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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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的优势范文第1篇

一、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

（一）乡村旅游产品比较单一，具体的体验活动也比较相似

由于农村处于偏远的山区或者经济未开发的地区，具有田园风光，整体具有田园牧歌的感觉，人们从事的也是农业劳作，一切具有原生态的味道。因而在整体的农村旅游中，呈现的是田园观光、吃农家饭、或者以农家乐为主题的活动，没有新颖之处，任何地方的农村没有任何的差别，体现不出农村的独特性。

（二）乡村旅游资源的整合效率不高

对于农村旅游业而言是一个高复合型的产业，涉及到旅游的方方面面，比如：涉及到第一产业的农、林、牧、渔业，为旅游的人们提供丰盛的食物；也涉及到第二产业的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在旅游欣赏或者农家特色的代表；以及第三产业的交通、信息、金融和服务行业等，这是旅游必备的条件[1]。总体而言，农村旅游设计了三大产业，但是三大产业的整合率不高 ，主要原因是上述所涉及的方面没有进行很好的结合，将乡村的旅游资源没有及时的发挥出来。

（三）农村旅游资源的规模比较小

由于农村的经济没有形成集约化的发展，主要以家庭经营方式为主，由于受传统思想合和传统农业劳作的影响，大多数以单独个体经营为主，无法将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利用，因而在旅游资源发展方面，整体的旅游项目规模比较小。有些地区的资源比较短缺，主要体现在房屋或者旅游设施等无法满足游客的需求，同时在组织的活动项目中，活动的规模也比较小，无法全面的展现农村文化生活，更无法将项目活动与文化结合，因而其发展传承的时间比较短。因而从整体而言，农村旅游至今没有形成观光、休闲、娱乐、旅游一条龙服务，因而旅游资源的发展规模比较小。

二、乡村旅游的发展研究

（一）乡村旅游资源融合发展的提出与必然性

针对农村旅游资源的发展而言，资源的整合才能将资源的价值最大化的发挥，而如何让农村旅游进行全域发展，需要有融合发展的理念，这一理念是对全域旅游发展的进一步延伸，并且全国旅游工作研讨会于2015年8月在黄山召开期间，国家旅游局局长提出了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在2016年1月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他又一次提出了全域旅游模式。因此，全域旅游成为当今旅游发展的必经之路，对农村旅游而言，在以整合资源为前提的情况下，需要全面创新旅游产品，从而推动农村旅游资源更加优化。融合发展农村旅游资源提出的时间比较短，但就其发展的前景而言，是比较长远的，能够解决农村旅游资源盲目竞争的局面，避免乡村旅游资源进入竞争的困境，同时还能整合农村资源，让旅游业向健康方向发展。因此，实施融合发展旅游资源有利于乡村旅游资源的持续利用，同时也能增强农村旅游资源的综合竞争力。

（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的具体措施

首先，将农村旅游饿模式与其他旅游模式相融合。由于农村的旅游资源有限，在旅游发展期间，所呈现的是相似的田园观光、农事劳作体验活动、或者推出农家乐主题活动，这些活动形式只有一次性的消费，无法让游客多次的观光旅游。因而，农村资源要突破这一现象，根据地方特色开发新的旅游资源，将新的旅游资源与之前的资源相结合，呈现不同的项目体验[2]。将文化融入到农村旅游中，能够推动农村旅游资源优势的最大化发挥。比如：体验活动中不仅包括农耕体验，还有农家瓜果蔬菜的采摘品尝，不同季节的瓜果蔬菜能吸引游客多次的观光；文化方面包括酿酒、剪纸工艺、刺绣、竹编等项目，这既是一种文化，又是一种留念，让游客的旅行品味有很大的提升，游客的体验更加的丰富多样。

其次，将农村旅游资源合理整合，推动农村旅游服务的丰富性以及增加旅游产业链。由于农村旅游资源条件资源的限制，无法全面的发挥农村旅游资源，游客也无法深入的体验农村田园式的生活，因而无法吸引更多的游客。整合资源方面，主要围绕农村旅游的住宿、食物、出行工具、旅游景点或者旅游体验的项目、特色纪念品的购物活动、农村旅游的娱乐文化等方面进行整合，让上述的几何方面形成一条龙服务，无论游客从哪一个方面都能得到全面的服务，让游客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有充分的享受和体验，让游客能真正体验农村文化的魅力[3]。此外，农村旅游还要将三大产业有机的结合，形成一体化的服务机构与运作系统，拉动农村经济增长，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三、结语

乡村教育的优势范文第2篇

关键词：苏州环太湖地区 乡村旅游 区域合作旅游

乡村旅游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改革与建设，和乡村缓慢的改变进程相互对比作用下产生的，从本质上来讲，乡村旅游是与都市旅游相对应的旅游方式，是以各种具有乡村背景的旅游形式，以乡村田园、乡村生活、乡村文化、乡村节奏、农家餐饮等为旅游特色，以农业及农村特色资源为旅游资源开发的旅游产品。

