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劳动实践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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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劳动实践的打算范文第1篇

制的陌生的东西，但现在却变成了物质的剥削，而导致剥削的原因在于优先占有社会财富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当然，这种阐释也有利于把日常实践概念从基础主义意识哲学的论证义务和方法论困境当中解脱出来。而伯格与卢克曼继承了基础主义意识哲学的论证义务和方法论困境，为此，他们把青年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和晚期胡塞尔的实践概念等同起来。

然而，一旦脱离了反思哲学基础，生产范式要想承担同样的社会使命，至少会遇到三个新的问题。（1）生产范式严重束缚了实践概念，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劳动或产品制造这样具有范式意义的活动类型，与具有言说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其他一切文化形式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实际上，赫勒同样也把制度和语言表达形式看作是人的客观化。它们和严格意义上的劳动产品是一样的。（2）生产范式在一种自然主义意义上决定了实践概念，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交换过程中，是否还能形成一种规范内涵？赫勒断然指出，艺术家与科学家的生产活动始终都是一种有效的模式，可以创造性地打破机械的异化生活。（3）生产范式赋予实践概念以一种明确的经验意义，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劳动社会将走向终结，那么，生产范式会不会因此而失去其说服力呢？奥佛（ClausOffe）就此问题在德国社会学大会上致了开幕辞。我在这里只想探讨一下马尔库斯（G.Markus）曾经讨论过的前两个难题。

关于（1）：马尔库斯打算阐明的是，不仅工业产品——劳动过程的工具和产品，而且所有社会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甚至包括生活世界本身，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被看作是人类劳动的对象化或客观化。他分三步进行了论证。首先，马尔库斯指出，生活世界的对象因素把它们的意义不仅归因于生产的技术规则，而且归因于惯用的习俗。商品的使用价值不仅代表着消耗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和在其中运用的技能，还代表着它的使用关系和它能满足的需求。和海德格尔分析使用对象的物的特性一样，马尔库斯强调社会特性，认为这种特性是用于生产的对象所特有的，象是一种“天性”：“只有当产品与占有过程，即与个体的活动发生关系时，它才是一种对象化。在个体的这些活动中，主要的使用习惯得到了保存和内化，其中所体现的社会需求和能力再一次转化为活生生的愿望和技能”。

换句话说，不仅生产消耗的劳动力，而且消费占有的社会可能性，都在客体中获得了对象化。

第二，实践无论是把生产技术规则还是把实用性的功利规则当作取向，都是以规范为中介来分配生产资料和所生产的财富。这些行为规范确立了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并为不同社会角色的履行提供动力保障。而这些社会角色反过来又决定了行为、技能和需求的满足。这样，社会实践就表现出了两面性：一方面，社会实践是生产过程和占有过程，它依据的是技术—功利规则，并标示出社会与自然的不同交换水平，即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社会实践又是一个互动过程，它由社会规范调节，并把通向权力和财富（即生产关系）的不同压力表现了出来。后一过程把实质性的内容，即一定的技能和需要，注入决定分配地位的特殊结构当中。

最后，马尔库斯认为，生产范式的关键优点在于允许人们思考“这个二元过程的统一性”，即把社会实践同时理解为“劳动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从生产角度来看，可以“把人与人之以及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看作是同一个的过程”。这一论断是惊人的，因为马尔库斯本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明确区分生产和产品利用的技术—功利规则与社会互动的规则，所谓社会互动的规则，就是指建立在主体间相互承认基础上的社会行为规范。相应地，他还明确区分了“技术领域”和“社会领域”。他也不容人们怀疑，产品制造和自然运用意义上的实践仅仅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过程具有结构。相反，以规范为主导的互动意义上的实践，就不能依据劳动力的生产消耗和使用价值的消费模式进行分析。生产只是规范调节的一个对象或一种内涵。

不过，按照马尔库斯的看法，在至今为止的历史当中，技术领域与社会领域只有通过分析才能区分开来。在经验意义上，只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为决定，那么，这两个领域就会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于是，马尔库斯绕了一个弯子，认为生产范式只适合于解释劳动，而不适合于解释互动，目的是要确定通过在制度上区分技术领域与社会领域而形成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特征就在于：

“它把物质生产活动还原为它的本质特征：与自然的积极而合理的交换，也就是超越一切常规和社会统治的纯粹‘技术’活动”。

关于（2）：这样我们就触及到了生产主义实践概念的规范内涵问题。如果我们把人与自然的交换过程理解为一个循环过程，其中，生产与消费相互刺激，相互促进，那么，对评价社会进化的评价就有两个标准：技术知识的增长和需求的分化与普遍化。这两个标准从功能主义角度来看可以概括为互补性的提高。然而，今天没有人会再去主张，社会共同生活必须要随着社会系统复杂性的增长而改善自己的质量。生产范式所揭示的交换模式，与取代它而出现的系统—环境模式一样缺乏规范内涵。

