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数效用论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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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数效用论的分析方法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效用是微观经济学中最经典的术语之一，具有主观性、可计量性、递减性、可再生性等主要特性。通过效用论来论证理性的消费者能够实现既定资源的有效配置，满足自己的最大欲望，推导出消费者均衡的条件是:消费者应该使自己所购的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或者说，消费者花在每一种商品上的最后一元钱所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即货币的边际效用相等。

1效用的涵义和性质

1. 1效用的涵义

效用是微观经济学中最经典的术语之一，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历士多德的《政治学》。作为经济范畴的效用，最初出现于费迪南多·加利亚尼1751年出版的《论货币》，其含义为“事物能使我们获得幸福的属性”。现代经济学对效用的理解，正如萨缪尔森(Samuelson)在《经济学》一书中所说，“可将效用理解为一个人从消费一种物品或服务中得到的主观上的享受或有用性”。把精神的、非物质的内容从效用中“清除”出去，避免经济学卷人伦理道德的争论中。萨谬尔森在上述定义之后紧接着加了一句，“更准确地说，效用是指消费者如何在不同的商品和服务之间进行排序”。形成现在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效用”、“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效用的理解:效用是消费者从消费某种物品中获得的满足程度。消费者从消费某种物品中得到满足，则是正效用，感受到痛苦，则是负效用。基数效用论者的基本理解是:效用是从消费中获得的满足或快乐，是幸福的增加，并认为效用可以计量和加总;序数效用论者的基本认识是:效用反映个人的偏好，是一种心理现象，不可以计量，也不可能加总求和，只能排列顺序。因此，效用只能用序数来表示。

1. 2效用的性质

(1)效用的主观性。效用是对欲望的满足，是一种心理现象，是消费者消费某种物品时的主观感受。首先，表现在效用因人、因时、因地不同而不同，即对不同的人，同样的物品所带来的效用是不同的，比如面包和饮料两种物品，张某认为面包的效用大于饮料的效用，恰恰相反，王某认为饮料的效用大于面包的效用;对同一个人而言，同一种物品的效用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可能不同，比如同一件羽绒服，在冬天和寒冷的地带给人们带来的效用大，在夏天和热带则可能给人们带来了负效用。其次，效用的主观性指消费者心理上的主观感受，而非物品本身的属性，物品本身的属性由其物理或化学性质决定的，一般称之为物品的使用价值，它描述的是物品客观属性，不受人们的价值观、信仰、个性特点决定。效用从物品对人的角度所进行的描述，反映人与物品之间的一种关系，受人们的价值观、信仰、个性特点决定，强调的是消费者对某种物品带来满足程度的主观感受。一件物品不论其客观上具有多大的有用性，但对某个具体的消费者来说，效用只取决于这一物品的稀缺程度以及他在这一基础上作出的主观评价。再次，效用的主观性表现在，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即改造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人生理想等，克制一些无关生存的欲望，于人于己不利的欲望或者自己正常情况下无法满足的欲望，降低相应商品或行为的效用水平。克制这些不合理的欲望不仅可以让人们的灵魂远离痛苦，而且还可以给人们提供比用商品或行为填满不合理欲望的沟壑所能得到的满足还要大。而对一些合理的、自己有能力满足的欲望极力主张人们去实现。最后，效用虽属主观范畴但不含伦理学判断。只要能满足人们某种欲望的物品就有效用，欲望本身是否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不在效用评价范围之内。

（2)效用的可计量性。效用一词，经济学发展史上有过不同的表述和理解。主要有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基数效用论认为效用可以计量和加总的，序数效用论认为效用不可以计量，更不可以加总。在经济学中，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往往被安排在同一章中介绍给读者，竟可以相安无事，在其他学科中也许是绝无仅有的。其原因就在于，效用是可以计量的，无论“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分析方法虽不同但得出消费者均衡的条件是一致的，所以这两种理论能够和平共处。序数效用论虽然认为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欲望能力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反映了个人的偏好，不可以计量，只能排列顺序，否认了效用的计量性，那么消费者主观评价系统对特定商品欲望满足程度是如何排序的呢?显然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萨谬尔森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经济学家，他处心积虑地构建“显示偏好理论”，即当消费者在市场上选择了某一商品或劳务组合，他的“偏好”就同时被“显示”了，因此经济学家无需数量描述，就可以证明这一组合必然是效用最大化的。其实消费者在市场上进行选择显示偏好，就是依据自己的主观评价体系对欲望强度进行排序，消费者主观评价体系认定效用作为欲望强度，存在着强弱、大小的不同，默认效用是可以计量的，否则消费者无法对商品的效用进行排序，无法在市场上进行选择商品，由此可见，消费者主观评价体系是效用可以计量的默认系统。所以，序数效用论认为效用是不可以计量的，指经济学家无法也无需对效用进行计量，但消费者主观评价体系是可以对效用进行计量的。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的分析方法正是基于对效用的共同理解，即效用是可以计量的，才会对消费者行为得出一致的结论。

(3)效用具有递减性和可再生性。消费者连续消费某种物品时，从连续增加的消费单位中所得到的效用是减少的，但是，过一段时间后，消费者消费这种物品的效用又可恢复如初。

2消费者行为理论

2. 1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假定

（1)消费者是理性的经济人。理性指消费者将自己“付出”与“获得”进行比较:当“付出”给定时，追求尽可能多的“获得”;当“获得”给定时，追求尽可能少的“付出”;当有限的资源面对一系列给定的“付出”与“获得”时，选择其中差距最大的。按这一“理性”行为的人就是所谓的“经济人”。因此，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消费者在进行行为决策均符合消费者均衡条件。

(2)消费者的收人和商品的价格是既定的。不同的收人条件下，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数量不同，获得的商品的效用不同。只有在相同的收人条件下，在不同的消费决策中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消费决策才有意义。同理，商品的价格不同，导致最佳消费组合不同，只有商品的价格不变，在不同的消费决策中选择最佳消费组合才有意义。