乡村旅游的内涵及特征

旅游资源的乡村性。从我国旅游的发展策略来看，乡村旅游资源是指都市之外，包括郊区、城镇、及农村地区，但是不包含乡村题材的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地。乡村旅游的最大特征就是提供以乡村景观、村庄生活、农耕农具、农家餐饮等为主要旅游资源的旅游产品，具体来讲，既包括乡村耕织生活，又包括乡村水土资源，乡村旅游的乡村资源化是都市中缺少的生活影像，是都市生活无法弥补的生活资源，乡村旅游的资源与都市的资源相比，具有自然化、天人化、手工化，人类的改造及设计活动较低，资源保持着原有的面貌。

旅游资源的文化性。从乡村本身来看，乡村并不具有旅游资源的文化性特征，真正包含文化的是乡村生活与民俗，乡村生活融入了特定的人群在特定条件下的生活文化，这些生活习惯与特征没有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变革而变化，是一种悠久的民风民俗的传承，是关于道理与伦理、价值观与世界观的真实继承。是原始的、古朴的、自然的、真实的人性与生活，尤其在当今经济发展的形势下，乡村旅游资源的文化性与特色性更加突出。因此，乡村旅游资源的文化性是宝贵的，是在新型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中急需包容与理解的。

旅游生态的自然化。从土地格局来看，乡村偏离都市，受其工业化污染影响较小，乡村从事传统农业较多，较为完整的保留了农村耕织的生活习惯，保持了乡村的生态平衡与生态发展。乡村旅游建设就是建立在开发与保护乡村旅游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为游客提供人与自然亲密接触的生活环境。因此，旅游生态的自然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是乡村旅游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旅游生活的体验性。乡村旅游产品最具吸引的特征就是具有体验性，使得游客能够远离城市喧嚣，体验乡村质朴生活、能够在小憩之中感受生活气息，能够在传统之中体验原味生活。因此，乡村旅游提供旅游生活的深入体验是深度开发乡村旅游，将生活融入旅游的具体体现。

苏州环太湖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苏州环太湖地区乡村旅游自然条件与交通条件。从旅游地理划分来看，苏州地处华东旅游经济区，空间结构复杂，周边区域山水旅游资源众多，同时处于长江三角洲旅游景区，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品多元化与多样化特征突出，最重要的是苏州处于环太湖旅游圈，使得苏州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产品开发优势。与此同时，苏州交通便利，是江苏通往浙江及上海的必由之路，沪宁高速、沪宁铁路横贯东西全境。苏嘉杭高速公路沟通了沿江高速、沪杭高速、沪宁高速及沪苏浙皖高速公路，对苏州旅游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更为苏州环太湖地区乡村旅游经济的开发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苏州环太湖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势。苏州西部环太湖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该地区自然风光景色宜人，生态环境适宜居住，并且文化底蕴深厚。比如太湖地区的人文旅游资源共计48种，是现有旅游资源的71%，尤其苏州环太湖乡村旅游区远离闹市区，受工业进程化污染少，城市规模化扩张影响少，乡村旅游景区树木葱郁、景色静怡、风光奇异、古街别致、古桥含蕴、古村落炊烟袅袅、古民居风情并茂，同时与湿地资源相连，是苏州环太湖乡村旅游发展最好的旅游胜地。苏州环太湖地区乡村旅游的地理位置优势更为明显，其处于沪宁杭大都市圈的中心，同时又是长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之一，在整合无锡、苏州、上海旅游产业资源方面具有较强的区域优势和挖掘潜力。苏州环太湖地区交通条件便利，是众多国道、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的枢纽之一。

苏州环太湖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劣势。城市发展进程的加速与公路交通的建设，一方面促进了苏州环太湖地区乡村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由于建设需要，影响着乡村生态环境的变化，尤其随着城市的发展所造成的工业废污水与重金属含量超标等污染物的排放，致使苏州环太湖水系的污染与富营养化现象日趋严重，一方面破坏了苏州环太湖地区优美的自然风光，另一方面不利于苏州环太湖地区旅游景区的开发与保护。同时过度的旅游活动与景区接受旅游强度和旅游资源环境的保护之间产生的不协调与不平衡，致使苏州环太湖乡村旅游景区产生的废物废水废气无法受到妥善处理，再加上苏州环太湖地区乡村旅游景区建设及废物处理能力有限、技术落后等，使得苏州环太湖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隐患。

区域合作模式下的苏州环太湖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及策略

（一）苏州环太湖地区区域旅游合作模式的内涵

乡村教育的优势范文第3篇

一、男幼师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大部分幼儿师范类学校对女幼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有丰富的经验，但是近年来面对招收的男幼师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对男幼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目前学前教育专业的男生都是凤毛麟角，他们处于的位置很尴尬，很可能会出现自卑、自信心不足、女性化、厌学以及对于未来职业期望认识不足等问题，这些都会导致他们思想出现问题，一定要加以疏导和教育。如果我们德育工作者不对男幼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加以重视，不仅培养不出德才兼备的男幼师生，反而会给将来的幼儿园添一枚定时炸弹。

2.任课教师与辅导员缺乏沟通。

很多时候，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会发现男幼师生存在的思想问题，但是教师基本上都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辅导员的事情，所以会失去很多教育契机。教师和辅导员应该通力配合，辅导员也应该经常主动向任课教师了解男幼师生的思想状况，实时、合理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3.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有待于完善和改进。

