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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强,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也愈演愈烈。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金融发展既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面对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庞大而复杂的金融体系,国际金融法规显得捉襟见肘。本文基于金融全球化这一特定大背景,对金融法规的完善简单剖析,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
金融法规;全球化;完善
金融逐渐成为现代经济的中心,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持续发展驱使着金融市场不断地扩张。由于金融行业本身特有的属性,如较高的风险性,很容易引发金融危机,乃至更大的经济危机(如1929-1933经济危机)。因此金融监管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而金融法规作为金融监管的重要工具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金融全球化的特征
一方面,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与扩张和经济全球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种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程度越来越高,这也推动了以资金融通为核心的金融行业获得了最大程度参与全球化的机会。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高,金融的核心的为越凸显。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得金融市场不得不进行进一步的细化,从而使得金融市场被逐渐拆分成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等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模块,不同的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独立又共同促进的关系,进一步推动了金融全球化。在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家并未放弃本国的金融,而是在控制本国金融的前提下,加大了金融流通的自由性,降低了门槛,使得全球金融逐渐成为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不可分的整体。在这个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金融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伴随而来的国与国之间的金融竞争也愈来愈激烈。
二、金融全球化下金融法规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金融法规相对滞后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便是金融法规的滞后,金融监管的缺失。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大大背景下,传统的单纯的基于实体经济而制定的法律法规已经很难满足虚拟经济的需求,加强金融法规的建设刻不容缓。金融法规的滞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于国际金融关系而制定的国际条约等具有全球性质的条约较少,因此在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方面显得非常疲软;二是基于金融危机而制定的应对措施较少,因此当面临金融危机的时候,因为缺乏相应的应对措施,特别是面临全球性金融危机时,达成共识的处理措施就更少,我们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就显得措手不及,捉襟见肘;三是基于风险防范而制定的预防措施较少,中国有句古话叫“防患与未然”,金融法规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国际金融法规的效力有待加强目前,具有国际约束性的金融条约较少,已经存在的轨迹金融法规,其实效力的发挥也不容乐观。一方面,国际金融法规是基于国际金融市场而制定的,而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都有基于本国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本国的金融制度。由于制定法规的基础不容,这两种法规在执行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冲突和矛盾,由于国际法规在各国家的约束力远远小于本国的法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金融法规就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虽然已有巴塞尔协议等国际规范,但是其中的很多条款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法律,与其说是法律,还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口号。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必须有强有力的法律法规作为后盾,才能够有效的保证国际金融秩序的长久稳定和健康发展。
(三)国际金融法规的执行力度较弱目前国际金融法规的执行,都依赖于国际机构与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因此国际规则就是基于这种合作关系的产物。各国负责制定本国的金融法规,并参与国际金融法规的制定。国际金融法规的执行要依赖于各个国家,各个国家本国的金融法规是基于本国的利益制定的,而国际金融法规是基于全球大背景制定的,因此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国际金融法规的执行力度远远不如本国的金融法规。
三、完善金融法规的措施
(一)加大立法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加大力度建设金融法规,这是可喜的变化,金融法规的建设,不仅仅是扩大监管的面,更重要的是要加大监管的力。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国际金融监管的规则。要扩大金融风险的内涵与外延,不仅仅要监管资产负债的风险,更要监管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不仅仅要监管金融市场本身,更要监管金融产品的交易过程;要加强各种制度建设,要把泛泛而谈的国际条约逐渐转变成真正可实施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国际监管责任的划分。国际监管责任的划分,一直是国家金融监管的难点所在,为了使国际金融市场获得更加全面额监督,扩大金融监管的覆盖面,针对复杂金融机构制定法律,进一步明确各个监管机构之间的责任,是加强金融监管的一条必由之路。
(二)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国际金融法规的强制力为了更好的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稳定国际金融市场,解决国际金融争端中的问题,就必须要提升国际金融法规的强制力,使得国际金融法规具有更加广泛的约束力。一方面,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权威的国际金融组织而言,可以充分利用其掌握的丰富的信息资源,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广泛征求各国的意见,促进金融监管的统一性和法制性。另一方面,要大胆的进行金融监管的创新。加大金融监管的创新力度,能够完善金融监管的框架,同时又有利于保障在宏观的监管下,各种金融问题能够更加有效的解决。
(三),倡导国际金融法规价值的多元化各国的经济水平不同,金融发展程度各异,不能够一把标尺来衡量全球所有的国家。因此在制定国际金融法规的时候,既要保证其统一性,又要承认其多样性。既要考虑到全球整体金融的发展水平,又要考虑到各个个体的金融发展水平。,承认并接受其多样性。
四、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行,金融全球化的表现也进一步凸显,为维护国际金融秩序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法规的建设,逐渐实现国际金融新秩序。
参考文献:
[1]谭振波.国际金融危机语境下的相关法律问题探讨[J].河北法学,2009.