(3)消费者的偏好是即定的。由于效用的主观性，消费者对同一商品组合的效用会因时、因地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因此，确定最佳消费决策，只有消费行为发生在既定的时间、地点才有意义。

(4)单位货币的边际效用对消费者是相同的。消费者用货币交换商品，实际上用货币的效用去交换商品的效用，只有假定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才能用货币的效用衡量商品的效用。

2. 2消费者均衡

运用效用论中基数效用论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分析得出基数效用论的消费者均衡条件，即消费者应该使自己所购的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或者说，消费者花在每一种商品上的最后一元钱所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即货币的边际效用相等。假定消费者在一定收入水平下总是购买效用最大的消费品组合，则消费者的行为可以转化为一个求解效用函数条件极值的数学问题。设I为消费者的收人，Pi为i种消费品的市场价格，则P1X1=P2X2+…十PnXn= I为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以此条件求效用函数:U=u(X1，X2，……，Xn)(注:式中U表示消费者一定时期内消费各种商品或劳务所获得的效用总量，X1，X2，……，X n表示n种消费品的消费数量。)的最大值，得:

式中MUn=du/dxn，即Xn的边际效用;a为货币收人的边际效用。即:消费者均衡条件是消费者应该使自己所购的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或者说，消费者花在每一种商品上的最后一元钱所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即货币的边际效用相等。

效用论的序数效用论从消费者偏好进而应用无差异曲线细化分析出消费者消费行为。应用无差异曲线，边际技术替代率和预算线共同推导出序数效用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即所购买两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两商品的价格之比与之对应。如果消费者购买两种商品X1，X2，且给定一个效用水平UO，则效用函数为:

UO=u(X1，X 2)

(1)

基数效用论的分析方法范文第2篇

    在古典经济学中,幸福概念是常用的。斯密认为劳动与幸福是对立的。他对幸福的社会有一个最低期限标准,“有大部分成员只陷入贫困悲惨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简单地说:贫穷不是幸福。如果说幸福是个衡量标准的话,他从收入和财富的角度对幸福给予了最低界定,即幸福的必要条件是不贫困。但幸福和富裕不是同义语,他认为,不是在社会到顶端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欢乐。即从经济角度来看,幸福感是处于收入的贫困线与最富裕线中间,而且是在一个持续的过程中,幸福具有相对性。他认识到“看不见的手”对公众幸福的重要作用,“完成这种革命的,却是两个全然不顾公众幸福的阶级(指大领主和商人工匠—作者注)”。总之,斯密区分了公众幸福与社会幸福、今生幸福和来生幸福、幸福创造和幸福享受、幸福与富裕等的不同,肯定了财富或收入对幸福的必要性,而明确否定财富或收入对幸福的充分性,即不赞同财富就是幸福的看法,而且把神驱逐出了经济学。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也使用了幸福概念,他突出了收入对劳动者幸福的决定性影响,肯定了市场经济决定的工资收入对劳动者幸福的决定作用,主要强调收入对于人们幸福的重要性。如果说斯密的经济理论重在富国裕民、李嘉图的经济理论重在劳动价值论的形式化、穆勒的经济学在于综合和应用的话,那么,西斯蒙第的经济学就是重在研究如何使人幸福了。西斯蒙第断言,财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财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财富应该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财富才算是有了增加。他非常重视在保证人民幸福的各种措施中收入同资本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比例关系。当然他也认为,人的幸福是由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两方面构成的,但是,它把人的精神幸福的责任交给了政府,认为这是政府努力奋斗的目标,与政府的完善程度具有密切关系,因为高级政治学就以这种幸福作为研究的对象,它的职责是使全国所有各阶级普遍得到自由、文化、德行和希望的恩泽,通过举办教育,以资陶冶公民的心性,启迪他们的聪明;通过建立宗教,使公民期待来生享福,以补偿现世所受的痛苦。总之,要通过这些手段,要使公民意气风发,精神高尚起来,追求的不该是一个人或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应当是使所有的人守法奉公,日益善良,获致更大的幸福。上帝在西斯蒙第那里还是有位置的,这和斯密等经济学家相比是一个退步。约翰?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一书中,对幸福的关心是真实的,他提出了“人民幸福”、“国民幸福”、“人类幸福”、“全人类最大幸福”等外延很广的幸福概念,视野明显大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而且还注意到了幸福应具备的环境,比如法律环境,还对如何提高幸福水平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扩大教育、限制人口、政府进行公共干预和限制遗产继承、进行捐赠等办法,这些办法和看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通过穆勒的研究,不仅使幸福成为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也使幸福成为衡量政治、社会其它活动的重要标准,这是穆勒在经济理论上对幸福研究的独特贡献。