针对大部分都是女生的班级，辅导员和教师进行的还是大一统的思想教育，不具备针对性的教育，对男幼师生主体性作用的发挥重视不够，尤其忽视了男幼师生的多样性、差异性，忽视了男幼师生应该享有的多方面的需要，减弱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功效。

4.德育工作者要与幼儿园管理者进一步加强沟通。

如何能使男幼师生将来在幼儿园能够坚持工作下去并做出成绩，就必须给男幼师生进行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了解他们的职业前景以及职业需要。德育工作者必须和幼儿园加强沟通和了解，幼儿园希望吸收的是具有爱心、喜欢儿童、热爱教育、具有责任感的有志男青年，而不是没有正确的职业理想，对幼教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缺失的男幼师。德育工作者就必须在日常的德育中渗透相关内容，通过举办优秀男幼儿园教师的事迹报告会、主题班会等形式，使男幼师生明确自己将来在幼儿园工作中的职业以及幼儿教师的历史使命和重大作用，从而引领他们在校期间就要不断加强职业理想教育，使他们能够在幼儿师范学校五年乃至今后更长的时间里，始终能够有献身幼教无怨无悔的认识。

5.德育工作者自身素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以身立教，为人师表，德育工作者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和教育的需要，要不断加强学习，积极进步，广泛涉猎各种知识来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以满足男幼师生的需要。同时，要多了解男幼师生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经常加强沟通，这样当男幼师生的思想出现状况时，德育工作者就可以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如果自身阅历较浅，经验不足，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知识相对缺乏，在管理男幼师生时，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和学生中出现的问题，有时难以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和处理，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影响力有限，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此外，作为将来的幼儿园男幼师，他们也可以从我们德育工作者身上学到应有的为人师表典范，这些都会对男幼师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6.德育工作者要联合家庭和其他社会组织对男幼师生进行立体式的教育。

男幼师生思想道德教育不能回避社会带来的各式各样冲击和影响，德育工作者必须从学校传统教育的自我封闭模式中解放出来，主动接触社会，积极借助家庭、网络和各种社会团体的力量，形成全面的立体性育人环境，而不再是单一的说教方式，并使自己在复杂多样的社会环境中与时俱进。

总之，在幼儿教育事业的新形势下，我们德育工作者必须探索出一条适合男幼师生，以学校、家庭和其他社会组织为一体的立体性思想道德教育模式。

二、解决男幼师生思想政治教育现存问题的对策

1.加强师德教育，深化思想政治教育。

男幼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他们将来的师德、教风有着密切的关系。男幼师生进入社会的第一个社会角色就是幼儿园教师，所以在学生时代，学校的德育工作者就应把他们培养成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的男幼师。男幼师将来面对的教育对象是年幼孩子，所以优秀的师德品质是男幼师进行教育的前提保证，可以使他们树立正确的教育观。

2.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单一，形式呆板，男幼师生极其被动。在校的男幼师生的数量较少，许多活动的设计都是以女生为主，我们德育工作者应该开展形式多样的适合男幼师生的校园文化活动，让男幼师生在活动中体验成长、感受成功，真正使文化活动成为文化教育的一种方式，成为德育工作者思想政治教育的催化剂，让校园活动成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

3.利用校园网络平台，渗透思想政治教育。

随着社会的进步，网络成为学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交流平台，但是很多幼儿师范类学校都是封闭式教育，严禁网络、微博等。作为新时代的男幼师生们必然会对学校这种围堵网络教育的方式产生反感情绪，从而加大德育工作者和男幼师生之间的矛盾和隔阂。与其这样，还不如充分去发挥网络的教育功能。在这种新情况下，德育工作者应积极探索和实践，发挥男幼师生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男幼师生接触的各种网络文化之中。我们主动占领网络平台阵地，主动开辟校园网站、官方微博、官方论坛等，切实抓好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的工作。德育工作者在网络上与学生进行交流，不断增强学校网络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4.建立完善的综合测评体系，突出思想政治教育。

确立完善的男幼师生综合测评体系，使男幼师生有明确应遵循的标准，而且对男幼师生的综合测评结果要与其未来的职业发展相结合。建立男幼师生综合测评详细档案，作为男幼师生将来就业择业时用人单位的重要参照，这会是一把双刃剑，既达到了对男幼师生平时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又与将来的就业相联系，会在无形中对男幼师生起到了一个有效的监督作用。此外，男幼师生也可以根据测评结果发现自己的不足和缺点，以便有的放矢地做出相应措施，改善自己不符合要求和规范的言行，提高自我认识，自我教育、自我评价的能力与水平。

5.加强教职工人格示范作用，潜移默化影响思想政治教育。

幼儿师范类学校必须要打造一支充满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教师队伍，否则男幼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无法落实。教职工要不断加强自己的品德修养，以自己的勤奋治学和人格魅力去影响男幼师生。教职工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还要注重培养男幼师生正确做事、做人的态度，这些都将影响他们今后在幼儿园的工作态度和方法。

榜样示范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教职工要不断加强自身的学习，为人师表，以身作则，积累丰富的知识经验，如此才能对男幼师生产生持续的示范作用，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6.了解男幼师生思想特点与心理需要，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