但是，生产范式又是如何对待反思哲学教化过程概念中所固有的自主性和自我实现呢？这些规范内涵在实践哲学中能够得到恢复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尔库斯在规范意义上区分了两种实践概念：一种由处于外部自然约束下的技术—功利规则控制，在另一种实践中，兴趣、价值取向和目的则成为了主观自然的表现形式。

作为实践目的，马尔库斯从制度上区分了技术领域和社会领域，也就是区分了外在必然性领域和最终一切“必然性”都要自己负责的领域：

“社会批判理论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它把劳动范畴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劳动范畴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获得了实践的真实性。因为只有在这里……人才凭借他自身的目的意识行为成为其自身，而且仅仅由社会客观性来加以决定。社会客观性完全是针对人的，作为自然，它揭示了人的行为的界限”。

未来劳动实践的打算范文第2篇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复杂的资本和证券市场不断完善、银行业改革不断推进、在会计、财务报表、企业治理以及信息披露方面逐渐采用国际标准，在中国，适宜于并购活动的环境一天天发展成熟起来，为中国并购业即将出现的爆炸式发展做好了准备。中国观察人士的普遍预期是，未来数年内，中国的并购交易额将达到数千亿人民币。随着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机会的增加、对外方参与的开放度提高以及企业退出和清盘事件不断涌现，在中国，合并、收购、战略和财务合并、杠杆收购及管理层收购势必蓬勃发展。毫无疑问，中国将成为全球并购的风向标。

中国过去的政治和其它环境因素阻碍了基于经验的并购知识和实践的发展，因此，中国目前的并购业还刚刚处于萌芽状态。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并购业的实践者、专业人士，还有一股最重要的力量――企业经理人必须快速成长起来，以跟上中国经济和商业环境的巨变。

或许探讨并购事件的最好方式就是从问题的本质出发。并购不是一门科学。并购，尤其是成功的并购是一门艺术!艺术的本质就是拥有点石成金的魔力，这也是著名金融家乔治 索罗斯所说的“成功的金融活动”所必需的要素。当然，与并购相关的科学包括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政治科学和管制理论――这些是并购交易的“硬件”。但是，所谓艺术，则表示并购还包括战略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管理、对进行尽职调查的判断以及“人”的因素等“软件”。此外，并购活动其中还包括兼有科学和艺术特质的理论：博弈论、混沌理论、单元自动演化理论(Cellular automata)等。

不过，最密切相关的理论或许还是“预期理论”，其创立者摘走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预期理论颠覆了长期以来有关人们行事(包括并购动因)的信念。该理论得出的结论是，促使人们行动的动机不是获取利润，而是避免损失的愿望――这可能也是并购战略的动因。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便不是大部分的话，也有很多并购交易是为了追求“更多”，或者并购中常使用“成长”一词来表达这一含义。这种基本原因可以计算可以度量，当然是属于科学的，它跟艺术无关。

人类也是如此，成长并不一定就是“好事”。对于人类来说，成长可能导致机能的丧失，甚至于有机体的死亡。在并购中，成长也可能导致并购后组建的实体机能丧失或破产。有一点不要忘记，在并购用语中，并购交易组建的实体被称为“存续”方。这至少在概念上表明，并购交易中的另一方在并购过程中消亡。不过，真正对并购的逻辑合理性构成考验的还在于存续实体能否长盛不衰。

为了取得长期的成功，并购各方必须设定目标，这将使所有参与各方获益匪浅。进行并购的第一步是科学的：必须以实实在在的风险和回报指针来衡量想要达成的目标，还须计算并购成功的概率。而且，还必须对合并方进行详尽深入的尽职调查，以判断目标是否可以达成。拟议并购方的强势和弱势，以及合并后并购双方的互补性如何，这些都必须在进行交易前调查清楚。

在撰写本专栏文章、同中国的读者分享我的经验时，我不打算致力于讲解大量的科学方法和统计结果(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很多其他有关并购的文章中获得此类数据)，而是打算另辟蹊径，用中国的一个实例来阐明并购问题。

看看TCL―汤姆逊并购案吧。我认为，这笔交易应该属于并购交易(有合作，亦有合资)，而且是出于正确的原因进行的并购。双方业务确实具有互补性，各自的经营活动也甚少有重叠，因此，基本不存在冗余。各方的优势和劣势各不相同，具有很好的互补性。我将有意忽略可衡量可计算的(例如增长、可测量性、收入、利润等指针)的利学方法，因为我相信，这些都不过是并购交易的副产品，而不是交易的目标。

