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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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数学教学；建构主义；知识构建

近年来，基础教育一直在进行新课改，一直在寻求一个符合现代教育的模式。新课改秉持着“实践出真知”的理念，也一直在讨论与实施、反思与调整中持续改进。与此同时，建构主义因其理念与现代教育不谋而合而被充当新课改的思想武器，为现代教育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但是，目前有一部分人仍对建构主义有着比较消极的观点，他们对建构主义过于拥护或是排斥，这都导致了在运用构建主义时得不到应有的效应。在数学教学领域内，各教育人士也同样一直在对建构主义做一些探讨。

一、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的鼻祖是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1966年他第一次提出了建构主义的观点。[1]建构主义起源于让?皮亚杰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理论，它很形象的说明了人类认知学习的过程并很好的总结了认知的规律。构建主义较好地说明了学习的发生、意义的建构、概念的形成等认知过程的形成，还诠释了什么是理想的学习环境。一直以来许多学者在让?皮亚杰建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各方面的知识角度以及时代的背景，对建构主义进行了相应的演变与发展。譬如维果斯、斯腾伯格等学者对建构主义的探索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研究都推动了建构主义的发展，同时也为建构主义教学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2]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认为认识是一种以主体已有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主动建构过程。知识不是简单的、被动的镜面反映，而是学生在教师的适当引导下运用已有的知识基础与实践经验来诠释对新知识的理解，这便是建构主义在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二、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知识建构的策略

1.知识与情境结合教学

建构主义数学教学中认为教师应该擅长于设定一定的合理的问题情境，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学生主动探索研究问题的本质，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在建构主义数学教学中，教师应该结合学生的阅历与当下时展需求，营造出现实生活中的情景，巧妙设计比较具有趣味性的问题，以兴趣为导师辅助学生主动提高自主学习能力。譬如，A、B两国地处海峡两岸，现为加深两国的合作与交流，两国决定打造一条海底隧道，在A国测得隧道走向是北偏西 。为加快工程进度，现今决定A、B两国同时开工，那么在B国要以北偏西多少度开工，才能使隧道准确接通？教师可适当的设计这类结合实际需求的问题，并寻求适当的时机抛出问题，这可以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主动的进行问题剖析——建构模型——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在这学习过程中，教师还可适当的补充一些相关的课外知识，再丰富学生的视野的同时，抓住学生的注意力。[3]构建主义数学教学情境结合的学习模式更注重的是学生思维能力的锻炼以及自主学习能力习惯的培养。另外，形象的情景教学可以更好地让学生理解并掌握理论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2.教师与学生角色互换

建构主义数学教学理论认为数学教学不应该只是教师一味的灌输知识，学生纯粹的接收。与传统基础教学相比，建构主义数学教学结合了实际的需求，适当的调整了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关系，使学生由传统教学中的被动者变为建构主义数学教学中的主动者。在建构主义数学教学的观点下，教师应该只在必要时刻予以学生一定的引导与评价，而不强迫学生接受“填鸭式”的教学方式。[4]而学生在建构主义数学教学中应该当担当起教学中的主动角色，自主的用已有的知识基础和实践经验进行对新旧知识与课内外知识的构建。当然，教师在此过程过程中还要充分的发挥评价者的角色，及时的对学生进行客观的评价，以便学生可以更了解自身的优缺点并及时进行处理。这种必要的角色互换建构主义数学教学并不是就否认了教师的重要性，相反的，在建构主义数学教学方法中教师起着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对教师的要求也比以往要高。在教学过程中，为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过硬的专业素质，高尚的职业道德以及广泛的知识面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建构主义数学教学中强调学生是认知的主体，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整个数学知识建构过程中教师是调控者，是引导者，是评价者。当数学课堂偏离所想要的教学方向时，教师要及时进行调整，时刻把握住教学方向；当学生思维受到阻碍时，教师要及时发现，并适当的启发学生寻找新的突破点，引导学生自己发现问题的本质；当学生对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时，教师要正确的予以评价，给予学生及时的信息反馈，以便于学生正确的做出自我评价。这些都是在培养学生知识建构时非常之关键的。但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如何更好地在数学教学中对学生知识建构的培养还需要各界人士的不段探索。

参考文献:

[1]胡亚红,王卫红等.基于建构主义的离散数学教学探讨[J].计算机时代,2012,(01).

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范文第2篇

【关键词】建构主义；认知学习思想；实验教学；探究式教学模式

一、前言

化学实验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的课程，也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主要阵地。其目的在于使学生通过动手操作相关的化学实验，然后掌握与之相关的化学原理和化学规律，然后利用化学语言对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是实验课程的主要作用和特点。化学实验课程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以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在我国过去的化学教学中，实验课一直是被忽视的课程，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不具备实验的条件，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不与考试成绩挂钩，不能代表教师的教学业绩，因此，很多老师不愿浪费时间在上面，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学生的化学思维，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这种教学理念明显无法跟上我国新课程改革的需要。高中化学实验教学的目的在于引导学生主动的进行思考，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构建关于学习内容的知识框架和体系是具体实施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和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一致的。

二、关于建构主义的教学理念

建构主义兴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多位教育领域专家和多种教学思想想融合的产物。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它认为：学习是一种自我建构，个体思维的发生过程就是儿童在不断成熟的基础上，在主观看法和客观存在相互作用中获得个体经验和社会经验，使得内部图式不断协调和平衡的过程。杜威的“从做中学”的五歩教学法；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其理论代表了建构主义理论中的核心观点，即认为，学习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的过程，而是根据已有的知识经验，通过自我的主观认知，在对新的知识进行理解的基础上进行重新的建构，强调了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在学习中的重要作用。

三、建构主义指导下高中化学实验教学的策略研究

化学是一门带实践性、带探究性的学科，尤其是实验部分，实践性更突出。实验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理论课程中讲授的内容进行巩固和深化，加强理解和拓展，激发学习者的思维和想象能力，而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教学模式主要有支架式教学模式、 抛锚式教学模式、探究式教学模式。笔者认为，根据建构主义的理论，高中化学实验课的教学可以采取的策略主要有：