乡村教育的优势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村居民点整理；利益协调；“农民上楼”；京郊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6-0039-05

一、研究背景及概念界定

1.研究背景。城乡统筹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土地利用 [1]，城市增长发展到一定程度要求实现城乡统筹和理性增长。党的十将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在新农村建设、征地制度改革、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等政策背景下，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涉及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城乡土地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也是关乎实现“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里，快速城市化进程使城市和农村土地利用的总体格局迅速演变，用四个字概括就是“城进乡退”，城乡发展用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影响了土地集约利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从中国城乡建设用地配置的现状来看，一方面，城市建设用地紧张，城市发展受到土地供给的严重约束，大量人口集聚涌进导致城市规模膨胀，引发交通拥挤、长途通勤，人口现实所引发的社会与环境问题正与日俱增，土地利用所牵及的社会因素也日益复杂；另一方面，农村建设用地（主要是农村居民点用地）闲置、浪费严重，人均宅基地面积有增无减，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城乡建设用地不尽合理 [2]，这种“悖反”更加剧了优质农用地的持续减少。

如何将土地利用与城乡统筹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已成为中国几乎所有城市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迫切需要改变土地资源粗放利用的现状，加快推进土地资源整合，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布局。由于中国城乡建设用地之间存在明显的效率落差，并有扩大趋势，在耕地数量受到严格保护的同时，城乡土地利用必须协调工业与农业、吃饭与建设、发展与保护等各方面的关系。对单纯依赖数量型挖潜为特色的农用地开发整理难以成为土地整理的持久方向，加大建设用地整理力度是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重要途径，通过农村居民点整理这种方式来实现耕地目标的保护和满足城镇发展的需要将是后续政策之取向。北京市郊区旧村改造和小城镇建设多以“空心村”整治为起点，在“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与城市用地需求加大矛盾共存的现实下，建设用地整理的开展已经逐步缺乏后续发展空间，未来最主要的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空间也将集中在农村居民点上。

2.概念界定。现实中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在各地称谓不尽相同，所依托的政策工具也不一样。比如村庄整理、新农村建设、宅基地换房、农民上楼、综合整治等，可能某些具体操作环节上有出入，但其工作重点一致。北京城乡结合部地区传统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主要分为以下四类：农村城镇化型、自然村缩并型、中心村内调型以及异地迁移型用地整理模式 [3]。本文所称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包括各种类型的模式，但是按照最简单的分类方法将其分类，由于北京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多集中于以“农民上楼”为主要表象特征的整理模式，因此本文将这种整理模式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即按照在北京地区农村居民点整理过程是否存在“农民上楼”这一现象，分为农民上楼模式和农民不上楼模式，上楼模式多集中在城市近郊区，或距离城市通勤时间较短的农村。

二、京郊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的整体特点及问题

北京市的农村居民点大多数是围绕原有自然村扩展而成，缺乏统一规划。村民居住散乱“见缝插针”或“打补钉”，一方面，原有村落膨胀蔓延，使旧村基本连片；另一方面，一些非居住用地逐渐被农民宅地包围，造成居住地与非居住地混杂、用地功能不清的不合理局面。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在全国城市中较早开展了农村居民点的整治工作：2006年起，市政府逐步推进农“五项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用五年时间完成了全市3 955个行政村的基础设施改造；2008年，出台《关于率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意见》，并在2009年将海淀区北坞村、朝阳区大望京村确定为第一批试点村；2010年，投资2 300亿元对城乡结合部的50个市级重点“挂账村”①进行城市化改造，探索集体土地利用、拆迁安置补偿新模式，涉及9个区县，38个位于中心城范围，12个位于新城范围，覆盖土地面积3 200万平方米，涉及农民约14万人，整治后优先保证农民回迁房用地和产业用地，确保农民安置上楼。这些政策举措为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改善京郊农村居住条件的目标提供了途径和保障。

1.整理模式整体特点。整体来看，目前北京市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尚处于政府包办为主的阶段，参与居民点整理活动的主体单一，政府或其下属机构（如土地整理中心）控制全部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政府既是土地整理的项目发起人，又是项目的直接投资者和项目的建设实施者，甚至是项目管理者 [4]。另一整体性特点是，在上述大前提下，具体操作模式越来越多样化，其差别体现在用地分配方案、产权类型、补偿方式及标准、先期及后续相关操作环节等。如平谷区马坊模式采取的“343”分配方案（原有居民点面积的30%用于供农民上楼，40%用于商业建设，30%用于复垦成耕地），此分配比例是根据北京市3个1/3分配指导思想，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做的修正；在海淀北坞村的实践中，尽管遇到了不少问题和困难，但采取的一些做法很有特色：进行腾退挖潜，实行宅基地换房，农民集中上楼、安排5%产业用地、居住用地异地选址建设等有效措施，把潜在的土地资源利用起来，由政府搭建租赁平台，将农民的闲置回迁房变为公租房，从而解决了农民通过租房增收的合法性，使“瓦片经济”得到规范管理；唐家岭等“挂账村”的模式特点为，完全由政府出资，以民生工程为理念导向，集中建设新式廉租公寓，面向外来留京人员，满足其住房需求；同时廉租房产权和收益归全体村民所有，成为农民增收的途径。