金融逐渐成为现代经济的中心,整个世界经济法体系的持续发展驱使着金融市场不断地扩张。由于金融行业本身特有的属性,如较高的风险性,很容易引发金融危机,乃至更大的经济危机(如1929-1933经济危机)。因此金融监管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而金融法规作为金融监管的重要工具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金融全球化的特征
一方面,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与扩张和经济全球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种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程度越来越高,这也推动了以资金融通为核心的金融行业获得了最大程度参与全球化的机会。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高,金融的核心的为越凸显。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得金融市场不得不进行进一步的细化,从而使得金融市场被逐渐拆分成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等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模块,不同的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独立又共同促进的关系,进一步推动了金融全球化。在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主权国家并未放弃本国的金融主权,而是在控制本国金融主权的前提下,加大了金融流通的自由性,降低了门槛,使得全球金融逐渐成为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不可分的整体。在这个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金融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伴随而来的国与国之间的金融竞争也愈来愈激烈。
二、金融全球化下金融法规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金融法规相对滞后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便是金融法规的滞后,金融监管的缺失。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大大背景下,传统的单纯的基于实体经济而制定的法律法规已经很难满足虚拟经济的需求,加强金融法规的建设刻不容缓。
金融法规的滞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于国际金融关系而制定的国际条约等具有全球性质的条约较少,因此在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方面显得非常疲软;二是基于金融危机而制定的应对措施较少,因此当面临金融危机的时候,因为缺乏相应的应对措施,特别是面临全球性金融危机时,达成共识的处理措施就更少,我们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就显得措手不及,捉襟见肘;三是基于风险防范而制定的预防措施较少,中国有句古话叫“防患与未然”,金融法规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国际金融法规的效力有待加强
目前,具有国际约束性的金融条约较少,已经存在的轨迹金融法规,其实效力的发挥也不容乐观。
一方面,国际金融法规是基于国际金融市场而制定的,而国际社会中的每个主权国家,都有基于本国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本国的金融制度。由于制定法规的基础不容,这两种法规在执行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冲突和矛盾,由于国际法规在各主权国家的约束力远远小于本国的法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金融法规就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另一方面,虽然已有巴塞尔协议等国际规范,但是其中的很多条款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法律,与其说是法律,还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口号。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必须有强有力的法律法规作为后盾,才能够有效的保证国际金融秩序的长久稳定和健康发展。
(三)国际金融法规的执行力度较弱
目前国际金融法规的执行,都依赖于国际机构与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因此国际规则就是基于这种合作关系的产物。各国负责制定本国的金融法规,并参与国际金融法规的制定。国际金融法规的执行要依赖于各个主权国家,各个主权国家本国的金融法规是基于本国的利益制定的,而国际金融法规是基于全球大背景制定的,因此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国际金融法规的执行力度远远不如本国的金融法规。
三、完善金融法规的措施
(一)加大立法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加大力度建设金融法规,这是可喜的变化,金融法规的建设,不仅仅是扩大监管的面,更重要的是要加大监管的力。
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国际金融监管的规则。要扩大金融风险的内涵与外延,不仅仅要监管资产负债的风险,更要监管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不仅仅要监管金融市场本身,更要监管金融产品的交易过程;要加强各种制度建设,要把泛泛而谈的国际条约逐渐转变成真正可实施的法律法规。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国际监管责任的划分。国际监管责任的划分,一直是国家金融监管的难点所在,为了使国际金融市场获得更加全面额监督,扩大金融监管的覆盖面,针对复杂金融机构制定法律,进一步明确各个监管机构之间的责任,是加强金融监管的一条必由之路。
(二)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国际金融法规的强制力
为了更好的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稳定国际金融市场,解决国际金融争端中的问题,就必须要提升国际金融法规的强制力,使得国际金融法规具有更加广泛的约束力。
一方面,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权威的国际金融组织而言,可以充分利用其掌握的丰富的信息资源,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广泛征求各国的意见,促进金融监管的统一性和法制性。
另一方面,要大胆的进行金融监管的创新。加大金融监管的创新力度,能够完善金融监管的框架,同时又有利于保障在宏观的监管下,各种金融问题能够更加有效的解决。
(三),倡导国际金融法规价值的多元化
各国的经济水平不同,金融发展程度各异,不能够一把标尺来衡量全球所有的国家。因此在制定国际金融法规的时候,既要保证其统一性,又要承认其多样性。既要考虑到全球整体金融的发展水平,又要考虑到各个个体的金融发展水平。,承认并接受其多样性。