在TCL―汤姆逊并购案中：

――TCL拥有低成本劳动力基础，可以抵消汤姆逊的高成本劳动力基础；

――汤姆逊是一家西方公司(法国)，而TCL是一家东方公司(中国)；

――汤姆逊在中国市场没有优势，而TCL在中国国内市场占据领先地位：

――TCL在欧洲或美国市场没有优势，而汤姆逊有；

――双方都绕开了市场进入壁垒以及反倾销等贸易壁垒；

――各方都能重点关注其各不相同的核心业务；

――各方都能在自己所不擅长的领域利用对方管理团队的丰富经验；

――各方都不必在新的市场建立晶牌资本及认知度；

――双方在11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获得很大的竞争优势；

――双方都不必再花成本和时间用于建立新的销售网络；

――双方合并后，单个的地区性领导者成为全球性领导者；

――各方都将获益于独家或优先供应和销售安排以及授权、研发和其他专有技术优势等；

――各方都不必在当地新增人员费用和扩张，

――各方都将获益于合并后更广泛的产品组合；

――双方都不必调配大量投资或营运资本。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即便不考虑财务方面的好处，上述清单本身就已经相当引人注目。即使TCL－汤姆逊合并后的实体将超过索尼和松下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电视机制造商，收入、利润和规模的增加也都还是次要考虑的因素。这个庞然大物不过是上述清单所列出的并购理由所附带产生的副产品。收入和利润还不是并购交易产生的惟一动机，虽然对企业来说，这两个指针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一样重要。

未来劳动实践的打算范文第3篇

关键词：假期生活现状 存在问题 建议

DOI：

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04.210

一、总论

假期是大学生活的具体存在，如何度过假期对大学生的成长起着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大学生一年的寒暑假、周末、法定节假日等假期累计约187天，占全年总天数的51.2%[1]，而寒暑假累计天数约占总假期的50%。

本文通过调查问卷、网上论坛、面对面交流等形式，对在校大学生假期生活进行了调查。其中，问卷共发放1100份，回收1096份，有效问卷1088份，有效率为98.9%。

二、具体情况

从相关调查数据中可以得知，在校大学生的假期生活现状如下。

<D：＼123456＼学周刊・上旬刊201602＼飞腾＼飞腾 接排 2 126-240＼关于大学生假期生活的调查研究.tif>

1.留校学习，巩固专业知识，继续深造。近年来，出现了“考研热”“考公务员热”等现象。这体现了当代大学生对更深层次知识的渴求，更体现了当今社会对人才的迫切需要。而且，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科技社会的迅速发展，对知识层面的要求也更加严格，大学生已不再满足于为期末考试所学的知识，而是通过考研、考双学位等多种形式，提升自己的学业水平。假期时间成为了在校大学生努力深造的黄金时段。这在大一大二学生中并不多见，而在大三大四学生中比较普遍，约占调查总人数的21.3%。

2.社会实践拓展视野。马克思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再好的真理，没有付诸实践也不能说明什么。大学生代表了文化层次的较高水平且处于成年阶段，思想变得越来越成熟，捕捉事物的眼睛也越来越锐利，所要获得的能力也逐渐表现出需要的紧迫性。假期生活社会实践，是增加社会阅历，拓展视野的绝佳机会。本次调查中约72%的学生选择社会实践来充实自己，为将来建设祖国而努力着。

3.无所事事，玩游戏，睡觉。著名教育家潘光日先生说过：“学习没有止境，也就不宜有长时间的间断。”假期并不是让人放纵自己无所事事，而是让人脱离固有的教育模式，开始一种全新的、更自由的学习方式。显然，这部分学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白白浪费了假期的宝贵时间。

三、大学生假期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大学生的假期生活丰富多彩，但其中存在不少问题，值得反思。

1.对假期生活没有具体规划。即使部分学生有规划，但却没有具体的实施。以往调查显示，仅有35.6%的学生是比较有计划地对待假期的。这从大学生对待假期的观念里也可以反映出来，仅44.4%的学生希望自己的假期有计划，仅30.2%的学生希望自己的假期生活充实忙碌[2]。同样，在本次调查中显示，留校大学生中仅有少数对假期生活进行了合理安排，有明确的学习方向，而绝大多数学生对学习哪方面的知识并无明确目标，而是随心而定。

2.社会实践传统劳动工作多，专业相关岗位较少。调查显示，在社会实践中，在外打工从事普通劳动的人数占总人数的42.7%，而参加“三下乡”活动和志愿者的人数仅约占总人数的7.9%。问及原因时，多数人说，像这种更能锻炼人的机会太少，竞争太激烈。现如今，相当一部分企业对大学生假期社会实践持反对意见，愈来愈多的企业不喜欢接受社会实践人员。据日前TEAM杂志针对国内企业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70%的企业已经不愿意接受假期社会实践学生，认为实习生不方便企业管理的有63%，有81%的企业不会为实习生安排补贴[3]。这说明社会相关机制不完善，社会对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并不是太重视，同时也反映了企业对大学生实训没有起到较好的指导和引领作用。