1.创设问题情境，引起学生探究的兴趣

建构主义强调主动学习的方式，在实验教学中，创设问题情境是引导学生进行探索的重要手段，例如，在通过实验分析氨气与水的反应时，实验之前，教师就可以设置以下的一些问题：？喷泉实验的现象是什么？反映了氨气的哪些性质？？反应的产物是什么？怎样证明？你认为反应的机理是怎样的？然后让学生自己动手进行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出现的现象较多，教师应该让学生注意对实验中的现象做好记录，获得对氨气的性质的初步认知，然后让学生自己建构当中的原理，并探究当中的化学反应原理，并对实验的规律进行总结，对步骤进行归纳，使学生探知新鲜事物的兴趣能够得到激发。

2.优化学生的化学认知结构

学生的原有认知结构是学生进行建构学习的必要条件。但是学习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因此，在化学的实验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要让学生学会优化自我对化学的认知结构，这样才能够不断巩固原有的知识，然后将新的知识纳入原有的认知架构中。其主要的方法就是：①深入了解学生的原来所掌握的化学知识体系；②实验的设计最好能激活学生的原有的知识体系，使新的实验与学生原有的知识体系相联系。③通过设计新的实验，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激发学生的探索新知识的欲望和学习动机。④让学生重新不断地构建知识网络，增强新旧知识的相互作用与联系。

3.实验结束后要让学生进行总结

实验做完了不代表实验的整个过程就结束了，实验后的总结是最重要的，是反映学生实验效果的重要依据，也是学生建构新的知识体系的重要方法，即可以让学生反思自己实验中学到了什么、自己在实验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自己是否真正地掌握了新的知识。因此，教师一定要注意让学生做好实验总结。另外，教师也要注意对学生在实验中出现的问题做总结，对一些做的好的给予表扬，以促进学生自信心的提高，使学生能够在下一次的实验中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实验，探索新的问题，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同时也能够让学生反省自己在实验中存在的不足，促进以后实验水平的提高。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建构主义理论是适应我国高中化学教学改革的重要理论支撑，符合学生学习认知的过程，是一种值得深入探究的学习理论。笔者主要对与建构主义有关的理论进行了阐述，并对建构主义指导下高中化学实验教学的策略进行了探讨，希望能为相关的研究提供部分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岑仁强.建构主义指导下的高中化学实验教学探索[J].学科教学.2010.3：60-61

[2]朱方仕.建构主义在中学化学实验教学设计中的有效应用[J].教学研究.2012.2：9-11

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范文第3篇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国际学院，天津300191）

摘要：小组互评打破了课堂教学的固有模式，把学生放在中心位置，有助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建构主义、社会学习理论、语言习得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都从理论层面上给予了小组互评这种合作学习方法强大的理论支撑。鉴于此，在英语写作课堂中融入合作学习能对英语教学产生积极影响。

关键词 ：合作学习；小组互评；建构主义；英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6—0050—02

收稿日期：2014—02—02

作者简介：刘月圆（1982— ），女，天津人。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国际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教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杨齐（1983— ），男，天津人。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国际学院，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一、引言

写作是英语学习者重要的输出技能，但是，学生的作文往往不能令人满意，常常是拼写和语法错误随处可见，且没有真正掌握英语文章的固定书写格式。

小组互评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教师可以把班级分成若干小组，学生依据作文篇章、结构和词句方面的写作规范对别组的作文进行评判。在此过程中，组内的学生之间也可以进行交流讨论。这有助于学生运用更高一级的批判性思维，也鼓励了学生之间的合作学习。合作学习有强大的理论基础，也符合写作思维过程的本质。

二、理论基础

（一）合作学习理论

合作学习在美国的教育界有很长的历史。早在20世纪初，杜威就批评当时教育届激烈的竞争氛围，并鼓励教育家们营造一种民主、宽松的教育环境。在20世纪40年代，这种思想被复燃的竞争意识所取代。到了20世纪60年代，合作学习又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与接纳，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取得实质性进展。［1］它对于改善课题内的社会心理气氛，大幅度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促进学生良好的非智力品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被人们誉为“近几十年来最重要和最成功的教学改革”。［2］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教授约翰逊是合作学习理论的开创者，他认为合作学习就是在课堂学习中运用小组的方式，使得每一个同伴都贡献自己的力量，发挥自己的优势。［3］概括来说，合作学习就是采用小组的团队组织形式，小组成员在组内通力合作，共同努力，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自身及同伴的学习成效。

（二）认知心理学理论

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理论是指学生不能独立完成，但在教师或同伴的帮助下能够完成的任务。［1］维果茨基认为，学生们应该处于的学习氛围是：经过他们的努力，他们可以明白所学的知识，而且，在这种气氛中有来自老师和同学的智力支持。有时候，最好的老师就是能够帮助解决问题的同学，因为他可能就在这个“最近发展区”中。因此，小组成员在组内进行协同学习时，就是置身于一个“最近发展区”中，水平参差不齐的同学可以相互学习，互相帮助，达到共同学习的目的。老师们应该以各种例子引导学生，并尽量创造学生们互相合作的机会。［3］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Piaget）指出，人类的思维从出生到完全成熟经历了显著变化，其中有四个方面的影响起着重要作用，包括生理成熟、日常活动、社会经验和心理平衡。其中，皮亚杰对于第三点是这样解释的：在人们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总是与他周围的人相接触，人们的认知发展也深受这种“社会传播”的影响。或者说，人时时刻刻都在与周围人相互交往，观察、学习周围人的各种表现。