四、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行,金融全球化的表现也进一步凸显,为维护国际金融秩序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法规的建设,逐渐实现国际金融新秩序。
世界资本主义自2008年开始爆发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至今没有完全复苏。要说明这次危机的原因和性质,必须首先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发展和演变过程。特别是在20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尤为巨大,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第一,经济的信息化。信息技术是在电讯技术、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20世纪70年代后,以微电子技术、个人电脑和网络为标志,推动了整个经济的信息化。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方式,使更多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实现了自动化,大大加快了商品的流转过程,而且使劳务的远程即时利用成为可能,极大地扩展了生产要素的配置空间。信息技术还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交流、交易、教育、娱乐等各个方面。第二,经济的服务业化。这表现为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平均已达到68%,美、法等国甚至超过70%。服务业已取代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部门。正是这一特征,使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第三,经济的虚拟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货币、证券、外汇、金融衍生品等非实物的虚拟资产急剧膨胀,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虚拟资产的交易额与实际商品和劳务的交易额相比已大得不成比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仅国际汇兑市场每天的交易额就高达14000亿美元,而与之相对应的实际的国际贸易只占5%-8%。虚拟经济在资产存量和交易数量方面都已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第四,经济的全球化。虽然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一种长期和固有的现象,但这一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但商品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货币与信息的国际流动得到空前的发展。世界经济正在商品、生产要素、资本、货币、信息的全面跨国流动基础上联成一体。
然而,在这些直观和表面的特征后面,还可以观察到资本关系的更深层次的变化。这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第一,在资本形态上,资本的社会化达到空前高度。这种高度的社会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明。一方面,是资本的终极所有权的高度分散化。在股份制发展和股票持有人日益增多的基础上,20世纪后期年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扩大更加分散了资本的终极持有,而法人资本和机构投资者的兴起则进一步提高了资本的社会化程度。但另一方面,高度分散化和社会化的资本却是集中在少数大公司和大金融机构手中由其支配,结果是强化了掌握着资本直接所有权的能动的资产阶级管理阶层的资本权力。第二,在资本结构上,金融业资本相对于非金融业资本占有主要地位。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银行资本、证券资本、风险资本、投机资本等金融业资本不仅对于实体经济中资本的运转和积累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一国甚至世界经济的稳定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业资本相对独立的过度膨胀大大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第三,在资本占有剩余的方式上,资本通过实体经济创造剩余相对于资本通过非实体经济再分配剩余的重要性在下降。大量资本在虚拟经济领域的逐利活动实际上是再分配和占有实体经济中已创造的物质财富,这构成了过剩资本积累的新方式,也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腐朽性的一面。在资本家看来:“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周期性的狂想病,已演变为现代资产阶级的一种经常性的病态。第四,在资本的实现条件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外部市场相对于其内部市场的重要性在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的迅速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效需求的相对饱和,在20世纪70年代后已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已越来越难以在其内部充分实现,而不得不更加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现实的和潜在的市场。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从未达到现在这样高的程度。
以上的特点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这个新阶段,左派学者有各种不同的概括,如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等等。我倾向于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划分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应以和资本结构变化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演变的主导特征为标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作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正是突出了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性的制度特征。