3.除大学生个人主观上不重视外，外界的指导也较少。本次调查中显示，56.8%的学生表示，各大高校对假期生活几乎从来不进行指导;40.3%的学生表示，家长对自己打算如何度过假期几乎从不过问。

四、对大学生假期生活的建议

假期意味着全面接触社会，重新审视自我的机会。因此，假期的合理有效安排和计划实施，以及学校、社会、企业的正确引导，对大学生的成长至关重要。

1.制定详尽计划，严格实施。对大学生自己而言，假期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对此应有正确的认识，在假期生活中应有确切的目标，并对此目标做一个详细的规划，然后坚持实施。即使因为什么原因耽搁了，也要及时做调整，保证假期生活的有效性。

2.加强对假期生活的指导。对于学校而

言，应积极引导，通过开展“假期生活如何安排更有意义”“假期实践岗位如何选择”等诸如此类的讲座，让大学生更加了解假期存在的意义，更好地选择实践岗位，让汗水流得更有价值。

3.多开设实习位点，给大学生提供实训机会。对社会和企业而言，社会应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应对大学生多点关爱，建设更多的大学生实践位点，培养大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相关企业应多给大学生一些实训的机会，让他们在常规经营中了解公司运营模式，更好地找到自己的定位，从而为之努力拼搏。

五、结语

人生不是为了计较得失而存在，而是为了整个过程而存在。假期不是为了放纵自己而存在，而是为了潜在蜕变而存在。一个有意义的假期不在于你做了什么，收获了什么，而在于你的所作所为有没有让你成长，有没有让你和你的梦想更近一步。大学生肩负着民族复兴和祖国的未来，要充分利用各个时间段，不断提升和丰富自己，为以后步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吴小彦.大学生假期生活现状概述及建议[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12）.

[2]经素.尹志丽.当代大学生假期闲暇生活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

[3]毛静，徐原久.关于大学生假期社会实践的思考[J].中国地质教育，2008（2）.

基金项目：本项目在山东中医药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平成，获得2015年度大学生研究训练（SRT）项目支持，项目编号为：2015147。

本文的通讯作者为陈亚楠。

作者简介：

未来劳动实践的打算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民工；生计资产；可持续生计；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11(03)－00103－07

一、引言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与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一个新兴劳动群体，他们在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为中国发展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因规模的日益扩大，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动原因、就业、养老及其政策等与农民工相关的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2008年全面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大约两千万农民工(约占当年农民工总量的15.3％)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农民工群体成为受冲击较大的群体之一；然而截至2007年底，2.26亿农民工的“打工”收入占中国7.28亿农民非农总收入的90％，外出务工已经成为大多数农民生计的主要手段。金融危机使得农民工生计问题成为新的关注热点。

“生计”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既可以表征生活状态，也可以理解为谋生方式，还可以是产生计策。在个人和家庭层次，目前受到广泛认可的“生计”概念主要关注资产和在实践中所拥有选择之间的联系，以及在此基础上追求创造生存所需的收入水平的不同的行动。生计“包括能力(Capaci-ties)、资产(Assets)以及一种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活动(Activities)”。基于对生计的上述定义，DFID发展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阐明了在特定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背景下，个人和家庭如何通过一系列生计资产(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及物质资本)来追求不同的生计策略(农业集约化／粗放化，生计多样化和流动)，进而影响不同生计结果的产生，实现可持续生计。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围绕解决贫困问题展开，已广泛地应用到农户生计现状、农村发展方向确定、制定发展策略等农村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和实践。

我国学者主要使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探讨失地农民(包括工程移民)、农村农户生计问题，直接探讨农民工生计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关于工程移民生计资本的研究，以及女性农民工以就业能力为核心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是目前直接将可持续生计概念应用到农民工问题的有益尝试，但都不是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系统研究。然而，与农民工生计相关的流动原因、经济收入、职业地位、社会福利以及是否定居城市等问题一直是国内学者的关注热点。