    二、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幸福

    被追认的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人戈森是很关注幸福的。当他同时代的德国历史学派的教授们关于如何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如何提高国力的理论正在盛行的时候,戈森把个人的享受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认为人行为的目标就是使“生活享受总量最大化”。在他那里,“享受”与幸福是同义词,享受即“生活享受”,包括物质享受和一些精神享受(如艺术品消费等),认为只有个人成功地做到提高享受的绝对量、提高所使用的劳动力和技能、提高生命力、加强法制,人类才能因此提高福利水平;为了有助于人类实现尽可能大的幸福,他认为“唯一应该重视的是:……消除阻碍个人建立有利的生产部门和自由地运用他的货币的障碍”,因此他反对封建经济而主张自由的市场经济。另一位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人杰文斯则采用边沁等功利主义学说的原则,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购买快乐,从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认为他的经济理论“完全以快乐痛苦的计算为根据”,并试图用经济方法对快乐和痛苦进行测量,认为快乐和痛苦的“数字材料比任何别种科学所有的数字材料都更丰富、更准确”,可以认为,杰文斯的快乐即幸福,提出对幸福进行测量,这在经济学领域是重要的一步。马歇尔难能可贵地注意到了后代幸福的问题,但是他的幸福的外延比穆勒的要小,主要是个人幸福、家庭幸福,基本不提人民幸福、人类幸福等概念。这一方面是由于约翰?穆勒作为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宽泛的学术背景与马歇尔纯粹的经济学家的学院式学术背景的不同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产生以来全世界社会背景的复杂化使马歇尔认识到追求更大范围匀质的幸福已经不现实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还有,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他研究的本身就是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本身就不存在后来的宏观经济问题。尽管影响幸福的因素很多,但是他认为经济因素是尤其重要的。因为,在他看来,通过追逐财富展现个人的才能本身就是实现幸福的一个途径,而且人在具备必要的维持生活的必需品外,还应该有更大部分的维持效率(发展)的必需品,这就意味着随着社会的进步,这部分需求(即精神需求)将会越来越大,因而对人收入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结果是,幸福的满足会对经济和社会的依赖越来越强,要靠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已越来越难以支撑,因而马歇尔不看好小农业生产者并有贬抑之意不是没有根据的。马歇尔还试图以货币去衡量人的幸福而忽略其它非经济因素,这是企图简化幸福的测量以财富替代幸福的一种努力。由于马歇尔使用了心理分析和边际分析的方法,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但是在分析中已经事实上提出了“边际幸福”的概念,他提出的“真正的幸福”、“持久的幸福”、“子女的幸福”、“增长的幸福”等概念对于研究幸福都有一定的意义。马歇尔最关注的其实是个人的幸福,认为个人幸福高于一切,国家也不能剥夺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力。强调个人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是西方启蒙文化的核心,马歇尔的经济学不过得以进一步彰显而已,也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收入、财富对幸福的决定性制约作用。

    三、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幸福

    凯恩斯很少使用的几个幸福概念却恰好揭示它的主要经济思想:国民财富持续增加、国民的充分就业和由不间断的消费引致的持续生产。事实上,经过经济危机的打击,减轻资本的危机、解除工人的困苦,恢复正常的消费和生产活动就是最大的幸福。凯恩斯尽管很少使用“幸福”概念,也没有在表面上把幸福作为经济活动的目的加以论述,但却在实实在在地进行如何使人幸福的研究。正是从凯恩斯开始,经济学对幸福的关注从微观层面真正上升到宏观层面,真正使国家具备了关注民生幸福的可操作的实际办法和手段。

    四、福利经济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幸福

    在福利经济学中,已经基本不再使用“幸福”概念,而代之以“福利”概念。1912年,阿瑟?庇古发表《财富与福利》一书,他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原则,在马歇尔等人的一般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对福利概念及其政策、成因作了系统论述,对增进社会经济福利的途径和相应的改良措施进行了研究和说明。他认为福利是指一个人获得的效用或满足,这种满足可以由于对财物的占有而产生,也可以由于其它原因(如知识、情感、欲望等)而产生;而全部福利则应该包括所有这些满足。他把福利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福利即社会福利,它不但包括一个人对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而且包括对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如音乐艺术的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夫妻之间的爱情,朋友之间的友谊,以及自由、平等、正义乃至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等。狭义的福利即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间接用货币尺度来衡量的那部分社会福利,由此他认为国民收人总量愈大,经济福利愈大,富人的财产向穷人转移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可以看出,从庇古这里开始,福利、效用与满足已经是同义词了,他的广义的福利概念基本上就是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幸福概念,庇古的贡献在于对幸福的这些外延作了归纳,而不再像前辈们那样是零碎的,但是庇古重点讨论的狭义福利概念已经只从经济和物质的角度讨论幸福问题,认为幸福就是以货币衡量的基数效用,从而把其它方面的幸福内容在事实上驱逐出了经济学研究范围,这是一种退步,究其原因,在于广义幸福的难于测量。福利经济学在后来又对“效用”进行了大量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的争论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不能用基数来度量,而且也不能进行人际间比较,罗宾斯(1932)认为经济学不应该涉及伦理的或价值判断的问题,经济学中具有规范性质的结论都来自基数效用的使用,因此经济学应该避免使用基数效用。这场争论促生了新福利经济学,即以无差异曲线分析法为基本分析手段,以序数效用论和帕累托最优化原理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其后经济学家们在如何测量效用方面力图有所突破,推翻基数效用理论测量幸福的可能性,提出了序数效用理论,企图进行个人幸福在对不同商品消费所带来幸福的比较,提出了福利经济学的两大定理,证明了自由交换的市场环境对个人幸福的必要性(尽管要证明的是充分性)。但是,由于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标准回避基数效用的计量和效用的人际比较,同时忽视收人分配问题,事实上人们并没有得到幸福。经济学家们注意到,效率对幸福是重要的,但是同时也注意到公平对幸福也是重要的,因此伯格森和萨缪尔森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认为福利经济学不仅要以帕累托最优为原则,而且不应避免价值判断或者伦理判断,认为社会福利函数直接决定于每个个人的效用函数,每个人的效用极大化条件是社会福利函数达到极大值的必要条件。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幸福问题给予了答案:只有以个人幸福最大为基础的社会幸福最大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曼昆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使用名词happiness(幸福)的地方只有不多几处,而且成为不需要解释的仅仅需要用“效用”加以衡量的原初概念,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现代经济学已经不大使用“幸福”概念了。如果说在萨伊那里,把效用理解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在亚当?斯密那里理解为是使用价值的话,那么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就完全是一种主观有用性了。但是,测量效用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从总体上来看,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幸福也越来越具有现代的特色,但已经基本很少谈及幸福了,而代之以福利、效用和满足等概念了。