它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依然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因为作为垄断资本的巨型企业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中仍然占有支配地位,尽管在一般部门中资本的竞争性有所加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又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它们已经在生产要素空前自由国际流动的基础上进行全球化的资源配置,并通过跨国投资与并购来争夺、瓜分和控制主导产业的世界市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更具有金融化的特征,不仅金融业资本及其交易已发展到在资本总量中占有压倒优势,而且非金融企业也大量从事金融交易,金融业和非金融业的垄断资本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力量和获取高额金融利润的主体。因此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已不同于19世纪末期以前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或20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或二次大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前的国家调节的垄断资本主义,而是进入到一个新的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从以上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演变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主要特征的简要论述中,可以初步得出几点基本判断。第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推动下,会不断地发生演变。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具体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不断得到调整。这表明,资本主义还具有适应生产社会化而不断调整自身的能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也还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第二,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面貌与古典资本主义已经完全不同,但资本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并没有变。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追逐利润仍然是资本主义经营的根本目的,资本之间仍然存在着竞争关系。只要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政治统治,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就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第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既然没有改变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
济制度的性质,当然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内在矛盾。现实的和潜在的各种深刻矛盾通过变化了的经济条件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仍然困扰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并进一步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腐朽性和不稳定性。这种腐朽性和不稳定性的最新最严重的表现,就是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
此次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的特殊性
这场世界金融一经济危机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应该如何概括?我倾向于以下观点:这场发端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危机不同于传统的工业主导型经济危机,而是一场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这或许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危机的新的表现形式。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和危机基本上是工业主导型的,是由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中的投资波动所直接支配的。在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发展过程中,金融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周期上升阶段较低的利率、充裕的货币供给、急剧的信用扩张和渐趋狂热的证券市场,适应了并大大促进了由利润上升预期所驱动的工业投资高涨;而危机时期的高利率、货币紧缺、信用断裂和股市暴跌,则成为引致和大大加剧工业生产及投资下降的推动力量。然而尽管如此,在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周期和危机过程中,货币信用关系的剧烈波动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仍是派生的现象,原动力还是来自工业部门。
此次经济危机则有所不同。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虚拟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大资本日益依靠金融业的过度发展和“创新”来驱动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如果说90年代美国IT金融狂热与泡沫对推动当时的超长周期起了巨大作用,但在相当程度上还有实体经济中信息技术设备投资的实际支撑;那么在世纪交替时期IT泡沫破裂以后,美国大资本就更加依靠金融因素来刺激消费与投资,以保持经济的表面繁荣,攫取大量金融利润与实际利润。其中,住房抵押贷款特别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起了关键作用,这反映了居民住房的金融化,美联储从2000年到2004年连续多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年均6.24%一直降到1.35%),也配合并推动了房屋抵押贷款的扩张。结果,房地产金融的狂热不仅刺激了住宅投资和固定资本投资的迅速增长,日益上涨的房价、股价则借助财富效应扩大了居民以债务为基础的个人消费,并带动了来自全球的巨大的商品进口与供给。可见,这一轮周期的驱动力显然不是植根于工业部门,而是首先来自金融领域。而以房地产泡沫破灭和次贷危机为基础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必然导致美国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用“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来概括这场全球性危机的总的特征或特殊性是合适的。