（三）语言习得理论

近年来一些社会学家指出，外语教学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让学生掌握单一的“语言能力”。比“语言能力”更重要的是，在实际交往中也更常用到的是一个人的“交际能力”。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提出来的。海姆斯提出的交际能力最终可以被概括为一个人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和对语言的操控能力。这种能力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1.言语的语法性，是指言语在形式上是否，或者在什么程度上，是正确的。这主要考察的是言语的形式。2.言语的可接受性，是指言语是否，或者在什么程度上，能够被人们接受。这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的。3.言语的得体性，是指言语是否，或者在什么程度上，是得体的。这是从文化角度来分析的。4.言语的实际操作性，是指言语虽然符合前三个标准，但在实际应用上，本族语使用者是否，或者在什么程度上，运用这种言语。这主要是从概率的角度来理解。［4］海姆斯提出的交际能力理论为人们研究语言，特别是为社会语言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它的意义更体现在外语教学中。在外语教学中，老师们应该谨记，一个人的交际能力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知识和技能体系，不仅包含语言知识、社会知识、文化知识、文体知识，还包含更高层次的认知能力、情感因素和其他知识。因此，外语教学的目标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语言知识的传授，还要注重其他各方面知识的培养与传授。它的核心内容是“用语言去学习”和“学会使用语言”，而不是单纯的“学语言”，更不是“学习关于语言的知识”。因此，在语言教学中，学习者在多数情况下都处于某种“交流”、“交往”和“交际”的情境中，教师可以帮助学习者运用多种具体的行为去获得外语知识，并在实践中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教师应该把学习者语言学习的重点放在交际能力上，而不是言语本身。因此，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应该直接地、积极地参与到与他人的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中来。

（四）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的精髓是强调学习者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对于知识构建的自身努力。建构主义理论根植于皮亚杰、维果茨基以及杜威的研究。

关于建构主义没有一种单一的解释或定论。在建构主义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分支理论，例如：心理建构主义、社会建构理论和社会学建构主义。尽管几种分支的建构主义理论对建构主义的诠释不尽相同，也有各自不同的立足点和偏重点，但是，倡导者们都一致认为学生应该处于教学过程的中心位置。因此，老师应该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发挥学生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在积极地对所学知识进行主动构建。建构主义理论推崇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环境，激发学习者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动机，鼓励学生主动参与教学内容的决策，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并引导学生的批判思维，让学习者学会主动思考，积极构建知识体系。

（五）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强调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社会学习理论是由班杜拉提出的，他认为学习者的学习是在环境、学习者和认知行为三个要素的互动下进行的，三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5］班杜拉称之为三元交叉决定论（Reciprocal determinism）。该理论主张学习者的学习是在自然的情境下进行的，学习者应该与学习环境充分互动，以达到良好的学习目标。

三、结语

小组互评是合作学习理论的实际体现，也是突破固有教学模式的有益探索。学生在小组内按要求评价同伴的作文，使他们在头脑中深化并加强了标准作文的规范，为后面的技能提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学生们在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同时也加深了自己对知识的理解。合作学习是解决当前教学困境的途径之一。

［

参考文献］

［1］Woolfolk，Anita.Educational Psychology［M］.Boston：Allyn and Bacon,2001.

［2］王坦.论合作学习的基本理念［J］.教育研究，2002（2）.

［3］顾成华.合作学习原则指导下的英语写作训练［J］.内江科技，2006（6）.

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范文第4篇

受到经济学和文化学的猛烈冲击,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的论战成为更加重要的学理论争焦点。”②

一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

国际政治的社会学倾向是一直存在的。二战以来,以哈斯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以霍夫曼和阿隆为首的法国学派,以怀特和布尔为代表的英国学派,都反映出从社会角度研究国际关系的努力。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开始出现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转向”。③原因是90年代之前,国际关系学的重心在美国,主要学理营养来自微观经济学,从社会角度研究国际关系的成果没有在美国形成主导学术流派。当时,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理论继承行为主义革命以来的理论发展道路,关注点在于理论的简约和严谨,所以对社会学视角以及较难测量的非物质性概念不予重视,虽然批判学派和后现代学派早已开始侵蚀理性主义的理论大厦,但是,这些理论最多只是处于边缘状态,受到注意,甚至得到借鉴,但却无法进入主流。冷战的结束为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面对冷战的结束这一重大国际关系事件,没有表现出理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米尔斯海默的《退向未来》是冷战结束后现实主义最大胆的宣言,但也只是预测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国际关系会回归现实主义描述的状态。①不过,这个未来似乎比较遥远。自由主义的学者似乎开始注意非理性主义范畴内的概念,虽然对于他们来说观念因素仍然是一个与物质因素并列的变量,但转而注重观念的作用已经得到明确的显现。②此后,社会建构主义的温和形式或曰常规建构主义终于跻身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行列,并且成为时下西方最具活力的理论流派。③于是,出现了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之说。

所谓转向,大致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观念和物质的关系问题。理性主义理论更多地强调物质因素,比如新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结构就被明确地定义为国际体系中主要国家物质实力的分布。④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强调的是观念的重要作用。建构主义将国际关系的世界分为两个层面: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物质层面的存在是基本的条件,没有物质层面的存在,也就没有研究对象的存在。但是,建构主义更加强调物质层面的存在怎样产生意义、怎样形成观念,这就进入了第二个层面,也就是理念的层面。物质存在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只有在人赋予其意义的时候,它才产生了意义。观念是社会现象,只有在人类社会中才存在有意义的观念和观念结构。⑤所以,对“那在(outthere)”的承认和对机械那在意义的否认就成为常规建构主义的特征之一,也是社会学转向中的第一表现。

第二,社会实践的重要性。既然物质存在的意义取决于人,那么,人是怎样赋予物质存在意义的呢?答案是社会实践,也就是主体间的互动。作为行动者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实践活动使客观存在的物质性因素产生了意义。美国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极端关注是因为这两个行动者之间的社会性互动确定了它们相对于对方的基本身份,这种相互敌对身份不仅使武器问题如此敏感,也使其他任何问题,包括双方的意图这类非物质性问题,都易于成为敏感问题。社会事实或社会互动建构起来的观念事实,如无政府性,其本身是会具有多种意义的,哪种意义产生作用,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的社会实践活动。强调社会实践产生社会意义,建构身份关系,模塑行为体利益,这是社会学转向的第二表现。