基数效用论的分析方法范文第3篇

在古典经济学中，幸福概念是常用的。斯密认为劳动与幸福是对立的。他对幸福的社会有一个最低期限标准，“有大部分成员只陷入贫困悲惨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简单地说：贫穷不是幸福。如果说幸福是个衡量标准的话，他从收入和财富的角度对幸福给予了最低界定，即幸福的必要条件是不贫困。但幸福和富裕不是同义语，他认为，不是在社会到顶端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欢乐。即从经济角度来看，幸福感是处于收入的贫困线与最富裕线中间，而且是在一个持续的过程中，幸福具有相对性。他认识到“看不见的手”对公众幸福的重要作用，“完成这种革命的，却是两个全然不顾公众幸福的阶级（指大领主和商人工匠—作者注）”。总之，斯密区分了公众幸福与社会幸福、今生幸福和来生幸福、幸福创造和幸福享受、幸福与富裕等的不同，肯定了财富或收入对幸福的必要性，而明确否定财富或收入对幸福的充分性，即不赞同财富就是幸福的看法，而且把神驱逐出了经济学。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也使用了幸福概念，他突出了收入对劳动者幸福的决定性影响，肯定了市场经济决定的工资收入对劳动者幸福的决定作用，主要强调收入对于人们幸福的重要性。如果说斯密的经济理论重在富国裕民、李嘉图的经济理论重在劳动价值论的形式化、穆勒的经济学在于综合和应用的话，那么，西斯蒙第的经济学就是重在研究如何使人幸福了。西斯蒙第断言，财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财富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财富应该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财富才算是有了增加。他非常重视在保证人民幸福的各种措施中收入同资本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比例关系。当然他也认为，人的幸福是由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两方面构成的，但是，它把人的精神幸福的责任交给了政府，认为这是政府努力奋斗的目标，与政府的完善程度具有密切关系，因为高级政治学就以这种幸福作为研究的对象，它的职责是使全国所有各阶级普遍得到自由、文化、德行和希望的恩泽，通过举办教育，以资陶冶公民的心性，启迪他们的聪明；通过建立宗教，使公民期待来生享福，以补偿现世所受的痛苦。总之，要通过这些手段，要使公民意气风发，精神高尚起来，追求的不该是一个人或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应当是使所有的人守法奉公，日益善良，获致更大的幸福。上帝在西斯蒙第那里还是有位置的，这和斯密等经济学家相比是一个退步。约翰•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一书中，对幸福的关心是真实的，他提出了“人民幸福”、“国民幸福”、“人类幸福”、“全人类最大幸福”等外延很广的幸福概念，视野明显大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而且还注意到了幸福应具备的环境，比如法律环境，还对如何提高幸福水平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扩大教育、限制人口、政府进行公共干预和限制遗产继承、进行捐赠等办法，这些办法和看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通过穆勒的研究，不仅使幸福成为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也使幸福成为衡量政治、社会其它活动的重要标准，这是穆勒在经济理论上对幸福研究的独特贡献。

二、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幸福

被追认的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人戈森是很关注幸福的。当他同时代的德国历史学派的教授们关于如何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如何提高国力的理论正在盛行的时候，戈森把个人的享受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认为人行为的目标就是使“生活享受总量最大化”。在他那里，“享受”与幸福是同义词，享受即“生活享受”，包括物质享受和一些精神享受（如艺术品消费等），认为只有个人成功地做到提高享受的绝对量、提高所使用的劳动力和技能、提高生命力、加强法制，人类才能因此提高福利水平；为了有助于人类实现尽可能大的幸福，他认为“唯一应该重视的是：……消除阻碍个人建立有利的生产部门和自由地运用他的货币的障碍”,因此他反对封建经济而主张自由的市场经济。另一位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人杰文斯则采用边沁等功利主义学说的原则，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购买快乐，从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认为他的经济理论“完全以快乐痛苦的计算为根据”,并试图用经济方法对快乐和痛苦进行测量，认为快乐和痛苦的“数字材料比任何别种科学所有的数字材料都更丰富、更准确”,可以认为，杰文斯的快乐即幸福，提出对幸福进行测量，这在经济学领域是重要的一步。马歇尔难能可贵地注意到了后代幸福的问题，但是他的幸福的外延比穆勒的要小，主要是个人幸福、家庭幸福，基本不提人民幸福、人类幸福等概念。这一方面是由于约翰•穆勒作为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宽泛的学术背景与马歇尔纯粹的经济学家的学院式学术背景的不同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产生以来全世界社会背景的复杂化使马歇尔认识到追求更大范围匀质的幸福已经不现实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还有，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他研究的本身就是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本身就不存在后来的宏观经济问题。尽管影响幸福的因素很多，但是他认为经济因素是尤其重要的。因为，在他看来，通过追逐财富展现个人的才能本身就是实现幸福的一个途径，而且人在具备必要的维持生活的必需品外，还应该有更大部分的维持效率（发展）的必需品，这就意味着随着社会的进步，这部分需求（即精神需求）将会越来越大，因而对人收入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结果是，幸福的满足会对经济和社会的依赖越来越强，要靠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已越来越难以支撑，因而马歇尔不看好小农业生产者并有贬抑之意不是没有根据的。马歇尔还试图以货币去衡量人的幸福而忽略其它非经济因素，这是企图简化幸福的测量以财富替代幸福的一种努力。由于马歇尔使用了心理分析和边际分析的方法，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但是在分析中已经事实上提出了“边际幸福”的概念，他提出的“真正的幸福”、“持久的幸福”、“子女的幸福”、“增长的幸福”等概念对于研究幸福都有一定的意义。马歇尔最关注的其实是个人的幸福，认为个人幸福高于一切，国家也不能剥夺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力。强调个人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是西方启蒙文化的核心，马歇尔的经济学不过得以进一步彰显而已，也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收入、财富对幸福的决定性制约作用。

三、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幸福

凯恩斯很少使用的几个幸福概念却恰好揭示它的主要经济思想：国民财富持续增加、国民的充分就业和由不间断的消费引致的持续生产。事实上，经过经济危机的打击，减轻资本的危机、解除工人的困苦，恢复正常的消费和生产活动就是最大的幸福。凯恩斯尽管很少使用“幸福”概念，也没有在表面上把幸福作为经济活动的目的加以论述，但却在实实在在地进行如何使人幸福的研究。正是从凯恩斯开始，经济学对幸福的关注从微观层面真正上升到宏观层面，真正使国家具备了关注民生幸福的可操作的实际办法和手段。