由此还可进一步探讨此次引发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的类型。关于金融危机的一般性界定,金德尔伯格曾引用戈德史密斯的定义:“所有金融指标或某一组金融指标――包括短期利率、资产(股票、不动产和土地)价格、商业清偿能力等指标都产生了不同寻常的、短暂的急剧恶化,以及金融机构倒闭。”由此可以把金融资产价格急剧下降和金融机构大规模破产看作金融危机的基本表现。但金融危机的具体类型可能有所不同。就其与实际经济危机的关系,学术界通常将其区分为独立(于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和(与经济危机)共生的金融危机两种基本类型。这种区分对于认识金融危机的具体性质无疑很重要。但我认为,共生性金融危机似乎还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派生性金融危机和先导性金融危机。派生性金融危机主要与工业主导型经济危机相适应,它们是由工业危机支配和派生出来的;先导性金融危机主要与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相适应,它们虽然离不开实体经济中的矛盾这个基础,但对实体经济中矛盾的加剧和危机的爆发起着更为先导性的作用。这里的“先导性”,主要不是从时间序列的意义上说的,而是从逻辑关系的意义上说的。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这场开始于20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似乎就可以界定为先导性金融危机。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条件下,经济危机已经日益转变为金融危机形式,工商业危机很少或不再发生了。我一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在新的条件下,危机的形式的确有变化,独立的金融危机确实更为频繁,经济危机也可能具有更强烈的金融色彩。
此次金融一经济危机的根本性质
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是不是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这次危机爆发前,美国的制造业规模一直在相对缩小,生产并未超过需求,而个人消费却极其兴旺,并不存在生产过剩问题。所以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与往常不同,它不在实体经济领域而在金融系统。
对这种相当流行的观点我也不太认同。我的基本认识是,尽管这场世界经济危机中金融因素起了主导性或先导性的作用,但它的深层基础仍在实体经济领域,根本原因仍在于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即经济全球化虚拟化的经济背景,经济全球化虚拟化条件下美国特殊的资本积累模式,以及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
首先,看经济虚拟化全球化的大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经济上的“黄金时代”,在大约20多年时间里实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空前的高速积累和经济增长,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数量空前的制造业产品被提供给世界市场。其结果便是生产成本的急剧上升和市场容量的相对不足,导致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与资本过剩,最终不能不使资本利润被挤压。这种现象从1965年开始显现,到70年代更为加剧。面对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严重生产能力过剩和利润率下降,资本开始寻求两条出路。一条出路是,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转向劳动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洲和拉丁美洲某些具有一定基础并实行外向型经济的国家或地区。这促进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积累和逐渐兴起。但这种发展只会使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全球性积累过剩与生产过剩的基本形势在总体上并未缓和。资本选择的第二条出路,就是向金融部门转移。当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低下时,资本会自然涌向金融部门,通过对虚拟资产的全球性经营来获取高额利润。资本向金融部门转移并进行全球性经营的强烈冲动,得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强大的政治响应和政策支持。美、英等国的宏观政策开始发生巨大转变,从凯恩斯式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转向经济自由主义,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并以此来拯救深陷“滞胀”困境的国内经济。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全球化的深刻的经济根源。早在1987年,斯威齐和马格多夫就已经敏锐地指出经济金融化与生产能力过剩之间的基本联系。法国左翼学者沙奈也指出:
“金融全球化是15年来私人资本(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加强自身地位的运动与政府原有的越来越行不通的政策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这一切发生在‘黄金时代’结束的大背景之下。虽然金融全球化早在6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但是脱离……者所描述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矛盾(这一矛盾从1950年到1974年衰退以前长期受到抑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重新出现,就不能理解金融全球化这一现象。逐渐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本,作为借贷资本力图以金融的方式增值,也只能从投资于生产的资本日益增长的增值困难(统计数字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情况)中得到解释。”这种观点,已成为西方多数左翼学者的共识。