第三,文化的重要意义。文化涉及行动者对于他们自己、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或世界所持有的共同的知识,也就是共有观念。共有观念产生于行动者的私有观念,即行动者在相互实践活动之前独自持有的观念。私有观念的互动会形成共有观念,一旦共有观念形成,就不能再还原到私有观念。这种不能还原至私有观念的共有观念就是文化,比如国际规范和伦理。奴隶制、种族隔离甚至战争,这些曾经被视为正常合理甚至光荣的东西,现在或是被摒弃,或是被削弱。温特的三种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就是三种他所认为的国际政治的基本文化模式,由国际社会中行动者的相互行动所造就,成为共有观念之后,反过来塑造行动者的身份,并通过身份政治(politicsofidentity,也可用“认同政治”)影响其利益和行为。⑥

这些发展的先导实际上还是人随着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而发生的理念的转变,亦即哲学层面的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转变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表现,从根本上说是主体的存在这一本体论问题。从启蒙运动开始西方逐渐建立了主体性哲学体系,笛卡尔的先验自我(我思故我在)、康德的精神活动的主体性(人为自然立法)、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都是主体性哲学的重要表述。主体性哲学的本质是理性,理性的核心是对人的主体作用的肯定,表现是现代性。但是,这种肯定是在主客二元对立前提下的主体论,主体性体现在主体对客体的构造与征服关系上面。这种存在是主体的孤独存在,是对立于客体的存在。哲学的主体论转向强调了主体间性,强调了主体的存在是诸多主体之间的共存,体现在主体间相互活动之中。孤独存在变为社会存在,征服关系变为交往关系。①行动者之间的共同存在和相互交往是社会的根本特征,行动者在社会中的互动必然产生共有观念,亦即文化。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也正是表现了这样的理念。从更广泛的学术角度来看,新史学的式微、新经济学和经济伦理学的发展多有异曲同工之义。

二社会学转向中的文化问题

国际关系学的社会学转向具有重要的文化内涵,所以社会学转向的内在动力是文化的回归。虽然爱德华·泰勒对文化的定义仍然具有影响力,但其“最复杂的整体”这一文化概念几乎具有无所不包的内涵,②所以格尔茨较狭义的定义在文化回归的今天似乎更有实际的意义。格尔茨认为,文化是“从历史上留传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之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③根据这一定义,文化是人群的共有的意义系统,是人自己编织的意义网络,是人所创造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精神。它具有历史性、系统性和主体间性。对人的身份认同、利益认识因而也对人的行为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与温特定义的观念结构/文化—共同和集体知识—基本上是相似的。④如果将世界看做社会性存在,将国际关系和跨国关系视为社会关系,那么,文化研究必然成为世界政治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如果将世界政治行为体行为,尤其是战争/冲突与和平/合作行为,作为世界政治研究的核心议程,那么,文化作为群体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抽象和实际行为的方式、标准化的认知取向、对行为进行规范性调控的机制,⑤也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世界政治学需要文化理论。

冷战后国际政治领域关于文化的主流研究主要表现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文化冲突说,典型的代表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强调文明/文化的差异必然导致冲突。⑥但是,文明冲突论实际上并非文化研究,也不是从社会角度观察国际政治问题。虽然他承认文明的多样性和西方文明的非普世性,但他只不过是以文明的概念替代了意识形态的概念,以文明的单位替代了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单位。在文明冲突理论之中,文化只是一种物化的存在:有中心,有边界。在这种意义上,文明只不过是国家形态的变异。文明的界限换去国家的界限,界限分明的文明之间注定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在这种所谓的文化研究中,被忘却的恰恰是文化研究的核心——人。人完全被淹没在文明的大海里,人的能动作用不复存在,文明冲突的宿命性导致了人的失能甚至消失。对文化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人的研究,失去了人,也就无所谓文化或文明。进而,亨廷顿明显的主客二分的思维(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对抗)是典型的主体性本体论,从根本上忽略了文化研究的主体间性这一核心内容。亨廷顿所犯的是格尔茨所讨论的一种文化研究的谬误:“把文化想像成是一种独立自足的、有着自身的力量和目的的‘超有机体’的实在,即将文化实体化。”⑦尽管他的文明冲突论反映了冷战后世界政治中的重要现象,但是,他的理论不是文化理论。

第二类是社会建构主义。这是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的主流。无论是主流建构主义,还是后现代建构主义,都强调了社会实践性和观念的共有意义。不过,西方学者所说的社会学转向主要是指常规建构主义理论。常规建构主义在反思主义本体论和理性主义认识论之间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并沿着这一中间道路迅速发展,形成了以温特为理论代表,以卡赞斯坦、芬尼莫尔、江忆恩等一批学者为结合理论进行实证研究的建构主义研究群,遍布美国主要高校,研究内容主要是国际政治中的文化形态,研究方法也仍然是以经验方式为主。常规建构主义以其中间道路跻身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主流,后现代建构主义仍然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

常规建构主义包含了重要的文化因素,但建构主义理论之所以不能等同于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建构主义依托的是社会学,是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伯格和勒克曼的社会建构说。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是人类的社会组织。正如赛德曼所说的那样,社会学是“局部的研究活动,其概念设计和主题观念都是针对局部而不是整体的社会内容的语言……。”①从这一角度讲,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化理论。尤其是在思考世界政治这一领域的时候,社会学以单一社会或亚社会为研究中心的局限就越发明显。第二,如果在世界政治领域使用文化的概念,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内容:法律、规范、机制、制度、信念、意识形态等具体文化形态。②到目前为止,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集中在机制研究和规范研究上面。

机制研究更多的是理性主义学者的贡献,所以对机制的讨论也更多地是从新功利主义视角而不是从文化视角对国际机制进行工具性分析。③建构主义的经验性研究成果则主要集中在国际规范对国家身份和利益形成的作用方面,亦即对文化功能的研究。④第三,由于前两个原因,建构主义还没有意识到要将世界政治文化范畴的内容进行统合性理论研究并使之理论化,成为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范式。虽然近几年来建构主义对于具体文化形态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广阔,研究的问题越来越深刻,研究的方法也越来越严谨,但是,世界政治领域的建构主义距离以整体主义方法论对世界文化进行系统性的理论集成依然遥远。要建立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则需要超越建构主义。