四、福利经济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幸福

在福利经济学中，已经基本不再使用“幸福”概念，而代之以“福利”概念。1912年，阿瑟•庇古发表《财富与福利》一书，他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原则，在马歇尔等人的一般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对福利概念及其政策、成因作了系统论述，对增进社会经济福利的途径和相应的改良措施进行了研究和说明。他认为福利是指一个人获得的效用或满足，这种满足可以由于对财物的占有而产生，也可以由于其它原因(如知识、情感、欲望等)而产生；而全部福利则应该包括所有这些满足。他把福利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福利即社会福利，它不但包括一个人对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而且包括对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如音乐艺术的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夫妻之间的爱情，朋友之间的友谊，以及自由、平等、正义乃至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等。狭义的福利即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间接用货币尺度来衡量的那部分社会福利，由此他认为国民收人总量愈大，经济福利愈大，富人的财产向穷人转移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增加。可以看出，从庇古这里开始，福利、效用与满足已经是同义词了，他的广义的福利概念基本上就是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幸福概念，庇古的贡献在于对幸福的这些外延作了归纳，而不再像前辈们那样是零碎的，但是庇古重点讨论的狭义福利概念已经只从经济和物质的角度讨论幸福问题，认为幸福就是以货币衡量的基数效用，从而把其它方面的幸福内容在事实上驱逐出了经济学研究范围，这是一种退步，究其原因，在于广义幸福的难于测量。福利经济学在后来又对“效用”进行了大量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的争论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不能用基数来度量，而且也不能进行人际间比较，罗宾斯(1932)认为经济学不应该涉及伦理的或价值判断的问题，经济学中具有规范性质的结论都来自基数效用的使用，因此经济学应该避免使用基数效用。这场争论促生了新福利经济学，即以无差异曲线分析法为基本分析手段，以序数效用论和帕累托最优化原理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其后经济学家们在如何测量效用方面力图有所突破，基数效用理论测量幸福的可能性，提出了序数效用理论，企图进行个人幸福在对不同商品消费所带来幸福的比较，提出了福利经济学的两大定理，证明了自由交换的市场环境对个人幸福的必要性（尽管要证明的是充分性）。但是，由于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标准回避基数效用的计量和效用的人际比较，同时忽视收人分配问题，事实上人们并没有得到幸福。经济学家们注意到，效率对幸福是重要的，但是同时也注意到公平对幸福也是重要的，因此伯格森和萨缪尔森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认为福利经济学不仅要以帕累托最优为原则，而且不应避免价值判断或者伦理判断，认为社会福利函数直接决定于每个个人的效用函数，每个人的效用极大化条件是社会福利函数达到极大值的必要条件。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幸福问题给予了答案：只有以个人幸福最大为基础的社会幸福最大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曼昆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使用名词happiness（幸福）的地方只有不多几处，而且成为不需要解释的仅仅需要用“效用”加以衡量的原初概念，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现代经济学已经不大使用“幸福”概念了。如果说在萨伊那里，把效用理解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在亚当•斯密那里理解为是使用价值的话,那么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就完全是一种主观有用性了。但是，测量效用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从总体上来看，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幸福也越来越具有现代的特色，但已经基本很少谈及幸福了，而代之以福利、效用和满足等概念了。

基数效用论的分析方法范文第4篇

[abstract:The calculus is one of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greatest mankind's intelligence, part's begging to look like to beg the basic thought of precision with extreme limit is the foundation that studies Gao Deng's mathematics.Continuously develop and make use of a mathematics knowledge solution economic problem to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long with the market economy, the usage calculus can carry on quantity to turn analysis to the actual problem in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establishment thus making policy for the business enterprise executive science provides basis.To the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maker of business enterprise, the method of applied calculus fixed amount carries on precision, careful decision in the economic analysis, can be decision maker and executive to provide careful of analyze method and new way of thinking, the integral calculus model has bigger development space in the economic application, particularly is the current calculator applies of continuously expand.Passing to build up mathematics calculus model is efficiently a realization the important path of decision and science decision, is also the business enterprise promotes an oneself competition ability of necessarily from of road

[关键词]：微积分 边际分析 弹性函数

[Keyword]:The calculus limit analyzes flexible function

中图分类号： O17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微积分的基本思想

微积分是微分学和积分学的总称，它的基本思想是：局部求近似、极限求精确。以下我们具体阐述微分学与积分学的思想。

1.1微分学的基本思想：微分学的基本思想在于考虑函数在小范围内是否可能用线性函数或多项式函数来任意近似表示。直观上看来，对于能够用线性函数任意近似表示的函数，其图形上任意微小的一段都近似于一段直线。在这样的曲线上，任何一点处都存在一条惟一确定的直线--该点处的“切线”。它在该点处相当小的范围内，可以与曲线密合得难以区分。这种近似，使对复杂函数的研究在局部上得到简化。

1.2积分的基本思想：积分学的最基本的概念是关于一元函数的定积分与不定积分。蕴含在定积分概念中的基本思想是通过有限逼近无限。因此极限方法就成为建立积分学严格理论的基本方法。现在我们来举一个例子——物理中运动物体经过的路程：

设速度函数 已知，求运动物体所经过的路程也是上述两大步骤：

（1）“局部求近似”：非均匀量近似于均匀量只有在微小局部才能成立.因此要处理这一非匀速变化的整体量，首先必须划分时间区间为若干小时间区间，再在各小时间区间上以“匀”代“不匀”，因此，这一思想需分为两步来实现：

①“分割”：将区间 任意划分成n份，考察微小区间 上的小段；

②“求近似”：在 上将运动近似看作匀速运动，用处理相应均匀量的乘法得： ， ， .

（2）“极限求精确”：由于所求的是整体量，因此先将局部的近似值累加起来再向精确值转化（利用极限法实现“精确”的过程），所以实现精确的思想也分为两步：

①“求和”：；

②“求极限”：，其中 .

