大部分年轻一代壮族人将先进民族文化或潮流文化视为精神的追求对象，没有发乎于内的传承和开发本民族特色历史文化遗产的兴趣和动力，更没有认识到本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对本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更有甚者对本民族仅存的历史文化遗产视为“不入流的土货”和“有失现代人风范”的标志而加以丢弃，使传承的核心主体呈现断层。
（二）开发主体对其历史文化价值与经济开发价值关系的认识错位
多个开发主体对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关系认识错位是导致失衡的重要原因。政府、民间和商业领域的多个开发主体尽管对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包括历史文化价值和经济开发价值）有了初步认识，但却因未厘清历史文化价值与经济开发价值的内在关系，或受到GDP政绩观的错误引导，或受资本本性的强烈驱使，其在开发壮族历史文化遗产过程中将更多地将视野聚焦于经济价值开发，轻视文化遗产内在的历史和文化价值。甚至认为经济价值是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首要和核心价值，把其内在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视为经济价值的衍生物，颠倒本末，混淆轻重，以致部分主体为获得经济价值不仅未深入挖掘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内在历史文化价值，更是以牺牲其历史文化价值为代价。如部分绣球制作商，为削减成本，不惜舍去深入表达其历史和文化价值，以致历史文化价值被经济价值所覆盖，以致历史文化遗产完全沦为普通商品。
（三）资金支持的匮乏与法律约束的缺失
首先，资金缺少是保护和开发协调发展的重大障碍。壮族历史文化遗产所处多属边远山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国家和政府的财政大部分偏向农业和工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比例较小；而对于民间个人和民间组织而言，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所需资金较多，部分个人和组织无力承担，即使部分民间资本欲投入保护与开发，又因历史文化遗产开发的收入利润低和见效速度慢等弊端而望而退步。如靖西县壮族历史博物馆民俗演唱队，尽管表演的节目民族特色鲜明、文化内涵丰富且荣获国际国内大奖，但因缺乏财政和民间资本的有力支持，其社会影响仅局限于本民族活动区域。且管理模式仍处于粗放水平（演员平时为工为农），从而使保护和开发有心而无力。其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尽管近年来国家和政府对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日趋重视，依据社会发展所需陆续出台了保护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政策（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关于加快广西文化发展的决定》、《2001―2005年广西文化发展总体规划》等），但由于法律法规和管理政策宣传力度低或覆盖面狭窄或缺少认同感，使广大的壮族人民群众对本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认同、传承和开发仍处低法律意识状态，甚至部分民众不顾及法律法规和管理政策的相关规定，仍对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粗犷式开发和我行我素式的破坏，从而使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缺少法律法规和管理政策的有力保障和约束，使其保护和开发难以协调发展。
三、壮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关系失衡的解决路径探微
（一）以家庭为核心、以社会为辅助建立立体传承网络
第一，以家庭为重心培养核心传承主体。家庭教育作为育人的初始阶段，父辈依凭言传身教的方式将自身理论知识、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潜移默化地传给子女，以血缘亲情关系持久有效地对子女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家庭应承担起培养壮族历史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的重任。因为承担壮族历史文化遗产传承的核心主体是年轻壮族人，而年轻壮族人之所以丧失发乎于内的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兴趣和动力则在于家庭教育关于本民族风俗习惯和历史发展等内容的传播缺失，以致子女从父辈的言行身教中无法深入了解和把握本民族的特色历史文化，从而难以以“特色的民族人”身份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产生认同感，更难以担负传承的重任，以致传承主体断层。毋庸赘述，为解决传承主体的断层问题，壮族家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壮族历史文化应成为壮族家庭的教育内容。壮族家庭的教育内容不仅应包含了适应社会发展所需的理论技能和伦理道德，也应包括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如壮族起源、发展历程和现实状况；壮族特有的生产技能、风俗习惯和文化古迹等）。其次，壮族历史文化的家庭教育应依据不同年龄分层次加以开展。对尚处于幼年阶段的教育对象，可用富含壮族历史文化的图片、动画和小故事等为素材加以教育，培养对本民族的浅层次认识和兴趣；对于青年阶段的教育对象可采取深层次的理论教育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法，既让其从理论上系统地把握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又通过实践活动加深认识本民族历史文化对本民族的价值和提高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如参观文化古迹、壮剧表演或从事和参加壮族特色的生产活动或娱乐活动等）。总言之，依凭壮族家庭教育使年轻壮族人认同自身的民族身份，以壮族人的姿态承担起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之重任。