其次,考察当今以金融化全球化为特征的美国资本积累模式。在上述大背景下,美国力推金融化全球化趋势以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其特征是:第一,在将一般制造业转移到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同时,通过金融资本的积累和经营来刺激消费需求,以拉动投资和大规模商品进口,维持美国和世界经济一定程度的增长,并从中获取高额金融利润与工业利润。第二,一般制造业向国外转移,不仅在国外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获得高额投资回报;在国内也加剧了对工人阶级的压力而有利于压低实际工资;同时通过大量进口廉价工业品而保持了国内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第三,对于国内制造业萎缩和大量进口工业品所造成的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和财政赤字,借助美元不受黄金约束的准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霸权地位,通过发行美元纸币来支付,再依靠大量出售国库券向国外借入美元来平衡收支。长时期的美元贬值趋势则使美国可以在实际上赖掉一部分债务。这就在美国“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时期一种新型的经济结构,一方面是实业生产大规模地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造成国内生产疲软,居民消费充当了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宽松的金融政策环境吸引着国际资本的流入,助长了金融市场的膨胀”。美国借助这种新型积累模式,实际上占有和利用了全球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原材料资源乃至资本资源,从中攫取高额利润。不可否认,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发展,确实帮助美国走出了“滞胀”困境,在80年代中期开始了利润率回升,并在90年代实现了所谓“新经济”繁荣,进入新世纪后也维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然而问题在于,美国的新型积累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与消费的深层矛盾,反而加剧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这种生产过剩从此次危机中美国、欧洲和日本工业生产与实体经济曾经发生的全面下降中已反映出来。美国左翼学者布伦纳是主张这种论点的突出代表。他特别批评了那种认为此次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明斯基危机”、金融投机泡沫破裂在危机中起了核心作用的观点,强调指出“这是一场马克思式的危机”,虽然为了理解当下的危机“你还必须证明实体经济的虚弱和金融崩溃之间的联系”。
第三,再看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内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很深的。这从美国实际GDP增长与雇员实际工资增长的对比中可一目了然。1972年到1995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96%;雇员的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却下降了16%,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下降了22%。1995年至2007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43%;雇员的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仅提高了10%,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仅提高了9%。事实上,2007年美国雇员实际每小时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7%,实际每周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15%;尽管同期美国实际GDP已增长到280%,将近两倍。这还仅仅是根据官方的平均数据,考虑到近几十年收入不平等的迅速加剧,消费倾向更高的普通雇员其收入下降程度必然更大,实际的有效需求不足会严重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后能保持经济正常增长,1991年和2001年的两次衰退似乎也不严重,甚至出现个人消费十分兴旺的现象呢?这除了工人家庭不得不提高劳动力参加率(主要是妇女)和延长劳动时间(如做兼职工作)以增加收入外,原因正在于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其中,通过金融运作扩展债务经济,对于推动消费需求的表面繁荣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随着金融化的发展,大企业日益依靠资本市场筹措资本,商业银行作为企业信用中介的功能下降,便转而将个人收入作为利润源泉,大力推行个人收入的金融化,首先是住房的金融化,包括对那些工人阶级中较贫穷的一部分人发放次级房屋抵押贷款。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和金融业的证券化发展则大大助长了个人收入的金融化趋势,形成日趋膨胀的房地产泡沫。这种金融膨胀不但刺激了居民的住房消费,还通过房屋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居民可以依靠房屋市场价格超过房屋按揭金额的净值来申请贷款用于消费或投资。房地产价格上升与证券市场价格上升一样,它所形成的财富效应使居民敢于大规模举债以扩大个人消费。所以与金融化相伴而行的,必然是居民储蓄率的下降和债务的急剧增长。这种现象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所谓“新经济”繁荣时期已经出现,在当时股市异常飙升的刺激下,储蓄率从1992年的8.7%狂落到2000年第一季度的0.3%;同时家庭借贷则急剧上升,在1993-1999年期间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达94.2%。2001年信息技术泡沫破灭以后,房地产泡沫开始膨胀,债务消费的狂热再起。美国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从2002年的2.4%下降到2007年的0.4%。在2000-2007年的短短8年中,非农业不动产抵押贷款债务余额猛增116%,其中1-4口之家的房屋抵押贷款债务占到3/4以上;同时期消费信贷债务余额也增长了47%。而这8年间,实际GDP的增长不过区区的17%;雇员平均每周实际收入的增长更只有微不足道的2.1%。
所以实际情况是,美国通过金融化全球化所推动的债务扩张,刺激了表面旺盛的个人消费支出,进而带动了商品进口和国内供给的增长。由于美国的经济规模和进口规模十分巨大,结果必然加剧美国乃至全球性的生产过剩,使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更趋尖锐化。由金融债务驱动的消费过度掩盖了实际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在金融化全球化条件下,看美国的生产过剩不能仅看其国内的工业产出,还应该包括巨额的产品进口;同样,看美国的需求不足也不能仅看由债务支撑的个人消费支出。这种缺乏实际收入增长作后盾而单纯由金融泡沫刺激起来的债务消费是极端虚弱的,一旦金融泡沫破灭,债务消费锐减,供给与需求的尖锐矛盾立即显现,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传导机制;次贷危机
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机制是指一国的金融危机传导至其他国家的途径和过程。在回顾金融危机历史和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机制主要可以概括为四种传导途径——国际贸易途径,金融机构途径,国际资本流动途径和预期途径。
一、国际贸易途径
一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可以通过国际贸易途径,导致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面临经济基本面的恶化,从而进一步引发他国的金融危机。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实现的。其中,价格效应是指一国的货币贬值将增强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价格优势,收入效应是指货币贬值国的国民收入降低,将减少其对外国产品的进口。