从1992年温特的论文《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论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发表以来,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思想交锋日趋激烈,到了1999年卡赞斯坦、基欧汉和克莱斯纳主编的论文集问世和温特理论著作的出版,建构主义如日中天,建构主义研究成果不计其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建构主义已经融入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的行列,温特为其著作取名《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以对抗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名著《国际政治理论》,这一目标在国际政治学理领域已经基本实现。但在同时,建构主义思想锋刃的锐利性却开始出现逐渐钝化的迹象,更多的常规科学研究深挖细寻常规建构主义的各种理论命题,开始一一论证,这无疑是科学发展的需要,但同时,思想锐气减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常规建构主义理论中文化营养的不足。因此,我希望结合对温特常规建构主义理论的批判和超越,提出建立世界政治文化理论的几点思考。

三建立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

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至少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文化的形成。文化理论不能等同于社会理论,行动者之间的交往可以有社会性而没有文化内涵,比如温特所举的西班牙人和克兹特人的初次相遇就是一例。⑤从社会行动到文化行动之间的过程就是文化形成的过程,也就是从私有观念到共有观念的发展过程。

第二,促进文化形成的动力,亦即下面要讨论的文化力。这是文化理论的动力部分,是文化理论的核心,缺此则无文化可言。第三,文化的功能,即文化对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行为的影响。目前,大部分涉及国际关系的文化研究采用的是文化功能主义模式,即首先理清文化中的基本特征,然后讨论这些基本特征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文化功能模式是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至多是文化理论的一个方面。

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世界政治文化理论体系,要建立这样的理论体系也绝非易事。关于文化功能已经有许多阐述,所以我在这里只希望根据以上预设的文化理论框架中的前两个问题提出三个重点考虑的概念,即:文化结构、文化单位和文化力。我的基本假定是:文化的形成势必包含文化结构和文化单位这两个因素,文化单位之间的互动通过文化力的推进形成文化结构和改变文化结构,文化结构通过文化力的作用影响文化环境中的行动者。

1.文化结构

这里包含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世界这个大的空间概念中是否存在一个体系层面的主导文化结构呢?

温特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所设定的霍布斯、洛克和康德文化都是世界体系层次的理想类型主导文化,并且预设了一种进化式的发展过程,即从霍布斯文化发展到洛克文化,最后达到康德文化。他还逐步走向了一种单向建构关系,即国际体系的主导文化结构塑造了国家的身份,确定了国家的角色,因而也就界定了国家的利益。①如果要建立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前提是存在世界空间范畴的文化结构。所以,世界政治文化理论假定存在世界体系层次的文化结构是合理的。

其二,假定存在体系层面的主导文化结构,那么单位文化结构也是同时存在的。进而,如果承认国家是世界体系的基本和主导单位,国家作为世界政治的主导行为体,其身份是自身文化结构建构的还是世界体系文化建构的?温特的建构主义体系理论强调后者,江忆恩的战略文化理论强调前者。②显然各有道理。但如果体系文化结构和单位文化结构都会发生作用,什么条件促使前者或后者发生作用就成为需要梳理清楚的问题。

其三,如果我们承认两种文化结构是共同存在的,那么体系文化结构与单位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单位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常规建构主义理论虽然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但却没有解释这一问题,似乎也没有考虑过这一问题。可以设想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关系,整体的存在不是个体的消亡,个体是整体的部分和缩约。也可以采取本体论平等的概念对不同单位文化结构加以诠释。但是,建构主义的世界主导文化结构显然不是如此。建构主义设定国家层面的观念是私有观念,国际体系层面的观念是共有观念,这在以国际体系为分析层次的研究设计中无可厚非,但需要澄清的是世界性共有观念与世界文化单位的共有观念这两种观念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所以,文化结构是文化理论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科尔曼在对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有过一个观点,即,社会科学各分支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之间的联系十分薄弱,未能解决微观到宏观或宏观到微观的转变问题。③这可以被称为缺失的中观理论。如果要建立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中观理论作为沟通宏观和微观的渠道显然不能缺失。

2.文化单位

如果存在主导性体系文化,什么是世界政治的文化的基本单位?国际关系学界在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这一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罗斯诺总结说这是国家中心论和多元单位论之争。④新现实主义坚持国家是国际政治的研究单位,跨国主义理论和各种新自由主义理论则将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在研究重点之内。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不是文化理论,但却提出了一个不同于现实主义和跨国主义的文化单位:文明(儒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所以,我们有着多种可能的文化单位,包括:次国家行为体、国家、跨国行为体、文明。

到目前为止,主流体系理论都将国家定为研究单位。常规建构主义在建构其自身的体系理论大厦过程中,终于回归到国家,将国家确定为中心行动者及观念体系的主导行动者。如果仅仅希望研究单向的国际体系结构(无论是文化的还是物质的)对国家的影响,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解体之前,这样预设的确是最简约的方式。但如果将国家定为世界文化的基本单位,则排斥了其他文化单位,而在某些条件下,正是这些其他文化单位,比如非政府组织和超国家组织,在建构世界文化体系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如果采用多元文化单位的方式,又怎样进行理论建构、达到理论所要求的简约和严谨呢?这是一个两难境地,但却是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无法回避的问题。

3.文化力

文化力涉及世界政治的文化内容,私有观念是否能够上升到共有观念,主要取决于文化力。从现在的研究来看,普遍道德、国际制度、国际规范、战略文化以及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等等都可以作为世界政治文化研究的内容。这些内容是如何成为共识的?必然有某种力量的推进。在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中,我们可以将文化力定义为:使某些私有知识成为共有知识,成为世界主导文化的基本内容,形成世界文化的结构框架,并推动主导文化传播和扩散的力量。所以,文化力研究是文化理论的核心。