2.整理模式存在的问题。（1）投资融资渠道单一。目前北京市土地整理多为政府部门或其下属机构直接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项目融资主要依靠政府，绝大部分资金来源于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和土地复垦费（由于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土地破坏，没有条件复垦或复垦不符合要求的）三种途径 [5]，且上述三种融资所得都是作为专项资金用来耕地开发整理和复垦。具体到农村居民点整理这种整理形式，融资渠道更为单一，主要是政府部门以政府信用做担保，向银行借贷用以进行居民点整理。由于居民点整理具有耗资量大、周期长的特点，政府成本增加的同时，也造成后续环节运作上的被动。（2）竞争环境及利益分配有失公平。目前行政包办为主的居民点整理模式，排挤了市场上一般企业、个人整理方案及整理资金的介入。同时，政府部门在农村居民点整理中体现出的准垄断性，使得其他社会公众参与度不够，也使得在整理利益分配方面更加复杂 [6]。（3）整理目标不够多元化。农村居民点整理较其他具体的土地整理形式比如耕地整理、土地开发、土地复垦等要更复杂，涉及面更广，甚至有些区县在实际操作中把农村居民点整理提升为土地综合整治。居民点整理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引入土地利用多目标规划的重要性，即要注重实现土地整理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三重目标。目前京郊很多农村居民点整理过程中，过分注重建设用地指标的产生而对于微区域生态的规划设计、保持培育以及体现社会效益的百姓生活水平关注度不够。

三、京郊“农民上楼”整理模式的利益分析

严格来讲，“农民上楼”与“宅基地换房”不是等同的概念。但在实践中，两者经常表现为同一整理项目中都会出现的表象性环节，这就是说很多地方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如果实现了“农民上楼”，则很可能出现当地农民用“宅基地换房”。反之，有“宅基地换房”的地方，也很可能有“农民上楼”现象发生，因此将两者大体上归为一类。这种模式多数发生在城市郊区，或者距离城镇有便利交通条件，或者有良好生态环境等条件的农村地区。

具体看来，（1）该模式利益来源包括商品房收入、商业收入等经济收益，并产生建设用地指标、新增耕地面积、社会效益、居住环境效益等。（2）其利益主体包括政府、开发企业、村集体及农民个人。（3）在利益分配方面，政府占有除居住环境效益之外的各种利益的一部分，开发企业获取商品房收入及可能的建设用地指标，村集体及农民得到部分经济收益及社会效益与居住环境利益，其经济收益包括住房、可能的商铺收益及补贴款等，或者是更多数量的耕地面积等，社会效益指生活保障与均等的社会服务等，另外享有居住环境的改善等利益。（4）其利益分配方法为：政府主要占有社会效益及可能的经济利益，开发商获取政府拨款，村集体及农民利益整理前后基本持衡，有时可能有小幅提高。比如，北京平谷区小城镇整理试点“马坊模式”，采取市财政拨款、当地政府主导模式，该模式首先通过公开招标选择评估公司与拆迁公司，宅基地面积在0.4亩以内补偿标准为540元/m2，超过0.4亩部分补偿标准为270元/m2，建筑物补偿标准为600元～1 000元/m2，搬迁补偿标准为2 500元/户，每户平均可获得货币补偿45万元。该部分金额由市财政拨付，待土地整理后的建设用地出让后，回收资金偿还市财政。同时，保障每户农民家庭回迁住房建筑面积不低于190m2，按照平谷区保障性住房1 600元/m2优惠价格提供。

四、京郊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利益协调途径

1.进一步明晰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土地产权尤其是土地所有权的归属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根本之所在。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尤其是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归属问题，是解决农村居民点整理中的利益分配问题的基础，也是优化各方主体利益格局优化之关键。

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到底是谁？农村土地所有权人到底有哪些权利？中国目前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主体虚化设置，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可以认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农民集体所有制，农民集体是具有一定范围的农民集体，具有村农民集体、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乡（镇）农民集体等形式[7]。在实际生活中，各地表现出不同的主体形式，如北京市集体土地90%是乡镇和村农民集体所有，在四川省村民小组所有占90%左右，甘肃省的边缘地区的集体土地基本上都是村民小组所有，佛山市、深圳市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将乡镇土地国有化[8]。但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化的问题并未因此得到实质性解决。这种模糊的土地所有权状态如果长期维持，农民将更难以分享城市化所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这阻碍了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实现，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其“上楼”、放弃宅基地和耕地也将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许多不愿意上楼的农民是因为觉得补偿不到位，因此进一步明确农村土地产权尤其是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及其权利所应该有的利益内涵，是维持各方长久利益之根源。

2.因地制宜研究土地发展权配置模式并谨慎试用。美国通过实施近四十年的土地发展权转移计划，实现了广泛的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目标。土地发展权可以用来解决宏观层面的利益调整，也可以用来协调微观层面的问题，在中国土地利用也实行严格土地用途管制的背景下，作为一种体现公平性的权利形式，土地发展权的应用更应体现在京郊农村居民点整理中。