在此次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风暴中,危机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影响世界各国经济,进而增大了金融危机在其他国家爆发的概率。价格效应方面,美元的贬值将会损害其他国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特别是在国际出口市场上同美国出口商品构成同质性竞争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如欧盟和日本。收入效应方面,美国是全球最重要的进口市场,美国的经济衰退将会直接降低美国的进口需求,导致其他国家出口放缓,进而影响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这种影响对那些依靠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或地区尤为显著。如,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石油输出国、加拿大等。
二、金融机构途径
金融危机还会通过金融机构间复杂的资金联系在国家间进行传导。金融机构间的联系渠道主要包括相互持股、同业存款、跨国金融机构母子公司等。特别是在金融衍生产品发展迅速和金融机构全球化趋势日渐增强的今天,这一传导途径相比以往更加重要。
在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中,这一传导途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危机在美国和欧洲国家间的传导。在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提出破产申请以后,法国巴黎银行、德国工业银行以及瑞联银行等许多一向以稳健经营著称的欧洲著名银行都宣布由于参与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相关证券的投资而遭到巨大财务损失。英国北岩银行遭到的挤兑冲击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2008年9月,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以后,与美国金融联系最为紧密的欧洲更是首当其冲。英国、荷兰、瑞士等国的大型金融机构频频告急。这其中,除了次贷衍生产品本身带来的金融机构间的资金联系,近年来欧元区金融机构对美国贷款的强劲增长,也增大了金融危机通过金融机构传导的几率。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两年中,欧元区五大国家对美国贷款的复合年增长率高达27%,是对其他地区贷款增速的两倍以上。 转贴于
三、国际资本流动途径
伴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资本在国与国之间的流动也日渐频繁,这也导致金融危机通过国际资本流动的途径在各国间进行传导。这一过程主要通过机构投资者调整其资产组合实现。根据J.Tobin和H.Markowitz的资产选择理论,资产多样化可以降低同等收益率下的总体风险。因此,投资者一般都会将资金分散投资于不同的证券组合。由于新兴市场的金融资产属于风险和收益基本相近的同一类别,相关度很高,一个新兴市场国家有价证券收益率的显著变化就将导致跨国机构投资者对其证券组合中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至少是与该国相邻近及贸易联系紧密国家的资产进行调整,从而引发危机在不同国家之间传导。另外,一国的危机将减少市场参与者的流动性,迫使投资者重新安排他们的资产组合,以满足利润、监管和流动性方面的要求。如果流动性冲击过大,一国发生的危机将令投资者在未受到初始危机影响的国家出售他们持有的资产,从而引发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动荡。这一过程也将导致金融危机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传导。
在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中,资本流动这一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途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主要是国际市场上投资者结构变化的结果。以新近崛起的主权基金为例。我国政府于2007年9月成立了中司实施外汇储备的多元化管理战略,但由于中司最初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金融资产,而这些资产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导致美国信贷危机的风险也借此渠道传入我国。
四、预期途径
由以上三种实际关联(直接的贸易或金融联系)无法解释的危机传导机制,可统一归为净传染机制,亦可称作危机传导的预期途径。具体说来,预期途径产生的原因是当一个国家发生危机时,投资者对其他一些类似国家的市场预期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风险的传导和危机的产生。预期传导机制又可从羊群效应和示范效应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其中,羊群效应是指投资者在市场上常常根据其他投资者的行为决定自己的选择;而示范效应则是指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后,投资者会根据所掌握的情况重估所投资国家的风险,并据此改变自己的资产组合。
当然,在现实经济运行过程当中,金融危机的传导途径极其复杂,可能是其中一种途径或几种途径的综合。鉴于此,笔者认为,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防范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最重要的是加强各国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合作。具体到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层应首先对金融危机可能传入我国的途径做出正确的判断,然后再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加以防范。
参考文献
一、金融全球化概述
金融全球化是指金融业跨国发展,世界范围内各国的汇率、利率、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金融要素互相影响,金融市场按全球统一法则运行,同质的金融资产价钱趋于同等,巨额国际本钱经由过程金融中心在环球范围内敏捷运转,从而构成环球一体化的趋向。
金融全球化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初,跟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1973年石油危机的发作、1972年美国通货膨胀的飞速加快,首要发达国家进入“滞胀”时期 。资本主义为了摆脱危机,恢复经济,极力推进经济全球化,随后由欧美波及发展中国家,拉美、非洲、东南亚的许多国家纷纷进行自由化改革,在这种条件下,金融全球化得以迅速发展。