本文依据农民工生计特点，对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进行重新解读，探讨将其用于农民工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而基于该框架，特别是利用有关生计资产的定义和分类，对目前有关农民工生计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本文第二部分简要介绍可持续生计框架，基于农民工研究特点，提出对这一框架的重新认识；第三部分总结农民工生计资产和生计策略相互作用、以及农民工生计资产和生计结果相互作用的研究进展；第四部分在探讨利用可持续生计框架研究农民工问题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二、对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重新认识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国际发展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总结扶贫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赋权、能力为主要内容的生计概念，为研究者提供观察和研究农村扶贫、环境保护等农村发展问题的新视角。农户生计决策不是自由的，而是受着经济(资产、技术、收入等)、社会和资产的约束；分析、了解资产状况和构成，有利于从微观层面上理解农户的生计行为及其后果。随着生计概念的发展，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并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农户的贫困、风险、脆弱性、性别等行为与策略，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和成效。由于对生计概念的不同理解，有不同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其中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建立在Chambers等对贫困性质进行理解的理论基础上，因其可以有效洞察风险冲击与贫困的关系，为在实践中解决贫困问题提供有效思路，而广受关注。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中，生计资产构成的生计五边形在该框架中居于核心地位。目前，被普遍接受的农户生计资产划分是：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表1给出了五种生计资产的含义和包含的主要内容。

关于生计资产，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一方面，不仅不同类型农户所拥有的生计资产差异较大，而且同一农户所拥有的上述五种生计资本可能也存在差异，所以图1中的生计五边形可能不是规则的，如果用线条长短表示资本的多少，极端情况是相应的连线汇聚为一点，表示没有生计资产。农户个人或家庭总是依靠自己所拥有的资产状况并通过资产的组合与转化形成自己独特的生计策略和风险管理策略。

另一方面，资产既会积聚，也会损耗，还会短时间地完全被破坏。特定风险环境会带来逐渐的变化和突然的冲击，制度和政策外部环境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趋势也能影响生计策略的选择和生计活动的实施。目前，这一概念已逐渐被一种叫做“脆弱性”的术语所取代。脆弱性是指由于缺乏资产、权利和能力，面临自然或社会风险等导致的福利下降的可能性；是衡量家庭抗风险能力的指标，家庭脆弱性的降低和抗击风险能力的提高取决于其所拥有的资本以及组合方式，不同的资本数量以及组合方式又会产生农村家庭不同的生计选择。脆弱性分析方法已经在国外发展经济学界和扶贫机构中广泛采用。然而，其研究对象的主体却仍停留在与贫困有关的农户家庭上。近年来，国内也有学者使用生计及脆弱性概念对贫困农户进行研究，但是理论上的研究仍较大地滞后于实践的需要。

以农户家庭为研究单位，如图1所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围绕生计资产划分，将什么因素影响生计资产、生计资产组合如何形成生计策略、生计策略对生计后果的影响、政策和制度环境对脆弱性影响以及生计后果如何反作用到生计资产等五个相互联系的基本问题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不仅强调了脆弱性／风险对生计资产的影响，生计策略形成过程中政策和制度的作用；而且还关注宏观政策与微观农户个体的交流、沟通，将生计策略形成、影响及其后果的理论研究与降低风险冲击及消除贫困的实践相结合。因此，该框架不仅是对与农户生计、特别是贫困问题有关的复杂因素进行整理、分析的一种方法，而且被实践证明是研究和改善农户生计一个理论联系实践的可行范式。

虽然人口流动已经被纳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而且人口流动大多属于农村问题，但是生计与流

动相互影响关系比较复杂：流动既可能是受贫困驱动，也可能受到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作为一种生计策略，流动既可能降低风险，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流动又可能对生计带来新的冲击和风险；同时，人口流动的形式，例如国际移民和国内流动，对生计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因此，利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对流动人口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见，但有学者已经明确指出，可持续生计框架对流动的研究必需在特定的社会情景下进行。

中国农民工家庭是将外出进城务工作为其生计选择的农户，因此图1所示的分析框架原则上也应该适合农民工问题研究，可以直接为农民工生计分析提供基本思路和方法；另一方面，目前的农民工研究也需要引入可持续生计框架。

在理论上，目前农民工研究理论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经济学，而可持续生计框架将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和灾害学等学科加以综合，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为农民工研究提供更加宽广的理论基础。

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农民工流动这一生计行为不但受政策等制度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文化、观念等非制度因素的作用，而流动本身反过来又会对这些制度和非制度性因素产生影响，因此这是一个动态的、非线性、有反馈的复杂过程，单一分析方法和策略已经难以满足需要。可持续生计框架本身的多学科交叉特征，为多种方法的集成应用提供了平台，也就为农民工研究提供丰富的方法选择和组合。

在研究对象上，目前的研究虽然在宏观上涉及农民工的流动的政策和制度，在微观上其流动原因、婚姻、养老、子女教育等也广受关注，但是这些研究多相对孤立，缺乏在统一逻辑框架中的相互联系和印证。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不仅将目前有关农民工的研究加以整合，而且还可以将风险冲击、脆弱性等以前较少涉及的研究对象纳入农民工研究范畴，为系统地、全景式地认识农民工生计问题基础。