政府、村集体与农民的土地利益冲突是以土地发展权价值的争夺为核心，根源在于产权设计与治理结构存在内在缺陷[9]。试采用土地发展权的理念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表现为：一是根据相关规划，对京郊区县不同村庄的土地发展权予以量化。比如承认符合规划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土地发展权（如果该村庄的人均宅基地面积小于规定标准，则通过土地发展权予以补足）的前提下，村集体所获发展权可以上市交易，包括转让、入股、自行开发等[10]。二是在农村居民点整理中，尤其是农民上楼模式中，政策上认可居民点整理过程也是农村土地发展权退出的过程。农民在农村居民点整理过程中，不仅付出失去宅基地永久使用权、耕地（部分地区）承包经营权，同时还隐性地失去了土地发展权，因此在补偿农民过程中，不宜简单对比整理前后农民的利益或增或减多少。三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体现土地发展权思想。虽然中国未形成系统的土地发展权安排，但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完成了一部分土地发展权的兑现过程，其实质正体现了土地发展权的理念。① 借鉴此形式对北京远郊地区的落后农村进行补偿不失为一种好做法，关键在于相应级别政府部门要找准对象，加大财政回补力度（见表1）。

3.客观评价“农民上楼”所依据的政策平台。客观评价“农民上楼”这一北京当前农村居民点整理主流模式所依据的政策平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有利于市政府科学合理地制定后续相关政策，因此客观评价挂钩政策对于政府管理者而言，其政策收益是巨大的。挂钩政策的初衷是加速城镇化发展，提高土地利用率，改善农民生活条件，通过挂钩政策，土地价值得以迅速提升。通过农村居民点整理让土地增值，增加社会财富，无疑是件好事，这个政策本身没有问题。但挂钩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不少地方政府借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名义，强迫农民“上楼”，剥夺农民权益。从理论上看，通过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民实现整体上楼，这个过程所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从实际操作看，表现为做法不规范、管理有缺陷甚至部分地方政府故意“认识出现偏差”，归根结底是因为利益诱惑。根据笔者的前期相关调研，多数农民表示只要补偿合理，还是愿意上楼。北京市近几年出现的农民“被上楼”现象，甚至产生暴力事件、，说明在利益分配方面存在问题，只有把利益分配问题解决好，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才会顺利进行。

4.抑制城市高房价，防止“消灭空心村，出现空心城”现象。城市房价的高企与持续上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郊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模式。通过利用结余出来的土地进行商品房开发，“农民上楼”模式能迅速且大量的回笼资金，攫取暴利，因此全国各地城市郊区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热情高涨。一方面是城市土地资源的低效与浪费，另一方面又急不可耐地进行城市郊区居民点整理。而在这背后，是炒作性资金对于城市房源的大幅度垄断，且这种垄断行为与城市房价的持续非理性上涨又互为影响。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可能因此要付出巨大的政策代价来弥补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负社会收益，高房价导致的高利润最终成为全国性的“农民上楼运动”的幕后推手（见下页图1）。

五、京郊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的改革取向

1.开创更多投资融资渠道。改变主要依靠市政府专项资金、金融机构的融资方式，引入更多社会资金，参与整理全程。充分利用土地规划和土地储备进行融资，经过对土地的开发整理，实现不同地段，不同价格，利用转让、租赁、拍卖等方式获得土地资源的经营收益为新农村建设融资。2010年8月12日，成都首例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用地成功挂牌融资，这是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引入市场机制的积极探索，通过这样的方式，为社会资本融入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建立了市场平台[11]，这是农村居民点整理融资方式的创新，对北京居民点整理工作改革具有示范效应。从图2、图3中可以看出，土地政府融资模式跟市场融资模式下的政府收益压力对比。

在图2中，0a阶段代表居民点整理前期政府作为融资主体，只有成本付出，收益为负值，ab阶段代表有现金流收入，并在b时点达到盈亏平衡，bc阶段代表收益持续上涨，cd阶段代表收益稳定，比如无成本情形下的固定分红，假设收益持续至d时点结束。在图3中，0u阶段代表政府既无成本也无收益阶段，uv阶段代表收益持续上涨阶段，yw阶段代表收益稳定，假设收益持续至w时点结束[12]。

显然，政府融资模式下政府收益压力较大，必须满足V=f（t）dt?C=f（t）dt才能经济上可行，其中V、C分别代表收入和成本。市场融资模式下政府收益压力较小，由于0u阶段支出为零，只需V=g（t）dt?0即可，而在现实操作中，这一点是极可能满足的。

2.改善竞争环境和利益分配机制。以引入其他市场化主体作为居民点整理融资主体为契机，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领域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完善各方利益分配机制。在投资比例、方式和收益分配方面明晰化，有利于减少矛盾，利于整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在许多西方国家，其土地整理经费一般都是由中央、地方和土地所有者共同承担的，并约定好比例。比如德国土地整理中，联邦政府、州政府、土地所有者投资分别占48%、32%、20%；日本的土地整理中，50%的费用由农业省负责，40%的费用由道府县和町村平均分摊，10%的费用由农民负担，对收益的分配比例和形式事先也做出详细说明。更重要的是，整个过程各环节操作都要透明公开，要有独立于各整理主体之外的督查监管部门，保障各方利益不受侵害。