可见，微分与积分虽然是微观和宏观两种不同范畴的问题，但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非均匀”变化量，解决问题的基本思想方法也是一致的。可归纳为两步：（1）微小局部求近似值；

（2）利用极限求精确。微积分的这一基本思想方法贯穿于整个微积分学体系中，并且将指导我们应用微积分知识去解决各种相关的问题。

2微积分在经济学中的基本应用

（1）一般均衡理论中的微积分方法：经济均衡理论是瓦尔拉斯创立的。所谓瓦尔拉斯均衡,就是对每一个商品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相等的所有均衡条件进行描述。即寻求在经济生活中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均衡价格体系存在的条件。一般均衡分析是在构建多变量方程组的前提下,运用微积分理论对商品市场的供求进行边际分析,从而寻求一个均衡价格体系,使经济达到一般均衡。其思路是由商品需求和要素供给及厂商商品供给和要素需求的分析,到整个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一般均衡。首先考虑h的产品需求和要素供给,然后再将所有h的商品需求和要素供给分别相加求得每种商品的市场需求和每种要素的市场供给。h的效用取决于它所消费的各种商品数量以及它提供的各种要素数量

（2）消费者均衡理论：消费者均衡理论的核心是:消费者如何获得效用最大化。无论是从基数效用论入手还是从序数效用理论入手,都可以得出相同的消费者均衡条件的结论:

( MU 为边际效用, P 为价格)

其分析工具是微积分。

基数效用论和边际效用分析法是:设TU表示总效用,以U表示边际效用,Q表示消费者,总效用是边际效用之和。边际效用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增加一单位商品的消费所得到的效用增量。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是:若消费者货币收入是固定的,市场上各种商品的价格是已知的,那么消费者应该使自己所购买的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或者说消费者应使自己花费在各种商品购买上的最后一元钱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 。

（3）弹性分析：商品价格的提高或降低会引起需求量的减少或增加，但价格变化以后，需求量所作出的反应或增减变化程度，不同的商品时不同的，同一种商品在不同的价格水平上也是不同的.所以需求的弹性可以用来衡量价格变动的比率所引起的需求量变动的比率，也就是两者之间的灵敏程度。在经济学中，弹性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因变量的相对变动和一个自变量的相对变动之比。

（4）最大的生产要素组合：在生产理论中,为了简化分析,通常以两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来考察长期生产问题。假定生产者使用劳动和资本两种可变生产要求来生产一种产品,则两种可变生产要求的生产函数为: L 为可变要求劳动的投入量, K 为可变要求资本的投入量, Q 为产量厂商可以通过对两投入要素的不断调整实现既定成本条件下的最大产量的要素组合。

（5）最优化问题：边际分析研究的是函数边际点上的极值。也就是研究因变量在某一点上(即边际点) 是由递增变为递减,还是由递减变为递增的规律。这种边际点的函数值就是极大值或极小值。边际点的自变量是作为判断并加以取舍的最佳点,而寻找这个可据以做出最优决策的最合理的边际点,正是经济研究的一个焦点。因此,微积分法是研究最优化规律不可缺少的方法。

（6）边际分析：在经济学中，经常会遇到边际这一概念，如边际成本、边际收益、边际利润等等，从文献《赵树源.经济应用数学基础（一）微积分》看，经济学中的边际问题，就是相应的经济函数的变化率问题，即把一个经济函数的导数称为该函数的边际函数，边际函数在某一点的值称为边际值，总成本函数关于产量的导数称为边际成本，其经济含义是：当产量为q时，再生产一个单位（即 ）所增加的总成本 ；边际收益是指总收益函数关于销售量的导数，其经济含义是：当销售量为q时，再销售一个单位（即 ）所增加的总收益 ；边际利润是指总利润函数关于销售量的导数，其经济含义是：当销售量为q时，再销售一个单位（即 ）所增加的总利润 .

3结论：经济管理属于经济学门类应用经济学科，主要研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合理组织、合理调节的规律和方法，它包括两大方面：宏观经济挂历，即国家对国民经济体系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微观经济管理，即各类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各个劳动者的经营管理.经济管理融合多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注重总结实践经验和可行性研究。经济管理力求在盈利性、成长性和风险之间谋求一种良好的动态平衡.运用微积分将经济管理中的问题量化之后，能比较清晰的知道经济管理中企业规模、销售增长、市场份额、技术领先、品牌知名度等目标的实现情况，微积分主要着眼于变量之间的变化，即当自变量每发生一个变化时，因变量的变化程度。因此，随着金融市场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高等数学的知识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会计、审计、财务管理、市场营销、财政、税务、金融、工商管理等各个经济领域.要很好的利用高等数学知识,使经济管理走向定量化、精密化和准确化。

参考文献

[1]祁卫红，罗彩玲.微积分学的产生和发展[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02）：2-4.

[2]晏能中.微积分——数学发展的里程牌[J].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2-3.

[3]向菊敏.微积分在经济分析活动中的应用[J].科技信息，2009（26）：57-82.

[4]髙哲.浅谈微积分在经济中的应用[J].中国科技博览，2009（7）：103-126.