在应用上，作为一个公共管理问题，农民工研究本身具有极强的现实应用需求，虽然目前很多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但是由于相应研究范式缺乏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设置，使得许多政策建议难以操作，但是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强调宏观政策实践与农户个体需求的联系，改善农户生计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可操作性较强，可以较好地弥补这一缺憾。

三、农民工生计研究的现状

目前有关农民工的多数研究本质上紧密围绕生计展开，只是没有明确地将有关研究纳入完整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相关研究只是涉及该框架中的部分内容，其中相对较多的研究集中在有关生计资产与生计策略、以及生计资产与生计结果。

(一)生计资产对生计策略的影响

与农民工外出务工这一生计策略选择相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关注外出务工动因，旨在揭示在同样的宏观环境中，农民选择离开家乡到城市务工的决定因素；另一个是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因为随着农民工在城里生活时间的增长，农民工的生计策略发生了变化，有的打算留城定居，有的打算返乡务农，有的打算返乡从事非农职业。影响农民工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很多，除了城乡经济差异、户籍制度、个体人口学特征等常见因素外，还涉及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个体层面的微观生计资产因素：

在中国，耕地资源作为农民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可以用来衡量其自然资本的存量，如果一个人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多，其自然资本的存量也就越高。在早期关于农民工个人自然资本对其是否做出外出务工决策的影响研究中发现，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可能性与个人自然资本的拥有量成负相关；土地作为农村劳动力农业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当土地面积过少，其对农业收入的预期会降低，相比之下，更容易选择外出务工这种可以带来高于其农业收入的生计策略。

以教育、职业经历为主的人力资本已被证实对农民工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重要作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劳动力更愿意选择进城务工，不愿意选择留乡务农。但有的研究则表明，农民工所受到的教育程度虽然会影响留城决策，但是这种影响模式不是线性的，而是呈现出一种非线性趋势。已有学者在深圳的调查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选择返乡务农的可能性很低，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留城发展或返乡非农就业。在四川的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农民工不一定选择进城务工，而更倾向于选择留乡非农就业，具体表现为：同没有接受正规教育的人相比，小学和初中的外出概率比较高且呈递增趋势，但是高中文化程度的人与没有显著差异。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下，农民工不能和市民处于同等的社会地位并享受同样的福利待遇，反倒会遭受城里人的歧视且会面临生活成本高、收入不稳定的局面，对于受过较好教育的人而言，相比之下其在家乡就业可以得到更多的尊敬，生活成本也低。

社会资本是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根据农民工的流动特点，有学者将其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传统型社会资本指农民工的亲缘关系网络和地缘关系网络，另一种是现代型社会资本是指农民工的业缘关系网络。传统型社会资本是农民工得以流动的主要社会机制。但当农民工来到城市以后，传统型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工选择定居城市的生计策略具有阻碍作用。这一方面是由于随着其身份的转换和时空转变，其传统型社会资本基本已被强制性割断；另一方面传统型社会资本阻碍了农民工与城里人的交往，不利于其进一步融入适应城市生活。农民工如果选择想留在城市，就必须突破血缘和地缘等传统社会资本的束缚，重新建构现代型社会资本。研究表明，农民工在城市里再构建的现代型社会资本越多，其在城市获取资源的数量就越多，其获得更高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可能性也越大。同时，随着现代型社会资本规模的扩大，其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属感也越来越强，其选择定居城市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二)生计资产对生计结果的影响

目前与农民工生计结果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经济收入、职业分层或职业地位、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从资本视角探讨农民工生计资产对其生计结果影响的研究又集中在前两个方面，且涉及的因素主要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多数实证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职业经历、职业培训等反映人力资本特征的变量是影响农民工职业分层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作为反映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指标会直接影响其就业机会和就业能力，并最终在职业地位上体现出来。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进入相对较高的职业层次，相反则从事低层次的工作的可能性越大。然而，由于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的匮乏，其在职业地位上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所从事行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不仅收入低，而且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也使得他们没有时间、精力和能力对自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由此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在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其经济收入的影响方面，有的学者指出教育程度、职业培训情况对其收入的影响比较显著。但也有研究

表明，农民工的教育回报并不十分明显，尤其是同城市居民相比，回报率还明显偏低。这种现象的产生并非是否定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发展的影响，而正可以印证贝克尔的观点，即劳动力市场被制度性地分割会很强地影响人力资本回报率的高低。