3.完善居民点整理绩效考核体系。需要改变单一地或过度地以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建设用地指标上）为整理动力的现状，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真正纳入农村居民点整理效益评价体系，并在实际评价中，将其作为赋权较重的评价因子，才能真正改变实施主体的指导理念和整理初衷。在整理过程中，除考虑经济效益外，应关注微区域生态景观的规划和普通民众参与平台的搭建，关注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齐备合理，关注村民回迁房质量等等。这些方面的关注程度会因整理模式不同而异，如村集体主导型整理模式，这方面投入的成本和精力会更多一些，政府虽然会失去一部分土地收益，但获得了城市特定区域更新后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应。

4.借鉴“农村再生”理念，注重生态环境建设。从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看，各国尤为关注在居民点整理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景观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对于那些距离城市较远、相对落后的农村，由于没有城市郊区的区位优势，同时受制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施的地域限制，政府对其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热情较低。对于远郊农村，北京宜借鉴台湾的“农村再生”理念，①由市财政拨付一定专款，支持其生态环境建设和精神文化生活开展，既保证当地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又体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理念，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灵活实现土地发展权的思想。

六、结语

乡村教育的优势范文第5篇

【关键词】幼儿教师；自我和谐；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17（2013）07/08-0010-04

【作者简介】蒋湘祁（1972-），女，湖南祁东人，衡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系副教授，硕士；吴思为（1984-），女，南昌人，衡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系讲师，博士。

一、问题的提出

自我和谐指的是自我内部的协调一致以及自我与经验之间的协调，是荣格的人格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他认为自我与经验的一致性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1]。所谓自我与经验的一致性是指每个人对自我的看法与他的实际表现的一致或者说是和谐的。一个人要具有个体的自我和谐，就要有健全的人格，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能合理、正确地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具有良好的自我意识。因此，心理和谐与否和心理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2]。本研究旨在探讨幼儿教师心理健康和自我和谐的相关关系，为有效促进幼儿教师健全人格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取参与湖南省国培计划农村幼儿骨干教师短期集中培训班的学员进行调查。

（二）研究工具

1. 心理健康量表。选用由河北大学王欣、左晓冬等人编制的心理健康量表[3]。该量表由54 个项目组成，含有9个因素，分别为：躯体化、自尊、抑郁、目标感、人际关系、睡眠、焦虑、疲劳、强迫。该量表采用五点计分法，正性项目反向计分，分数越低，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对该量表进行了内在一致性a信度系数检验，得到整个问卷的克朗巴赫系数a=0.71，且各分量表的信度也较理想；该量表拟合度较好，具有良好的效度。

2.自我和谐量表。选用王登峰编制的自我和谐量表[2]，包含“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包括对能力和情感的自我评价、自我一致性、无助感等）“自我的灵活性”（预示自我概念的刻板和僵化）“自我的刻板性”（反映个体适应能力）三个分量表共35个题项，采用5级评分（1分～5分），其中“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自我的刻板性”两个分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自我和谐程度越低；而“自我的灵活性”得分越高，表示自我和谐程度就越高。该量表有较高的信度和中等的校标关联效度，各分量表的同质性信度在0.64～0.85之间。计算总分时先将“自我的灵活性”反向计分，再与其他两个分量表得分相加，得分越高表明自我和谐程度越低。

（三）问卷发放

在开展问卷调查之前，宣读详细的指导语和实施流程，明确告诉被试调查结果会完全保密，仅用于科学研究。调查问卷采取方便填答、现场指导的方式统一发放与回收。发放问卷135份，收回有效问卷124份，有效问卷率为91.85%。其中，男性8名（6.45%），女性116名（93.55%）；25岁以下34名（27.42%），26岁～35岁57名（45.97%），36岁～45岁29名（23.38%），46岁以上4名（3.23%）；语言艺术类69名（55.65%），数学科学类55名（44.35%）；城镇35名（28.23%），乡村89名（71.77%）。

（四）数据处理

应用统计软件SPSS11.0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采用了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

三、调查结果

（一）幼儿教师自我和谐与心理健康的调查结果

表1显示，幼儿教师自我和谐总分基本呈正态分布，但高分组幼儿教师比低分组要多。其中最高分为143分，最低分为60分，说明幼儿教师自我和谐状况差异很大。

表2显示，幼儿教师在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自我的刻板性两个维度上均分都低于全国常模，自我的灵活性得分高于常模，经检验存在显著差异（p

表3显示，男幼儿教师在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得分、自我的灵活性得分和总分上均低于女幼儿教师，在自我的刻板性得分上高于女幼儿教师。男、女幼儿教师在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总分上差异不显著，但在自我的灵活性差异上极其显著（p

表4显示，不同年龄的幼儿教师自我和谐总分无显著差异，但自我的灵活性与自我的刻板性差异极其显著（p

表5显示，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量表中各维度的平均数趋于平均分，心理健康总均分也接近3分，其中躯体化得分最低，而焦虑、自尊得分最高，但经检验无显著差异，这表明幼儿教师总体心理水平比较健康。

（二）幼儿教师自我和谐与心理健康的差异比较与相关分析

1. 不同心理健康水平的幼儿教师在自我和谐上的差异比较

以心理健康量表的总均分等于2为分界线[4]，对被试进行分组比较，表6显示，不同心理健康水平的幼儿教师在自我和谐量表的灵活性维度上的差异极其显著，在刻板性维度上差异显著，在不和谐维度上差异不显著。