基数效用论的分析方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效用价值论；缺陷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4-0001-04

1844年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发表于《德法年鉴》，在这篇被马克思称之为“天才的大纲”里，恩格斯探索了价值、竞争、私有制、经济危机等一系列重要的经济范畴。虽然这篇早期文献在诸多方面尤其是价值理论上存在不成熟甚至是错误的地方，但恩格斯对于价值的天才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厘清效用价值论的缺陷和坚持劳动价值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的价值定义

恩格斯首先对萨伊（Jean.Baptiste.Say）、麦克库洛赫（John.Ramsay.McCulloch），以及李嘉图（David.Ricardo）的价值定义分别做出批判，在恩格斯看来，麦克库洛赫以及李嘉图认为：“物品的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1]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把竞争关系撇开，没有人会把物品卖得低于它的生产费用。”[1]此种定义的问题在于撇开竞争而抽象讨论价值问题，竞争使得诸生产者以生产费用为锚确定产品价格，一旦排除竞争因素，生产者就不可能按照生产费用出卖商品。另外，排除效用因素，生产费用对于价值的决定作用受到质疑――“假定某人花了很大的力气和巨大费用制造了一种谁也不要的毫无用处的东西，难道这个东西的价值也同生产费用一样吗？”[1]最后，生产费用的形成本身也就是建立在竞争之上。

在萨伊本人的论述中效用是“某种东西所具有的宜于或能够满足人类各种需要的固有性质”，而且“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2]由此可知，萨伊对于效用的定义偏向于客观效用，也即商品本身所具有的对人的有用性。而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认为：“物品的效用是一种纯主观的根本不能绝对确定的东西，至少它在人们还在对立中徘徊的时候是肯定不能确定的。”[1]唯有竞争，才能确定商品的价值。

因此，基于竞争对于价值两个方面形成的决定作用，恩格斯提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决定某种物品是否应当生产，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然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1]即在考虑竞争因素下，将生产费用以及客观效用结合以构成价值的完整定义。

二、效用价值论概述

“效用”这一概念早已有之，但包括萨伊在内的古典经济学家主要关注商品的客观效用，恩格斯则同时提到了“一种纯主观的根本不能绝对确定的东西”[1]和“物品固有的效用”[1]两种概念，前者即为主观效用，也即“边际革命”中经济学家主要使用的效用。主观效用注重商品带给人的主观上的愉悦或者痛苦的感受，并且从戈森（Hermann.Heinrich.Gossen）开始重点从效用本身或者抽象探讨商品服务给人带来的心理满足转向主观心理感受的变化量，边际效用递减以及等边际法则也从戈森开始萌芽。到19世纪70年代，“边际三杰”杰文斯（William.Stanley.Jevons）、瓦尔拉斯（Marie.Esprit.Walras）、门格尔（Carl.Menger）几乎同时提出边际效用理论，他们以主观心理评价为基础并引入数学分析工具对效用的变化量进行进一步规范化分析，门格尔提出价值取决于商品中最不重要部分的效用[3]，杰文斯提出价值的大小取决于最后效用程度的大小[3]，瓦尔拉斯提出价值来自于“稀少性”即“最后欲望被满足的程度”[3]的观点。总而言之，这一时期主流经济学家侧重于边际分析，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支配下随着消费数量的增加，消费者从每一次增加的消费中所获得的效用逐渐减少，因此边际效用决定价值的大小。

之后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Marshall）在综合边际革命以来各学派观点的基础上构建了现代意义上的微观经济学，以边际效用递减和边际收益递减为基础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成为经济分析的最基本模型。在价值方面，马歇尔综合了客观效用和主观效用，以价格论取代旧价值论，自此主流经济学不再关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而是以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为基础，从局部均衡角度探讨市场出清问题。数学分析工具、理性经济人假说，边际效用理论也成为经济学分析的主要特征。虽然之后的经济学家们针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存在的诸多问题，从交易费用、信息不完全及不对称问题、有限理性、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进行了修正，但是价值问题却再也没有进入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

三、恩格斯价值定义存在的问题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被马克思称为“天才的大纲”，也是自这篇文献马克思恩格斯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但是作为恩格斯早年的文献，《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包括价值定义的诸多方面尚且存在不成熟甚至错误的地方。在晚年书信中，恩格斯自己说道：“现在把《德法年鉴》上我的那篇旧文章重新刊载在《人民国家报》上是无论如何不行的。这篇文章已经完全过时，而且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只会给读者造成混乱”[4]，“……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现在已经完全陈旧了，不仅缺点很多，而且错误也很多。我担心，它引起的误解比它带来的好处多。”[4]另外，马克思从《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等一系列著作中构建并完善了自己的劳动价值论，对于恩格斯“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持保留和否定态度。

（一）对于李嘉图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误解

恩格斯“不是从原著而是从麦克库洛赫的解释间接了解李嘉图的”[4]，因此恩格斯眼中的李嘉图“跛脚”定义并非李嘉图原本的观点。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李嘉图明确指出：“一种商品如果全然没有用处，或者说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无益于我们欲望的满足，那就无论怎样稀少，也无论获得时需要多少劳动，总不会有交换价值。”[4]由此可见，李嘉图肯定效用前提的同时又否认效用作为价值要素的观点。奚兆永教授认为，竞争在讨论价值本质时是应该舍弃的[4]，李嘉图关于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理论固然存在一定问题，但恩格斯在分析时也做出了误读。

（二）主观效用和客观效用混合使用

萨伊的效用价值论所使用的是客观效用，也即商品本身固有的对于人的有用性，效用是物质财富的构成。马克思的使用价值实质上也是客观效用，也指商品对人的有用性。而后来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则抛弃商品的客观效用，着重分析增加商品的消费对于主观心理评价增量的影响，马歇尔虽然综合了客观效用和主观效用，但是彻底回避了价值问题转而注重价格论。可见，在价值问题上并没有经济学家将客观效用与主观效用混用。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却提出：“物品的效用是一种纯主观的根本不能确定的东西，至少它在人们还在对立中徘徊的时候是不能确定的。”[1]因此，“生活必需品应当比奢侈品具有更大的价值。”[1]同时，他又论述道：“是否有一种不取决于当事人双方、不为当事人所知悉、只以物品固有的效用为依据的规定呢？这样，交换就只能强制进行，并且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受骗了。”[1]对于主客观效用的混用使得恩格斯在定义价值时遇到混乱，“纯主观的效用同样应当被看作是价值本身，因为现在不可能有第二种效用。”[1]