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收入和经济地位的作用甚至可能超过人力资本，因为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型社会资本在农民工的城市生存阶段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农民工进城初期，受其自身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限制，加上城里人自我保护的心理对农民进城的排斥，所以他们更倾向于依赖亲缘和地缘这种比较初级的社会资本，来获得工作信息或工作，追求物质上的生存。尽管传统型社会资本有助于农民工获得信息、经济和精神的支持与帮助，对满足其基本生存具有重要作用，但却难以使他们实现更大的社会地位的跃进和提高。农民工要想在城市获得更好的发展，就必须突破传统型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的限制，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重新构建现代型社会资本。有无再建构现代型社会网络的农民工，其在城市的收益有明显差异。也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于不同农民工群体经济收入的影响力度不同。对于那些受教育年数较低的民工来说，“使用社会资本”将比“不使用社会资本”给他们带来更高的收入；而在受教育年数较多的农民工中，“不使用社会资本”而凭借自己能力的人将得到更高的收入。

(三)讨论

农民工生计研究虽然已经从不同侧面对生计进行了“点”上探讨，特别是上述生计资产影响因素分析以及生计资产对生计策略和结果的影响研究，但是这些研究“点”还没有形成从“脆弱性生计资产生计策略生计后果生计资产”这一相互作用的生计研究链条；不但缺乏对农民工生计资产及其组合的系统研究，也很少考虑影响农民工生计的风险和脆弱性等环境因素，还忽视政策因素对脆弱性和风险影响的考虑，缺乏政策对生计资产和策略的影响。总之，目前农民工生计研究虽然已经涉及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某些环节，但是并没有按照该框架系统地展开，可能原因是：

第一，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还没有被广泛应用。一方面，虽然生计问题已经广受重视，但可持续生计框架被完整提出和应用的时间还不长，因此，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提出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扶贫，因此使得该框架的研究和应用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第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需要多学科知识背景，方法比较复杂。由于生计问题涉及范围广泛，而且受到自然和非自然众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提供了一个将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等多理论和多方法综合分析的平台。正是由于理论和方法的复杂性，使得这一框架虽然具有清晰、简洁的机理，但是系统研究和应用却相对复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应用。

第三，农民工生计问题研究相对复杂。一方面，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外出务工不仅是一个谋生策略选择问题。还伴随着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观念和行为演化，因此，使得农民工生计问题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农民工生计问题的复杂性促使来自不同学科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切入进行研究，而这些研究之间缺乏必要的互动，致使生计的系统性被破坏，例如，虽然目前的研究或多或少地涉及生计资产的某些部分，但是，系统地依据生计资产定义和分类的研究还很少见到。

四、研究展望

外出务工是目前中国农民重要的生计策略选择。然而，只有当外出务工能够促使广大农户“应对、并从压力和打击、震荡中恢复，在当前、并长远地维持乃至加强其能力与资产，同时不损坏自然资源基础，才是可持续性的”，才符合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维护农民工生计可持续不仅是农民工个人和家庭的生计问题；还涉及到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和公民社会建设等各个层面，对中国未来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不可回避、亟待解决的公共管理问题。2008年开始加剧的国际金融危机为全面认识和深入研究农民工生计提供了契机。目前生计资产、生计策略和生计后果等与农民工生计相关的内容已经逐渐受到逐渐重视。作者所在课题组基于2005年深圳流动人口调查数据，以社会互动关系作为切入点，系统探讨了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农民工收入、职业阶层和发展意愿等生计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是与目前相关一样，这些研究还没有被纳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难以系统地认识和解决农民工生计问题。因此，建立农民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进而研究农民工生计的现状、成因和后果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

基于农民工本身的特征，对如图1所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进行必要的修正，以形成农民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应该是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应用于农民工生计研究的重点和关键。生计资产变化、风险及脆弱性等问题是建立农民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应该着重研究的内容，具体地：

第一，关注流动造成的生计资产变化特征。生计资产不仅是可持续生计分析的核心内容，也是农民工生计的基础。一方面，流动前后，农民工拥有的生计资产变化显著，流动前其生计可能更加依靠自然资本，流动后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可能相对重要；另一方面，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日益壮大，他们的生计资产及其组合可能和老一代农民工差异巨大，例如家乡的土地等自然资本可能依然是老一代农民工重要的生计资产，而“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很少考虑回到农村，可能已经将农村的自然资产从其生计资产中去处，而更加关注人力资本等生计资产对其生计的影响；此外，由于地域和职业选择，流动也造成不同性别农民工的生计资产差异，例如有些职业只适合女性，而有些职业更加适合男性，这可能促使男性和女性农民工具有不同的生计资产组合模式，进而使得生计资本具有显著的性别特征。

第二，重视农民工所面对的独特风险及其脆弱性。农民工外出务工显然丰富了其生计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应对传统自然风险对生计冲击的能力，然而，由于其生活和工作场域的变化，面临的风险冲击的类型和可能性无疑增加了，例如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对农民工的影响更加突出。因此，在新框架建立时，需要考虑非传统冲击对农民工生计资产的影响。