2. 幼儿教师自我和谐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对心理健康量表各因子得分与自我和谐各分量表得分及总分进行相关分析，表7显示，自我经验的不和谐与心理健康量表中的人际关系、抑郁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与焦虑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自我的灵活性与心理健康量表中各因子得分呈极其显著的负相关；自我的刻板性与心理健康量表各因子得分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

3. 幼儿教师自我和谐与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以自我和谐的不同维度为自变量，心理健康总均分为因变量，逐步进行回归分析，表8显示，自我的灵活性和自我的刻板性是心理健康的有效预测因子，累积解释率为35%。心理健康总均分对自我灵活性的预测是负向预测，对自我刻板性的预测是正向预测。虽然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与心理健康的某些因子存在相关，但在进行逐步回归分析时没能进入回归方程。结果表明，心理健康水平对于自我和谐有较好的预测作用。

四、分析讨论

（一）幼儿教师自我和谐与心理健康总体状况分析

1. 幼儿教师自我和谐的总体状况

（1）幼儿教师自我和谐总体较好，自我不和谐人数为26.15%。说明一部分幼儿教师面对自我与经验的不协调情况，不能针对问题准确灵活地作出变动，从而令自我陷入与经验的不和谐的状态中。这部分幼儿教师由于自我的不协调和不一致，会出现一定的适应不良、焦虑等心理问题，为此，主管教育部门要特别重视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

（2）幼儿教师在自我灵活性维度上高于全国常模，且存在显著差异（p

（3）幼儿教师自我和谐在不同学科领域上差异不显著，但两类领域在各维度上的得分不同。这可能在于幼儿教师对不同学科领域的掌握能力和理解能力差异不大。

（4）幼儿教师自我和谐在性别、年龄、城乡维度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性别的幼儿教师在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总分上差异不显著，在自我的灵活性与自我的刻板性方面差异显著（p

2. 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总体分析

当前，我国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总体是积极向上、健康发展的，但我们也应当认识到，部分幼儿教师还存在自我失和与心理异常现象。如果存在内心的矛盾和困扰，便会出现一种心理“不和谐”状态，进而会带给他们诸多的负面影响。幼儿教师在心理健康量表中各维度的平均数趋于平均分，心理健康总均分也接近3分，其中躯体化得分最低，而焦虑、自尊得分最高，但并无显著差异，这表明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总体较好。

（二）幼儿教师自我和谐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心理健康水平较高的幼儿教师，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程度与自我的刻板性较低，自我的灵活性较高。

1. 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与心理健康量表中的人际关系、抑郁、焦虑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幼儿教师面对复杂而又关系密切的各种社会群体常会出现人际关系敏感甚至抑郁、面对职业压力出现焦虑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和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的关系极为密切。

2. 自我的灵活性与心理健康量表各因子得分呈现显著的负相关，也就是说心理健康状况较好的幼儿教师，其自我的灵活性显著高于心理健康状况较差的幼儿教师。自我的灵活性反映的是自我是否有较深的反省，是否有较高的自尊水平和较强的自信心。幼儿教师在充满竞争的社会环境中，如果能充分完善自己的个性，在社会竞争中保持自信，灵活地调整情绪以适应环境，那么，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相对来说会比较好。相反，自我灵活性较低的幼儿教师，常会有自卑感，对现实环境缺乏主动性，则很有可能出现心理方面的问题。

3. 自我的刻板性与心理健康量表各维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即个体刻板性得分越高，心理健康量表各维度得分越高。说明如果保持良好的自我和谐，可以获得健康的心理水平。反之，在面对新环境时，幼儿教师能及时调整自我，适应环境，心理健康状况就会较好。

4. 从幼儿教师自我和谐与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中，结果显示：自我的灵活性和自我的刻板性是心理健康的有效预测因子。心理健康总均分对自我灵活性的预测是负向预测，对自我刻板性的预测是正向预测。虽然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与心理健康的某些因子存在相关，但在进行回归分析时没能进入回归方程。结果表明心理健康水平对于自我和谐有较好的预测作用。

五、结论

通过对以上调查结果分析讨论，本研究获得如下结论：

（一）自我和谐各维度在不同学科领域类差异不显著。

（二）不同性别、年龄、城乡幼儿教师在自我和谐状况上差异显著。

（三）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量表中各维度的平均数值趋于平均分，心理健康总均分也接近3分，无显著差异。

（四）自我和谐量表的两个维度与心理健康的总均分存在显著相关，其中与自我的灵活性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与自我的刻板性存在显著正相关。

（五）自我的灵活性和自我的刻板性是心理健康的有效预测因子，心理健康总均分对自我灵活性的预测是负向预测，对自我刻板性的预测是正向预测。

【参考文献】

[1] Rogers，C. R.A Theory of Therapy，Personality. and Interpersonal as Developed in the Client - centered Framework[M]. Koch ，S.（ Ed）. . Psychology：A Study of Science. New York：McGraw - Hill ，1959： 184-256.

[2] 王登峰.自我和谐量表的编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4，（01）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