什么构成了文化力?有人说是权力。权力又有软硬之分:硬权力是强制性权力,它可以帮助推进文化观念,如二战后日本的“刺刀下的民主”。软权力根据奈的定义是同化性权力,国家具有的让其他国家心甘情愿地去做自己希望它做的事情。奈定义的软权力是靠对其他行为体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产生作用的。软权力也可以推进文化的传播,如现在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自由贸易制度。但是如果将软权力定义为对其他行为体价值观念的影响,那么并非只有国家才可以垄断这种权力。①

国际政治领域的建构主义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

虽然他们没有称其为文化力,但是根据他们对其功能的表述,应该是类似的动力因素。温特提出了一种元理论陈述,认为微观层面上的私有知识可以通过行动者的社会性互动,依据各种不同的路径,形成宏观层面上的共有知识,亦即文化。由于存在多种路径,微观层面上的知识可能产生多种形态的宏观层面共识,并且一旦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则不能再行还原为原来的私有知识,于是便形成了宏观层面上的观念结构(文化)。②温特从元理论角度解释了文化力问题,将这一动力的源泉定位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但是他没有说明为什么在存在多种路径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使私有观念通过某种路径而没有通过另外的路径,是什么力量使私有观念成为体系层面的某一种共识而没有成为另外一种共识。费尼莫尔和斯克金柯提出了一种经验理论层面的陈述。她们在讨论国际规范形成的时候,借用了一个规范的“生命周期”的说法,认为国际规范的形成要经过一个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有着三个阶段:兴起阶段、普及阶段、内化阶段。规范兴起阶段主要靠规范倡导者的宣传鼓动和规范倡导机构的促进并得到国家的支持,将规范推至临界点;规范普及阶段主要是广大行动者对规范的接受,一旦规范超越了临界点,就会迅速扩展;规范内化阶段是行动者对规范的内化,使之成为自我身份和认同的一部分。③费尼莫尔和斯克金柯虽然讨论的是规范形成的动力,但由于规范是文化的一种形态,所以,也可以看做对文化力的一种解释。

她们的解释是可以操作的,但是,对规范动力的阐述只是在第一阶段最为突出。在第二阶段,则更像是一种通常的社会化过程(效仿)和无理智从众心理(随潮流)相结合的结果。而在第三阶段,则被描述成一种似为必然的惯性。所以,这一生命周期在后两个阶段越来越失去了活力。并且,如果说文化的推进在于对成功行动者文化的模仿,那么为什么历史上入主中国的少数民族虽然成为中国的统治者,而自己却被中华文化所同化?④文化力的研究是文化理论的关键。问题很多,比如,文化只有靠权力才能推进吗?文化力与权力是什么关系?再如,什么力量使微观层面上的观念通过某些畅通路径成为宏观层面上的文化结构?又是什么力量(可称之为文化阻力或反向文化力)阻断了微观层面观念的上升?什么力量改变了原有的文化结构,使其核心观念分崩离析?又如,文化力是国家的垄断物吗?现在世界上的许多得以广泛接受的观念,有些是国际组织,有些是由非政府力量,有些则是个人首先提出和倡导的,在其提出和倡导之时,既无硬权力强行推进,也无软权力诱惑引导,更不是国家首先发起,而最后终于修成正果,成为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其推动力到底在何处?如果文化力不等同于国家权力,那么国家是否应该是世界政治文化理论的惟一基本单位呢?个人在世界政治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又是什么?

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英国学派;建构主义;比较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际关系理论新一轮的论争中，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社会学的转向，以芝加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异军突起，成为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足鼎立的理论范式。①当人们仔细探究建构主义的理论，或者说这些建构主义学者在阐述他们的思想缘起时，几乎不自觉地把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尤其是布尔的思想联系起来，有些建构主义学者甚至声称布尔应该是他们时代之前的建构主义学者。蒂莫西·邓恩(TimothyDunne)指出英国学派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先驱。②温特在对国际关系理论定位的图谱中，明确把英国学派和自己创立的“关于国际体系的建构主义理论”都划归到整体主义和理念主义的象限内，而且在他看来位于这个位置的理论可以统称为“建构主义”。③那么，英国学派与温特创建的温和建构主义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是简单的历史继承，还是有所发展，本文拟对此做一比较分析。

一　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的一致性

1.本体论上的“理念主义”与“弱式物质主义”

首先，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都认为国际社会的本质是观念而非物质的。英国学派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结构是观念的，这从英国学派对其核心概念“国际社会”(或国家的体系)的界定中可以看出。英国学派最早提出“国际社会”概念的曼宁教授认为，国际社会不是一种经验的存在物，而是一种观念的实体。④怀特使用的是“国家的体系”概念，他强调国家之间有可能因为共同的文化纽带而彼此承认，并认同于它们所组成的整体，这与美国学者用的“国际体系论”———强调机械互动论，属于纯粹的物质层次而忽略了文化因素不同。⑤布尔的“国际社会”概念对前两者有继承、借鉴，同时也有具体修正。布尔认为，“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共同利益的认同，共同国际规则的认同以及行之有效的国际制度构成了国际社会的核心。这些规则、认同与制度本身是观念性的形态，构成了英国学派明显的理念主义本体论。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同样也坚持理念主义本体论。建构主义否定了纯粹的物质主义，重视共有观念的作用。温特承认物质性因素的客观存在，但强调客观性的物质因素只有通过行为体的共有观念才能产生影响行为的意义，才具有实质内容。建构主义的理念主义本体论集中体现在温特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定义中。温特批判了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结构是物质能力分配的定义，提出国际体系结构最根本的因素是观念的分配，即共有知识或共有文化，共有知识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行为体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温特由此进一步把国际体系结构概化为国际政治文化。②

尽管二者使用的概念有差异，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是“国际社会”，温特的建构主义强调的是“国际政治文化”，但都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本质是观念的，本体论上的理念主义是他们的共同点。