第三，考虑农民工生计环境变化。农民工生计框架不仅要关注农民工对政策和制度的需求，以及农民工流动政策的相关针对性和发展变化对农民工生计策略的影响；同时，也要考虑流动造成农民工生活和工作场域的文化、风险冲击等非制度环境变化。

未来劳动实践的打算范文第5篇

一、放飞孩子的梦想，托起明天的太阳主题班会。

在班会上，我主持的专题叫美丽照片，精彩北京，做这个活动我的初衷是想借照片展示给没到过北京的山村孩子们一个感性的认识，那些照片都是我去下乡之前亲自到北京各大景点拍摄的(包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故宫、新华门、中央电视塔、中华世纪坛、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我的这个专题在班会上是第一部分。当我给孩子们一张张地做讲解的时候，孩子们那种渴望知识的眼神深深的打动着我、震撼着我，勤奋、刻苦、努力、上进是在场的每一个孩子都具备的，从他们那双充满求知欲的眼睛里，我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

和孩子们一起的几个小时里，我过得快乐而充实，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当学生代表给我们佩带红领巾的时候，我真的很激动，激动的程度不比我第一次带红领巾的时候差;当孩子们用洪亮的声音唱着《好一朵茉莉花》时，我不知为什么，也许是一种冲动。我的眼睛开始模糊了，我想我真的是被他们感动了，被他们的纯真、活泼、朴实感动了。

在这些孩子的身上，我真正到了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这句话的深刻含义，让我感觉到我的做法是对的，如果这次活动能增强他们对未来美好的憧憬，那我们的这个活动就算是成功了!

我们的这次活动得到了当地领导、老师、同学的一致好评。其实我们的活动时间是有所改变的，不是严格按照计划的。计划是到达的第二天开展这个主题班会的，但我们到达的那天已经是晚上六点了，食宿问题还没有安排妥当，所以第二天开展活动的条件根本不具备，我们就马上开会，一致通过决定第三天再做。实际证明，我们的调整很正确，主题班会因为准备的充分，所以开的很成功。这也告诉了我们在以后的中，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计划是很必要的。

二、走访农民，寻找科技带头人。

为了尽快了解旧堡村，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就和村干部进行了座谈，座谈会的地点就在村委会，形式很简单，但内容却很充实。

村干部介绍说：旧堡村共一万三千亩耕地，二十六眼机井，平均三、四亩地就有一眼井，不算缺水。种植的主要作物是玉米，其他还种一些蔬菜，象豆角，西红柿什么的。养殖业也不算发达，正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还没有形成什么规模，主要品种比较单一，就猪、牛、鸡等传统品种，特种养殖还没有。

我是农大东区学机械的学生，这次下乡的目的有一个就是调查一下农业机械在农村的普及程度和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机械。但当我问到这个问题时，村干部很干脆的回答：我们村根本不存在农业机械化，一切农活全部由农民手工去做，完全是原始的东西，不存在什么机械化。当时我真的很惊讶，问他们为什么不用一些机械代替人来做这些重复性很强有很繁重的时，他们是这样回答的：如果都机械化了，那不就有更多的剩余劳动力了?我想农民他们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也许他们就是这么认识的，我们的任务是来调查的，在短短的几天里，我们不可能改变他们的，就没有在往下追问。

于是我就转换话题，说：在现在的这种耕作过程中，有没有哪种是农民认为比较繁重的，希望由机械代替的?村干部想了想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玉米杆被收割后，剩余的部分，一部分在地里，一部分在地上，农民处理起来比较费劲，现在全凭农民用锄头一棵一棵的往出挖，又费时又费力。希望能有一种机器代劳。

我个人认为，市场上应当有这种机器，只不过当地的不是很丰富。打算回来在网上或者从别的渠道帮农民们找找，如果真的没有的卖，那下次学校再举办创新大赛，我就做这个机器了。

其他的队员也就他们自己的专业问了些问题，例如，学的就比较关心农业的法规政策等问题，像税费改革什么的;学化肥的就问的是作物的一些疾病。在他们问的时候，我就仔细地听，然后认真地作笔记，我想虽然这些跟我的专业不相关，但是多知道一些总没有坏处。

座谈大概持续了两个小时，我们对旧堡的总体情况有了个整体的认识，但光听村干部讲，是绝对不能完全了解的，所以我们决定下午亲自到农民家里去看一看。

吃过午饭，我们来到一家养羊的专业户，它是全村开始养羊较早的一家，直到今年已经5年了。我们去的那天是下午，正好他丈夫赶着羊群去放羊了，家中只有女主人和3岁的小女儿在，15岁的大女儿今年开学上初二，放假去学校补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