第二,以社会为辅助，拓展传播渠道，形成覆盖广西乃至全国的传承网络。从传播主体的视角看，社会传播主体不仅包括当地政府也包括个人和组织。作为社会传播的重要主体政府可以文件和会议为载体向广大壮族民众普及壮族历史文化遗产对壮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和内在价值，增强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传承的责任感；引导和鼓励个人和组织积极参与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开发；以树典型、抓先进为勉励模式，奖励从事传承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先进个人和组织等。作为壮族个人和组织而言，不仅应认识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对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内在价值，更应发乎于内地积极投身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开发工作（如壮歌壮剧民间组织不仅需要秉承先辈创造的歌曲和歌剧，更应结合民族发展，深入挖掘民族特色，创造更多富含民族文化价值的歌曲和戏剧，并将其推广到省内外，扩大影响力）。从网络媒介来看，传承壮族历史文化不仅需借助书刊、杂志和报纸等传统媒介，更需覆盖面广和成本低廉的现代网络媒介。如政府可专设壮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网站，系统介绍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概貌、发展历程和保护和开发现状等；个人和组织可设置有关壮歌、壮剧等专门网站或积极向各国内知名网站推荐具有民族特色的新闻素材等。总言之，以家庭为核心培养核心传承主体，以社会为辅助拓展传播渠道，从而实现民族文历史化遗产传承与开发的协调发展。
（二）开发主体应厘清壮族历史文化遗产双重价值的内在关系
历史文化价值和经济开发价值是壮族历史文化遗产融入市场经济后呈现出的双重价值，能否厘清其历史文化价值与经济开发价值的关系直接关系其传承和开发的协调发展问题。诚然，作为开发主体应深刻认识到历史文化价值是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首要价值且具有不可或缺性，而经济价值的产生是以历史文化价值为本源，是历史文化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范围延展。如果单纯地摒弃历史文化价值，那么经济价值将失去依存载体而变得日趋萎缩。因而，开发主体应将深入挖掘和开采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作为主线贯彻整个开发过程，拓宽和延展经济价值依附载体的纵向和横向维度，方能实现经济价值的持久增长。其次，历史文化价值传承和开采以经济开发价值的实现为外在动力。历史文化价值的传承和开采需以物人、人力和资金作为外在保障，如果单纯依靠政府财政补贴和外来捐助，缺乏把历史文化价值在转化为经济开发价值，那么不仅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也会给传承和开采工作增添许多外在的变数性，更使开发主体对历史文化价值的传承和开采缺乏内在动力和兴趣。因而开发主体在尊重其历史文化价值同时，从市场需要的视角努力把历史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开发价值，使其历史文化维度和经济开发维度的双重价值得以协调实现。
（三）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拓展资金来源渠道是解决失衡问题的重要途径。从政府的视角看，政府应对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开发给予重视，依据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以年财政收入为基准，按照相关比例设置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制定关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和开发的优惠招商引资政策，如减免税收、奖励投资等，积极引导民资和外资投入民族历史文化保护和开发领域；拓展壮族历史文化遗产增值渠道，以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为主线，实现历史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的多渠道，如举办大型民歌会、壮族特色的文化旅游节等新渠道。从个人和组织视角看，应依据社会发展需求，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抓住政府优惠政策，积极投资于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领域；以深入开采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实现历史文化遗产的多渠道增值，如增添绣球的文化内涵、创新壮剧壮歌的曲目、举办民族特色活动等。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是解决失衡问题的外在保障。从法律法规与社会需要的视角看，尽管国家和政府已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但有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仍处初步阶段，其内容覆盖面与社会发展需要之间仍存较大差距，因而相关的立法部门应立足社会发展，着眼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开发，不断完善有关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和开发的法律法规。从法律法规宣传的覆盖面与效果视角看，法律法规宣传覆盖面小与效果差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为解决此问题，从宣传媒介来看，既需借助传统的传播媒介（如标语、传单、基层会议和报纸等），也需大力利用网络等现代传播媒介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形成以传统媒介为主，网络传播为辅的立体传播网络。从传播主体来看。既需政府部门借助文件和会议的方式加以宣传，也需个人和组织（村委会、居委会或民族文化组织等）的积极参与和身体力行，从而使壮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走向法制轨道。
参考文献：
【1】王宁.非物质遗产的界定及其价值[J].学术界，2003年03期.
【2】黄家信.论壮族的历史文化特点[J].学术论坛，2004年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