其次，温特尽管一再声称任何建构主义都应该坚持理念主义本体论，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成为一个激进的理念主义者，因为他相信存在某些物质性因素限制了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社会现象。根据温特的观点，这些限制主要来源是人性，这也就是温特提出的“弱式物质主义”的人性理论。温特认为人类存在五种基本的物质需要:生理需要、本体需要、社会交往需要(soci ation)、自我尊重需要以及超越需要。③温特的思想非常接近哈特(H.L.A.Hart)的“自然法的最小内容”思想，而后者成为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中阐述的世界政治理论的基础。④对于布尔来说，人类社会都是通过其规范，以满足最低程度的基本需要。这些需要包括个人的物质生存和稳定的社会关系，特别是财产权稳定以及遵守承诺。即使温特的第四、第五需要(自尊和超越)超越了哈特和布尔的“最小关心”，二者的相似性也还是明显的。他们的社会理论都是建立在自下而上的关于人性的前提假设之上。在国家层次上，温特提出了生存、独立、经济财富以及集体自尊是客观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限制了一个国家对外政策行为。⑤相应的，布尔也认为，从任何特定国家观点来看，它都希望通过参与国际社会获得其对外独立权威的承认，特别是对其居民和领土的管辖。⑥

2.行为主体上的国家中心论

布尔的无政府社会实际上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国家社会也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和重要分析单位。根据布尔的观点，国际关系存在的前提是国家的存在，现代国家起始于欧洲，是拥有政府、主权以及具有一定数量人口的独立政治共同体，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独立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分歧，它们都被团结在一种信念之下，即认为它们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和权利与义务的主要承受者。⑦布尔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英国学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论点。温特创建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也坚持“国家中心论”。温特认为，“国家是一种政治权威结构，具有合法使用有组织的暴力的垄断权，因此，要考虑国际政治中控制暴力的时候，最终要控制的正是国家……国家是研究全球范围内控制暴力的首要分析单位。”⑧由于国家对有组织暴力合法控制的独特功能，温特最后得出，“国家是最主要的中介体，通过这个中介体，其他行为体对于控制暴力的影响得以输入世界体系。”⑨另外，从理论创建的角度看，由于温特是要发展一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而不是全球体系的社会学，因此对于他来说不可避免地要把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

总之，温特和英国学派都相信人类社会按照国家划分是有益的，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怎样提高国家间和平的预期、怎样合法使用有组织暴力以及在无政府状态下如何共存?

3.结构———能动者关系

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国家是由国际社会建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建构，温特本人也承认国家存在国内社会的建构。温特理论的真正含义是，国家的某些特征是由现存国际体系的某些特征建构的。特别是，国家是否承认相对于对方自己是敌人、对手和朋友，是由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建构的。相对来说，英国学派的学者在强调国际社会的制度的弹性(resilient)程度足够大，以致可以使新的国家社会化时，也注意到国际社会对国家的影响。①

如上所述，英国学派理解的国际社会是由国家组成的社会，主要关注的是国际社会对国家属性和国家行为的影响。因此，英国学派就其本体论取向看，“他们明确拥护整体论，把影响国家行为和国家属性的‘国际社会’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②布尔强调国际规范不仅可以在国际政治中产生约束作用，而且可以产生构成作用。对布尔来说，“国际制度———从国际法到权力平衡———的首要角色就是认同和维护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的合法行为体，并强调国际社会作为世界政治的最高层次的规范性原则”。③从布尔的研究路径也可看出国际社会学派的整体论取向。温特的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具有明显整体论特征。在温特构建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中，他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假定，承认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导行为体，国际体系结构，或者说国际体系文化不仅可以制约国家的行为，而且可以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其主要工作议程是研究体系层次上的国际政治文化对单位层次上国家的建构作用，体现了建构主义的整体论观。④

二　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的分歧

对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目前的研究更多地强调二者的一致性一面，对两者的分歧相对没有引起更多关注。笔者认为，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的分歧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可以值得关注。

1.价值取向上:欧洲中心主义与价值中立

英国学派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而建构主义基本上保持价值中立。英国学派的基本价值涉及诸如秩序———社会秩序、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正义———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国家主权和人类的权利等等。尽管有些价值由于已经内化为国际社会共有知识，如主权原则，今天已经难以辨认出其价值取向，但仍然摆脱不了其西方中心论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玛莎·费丽莫认为，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内容来自于西欧民主制度的自由原则，伴随着西方的扩张，这些原则逐渐国际化。⑤中国学者王逸舟也认为，英国学派比西方国际政治学内的任何其他学派都明确凸现了“欧洲中心主义”或“白人中心主义”的思想色彩。哈里·哈丁教授认为，“就其源头，欧洲各国组成的‘社会’，是一种(西方的)基督教君主制成员的俱乐部，它最早出现的形态是针对穆斯林的、‘异教徒’土耳其的”。巴瑞·布赞也指出:“今天的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个‘混血儿’。它部分产生于文化同质的国际社会，这种社会是由现代欧洲发展、在其全盛时期向外扩张形成的;它还部分反映出同一体系下的不同文化在高度的互动过程中相互碰撞的功能性过程。”⑥

与英国学派相比，建构主义的价值取向不明显，基本保持价值中立。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尽管把国际政治文化概化为霍布斯、洛克和康德文化，但这些文化的区分基本上不是从意识形态、宗教或者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出发的，而是从行为体主要是国家之间的角色身份出发进行划分的，即相互视为敌人的霍布斯文化、相互视为对手的洛克文化、相互视为朋友的康德文化。国际政治文化的演进是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再到康德文化，目前国际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是洛克文化。如前所述，这些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是国家在互动过程中造就的，关键取决于国家之间的互动行为，与国家的类型、属性、尤其是价值观没有必然联系。建构主义国际政治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分配、是共有知识，而不是观念和知识本身。这里明显体现了建构主义价值中立的思想。

2.研究方法上:古典方法与科学方法

布尔认为国际理论是一种古典方法(classical)的运用，而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运用的是科学方法。布尔把“古典”方法概括为“起源于哲学、历史和法律，具有明显依靠运用判断的特征”。①在国际关系传统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争论中，布尔明显站在传统主义的一边。他拒绝承认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价值中立的、可以运用一些模式和假定进行检验的科学，反对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而温特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原则，强调可以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提出能够证伪的科学假设，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客观知识。