金融全球化的形成原因可总结为三点:其一是科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交通运输变得更加快捷,通讯技术得以迅速进步,这些大大地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资本得以最大限度地摆脱时空的束缚在全球范围内涌动;其二是70年代初;其二是70年代初,固定汇率轨制的解体,金融市场的开放,新兴市场的异军突起,新自由主义的海潮,信贷自由的进步;其三是各??金融机构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金融自由化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推动。但是货币资本循序渐进地实现对投资部门标的目的和节奏的管制,这个过程从中国扩张到国际范围,各个国家间资源的流动使每个国家内部社会阶层和社会阶级对财产发生转移和变化从而对债券和股票市场的控制力发生一系列的变动,这个才是金融全球化的根本动因。
金融全球化的特点主要有如下三点:投资的全球化,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机构及其资产收益的全球化。
二、金融全球化下城市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
金融全球化导致一场城市商业银行与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和国际金融潮流的角逐竞相展开;中国的商业银行应做金融全球化的弄潮儿,而不是在角逐中丧失竞争地位,淹没在洪流中;就目前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状况,在全球金融化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便对这些问题做一些详细阐述。
(一)中国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新的战略定位不够清晰
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在之前为城市商业银行的时候吸收了部分当地自然人入股,其主要是投资给当地事业单位,财政,企业,是在以往基于服务于地方、服务于市民、服务于中小企业而出现的。在初期确实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而快速扩张,但在近几年,由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上升动力不足,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协调区域化发展,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以跟随世界整体经济发展步伐。中国城市商业银行与地方关系密切,因此迫切的需要制定新的发展战略,提高盈利能力。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受政府干预较大,其发展历程中的几次战略定位,变迁也是受政府主导的,这种变迁是强制的。因此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没有建立起合理、有效的战略定位。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城市商业银行跟国外银行和中国工、农、中建四大行比较而言,没有差异化优势,没有清晰的战略定位,没有较大的竞争力。
(二)金融全球化增大了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
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是由20世纪80城市信用社发展而来,2001年增资扩股,提高了风险抵抗力,而中国加入WTO后,中国银行面临着国外银行巨大的冲击,尤其是中国城市商业银行。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成立时间较国际银行时间较短,实力距中、农、工建四大行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还没有进入稳定大型银行阶段。而中国城市商业银行一直受国家政策照顾,自身竞争力较国际银行不高,抗风险能力差。跟着经济下行、产能过剩、部门行业不景气和市场利率化历程加速致使利差收窄的情形呈现,城商行的信贷风险、不良贷款不竭上升,面对的资产质量压力不竭加大。金融全球化又使得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和国际银行一起竞争,国际金融市场竞争激烈,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将面对更大的经营风险。金融全球化冲击着传统商业银行的布局;金融全球化的金融要素重新配置使得中国商业银行的管理重心偏移,经营风险加大。
(三)中国商业银行的品牌知名度不高
开放、平等、协作是目前各商业银行的主要经营理念,而中国城市商业银行依然处于追求地域,追求速度的陈旧理念,对新的创新理念,人力资本,知识产权,技术能力提高带来银行品牌价值的提升认知不足。随着金融全球化,西方商业银行的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和中国商业银行经营理念有很大区别,并且西方商业银行注重潜在客户的开发;在金融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的传统经营理念和文化还未和西方商业银行带来新的理念文化相适应,传统经营理念遭到挑战,陈旧的经营理念将很难适应经济全球化。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只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知名度,而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下,相比其他闻名中外的银行更加没有品牌优势。
三、商业银行发展对策
(一)全面思考相对优势,深化战略定位
近年来,深化战略定位应该成为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日常工作的重中之重,经过翻阅资料获悉,在2014年一部分银行分析研究它们自身优势特点和周围环境之后,找到了更适合它们自己发展的道路。比如郑州银行将自己定位成一个专注于商贸物流的银行、精益求精的社区银行和为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问题的专家,而嘉兴银行又在现代化的今天,决定将科技融入金融,泰隆银行将电商作为主攻标的目的、摩拳擦掌“立等贷”,哈尔滨银行开始提供对俄金融服务,威海市商业银行开通的对韩特色服务,苏州银行建立三农业务部、推出三农产品等等。上述银行只占全国城市商业银行的一小部分,或许借鉴它们的战略能够帮助其它各地城商行正确的定位自己,抓住自己的发展机遇。
(二)加??金融监管、提高风控能力
伴随着金融全球化,世界经济呈现出风险性和投机性;加剧了全球金融动荡,尤其在加大开放程度后中国要根据国际惯例和中国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改善市场环境统一监管标准。中国城市商业银行面对的金融风险压力加大。因此“十三五”计划发起中已对金融监管指出了明白的鼎新标的目的和要求;另一方面角度来讲,中国商业银行务必加强金融监管也是因为严峻的内外部情势。应对金融监管只有强化内控建设,提高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本身抗御风险的实力。其次,城市商业银行应该在经济下行的今天控制住不良贷款率,如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在事前严格审核及时给出结果,中途随机关注资产变化情况,贷款到期前及时提醒、确认情况,配合国家相关单位增加违约失信惩罚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