（三）确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恩格斯试图将生产费用与效用统一起来，这样的思路符合探究商品经济规律的科学精神，但恩格斯最大的问题在于错误确定价值的来源。在古典经济学家眼中劳动、资本、土地是生产费用的三个来源，恩格斯此时并没有区分三个要素对于价值的决定关系，尽管他着重强调了劳动的作用，但并没有否认资本和地租作为价值来源的地位――“而劳动至少以土地，在大多数场合还以资本为前提”[1]，“这三者的作用截然不同，无法用第四种共同的尺度来衡量。”[1]除此之外，恩格斯也把效用作为价值的来源，“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面对这样混乱的价值源泉，恩格斯只好用竞争将资本、土地、劳动、效用相统一，但竞争机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恩格斯也并没有利用竞争形成完善的价值理论。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恩格斯与马克思一同完善了价值理论，最终形成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科学劳动价值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不仅成为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而且本身也解决了恩格斯所追求的生产费用与效用相统一的问题。

四、效用价值论存在的缺陷

尽管《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作为恩格斯早年作品存在诸多不成熟的方面，尤其在价值定义上并没有确立科学的价值理论，但是这篇“天才的大纲”中所折射出的天才思想仍然能够透视后来效用价值论的矛盾。

（一）效用无法精确测量

恩格斯指出，效用“是一种纯主观的根本不能确定的东西”[1]，精确命中效用价值论存在的第一个问题，即效用本身不能够精确测量。消费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人，无法获得关于所有商品的信息并对效用进行精确量化分析，加之每个人对于商品的偏好不同，所处的消费状况也不同。可见，主观心理评价对于消费者而言具有任意性与多样性，由此根本无法确定商品的价值。除此之外，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取决于边际效用，但现实生活中极少存在消费某种商品到边际效用为零的情况，因而商品的价值也不可能从事实上确定。

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家试图建立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来解决。基数效用论通过微分的方法将主观心理评价量化，再定义每一件商品所包含的效用数量，不过这种量化方式从数理上都难以实现，因而经济学家转而将效用边际变化量精确化，但是边际变化量的量化必须要定义初始值，而初始值的确定却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所以经济学家放弃了基数效用论转而通过序数效用论确定商品的价值。序数效用论不再试图对每件商品的效用或者边际效用进行量化，而是通过比较商品之间的效用大小来进行效用价值的规范化。然而这相当于回避了效用无法量化的问题，并且如前所述，不同消费者对于不同商品或者同一消费者在不同时间点对于不同商品的需求和偏好都存在差别，因此不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编制统一的序数效用表。故而，序数效用论最大的价值在于作为前提以规范的数学语言描述了供求曲线的形状，对于价值问题却并没有贡献。

价值的意义之一在于为商品交换提供统一的可度量的尺度或者比例，而这是效用价值论所倚重的主观效用却从根本上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社科领域由于人的心理和行为复杂性却很难对单个人的行为进行数学描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商品中所凝结的劳动量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度量，因而商品价值量也就可以通过劳动时间确定比例。马克思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石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与资本主义的剥削，在效用价值论下资本、劳动、科技等要素共同形成商品的效用进而共同参与分配，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实质。

（二）效用不反映生产成本

效用是人的主观心理评价，不同消费者对于同一商品所能带来的愉悦程度的评价也就不同。商品的平均成本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的变化趋势，并不能够从边际效用的变化趋势得到相关性解释。

马歇尔通过供求模型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建立生产成本决定的供给曲线和边际效用决定的需求曲线，通过两条曲线的交点即均衡价格描述生产成本与效用的关系，但是需求曲线是由序数效用论推导而出，由于序数效用论并不反映真实的需求情况，因而需求曲线也只能描述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下需求的变化趋势，模型中的需求价格也就是假设的价格，假设的需求价格的大小实际上也是以供给价格为依据的。

恩格斯指出：“价值首先是用来决定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然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1]虽然他的价值定义存在问题，但此观点甚至可以成为供求模型的文字描述，“效用抵偿生产费用”即为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均衡交点，马歇尔费尽心力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数学推导所形成的供求曲线，恩格斯早已道明原理。而根据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本身就具有成本属性，反映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各种稀缺资源归根结底是反映人的劳动消耗的，这样商品的交换价值、成本都可以通过劳动时间来描述，避免了效用价值论将效用与成本割裂的问题。其实，虽然恩格斯关于价值的定义存在一定问题，但其中所蕴含的科学精神却与劳动价值论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真理的探索需要一定的过程与曲折。

（三）效用在消费中才得到实现

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到：“物品的效用……至少在人们还在对立中徘徊的时候是不能确定的。”[1]言下之意，效用只有在被消费者消费的时候才能实现，但实现并不意味着确定，没有人会在消费商品之后还去评估商品对自己愉悦的改进，即便愿意评估也无法得出可比较的量化的评估结果。除此之外，边际效用更要等到消费到一定数量的时候才能得到大致确定，但是即便此时已经得到精确的效用量和边际效用，但消费者早已为商品支付了代价，也即商品的生产费用在交换中早已被确定。这是效用价值论割裂生产成本和效用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由于在此过程中消费者处于劣势地位，因而消费者时常要为不能满足需要的物品支付不必要的代价，在探寻同类商品中价值与效用大致相等的商品还需要经历一系列的试错过程，并且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在面对新商品和奢侈品时消费者要面临更大的风险。

与效用不能精确量化相同，割裂生产与效用的关系带来价值实现过程中交换比例不能确定的问题，商品的价值必须在交换过程中被确定，但生产所决定的价值与消费者所评估的效用在交换中由消费者承担风险与损失，因为在实际交换中就已经存在的价值不可能由消费中才评价的效用来决定。

恩格斯“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观点，实质上是把商品流通各个环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他试图通过生产费用与效用共同决定的商品价值来解决价值实现过程中滞后或者断层的问题，并联系生产费用与效用以实现价值的统一。尽管这种努力由于没有找到价值的真正来源而缺乏科学依据，但其本身也足以揭示效用价值论在无法确定商品交换比例与割裂生产费用及效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5-32.

[2] 代云.试论效用价值论的价值判断和客观基础[J].达县师范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