作为古典方法的具体应用，历史分析方法是英国学派的特色。布尔对历史的关注构成了他国际社会独特性观念的一部分。除了特殊例外，详细的历史分析并非当代建构主义学派的主要方面。而布尔认为国际社会必须进行历史研究。如果国家和其他行为者的身份和利益是通过历史互动过程构成的，那么就可以通过持续的、详细的历史研究来说明。

布尔也承认抽象的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但无论怎样抽象，国际关系都必须置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正是这样的文化和历史塑造了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意识、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的目标观念。②根据阿尔德森和胡塞尔的观点，布尔强调国际政治古典理论重要性的原因在于，抽象的理论分析，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不能脱离它赖以产生的历史环境，“历史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同伴，不仅因为它提供经验概括需要检验的案例，而且理论本身也有历史，理解理论家的历史位置，对于对它的批评很重要。”③布尔对国际社会的历史观反映了他的以下意识:当代问题并非孤立的，目前的国际体系诞生于欧洲的国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涉及战争与和平问题、无政府和共同体问题、法律和道德问题。

温特创立的建构主义理论运用的是科学方法。温特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原则，强调可以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提出能够证伪的科学假设，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客观知识。尽管温特本人在建立理论体系时并没有进行大量的实证分析，但他坚持科学研究是可行的。如果说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是从“反思主义”阵营里“脱颖而出”的，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超越于反思学派，认为人本身可以和认识自然界一样，认识人处于其中的社会世界，和认识自然界一样，科学的方法同样也可以有助于人类社会解释、预测社会世界的发展规律。对于国际政治理论工作来说，就是认识国际体系发生、演变规律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国家的行为规则。

正是坚持了这样的认识论、方法论原则，温特建构了自己的不同于肯尼思·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即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他把无政府状态概化为由国际社会主要国家之间观念分配构成的国际政治文化，把单一性的国家作为分析范畴，通过大量理论演绎，主要是社会学方法的借鉴，得出的结论是国际政治文化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而根据国家身份和利益确定的国家政策行为又可以建构无政府的国际政治文化，并且推动国际政治文化在体系层面的演变。在温特的理论体系里，几个关键变量———体系层次的国际政治文化、单位层次的国家身份、利益、政策是清楚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明确的，体现了科学方法的明显特征。当然，在温特的理论分析中，历史分析方法基本缺失。

由于对历史方法的偏好，英国学派学者对他们研究主题的历史领域方面非常有兴趣，并且积累了大量的关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功能和演化的各种知识。这与温特关于国际政治文化演变的非历史理论形成鲜明对照。例如，他们并不进行类似于温特所做的国家之间从无政府状态下第一次遭遇的情形开始进行理论的实验，相反，他们更注意考察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下的现代国家体系的历史起源，同时也注意不同于现代国家体系的其他国家体系的特征。布尔在讨论现代国家体系中国际法的地位就是一个好的例证。④另一个案例是，所有国家体系，包括在欧洲起源的现代国家体系，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性，布尔在对国际秩序进行理论化研究时就注意到这点。但是，温特在讨论霍布斯文化的敌人、洛克文化的对手以及康德文化下的朋友时，忽略了这点。他认为国家之间的互动，按照“符号互动论”的逻辑，好像双方在权力上完全平等，好像不平等的权力分配不会影响国际体系的演化过程。而在这方面，英国学派的亚当·沃森就非常关注权力的不平等性。他通过考察大量历史材料，竭力得出国家体系演化的结论。①

3.国际体系的演变:从合作如何成为可能到如何解释合作

温特在其《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七章讨论了国家之间如何进行合作导致了集体身份的形成，从而导致国际体系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的演进。温特提出了四个主变量作为集体身份形成的机制: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但在英国学派的著作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比较系统的理论努力研究国际体系的政治文化演变，苏格拉米(HidemiSuganami)提出了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对于温特来说，国际政治文化的演变是个重要问题，因为他的初始假定“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第一次遇到必将导致霍布斯文化产生”，然后必须解释国际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享有洛克文化并且包含有康德文化的影子。因此，“在无政府状态下合作怎样才是可能”成为温特的重要问题。但是，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可能性并不是英国学派学者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假定是: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也存在相当大程度的合作。②他们的目标在于怎样解释这一现象。③二者差异的背后实际上隐含了英美学者对无政府状态本质认知的差异。美国学者多数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混乱的根源，是灾难、无序的祸首;但在英国学派看来，缺少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意味着无序或者混乱。因此，英国学派的学者并不热衷于研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如何开始的问题。

第二，英国学派尽管承认合作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关系的特征，但他们似乎更关心如何保持现有体系的稳定性，特别是他们更热衷于讨论在威斯特伐利亚制度框架下保持秩序的程度，而不是把现有的体系向更高层次的秩序和正义推进。洛克文化向霍布斯文化倒退似乎比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化更能够引起英国学派的注意。④

第三，英国学派总体上趋向于对特定地区国家关系的演变不感兴趣。但是，正如温特承认的，康德文化正在或者说有可能出现在某些核心国家，而不是在全球。由于英国学派更关心的是结构、功能和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的历史，而不是其分支，因此，他们不注意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转变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这不是全球，而是局部的现象。

4.对权力和均势原则的不同态度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结构主要是观念结构，物质性权力只有通过观念才具有意义。英国学派包含了理念主义的本体论，但同时权力和权力政治也构成了布尔理论的核心。这也构成了布尔理论的内在紧张和矛盾性一面:物质性权力和共有的观念同时在布尔理论中得到强调。特别难以费解的是，布尔把均势和战争作为其确保国际规则运行的国际制度的一部分，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布尔尤其反对集体安全的理论与实践，认为集体安全与均势原则相抵触。这与建构主义提出的康德文化中存在的集体安全制度明显不同。

通过以上的比较认为，建构主义是英国学派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逻辑发展。建构主义是在美国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论争中成长起来的，特别是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争论中脱颖而出，英国学派的理论营养的确为建构主义所吸取，而正是建构主义在美国的崛起使英国学派焕发出新的活力。